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美利：20世纪初意大利与罗马教廷和解之条件

　　在意大利学术界，“国家与教会”（Stato e Chiesa）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论题。其中，意大利与罗马教廷在1929年签署《拉特兰条约》从而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峙冲突达成和解这一问题尤其受关注。本文试图站在意大利构建民族国家的立场，梳理《拉特兰条约》签署前意大利与罗马教廷为解决“罗马问题”所作之历史选择，揭示促成双方和解的条件，以期加深对20世纪意大利政教关系的理解。 

一 

　　从领土和外交争端角度看，“罗马问题”（Questione Romana）产生于1870年。作为教宗国保护国的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败北，其驻罗马的卫队随后撤离，意大利军队借机占领罗马，并宣布罗马为意大利王国首都。出于对教宗的敬畏和争取舆论考虑，王国给时任教宗庇护九世（Pio IX，1846~1878年在位）保留台伯河右岸圣天使城堡至梵蒂冈城一片区域。在武力和强权面前，教宗所能依靠的一是外国干预，二是天主教众。教宗对外宣布不再踏出梵蒂冈城，自称“梵蒂冈囚徒”，由此产生了所谓“罗马问题”。表面上，这是罗马的归属权问题，而实质上是意大利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与罗马教廷既有世俗权（potere temporale）之间产生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公元8世纪，教宗斯特法诺二世（Stefano II，752~757年在位）试图利用法兰克人的武力反对意大利本土的伦巴第王国，于是与法兰克国王丕平达成政治交易，丕平承认教宗的罗马大公国元首地位，其领土和世俗权得以确立。教宗既拥有上帝授予的教权（神权），又获得了世俗君主赠予的俗权。漫长的中世纪充斥着教宗与世俗君主的权力纷争，教宗国的领土以及教宗的世俗权在这个过程中多有变化。当世俗国家或帝国强大时，教宗国处于依附地位，教宗利用其手中的神权为世俗君主保驾护航，而世俗君主则回报以领地和武力保护；一旦世俗国家或帝国式微，教宗则谋求独立自主的世俗统治，甚至发展出教权高于俗权的理论。在不同时期，教宗国强弱程度不同，但它始终屹立不倒。 

　　意大利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历程十分曲折而且艰难。究其主要原因，包括地方自治传统根深蒂固；天主教势力保守强大；历史上长期被外国强权控制，邦国林立，难以形成具有统一认同感的民族，等等。其中，天主教教会本身是意大利一支强大的地方分离势力；同时，为保住其既有世俗权和利益，罗马教廷依靠列强干涉，想方设法地阻止意大利境内形成任何足以统一意大利的政权，直到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兴起才改变这一局面。 

　　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首先从内政改革入手，其第一批改革目标便是教会，包括取消教会法庭和教会庇护权；筛查取消部分修会的法人资格；籍没修会名下土地，等等。这一系列措施激起天主教徒和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教宗对相关责任人处以绝罚，开启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与罗马教廷冲突之端。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时任首相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在议会发表长篇演讲，强调定都罗马的重要意义，他提出解决方案“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 （Libera Chiesa in Libero Stato）。 

　　加富尔指出，并非意大利国王或者他本人选择罗马作为首都，而是所有意大利人民心意所向，民心不可违。意大利王国本意不在于剥夺教宗的独立自主权，也无意否定教宗的精神领袖地位。所谓“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要求教宗放弃世俗权，而意大利王国承诺保障教宗的独立自主和天主教教会的自由。他深知，教宗不会轻易放弃世俗权，而他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说服教宗，倒不如说是为了说服意大利国内外的天主教徒。他认为，在现代世俗化的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下，教宗丧失世俗权是历史的必然。教会自由最坚强的后盾不再是世俗的领地和统治权，而是意大利人民。且因为没有了世俗权的羁绊，教宗不必终日束缚于各种各样的政教协定。“政教分离得越明确、彻底和决绝，教会的自由权就越能得到保证，教宗的独立自主就更加有保障。” 

　　加富尔之后，王国政府基本沿用这一原则。在领土和世俗权问题上，王国一直未作出让步，对教宗所在的梵蒂冈城，王国表示可划归教廷继续使用，但主权属于意大利，“教宗对这片领土没有主权，因为他手上没有武装力量，无法保障这片领土的安全。” 

