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媛媛：日本漂流民传兵卫与俄日关系的发端

（来源：《史林》，2020年第4期） 

［摘 要］  漂流民这个特殊群体是隐喻时局的优良载体，曾在东北亚海域绘制出全新的历史图景。首位漂流到俄国的知名日本人传兵卫，是开启俄日关系的第一位特殊使节，其口述日本消息是俄国制定对日政策的重要参考和有效情报，对俄日关系影响深远。俄国对传兵卫的救助与优待，根本出发点是寻找新大陆、保障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文章以大量俄文档案、史料为基础，适当辅以日文史料，客观考察传兵卫的俄国行记，挖掘出他对俄日关系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传兵卫；彼得一世；日本；俄国；太平洋探险  

　　日本“锁国令”颁布的17世纪30年代，俄国将领土拓展至楚科奇半岛和鄂霍茨克海沿岸；50年代，俄国征服堪察加半岛。18世纪初，由于远东统治根基孱弱，俄国开始探险北太平洋岛屿，年轻的沙皇彼得一世把目光投向“金银满地”的“太阳初升之国”日本。自1702年彼得第一次接见日本漂流民传兵卫开始，历经三任沙皇，安娜女皇时期的海军校官М.П.什潘贝格驾驶“天使米哈伊尔号”双桅帆船于1739年6月到达山田代岛海岸，终于成功发现日本，这在俄日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18世纪俄国“寻找”并“发现”日本是19世纪中期俄日两国建立国家关系、步入近代国际条约体系的最前奏，日本漂流民传兵卫首当其冲发挥了关键作用，直接撬动了俄日关系的萌芽。  

　　囿于国外史料难求、或多国语言不能同时自如运用，俄日早期关系史在我国学界研究基础薄弱，作为两国早期史中重要内容的“日本漂流民”研究更是鲜有涉猎。少量已有研究成果无论在资料收集还是在内容剖析上，都还有大可为之处：对传兵卫的求助措施完全未提及，对围绕传兵卫的俄国外交战略考量、外交重臣的谋略以及俄国东西方外交的权衡等挖掘不够，遂，未客观凸显出其在俄日关系中的积极角色。本文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紧跟俄日学界最新研究动态，以大量俄国档案资料、原始史料为支撑，辅以日文史料，全面阐述传兵卫在俄国的经历，展示出其在俄日两国关系史的历史价值。 

　　从世界历史的尺度看，相较于中俄关系与英法关系，俄日的往来历史并不是很长。从1697年到达俄国的首位日本人——名为“传兵卫”的漂流民算起，两国交往史仅逾三百年。传兵卫口述日本消息与俄国行记被俄国官员В.В.阿特拉索夫分别记载于1700年6月3日与1701年2月10的两份“见闻录”中（后世也称“传兵卫物语”）。彼得一世两次召见传兵卫赋予这个普通小人物不寻常的特殊意义。俄国对漂流民的救助与优待亦可窥见其试图利用漂流民来打通南下航道、征服“新大陆”、保障其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现实利益需求。以传兵卫和随后的多批漂流民为“导引”，俄国越洋远航的“寻找日本”之路从未间断过。 

一  两份传兵卫“见闻录” 

　　1697年，阿特拉索夫带领探险队抵至堪察加岛，听说有一个俄国俘虏（当地土著错把他当作俄国人是因为他皮肤白皙），传兵卫随即被带往雅库茨克。衙门官员至少两次问询他，内容被载入两份“传兵卫见闻录”中，俄国由此获悉日本商贸、宗教、农业、财政、经济、政治体制、军事相关的全方位信息。这是俄国首次、直接从日本人处掌握到较为全面、相对准确的日本概况，使以前对日本片段式的模糊印象变得明晰、具体认知得到更新与拓展。传兵卫“见闻录”是俄国当时最完整的日本文化启蒙书，成为18世纪俄国了解日本的首批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彼得接见传兵卫、并屡次派“探险队”南下的主要客观依据就是两份见闻录中的日本国情。 

