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史：“盟而不联”的阿拉伯国家

（来源：澎湃新闻，2021年2月23日）

　　当今世界，阿拉伯民族建立了22个国家、拥有4亿多人口，扼守五海三洲的战略要地，坐拥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据此阿拉伯世界理应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一极，近代以来阿拉伯民族也一直在追求民族统一和民族复兴，并且在1945年早于联合国建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但事实却非常残酷，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不仅阿拉伯民族统一和复兴的梦想渐行渐远，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走向沉寂，而且阿拉伯世界内部一直冲突和纷争不断。

　　外界舆论经常慨叹，在阿以冲突中，22个阿拉伯国家为何无法战胜弹丸之地的以色列？围绕与以色列关系，阿拉伯国家不仅未能形成紧密的联盟，反倒是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如1979年的埃及，1994年约旦，尤其是2020-2021年的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成为大势所趋？阿盟建立很早，但为何其一体化程度远远落后于欧盟、东盟，甚至是非盟？

　　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纷争固然与历史上的帝国遗产，以及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操控尤其是“分而治之”的政策密切相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阿拉伯民族内部的复杂性。本文尝试从民族性的角度略作分析。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阿拉伯民族具有整体性和地方性的双重属性，在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与阿拉伯民族进行抗争、建构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阿拉伯民族一方面基于整体性寻求统一和联合，另一方面又基于地方性而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就其发展趋势而言，这是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即22个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性、自利性不断上升，而阿拉伯民族整体性、统一性日趋衰退的过程。在意识形态上则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退，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事实上也就是后来的“阿拉伯国家主义”）勃兴。

　　遗憾的是，阿拉伯民族又很难厘清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没有产生出理性的地区主义，也就是说未能产生既认可民族国家的主权，又基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行地区合作的机制，相反则出现以阿拉伯统一为名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悖论，如埃及和伊拉克都曾经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为名谋求地区主导权。

阿拉伯民族整体性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民族整体性的形成是伴随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帝国扩张，通过对西亚北非诸民族群体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而完成的。阿拉伯人经过两个时期逐步发展为一个民族。第一，从穆罕默德创教到倭马亚王朝，是阿拉伯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第二，阿拉伯民族同化和融合其他民族，并使阿拉伯民族扩大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指在阿拉伯民族形成后的二三百年间或者更长的时期内，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的诸多民族，大多通过自然同化或强制同化，逐渐和阿拉伯民族融合，进而“形成一个以阿拉伯语为母语，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新的阿拉伯民族。”因此，有学者指出，“同一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体现为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等。

　　事实上，阿拉伯民族所具有的共同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和共同地域等共性特征，恰恰是19世纪下半叶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与社会土壤。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以主张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复兴阿拉伯传统文化等为主要特征。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成为以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并产生了阿布德•拉赫曼•卡瓦克比、康士坦丁•祖莱克、阿布德•拉赫曼•巴扎兹、萨提•胡斯里、米歇尔•阿弗拉克等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二战结束的当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宣告成立，成为战后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泛阿拉伯组织。

　　在20世纪50~60年代，埃及等国家积极推动泛阿拉伯联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阿拉伯联合的形式，并对阿拉伯国家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某些国家及其领导人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名，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不仅未能有效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而且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导致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联合昙花一现便惨遭失败。

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与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斯兰教的创立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尽管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帝国的统一，但是远没有将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地区融合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阿拉伯民族诸地缘文化板块在阿拉伯帝国中后期以及奥斯曼帝国体制下，形成了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局面。进入近代后，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和瓜分，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使阿拉伯世界分化成阿拉伯半岛、“新月地带”、埃及-苏丹地区、马格里布地区等地缘文化板块。

　　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的相互影响来看，阿拉伯民族的部落主义传统以及地方性特点与伊斯兰教的教派斗争交互影响，加剧了阿拉伯民族的内部分裂，进而使地方性和差异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阿拉伯史专家希提看来，崇尚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构成了阿拉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伊斯兰教兴起后，它们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并“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首先，阿拉伯社会的传统部落特征构成了导致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内部分裂的重要因素。在四大哈里发时期（编注：公元632年至661年），围绕哈里发职位的斗争与南北阿拉伯人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编注：公元661年至750年），南北阿拉伯人围绕帝国领导权斗争以及分裂活动此起彼伏；在阿巴斯王朝时期（编注：公元750年至1258年），阿拉伯帝国的分裂以地方割据的形式表现得更加突出。据史料记载，阿拔斯王朝虽然延续了500年的时间，但是，还在这个帝国建立之初，便在“帝国的中心及其周围”，兴起“无数的王朝和准王朝”。以战乱四起的马格里布地区为例，在8～16世纪涌现出的地方王朝就多达13个之多。纵观阿拉伯世界约1400年的历史，其统一的时间仅有100年左右，而分裂的时间则长达近1300年。

　　其次，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作为阿拉伯民族内部分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民族的分裂。尽管《古兰经》不断以“统一”（21：92）、“不要自己分裂”（3：103）、“不要为正教而分别门户”（42：43）等教导其追随者，但伊斯兰教的分裂从穆罕默德逝世时便已经开始。历史表明，伊斯兰教教派的产生和统一的穆斯林公社的分裂，以及各教派的长期斗争，对阿拉伯民族的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教的分裂和不同教派的长期对立显然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扩大了中东-阿拉伯社会结构的异质程度，阻碍了这一地区的人们向一个统一民族发展的进程。”

