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强：战时日本“出版新体制”的构筑及其法西斯化

内容提要：在大力推行以“总体战”为特征的战时体制形势下，为适应内外宣传的需要，日本当局推动出版界构建“出版新体制”，以强化出版业对日本战时宣传的服务功能。“出版新体制”是一个由多部门、多机构、多层次构成的系统化、立体化的出版统制体系。它不但将不同业态的出版机构全部纳入统制对象，而且在统制范围上实现了对出版业生产、配给、销售各环节的全覆盖，从体制结构、运作模式、产业布局等方面推动并实现了战时日本出版政策的法西斯化，对促进出版业向战时体制转变，回应日本当局对出版业在“国策宣传”中的要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日本出版业　总体战　出版新体制　战时宣传　法西斯化

　　侵华战争开始后，随着“国家总动员”运动的实施及战时体制的逐步确立，日本当局为适应推行内外政策的需要，对传播环境进行重塑，强化了对传播媒介的控制。作为战时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出版业因其专业性强、读者层次高，且与思想、教育等领域关系极为密切等特点，其宣传效应更为深远，因此在战时宣传中被赋予特殊的战略意义。为强化对出版业的统制，日本当局推动各方相关力量逐步构建起“出版新体制”，最终推动并实现了出版业的法西斯化。学界关于战时日本出版体制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本文拟在对战时“出版新体制”的成立过程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从体制结构、运作模式、产业布局等方面对“出版新体制”下日本出版业的法西斯化进行考察，揭示出版业在战时宣传中的作用。

一、构筑“出版新体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出于内外宣传及言论思想统制的需要，对出版法作了修订和扩充，扩大出版物送检制度的实施内容和适用范围，同时以强化思想统制为切入点，大力推行出版审查制度，强化对出版物的事前审查，完善事前事后双重审查制度，强化对出版业的控制。但在日本当局看来，以审查、取缔为主要手段的出版统制政策具有一定局限性，导致出版业呈现的“时局性”和“国家性”与日本当局对出版业的期待相差甚远。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加紧侵略步伐，近卫文麿上台后更是大力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塑造“总体战”的战时体制。随着战局的推进及“近卫新体制”的提出，日本当局谋求强化宣传媒介对“国防国家”体制的服务功能。基于此，内阁情报局、内务省图书课等日本出版管理机构开始着手对现有出版体制进行改革，并就成立与国家“总体战”体制相适应的“出版新体制”进行探讨，以强化出版业的“国家使命”。

　　为推动出版界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参与和支持，日本当局与主要出版机构设立了名为“出版恳话会”的定期沟通机制，就战时出版统制进行信息交换和政策研究。出版界和日本当局对该机制均寄予厚望，出版界希望通过该机制将分属内务、陆海军等相关部门的出版审查和管理业务统一起来，以消除“多头统制”带来的审查过程重复烦琐、审查结果矛盾对立等问题，而日本当局则希望通过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出版界的抵触情绪，并引导其向“国策性”靠近。尽管两者的诉求存在背离，但却推动“出版界新体制棋局走出了第一步”。

　　随着战时纸张供应形势日益严峻，日本当局于1940年5月22日在内阁设立“新闻杂志用纸统制委员会”（以下简称“用纸统制委员会”），负责“报纸杂志用纸一般统制方针的制定及用纸配给和用纸增量申请”事宜。此后，该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内阁情报部、企画院、内务省、陆海军省、商工省、文部省等政府部门官员组成的小委员会来推动出版统制。7月23日，用纸统制委员会出台政策，要求强化对出版业的指导，并明确提出建立“出版新体制”的主张，以促使出版界“积极承担文化使命”。会后，情报部官员田代金宣对“出版新体制”确立的必要性和核心理念进行了说明。田代认为出版界“在通过出版物启发国民思想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随着战时体制的确立及时局的发展，必须对出版界实施改革，根除营利主义经营理念对出版业的影响，“引导出版界向与国家目的一致之良书中心主义”经营路线转换。

　　此后，内务省图书课及用纸统制委员会开始同出版机构负责人接触，并于8月5日出台“出版协会、杂志协会改组案”，要求包括东京出版协会、日本杂志协会两家当时最大的出版行业团体在内的现存出版行业团体自行解散，建立一个新团体以实现“出版界组织的一元化，积极担当文化使命”。由于该方案以颠覆现存出版体制的方式谋求出版业格局的重构，对现存出版行业团体来说无疑是毁灭性打击，因此各出版行业团体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但最终在日本当局的施压下不得不遵照政府预设路线实现了“发展性解散”，以贯彻“国防国家下出版之目的即为国家之目的”的统制理念。

