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食物购买证政策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0年02期） 

【内容提要】 1941年德国的入侵，加剧了苏维埃政权本已存在的粮食危机。为了攻克粮食不足的难关，国家在后方颁布了食物购买证政策，将城市居民分为四类两等，凭证定量供应粮食。实践中，该政策受到了粮食供给不足和影子分配的困扰。对此，政府千方百计拓宽供应渠道，不断加强对粮食资源的监管。在联共（布）积极作为、社会各界和外国盟友的竭诚襄助下，购买证政策的运行日益良好，对保证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提高关键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政策自带的诸多差异性，也引发了社会非议，有待于农业改革解决。 

【关键词】 食物购买证 定量供应 四类两等 影子分配 

　　卫国战争史是俄罗斯凝聚民心、弘扬爱国主义的宝贵历史资源，也是各国苏联史学界不衰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同仁在这方面的研究愈益深入，表现为将目光向下，关注不同群体在战争中的作用或命运，薄弱之处是较少涉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其实，随着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芸芸众生的生活方式亦发生了转折。在饮食上，粮食供应成为最尖锐的问题，战争爆发不及一月城市居民就开始凭证购买食品。食物购买证是在食物短缺情况下发行的一种票证，上面印有食品种类、定量标准和标注了使用日期的副券。顾客在购物时必须出示此证，以表明自己有权利购买该食品，而后撕下副券付款交易。食物购买证政策下民众的粮食供给情况如何？本文尝试利用苏联历史解密档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食物购买证政策的出台 

　　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展的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严重破坏了农牧业生产力。一五计划期间，谷物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二五计划时期又降为7290万吨，均低于集体化前1927年的7683万吨。畜牧业损失更大。1933年，牛、马、羊、猪的存栏头数只及1929年的一半左右。因此，在战前，食物短缺就已呈现。乌克兰共和国的很多州，面包断货严重，只能限购。在哈尔科夫市奥尔忠尼启则区和十月区的商店里，每人的购买标准是500克，斯大林区是450克。波尔塔瓦州是400至2000克不等。可以说，粮食供应已成为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1941年德军的进攻加重了粮食匮乏态势。希特勒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等重要的农业区，使苏联失去了10.7万个集体农庄、3000个机器拖拉机站和40%的播种面积。丢掉的土地，可以生产全国84%的糖和38%的粮食。农村中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男性都上了前线，拖拉机、汽车、马匹等农机设备也被征用。物力人力的损失和转移使粮食产量骤减。1940年的谷物收成是9550万吨，而到1942年仅为3000万吨，猪的数量也从2250万头减少到610万头。供给量的锐减必然殃及需求。而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入伍，军需又大大增加。因此，战争伊始，粮食不足就是凸显的难题。 

　　为了优化配置数量和品种都非常有限的粮食资源，苏维埃政权决定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严格计算，并以低于市场价的配给价格凭证定量分配。食物购买证应时而生。 

　　1941年7月16日，莫斯科市商业部签署第289号命令：《关于在莫斯科市对某些食品及工业品实施票证》，宣布从1941年7月17日起，对以下食品凭食物购买证销售：面包，烘焙食品，面粉，谷物，通心粉；糖和糖果；动物油，植物油，人造黄油，肉和肉类产品；鱼和鱼类产品。从决议内容可知，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上述食品在首都就已脱销。于是，莫斯科通过凭证定量供应，使短缺食品能够广泛惠及城市居民。 

　　继莫斯科之后，多地也很快陷入供给困境。1941年8月22日，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发布第312号命令：《关于在一些城市、工人新村和城镇对面包、糖和糖果实行票证》，规定不得晚于1941年9月1日，在197个城市居民点，对面包、糖和糖果施行食物购买证政策。 

　　该决议将城市居民分为四类：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职员，工人和职员的家属，12岁及以下儿童。其中，国防、煤炭、石油、化工部门，黑色和有色冶金部门，机器制造业、机床制造业，电力、交通和建筑部门，以及从事季节性工作的林业、泥炭和渔业部门的工人和职员是一等定量：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每人每天凭证可以购买800克面包，在9月每人可以获得800克糖和糖果；相应地，职员为500克和600克；家属为400克和400克；12岁及以下儿童为400克和600克。在工业、交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工作的工人和职员，以及未列入一等的城市人口是二等：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分别为600克和600克；职员是400克和600克；家属是400克和400克；12岁及以下儿童是400克和400克。 

