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百慧：美国与1958年法国政府危机

内容提要：从1958年4月开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陷入持续的危机之中。对于这次危机，美国始终保持密切关注。美国在北非问题上的斡旋和干涉，造成加亚尔政府的倒台和危机的开始。在弗林姆兰政府、阿尔及利亚殖民军、戴高乐三方政治势力纠葛中，美国采取了冷眼旁观但逐渐偏向戴高乐的政策。美国对戴高乐掌权态度的变化，受法国政治局势演化、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和戴高乐及戴派人士接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综观美国对1958年法国政府危机的应对，可以看到其政策选择是在矛盾且极为有限的范围中进行的，从保持冷战优势、顺应非殖民化浪潮、法国自身政治变动等角度，美国最终认定戴高乐执政是对其最有利的结果。

关键词：美法关系　法国政府　冷战　戴高乐　阿尔及利亚

　　1958年4月14日，加亚尔政府倒台。此后1个月的时间内，法国处于无政府状态。5月14日新组建的弗林姆兰政府又遭遇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军的叛乱，法国甚至面临着内战危险，直到6月1日戴高乐上台，危机才最终结束。这次持续的危机及其解决无论对法国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敲响了第四共和国的丧钟，随后法国建立了更富生命力的新政体——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它带来的新因素——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导致20世纪50年代末以及整个60年代的国际关系出现很多新变化。

　　对于这次政府危机，法国史和戴高乐传记的作者多从法国内政角度出发，鲜有提及其他国家；少量涉及美国、英国反应的著作，基本上是从各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来分析。本文则以美国外交和美法关系为视角，讨论美国对法国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情报评估、政策选择及其影响。

一、积极干预：美英斡旋与加亚尔政府的倒台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这次持续的政府危机的导火索是1958年2月萨基埃特事件和美英的斡旋行动。突尼斯独立后，给予当时正进行抗法独立斗争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以积极支持。突尼斯领导人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公开声明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并指示其驻联合国代表投票时“处处和法国的论点针锋相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隐匿于突─阿边境的突尼斯一侧，时不时对法军展开袭击。根据法国的情报，萨基埃特•西迪•尤素夫村（Sakiet Sidi Youssef，距离边界1.5公里）已成为阿尔及利亚人的村镇，这里的突尼斯居民大都已搬走；这里是阿军的训练营、军火库、补给站和娱乐中心，在突尼斯的五六千名阿军中有2500人在此驻扎。为了打击所谓的“叛军”集中地，法军于2月8日对萨基埃特进行持续1小时的空袭。尽管法国军方对空袭效果表示满意，但空袭造成了实际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接踵而至的外交冲突。空袭造成68名突尼斯人死亡，近130人受伤。在该村附近执行任务的国际红十字会的两辆卡车也被击毁。法突关系破裂，突尼斯要求所有法国军队撤出突尼斯，禁止法国士兵从兵营中外出，不再给法国在突基地提供物资，驱逐法国在突民众，关闭法国的领事馆，威胁要收回比塞大军事基地转给美国或北约使用。突尼斯迅速把事件报告联合国秘书长，请求安理会开会讨论。收到情况报告的加亚尔（Félix Gaillard）总理面色苍白、十分疲惫，他对总参谋长埃利（Paul Ely）说：“局势非常引人注目”，“全世界都在谴责我们”。

　　在法国处理其北非殖民地的过程中，美国一直努力维持中立，既不开罪北约盟国法国，也不愿显得与法国的过分行为绑在一起，从而在非殖民化的浪潮中失分。但法国使用美式装备对付无辜的市民，显然把美国卷入了冲突之中。空袭使用了25架飞机，除8架是法国自己生产的，剩余17架均为美国制造，包括11架B─26轰炸机和6架“海盗”（Corsair）战斗机。而恰恰在几天前，法国外长皮诺（Christian Pineau）还向美国保证，不会入侵突尼斯，不会跨越突尼斯边境采取总体行动，法国会保持“谨慎”。事件的发生凸显了法国政府的言而无信，或者说法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其驻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这些不能不引起美国政府的不满。在9日同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的电话通话中，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怒称：“在集市日轰炸开放市场是件糟糕的事情。”他警告说，北非局势正超出法国控制，“如果不能解决冲突，我们将很可能失去突尼斯、利比亚、摩洛哥，失去整个北非”。艾森豪威尔赞同杜勒斯的看法，认为法国政府太过于虚弱，以致它不敢采取大胆的、自由的政策。他授权杜勒斯，要求法国政府否定这一行动，并给予突尼斯赔偿。当日晚，刚刚从医院出来的杜勒斯紧急约见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Hervé Alphand），质问法国为什么未向美国提前通报这一“威胁法美关系”的行动。杜勒斯称，事故对“法国和美国”都是重大灾难，暗示法国此举将影响美国未来对法国的经济援助。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对此事件深表不安，希望能找到弥合法突分歧的办法。