　　阿拉伯民族的地方性特征与近代以来西方殖民统治的人为分割，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进一步分裂，使得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应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基本上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通过反对英、法、意等国在各地区的殖民统治得以完成的。随着阿拉伯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历史上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为以各自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民族主义所取代。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泛民族认同、泛宗教认同的关系成为阿拉伯国家独立后面临的迫切政治任务。无论是独立前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都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建构自身的民族认同，反对泛阿拉伯认同。如埃及的民族主义思想家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甚至否认埃及民族的阿拉伯属性。第二，强调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排斥和贬低泛宗教认同。如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家强调要“把对宗教的、伊斯兰的忠诚转化为对祖国、国家和民族的忠诚”。第三，强调世俗主义，反对政教合一。如埃及民族主义思想家明确主张宗教和政治分离，埃及的出路在于“民主的、世俗的改革方案”。但是，在阿拉伯国家中，国家认同与泛民族认同、泛宗教认同的矛盾并未因此消失，并使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成为困扰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羁绊。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阿拉伯民族的整体性和地方性分别构成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从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层面看，阿拉伯世界始终交织着地方（国家）民族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复杂矛盾斗争。

　　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追求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追求各自利益的地方民族主义（亦即“国家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这也恰恰是阿拉伯民族统一性和地方性特征并存的反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是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思想武器，在1948、1956、1967年前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叙利亚作为重要的“前线国家”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构成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最高成果即1958-1961年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短暂统一，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但很快因矛盾分歧而解散。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战败尤其是以色列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1948年后约旦控制）、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彻底失败。埃及与以色列建交（1979）、两伊战争（1980-1988）、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1990-1991）、伊拉克战争（2003）、“阿拉伯之春”（2011年以来）等事件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断衰落，阿拉伯世界各民族国家利益上升的国家理性成为大势所趋，这是阿拉伯国家日益在巴以问题上自行其是的根源所在。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导致埃及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埃及被阿拉伯世界孤立长达二十年之久，其原因就在于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违背阿拉伯国家统一的“三不政策”（编注：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不单独与以色列媾和），但今天这种共同政策及其约束力在阿拉伯世界已经根本不复存在。

　　阿拉伯学者福阿德•阿贾米认为，海湾战争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终结”，自从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阿以战争中失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梦想就已经开始破灭，“失败毁灭了一代人的梦想并在青年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普遍原理——共同的政治遗产、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信仰等一系列思想理念都已经被粉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主义”）上升，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阿拉伯民族本身发育不成熟是制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客观因素。阿拉伯民族本身发育的不成熟突出地表现在阿拉伯作为一个整体的分裂性和多样性。正如一学者所言：“没有一个社会像阿拉伯社会一样……如此的分裂、破碎和分化。”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阿拉伯由于过于破碎或者在忠诚上过于地方化和特殊化而对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反应迟钝。”国内也有学者指出，阿拉伯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伊斯兰教派的多样性、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地方割据、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政策和对国家疆界的人为分割等都构成了影响阿拉伯民族意识成熟的“分离因素”。由于历史、地缘、民族特性、外部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阿拉伯社会早就埋下了“地方主义”的种子。

　　第二，近代以来阿拉伯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多样性发展使国家至上主义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在政体上，中东阿拉伯国家已经有了共和制、君主制和酋长制的分野；在经济上，有的国家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有的国家仍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徘徊，而石油国与非石油国家的区别也进一步拉大了阿拉伯国家的贫富差距；在社会结构上，有的已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而有的国家则是家族、部族和酋长制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中东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体系，并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中形成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也正是如此，“各国都注意本国利益，将它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地方主义’即国家至上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势所必然，合乎情理”，“阿拉伯统一在当今时代不过是一种良好愿望；试图再现千余年前阿拉伯帝国的大一统局面，显然是缺乏现实的基础。”

　　第三，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以来就已经陷入低潮的阿拉伯统一运动在冷战后进一步衰退，而海湾战争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解决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则进一步恶化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生存处境。

　　战后阿拉伯统一运动曾经一度取得重大的发展，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建立以及埃及、叙利亚的短暂合并都曾经是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巨大成就。但是“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关系具有脆弱性，其明显特征是分化组合频繁。在二战结束后的50年间，阿拉伯世界先后出现过16次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但多数合作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其演变和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从而显示出阿拉伯世界合作关系的又一特点——不稳定性。”

　　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的战败，构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的标志，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阿拉伯民族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进一步衰落。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叙利亚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矛盾上升，叙利亚在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而反对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在1991年美国打击伊拉克过程中与美国结盟，都表明阿拉伯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阿拉伯统一事业的疏远。

　　这也正如阿拉伯学者马哈迈德•阿比德•加比里所言“地方主义[Al-qutriyah(territorialism)]已经转变成国家民族主义[wataniyah(state nationalism)]……今天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无力动员社会大众为统一的事业而奋斗。”当前困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严峻问题是阿拉伯国家间的争端与冲突，这也正如一位阿拉伯作家所言，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找到两个毗邻而又关系和谐亲密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

　　约旦国王侯赛因在1985年所发出的如下慨叹正是今天阿拉伯民族的写照：“当分裂代替了聚合，地方主义代替了泛阿拉伯团结，阴谋取代了和谐，霸权代替了兄弟情谊，破坏代替了建设，设置障碍代替了清除障碍，我们又如何取得进步呢？”

（作者：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中东学会、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