　　由8月决议内容可知，食品资源的分配原则是“四类两等”。规则的制定，考虑到了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及年龄因素，但最主要的依据还是该工作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因此，四个群体中，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尤其是重工业工人在分配链中处于高位。再从定量上看，消费标准稍微拉开了档次。不同群体的食品定额有异，同一群体的工人亦或职员，两个等级之间也保持着100—200克的差别。 

　　这样，从1941年9月1日起，凭证供应三种食物的举措在197个城市、工人新村和城镇推行，到11月10日几乎覆盖了国家所有城市居民点。由此可知，配给政策肇始于首都，一个半月后向全国推广，且速度很快，不到4个月就遍及所有城市。配给范围的迅速扩大，映射出面包、糖和糖果在当时是相当紧俏的商品。 

　　1941年10月19日，苏联政府颁布第2148号决议，宣布自11月1日起，在全国42个主要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对肉、鱼、脂肪、谷物和通心粉实行票证供应。其中，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每人每月可购买肉和鱼1800克、脂肪400克、谷物和通心粉1200克；相应地，职员是1200克、300克和800克；家属是800克、200克和600克；12岁及以下儿童是400克、300克和800克。可见，配给种类在增多。继9月份的三样食品之后，11月份又添加了五种，表明这些食物也进入紧缺状态。再从定量上看，对这些高热量和高营养食品的分配，四类居民内部虽未设等级，但彼此之间的差别远甚于面包和糖，肉和鱼的最高差距达到1400克。 

　　在这场攸关民族存亡的较量中，定量配给不仅是保障居民生存的理性供应方式，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杠杆。因国家需要将西部的生产力迅速转移到东部，并在那里建立军事工业基地。战略任务的完成，催促原料、燃料、动力、军工等行业必须快马加鞭。为了调动这些部门的劳动热情，国家在上述大众标准之外，对相应企业的工人提高了定量。这样，在食物分配链中本已占据优势地位的工人群体，又细化出多个层次。 

　　高踞食物金字塔顶端的是高危职业，包括在井下、有毒和高温车间，以及从事繁重劳动的地下工作者、铸工、玻璃熔炼工等，他们每天得到1000克面包。其余食品分成特别高和更高的定量两个档次，肉和鱼的特别高定量为每月4500克，更高定量是3200克；同理，脂肪为1000克和900克；谷物和通心粉是3000克和2000克。位于危险职业之下的是军工企业。1941年12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在第2273-1028cc号决议中，发布了国民经济中最重要企业的特别名单，包括航空、化工、坦克、煤炭、石油、电力、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这些行业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比普通标准中的工人类别拥有较高的定量。每人每月得到肉和鱼2200克，脂肪600克，谷物和通心粉1500克。据此，工人群体内部的消费标准，可以细分出特别高、更高、较高和普通四个层次。对比数据可以看出，四个层次在面包的占有量上差别不大，差距仍主要体现在高热量食品上。如特别高定量者的面包数额，仅比大众标准的一等工人多出200克，而在肉、脂肪、谷物的占有量上，均是后者的2.5倍。 

　　总之，1941年德国的入侵，加剧了苏维埃政权本已存在的粮食危机。为了战胜短缺困难，国家在后方实施了食物购买证政策，这是绝对必要之举。将粮食由国家统筹安排，有利于其节约和更合理使用。而凭证定量、且按低于市场价的配给价格销售，可以避免稀缺资源的集中，保障最广泛社会成员的生存权益。特殊时局下，定量供应不仅是求生的方式，还是提效的工具。工人群体内部呈现的四个供给层级，为“四类两等”的消费原则，增添了更大的差异。但基于战争状态，国家对为捍卫政权做出突出贡献者，给予优于大众定量的非常待遇，也是合乎情理的。此外，从购买证政策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只限于城市居民点，不涉及农村。因此，该政策反映出城乡分配差别。只有城市居民，才有权按照国家规定，获得固定数量的配给，拥有相对稳定的饮食保障。 

　　二 粮食配给不足与国家拓宽供应渠道 

　　票证局是实施食物购买证政策的机构。战争之初组建的食品和工业品票证局，隶属于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市级和区级票证局，负责分配票证、监督和检查票证发放的正确性两项业务。 