　　9月6日，用纸统制委员会任命了由各出版团体、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及民间人士构成的“出版新体制筹备委员会”，负责对“出版新体制”的方针、理念等进行审议。9月11日，新体制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将“按照国家全面新体制确立之要求，对出版界进行一大革新，将全国出版事业相关人员置于一元化出版事业新体制伞下，承担起健全之新日本文化建设使命，实现出版报国之目标”，并决定将“近卫新体制”指导理念作为“出版新体制”指导理念。在筹备委员会上，时任情报局官员陆军少佐铃木库三将那些对新体制确立持消极或反对态度的出版社、杂志社定性为“陈旧的、自由主义现状维持论”机构，并要求以极端手段对其施压。此后，筹备委员会将该一元化机构命名为“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并确定了该协会的性质和“出版新体制”下出版统制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为推动日本出版文化协会的成立，用纸统制委员会解散了筹备委员会，设立了创立委员会。创立委员会于11月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并先后召开9次小委员会，就日本出版文化协会的章程、预算、业务细则等进行讨论。12月19日，第二次创立委员会召开，经过一系列议程后，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宣告成立，原属日本杂志协会等出版行业团体会员的各出版社转而成为“日本出版文化协会的指导统制对象”，这标志着“出版新体制”正式形成。

　　“出版新体制”是在日本全国推行战时体制的背景下，为适应时局需要而在出版界推行的体制，其目的是“消除出版界原有的自由主义、营利主义旧体制，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而实施出版报国”，这充分体现出新体制的“国家使命”。

　　“出版新体制”的实施主要体现在统制出版体系、出版运营和出版产业格局三方面，其中出版体系统制靠完善出版统制法规和出版统制机构来加以保障，出版运营统制则通过纸张配额、配给统制等经济手段实施，而出版产业格局统制则主要依靠机构整合的方式加以推行。在政治强权、经济干预及出版界自我趋同等各要素的合力下，日本出版业逐渐实现了法西斯化。

二、完善出版业统制体系

　　为确保“出版新体制”的运营，日本当局不断升级出版统制法令，积极组建出版统制机构，为其提供法律依据和组织保障，从而逐渐构建起完备的出版统制体系。

　　第一，完善出版法规，为强化出版业统制提供法律依据。除了“国家总动员法”等适用于所有媒体的言论统制法规外，战时日本当局还扩充“出版法”，并出台了诸如“不稳文书临时管理法”等针对出版统制的专项法令及“决战舆论指导方策”等行政命令，对“动摇国体信仰、妨碍军事外交秘密保护、招致国内分裂、厌战和平”等言论予以严厉取缔。特别是在东条英机上台确立法西斯主义最高形态“大政翼赞体制”后，一方面强化了对“扰乱社会安定秩序，对战争推行造成极大妨碍”的言论、出版活动的镇压；另一方面则对宣扬所谓纯良政治、思想的国民运动等著作活动给予资助，“以振奋活跃旺盛的国民意识”。

　　为进一步促成“出版事业运营与国家目的达成一致”，日本当局根据“总动员法”中对团体经营实施统制的相关规定，于1943年2月颁布“出版事业令”和具体“施行规则”，扩大对出版业的监管权力，其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三原则。一是推行“许可制”原则，赋予当局对出版业运营实施干预的特权。该法规定出版业新机构的设置、运营及业务形态发生转让、合并等变更时须获得主管部门的许可，且转让或合并中各方达成的协议也须获得主管部门许可后方有效，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则须遵从主管部门的裁决。二是实施“指令性”原则，赋予当局对出版业格局实施整顿的特权。规定当主管部门认为出版机构的运营“对国策推行造成重大妨碍时”，可发布命令终止或取缔该业务的实施。此外，主管部门依据出版统制的需要“可命令出版业主进行事业的转让、受让或公司的合并”，以此干预出版业运营模式和运营形态。三是发挥“指导性”原则，赋予当局对出版业统制实施组织、领导和监管的职能。规定主管部门可下达命令设立具有官方性质的一元化出版统制团体，并通过该团体对出版事业的运营、出版资材及出版物的配给、出版事业的调查研究、出版业整体业态布局的整合等实施统制指导，以“实现对出版事业的综合统制运营，并协助国策的立案及推行”。

　　“出版事业令”不仅从商业角度出发，更以行政命令为武器对出版业的经营实施监管和干预，体现出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重的统制模式，这为“出版新体制”下日本出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基础，成为“根除一切反体制言论的露骨的法西斯言论装置”。