　　传兵卫出生于大阪，是商贸所管事。1695年，他和随从携主人货物被派往距离700俄里的江户市，商队共乘坐30条船北上。传兵卫所乘之船长15俄丈、桅杆高4俄丈，船载货物有“稷米、清酒、绸缎、中国蓝绸、棉布、细白糖、面粉、冰糖、檀香木”，用来换取“丝、木板铁、荨麻布和金银。”因桅杆破损，船在海里坚持6个月后被救起。传兵卫在堪察加岛上滞留大概一年，了解到一些当地话。 

　　负责盘问的官员对日本商贸尤感兴趣。据传兵卫讲述，日本城市间交易通过海路和陆路进行，运往东边的商品有布、锦缎、中国蓝绸、金银（硬币）等，运往西边的有大米、铁、船板和猛犸牙等。“并不是日本人去的别国，而是德国人乘船来的日本，他们带着呢子和其他商品去长崎市，很多人都在这座城市住下来。其他城市不允许德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至于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当然，后来证明并非德国人，而是荷兰新教徒。幕府下令禁止基督教时，荷兰成为例外。荷兰获得许可拥有长崎商业代表资格，每年能运一艘船到长崎，“所有船修了带顶盖的贮藏室，用来保存货物。而日本人都被禁止造船出国，能出去的只有无甲板的船。” 

　　基督教的传播情况，传兵卫如是说：“日本城市中没有耶稣会士和牧师…也没有基督十字架，别的任何信仰日本人都不接受…不允许别的信仰存在。”这段话意味着，俄国对于欧洲传教士如何被驱逐出日本，以及在日本宣传东正教——正如在西伯利亚宣传一般——的可能性有多大，是迫切想知道的。因为俄国外交自基辅罗斯起就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在东方国家推行东正教是俄国试图向东方扩张的外交手段之一。这一推测能在彼得一世于1698年6月12日写给西伯利亚使臣衙门大臣А.А.维尼乌斯的信中证实。沙皇写道：“大人，您来信说北京已经建好实行我国的基督教堂，很多中国人都接受洗礼。这事办的相当好。只是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做得过于危险，以免引起中国官员和那些已在中国扎根许久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嫉恨。到如今，那里安排的人不仅要学识高，还要理智、温顺，以防如此重要神圣的事业像在日本一样，陷入最为险恶的衰败境地。” 

　　从传兵卫的话中俄国人也了解到，日本国家制度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统治者是名为公方殿下的皇帝，在江户城居住。类似于族长的天皇和地位略低于天皇的禁中大人都住在京都。” 

　　关于农业，传兵卫介绍：“野果味道酸甜，产苹果和稻米...... 人们也喂养牲畜——牛、马、猪、羊，但不吃，而是吃鸡鸭鹅。” 对海洋产业，他说道：“大海里偶尔会出现长得像公牛的野兽，还有长4俄丈和2俄丈的鱼…湖泊中有鲫鱼…在海里还能抓到形似沃洛格达鲑鱼的小鱼。” 有关工业，尤其是贵金属开采，他如此描绘：“此地产金银…金银无数…造锦缎和绸布…很多器皿都是银、铜、瓷质，瓷器由海贝制成：把贝壳轻轻撞开，和以粘土，制成的瓷器可保存多年。”关于日本财政，传兵卫则展示了随身钱币：圆度、厚度与俄国相似的铜币，成色与莫斯科佐洛特尼克接近的银币，以及两种形状金币——宽度与外国银币相仿、厚度与莫斯科铜钱相仿…另一种是大金币，宽两俄寸。可见，传兵卫的介绍证实了俄国以前获知的“太阳初升之国金银满地”的消息，刺激了俄国官员开采贵金属代替日益缺少的毛皮的欲望，此时的俄国政府已然将贵金属置于与毛皮同等重要地位，开采贵金属成为俄国寻找日本的动因之一。在太平洋诸岛（包括库页岛）上发现储量丰富的贵金属之前，吸引俄国东进的磁石是毛皮。欧洲对毛皮的广泛需求将西伯利亚荒野变成了一个似乎取之不尽的宝藏。1641年夏，通过位于雅库茨克沙皇海关的黑貂皮不少于7.5万条，扩张中的俄国极端高效地监管着毛皮收集。但到了1700年，这种“软黄金”的供应临近枯竭。 