　　为缓和法突关系、在联合国之外解决萨基埃特事件，1958年2月17日美国公开宣布联合英国，组成斡旋使团。但美国在斡旋时有意偏向突尼斯。美国否定了法国接受斡旋的两个条件：斡旋不是强制性“仲裁”，只是传递双方信息，而不是主动提出建议；斡旋不涉及阿尔及利亚问题。美国明确说，不愿意只当“通信员”，要保留做“肯定性建议”的权力。在斡旋过程中，美国不向突尼斯施压，只要求法国做让步。19日，斡旋使团的美方代表、副国务卿帮办墨菲（Robert Murphy）告诉阿尔方，突尼斯有权让法国军队撤出其国家，有权关闭法国的领事馆。墨菲质问：为什么法国需要在突尼斯不属于北约的5个空军基地呢？法国认为突尼斯是个独立国家还是保护国？如果法国没有缓和精神，就不会取得进展，美国不愿在没有成功希望的事上浪费时间。25日的一次白宫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觉得，斡旋工作达成协议并不容易，“因为法国政府在政治上是如此之弱，以致它不敢就阿尔及利亚问题作出任何合理的建议”；因此，墨菲的工作“就是要让法国人明白，他们不得不就突尼斯局势接受明智的提议。”可以说，这是斡旋工作的基调。

　　但对于“政治上是如此之弱”的法国政府，再施压有没有可能导致它的倒台？有关这个问题，美国是有考虑的。2月20日，杜勒斯的北约事务特别助理霍姆斯（Julius C. Homes）在备忘录中，建议改变传统的对北非中立政策，转向积极干预。霍姆斯认为，采取这种新政策会造成法国国内政治问题，让法美关系恶化，对北约有严重不利影响，但面临北非不断增加的危险，冒些险是值得的。3月6日，墨菲从巴黎汇报说，加亚尔已成为国内政治的囚徒，他现在担心，如采取早先规划的干涉措施，会导致现政府的垮台，取而代之的要么是在北非顽固不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要么是虽然改变北非政策但会恶化欧洲和大西洋共同体的建设、超出议会权力的政府。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准备接受法国政府的垮台甚至政权危机。国务院回复墨菲，国务卿已仔细考虑他对法国内政的分析，但现在整个北非局势恶化，问题很可能在联合国被提出，而这是美国所要避免的。国务院指示墨菲选择适当的“心理时刻”，表明美国对法国阿尔及利亚政策“严重后果”的关切，并提出霍姆斯备忘录中的相关建议。

　　3月15日，斡旋使团拟定协定文本，18日提交加亚尔。文本共7条，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除了比塞大基地以外的法国军事人员尽快撤出突尼斯；法国撤出后的南部机场由中立的监察人员监督；当重建正常关系后，突尼斯会“同情地考虑”重开法国领事馆；突尼斯在个案的基础上，评估被驱逐的法国市民返突要求。完成后进入第二阶段，法国和突尼斯将在承认突尼斯主权的基础上，协商比塞大基地更持久地位问题。这一文本丝毫未涉及法国最关心的突阿边界共管问题，法国无法接受，在突尼斯也不愿让步后，斡旋陷入僵局。加亚尔和皮诺解释，接受文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政府将会垮台。

　　3月20日，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评论说，虽然墨菲的工作很出色，但加亚尔并没有力量让斡旋协议在议会通过；如果他尽力如此，只能导致政府被推翻。但就比较而言，美国认为再向法国施压，它不是很确定就会退出北约，但再向突尼斯施压，则会让它改变联盟。结论是向法国进一步施压，并准备接受法国在北约角色问题上的“相当大的风险”。4月10日，艾森豪威尔给加亚尔写了封信。这封长达3页的信，涉及的内容远超斡旋文本。他认为，突尼斯政府和人民出于感情和历史的原因，对阿尔及利亚有同情态度，对此施加限制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只有“自由地被接受”，法国才能维持同北非的密切关系，而北非的军事斗争则会严重削弱大西洋共同体的力量；对斡旋文本迅速的决定权在法国，但这一决定影响太深远了。次日，墨菲把这封信转交加亚尔。阿尔方请求杜勒斯公开声明，美国对北非的石油并无意图，承认法国在北非的“领导性利益”，不希望取代法国在北非的位置。阿尔方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声明，法国第二天将会爆发内阁危机。杜勒斯虽承认危机严重，但并未承诺做声明。

