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19世纪末巴西的南欧移民及其特征

摘要：19世纪中后期巴西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后，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不断加剧。围绕劳动力来源问题，巴西国内不同群体针对引进华工和欧洲移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种族主义者、激进废奴派和知识精英们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持有强烈的种族偏见，鼓吹“黄祸论”，主张引进欧洲移民，以填补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改良”巴西的人口结构，帮助巴西摆脱“野蛮”迈向“文明”。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三个南欧国家的移民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西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意大利移民与西班牙移民在成分、移民模式、分布、职业等方面非常相似：一是两者基本都是贫困乡村的农民，且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向外迁移；二是大多数移民都是享受巴西政府补贴的农业劳动力移民，基本都在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劳作；三是他们在种植园的待遇都很差；四是两国移民的社会流动性强，大部分移民都有再迁移的行为。相较于二者，葡萄牙移民主要是农村年轻的单身成年男性；分布在巴西的城市；没有补贴，职业选择更自由。大批南欧移民的到来，促进了巴西咖啡经济的繁荣，有助于该国的早期工业化，但他们的定居率较低，且存在与本土劳工矛盾丛生、罢工起义频发等问题。

关键词：巴西；移民政策；种族主义；白化思想；南欧移民

　　近代生物学和人种学的发展、进化论的普及以及拉丁美洲复杂的种族结构，激发了巴西人对种族和种族理论的极大兴趣。欧洲人用一系列伪科学书籍来证明白种人的“优等”，其中，代表性人物和论著就是法国社会思想家约瑟夫·阿瑟·戈宾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及其代表作《人种不平等论》。戈宾诺认为，白种人比其他人种都要优越；种族的成分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命运，雅利安人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巴西社会精英们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肤色白皙的人漂亮、聪明、有能力，相反，肤色越黑的人就越不可能拥有这些优点，他们将欧洲文明视为自己的文化导师，并试图在南美大陆上复制出新的欧洲文明。然而，根据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的统计，截至1825年，巴西人口约为404万，其中黑人或有黑人血统的奴隶约有196万，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112万，白人仅有96万。这与巴西社会精英所追求的“文明”形象相去甚远。为此，他们鼓励输入欧洲移民，并倡导种族融合，以“白化”巴西的人口。1850年巴西禁止奴隶贸易后，劳动力出现巨大缺口，增强了引进欧洲移民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使其不仅具有社会和文化价值，还兼具经济层面的现实意义。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遂进入大移民时代。1872—1899年，巴西共接收了1823286名外来移民，其中南欧三国的移民人数占比高达87.1%，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移民占比分别为55.5%、20.8%和10.8%，成为这一时期巴西前三大移民来源国。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传统习惯、知识结构、经济地位和文化价值观，导致他们在移民动机、居住模式、经济活动和政治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国外学界虽然不乏对拉美欧洲裔移民的研究，但是横向的比较研究相对有限。国内学界关于拉美的移民整体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缺乏对拉美外来移民通盘考察的史学专著，也缺少对单个国家的移民史研究。少数成果主要关注拉美的华人华侨史。具体到欧洲移民方面，成果主要聚焦在阿根廷一个国家，对巴西缺乏关注。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19世纪末南欧三国移民巴西的历史背景，比较他们在移民构成、移民模式、地理分布、从事职业和生活境遇等方面的异同，并分析其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一、19世纪中后期巴西社会的“白化”思想及其移民政策

　　巴西是西半球最早输入黑奴的国家之一，黑奴劳动是促使巴西单一产品制经济持续繁荣的主要因素。据保守估计，1502—1860年，共有约950万非洲黑人被掠卖至美洲，其中，巴西接收的黑奴人数最多。三个世纪以来，横跨大西洋到达巴西的幸存奴隶数量约为350万。19世纪初，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独立后相继废除奴隶制，抑或颁布限制奴隶制度的法令。但巴西独立后，迟迟没有禁奴和废奴。1807年，出于追逐商业利益和人道主义的考量，英国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此后，美国（1808）、瑞典（1813）、荷兰（1814）、葡萄牙（1815）、西班牙（1817）和法国（1818）等欧美国家相继宣布禁令。1826年，为了回报英国对其独立地位的承认，巴西被迫同英国缔结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同意在条约被批准后的3年内终止奴隶贸易。然而，条约缔结后，巴西的贩奴数量不减反增。在1845—1850年奴隶贸易最为猖獗的年份，巴西每年从非洲贩运约5.5万名黑人，6年间共掠来342741名黑奴。为了进一步打击贩奴活动，1845年8月8日，英国通过了《阿伯丁法案》（Aberdeen Bill），规定对一切可疑的贩奴船只进行调查和扣押，并在海事法院进行审判。此法公布后，英国军舰无须将反奴隶贸易的军事行动局限在公海上，它们可以进入巴西领海，甚至在桑托斯和卡布弗里乌等港口进行巡捕。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1850年9月4日，巴西政府颁布第581号法令（《奎罗斯法案》），宣布禁止奴隶贸易。此后，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19世纪中后期巴西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