　　在弄清与邻国建立关系的可能性时，武装军备是必须要摸清的情报。传兵卫回忆：“据说大炮也有小的，每个1俄尺或1俄尺半，装有火药，火药自产…日本军士都有武器，火枪、长矛、马刀…城市四周的石墙是用很大的原始石块堆砌而成；城墙厚100俄尺，高10俄丈。” 

　　与俄国通过其他渠道（《马可波罗游记》、《宇宙志》等）所获知的信息相比，传兵卫的陈述更注重对国家基层社会的观察和体认，也更为直观详细，具有较少或者完全不带政治色彩，从而为俄国“日本”认知的扩大、充实与验证提供了较为客观的信息支撑。 

　　第二份“见闻录”记载于1701年2月10日。“没人能够确定乘船过海来的这个俘虏说的是哪儿的语言。他有些像希腊人：瘦削、短须、黑发。在俄国人这里一见到上帝圣像就大哭说，他们也有类似圣像。那个俘虏和我（阿特拉索夫—作者注）有时候讲俄语，因为一起住了两年；有时候又通过科里亚克语口译官交流，因为以前他在堪察加人那里住过。”“他性情谦恭、理智，有时候自称是印第安人，说他们那儿有许多金子和豪华宫殿，皇帝的宫殿是银子镀金做成。他们不用貂皮或其他野兽皮，而穿棉布织成的各种缎子衣服。” 阿特拉索夫还吩咐官员展示标记有日本岛的带插图的图志。“传兵卫指出，书中的大阪、江户等城市十分真实，那些人面、蛇形、兽形或其他形态的神像都是他们所崇拜的，描画的日本神龛和其他建筑也很生动。”  

　　阿特拉索夫个人无法确切定论这个人的民族和语言，只能押送“雅库茨克官产”至莫斯科。1702年1月8日，彼得在莫斯科东郊皇庄第一次接见传兵卫。 

　　彼得一世对传兵卫的接见标志着18世纪已存在俄国与日本的初步交往。以漂流民为中间媒介的交往是18世纪俄日交往的基本形态，传兵卫被称为“第一位特殊使节”。尽管这种往来在当时缺乏持续实施的条件与动力，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与脆弱性，但后续产生的政治行为却使其成为早期俄日交往史中的重要内容，成为缩短俄日两国政治距离的起点。 

二  俄国对传兵卫的救助与优待 

　　6-17世纪，俄国主要通过东方阿拉伯国家、蒙元（中国）、欧洲（荷兰）等第三方积累起对日早期认识，日本被描绘成“金银遍地”的国度，“盛产金子、宝石和珍珠”，甚至“蚕吐的是金色沙粒”。随着人文主义思潮涌现与科学知识普及，欧洲地理学水平极大提高，俄国描绘日本的年代记、地图志、宇宙志等应运而生，17世纪初出版的《简略宇宙志》中已标示出堪察加以南岛屿。 

　　彼得早已表现出对日贸易的极大兴趣。1697—1698年他亲赴西欧，逗留荷兰期间与著名地理学家、阿姆斯特丹市长Н.维岑多次见面，获悉了日本情况。因为维岑致力于研究1643年荷兰人马丁·盖利茨松·弗里斯的北海道海岸、千岛群岛和萨哈林之旅。彼得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地理同样充满好奇，1697年9月4日，使团官员“根据伟大国君指示在阿姆斯特丹集市购下带所有国家图绘的地图集，用以了解路线......”也是在此时，维尼乌斯命令造好“拥有全部储备的合适船只”，弄清楚从北冰洋去太平洋的航海路线。 