　　4月13日，经过11个小时的讨论后，法国内阁批准了3月15日的斡旋协定，将其提交国民议会。这一消息一度让美国有些鼓舞，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谈及加亚尔政府还有维持的可能性，因为其对手至少在复活节休会前不想推翻他。14日凌晨2点，同样经过11个小时的辩论，国民议会拒绝了协定，加亚尔政府被推翻。在国民议会辩论中，加亚尔坚持说，斡旋使团并未涉及阿尔及利亚问题，政府做出的决定不是外国施压的结果，但几乎所有议员都谴责美国的干涉。斡旋中美国的偏向行为与强力施压，政府对美国的屈从，引发了法国国民议会的普遍不满。议员德勃雷（Michel Debré）在报纸上发文称：“美国佬滚回去！”声称萨基埃特是法国的内部事务，不需要美英干涉。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德维纳（Paul Devinat）虽然批评国民议会的反美情绪是愚蠢的，承认艾森豪威尔的信在内容上“完美无缺”，但也认为它提交的时机不对。皮诺在后来的回忆中，坦陈接受美国的斡旋被当作一种“背叛”。

　　在开启法国这轮政府危机的过程中，美国虽然并未像有的学者所描述的，“有意”运用自己的影响“迫使”加亚尔政府下台，也一度对法国政府能继续维持抱有信心，但美国政府决策层显然知道斡旋行动和总统信件可能的不利政治影响，而美国的斡旋实践，也确实在客观上引发了法国政府的垮台。美国决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法国的内部政治发展，就任其自然好了。

二、谨慎中立：美国与短暂的弗林姆兰政府

　　加亚尔政府倒台后，法国国内相继有不同的政治人物谋求组阁。经过几番试探后，法国总统科蒂（René Coty）找到了人民共和党的弗林姆兰（Pierre Pflimlin），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唯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将军出来。”1958年5月13日下午，法国国民议会激烈讨论对弗林姆兰的授权，14日凌晨3点半，投票结果为274票赞成、120票反对、137票弃权，新政府组建。对于弗林姆兰政府，美国还是有些期待的。在美国看来，弗林姆兰是杰出的人民共和党领导人，诚实、勇敢，有自由思想，曾发表文章提出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谈的可能性，其内阁成员也是人才众多。但美国也立即对弗林姆兰政权的前景表示担忧。因为恰在国民议会讨论弗林姆兰组阁事宜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军发动叛乱，攻占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的政府大厦，宣布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并要求在巴黎成立能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救国政府”。为稳住阿尔及利亚殖民军，14日晨，弗林姆兰政府批准了驻阿尔及利亚军队总司令萨朗（Raoul Salan）将军所拥有的权力；科蒂命令所有军人在政府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呼吁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将领和士兵“不要使困难重重的祖国还要忍受分裂的痛苦”。通过这些措施，政府要假装出阿尔及尔的局势是在巴黎控制之下的。法国当时的混乱局面，正如学人所形容的，竟有“合法的、精神的和军事的”三种政权，它们的代表分别是弗林姆兰、戴高乐和萨朗。

　　对于法国政局的变动，美国的公开立场是不评论、不干涉，谨慎地采取中立态度。5月18日，国务院命令驻阿尔及利亚总领事馆与叛乱分子建立的权力机构“公共安全委员会”进行谨慎联系，以打听情况，但要求接触级别尽量低，不到万不得已，总领事不要出面，讨论的范围也要限制在“实际和紧急”之内，敏感问题一概不涉及；要避免出现美国支持或反对“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印象，如它明确要求支持，领事馆应当以“美国不应介入法国的内部矛盾”为由加以拒绝。