　　然而，罗马教廷在世俗权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强硬。教宗庇护九世不断重申，决不放弃教宗国，天主教主义坚决不会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达成妥协。他毕生致力于加强教宗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权力，打击一切不正统、不赞成完全服从教宗的倾向。1869年12月8日，庇护九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主持召开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Concilio Ecumenico Vaticano I）。1870年7月，经过两轮投票表决，通过信仰宪章。其主要精神之一就是“教宗永无谬误论”：教宗在处理教会事务方面享有最高裁判权，其个人言论具有准确无误性。庇护九世还针对民族教会自治论者以及反对“教宗永无谬误论”者提出：“朕即传统！”（La tradizione sono io !）。由此，意大利王国对罗马教廷的和谈在庇护九世在位期间毫无进展。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对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教宗及其领导下的罗马教廷，或主动转变观念，或被迫适应潮流，从而为意大利国家与教会的和解积累了重要条件。 

　　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78~1903年在位）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有二：一是不遗余力地企图重建教宗权威；二是他重建教宗权威的方式与其前任截然不同，他改变策略，开始正视时代的变化并努力使天主教教会适应这种变化。“他野心极大，企图通过经济和社会渠道将天主教势力慢慢渗入意大利国家，以此来重建教宗至上的世俗权力”。 

　　利奥十三世非常重视扩大罗马教廷的经济利益。1880年3月，教宗将教廷拥有的财产转化为金融资本，与意大利一些大银行家合作，建立“罗马银行”（Banco di Roma），积极参与金融业务、证券、贷款等活动。他还开办公司，扩大投资，又通过罗马银行给意大利帕切利家族（Pacelli）贷款，创立著名的“庞泰涅拉面粉公司”（Pantanella），该公司当时垄断了罗马的面粉业，至今仍存在。教廷的信贷机构，包括罗马银行、罗马通用银行、手工业者银行、信贷银行等，在19世纪80年代，拨出巨款在罗马大肆兴建房屋。其在罗马房地产投入资金超过200万里拉，掀起房地产投机热潮。梵蒂冈的代理人还在意大利各地遍设水灾、火灾、人寿等保险公司。至19世纪末，罗马教廷的金融资本已经垄断了罗马的自来水、交通运输、建筑、电力和煤气等行业。 

　　利奥十三世认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蓬勃发展对教宗和教会构成巨大威胁，“他们蔑视一切符合道德的、公正的法律；对眼前暂存的物质利益贪得无厌，对那些永恒之物却毫不在乎”。“天主教教会乃是因上帝之名义统领人间，代表一切合法正当之权力（复仇之权和保护之权），可他们却蔑视和否定教会神圣庄严之权威。” 终其一生，利奥十三世都在号召加强社会活动，同“离经叛道思想”作斗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非解决劳资问题的最佳办法。1891年5月15日，他颁布《新事物》通谕（Rerum novarum，亦称劳工通谕），要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资本家与劳工阶级形成“合作”，即所谓“合作主义”（corporativismo）。对劳资冲突和由之引发的社会问题，利奥十三世建议，政府要遵循道德法，尽力避免阶级斗争，采取具体的措施帮助贫困的底层人民。 

　　开始重视政治参与是教廷新世纪新思维的另一重要表现。针对“天主教徒是否参与意大利选举”这一问题，教廷官方下达教令“Non expedit”，意为“不适当”。这一教令是庇护九世时期教廷提出，而后在利奥十三世时得到强调，在庇护十世即位后约束力减弱，直至本笃十五世正式宣布取消。 

　　1861年1月8日，虔诚的教权主义者唐·马尔戈蒂（Don Margotti）在《和谐》（Armonia）刊物上提出口号“不当选亦不投票”（Né eletti né elettori）。这一口号被其他主张教权主义的刊物频繁转载，引起天主教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应天主教众的要求，1866年12月1日，道德法庭（Penitenzieria）在训令中提出教廷反对天主教徒参与意大利选举。随后最高宗教法庭（Sant’Ufficio）和枢机主教特别教务会议（Congregazione degli Affari Ecclesiastici Straordinari）在相关指示中重申了教廷的态度。1868年2月29日，道德法庭下达教令（decree），严令禁止天主教徒参与选举。 

　　对意大利王国而言，占领罗马标志着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还需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多管齐下。其中政治层面上，须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发展完善君主立宪政体，促进议会政党政治，尤其要扩大选举权。然而，意大利民众普遍信仰天主教，“不适当”教令一出，也就意味着这部分意大利国民不能参与政治选举。诚然，该教令对意大利南方和北方的影响有所不同。由于南方政治民主程度较低，天主教徒对“不适当”教令的执行力度就较大；北方则相对不那么遵守。总体上，“不适当”教令阻碍了普选权的扩大。 