　　彼得之所以保持对日本的“极大热情”，也是国内外紧张局势所致。彼得执政初期，俄国经济危机严重。1649年法典强化了封建农奴制，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上层内讧和战乱频仍使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工厂手工业微弱，政治、文教与军事机构弊端严重。国际上，此时的俄国处于“战火纷飞的欧洲与平静和谐的亚洲”的周边环境中。在亚洲，《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一直东进的俄国停止向黑龙江流域继续推进，转而向北拓展势力。《尼布楚条约》在俄国开拓通往日本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俄国不得不通过尚塔尔、萨哈林或堪察加铺设通往太平洋之路，而不是通过黑龙江（阿穆尔）。虽然通过黑龙江会更快捷方便，但俄国征服堪察加后发现，该地环境要更加干燥更好一些。在欧洲，18世纪初，俄国在西欧争夺哈布斯堡王朝遗产的同时，在东北欧揭开旷日持久的北方战争序幕。战争初期（至少九年）俄国连年失利，彼得在军事上全面动员本已虚脱的国内人力物力备战，抓紧火炮生产，同时也积极进行外交努力。传兵卫“见闻录”中对日本商贸、贵金属、军事的讲述恰巧刺激到沙皇敏锐的神经。因此，首先出于经济上考量，俄国试图寻找开放土地——堪察加、千岛、萨哈林或日本，并努力将之再联合。到新的土地上找寻财富，最主要的是找寻定期被卖到西欧国家换金子的毛皮和贵金属以积累战争资本。在早经发掘的地区毛皮所剩不多的情况下，寻找这些财富需要向“新疆土”移民或抱持贸易目地对“新疆土”进行探访。 

　　对日本的兴趣同时体现出斯拉夫人“向海”的传统。早在1204—1242年，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王公曾先后战胜进入涅瓦河的瑞典人而获“涅瓦河之王”称号，伊凡三世曾在芬兰湾南岸纳尔瓦河口建立伊凡格罗德，伊凡雷帝曾尝试占据波罗的海出海口而发动立沃尼亚战争。彼得通过欧洲之行见证欧洲主要国家经过文艺复兴、环球航海、实施重商政策造就的国势强盛，反观落后的俄国，已经到需要借鉴西方做法而改革自身的时候了。 

　　在对外部世界的渴求和欧洲大势的“敦促”下，传兵卫“东来”给俄国带来强烈信号、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之前，俄国迫于滔滔江水阻隔，苦于无路可循而不敢擅自冒险泛海，漂流民的出现促使俄国更加“敢于”渡海探险。为留住传兵卫、让其在必要时候为俄国服务，彼得不仅两次接见传兵卫，而且连续下旨给予传兵卫优待。 

　　彼得与传兵卫见面后，政府发布公告：“1702年1月8日，根据伟大国君、光辉伟大的俄国掌权者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命令，来自雅库茨克的外国人传兵卫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受到君主接见。君主令其在莫斯科学习俄国文字，还从俄国小孩中挑三四个人，让他教他们日本语言和文字。君主会赏赐食物和衣服，不多，但足以令他感动。”1月20日，西伯利亚衙门规定传兵卫“每日需5坚戈的食物，这些钱每个月会从他的工资里付给他”。在受洗信仰东正教问题上，彼得给予他选择自由，并承诺：只要他学会俄国语言和文字，教会俄国小孩他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就放他回日本。 

　　1702年4月16日，彼得下令，“派遣传兵卫去炮兵衙门学习俄语”，以便他“可以在学校里教授日语”。彼得再次向他许诺回国，只需完成一定任务即可——如果他能培养出几个日语翻译。因此，传兵卫的在籍编制从西伯利亚衙门转去炮兵衙门，薪水依然保留。可见，彼得此时起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第一批俄国的日本学家，以期与日本建立关系会变得更容易一些。而且，彼得起初给传兵卫布置了培养三四个掌握日语的俄人的任务，后来扩大到四五个。但遗憾的是，学习日语的这些人都只是童子军，短期内并未产生“立竿见影”之效。同年，雅库茨克接到命令“吸纳外国人入俄国籍，打探通往日本之路，弄明日本武装力量特征、商品多样性和对俄国商品是否有需求，并尝试与之建立贸易。”依此令，1704年，В.科列索夫奉命确定日本边界线，研究临近日本的岛屿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这些岛屿到底为哪国所有。 