　　第二，完善出版统制体系，为“出版新体制”的推行提供组织保障。“出版新体制”下，情报局、工商省等机构站在政府立场对出版统制实施组织监管，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及“出版事业令”颁布后改组而成的日本出版会等一元化统制机构负责政策立案和统筹管理，洋纸共贩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洋纸共贩”）、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配”）等作为具体业务实施机构执行出版统制政策，由此构建一个涵盖出版业各层面、各环节的“迈向新日本文化建设的真正总体战体制”。

　　“出版新体制”是在政府机构的推动下形成的，同时各政府机构又是新体制下出版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实施的组织者和监督者，政府机构在这个立体化的出版统制体系中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各机构依据其所辖业务推动并促进了“出版新体制”的生成、发展。其中，情报局作为新体制的主要推动势力和主管部门，掌管“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出版相关事项及其用纸统制相关事项”，并负责对各出版机构和团体的业务实施监管，商工省作为印刷纸张的供给和管理部门，以纸张配额为武器对出版业实施指导和监督，内务省则与情报局相关部门共同对各种出版物实施审查，而警视厅和文部省则分别从治安维持和文化教育的角度参与出版业统合和“优良”出版物推荐，企画院、陆海军、铁道省、递信省、拓务省、厚生省、大藏省等部门也从各自业务领域出发对出版业的策划、发行、流通等诸环节给予支持和控制。总之，政府机构在新体制中以其掌握的公共资源对“出版新体制”的理念生成、业务开展等发挥着决定性的指导和监督作用。

　　“出版新体制”下出版统制的策划、组织和统筹则是由作为“日本出版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出版新体制的核心”的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及日本出版会负责，其任务主要包括：通过纸张配额对出版机构实施统制；通过文化局、出版文化委员会等内设机构，并联合情报局、内务省、文部省等相关部门的出版审查机构，对出版物实施多重审查，以确保出版物内容与国策一致；通过“优良”图书推荐活动，对被认定为“创造正确思想食粮和武器弹药的书籍”提供特别纸张配额和经费支持，有意识地通过政策杠杆来强化对出版业的引导。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及日本出版会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规制”和出版界自下而上的“自主规制”的双重作用下成立的，虽然其对外宣称是出版界自治团体，但实为“自上而下统制的中间机构”，发挥着将政府言论统制政策贯彻到出版业末端的“承上启下”作用，其根本任务为“完成出版文化事业在日本文化建设及国防国家确立上的使命”，以此实现“出版报国之目的”。

　　在各政府机构的管理推动及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和日本出版会的组织统筹下，出版业各领域组建的一元化业务部门负责“出版新体制”下出版统制政策的具体业务实施，其中设立于商工省的“洋纸共贩”负责“对纸张的生产、销售实施统制并确保供应”，同时亦以其所掌握的纸张配给垄断权实现了对“用纸生产根源的造纸会社的一元化统制”。此外，为加强对出版物配给和流通环节的统制，由情报局指导下的“日配”，负责“书籍、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的一元化配给及相关业务”，并明确规定任何出版物“未经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许可不得销售或颁布”，从而赋予“日配”在出版配给和销售方面的垄断地位。“日配”的业务范围不仅局限在日本国内，甚至将触角伸向了朝鲜、台湾等日本海外占领地区，对当地出版流通体系乃至出版业造成极大破坏。

　　由以上观之，“出版新体制”在业务内容上涵盖生产、配给、销售等出版业各环节，在适应范围上囊括中央与地方、内地与占领地相关机构，在组织运营上实现了政府机构“指导监督”和出版物“自主统制”相结合，呈现出全面化、系统化、立体化的特点。

三、实现出版业运营的全程化管控

　　“出版新体制”下，除了运用法规和建立相关机构等行政手段实施出版统制外，更注重以经济手段对出版业实施全程控制和引导。经济手段主要体现在用纸统制和配给统制两方面。

　　在用纸统制方面，以纸张配额为武器实施出版统制，强化和引导出版业生产环节对“出版报国”理念的渗透。在“出版新体制”确立后，“纸张为思想战之弹药”成为该时期日本当局实施出版用纸统制的基本概念，用纸统制也因此成为出版统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日本当局在想方设法压缩出版用纸需求量，以应对纸张供应不足困境的同时，开始充分发挥用纸配额的杠杆作用，确立了“纸张配给应与强化报纸杂志审查相适应”的出版用纸统制理念，力图从源头上对出版内容、出版方向实施控制和引导，以强化出版业的“国家使命”。在操作层面主要通过如下手段实施。

