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从“小分流”看欧亚历史转型

　　“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是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全球经济史教授扬•卢滕•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于2009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在《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一书的第二部分欧洲内部的小分流”中认为，1400-1800年，北海地区（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工资水平经历了与西欧其他地区（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不同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该书汉译本（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出版已有数年，但“小分流”研究迄今尚未引起国内史学界重视。加州学派的代表性观点“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广受关注，小分流”则与之存在根本分歧。

加州学派探索欧亚历史转型

　　“小分流”是就地理范围而言的，原意指欧洲内部的分流。“小分流”的提出与加州学派对欧亚历史转型的比较有关。加州学派代表着一种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潮流，侧重于比较早期现代（16-18世纪）欧亚经济史的相似性，将两地的分道扬镳视为工业革命导致的突变。例如，王国斌在分别考察了中西农业和手工业后认为，“当我们转而考虑中国在16至19世纪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我们发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扩展中，斯密型动力都起了重要作用。中西之间的分道扬镳，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才出现”。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持有类似看法，他通过考察以印度和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后认为，在早期现代绝大部分时期，亚洲胜过欧洲，“但是，正是这种经济优势在18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的绝对和相对劣势。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限制了社会底层的有效需求，使亚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动力，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认为，19世纪以前，欧亚历史在诸多方面极为相似；此后，由于欧洲在美洲新大陆获得生态上的意外“横财”，才导致欧亚历史出现了“大分流”，即欧洲工业社会从欧亚大陆的前工业社会中脱颖而出，与长久以来形成的内生优势无关。他在该书“引言”中说：“本书承认欧洲发展的内在因素的重要性，但着重于直到1800年以前，这些过程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的过程的相似之处。确实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异，但我将证明，它们只有在欧洲拥有海外资源特权所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引起19世纪的大变革……因而，本书认为海外高压统治带来的好处有助于解释欧洲的发展和我们在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方（主要是中国和日本）所看到的现象之间的差别。”

　　显然，加州学派在欧亚历史转型这一问题上不同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主流观点。这迫使西方学术界从全球史角度重新审视欧洲的发展轨迹，进一步论证欧洲工业化进程是何时、因何、在哪里率先出现的，并将其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加以比较。

北海地区出现“小分流”

　　“小分流”最早出现在西欧内部，主要表现为：从中世纪中期起，西欧各地的人均收入开始普遍增长；至早期现代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中世纪早期，欧洲经济落后于古代罗马和亚洲主要国家，但到1000年前后出现了巨大变化。900-1300年，经济增长在欧洲是一个普遍现象，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显著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实际收入增长。然而，早期现代的情况非常不同。这一时期的增长，大部分集中在包括低地国家和英国在内的北海地区，荷兰和英国先后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与此相反，意大利北部的人均收入在15-16世纪达到和保持高位后，于17-18世纪开始下降。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在16-18世纪接近停滞。西欧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那么，欧洲内部的人均收入差异始于何时？研究表明，15世纪上半叶，欧洲内部的实际工资差异非常小，但从1450年后开始增大。这表明，北海地区与西欧其他地区出现了“小分流”。

　　如何解释西欧内部的“小分流”？为什么只有北海地区延续了从900年开始的经济蓬勃发展过程，西欧其他地区却在中世纪末期和早期现代陷入了长期停滞？如果说15世纪下半叶英国和低地国家的实际工资与西欧其他地区的差距开始增大，那么北海地区的生产率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变得更高？对此反差现象，范赞登的解释是：中世纪中期，拉丁基督教欧洲地区共同建立起了富有效率的制度，使其经济普遍发展；中世纪末期，北海地区之所以开始领先于西欧其他国家，主要是因为低地国家和英国在家庭领域完成了一项重要变革。尽管中世纪晚期低地国家、英国在经济和政治等宏观结构上具有显著差异，但两者在家庭结构（即欧洲婚姻模式）等微观层面存在关键的相似点，它们关乎家庭的人口行为以及他们怎样与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互动。这正是北海地区的独特性所在，也是导致“小分流”的原因和该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因素。

　　欧洲婚姻模式是14-15世纪以来在北海地区产生的最具特色的一种制度，其标志是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子女通常在结婚前建立新居，婚后不与父母一起生活）。促使该模式产生的因素包括：教会倡导的婚姻应建立在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而非父母之命的基础之上；财产的代际转移（父母退休时将家庭土地转移给继承人，以换取继承人为自己养老）；包括女性在内的年轻人婚前以学徒或仆人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上述三个因素最早且普遍出现于北海地区，导致了这种婚姻模式的产生。

“小分流”引发“大分流”

　　加州学派宣称工业革命导致欧洲脱颖而出，但其所说的“欧洲”只是作为工业革命发祥地的西北欧，并非整个欧洲。实际上，“小分流”不仅是欧洲内部的分流，而且是欧亚之间的分流。范赞登从制度效率、人力资本形成和经济绩效上，对欧亚的各自表现进行了比较。制度效率包括利息率、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要素（劳动力）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与其他地区相比，除了市场一体化程度不分伯仲外，至少从中世纪晚期起，西北欧较低的利息率和发达的劳动力市场表明其制度更富有效率，已经开始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适当的刺激。

　　人力资本形成来源于人口模式的改变，家长从拥有较多子女、注重后代的人口数量，转变为拥有较少子女但对他们进行大量投资，即最大程度地提高后代的质量。范赞登研究了1800年之前几个世纪中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积累的发展方式。知识积累增长、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而增加，是先于现代经济增长而发生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的估计值等衡量人力资本的标准数据通常难以获得，因而需要采用书籍生产数量和技能议价（附加值）等替代性的定量指标，以反映人力资本形成的长期发展过程。研究表明，“小分流”期间，西北欧拥有比其他地区更低的技能议价水平和更高的书籍生产数量，从而导致了以技术发明创造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诞生。

　　经济绩效（经济发展）是检验西北欧以及欧亚其他地区制度效率和人力资本形成的最终标准，可以通过人均GDP来衡量。范赞登等人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后认为，1300-1800年，西北欧国家的人均GDP持续增长，并在不同时间超过了西欧其他地区。1500-1800年，南欧和中欧的人均GDP水平没有任何进步。尽管1300-1500年意大利的收入水平很高，但15世纪后并未增长。相比之下，1500年后，英国和荷兰的人均GDP继续增长，1300-1800年增长了一倍多。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与整个西欧相比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明显低于北海地区。研究表明，实际工资也遵循了相同模式。18世纪，日本、中国的实际工资与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大体相当，但英国、荷兰和佛兰德尔的实际工资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高出很多，这表明北海地区已领先于欧亚其他地区。

　　近年来，加州学派的一些成员已经开始反思他们以往有关西欧工业社会诞生的突变论和偶然因素决定论等观点。王国斌在新著《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中修正了欧亚“大分流”的时间和原因：在时间上，不再坚持19世纪开始“大分流”，认为18世纪近代经济增长启动之前，就已存在中西经济的“分流”进程；在原因上，放弃了偶然因素的决定作用，宣称尽管“新能源和新资源的确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发展轨迹，也使得一些欧洲国家（例如19世纪的英国）获得了日益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这并不足以也不必然会引发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分流”。可见，工业社会的诞生绝非突变和偶然之事。因此，注重渐进发展和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仍是欧亚历史转型比较特别是工业化进程比较的正确道路。

（作者：徐浩，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