　　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是负责粮食分配的组织。战争之初，分配食品的机构是国家指定的商店。为了优先保障工人的粮食供应，1942年2月19日，政府颁布决议，在企业和交通部门设立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许多商店、食堂、各类农业附属企业等都归其管理。这样，60个国民经济部门都建立了供应处，其任务是凭证对本企业的工人、职员，及其家属和12岁及以下儿童出售食品。于是，四类群体的配给，转为主要在供应处管辖的内部食堂和商店解决。在上述机构的合力作用下，食物购买证政策得以贯彻。 

　　购买证政策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消费标准有时无法兑现。政策实施之初，粮食主要来源于战前的储备。但德军的突袭，使西部各州70%以上的动员储备未能抢运出来。到1942年末，国家的粮食储量只达到1940年的57%，其中能够凭证销售的不超过一半。而1943年，农业又遭遇严重的旱灾。因此，在后方，即使采取定量供应的办法，实践中也仍然会受到供给不足的困扰，表现在三方面。 

　　不能按时发放食品。1942年，莫斯科居民在3月份才买完2月份应该供应的谷物和糖，鱼、鱼肉产品及肉类产品根本就没有发放。而凭3月份的购买证在当月只获得了鲱鱼，还是按照四类居民人均200克的标准分发的。1942年10月中旬，克拉斯诺达尔市每天不能按证售出的面包达到15吨。1943年1月和2月，在索契，凭面包证未得到的面包超过200吨。由此可知，持有购买证的居民，不一定能够在指定的日期准时获得配给，或者延后或者根本就买不到这种食物。 

　　未按政策规定供应。从1941年11月起，国家宣布对肉、鱼等食品凭证销售。但因食物匮乏，摩尔曼斯克州无法按照国家颁布的定额分配，使用了另一套规则。工人和职员每月从内部食堂得到1000克肉，1000克鱼，最多1500克谷物。当时，脱产居民包括孩子在内，除了面包什么食品也得不到。1942年1月26日，摩尔曼斯克州执行委员会颁布第4号命令，临时缩减面包的日供给量。自1月28日起，应得800克者只得到600克，相应地，600克、500克和400克变为400克、300克和250克。遭封锁的列宁格勒更为严重。它三次降低定量，1941年11月20日至12月25日，面包供应减至最低标准，工人一天发放250克，其他三类人是125克。指导员雅库尼娜在1943年5月29日的呈文中讲述，在加里宁的纺织联合工厂和机械厂，四类人得到的面包都低于规定的标准，而其他食品根本没有配发。从上述史实可知，居民能够获得的食品，在种类和数量上有时达不到国家的要求。 

　　食品里放入掺杂物。被包围期间，列宁格勒虽不断下调定量，但面粉里还要掺上糠、麦芽、燕麦、谷壳和各种代用品，它们占面包总量的50%。尽管如此仍不能充足供应，于是想往面包里加什么就加什么。据阿尔泰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报告，由于1943年农作物严重歉收……食品里添加了猫和狗的尸体、野草和草根。1943年，社会检查员对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下属的食堂和商店进行检查，在莫斯科州国际工厂发现含有杂质的面包；在莫斯科州斯维尔德洛夫细呢工厂，查出带有煤油味的夹生面包。可见，发放的食品时常会变成一个“集合体”，难以原汁原味。 

　　由以上三项内容可知，政策规定的配给标准，在执行中遇到了变数。无论莫斯科、列宁格勒这样的大都市，还是极北地区、边疆区，都碰到了不同程度的供应危机。可以说，城市居民凭证获得定量食物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为了保证购买证政策的顺利推行，苏维埃政府积极寻求解决途径，努力增加粮食供给。一是确保存量农田收成。为了保障农业生产不致因劳动力不足减产，1942年4月13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规定，战争期间，有劳动能力的庄员每年必须完成的劳动定额，产棉区为150个劳动日，产粮区和畜牧区为100—120个劳动日。农忙期间，各级苏维埃都动员城市居民下乡，有330万城市职工和学生义务参加田间劳动。可知，国家采取了强制劳动和义务劳动的办法，力保现有农业区的产量。二是扩大东部耕种面积。西部和南部领土被占领后，苏维埃政权迅速组织东部的垦荒。1942年，东部的粮食播种面积比1940年增加了2.3亿公亩。其中远东和中亚增长最快，分别提高了30%和20%。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甜菜和油菜籽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与1940年相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油菜籽种植面积，在1942年依次升高了37%和27%。“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开垦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补蒙受的损失。三是恢复解放区的粮食产能。对陆续夺回的农业区，政府积极复兴地力。1943年8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颁布决议：《关于在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的地区恢复经济的紧急措施》，其对经济的复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到1944年1月，有20多万头牛、数十万只羊、几万匹马从疏散地返回解放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回暖，到1944年不仅完成了国家任务，还超额交售数千万普特粮食作为国防储备。1945年，解放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已达到战前的75%。无疑，许多原本就是重要产粮区的振兴，大大助力供给。四是争取外援。为了打赢这场保卫战，苏联在战争之初就向盟国求援。而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德国法西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和敌人，保卫美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借助苏联、援助苏联，以尽可能减少美国的伤亡。于是，通过《租借法案》，美国等盟国向苏联援助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粮食。1941—1945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共向苏联发送了491.5818万吨粮食，包括面粉、饼干、糖、动物油、猪肉、牛肉、巧克力、豆粉、奶粉、脱水蔬菜、罐头、人造奶油、乳酪等。虽然除婴儿奶粉外，这些进口食品都优先供给军队，但对补充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也颇有益处。 