　　1704年10月7日，俄国公文提到，“根据伟大君主指示和维尼乌斯记录，去年1月奉命下发工资给传兵卫每日10坚戈，今年8月和9月共给伙食费3卢布10坚戈。”显然，传兵卫薪水有所提高，这是奖励他出色完成学习俄语、教授日语的任务，而且，与1702年相比，传兵卫的俄国学生数量也有所增加，其职责扩大也提高了工资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初“学校”这个概念还没有获得如今的含义，只是附属存在的一个木制或石质建筑，是炮兵衙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部门或年级）。当时彼得下令在新的火炮场地建造一所学校，教授炮兵和官员外语、数学及工程技术，传兵卫在此教授日语。彼得之所以在炮兵衙门建立一所简易的日语学校，用外语武装军事，不仅与国内军事落后、北方大战前期的军事失利有关，也暗含将来可能以武力协助对日贸易或有效抵抗日本“大炮”的安全考虑。 

　　见证欧洲文艺复兴奇迹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彼得一世意识到建立日语学校对于顺利开展商贸交易非常有必要。1705年，彼得堡正式开设日语学校，监管人是参政院，传兵卫继续教授日语。1710年，彼得第二次接见传兵卫，却违背许他回家的诺言、下令М.彼得洛维奇大公给他施洗，取名加甫里尔。彼得以这种方式强调其决定的不容更改，因为按照日本律法，日本人一旦入基督教，就会被取消回国资格。3月17日，沙皇命令雅库特军政厅 “为建立与日本国的重要商贸往来，正如俄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买卖一样......打听一下，日本国能寻到什么花样商品，他们还需要什么俄国商品。有了这些商品，生意才能做得更大、他们才会与俄国人开展贸易，以及日本军人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军事上怎么做更便利、有什么途径可以抵达。” 

　　日语学校建立以后，参政院不止一次向西伯利亚衙门提出要求，“从堪察加再派一个日本人过来”，充实师资力量。因此，在卡利戈尔斯科海湾获救的漂流民之一萨里曼（受洗后叫伊万）于1711年被送往彼得堡，任命为传兵卫的助手，传兵卫去世后萨里曼继任日语教师直至1734年。获救的另一个日本人麻科玛则留在雅库茨克，在当地结婚生子。萨里曼与麻科玛是俄方史籍记载的第二批漂流民。在彼得堡禀帖中提到：“他（萨里曼）肯定了传兵卫说的金银矿，从堪察加运来日本人钟爱的河狸皮也确有其事，还说出了从堪察加到日本各地的距离。他称自己国家是江户，位于堪察加海角对面的岛上，盛产金银石，能造粗布和蓝布，国内7个城市都隔得不远，城挨着城。至于国内其他商品，他知道也不够多，他还不习惯全俄语交流”。麻科玛在1733年依照安娜女皇指示经托博尔斯克前往彼得堡，目的在于确认建立与日关系的可能性，不过很快他就被准许返回家中。五年后，他被任命为翻译随М.什潘贝格考察队一起去探险。 

　　依靠漂流民的日本消息，俄国对日本的认知已逐渐从神话、传说层面上升到更为理性、科学的层面。对急于寻找新大陆的俄国来说，这是价值极高的情报。彼得一世对传兵卫的救助与重用，其主观意图之一就是要借重漂流民，使之成为俄国稳定的情报来源。 

三  彼得一世的日本政策 

　　罗斯国家本身就是中世纪国际交流、冲突与融合的产物，是与外族联系的结果。从国家最早建立的动力和方式上来看，贸易与征服无疑是俄国建立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要素。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从此人类社会的天平开始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倾斜。彼得一世在对外政策上继承扩张传统，使俄国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及其沿岸地区，打开通往欧洲的窗口，打下近代俄国的强国根基，俄国由内陆国扩张成有出海口的欧洲国家。彼得一世的改革与外交意味着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宣告终结，海洋化和西方化的俄国历史由此开始，东方问题在俄国外交战略布局的地位有所实质提升。 

　　在与东方国家日本的早期交涉过程中，采用和平手段“缓慢推进”是一大显著特点。彼得时期，俄国并未有任何探险队到达过日本，但确定了寻求与日本通商、建立贸易关系的基本目标，为19世纪的日本政策奠定了基调。这其中，漂流民传兵卫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都是以必须保证本国经济政治安全为出发点。17—18世纪的主要政治问题是疆域扩张、以协商为基础的国境线界定、为平息冲突而缔结军事联盟和条约；在经济领域，外贸的重要性愈加显著，彼得一世仿照西欧实行重商主义，力图扩大与东方国家（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的商品贸易；而要扩大对外贸易，必须借助外交手段。俄国远东经济远远落后于欧洲部分，派遣的探险队的后勤供给主要源于欧洲地区提供，保障远东地区自给自足成为俄国外交面临的迫切任务。于是，有权进行政治交往的考察带着这个目的应运而生。当国家距离遥远时，在达成外交认可之前首先就要找到通往这个国家的道路。 