　　围绕劳动力来源问题，巴西国内不同群体展开争论。其中，针对引进华工和欧洲移民这两个群体的讨论最为激烈。在种植园主及其政治代理人和温和废奴派眼中，华工“廉价、顺从”，且东南亚、太平洋岛国、美国加州和加勒比等地区都曾有输入华工促进经济繁荣的成功经验，所以巴西曾多次多方努力试图从中国大规模引进华工，但几乎所有尝试都陷于失败。个中缘由，除了国际社会对苦力贸易的抵制、晚清政府对海外移民的保护等外部因素，最主要的还在于巴西国内拥有反对引进华工的强大势力。种族主义者、激进废奴派和知识精英们持有强烈的种族偏见，鼓吹“黄祸论”。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两年后，巴西政府颁布亚非移民禁令。

　　与反对华工的“黄祸论”相对的，是巴西社会精英的“白化”思想。他们将美国的成功归因于两个因素：一是种族构成上的欧洲人优势，二是政治和经济上借用了欧洲人的思想体系。反观巴西，在独立初期，404万总人口中黑人接近一半，白人仅占不足四分之一。这种人种构成让巴西表现出更多的“野蛮”特征。因此，巴西精英运用所谓“优生学”理论，鼓励输入欧洲白人移民，加速人口的“白化”进程。他们坚信，“种族融合可以避免‘退化’，持续不断的‘白化’可以产生更为强健的人口，这种强健既体现在文化上，也表现在体征上”。

　　在统治者看来，输入欧洲移民是通过“漂白”民族使巴西变得更为“文明”的一条捷径。早在独立初期，巴西帝国皇帝佩德罗一世就将引进外来移民纳入自己的治国方略。1823年，他在报纸《镜子》（O Espelho）上刊发长文，斥责“奴隶制是侵蚀巴西的癌症”，倡导引进移民以终结奴隶制。“巴西独立之父”、兼任巴西帝国内政和外交大臣的德安德拉达·席尔瓦（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e Silva）提出，欧洲劳工效率比奴隶高，而且他们能在确保巴西不发生经济剧变的前提下加速废除奴隶制，同时还可被派驻南部边境地区，以防止阿根廷的扩张。起初，巴西政府主要招募德国等中欧移民，出台包括征兵和招募独立小农等移民计划，推出承担旅费、立即入籍、租种“皮卡达”（picada）小块土地、十年免税等优惠措施。19世纪30年代，由于国际糖价持续下跌、与邻国的边界战争等原因，巴西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于是暂停对移民的资助。在这种情况下，前往巴西的欧洲移民不断减少。1850年巴西禁止奴隶贸易后，引进欧洲移民具有了更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巴西精英看来，欧洲移民既能填补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也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还能“改良”巴西的人口结构，从而帮助巴西摆脱“野蛮”迈向“文明”，可谓一举多得。

　　1889年共和国成立后，巴西政府推出了许多吸引欧洲移民的新举措，如为移民提供交通补贴、允许自由信仰宗教等。此外，巴西人还在欧洲各大港口设立招募站，站点一般都选在航运公司旁，便于及时运送移民；宣传内容主要突出“共和国”这一巴西新形象，招工的广告词这样写道：“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巴西筑梦。这是一片机遇之地，物产丰富。在巴西，你有能力拥有自己的城堡。政府会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提供土地和工具。”此外，19世纪末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大缩短了跨洋航行的时间，欧洲到巴西的行程由19世纪初的3个月压缩至20世纪初的两周。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降低了旅途中移民的死亡率，再加上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催生出大批失业工人，19世纪90年代共有约109万欧洲人移民至巴西，占同期该国外来移民总数的91%。巴西遂进入大移民时代。

