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日上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之邀，北京大学历史系宋成有教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谷城厅作学术讲座，题目为“再议研究中日民间交流的几个视角”。本次讲座由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主任张跃斌研究员主持。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全体成员，俄罗斯中亚史研究室、《世界历史》编辑部的多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系的多名学生参加了讲座。
宋成有教授在讲座中系统梳理了中日民间交流2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的历史，深入阐释了研究中日民间交流史的必要性，透彻分析了当前两国民间交流所处的困境与原因，并为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极富建设性的意见。
宋教授提出，相较于中日官方交流，两国民间的交流起始时间更早，并且绵绵不绝、持续不断。同时，推动民间交流的主体更加广泛，交流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尽管民间交流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受官方关系的影响、需要不断注入新动力、存在波动等，但其对古代日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等影响极其深远。研究中日民间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谓一座亟待开采的学术“富矿”。
宋教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民间交流70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并细致回顾了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阐释了其呈现的多重特点。第一阶段（1952-1972年），虽然中日官方尚未建交，但民间团体与政府高官已积极开展活动，他们积极恢复贸易、促进友好，出现“以民促官”的现象。第二阶段（1972-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官方发表系列声明与协议，切实推动了政治、文化、经贸、投资等四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在此阶段，中日民间的学术交流尤为活跃，不断拓展对话渠道，共同协商解决历史问题。第三阶段（1992-2010年），随着日美军事同盟的升级，中日官方交往呈现冷暖不定的特点。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也致使日本右翼及其主导的新国家主义重新抬头，对中日民间交流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不过，该阶段民间经贸、学术、文化方面的交流整体较为活跃，形成一些稳固的交流平台。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中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交流都步入“多事之秋”。日本官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的通过、《日美联合声明》的发布等，不仅严重影响两国官方关系的稳定，也直接导致民间交流陷入紧张的局面。
宋教授指出当前中日民间关系陷入困境的表现，并重点解析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根据2021年10月由第17届北京·东京论坛进行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日本受访者对华“印象不好”者升至90.9%，中国受访者对日“印象不好”者升至66.1%，两国民众的好感度已然降至冰点。宋教授认为，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钓鱼岛争端、体制差异、安全保障等要素对国民观感产生影响；其二，日本社会“受害者意识”与“帝国情结”不断扩散，加之右翼势力对侵略行为的美化，导致中日民间的历史认知背道而驰；其三，日本媒体的抹黑报道与部分中国赴日游客的不良行为，也直接影响两国之间的好感度。此外，新冠疫情无疑也是影响近年来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客观因素。
宋教授还强调进一步加强中日民间交流研究十分必要。他提出，一方面，要深入开展战后中日民间关系70年历史的研究，从演进过程、发展特点、传承性与变异性等问题入手，进行充分的梳理与阐释；另一方面，要细化对日本民间社会的研究，如日本社会生活运行的规则、亲华与反华团体的活动与影响、不同年龄层的对华观等等，都亟需开展切实的理论与调查研究。
宋教授的讲座，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融历史与现实于一炉，传递了大量的学术信息，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极富启发意义。在讲座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均表示受益匪浅，并与宋教授就近年来中日民间交流的热点问题、中日民间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加强中日民间交流的举措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 郑立菲 供稿，综合处 陈蓉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