　　俄国虽然历经数个世纪将领土延至太平洋，但俄日两国不仅相隔汪洋，而且被锁国令“人为隔离”。历史的起承转合看似富有戏剧性，实则受必然性驱动，俄日两国陌生的局面被传兵卫改变，他给俄国第一次带去“鲜活”的日本认识。“传兵卫使俄国人确认，日本并不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 

　　传兵卫极具价值的口述情报必然很快被俄国上层官员知晓，从此，对北太平洋探险与开辟日本新航路被正式提上政府议事日程。在俄国的近代扩张中有三条路线：由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由日本海通往太平洋、由黑海通往地中海，而在由日本海通往太平洋的线路中，日本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外交官、船舶专家Ф.С.萨尔特科夫曾随彼得出访西欧，是推崇重商主义的重臣。他于1712年向沙皇进言，“乘船探访西伯利亚沿岸四周所能及之处，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能被我们纳入统治的岛屿，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岛，那就看看是否能乘这些船去中国或其他岛上经商”。1713年，他上呈《争取国家利益的几点意见》，不仅建议探索从阿尔汉格尔斯克通往太平洋的新航线，还多次提到探索日本航线的重要性，“如果此航路能自由通往中国或日本等地，则可以为陛下的帝国带来莫大财富与利益。英国、荷兰等国船只往返一次东印度需两次横断赤道，赤道附近十分炎热、海上航程过长、船上饮食不足，很多船员殒命。新航路若得以开辟，则有望顺此直达东印度”。他还提到，“日本国那个纬度带存在优质银矿。”从奏文来看，俄国既要探索日本通商之路，也是为了探索一条免于绕道好望角、从东方直通“东印度”的新航路。当时的俄国商船，如果前往日本，虽然可以与英、荷一样走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马六甲—长崎路线，但航程漫长而险恶。  

　　漂流民东来以后，由堪察加半岛南下行动从未间断过。在萨尔特科夫建议下，伊尔库茨克官员开始组建“日本探险队”，彼得一世也试图在北冰洋成立舰队，“用来在大洋上航行，若是大洋能通航，那么不超过两个月就能到达日本海岸，当时英人与荷人花费了半年”。英国航海家Джон.佩里曾受彼得私人邀请在俄国就职，其回忆录证明了彼得与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建立关系的活动：“我不止一次听沙皇表达派遣使者的意向......，以确认海船是否能从鄂毕河往东穿过新疆土去鞑靼大海，要是在鄂毕河能造去中国和日本海岸的船就好了。”这一时期，И.П.科济列夫斯基（1711-1713）、Я.А.叶尔钦率领的大型堪察加考察队（1716-1719）、И.А.叶夫叶依诺夫探险队（1719-1722）为探访日本航路做了诸多有益尝试。 

　　1713年，科济列夫斯基带领66人队伍探险， “探访从堪察加角开始的海岛和日本国”。这次出行使堪察加以南岛上的原住民陆续归顺俄国，并搜集到“日本国”消息。1716年7月12日，沙皇指示，“对堪察加角附近岛屿进行细致考察，寻找金银铜矿和其他矿产、颜料和珍珠”，但是，“如果要向日本人打听日本有关消息，最好派一个伶俐人去日本做生意。”随后，叶尔钦吩咐新任雅库茨克军政长官И.В.拉基京“派人过来，好去日本做生意”。这里所说的“伶俐人”显然是日本漂流民，起码也是能懂少许日语的第一批俄国翻译人员。1719年初，考察队抵达鄂霍茨克，往北、南、东三个方向前进。“往东的队伍可利用1710年在堪察加岸边遭遇过海难、更名为雅科夫·马克西莫夫的日本人麻科玛去探访日本”，但这未能实现。 

