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龙：侵略和利用：美国崛起中的对华政策之轴

　　美国由追随和跟随英国等头等强国到跻身列强行列，再到与它们平起平坐，最终超越所有国家成为超级大国，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在中国多次遭受入侵的过程中“搭”车、“蹭”车、“超”车，不断扩大在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在二战后满目疮痍的世界中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以“门户开放”政策跻身列强 

　　美国早期对华交往“利”字当先。为了从中国攫取经济利益，美国鸦片贩子自1804年开始向中国大量贩运鸦片，1817年达到外国贩运至中国鸦片总额的42%。然而，在19世纪头几十年里，美国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与英国人相比，只是一个次要的“蛮夷”，对华事务上主要跟随英、法等国。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一方面暗地里支持英国，追随世界“老大”，跟在英、法后面“蹭”利或渔翁得利，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如派出舰队在中国海面声援英军），软硬兼施，获利不少。1842—1844年，美国又是派舰队、又是通过驻华使节向清政府施压，文武齐下，软硬兼施，“如愿以偿”地在1844年7月与清政府签订了“类似英国同中国所缔结的那样的条约”，即中美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1854年和1856年，美国又伙同英、法等国要求清政府修约，以获取更多特权，1858年6月与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逼迫清政府承诺此后其他列强在华获得的一切特权，美国都可以同样享有。 

　　为了增加在华影响，美国除了紧紧追随英、法外，还不失时机地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拉近与日本的关系。如1874年，美国为日本出谋划策，派舰船、卖枪炮，怂恿和支持日军侵犯台湾；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借口“调处”琉球事件，实则帮助日本侵占琉球；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战争期间和谈判过程中，美国支持、袒护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促使清政府妥协投降，从中渔利。甲午战争后，列强援引《马关条约》，在中国兴办工厂、扩大金融业务、掠夺筑路权，美国则在1898年4月攫取了粤汉铁路的投资修筑权。 

　　最能提升美国国际地位、增强世界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当属“门户开放”的提出。1899年9—11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美驻德、英、俄、法、日、意等国大使，向驻在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6国相继表示接受，“门户开放”成为列强共同奉行的对华政策原则，遂了美国的一大“心愿”。在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要求其商人和传教士在华享有其他列强已经得到的同等权利，考虑到海约翰的照会是在其他列强在中国竞相抢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提出的，从列强得到“保证”就比从中国方面得到允诺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更凸显美国在列强中的影响已“非同小可”。此外，美国当时竭力提出并推动实施“门户开放”政策，除了要享有“最惠国待遇”“机会均等”，还想把列强拉拢起来，组成一个反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神圣同盟”，同时提高自己在列强中的分量和声望，包藏了日后在列强中谋取对华事务领导地位的企图。对美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迫使列强接受“门户开放”不但提升了它在列强中的座次，而且实现了对华政策调整，即由追随英国变为基本上奉行独立的大国政策。 

　　 借口“维护”中国权益实现与英、日平起平坐 

　　在提出“门户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中国不仅势力仍不如英国，而且还要看日本的脸色行事。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1901年9月列强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11国“赔款”白银4.5亿两，美国分得“庚子赔款”3290多万两（占7.32%）。为了改变弱势地位，美国一方面在中国不断进行经济扩张，培植亲美势力，另一方面则对日妥协、让步，明争暗斗，通过外交手段扩大影响。1903年10月，通过与清政府订立《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迫使中国完全开放内地通商的权利。1904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日俄战争后，美国为了发战争财并“亲近”日本，以使俄日两败俱伤，达到驱逐俄国、疲劳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之目的，在战争刚一开始即要求英、法、德等国保持中立，外交上帮助或偏袒日本，自己则向日本多次提供总数高达4.5亿美元的战费和物资援助。对日关系刚刚升温，美国便在1905年7月与日本订立“塔夫脱—桂太郎秘密协定”， 既拉近了与英、日的关系，又抬升了自己的地位，日本第一次将美国称为“盟邦”，还表示此后将与美、英合作处理远东问题。不久，美国又“趁热打铁”，在日俄厮杀得精疲力竭时主动出面“调停”，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亲自斡旋，邀双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海军基地进行谈判，于9月签订《朴茨茅斯条约》。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本国领土上以东道主身份调停两强之间的冲突，标志着美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1900年，美国借口保护在华美国侨民，和英、法、日等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图为美军进入北京的情形。

