世界史所邀请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教授作学术讲座

　　2021年9月23日上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之邀，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教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执中楼丘明厅作学术讲座，题目为“盛极而衰：一战后日本帝国走向覆亡原因再考”。本次讲座由世界史所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一带一路”史研究室、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由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主任张跃斌研究员主持。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罗文东研究员出席讲座并致辞，对杨栋梁教授莅临世界历史研究所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表示期待和高校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研究员与张经纬研究员出席讲座并作点评发言。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和“一带一路”史研究室的全体成员，所内其他研究室的多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的多名学生参加了讲座。

　　在此次讲座中，杨栋梁教授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历史，深入解析了该时期日本逐渐走向衰落的原因。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背景。其一，以往的大国兴衰研究，重点在“兴”上，而关于“衰亡”的研究比较薄弱。其二，新世纪以来，随着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出现和发展，历史研究的“主干问题”有所冲淡，但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其三，杨栋梁教授本人近些年重点研究一战后的日本，有较长时间的积淀。其四，岩波书店的《日本的历史》多卷本在国内翻译出版，引发了一些争议，需要对此有所回应。

　　杨教授指出，一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政治方面，日本真正进入议会政治时代；经济方面，日本完成了从负债国到债权国的转变，名义上GNP增加了3倍（实际GNP增加了42%）；军事方面，日本成为世界上三大军事强国之一；外交方面，日本就任“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成为五大国之一。可以说，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与国际地位同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然而，一战后的日本面临着新的选择，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关于历史转折期，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政党政治、法西斯等方面，而关于日本国情的综合研究尚不充分。大致说来，一战和二战期间成为动荡之源。政治上，政党政治的持续与“宪政常道”的确立，致使日本各政党以权力斗争为中心，不再关心民生问题；经济上，日本接连出现四次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降至2%以下，中小企业与普通民众蒙受巨大损失；外交上，美国逐步压制日本，英国与日本若即若离，苏联与日本不睦已久，日本在满蒙的殖民统治受到挑战。概言之，日本各阶层的不满情绪日益集聚，几乎一致地认为日本迫切需要再次进行“维新”、“改造”，即全面的改革。

　　杨教授强调，虽然日本国内普遍认为需要进行改革，但各方政治势力对改革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提出的破局之策相互撕裂。曾发动大正民主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势力继续呼吁日本走宪政的道路，并进一步学习欧美的政治体制。然而，随着“宪政常道”的确立，该势力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包括日本共产党与若干无产阶级政党在内的左翼势力，主张推翻以天皇制为首的现行政治体制，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新政体。国家主义者，又称皇室中兴主义者，则完全拥护具有较强封建性的旧体制。这些互不相容的改革构想，加剧着日本社会与思想界的分裂态势。

　　杨教授认为，值此之际，以军部为主体，民间右翼与新官僚为辅助的联合势力，通过强调“国体”与“国益”，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第二次国民统合。他们在“维护国体”的名义下，实行白色恐怖的高压统治，大量暗杀具有不同政见的、危害“国体”的政治首脑与社会要人；在“增强国益”的名义下，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让日本民众自认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获得更坚实的民众基础。如此双重手段，不仅导致日本社会的集体“转向”，也使其侵华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杨教授接着进一步诠释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社会出现“转向”的五个标志：在政治方面，以1932年犬养毅首相被刺杀事件为分水岭，日本的政党时代彻底宣告结束，军部开始全面掌握政权；在社会治理方面，一改明治时期具有一定自由度的政策，对社会的管控日益严苛；在经济方面，以1931年为节点，日本经济由市场经济转变为准战时统制经济；在外交方面，日本与英美两国的结盟关系逐渐瓦解，从协调主义外交转变为亚洲门罗主义外交，企图成为东亚盟主，掌控东亚地区；在价值取向方面，日本不再以“脱亚入欧”为目标，转而“以日本为是”，强调日本自身的立场。

　　杨教授最后分享了五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一战至二战之间日本的历史具有启示意义。该时期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转型是逆向的，也是失败的，但透过这一案例，同样可以获得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其二，一战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顶峰，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但是，其对外矛盾、国内关系却空前紧张。这种局面是日本独有的，还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值得思考。其三，日本军部统合国民的历史值得深思。在日本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军部曾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以国体、国家利益等“政治正确”的利器，获得了掌控国家“转向”的主导权。其四，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值得关注。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日本的精英在煽动民众的同时，也被民众的支持所裹挟，从而导致社会出现了集体失智的现象。其五，如何判断近代日本政治制度性质的问题。近代日本究竟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是君主立宪的，或者立宪君主的？关于这个问题，如何说得明白，说得到位，还有很大的研究余地。近代的天皇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其稳定性、效率性、自我调适性的维系与丧失值得深入研究。

　　杨栋梁教授的讲座，视野宏大、深入浅出、内容丰富，传递了大量的学术信息，引发了与会学者的思考和共鸣。讲座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均表示受益匪浅，并与杨教授围绕日本国民统合失控的节点、日本军部的农本主义、殖民地对日本的影响、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近年日本应对经济增长低迷的方案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 郑立菲 供稿、综合处 孙洁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