　　综上所述，面对缺粮困难，苏联政府对内增加生产、对外主动化缘，殚精竭虑充实粮食资源。在国家的积极作为下，各地区陆续走出低谷，尤其是1944年乌克兰的大丰收，使得当年的粮食收购量超出1943年11亿普特，这对改善城市居民的供应起了很大作用，1942和1943年普遍存在于苏联居民中的饥饿状态消失了。 

　　三 影子分配不绝与政府加强粮食监管 

　　影子分配是购买证政策在实施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手握权力的官员，以及与分配票证、发放食品工作相关的从业者，利用职务或工作便利，非法参与食品资源的再分配。 

　　表现之一是票证局监守自盗。票证局里最便利的盗窃者首推出纳员。在克拉斯诺达尔票证局，出纳员苏卡契偷窃16783张食物购买证和5179卢布，并潜逃。在新西伯利亚票证局，出纳员利娅施科因盗窃15277卢布被捕，在她那里还发现少了309878张购买证和副券。 

　　票证局领导也介入欺诈。在副局长杰列维扬琴科的领导下，伏罗希洛夫斯克票证局的出纳员和检查员，将应该烧掉的票证据为己有，或根据假介绍信为乌有之人开具食物购买证。在斯科沃罗季诺的区票证局，局长诺维科娃和出纳员兼检查员列翁季耶娃，共偷窃总量达1070千克面包的票证和副券，还有14696卢布现金。他们还试图伪造票证局遭抢劫的现场，为此被判处10年监禁。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票证局局长拉济科，除拥有自己的购买证和补充营养外，还为自己和两名家属，非法搞到了按照极北地区标准供给的、较高定量食物购买证 。 

　　表现之二是近水楼台者疯狂掠卖财物。鄂木斯克卫戍部队专供局局长萨德科娃，通过伪造介绍信，非法得到价值200万卢布的食物购买证，她还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代办网络。这起案件有19人被逮捕，其中一人被枪毙，萨德科娃被判处10年监禁，余者获5—8年徒刑。特列布希娜是梁赞市林业粮食贸易托拉斯发放票证的全权代表，通过登记杜撰的人，她得到了10名儿童购买证和2名家属证。房屋管理员莫罗佐夫，从几个并未居住者身上获得了若干购买证。切尔登工业联合企业的出纳员，因用票证交换手表等贵重物品，被判处3年徒刑。商店里的盗窃极其简单。首先发布一个销毁面包等食品副券的假公告，然后按照国家的配给价格把钱交给收款处，根据似乎毁掉了的副券数量选出食物，再按投机价格倒卖。 

　　从以上两种表现形式可知，出于人性的贪欲，上至票证局局长、专供局局长等领导干部，下到出纳员、检查员、房管员等各类公职人员，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伪造和偷盗票证、投机倒把，中饱私囊。在粮食贵如油的年代，其贪污的数额之巨，令人咋舌。这些罪恶勾当导致大部分定量食品转入影子分配领域，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的粮食供应，束缚了购买证政策能够发挥的效果。 