　　其一，控制纸张流通渠道，强化纸张在从作为供货源头的造纸厂向作为消费者的出版机构流动的流程监管。1940年7月用纸统制委员会出台“洋纸配给统制要纲案”，要求设立负责纸张配给的一元化机构，“制纸会社的产品全部销售给该会社”，再由其“基于由商工大臣认可的配给计划，按照预先确定的不同品种处理比例”将纸张经下游零售商提供给出版机构，由此形成了一条自造纸厂经纸张配给机构到零售商最终到达出版机构的纸张流通路径。1940年11月该统制机构“洋纸共贩”正式成立，实现了“纸张一元化销售和有计划的统制配给”。

　　其二，通过“出版企划申请制”对出版物内容实施审查，在对出版宣传方向实施规制和引导的同时达到降低纸张配额数量的目的。为确保出版物内容的“适当性”，日本当局规定所有出版物在出版之前须提交“出版企划”以供审查，只有审查合格的出版物才能获准出版并使用纸张配额。上述审查并无明确标准，皆由日本当局根据是否符合“出版新体制”来判定，且其通过率也极低。在1941年6月至9月受理的第一批出版企划申请中，递交申请的11831件图书策划中实际进入出版程序的只有4150件，与上年度相比月均减少约800件。“出版企划审查制度”不但降低了用纸需求量，也极大压制了出版业“营利主义”经营路线，推动了出版业向贯彻“高度国防国家思想战意图”的方向转换。

　　其三，综合运用“业绩”和“内容”两种评价基准确定用纸配额，加大纸张配额对出版统制的影响比重。在日本出版文化协会成立之前，商工省提出“在考虑会员用纸使用实绩基础上，对发行出版物的内容倾向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确定纸张配额，即“以业绩为基准，以内容为辅助”的用纸统制基本原则。日本出版文化协会成立后，宣布“参酌过去出版用纸使用状况及今后出版文化政策推行需求”来确定用纸配额比例，再次确认了“业绩”和“内容”结合的配额判定基准，并逐渐加大“内容”在判定基准中的比重。在审查过程中，一旦认定出版内容存在违反言论政策的情况，就取消其全部或部分纸张配额。相反，对于那些符合政府宣传意图的所谓“优良出版或适当的出版规划”，除向其提供常规配额外，还会为其增加一定数量的“特别配额”。

　　综上，出版用纸统制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纸张不足带来的困境，同时也确立了用纸统制与报道政策的联动机制，将用纸配额塑造为出版统制的指挥棒，使得“基于国家立场的必要之书籍增多，无必要或必要性较低之书籍则大受限制”，从而强化了“出版内容与国家目的一致”的出版统制理念。

　　在配给统制方面，加强对出版业销售环节的控制和引导。由于出版物的流通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出版业的生存，左右着其宣传效果，因此随着“出版新体制”的实施，日本当局和出版界开始就出版配给环节的统制问题进行探讨，逐渐形成“解散既有各出版团体，设立出版文化相关一元化综合机构”的共识以促进出版业“承担新日本文化建设及国防国家确立之国家使命”。1941年5月5日，前已述及的一元化统制机构“日配”正式宣告成立，揭开了“出版配给统制时代的新考验的序幕”。“出版新体制”下出版物配给统制政策是由以“日配”为核心的配给体系实施的。依靠“日配”广泛而缜密的配给网络，日本当局完善了出版物流通体系，提升了出版物流通效率，强化了出版物配给统制。

　　“日配”首先构筑了覆盖日本本土及其海外占领区的一元化配给新体制。在日本本土，“日配”加强与出版机构、运输机构、销售机构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对接和协调，将原先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图书零售机构整合为“书籍杂志零售商业组合”，其常务理事由“日配”派员担任，以强化对零售终端的监管，并在情报局的协调下，将出版物列入铁道省大臣认可的急需物资，获得优先运输的权利，从而提高了出版物流通效率。

　　在朝鲜、台湾及南方占领区，“日配”则相继建立分支机构，强化对该地区的出版物输出；在“满洲”地区，为“助长满洲文化”，“日配”采取与“满州书籍配给株式会社”密切合作的形式，获得了向“满洲国”输出出版物的特权；在中国内地占领区，日本派遣军当局试图策划成立“中国出版配给株式会社”，实施“出版事业的系统企划及指导”和“出版物一元化配给”，以打造“名副其实的大东亚共荣圈全域的出版物一元化基地”協同出版社編纂部：『日本出版年鑑』（昭和18年版），第335頁。，但该方案在中国内地占领区出版界的反对下最终破产。