　　美国采取这种立场的原因有三。其一，美英斡旋法突冲突，直接导致了加亚尔政府的倒台和斡旋任务的暂停，如再施压，有可能在法国引发更大反弹。4月下旬，墨菲曾在报纸上评论说，阿尔及利亚问题不能只按照法国自己所提条件来解决，也不能只由法国来解决。这一评论曾引发法国的极大不满。其二，这一实际上对弗林姆兰并不利的态度，也表现了美国对法国新政府政策走向的怀疑。在弗林姆兰的就职演说中，他要求大西洋的团结要扩展到北非，宣布法国不会放弃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界应该被封住，只有在《根本法》（Loi Cadre）的条件下，才能在阿停火和选举。这些言论并不是那么令美国满意。其三，美国对弗林姆兰政权能否支撑下去并无信心，对戴高乐什么时间上台也在不断评估之中。英国驻法大使杰布（Gladwyn Jebb）被法国政要告知，如果阿尔及尔叛乱早点发生，科蒂总统可能就直接请戴高乐出山了，但现在有些太晚了。但英国人的印象是，现在的政府只不过是为戴高乐上台铺路，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实现政权和平交接。虽然美国对英国的信息将信将疑，并不像英国那样很早就判断戴高乐必然上台，但保持谨慎双面下注的方法总是稳妥的。

　　法国这次政局变动，确实给蛰居故乡的戴高乐提供了上台机会。但他要选择上台的时机，以便能掌握主动，促进自己设想的内政外交措施的实施。在阿尔及尔，殖民军把戴高乐作为能主持大局、维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人选。5月14日，驻阿殖民军将领马絮（Jacques Massu）发出呼吁：“恳请戴高乐将军打破沉默，以便组成一个唯一能拯救阿尔及利亚，使其免遭放弃的救国政府”；叛乱分子于当日准备实施一项名为“复兴行动”的计划，打算如果戴高乐上不了台，就用武力攻占巴黎。15日中午，萨朗在阿尔及利亚总督府对群众喊出了“戴高乐万岁！”的口号。这些让戴高乐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当天下午六点，戴高乐交给新闻界一个公报，宣布：“过去，法国在深渊中曾经信任我领导全国获得拯救。今天，当法国再度面临考验时，但愿全国知道，我准备担负起共和国的权力。”

　　这是对当局的公然挑战，因为合法的政府还在。戴高乐并未说明如何取得权力，是采取合法手段，还是武力方式。美国驻巴黎使馆向国务院报告，法国政治有右转的趋向；如阿尔及利亚等问题无法解决，也可能出现工人联盟的人民阵线；法国还可能发生巷战。戴高乐15日的声明，加剧了法国左右翼的对立，而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缄口不言被解释为他与阿尔及尔和右翼的结盟。“戴高乐这颗星的光芒更为闪耀了”，一些媒体认为他的上台是“挽救法国的唯一方法”。“对于法国来说，这是远比轰炸萨基埃特或逮捕本•贝拉更为严重的时刻。关键问题是谁统治（法国）。”但无疑，他的上台就是第四共和国的终结。不过，杜勒斯认为弗林姆兰的地位稳固，现在戴高乐还不太可能上台。但无论如何，美国不打算帮助弗林姆兰。同时，美国也不愿意公开对戴高乐发表“友好声明”，因为戴高乐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来自美国的“友好推动”。

　　19日，戴高乐在巴黎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政府发起另一次挑战，但这次的调子比15日缓和很多。他批评政党独揽的制度和现在的政权无力解决法国的巨大问题；他说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情“可能导致一次极端严重的民族危机”，但“也可能是一种复兴的开端”，呼吁法国殖民军团结一致，“防止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阐述他重返政坛的条件，即国民议会必须授予“非常权力”，以“在一个非常时期里去完成一项非常的任务”。戴高乐否认再执政后将侵害公共自由，“你们相信我会在六十七岁时开始一个独裁者的生涯吗”？最后他说，他准备回到村子里，等候国家的安排。

　　杜勒斯立即询问驻巴黎使馆法国政局的前景：弗林姆兰能坚持住么？他或者其他议会制政府解决当前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戴高乐重返政权以及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权力的可能性有多大？包括共产党在内或至少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人民阵线是否可能？共产党会尝试总罢工还是要玩民主政治的游戏？民族主义者取得胜利建立法西斯式政权有无可能？驻法使馆感觉，弗林姆兰政权还能够继续。弗林姆兰已经将其意志付诸政府，他作为政府首脑，会“操纵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操纵”；政府在国内强硬，以阻止戴高乐通过合法手段上台，但对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人采取缓和政策，继续维持着萨朗获得了政府合法授权的神话，法国政府有“用于妥协和灵活操作的无穷的能力”。但使馆也承认，有太多的东西依赖戴高乐和军队。军队主要关心的是维持军队的统一，而很多人认为只有戴高乐才能维持这种统一。戴高乐应该从2月份已认定法国只能求助他，但他本人并未直接参与阿尔及尔的军事暴乱；戴高乐上台可能的形式是弗林姆兰辞职和总统科蒂召唤，如果没有这些，军事政变并非不可能。

