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与行会团体：控制与利用

　　2021年10月22日上午，美国德堡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应邀为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古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做题为“罗马帝国与行会团体：控制与利用”的学术报告。

　　刘津瑜教授首先介绍“罗马行会” （collegia）和罗马行会的研究情况。从罗马帝国时代的碑铭文献来看，“行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既有职业性行会，也有宗教性行会。在国际学术界，罗马行会研究由来已久，现已形成专门的研究阵地，史料集和线上数据库不断丰富。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和文学史料中的“行会”与铭文、纸草文献中的“行会”相比，呈现出不同图景。罗马法律中存在大量“控制”行会的语言：存留在《学说汇簒》中的罗马最早成文法《十二表法》残篇规定行会不得违反国家法律；一些殖民地和自治市的市政法明确禁止结社；凯撒和奥古斯都曾下令取缔一些所谓“新行会”（collegia nova），以及具有结党营私性质（factiones）的社团。不过，罗马法律保护所谓古已有之的行会（collegia antiqua）和对社会有用（utilitas civitatis，utilitas publica）的行会，如船主行会、建筑行会、木工行会等，并且不限制宗教性社团。罗马行会种类繁多，一人可同时加入几个行会（虽然有法律禁止“一人多会”）。行会有会规和管理人员，入会者须交纳会费，有认捐、定期参加行会活动、恪守行会行为准则的义务，违反会规者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惩戒。现存的会规中大多包括有关会员丧葬的规定。现存罗马行会会规史料大多是以神祇命名的社团，缺乏关于职业行会的会规。帝国时代文献传统中关于罗马行会起源于王政时代的说法恐非事实，反映的可能是共和晚期之后对行会历史的重构和正名。

　　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之外的地中海西部行会最早何时产生的问题，刘津瑜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公元2-3世纪应该是罗马行会发展的高峰。对帝国前4个世纪“行会”铭文的统计数据表明，“行会”这种名称在公元1世纪60、70年代之后才大量出现。这一现象固然可能与罗马人铭文文化当时尚未进入全盛期有关，但更可能是因为直到公元1世纪下半叶，正式的行会还未发展起来。公元79年毁灭的庞贝城提供了相应证据。庞贝城的铭文和涂鸦中没有发现和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直接挂钩的collegia一词，庞贝人捐赠铭文中没有提到行会组织，行会长官、行会庇护人的头衔也均阙如。尽管各类碑铭、竞选标语和墙壁涂鸦中提到大量职业群体，如浆洗工、果蔬贩子、面包师等，但由于缺乏以collegium命名的正式名称、管理者、庇护人等组织要素，难以认定为正式的行会社团。公元65年庞贝人因“角斗场骚乱”事件受到十年内禁止结社的惩罚，塔西佗记载此事时使用了collegia一词，但该词可能指的是“非法结社”，与职业行会无关。

　　罗马帝国政府一方面限制非法社团，另一方面扶植、利用某些“有用的”行会，为帝国城市提供粮食与其他物资运输、面包制作、城市消防和军服生产等公共服务，这些行会的成员享有对部分公役的豁免权。公元2世纪，在图拉真和哈德良皇帝的鼓励下，在后来皇帝的支持下，罗马行会极大发展，成为城市中十分活跃的并拥有相当影响的组织，行会成员常常是公益捐赠的受益者和共餐的参与者，拥有自己的墓地，并且留下了大量的碑铭。但帝国政府、地方上与行会的关系并非总是和谐。相当一部分法律条文和一些铭文表明，非职业人员混入职业行会试图“搭便车”谋取行会成员特权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纠纷和冲突，并招致地方上和帝国政府的警觉和控制。现存的“恩主铜牌”主要集中在3世纪中期左右，这也许是史料存料偏差所导致，但也有可能反映了那个时段冲突升级，因此恩主（作为斡旋者、庇护人）的重要性也相应提升。

　　讲座结束后，与会者围绕罗马行会产生的时间线问题，行会学徒、行会恩主、行会成员的等级，墓志铭书写格式，罗马行会与中世纪、近代行会的异同，帝国晚期的宗教政策对行会的影响，共和国晚期作家对行会起源的溯源动机等问题与刘津瑜教授展开讨论。

　　本次讲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学科建设计划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重点学科2021年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世界历史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胡玉娟研究员主持，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来自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社会各界的100多名学者、学生和史学爱好者参与。

　　（刘乾昊、胡玉娟供稿，刘津瑜审校，陈蓉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