　　“日配”还通过改革出版物流通模式，强化出版业的国策指向。为改变出版物流通领域传统的“委托销售”模式所带来的社会资源极大浪费以及营利主义经营路线冲淡“国策宣传”需求等“落后于时势的商业习惯”，“日配”开始对传统配给方式进行改革，决定自1943年4月起全面实施被称为“尽卖尽买制度”的包购包销营销模式。即在出版物出版前由读者根据“日配”发行的《新刊弘报》上刊登的日本出版会许可的出版物内容简介选定出版物，“日配”则根据读者订单向出版社下达出版任务并向读者定向发货。“尽卖尽买制度”既可消除“委托销售”模式产生的因退货而带来的运输压力、成本压力及纸张压力等“弊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自由主义的销售制度”，压制营利主义经营路线对“国策宣传”理念的冲击，“对出版物的正确生产、配给、利用进行调整”，被誉为“出版界向战时体制转换的基石”。

　　但随着用纸供给状况日益恶化，产能大大降低，出版物产量已无法满足读者订购需求，在此状况下，“尽卖尽买制度”逐渐失去存在价值。为确保出版界能够继续发挥其国策宣传功能，日本当局转而实施“重点配给制”，按照国策推行需要优先向国防产业、军人团体等重要领域、重点人群实施出版物配给。而到了1945年以后，出版社、印刷厂及运输设备因遭受空袭毁损严重，影响到出版物的正常供给，出版零售店被迫关停，出版物配给体系由此名存实亡。

　　综上，出版物配给统制是“出版新体制”下与出版用纸统制并行实施的出版统制政策，出版用纸统制以纸张配额为武器，从源头上实现了对出版业宣传导向的控制和引导，而出版物配给统制则着眼于对出版业流通环节的统制，从流通中间环节和销售终端环节两方面对出版业宣传导向进行控制和引导，两者相辅相成，实现了对出版业的全程统制。

四、强化出版业整合的国策化指向

　　除对出版运营过程实施统制外，日本当局还通过各项措施对出版业实施整合，以构建于战时宣传统制有利的出版业经营格局。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出版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集约化程度较低，分散的经营格局不但难以适应资材匮乏、产能低下、运力不足的局面，更不利于出版统制的实施，为此对出版业实施整合成为日本当局出版新体制下实施出版统制的迫切需求和重要手段。1943年10月，日本出版会在事务局内设立“企业整备本部”，下设资格审议会和企业整备委员会作为出版业整合的“两翼”，推动出版界“以自主名义实施业界划时代的企业整备”，以达成“发扬皇国文化和思想国防之重大使命”。日本出版会实施的出版业整合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颁布“出版事业整备要纲”（以下简称“整备要纲”），确立出版业整合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为“克服出版物用纸及其他资材供给减少带来的出版活动低下及出版业者走向消亡的危机”，日本出版会于1943年11月4日颁布“整备要纲”，其核心是通过整合强化出版业的公共性，确立“出版决战体制”，以回应战时体制下日本当局对出版业“国策宣传”的诉求。

　　关于出版业整合的判定原则，“整备要纲”要求在对出版机构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出版业性质、规模等要素进行“综合判定”，对“在性格上被认定为不适当”或“将出版事业作为副业”的出版机构实施撤并、停刊或收购处置，重新组建一个性质优良、规模适当、组织完备、专业经营的新出版事业体。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该要纲提出了上述判定原则，但可以看到该原则中“被认定为不适当”等表述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其判定完全由日本出版会下设的“资格审议会”负责，缺乏明确的参照性和客观性。

　　关于出版业整合的实施重点，“整备要纲”要求对所有“适用于出版事业令的出版事业”的经营体制和行业布局实施统制。就整合对象而言，该要纲要求除了“出版事业令”所规定的拥有日本出版会会员资格的出版事业团体外，官方外围团体、政治思想团体、学术研究团体以及非日本出版会会员团体等所开展的出版事业均在整合范围之内，基本实现了对出版领域事业团体的全覆盖。同时该要纲还特别强调出版机构与同处出版链条上的印刷、制本、配给等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谋求出版业各环节整合的体系性和整体性。从整合内容看，该要纲要求从经营层面和行业布局两方面对出版业实施整合，其中前者要求强化出版业的“企划力和实践力”，并推行“专营体制”，以确立适合“出版新体制”推行的“出版事业经营基础”；后者则要求“考虑出版事业的地域性分布”，根据出版统制的需求在压缩出版机构数量的基础上改变出版机构业界布局。