　　弗林姆兰继续争取美国的支持。法国政府在本土实行紧急状态、推进宪法改革的同时，让驻美大使向美国传达法国对目前局势的观点以及政策。5月21日，阿尔方在同杜勒斯的谈话中，向美国对法国政局不评论的政策表达感谢。他说，目前局势很不明朗，但由于戴高乐表示不会以武力夺取政权，法国总理和外长觉得他们可以解决问题。法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恢复法国和阿尔及尔军方的正常关系；其次是修改宪法，以加强行政权力并建立联邦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将是联邦之一员；再次是阻止法国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关系恶化。在最后一点上，法国希望寻求美国的支持，杜勒斯也答应了。杜勒斯在谈话中提到，如果能修宪，将是一大进步，否则目前的不稳定局面就会反复，“人民阵线”或戴高乐上台的问题又会出现。

　　在判断戴高乐何时上台这个问题上，5月22日是个节点。当天驻巴黎使馆虽然认为，阿尔及尔和弗林姆兰的僵持正向有利于后者的方向发展，如能推进宪法改革，政府的地位将会加强，但也对其能否获得议会多数票表示怀疑；如果弗林姆兰加强了他的地位，阿尔及利亚军方则可能采取叛乱行动推动戴高乐上台；即使没有这样的行动，戴高乐上台也只是被推迟而不是被消除。中情局和国务院认定，如果弗林姆兰政府不能与在阿尔及尔的军事领导人达成一致，戴高乐将在近期内上台。相当多的公众对法国政局危机漠不关心，巴黎政府的权威正逐渐削弱，弗林姆兰在议会所获得的多数票可能会像其迅速出现一样快速消失。

　　但法国政府已不打算同阿尔及尔妥协，开始把重心放在宪法改革上，希望由此创造强大的政府，让军队叛乱分子和殖民分子放弃斗争。同样，叛乱分子亦对政府完全失望。24日，从阿尔及利亚来的法国伞兵部队军官发动科西嘉岛的地方伞兵部队夺取了当地的政权，成立“救国委员会”。叛乱分子扬言要向巴黎进军，法国内战一触即发。弗林姆兰已无法控制局势，只能求助戴高乐。26日夜，弗林姆兰和戴高乐秘密会晤，就政局交换了意见。按戴高乐的记载，弗林姆兰“沉着而严肃”，描述自己的处境“好像一个指挥失灵的舵手”，请戴高乐立即用他的威望去督促阿尔及利亚军事指挥部遵守纪律，并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戴高乐则劝他“不要留在已完全不起作用的岗位上”。夜里两点，谈话结束，他们“客气地分了手”。27日，戴高乐再次发表声明，表示昨日已开始采取正规程序，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赞同会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动，呼吁三军遵守纪律。当天，弗林姆兰的宪法修改案在国民议会遭遇失败，次日，他提交辞呈。

　　在弗林姆兰政府存在的半个月内，美国没有像对待上任加亚尔政府那样，采取可能会推翻政府的举动，但也没有做什么去保持法国现政府的存在。在弗林姆兰和戴高乐的角力中，美国采取了旁观的但实际上有利于戴高乐的态度。而要解释这些，还要从更长远来看美国对戴高乐态度的变化。

三、强大盟友的愿景：美国对戴高乐重掌政权态度的变化

　　事实上，戴高乐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好。在戴高乐领导法国海外抗战和临时政府时期，无论是罗斯福和杜鲁门，还是美国国务院，都对坚持法国利益的戴高乐十分反感。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我再也想不出一个更加不可信任的人了。”围绕承认“维希法国”还是自由法国、二战中的军事战略、美国谋求在法国建立“军政府”、雅尔塔会议、战后对德处理和对苏关系等问题，戴高乐和美国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这些冲突的焦点在于，实力虚弱的法国要追求独立的国家主权和恢复大国地位，而美国则力图把法国纳入自己的战略规划、成为自己控制下的附庸。1946年1月，作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辞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满于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不满于制宪会议提出的宪法草案仍把政府的作用限于议会的意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国外交在对美政策上的重大变化。战后初期的法国最紧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为此不得不借助美国的援助和在外交上奉行亲美政策，因此坚持独立自主、总是和美国闹矛盾的戴高乐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戴高乐挂冠而去后，在故乡隐居12年。在他下野后的很长时间内，戴高乐一直持有强烈的反美倾向，甚至上台前，对美国的抨击仍然持续不断。戴高乐的去职，美国当时是满意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作为欧洲盟军总司令期间，就曾多次表示他不喜欢戴高乐对北约和欧洲防御共同体的批评。他认为，戴高乐的领导或许能带来法国的稳定，但他对北约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公然攻击，不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虽然欧洲政策“一团糟糕”的法国需要一个新的、鼓舞人心的领导，但他并不是那个6.5英尺高、认为自己是“经历了某种生物和灵魂转世的奇迹过程，克里蒙梭和圣女贞德的后代”。