　　彼得所处的时代正是“在战争铁砧上捶打欧洲的时代”，彼得在欧洲“南征北战、四面出击”，主要通过武力交涉与军事进攻建立起俄帝国：南下与土耳其与波斯展开战争，北上大战瑞典。对于遥远且陌生的日本，新生的俄国显然“无暇东顾”，更妄谈武力攻取。尽管所有探险队未成功发现日本，不过从雅库茨克出发，经由勒拿河、阿尔丹河、尤多马河过渡到乌拉克河，再沿河到鄂霍茨克海，顺着海路继续走到堪察加，这样的一条新路线取代了从前穿过上扬斯克、因迪吉尔卡河、阿拉泽亚河和科雷马堡寨的旧路线，为接下来的什潘贝格和В.瓦尔顿的寻日之旅都做了充分准备。 

　　漂流民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之于俄国却是具有重大价值的信息源，而这也正是漂流民能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记录的根本原因。通过漂流民口述，俄国不但了解到日本商品、经济资源、矿藏之信息，还了解到日本军队拥有火枪火炮，这让俄国认识到，与日本通商有可行性、也有利可图，但仿效对“西边”的军事进攻武力“攻取”日本也并非易事。日本虽说是邻国，但距离国家中心莫斯科甚远，况且还“拥有火炮”。事实证明，漂流民所言非虚。自1543年葡萄牙冒险家平托意外漂流至种子岛献上火枪后，日本人很快在六个月内成功复制出600支火枪。1566年，日本火枪保有量已达30万余支，枪支质量也大幅提升，射击精准度、杀伤力、装填速度等都有明显改善，并发明了所谓的“连续射击方式”。可见，日本在16世纪中叶就接受了西式枪支，在自主生产基础上迅速完成对火枪的改良，这甚至快于最初发明枪支的欧洲。日本枪支对东亚最大的战争壬辰倭乱也产生过直接影响。前文已经提到，俄国也通过第三方验证着日本消息的准确性。这些情况也必将通过欧洲国家等第三方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俄国。在欧洲列强的原始资本积累历史上，在新大陆上因某种缘由致使武力进攻不能奏效时，他们不得不满足于通商而开辟商埠，试图通过低价用欧洲商品换取金、银、宝石和香料，对当地居民巧取豪夺。正因为漂流民的“一手”信息，彼得在新生的帝国初期便已确定了寻求与日本通商的最佳外交方针。利用漂流民的南下探险同时体现出俄国对东方侵略与扩张的本质，如果称俄国向西方的外交为“征战外交”，那么，向东方的外交不容置疑可以称为“通商外交”。俄帝国时期，封建君主专制无疑是沙皇俄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其维护国家利益与扩充王朝利益是相一致的，维继家族财富和扩张领土是其外交最核心目标。因此，俄帝国南下赋予漂流民更为现实的历史使命。 

四  结  语 

　　“漂流民”是日本德川时代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一群体为后世研究俄日关系史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在东北亚水域，由于季风与海流的综合作用，再加上航海工具、导航技术、航线认知的限制，日本民间船只会漂流到中国、朝鲜、俄国甚至美洲。日本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颁布法令，废弃所有大名拥有的军舰，禁止民间建造除货船以外的大型船只，民间海船因而只能是沿海航运的近海驳船。海船构造简单，吨位小且不抗风浪。对造船规模的限制与日本国内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大规模航运需求之间产生极大矛盾，以沿日本海岸航运贸易为生的商人不得不在小型近海驳船上超限运载大量的粮食等货物。货船在长途航行中一旦遭遇风浪，很容易遇难漂流海上。因此日本漂流事件在“锁国”时期异常频繁。江户时代有记录的日本人漂流事件至少有105起（当然，数量最多的是漂流到中国）。此外，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扩大了世界贸易范围，西方各国国际空间得到极大拓展，人类活动半径不断增大，“世界”概念逐渐充实和丰富，也越来越接近人类活动范畴的真实状况。这使得遭遇海难的“漂流民”经常有可能被救起。尽管浪头余生的漂流民含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但其出港与漂流经历却客观反映出时代的交通特点及不同航线之间的关联。可见，漂流民本身就是历史产物，其历史必然性决定他们必然拥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传兵卫作为到达俄国的第一人，其历史作用对俄日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促动俄日关系萌芽、影响俄国对日政策 日本漂流民传兵卫作为第一位“特殊使节”，开启了陆路毫不接壤的俄日两国交往新时代。漂流民的日本消息印证了俄国早期对日本“金银无数”的印象，成为“寻找日本”的重要参考依据和有效情报。鉴于日本“遍地金银”、“有大炮和城墙，军士有火枪”的描述，彼得一世虽未成功发现日本，却确定了贸易通商的对日基本方针；随后的安娜女皇贯彻与日通商的同时，倡导对日“和平友好”睦邻政策。 

