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张新刚教授应邀在世界历史所作学术报告

　　2024年7月5日，应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张新刚教授作了题为《“少数人统治”与古希腊城邦秩序演变》的学术报告。世界史所副所长刘健研究员、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和欧洲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的部分研究生、本科生同学参加了报告会。 

　　张新刚教授首先梳理了19世纪末以来西方与中国学界关于古希腊寡头政体研究的学术史，指出寡头制研究实为希腊古典时代政治史领域的严重薄弱环节。这一现象与相关史料薄弱的客观事实关系密切，但当代学者们仍应对这一在古希腊政治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政体加以关注，并不断尝试进行原创性研究。张新刚教授认为，寡头制的概念与术语最早见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希罗多德《历史》中撰述的波斯宫廷中关于各种政体优劣的讨论，也曾出现在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的文本语境中。在上述古典时代前期希腊作家的笔下，“寡头制”的具体含义为“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的统治”，其判断标准为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否具备良好的出身与教育背景，相应的感情色彩基本是褒义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问世标志着古希腊政治史、文化史上看待寡头政治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在雅典与斯巴达走向争霸对抗的历史背景下，“寡头制”开始成为“民主制”的对立面和 

　　“僭主制”的近义词。寡头制被视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的暴政，开始带有明确的贬义色彩。而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下，寡头制已被界定为富人统治穷人，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政体形式，对“寡头”的判断标准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在希腊城邦历史上，像科林斯等公认的寡头制城邦保持了长时期的政体稳定。在如此复杂的含义、感情色彩变迁背景下，后世学界对寡头制的误解与滥用自然在所难免。张新刚指出，为了避免研究中的逻辑混乱，当代学者有必要跳出古典后期作家们对“寡头制”的负面界定，回归该术语意指“少数人统治”的中性含义。 

　　张新刚教授在报告中强调，“寡头制”语境下的“少数人”既可以指与多数对应的少数，又可以指公民全体中的部分。从人数上看，被界定为“寡头”的统治集团人数从30人到1000人不等，具有较大的弹性。事实上，“少数人”这一概念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往往具有很强的模糊性。通常被视为典型寡头制政体的斯巴达，也被自己的将领布瑞希达斯称为一个“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城邦；寡头制与民主制城邦在机构设置上往往并无差异；“由议事会进行统治”和“任职财产资格”均不足以构成判断寡头政体存在的标志，因为公民大会在绝大多数希腊城邦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公认的寡头制城邦科林斯并无财产资格限制，雅典的部分官职却存在着任职财产资格要求。与此同时，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型中，其实也包含着相当多的“少数人统治”要素。 

　　张新刚教授指出，对古希腊现存城邦政体样本的分类统计表明，“少数人统治”的模式占据了我们已知城邦政体形态的半壁江山，在古希腊政治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少数人的统治主要是靠对选任资格、任期、机构职能等具体的规定来实现的，而所有这些运作的核心是防止僭主篡权，以及防止民众在政治决策中拥有过多权力。寡头制并非与民主制截然对立，二者既有区别，又存在着许多共性。部分寡头制政体的压迫属性导致了城邦动荡与革命，但科林斯等长期实行“少数人统治”的政权也可以保持良好的稳定性。可见寡头制的稳定与否，是受自身传统、内部结构和外部原因综合影响的。 

　　报告结束后，张新刚教授同与会的世界历史研究所老师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同学们就世界史与政治思想史学科交叉融合的可行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政体论、拜占庭帝国对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继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吕厚量供稿、赵可馨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