　　面对上述乱象，苏维埃国家认真查找政策和监管漏洞，全力清除购买证政策运行路上的绊脚石。 

　　第一，建立健全监督机制。1942年5月1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决议，宣布在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成立统计和监督定量供应人口局。1943年7月，该局被改组为定量供应管理局，还设有分局及秘书处。这样，管理全国粮食供应的中央机关诞生。1942年7月，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下达命令，在各加盟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部，以及边疆区、州、市和区的商业分部之下，设立食品和工业品票证监督统计局。严格监督供应的定量、票证分派的正确性，以及供给食品的情况。可知，自1942年7月起，地方的各级监督统计局也将行动起来。此外，国家还动员企业和机关的工会积极分子、食品店委员会和食堂委员会，参与检查票证的发放和统计工作。在设有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的企业里，成立了工人供应委员会，它是在全体工人大会上选举产生的。而在各车间或者大会的换届会议上，还降生出社会检查员。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各级监察机构、群众组织和监督员都配备起来，众人拾柴同不法行为作斗争。 

　　第二，打击投机倒把。1943年1月22日，苏联票证总局颁布《关于加强同盗窃和倒卖食品和工业品作斗争》的决议，其在加强监督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研究了同非法发放食品、直接偷窃食品做斗争的措施，以及保障向居民足量、及时发放食品的措施。为此，还成立了国家商业检查总局这一专门机构，它除了监督商业和大众餐饮企业发放的食品外，还负责同各种滥用职权行为作斗争。1943年2月1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布《关于加强工会组织同倒卖和偷窃食品作斗争》的决议。总之，国家成立专管机构、采取专项措施，坚决制止盗窃倒卖粮食资源的行径，切实保障持证居民的定量供应。 

　　第三，规范票证体系。1942年11月13日，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发布第380号命令：《关于规范面包、某些食品和工业品的票证体系》，宣布从1943年1月1日起统一票证样式。在出示标准介绍信的情况下，才能发放票证。介绍信并非无偿获得，需要支付5戈比。可见，国家对票证本身的管理也更为严格。票证式样、介绍信格式的标准化，以及介绍信的商品化，使这些媒介更加规范，既便于国家的统计和核查，又挤压了造假空间。此外，1943年8月1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达第372号指示，规定由大型城市的票政局，如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来组织统计定量、提交供应计划工作，安排印刷并向各地分发票证。这样，票证的印刷和分发只能由大城市的票证局操作，限制了中小城市和区级票政局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四，严惩违法者。目前的材料显示，尽管国家层层设防，非法行为仍屡禁不止。各级机构多次进行大型检查，将目无法纪者绳之以法。1944年6月，各加盟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部在54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全面检查票证定额，共查出80355张非法得到的面包证等食物购买证，67866张伪造的标准介绍信。还发现20115人的定量过高，36879人得到较高供应标准的票证。因非法获得标准介绍信和票证，商业人民委员部向法院移交了2408起案件，对1103人给予行政处分。同年，票证局也进行了类似的检查，共发现76287起违反法律和票证规则的案件。票证局向法庭调查机构移交了5239起，其中1543人被判处不同刑期，4236人被施以行政处罚，1078人被撤职。 

　　总之，国家通过设立各类监管机构和社会组织、颁布惩治措施、规范票证体系、开展督查行动，坚决制止“蛀虫”对粮食资源的再分配，捍卫人民的食品消费权利。国家的严管严查严惩，虽没有彻底杜绝影子分配现象，但在很大程度上堵塞和遏制了违法行径，推进了定量供应政策的顺畅实施。 

　　四 食物购买证政策的结果 

　　在联共（布）艰苦卓绝的努力下，以及社会各界包括外国盟友的竭诚襄助下，购买证政策披荆斩棘，为城市居民的基本饮食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持证人口上看，1942—1945年每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享受定量供给面包和其他食品的人数均呈递增趋势。四年里获得面包证的人数分别为3890.1万、4183万、4719.8万和5281.8万；获得面包以外食物购买证的人口顺次为1533.7万、2049.5万、2790.7万和3317万。这说明四年期间，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食品保障。 

　　从配给标准上看，受粮食总量所限，国家虽没有能力全面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但还是通过调剂类别的方式，改善了部分群众的营养。如果说1942年中期，持工人和职员购买证的城市居民只有2/5，其余都是按照家属和孩子的定额供给，那么，到1944年末，已有一半的城市人口执行工人和职员的标准。可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人和职员类别的供给人口增加了10%。 

　　不仅类别有调整，工人群体内部的四个层次也有变动。1942年3月9日，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签署第37号命令，对于科学院和专业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科学、技术和艺术功勋活动家，苏联和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参照特别名单的工人标准颁发食物购买证。可知，从1942年3月起，上述原本享受普通工人定量的知识分子，将升级为较高定量。统计数据显示，按普通标准供给的工人比重，在1942年第三季度占全体工人的71.5%，而到1942年第四季度已减少到29%；相应地，按照特别名单的标准供给的工人，从28.5%增加到68%。可知，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享用普通定量的工人就降低了40%多，而较高定量者则添加了40%多。 