　　但美国一直与戴高乐密切接触。1955年4月、1956年5月、1957年1月，美国驻法国公使阿基利斯（Theodore C. Achilles）、大使狄龙（C. Douglas Dillon）先后三次拜访戴高乐。根据他们的报告，戴高乐对法国的前景表示悲观，因为意识到法国不再伟大，这个国家民众普遍懒散；法国的局势已恶化到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执行一项连贯的政策，他自己也不打算尝试；在阿尔及利亚，长期来说实际的办法是建立与法国联系在一起的联邦国家；美国今天的地位是世界之福气，他也许会批评美国个别的政策，但对美国整体是友好的。

　　法国政府的不稳定引发美国的极大不安。走马灯一样的政府变迁，大量时间被浪费在构建新政府上。美国与戴高乐方面的沟通和接触让美国认为，戴高乐可能在北非采取更自由的政策，他对美国的敌意也在下降。于是，戴高乐上台作为解决第四共和国面临困境的途径之一，从1957年年中开始，就存在于美国的政策评估当中。1957年6月，美国驻法国使馆汇报了搜集到的关于戴高乐的信息后认为，考虑到戴高乐自称代表“所有法国人”，他掌权后或真有能力和威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政要已经得出结论：法国已经是一个很虚弱的国家，如果当时执政的加亚尔政府无法维持的话，法国将出现戴高乐政权，或者是左翼政党的人民阵线。而在加亚尔倒台前夕，艾伦•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现在所有跟进法国事务的情报人员，都明显觉察到戴高乐重返政权的可能性，在巴黎除了他之外还没有成功接替加亚尔的人选。

　　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殖民军发动5•13叛乱后，美国评估戴高乐上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逐步成为唯一的可能。而在这个过程中，戴派议员米舍莱（Edmond Michelet）、德勃雷，戴高乐的亲信图尔内（Henri Tournet）上校多次同美国使馆接触，以取得美国的谅解与支持。他们传递的信息有：戴高乐同叛乱没有关系，他希望采取合法手段上台，但如果无法在国民议会获得多数，暴动将不可避免；戴高乐并非法西斯主义者，他不是弗朗哥，只想在法国搞像美国一样的强有力的民主制；戴高乐并不反美，最近对美持批评态度是因为他觉得被美国误解了；戴高乐并不反对北约和大西洋联盟，但会要求改革北约，他强烈赞同欧洲一体化，只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会有所不同，“在戴高乐统治下，法国将处于第一位，联盟处于第二位”；戴高乐认为单独使用武力无法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应该在北非建立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法兰西联邦。

　　这些自命的戴高乐的“使节”，其言行戴高乐知道多少，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戴高乐的想法，还有待考证。对于图尔内，美国使馆基于他和戴高乐的“左膀右臂”福卡尔（Jacques Forccart）的关系，虽然认为他传的话“不会离戴高乐的思考太远”，但也认为还需要“额外的评估”。即便了解较多的德勃雷，使馆也不能判断他的说法“有多少代表德勃雷，有多少代表戴高乐”，认为应把其言论同使馆收到的其他戴派人物的信息进行“核查”。不过，戴高乐派传递的这些信息，显然对美国的政策评估有影响。这种评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戴高乐是否会上台，以及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上台；二是戴高乐未来的政策走向。关于前一方面，前文中已论及；关于后一方面，从5月19日起，美国陆续有多份关于戴高乐未来政策的报告出现。