　　日俄战争后，醉心于强权政治的罗斯福总统在东亚事务上一般都顺应日本，但更加重视中国及远东，1908年国务院设立了第一个地区性部门——远东事务部。为了以“善”示人，以“德”谋势，在中国获取更长远、更丰厚的利益，美国玩了一把“庚子退款”。在《辛丑条约》签订7年后，美国驻华公使于1908年7月通知清政府，称美国决定将其庚子赔款数减至13655492.69美元，把它与原分给美国赔款之差（10785286.12美元）“退还”中国。此举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影响其青年一代，对中国实施文化和经济侵略，在国际上意欲让人“津津乐道”于它对中国的“善举”，以增强其软实力。罗斯福之后的塔夫脱总统在继续奉行前任对日友好政策的同时，多了些对中国的“同情”。他认同日本吞并朝鲜，但认为日本在中国谋求的一些特权有点“过分”，实则担忧美国在华利益受损，故“必须非常强烈地表明美国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1909年，美国决定“在东亚推行更富有进攻性的外交，主要出于美国要对一个大而落后的国家履行义务以及维护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地位的愿望”，目的是赋予“门户开放政策以新的生命和实际的应用”。秉持“理想主义”的威尔逊入主白宫后，美国更深地卷入亚洲事务，要对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义务以抵制日本的野心”。威尔逊的美丽言辞渲染了美国对华负有“义务”的色彩，真实目的是大幅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利益。但因受国内外因素制约，威尔逊“对华政策成就很有限”。1913—1916年，美日在对华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一战爆发后，美国领导者本欲借参战跻身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争夺世界霸权的行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但由于孤立主义盛行而未得到国内多数支持。然而，它却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各怀鬼胎、明争暗斗，逐渐向世界强国靠近。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美国深知其在华利益将受损，起初曾声明“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要求’”，在中日谈判过程中施加了一定压力，但因无力阻止日本，便转而与日本合作，达成一些政治交易，“把中国领土作为宣泄日本扩张潮水的安全阀，作为换取日本投桃报李的馈赠”，目的是使日本不“排除美国人平等地参加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开发”的机会。1916—1917年，美日参与到中国内部为争夺中国新政府控制权而展开的“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1917年9月，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前往美国讨论中国问题，显示了美日关系中美国地位的提高。双方就在华利益几番讨价还价后于11月达成《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换取日本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讨论关于中国山东的无理条款时，威尔逊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起初曾想利用中国代表抵制日本的要求，替中国说了几句话，但看到日本态度十分强硬后便转而退让，默认了日本的要求。1920年9月，美国发起并主导成立了美、英、法、日“新四国银行团”，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感到底气够足之后，美国决意凭其经济实力和在亚太地区的相对优势加大争夺力度，通过操办国际会议来提升地位，“由头”便是中国议题。它于1921—1922年召集了华盛顿会议，拿“维护”中国“权益”说事，扩大美国的话语权。通过签订多个条约文件，美国拆散了英日同盟，消除了它在远东争霸的一个障碍，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势力，遏制了日本对亚洲大陆侵略计划的实施。对美国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它长期追求的“门户开放”政策终于成为现实，会议标榜的“尊重中国主权和独立”不过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主要是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独占，为美国日后扩大在华势力留下和拓展了空间。此次会议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又有提升：与英、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22—1924年，美日几经较量，在对华利益上形成均势。1926年后，美国通过支持蒋介石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和影响。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在远东仍不敢与日本“掰手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方面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通过向日本提供大量重要物资和技术援助获取丰厚利润，另一方面则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如1936年5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白银协定》，使中国货币成为美元的附庸。1938年后，在中国坚持抗战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采取趋于强硬的立场，反对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的努力，也是从这时开始，美国把亚洲的战争与欧洲的危机联系起来。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英、美、日、法、意、荷、比、葡、中等九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就海军力量对比及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进行讨论。图为美国华盛顿会议会场 文化传播/供图 

　　 利用中国坐实超强地位　　

　　中国的抗战及二战的全面爆发，给美国提供了在华迅速扩大势力，在远东超越日、英，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机遇。美国参战前一直通过向交战各方售卖物资获取巨额利润，在中国抗战后期为了其全球利益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珍珠港事件前夕不再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领先地位，后又为在战后世界安排中确保其主导权，力排众议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大量歼灭和牵制日军有生力量，在精神、军事和政治上有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也为美国提高自己的影响提供了“搭车”机会。 

　　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对于美国摆脱“孤立主义”起了助推作用。日军对中国的野蛮入侵和残酷屠杀以及中国军民不怕牺牲、艰苦卓绝的抗争，经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后，在美国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同情和支持，公众和国会议员纷纷呼吁政府向中国提供帮助。日本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后，美国意识到“门户开放”贸易被切断，继续保持“中立”越来越难。1941年夏，日本决定采取南下政策，显然是剑指美国。美国尽管表面上仍保持“中立”，但已根据《租借法案》大力援助英、苏等国对抗德意。美国曾多次试图劝阻日本向东南亚推进，但双方的对峙不降反升。1941年秋，美日谈判未有进展，美国国务卿赫尔11月重申日本必须撤出中国和印度支那。日本随后偷袭珍珠港，对美不宣而战。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致信罗斯福，誓言与美国一起进行新的“共同战斗”。 