　　如果按照地区进行划分，来自南欧地区（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的移民最多。1872—1899年，南欧三国共有1589777人移至巴西，约占同期移民总数的87.1%；而以德国为代表的中欧国家移民共有50310人，占比仅为2.7%。从不同时段看，1872—1879年，南欧三国移民占巴西同期移民总数的58.91%，1880—1889年猛增至91.8%，达到峰值，虽然19世纪的最后十年占比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89.62%；而1872—1879年德国移民占比为8.12%，10年后降至4.21%，1890—1899年只占1.43%。就国别而言，19世纪70年代排在前三位的移民国家依次为葡萄牙、意大利和德国；到了80年代，变为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意大利后来者居上，在1877年移民人数首次超越葡萄牙，成为巴西最大的移民来源国，德国则退出了前三名。从以上梳理不难发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三个南欧国家的移民构成了19世纪末巴西移民潮的主力军，而非较早引进的中欧移民。其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70年代南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再加上国内的经济困难，导致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德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需要大批的劳动力，所以向外移民的人数较少。此外，巴西和南欧国家都信奉天主教，巴西又施行相对宽容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会使南欧移民在心理层面产生更多的归属感，能够更快地融入目的国的生活，这也是南欧移民大量迁移至巴西的原因之一。

　　二、意大利的农业移民及其生活状况

　　19世纪70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出现危机。农业发展严重衰退，大块地产（Latifundia）的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小块地产面积太小只够一家人果腹，致使意大利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再加上政府不当的财政政策，导致大批意大利农民离开故土，到海外谋求更好的生活。意大利移民主要流向美国、阿根廷和巴西。据统计，1876—1913年，意大利共向这三个国家输出了6897625名移民，其中3937743人迁往美国（57%），1752332人奔赴阿根廷（25.5%），1207550人远渡巴西（17.5%）。

　　巴西的意大利移民主要来自伦巴第、威内托、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其中，来自威内托大区的移民最多。1887—1898年，共有840153名意大利人入境巴西，其中95.7%的目的地是圣保罗州的咖啡种植园。他们基本都是由“移民促进协会”招募并在圣保罗州政府的资助下来到巴西的，以家庭形式为主。为了吸引移民，圣保罗州政府给予每个年满12岁的意大利移民75密尔雷斯的补贴，12岁以下的移民补贴减半，这些钱主要用于支付从意大利到圣保罗咖啡种植园的旅费。为此，圣保罗州政府共花费了约4200万密尔雷斯。

　　然而，意大利移民在巴西的日子远没有招募广告中宣传的那么好。一是种植园工作和生活条件差。移民们抱怨称，他们的住舍“面积小，质量差，地板肮脏，有的人甚至被安排在废奴运动时腾出的奴隶营房（senzalas）里生活”；这里几乎没有市场、宗教场所和教育机构。虽然移民们能够种植蔬菜和饲养家畜，但那些满足日常需要以外的盈余产品并不能直接拿到外面的市场上出售，而要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种植园，然后经过简单的包装再以高价卖到那些需要它们的移民手中。在这个过程中，移民们受到“低卖高买”的不平等对待，并常常因此负债。此外，种植园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障，约5000名移民才配有1名医生。这使得医疗成本非常高昂，许多人生病了也没钱看医生。1895年，意大利人圣科多（Santo Codo）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移民至圣保罗的圣热尔特鲁迪斯（Santa Gertrudes）咖啡种植园，但由于没有条件就医，他3岁的儿子贾科莫（Giacomo）和2岁的女儿朱塞平娜（Giuseppina）分别因支气管炎和肠道疾病于翌年1月和12月离世。二是工资待遇低。这一点可以从意大利移民的侨汇得到印证。美国学者沃伦·迪安（Warren Dean）曾对1884—1914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侨汇进行比较发现从巴西汇出的金额要远远少于美国，原因在于巴西雇主给的工资很低而移民的生活花销高，从而导致了低储蓄率。即便薪水很低，种植园主们仍不按时发工资。据意大利政府的一份报告，1902年约有60%的巴西种植园主拖欠工人的工资。三是种植园主像对待奴隶般对待移民。移民们要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在种植园中劳作，一旦不服从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据移民圣科多说，劳工们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除了短暂的吃饭休息时间，要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甚至儿童也加入劳作的队伍中，6岁以后就要承担部分农活，帮助大人喂食牲畜、灌溉农田、采摘咖啡豆等，16岁成年后他们将正式成为种植园的全职劳动力。那些因病矿工的劳工会被停发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劳工们只能自求多福，尽量少生病。意大利移民在经济、身体和心灵上都备受种植园主的折磨，境遇并不比奴隶好到哪儿去。早期去巴西的意大利移民可谓“燃尽了希望，破碎了梦想”。