　　首份报告由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詹德芮（Frederick W. Jandrey）完成。其报告认为，戴高乐会在北非采取“相当自由但有家长式作风的政策”，创造法国领导下的法非联邦共同体，但如这一政策不被非洲人接受，他可能诉诸镇压措施，以保住阿尔及利亚和法兰西联盟。戴高乐不希望与北约决裂，实际上他意识到强大的西方防御联盟以及美国在欧驻军的必要性，但对美国主宰北约、法国像“卫星国”那样被对待不满，因此可能让北约从属于法国的政策，如要求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由法国人担任。戴高乐确定反苏，但强烈希望能担任东西方交流的桥梁，以缓和世界局势。他不喜欢原子能共同体或其他导致欧洲大陆一体化的举措，但或许不反对共同市场。戴高乐会实施总统制，以及经济和社会进步政策。对外，戴高乐的个性会让他和美国关系发生困难；对内，他的政策或会引发反对他的人民阵线。5月27日，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埃尔布里克（C. Burke Elbrick）的备忘录在北非、北约、东西方关系、美法关系等四个问题上，同上一备忘录的政策分析基本相同；但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埃尔布里克分析更为严重一些，认为戴高乐反对欧洲一体化，在其任内欧洲一体化事业也许会停止。还有一份报告从保持法国在非洲影响、遵守国际义务、法国军方态度等角度，认为戴高乐会继续支持北约和赞同欧洲一体化。这些评估报告，在内容上有相互冲突的地方，比如对戴高乐治下法国的欧洲政策就存在相反的观点。美国高层对它们的政策价值也存在分歧。墨菲在5月27日埃尔布里克备忘录旁写道：现在关于戴高乐的思考和目的有太多的观点，在一些情况下，美国只能是在这些没有什么基础的观点上进行推测。

　　然而，从这时《生活》杂志的一篇社论观点所引发的关注，可以看出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态度的变化。此社论由这两人的密友、《生活》杂志的出版人杰克逊（C. D. Jackson）在戴高乐上台前夕撰写。文章说，在美国人过去的印象中，戴高乐一直是“固执的”“狂热的”“倔强的”极权主义者形象，但自他离开法国政治舞台后很多东西已经发生变化；可以预料戴高乐会反对北约目前的运行方式，但毫无准备地拒绝其抱怨并坚持北约现在的形式是“最大的错误”。在结语中社论称，戴高乐上台对法国和对美国的风险是明显的，但即便是部分的成功，奖赏也是丰厚的，并引用拥护戴高乐的人物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的话：“法国和戴高乐或许不是容易打交道的盟友，但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盟友。从长远来看，一个强大的盟友比一个弱小的要好。”这篇社论提前给总统和国务卿看了，杜勒斯读完文章后认为该文“一语中的”，“完全反映了他本人的观点”；艾森豪威尔考虑到戴高乐早在1943年就在北非采取过建设性措施，认为他有很大希望能让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保持稳定关系。

　　5月下旬，美国已经认真考虑戴高乐一旦上台后的即时行动了，具体包括两个。一是艾森豪威尔给戴高乐写信表示祝贺。5月26日，杜勒斯为艾森豪威尔准备了一份信件草稿，后者评论说，这份草稿很好，他将在紧急时使用。二是派总统特使访问巴黎。驻法使馆人员曾建议考虑国防部的人选，但美国比较认真的是“洛奇计划”。洛奇（Henry Cabot Lodge）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法语流利，二战时同戴高乐建立过联系。杜勒斯觉得，这一使命符合国家利益，即便驻法大使霍顿（Amory Houghton）会有些难以接受。艾森豪威尔同意杜勒斯的看法，对后者起草的电报稿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以降低对霍顿的刺激。但霍顿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他虽然承认“洛奇计划”有合理、可取之处，但认为这种使命应该由大使而非别人来完成。“这里不能有两个大使”，一个大使不仅要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都是大使。如果总统和国务卿觉得有别人更适合这个职务，“我当然愿意让开”，不会再“多待一分钟”。杜勒斯仍然认为，戴高乐上台意义如此重大，戴高乐又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这牵涉到北约、北非、欧洲一体化等众多问题，以至于需要采取特别手段。他虽在一般情况下也认为派遣总统代表的方法是错误的，会对正常的外交途径造成伤害，但也有一些例外。但艾森豪威尔觉得应该取消洛奇计划。后来，在戴高乐上台后，美国政府派了杜勒斯出访巴黎。

　　5月29日，科蒂宣布邀请戴高乐组阁，并表示如果这一最后尝试失败，他将当即提出辞呈。30日，戴高乐同意组阁。对于这最后几天的局势，美国还是有点替戴高乐担心的。法国国民议会中共产党与社会党共250个席位，加上其他反对戴高乐的分散投票，将足以阻止戴高乐合法上台。而美国担心，如果找不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很难阻止军事政变。不过，戴高乐在6月1-2日顺利组阁，他所要求的6个月政治立法的全权、受托制定新宪法全权、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特殊权力也得到国民议会批准。中情局评论说，这表明“戴高乐冒险事业的第一章已结束”。