　　然而，在教宗庇护十世（Pio X，1903~1914年在位）时期，禁令有所放松。他支持天主教徒与自由派秘密结盟（1913年“真蒂洛尼密约”），还着手组建天主教徒的政治组织。他改组了“公教进行会”（l’Azione Cattolica，主要由天主教在俗教徒组成），组建“选举联盟”（Unione Elettorale）。教廷企图以此控制天主教徒的选票，使“基督教民主”（democratico cristiano）分子苦心经营的事业四分五裂。庇护十世放松“不适当”教令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普选权扩大和政治民主化是意大利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途，不论是执政的意大利自由政府还是处在上升期的社会党，都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地争夺选民，而选民中天主教徒占有重要份额。此时，作为天主教教会首领的教宗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正如其前任利奥十三世不得不出面澄清教廷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立场一样，庇护十世也必须面对新的形势。 

　　庇护十一世（Pio XI，1922~1939年在位）同样排斥“基督教民主”，对天主教政党之类不感兴趣。他非常注重天主教慈善、教育、道德和社会工作，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这些工作，实施天主教教会所阐述的基督精神，才是用以对抗“令人目眩的、混乱的现代生活”的唯一武器。为此他对专注慈善、教育等工作的“公教进行会”十分热衷。他积极地组织“公教进行会”四大分支：青少年男子团、成年男子团、青少年女子团、成年妇女团，其组织网络遍布所有教区。庇护十一世的根本目的是要形成一股“坚如磐石”的天主教力量来应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形势，他要把天主教大众统一在以保守派为领导人的新天主教组织之中。 

　　庇护十一世一直怀有敌视共产主义、亲法西斯的情绪。他曾担任教廷驻波兰大使，目睹苏联红军1920年8月入主华沙以及随后的“暴政”。1922年法西斯夺权成功后，庇护十一世对墨索里尼的评价刊登在1922年10月29日《罗马观察家报》（L’Osservatore Romano）上，他赞赏“墨索里尼阁下开始启动合作式的政府管理模式，联合各种力量，尤其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与此同时，他迫切希望解决“罗马问题”。他在教宗加冕式之后现身圣彼得广场发表公开演说（按照1870年以来的惯例，新教宗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后均在教堂内致辞，而庇护十一世是多年来第一位公开露面发表加冕演说的教宗）。他声明，与意大利和解将是他任内的一项主要任务。 

　　庇护十一世坚信教宗应该拥有世俗权，还在任米兰大主教时，他就提出，“教宗乃是意大利最崇高之荣耀，尤其在乱世。教宗所具有的国际地位和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至高权威将给我们这个国家（意大利）带来难以想象的特权和优势。”但他所强调的“世俗权”不仅仅是领土主权意义上的，还包括在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国际社会当中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和至上权力。他企图在世界范围内逐步重建天主教神权，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建立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不论这些国家是何体制。庇护十一世在位期间，梵蒂冈与多个欧洲国家陆续签订了政教协定。 

三 

　　民族国家观念与天主教主义趋向和解为意大利与罗马教廷和解奠定了理论基础。复兴运动的杰出思想领袖马志尼较早地在意大利民族国家观念与基督教普世思想和宗教价值观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1831年，马志尼创立“青年意大利”。该组织是“相信进步和义务法则的意大利人的兄弟会，他们相信意大利会被称作一个国家，相信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这个国家”，“他们团结一致将其思想和行动奉献于将意大利建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这一伟大信念之中。”他将政治纲领和思想革新行动与造福于全体人类的宗教思想较好地揉合在一起，从而将意大利的复兴运动提高到一个极其崇高的高度。 

　　如果说马志尼在沟通宗教与民族方面做了有效尝试，是从思想和情感上为意大利民族国家接受天主教作铺垫，那么加富尔则是将这种尝试付诸于政治实践。他强调，保持人民的天主教信仰对政治统治十分必要。天主教信仰已经内化为意大利人内心情感的一部分，至意大利王国建立时，“意大利”这一国家的概念远不及天主教信仰深刻。意大利民族国家需要人为有意识地构建出来，而宗教文化方面的努力对意大利而言尤为重要。加富尔试图将民族国家与天主教都纳入自由主义框架，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新诞生的统一王国面对“意大利人民几乎全是天主教徒”这一事实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的年代”。在对外扩张的列强队伍里，意大利属于“后进之国”，这主要是受其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限制。意大利起步虽然较晚，热情却高涨，至一战前，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已经开始逐渐地在民族国家与民族帝国之间划上等号。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如阿尔弗雷多·奥里亚尼（Alfredo Oriani）和加布里埃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提倡，反教权主义已经过时，宗教情绪是社会秩序的支柱，天主教主义应当被尊奉为意大利民族精神的伟大缔造者，宗教的慰藉将强化为祖国奉献牺牲的精神。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认为基督教乃是外来的闪米特精神的产物，而天主教则属于罗马人和帝国。 