　　为了表达内心的失望和不满，意大利移民要么反抗，要么逃离。反抗又分为三种形式：罢工、法律维权和暴力冲突。选择罢工的时间很重要，它会直接影响罢工效果。根据种植经验，移民劳工会在咖啡豆成熟的时节罢工，由于延迟采摘会导致咖啡豆腐烂，直接影响种植园的收益，所以此时罢工常常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提高待遇或改善工作条件的目标。有的移民劳工试图将劳资矛盾诉诸法律，但由于聘请律师打官司的费用太过高昂，最后大多不了了之，效果并不理想。而暴力冲突已经成为移民生活的常态。这些冲突有时发生在移民劳工和种植园主之间，有时发生在移民与本地人尤其是黑人劳工或黑白混血种人（即“穆拉托人”）之间。1891年，为了庆祝丰收，圣卡洛斯（So Carlos）某咖啡种植园主举办了一场晚宴，餐后，劳工们跳起了谷仓舞。期间，为了争抢舞伴，意大利劳工安东尼奥·拉利亚戈（Antonio Lariago）和黑人劳工泽费里诺·费雷拉·利马（Zeferino Ferreira Lima）大打出手，泽费里诺甚至还受了枪伤。1906年，在圣卡洛斯镇举办的一个宗教节日上，穆拉托人埃托尔·罗德里格斯·达席尔瓦（Heitor Rodrigues da Silva）由于受到意大利人加斯帕尔·萨比努（Gaspar Sabino）的辱骂，将后者刺伤。像这样黑白冲突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根源在于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在种植园中“没有平等主义和‘种族民主’”。逃离可分为两种形式：逃往城市和返回母国。尽管大多数意大利移民都选择留在种植园作契约佃农，但也有一部人离开种植园，到城市开辟新生活。事实证明，这些逃往城市的意大利移民后来大都发展得比较成功，因为他们的侨汇要比留在种植园的移民多得多。他们有的经营商店，有的创办工厂，有的成为小农场主，壮大了巴西中产阶层的队伍。据统计，1905年圣保罗州14%的土地被意大利移民拥有。截至1920年，该州绝大部分工业都是外来移民及其后代创办的。其中最著名的意大利裔工业家就是弗朗西斯科·马塔拉佐（Francesco Matarazzo）。他是1881年来到巴西的，最开始只是个小商贩，1910年开设工厂，一战期间他的公司已经涉足众多领域，从纺织业到原油产业，成为当地有名的大企业家。还有一部分意大利移民选择回国。根据桑托斯港的出境记录，1882—1908年，意大利移民的回国率高达46.5%。因此，许多巴西人把意大利移民看作“寄居客”（sojourners）。促成意大利移民高回国率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在客观上，巴西种植园艰辛的工作生活条件迫使他们放弃工作，重返家园。在主观上，许多意大利人视自己为季节劳工，他们利用南北半球季节相反的特征，不停地穿梭在巴西和欧洲的收获季节。此外，由于许多意大利移民都是携家带口来到巴西的，一旦决定返回母国，必然是全家出动，这种家庭移民模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葡萄牙移民链条及其城市境遇

　　19世纪八九十年代，葡萄根瘤蚜疫情大规模扩散，导致葡萄园几乎绝收，作为葡萄牙国民经济支柱之一的葡萄酒出口行业遭受重挫，大量工人失业，劳动力严重过剩。此外，葡萄牙工业发展滞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重心高度集中在里斯本和波尔图两座城市，又缺乏统一的国家劳动力市场，导致无法消化剩余的劳动力。一面是葡萄牙劳动力供过于求，另一面是美洲国家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两者一拍即合，因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葡萄牙出现了海外移民潮。据统计，1855—1939年，共有约200万葡萄牙人远渡重洋，其中90%是在1880年之后移民的。

　　与同一时期的意大利移民不同，葡萄牙移民的主要目的国是巴西，而后才是美国和阿根廷。由于葡萄牙与巴西在历史、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和家庭纽带等方面的特殊关系，绝大多数葡萄牙人借助数百年来形成的庞大移民网络迁至巴西。1880—1909年，美洲国家共接收了636834名葡萄牙移民，其中巴西519529人（81.6%），美国106208人（16.7%），阿根廷11097人（1.7%）。葡萄牙移民主要来自该国人口稠密的大陆北部地区，如波尔图、维亚纳、布拉加、雷阿尔城、布拉干萨、阿威罗、科英布拉和维塞乌，此外，也有一小部分来自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据统计，1897—1927年葡萄牙向海外移民约58.8万人，其中约84%是大陆北方人，16%是亚速尔岛民和马德拉岛民。两者的迁移流向大不相同，大陆移民绝大部分（81%）去了巴西，亚速尔群岛移民绝大多数（85%）迁往美国。