　　第四共和国终结了，法国现在有了强大的领导。杜勒斯对其同事评论说：戴高乐上台以及其所许诺的稳定的法国政治生活，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极大的宽慰”。美国立即发去总统的贺信。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承担法国领导之责送出了个人的良好祝愿，并回忆了二战时期的二人友谊，表达了对法国深厚持久的感情，以及对戴高乐将要承担职务的同情理解。同时，杜勒斯也给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写信，对其当选法国外长表示高兴，并期待能与之建立紧密友好的工作关系。杜勒斯还向阿尔方表示，“最终这一切都太棒了”，并重复这句话好几次。

结语

　　1958年4月开始的法国政府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是其制度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在第四共和国体制下，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中心，总统和政府的行政权受到很大削弱，实际上依附于议会。政府想行使宪法规定的解散议会的权力困难重重，而议会想要倒阁则易如反掌。法国的多党制和众多政党的存在更是让政府难以长期维持。从1947年1月到1958年6月，第四共和国有21位总理，最长的维持一年多，最短的只有十几天。政府的虚弱性，一如美国外交官所评价的，每届内阁仅为寻求议会的多数就已“筋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制定和执行一项长期政策，就比较困难了。就连法国总统科蒂也在1958年的元旦贺词中哀叹：“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了。”

　　在法国这场持续的政府危机中，美国的政策前后有所变化。美国对法国和突尼斯冲突的斡旋实践为法国并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火上浇油，直接造成了加亚尔政府的倒台，从而开启了第四共和国这场政府危机。这一干预的选项是在两难的政策选择中做出的。从冷战政治来说，美国要尽可能地聚集各种资源为其对抗苏联集团的所谓“扩张”服务。但是，美国的战略需求和法国的、北非地区的有若干不一致之处。法国希望维持其在北非的地位，尤其是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为此把大量原服务于北约的军队调到阿尔及利亚作战。从北非地区的国家和殖民地来说，它们希望利用冷战态势尽可能从美国获取援助，作为自己国家构建的重要外部资源，同时尽量抵消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当美法同盟政治遭遇非殖民化这个大的浪潮冲击时，美国出于冷战的考虑选择了部分牺牲前者，其基本判断是，对法国的施压并不会造成“逆转的同盟”。

　　在随后法国从政府危机向政权危机的演化过程中，美国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政策，不愿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政治势力，但私下逐渐对戴高乐重返政权感兴趣。采取这种谨慎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这一事件从本质上属于法国内政，美国的干预只会造成美法关系的进一步疏离。除了二战后初期法国极度依赖美国援助的岁月，在类似问题上，美国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属北非殖民地以及萨基埃特危机等问题上，美国的干预已经引起法国的极度不满。其二，第四共和国这个“西方联盟中虚弱的姊妹”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一个内阁变动频繁的国家，不仅无法解决自身的内政问题，也不可能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可能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强大领导，反而会在整体上削弱美国对苏冷战的资源。其三，美国与戴高乐本人和戴高乐派人士的接触，逐步改变了美国对其政策的认识。戴高乐虽然多有反美、反北约、反欧洲一体化等言论，但他作为政治强人必能终结法国的混乱局面，并给阿尔及利亚带来和平。

　　从实质上说，美国只是法国政府危机的“旁观者”，虽然法国的政局变动会影响美国的利益，但其政局变动的结果并非源于美国的政策选择，而是源于法国本身的要求。基于美国的斡旋干涉导致了法国连锁的政治变动和戴高乐的上台，有学者认为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成功”，或许是“战后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如果从美国谋求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平解决来说，这一评判是正确的。戴高乐上台后很快与突尼斯谈判、基本按照斡旋成果解决了问题，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1962年又和阿尔及利亚签署协议让后者独立。但从法美关系和冷战政治来说，这一断言就要再推敲了。戴高乐确实带来了法国的稳定，但他追求对美独立和法国“伟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利益产生了重大冲突，其最高潮表现就是在1966年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从而大大超出在其上台前美国对他可能采取政策评估的范围。如何应对戴高乐和戴高乐追求独立自主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成为此后十年中令美国决策者头疼的问题。

　　（注释略）

（作者：姚百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