　　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帮助当然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但确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列强支持中国反对另一个列强，提高了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声望。欧战全面爆发后，为了缓解自身及欧洲反法西斯国家的压力，防止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美国逐渐加大了对华援助力度。1940年12月第一次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后又通过《租借法案》,向国民党政府派出军事代表团、政治顾问，派遣飞机、志愿飞行人员成立“飞虎队”及帮助中国空运物资，援助修缮和扩建滇缅公路，帮助中国培训飞行员。1941年9月向重庆派出驻华军事使团，主要是“做出一个外交姿态，向日本发出警告”，日本人也认为美国援华只是为了在美国进攻日本之前争取时间。到11月时，美国的行动明确表明它拒绝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领导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2月，美国同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亿美元借款（数额比以前大为增加），3月派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及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1943年4月开始派大批军官到中国开办军校，训练炮兵、步兵及其他兵种的国民党军官，还向前线国民党军队派遣军事顾问、工程技术人员及战地医疗人员。 

　　中国战场和中缅印战场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的持久抗战迫使日本不断将陆军主力和海空部分兵力投入中国战场，有力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罗斯福在中国宣战后没有给中国像英、荷一样的盟国待遇有如下盘算：希望日军在中国继续打下去，确保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与日本单独媾和、退出战争，同时也不要因中国人遭到过多失败而挫伤反法西斯盟国的士气，使中国的战事尽可能服务于美国的计划。随着欧洲战局的恶化，美国更加关心中国的情况，深知假如中国坚持不住，受国共军队牵制的60多万日军就会投入到太平洋战场。 

　　罗斯福力排众议，力主把中国当作大国对待，一来承认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二来是想为美国战后领导世界找个“如意帮手”。在美苏英首脑三巨头中，只有罗斯福讲到中国是个大国。为了使中国继续消耗和牵制日军，减少美英盟军的损失，罗斯福在增加援华的同时，也注意维护蒋介石的形象（尽量使蒋感到自己是对日战争的主角），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1942年2月，罗斯福主动提请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指挥，亦出于其对华政策的长远考虑——战后要“把中国作为大国来对待”。这表明美国对华态度迈出历史性一步：中美关系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了，美国军人担任了以蒋介石为最高指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蒋理论上可以指挥英美军队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蒋介石刚就任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即出访印度，标志着战时“中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和主权国家的姿态参与到了国际关系中”。为了使中国能在战后“协助美国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罗斯福还在1942年秋批准废除在华治外法权条约的谈判，使蒋感到“独立的中国同英国和美国平起平坐了”。1943年12月，美国国会废止“不合时代”的排华法，罗斯福也是以此表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战时盟友，也是和平时期的伙伴。此外，罗斯福“携拉”中国还有更长远的考虑，即“把中国看作一个新的、独立的和自治的亚洲国家体制中的主要支柱，因而是他的自由战略的最高范例和实验”。在他看来，将来日本被解除武装后，要“受美国控制并防止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帝国，那么，一个稳定的、‘民主的’（亲西方的）中国几乎是一个稳定的、和平的亚洲的先决条件”。 

　　罗斯福视中国为大国更有削弱英国、对付苏联的目的。二战之前，英国在中国的投资比美国多得多。美国为在战争中削弱英国，刻意与它保持距离。战时，不少美国人对英国抱有疑虑，担心美国付出巨大战争努力，最后保卫的却是大英帝国的利益，“大多数美国人仍担心美国可能是在与帝国主义结盟”，美国的公众舆论（包括官方舆论）在殖民地自治或独立等问题上对英国不信任。罗斯福“顺应民意”，借“抬拉”中国降低美英关系的重要性。一位总统顾问说：因美国在亚洲采取重视中国的政策，故而“将同殖民帝国主义保持最低程度的联系”。1943年1月，美国施压英国同意与中国签署新约，认为这“标志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终结”。美国参战后，英国的国际地位骤降，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沦为“美国的盟友”。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的大多数时间里，丘吉尔都在为英国失去对美国的影响力而烦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开罗会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会上，罗斯福一方面主张台湾属于中国（以便战后在台湾建立美军基地），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军队应在战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中担任主要角色（有意提高中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利用蒋与丘互不信任挑拨两人的关系。此外，罗斯福也需要中国日后作为遏制苏联的“缓冲地带”，认为“一个统一的中国亦将意味着一个相对地摆脱俄国势力影响的亚洲”。 

　　如上所述，罗斯福力主“把中国作为大国来对待”，既有鼓励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之意，也有一以贯之地继续把中国作为潜力巨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以及重要的原料基地之虑，更有战后创建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之谋：削弱、抑制英国，在东亚平衡苏联，为美国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培养一位听话的“铁杆小弟”，在对付苏联和英国时多个帮手。因此，美国既希望中国维持表面上的独立大国地位，在政治、经济上相对稳定，又不愿看到中国真正独立，强大到足以摆脱对美依赖、脱离美国的轨道。如此，战争结束时，中国成为“四巨头”之一，而美国在亚洲的势力盖过日、英，成为超强“老大”。 

　　（来源：公众号“历史中国”《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