　　16—18世纪正是俄国资本主义兴起、积累原始资本的时期，武力征服与贸易通商是其攫取财富的两大手段。俄国探寻新航路的同时，也是他们进行商业贸易扩张之时。自15世纪中期地中海贸易衰落之后，西欧国家想要通往东方,获取东方的财富,就必须另辟他途。正如韦尔斯所说,“十五世纪时整个欧洲的商人和船员们都在推测去东方的新路。” 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彼得一世，未将传兵卫这个“遥远”的小人物错过，而是充分利用他建立俄国的第一所日语学校，培养日语翻译为建立俄日联系准备语言基础；以传兵卫为参照研究日本，为建立俄日联系准备社会基础。自彼得一世接见传兵卫起，俄国开始大规模实地探险，将得抚岛、择捉岛、国后岛等串联起来的千岛群岛岛链当做与日本来往的“演习场”，由此引发蔓延至今的俄日“岛屿之争”。可见，在俄帝国于欧洲崛起过程中，漂流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日政策的制定，并对俄日关系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18世纪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积累原始资本的剧烈变革时期，各国借贸易之名开始持续在东南亚与各大洋建立殖民据点。殖民势力在有限的空间内无限延伸，其触角必然相碰撞。可以说，俄国对漂流民的特惠优待本就是基于寻找新大陆、企图殖民扩张的国家利益需求。俄国的基本地缘政治利益范围是欧洲与近东，漂流民的到来使俄国把眼光更明确、更准确地转向远东。 

　　构筑俄国“日本观”，丰富俄日文化交流与世界文明交流内涵  源于东方文明的日本与源于西方文明的俄国在东北亚区域产生交集的最早实体媒介是“不期而至”的漂流民群体。日本漂流民之于俄国既是东方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异质文化的解惑者。两份传兵卫见闻录是俄国官员与漂流民的笔谈，在已获取的直接来自该国居民的资料中，无论在数量还是多样性上，都是一份相当重要的史料。”俄国官员的书面记录生动展现出18世纪俄国特殊知识群体的早期日本认识，构成当时俄国人日本观的主体。1700年12月下旬，也就是第一份传兵卫见闻录被记录下来（1700年6月3日）的半年以后，С.У.列梅佐夫在托博尔斯克向М.Я.切尔卡斯基大公介绍了传兵卫的口述消息，并希望能把日本岛画在西伯利亚的地图上。 

　　传兵卫是阿特拉索夫在堪察加之行中的重大发现，随后俄国对千岛群岛、日本的发现构成俄国“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内容。阿特拉索夫对传兵卫的“重大发现”只发生在个别民族和部落生活的地域界限内，仅仅带有局部性、地区性发现的特点。但具有史料价值的两份见闻录被引入学术领域后，在西方国家对“宇宙志”、墨卡托及其他学者的世界地图均已有所知的基础上，俄国对千岛群岛、日本的发现就转变成为全球性质的地理大发现，极大丰富了俄国的“世界观”。从世界文明的角度看，俄国对日本认知的形成与变迁经历了主动探求—被动接受—主动求证的过程。在俄日互识的初级阶段，俄国对日本的探索是在好奇心及权力欲驱使下的一种积极主动行为，但切身体验却深受活动半径局限，目力所及决定着日本观的性质与范畴。其后，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期，俄国不得不被动应对新挑战，探索已知领域之外的“世界”。俄国寻找日本的南下探险有力印证了日本漂流民在构筑俄国“日本观”甚至是“世界观”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俄国从此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 

　　（邢媛媛，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