　　关于出版业整合的实施方法，“整备要纲”要求“在日本出版会的积极指导下，以合并或收购的方式实施整合”。具体方法一是要求出版业实施“自主统制”，但必要时则要求“发动出版事业令”，采用强制命令加以推行，以“确保并发扬出版事业的公共性格”，即参与战时宣传的“国策”性；二是“重点发挥劳务及资材的作用”。其中资材方面主要是通过前述纸张配额的方式对出版机构业务进行干预，以此推动纸张配额较低的出版机构同其他机构合并或自行解散，劳务方面则是通过出版业从业人员特别是编辑人员资格审查的方式对出版业加以政策调控，以此强化对出版内容的监管。要纲规定资格审查标准是出版机构编辑人员必须“贯彻国体观念，坚持国家使命达成之信念”，编辑人员若达不到该标准则不予资格认定，也不得向日本出版会登记备案，同时又规定出版机构“不得录用未接受日本出版会企划编辑者登记的人员为企划编辑者”。此外，对通过审查的编辑人员实施全程监管，一旦发现有“被认定为作为编辑者的不适当行为”则取消其编辑人员资格。此举不但强化了对出版内容的监管，也将不具备案资格的编辑人员排除在出版业务之外，直接影响到出版机构业务实施，从而加速了出版机构之间的合并或停业。

　　“整备要纲”是以“出版新体制”下发挥出版业所谓“国家性”、确立“出版决战体制”为目的出台的出版业整合纲领性文件，它“从书籍亦为弹药之立场出发，力求为出版界赋予秩序和体系，使其成为具有企划力、实践力及公共性之出版场所”，从而最终形成“著者、读者、业者三位一体的强有力的出版决战体制”，对日本出版业格局产生了极大影响。

　　第二，采用分类指导、专项管理的原则，对不同性质的出版机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整合策略，并由相应管理部门负责监督。

　　对于已成为日本出版会会员的出版机构，在情报局等部门的监督下，由日本出版会实施整合，整合的重点是“不适合存续的出版事业”。对于非日本出版会会员所开展的出版事业的整合，则由各地方行政部门主导实施，日本出版会等机构给予协助，整合时按照“必要性”原则，“除被认定为战时下必要的出版物外，其他出版物应作停刊处理”，并向被停刊机构提供一定经济补偿。而整合后得以保存的出版事业则须加入日本出版会，且不得从事商业化出版物的发行业务，以保持其“公益性”。

　　对于官方相关机构出版物，日本当局要求情报局、内务省在与出版机构所属部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按照日本国策运营的需要，强化“重点主义”，停止“时局下非必要非急需出版物”的发行，并对同质化严重的出版物实施合并，以确保与日本国策运营密切相关的官方出版物得以出版发行。而对于官方外围团体、政治思想团体、学术研究团体等开展的出版事业，则在与其主管部门协商的基础上由日本出版会决定其去留。

　　对于陆军系统所属出版事业，则根据陆军省出台的“陆军相关出版企业整备要纲”，由陆军省自行实施整合。其中对于陆军省机关团体实施的杂志出版事业，基于“重点主义”原则的考量，或停刊或合并或减少纸张配额或改变管理主体，同时对陆军省所属杂志发行机构作相应撤并处理，并成立陆军杂志协会负责整合后陆军系统杂志的统制管理；对于陆军系统开展的图书出版事业，则按照其业务内容进行分类合并，并成立新的图书出版机构分别负责军队典令类、军事参考类、军事教育类图书的出版发行。整合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则由当事方“以课金形式负担”或“由相关业者自行负担”。

　　上述分类指导、分级管理的出版业整合措施，既有考虑到不同类型出版物的差异性要素而实施的精准施策，又有考虑到“出版新体制”下出版物整合的基本原则、目标等而实施的综合治理，从而确保了出版业整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第三，推动出版界自下而上实施自主合并，并强化“日本精神”向出版业的渗透。为“锻炼出版关系者的身心，实现出版报国”，日本出版界于1943年7月结成“谋求业界自身团结、互助合作、文化提升的民间翼赞机构”——大日本出版报国团（以下简称“出版报国团”），与日本出版会形成“表里一体的事业报国态势”。出版报国团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出版之国家使命，全力以赴挺身于皇道文化之隆兴”；锻炼出版从业人员意志，完成“思想战战士”的身份认同，以实现“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完成该任务的路径有二。

　　一是在日本出版会的指导下，“就出版事业整合提供斡旋及协助”。换言之，日本出版会是出版事业整合的决策机构，负责政策的制定、方向的把控，而出版报国团是实施机构，负责出版业整合政策的落实和推进。为推进对“非急需必非要书籍的出版社进行整合”工作，出版报国团组建了一个由20-30岁年轻人组成的挺身队，每个挺身队员都被分配了任务，他们常常冲进出版社，命令其停业，动辄以近乎暴力的激进手段逼其就范。

