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龙:朝鲜战争是美国难以治愈的“心病”
2020-06-18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几次战役重创了“ 联合国军”, 盲目自大狂麦克阿瑟铸成大错, 招致了美国历史上“ 最远的撤退”、“最大的失败”,“ 赤裸裸地愚弄了永不犯错的‘ 军事天才’”, 也在一些美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 心病”。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即统领“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半岛,高光时刻达历史之巅。但是,在短短3年时间里,“世界老大”先胜后败,尽尝冰火两重天之喜悲,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从未经历过的战争
战争爆发后,美国迅即介入,参战初期美军顺风顺水,鲜遇抵抗,一路往北进抵中朝边境,“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处于一种罕见的“士气过剩”状态。然而,这种高光时刻没让美国人享受多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令弥漫在美军官兵中的佳绪烟消云散。
1950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中国多次警告美国,美军越过三八线前后更是警告不断升级,但美方不以为然,压根不认为中国会参战。9月仁川登陆后,美国朝野为胜利所陶醉,麦克阿瑟、布莱德利、艾奇逊、杜鲁门等军政要员认为,中国传递的信息不过是外交上的“虚声恫吓”,或是一种宣传策略。麦克阿瑟说,中国干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妄称中国如果出兵“就是自寻灭亡”。进至鸭绿江时,美军仍不认为中国会派兵。志愿军10月出兵朝鲜后,以美军未曾见闻的穿插战术,在11月下旬便令“联合国军”全线崩溃。12月中旬,已如惊弓之鸟的美军主力第八集团军从清川江一路溃退至临津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远的撤退”。麦克阿瑟惊呼与中国已“处在一个不宣而战的战争中”,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美、韩、英等国学者这样描述战争:志愿军的几次战役重创了“联合国军”,使盲目自大狂麦克阿瑟铸成大错,招致了美国历史上“最远的撤退”、“最大的失败”, “赤裸裸地愚弄了永不犯错的‘军事天才’”。
美军遭受挫折时,其盟友的表现也不给力。与1948年柏林危机时英法等国与美国一起勠力对抗苏联不同,被志愿军打懵后,美国在1951年1月和3月两次寻求盟友增援,后者均态度冷淡。及至同年5月,对美军来说,继续打无取胜把握,寻求盟国增加支持无人响应,长期僵持不一定消耗得起,扩大战火又怕引起严重后果,二战以来,美国何曾遇到过此种窘境?无奈之下,不得不玩起边打边谈的路数。
战事不利上对总统、下对民众都影响巨大。战争尚未结束就决定了两位美国总统的命运。杜鲁门民意测验支持率主要因朝战而在两年里下降了一半(从46% 降至23%),打消了再度竞选总统的念头。艾森豪威尔则靠许诺“早日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击败民主党对手。意想不到、瞬时大逆转的战场形势,对美军指挥官的心理挫伤显而易见。志愿军参战后,麦克阿瑟坦承“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李奇微直言“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美军士兵的身心也深受“创伤”。最令其刻骨铭心的是“战争的惨烈与恐怖”、“在那种极端条件下所受到的折磨与考验”、遭到最大规模伏击时“那种艰难与残酷令人心寒胆战”,志愿军进攻时吹的军号声和哨子声“让美军士兵既恐惧又烦躁”,有的士兵甚至心理崩溃,举手投降。上甘岭一战之惨烈,成了美国军人内心深处的“伤心岭”。
沉重而难忘的结局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自称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一点也 “欢乐不起来”,“看不到一丝喜悦”。
这场未能打赢的战争,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第四次代价最大的战争”。美国在朝鲜投入了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半数,在战争中最多时投入兵力47.5万人,人员损失巨大(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的数字为死亡54246人,失踪8177人,伤103284人,被俘7140人,总计损失17万多人), 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战争耗费830亿美元。 朝鲜战争是美国军政要员及其亲属死伤较多的一场战争。艾森豪威尔的儿子不得不到朝鲜作战;杜勒斯的侄子被志愿军击中头部,后变得极度狂暴,被送到瑞士的一家医院疗养;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因座车与韩军卡车相撞车翻人亡;后来的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儿子被炸身亡;“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之子3次受伤,伤势严重。共有142名美国将军的儿子上了朝鲜战场,其中有35人战死或战伤。 战争也给美国民众留下了难以抚慰的心理创伤。美国史家称,朝鲜战争是“从未从事过的最艰苦和最困难的地面部队战斗”,“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一场苦涩的战争”;是“既不得人心又不体面,所以也不受欢迎的一段记忆”,“历史中的一个黑洞”,“一场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和了解的战争”,“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朝鲜战争的结局“丝毫也未能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一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因回国后不被认可和理解,“一直把这段往事深深埋藏于心”,他们自建战争历史陈列室,但“不对外人开放”。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迟至1995年朝战停战42周年纪念日才建成。美国著名公共历史学家托兰将朝鲜战争称为“漫长的战斗”,用“漫长”这个侧重心理意蕴的词语来注解朝鲜战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五味杂陈的对华心态
对于朝鲜战争,有美国作家称之为“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经过不到3年的激战,志愿军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打破了世界头号强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但沮丧、忌惮、不甘、不服、报复等心理五味杂陈,成为影响其日后对华心态的重要因素。
令美国人沮丧的是,中国“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下子成了“重量级”。美国人也承认中国“赢得了声誉”,“是一次值得自豪的成功”,在政治上确立了“在亚洲大陆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意义无法估量”。
对中国的无奈,在美国高层尤为明显。在停战前夕的1953年6月,一直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杜勒斯对台湾当局的“外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说:“两个中国之存在,正像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这其实就是对新中国一种很无奈的承认。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1月承认,美国是“没有机会打胜”朝鲜战争的。被尊为“美国记者之父”的大卫·哈珀斯塔姆说,朝战后,中国成为更“让共和党头疼的一个问题”、“最大的心病”。
对中国的忌惮,也显见于美国政要的言行中。志愿军“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使美国清楚地看到“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朝战后就“下定决心在不让美国步兵在亚洲再度作战的前提下保卫美国的利益”。在1954年的印度支那危机中,杜勒斯虽屡屡威胁中国不要介入印支事务,但内心却不想贸然卷入同中国的冲突,因此在同年9月反对美国匆忙对解放军炮击金门作出反应,担心重蹈法国在奠边府的覆辙。艾森豪威尔自称比任何人都坚决反对让美国卷入印支的热战,力避与中国发生摩擦,担心被蒋介石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许多国会议员在1954年都反对在印度支那使用美国军队。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美国舰队屡屡侵入台湾海峡,但未敢对中国动手;越战时美国未再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其地面部队始终未敢越过北纬17度线,这些恐怕都与朝鲜战争的心理影响大有关系。
也许朝鲜战争还在一些美国人中产生了一种报复中国的心理。一些高层领导人心灵深处无法向公众透露的“深深的受挫感”,在战争结束时已演变成一股对中国“强烈而持久的不解冤仇”,甚至“一种血海般的深仇”,故一直“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杜勒斯在1953—1954年反复表示,美国要不惜承担风险与“中国共产党斗争”,甚至多次宣称要“消灭红色中国政权”。受此种心态驱使,战胜曾经打败过自己的敌人,在很长时间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朝战后强化对中国的遏制,更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政策,只是表现和手法不同罢了。
(孟庆龙,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