　　民族主义者宣称，“天主教主义是秩序、纪律、等级制度，能约束个人专制，否定成体系的革命主义；所以它是道德的教育，公民的教育，政治的教育。”宗教信仰对民族国家的统一十分重要，它是一种凝聚力，保障民族共同体免受分离势力的破坏。“宗教信仰给予每个个人一种精神力量，使其易于接受超越性，这样就与我们的根本宗旨（民族主义）不谋而合，且无论如何都不会与物质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妥协。” 

　　而在一些天主教徒看来，与自由主义国家相比，民族主义者描绘的帝国图景更加高尚。他们将组织化的民族国家与国家控制下的劳工组织视为天主教“合作主义”理论的实践；把民族主义者鼓吹的殖民扩张战争视为旨在建立天主教基督王国的新时代十字军东征。1911~1912年意大利发动对利比亚的殖民战争，民族主义者就充分利用了这些天主教徒对民族主义的好感。众多天主教媒体称利比亚战争为“圣战”，支持战争乃是一种爱国义务。既有利于天主教福音的传播，更是实现教会世俗利益的途径。作为“教会之家”的罗马银行在利比亚不仅有常规金融收入，还拥有五艘蒸汽船并经营着一条运输线。此外，教会希望借助意大利对利比亚战争的机会巩固其在非洲的传教成果。 

　　法西斯主义先行者罗科（Alfredo Rocco）在1922年发表专著，讨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运动是个人主义泛滥的结果，原始基督教（天主教）是个人主义的分解力量，而民族主义正是一种民族的宗教，要求自愿奉献和日常的自我克制。就个人自律和服从集体而言，基督教原始教义与民族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他也强调，国家必须坚定地行使其主权，不能沦为教会的工具，天主教教会须纳入国家生活，国家承担一定的宗教义务，积极维护天主教在意大利的国教地位；教会停止干预意大利国家内政，真正为促进意大利民族国家繁荣而出力。 

　　在此理论背景下，墨索里尼对政教关系的认识和策略也有所调整。他曾经公开反对教权，要求政教分离，取消天主教的一切特权，没收教会财产，强调国家必须把教会作为一个民法管辖下的纯粹私人结社，宗教活动必须限制在教堂内。然而，当他掌权之后，却极力洗刷自身的反教权色彩，甚至努力塑造虔诚的天主教徒形象。他在议会宣称，天主教主义可资成为意大利向世界扩张的最强有力武器；法西斯主义既没有实践过也从未宣扬过反教权主义。他提出，“天主教主义是拉丁传统以及罗马帝国在当代的象征，如果说当代罗马还存在某种普适性思想的话，那么有且只有梵蒂冈有发言权。” 

　　墨索里尼致力于改善政教关系，在社会公共生活层面采取的措施包括：在法庭、学校等机构内恢复十字架标志；将宗教节日纳入法定节假日，支持教会的各项重大庆祝活动；恢复被政府取消多年的渎神罪，对渎神及败坏天主教教规的行为给予处罚，等等。而在国家政策层面，墨索里尼为赢得教宗好感，坚持恢复宗教教育，放松牧师担任教师的禁令，甚至为此撤换教育部部长，改由天主教徒出任；将亲教权派的罗科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动用暴力机器打击教会的“仇敌”共济会，等等。对此，罗马教廷也作出积极的回应，尤其是迫使被法西斯党视为眼中钉的意大利人民党（Il Partito Popolare）解散。 

　　综上所述，“罗马问题”既涉及古老的教宗国与新兴意大利王国的冲突，也涉及意大利国家内部的政教矛盾。意大利与罗马教廷的和解条件经历了数十年的积累过程，是双方所作之历史选择的共同结果。 

　　（因版权原因，此文为原文的缩略版）　

　（来源：王超、信美利主编：《欧美史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