　　二是通过精神修炼等类似于宗教的方式向出版从业人员灌输“日本精神”，力图从精神上强化出版业对“国策”的认同和宣传。出版报国团“充分发挥其组织力和机动力”，通过弓道大会、剑道大会等涵养颇具“日本精神”的传统文化，通过出版讲习会贯彻战时体制下出版业的所谓“报国精神”，通过大东亚建设讲习会等宣扬“大东亚建设”“圣战完遂”等对外侵略政策，通过“祓禊”等神道祭祀仪式灌输国粹主义和天皇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现出强烈的“尊皇”信念和“国粹”倾向，这也为出版报国团的活动打下了鲜明的国粹主义烙印。

　　综上，“出版新体制”下，日本当局整合各界力量，将作为统制对象的出版界和作为综合协调机构的日本出版会及日本当局统一起来，“消除了出版界统制和被统制之间的对立关系，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组织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出版统制工作。

五、催生出版政策的法西斯化

　　“出版新体制”下，日本当局充分发挥出版法规、监管机构等行政力量的监管职能，综合运用纸张配额、配给统制等多重手段，大力实施业务合并、机构裁撤等干涉经营行为的多项措施，并在出版界的自我认同和参与下，实现了战时日本出版政策的法西斯化。其结果表现为重构了与“出版新体制”理念相一致的出版业产业结构，改写了以“出版报国”为核心的职业伦理，并对出版言论自由造成极大破坏。

　　首先，出版政策的法西斯化重构了战时日本出版界的产业布局，形成了与“出版新体制”相一致的“出版新格局”。“出版新体制”下，出版机构和出版物数量均呈整体下降趋势，从杂志数量来看，1943年日本全国出版杂志总数为3081份，比上一年度减少了7339份，到1945年仅存余932份；从出版物数量来看，1943年日本全国出版图书总数为44832种，比1940年度减少28320种，到1945年仅出版图书3811种；从出版机构数量来看，至1944年5月出版社数量由1942年初的2241家减至203家，杂志社由2017家减至996家。此一时期日本出版业呈现如此局面，固然与美军空袭导致日本国内生产力下降、印刷资源严重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也应该看到，在图书出版总量及出版机构数量呈整体下降的大趋势下，并非所有出版物销量都呈下降趋势，松前重义的《战时生产论》、德富苏峰的《皇国必胜论》等旨在“从意识形态层面阐释并强调日本精神”、宣扬“国体意识”的出版物和具有明显“国策宣传”特性的所谓“时局出版物”，却在用纸配给量削减、印刷费用上涨的情况下销量大增。此外，在出版机构大幅合并的情况下，爱国出版社、皇国图书株式会社等打着“从国家立场树立新世界观”幌子的新出版社及《大陆》《大东亚资源》等“贯彻出版公共性格”、“敏感反映时局、影响国民思想和士气”的新杂志却纷纷创立。这说明“出版新体制”下日本当局对出版产业布局实施的有倾向性的重构，即“国家意志发挥作用，实现对出版界的匡正指导”，在极大程度上加速了该局面的形成。上述产业布局的转换不但改变了此前出版业所奉行的“只要销量好即可出版的自由主义销售方式”，同时还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出版业“完全被统制到日本出版文化协会意志之下”，其效果也颇为明显，“从国家立场来看有必要的书籍增多，没有必要或必要性较低的书籍受到限制”，因此被日本当局视为“出版新体制”下出版界“由量向质转换”的标志，是出版政策所谓“合理化”即“法西斯化”带来的结果。

　　其次，出版政策的法西斯化改写了战时日本出版界的职业伦理，构建了与“出版新体制”相呼应的“出版报国观”。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出版物应遵循客观公正、不偏不私的职业伦理规范，这是出版从业者在从事出版活动中所应遵守的自律规范和道德约束，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制约并影响着出版业的舆论导向。然而，在“出版新体制”下，实现出版业对“高度国防国家建设”的国策宣传成为日本当局实施出版统制的目标，与此相适应，客观独立的出版伦理让位于“国策宣传”的政策理念，违背此理念或对此理念贯彻不力的出版机构不但成为日本当局整顿的对象，也成为出版业界团体排斥的对象，从而加速了出版业界的“自我规制”。如被称为军部御用杂志的《公论》对“出版新体制”下日本出版界的职业伦理进行了解读，认为“立足于日本国策之精髓”并“积极地且有建设性地对国策予以支持”的“出版报国”理念应成为出版业的职业伦理和从业规则。1941年6月成立的由杂志和书籍编辑人员构成的编辑者自治团体“日本编辑者协会”，积极鼓吹出版界应“彰显皇国文化，以此挺身于国家之难”，以确保“正确推进出版文化，完成思想战”的任务得以顺利实施。而要达此目标，出版界认为所有出版机构应从根本上转换其编辑方针，“不以收益为宗旨，而是倾注全力于企划、编辑，发挥启发、宣传的作用”，以呼应出版界在“总体战”下的“文化意义”。换言之，“出版新体制”下，以“积极协助国防国家和日本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出版报国观”被塑造为日本出版界的最高职业伦理。