　　总之，“四类两等”的类别划分和工人的供应档次并非一定不易，会有一些人群从低标准转为高标准，得到更多的食物。 

　　定量供应的食物质量也有改观。城市居民营养中的卡路里，战前是3370卡， 1942年缩减至2555卡，1943年提高到2750卡，1944年增加为2810卡。从这组数据可知，虽然到1944年时卡路里也没有达到战前水平，但已呈持续上升态势，表明饮食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摄入量在不断增多。 

　　总之，食物购买证政策在保障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最低水平的食品供给上，起到了不可小视的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购买证政策还很好地履行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杠杆职能。虽然战争初期工业产量急剧下降，但从1941年12月起停止下跌，自1942年3月开始迅速上升 。1941—1945年底，在东部地区有10座炼铁炉、45座平炉、16座电冶炼钢炉、2座巨型转炉、14台轧钢机和13组炼焦炉投入生产。从1942—1945年，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40%以上。这些骄人的成就固然与工人阶级强烈的爱国热情、英雄主义精神、各种劳动竞赛的开展密不可分，但不能否认，较高、更高、特别高的食品定量，对那些关键部门的劳动者保持充沛的体力和高昂的干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物质效用。  

　　在炮火连天、粮食供给阻力重重的条件下，食物购买证政策能够取得如此可喜的成就实属不易，必须高度肯定其功绩。但同时也应认识到，该政策自问世起就存在消费标准上的“四类两等”差异，以及执行范围上的乡村歧视。在那个食物远比金钱珍贵的非常时期，这些分别始终遭到社会的非议，表现如下。 

　　农村工人的质疑。因不是全体居民都能得到食物购买证，许多人对此不满。季霍列茨克铁路站的乘务员克拉夫措夫和博里先科声明：他们像喂鹅一样地喂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同城里的工人区别对待呢？联共（布）党员、列车后备队队长阿加尔科夫说，这种分配方法引发了城市居民和火车站居民之间的敌对情绪。 

　　城市同一群体内部的抵牾。1943年2月10日，经济学家А.М.扎贡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信，反映新西伯利亚在票证分配上的不公。在西西伯利亚河运管理局，技术开发组的舰队工作记录工程师从不参与生产，他们像普通工作者一样工作8小时，有时还磨洋工、聊天，却能得到600克定量的面包证，因为他们属于生产工程师类别。相比之下，一些员工从早晨8点工作到夜里12点甚至更晚，没有休息日。但由于包括扎贡在内的这些工作人员被列入了经济学家行列，他们只能获得400克面包。 

　　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1943年3月29日，献血者И.М.穆雷连科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信。他讲道，因为献血者持有工人购买证，社会把我们当作幸运儿，不愿意帮助我们。例如，不是所有的单位在献血日都允许献血者离开岗位。还有人向我们抛出这样的话：我不认为，你是出于爱国主义情感才献血的，你主要是因为利益。П.М.尼基福罗夫是1904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44年6月29日，他在给И.В.斯大林的信中提及，当看见艺术家、作家、甚至他们年轻的妻子，在物质生活上得到很好地满足时，老布尔什维克们不由地苦楚。特别是当商店的女售货员推开老人，说：“这不是给你们的，是给作家的”，每个人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难道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不应该获得哪怕与作家平等的物质待遇吗…… 

　　由此可知，基于城乡工人在粮食供应上的不同政策、城市居民之间的类别划分、以及配给待遇上的等级差距，群众对购买证政策不无微词。 

　　综合食物购买证政策的实施始末，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941年德国的入侵，迫使苏维埃政权对国民经济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化管理，食物购买证政策既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必要措施。该政策蕴含着这样一种权责关系：城市居民有权按照规定的标准购买固定数量的食品，而分配机构有责任销售相应数量的食物。实践中，国家千方百计增加粮食总量、层层设防打击影子行为，竭力确保责权兑现。定量供应政策虽没有做到尽如人意，但是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为刺激关键部门提效也立下了汗马功劳。食物购买证政策自带三重差异：执行范围的城乡差异、消费标准的部门差异、群体之间和内部的等级差异。抚平这些差距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改革，改变战前就存在的压抑劳动生产率的状况，废除粮食配给政策，自由满足人民的口腹之欲。 

　（张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