　　最后，出版政策的法西斯化制造了以“横滨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笔祸事件”，破坏了日本出版界的言论自由。在“出版新体制”所塑造的法西斯化出版舆论生态下，“对战争协作程度的高低及国体意识的强弱”成为日本当局实施出版统制的实践内容和衡量标准，凡与此理念相悖的出版事项均被打上“反军的、战败的、反国家的”标签而成为被整治的对象，出版物遭到禁售、查封、停刊等处分，撰写人、编辑责任人甚至出版物的经营者等被定性为“国贼”，遭受拘役、入狱等处罚，出版社、杂志社被强制合并、收购或关停，诸如此类“笔祸事件”层出不穷。如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因在著作中对日本神代史提出质疑而被扣上“试图抹杀日本精神、东洋文化的恶魔般的虚无主义之无比凶恶的思想家”的帽子并遭到检举审查，其著作被定性为包含颠覆国家政体和信仰、破坏君民关系的“大逆”思想而被查封，津田及津田著作出版机构岩波书店负责人岩波茂雄被提起诉讼并因此获罪，这就是著名的“津田事件”。在杂志社方面，由于1942年8月、9月号的《改造》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世界史的动向与日本》的文章而被日本当局认定为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之嫌，当期杂志遭到查封。日本当局还以该文作者细川嘉六宴请《改造》《中央公论》杂志社相关人员的照片为证据，而认定其为试图重建日本共产党，并将相关人员逮捕入狱，其中有4人冤死狱中，制造了战时日本压制言论自由的大规模冤假错案“横滨事件”。“横滨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声称“在战局重大之际向共产主义思想持有者或思想倾向危险人物提供版面”是无法容忍的，遂加大了对《中央公论》和《改造》的打击力度，发动军、官、民等资源对“多次发表具有反国家性质言论，以此讨所谓知识分子欢心”的《改造》和《中央公论》杂志进行批判，要求其荡涤一切“非国家乃至反国家思想”，并煽动各部门向该杂志发出所谓“绝缘状”，禁止该杂志成员出入大本营陆军报道部等信息发布机构，同时呼吁结成“不执笔同盟”，要求舆论界人士停止为两家杂志撰写稿件，试图以断绝稿源的方式“促使《中央公论》猛省”。在多方力量的联合绞杀下，“长久以来在日本思想界承担着指导性作用”的《中央公论》和《改造》两家杂志最终于1944年7月被强制停刊解散。

　　综上，“出版新体制”加快并完成了战时出版政策向法西斯化的发展，而出版政策的法西斯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日本当局对出版业的统制，促进了“国策宣传”意识向出版业的渗透，对战时日本出版业的编辑权、经营权以及言论自由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结语

　　作为传播内容的载体，传播媒介通过不同媒介符号实施“有意识的操纵式的传播”，以达到修正他人意识、改变他人态度、诱导他人行为的目的。而上述传播行为的实施准则与传播行为发出者的宣传诉求、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的诠释语境下，传播行为发出者的意志对传播行为的影响尤甚。

　　战时传播媒介之一的出版业，在日本政府的推动和出版界自身参与下，构建完成了“以新文化建设和高度国防国家为使命”的“出版新体制”。“出版新体制”不但在统制对象上实现了对出版界的全覆盖，而且将出版界的生产、配给、销售等全部环节纳入其中，在统制范围上实现了全覆盖。“出版新体制”的构建和实践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日本当局一方面依靠其掌握的政治资源为武器对出版业实施强制性统制，另一方面以其掌握的纸张配额权为指挥棒从出版企划内容、出版运营机制、出版事业格局等各方面对出版业实施特定引导。同时，该体制的运营实践也离不开发行、印刷、流通、销售等各环节及各出版团体的参与和支持，从而形成一个所谓“官民浑然一体”、“超越官厅本位主义弊端”、上下联动的组织体系。

　　可以说，“出版新体制”是一个由多部门、多机构、多层次构成的系统化、立体化的出版统制体系，它从体制结构、运作模式、产业布局等方面推动并实现了战时日本出版业的法西斯化。促进了“国策宣传”意识向出版业的渗透，从而为战时日本当局实施思想统制、开展内外宣传、抢占舆论阵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略）

（作者：孙继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苏州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