　　除了主要目的国不同，与意大利移民相比，巴西的葡萄牙移民还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葡萄牙移民大多为农村单身成年男性，意大利则以家庭移民为主。葡萄牙移民可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巴西投靠亲友从事贸易的年轻男性，这部分人约占10%；第二类是有一定的财产或技能的年长男性，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巴西谋得职位，这部分人约占10%；第三类是不熟练或缺乏技能的劳工，只能干一些底层工作，这部分人最多，约占80%，而且基本是大字不识的文盲。19世纪90年代，一位旅居巴西的葡萄牙观察家叹息道：“葡萄牙移民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为了探索和充实自己，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填饱肚子。”不过，相对于葡萄牙糟糕的经济和低廉的工资，“巴西仍不失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第二，葡萄牙移民主要分布在巴西的城市，意大利移民则主要在种植园劳作。直到20世纪初，葡萄牙人都是里约热内卢和桑托斯城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1890年，里约热内卢人口为522651人，其中外来移民占29.7%，外来移民中68.6%为葡萄牙人。换句话说，当时里约城内约有1/5人口是葡萄牙移民。第三，葡萄牙移民没有补贴，职业选择更自由，而意大利移民基本都是享受巴西政府补贴的契约工人。巴西的葡萄牙移民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分化，一小部分人是大商人后代，不过大部分移民还是城市中的中下层民众，比如小店主、职员、街头小贩、搬运工等，也有少量移民成为巴西东北部的小农或者南部和中南部的工厂工人。由于城市就业机会多且待遇普遍高于种植园，且单身男性生活开销较小，能攒下更多的钱，所以同一时期葡萄牙移民的侨汇要高于意大利移民。

　　葡萄牙移民在里约热内卢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取得的经济成就遭到了巴西本土主义者“雅各宾人”（Jacobinos）的嫉妒和愤恨。为了给工业化注入更多的资金，巴西政府大量发行纸币，并放松借贷。1888—1891年，巴西国内流通的货币量已经超过之前两倍，1894年不能兑换的纸币是1889年的3.7倍。借贷难易程度的巨大转变使经济活动变得异常狂热，投机盛行。然而，巴西从疯狂的金融投机中获益甚少，外汇兑换率暴跌，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经济不稳定对城市中间阶层的打击很大，他们迫切需要找到宣泄情绪的出口，而此后的“舰队叛乱”（Revolta da Armada）为他们提供了机会。1891年和1893年，巴西海军与南方加斯帕尔·达西尔维拉·马丁斯（Gaspar da Silveira Martins）领导的联邦主义者合作发动了两次“舰队叛乱”，试图推翻弗洛里亚诺总统的统治，并举行公投来决定是建立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弗洛里亚诺总统巧妙地利用了巴西国民的“葡萄牙恐惧症”（Lusophobia），将政治斗争的矛头转至葡萄牙移民身上，他谴责叛乱者试图复辟帝制，将巴西打回葡萄牙殖民地的原形，并称这次叛乱得到了葡萄牙商人的资助（尽管并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在构建反葡萄牙移民的话语方面，由城市中产阶层组成的“雅各宾人”迅速加入了支持弗洛里亚诺总统的行列。他们“谴责葡萄牙人不仅（因控制零售业）抬高了巴西的物价，还将奴隶制引进巴西，反对巴西的独立，试图颠覆共和国政府，……总之，葡萄牙人是巴西国家发展和繁荣的‘最大障碍’”，主张“零售业国有化、消除葡萄牙在巴西的影响”。不难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弗洛里亚诺总统避重就轻，回避了叛乱发生的深层经济根源和政治分歧，把移民问题政治化，葡萄牙移民成为巴西社会矛盾的替罪羊。“雅各宾人”对葡萄牙移民的抨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和国成立初期巴西民族主义思想的活跃程度，以及巴西人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对传统因素的扬弃，只不过这种本土主义思想是狭隘的、激进的、排外的。

　　四、西班牙的农业移民及再迁移活动

　　西班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西的第三大移民来源国。但相对于意大利移民庞大的数量和葡萄牙移民深厚的经济影响力，西班牙移民的存在感比较低，却仍是不容忽视的群体。作为前宗主国，西班牙移民的主要目的地锁定在拉丁美洲。与意大利移民和葡萄牙移民不同的是，美国并不位列西班牙移民首选目的地的前三名。1882—1947年，共有约120万西班牙移民定居国外，其中60%在阿根廷，20%在古巴，剩余的15%则分布在巴西、墨西哥、美国、乌拉圭和其他国家。西班牙移民主要来自三个地区：坎塔布连山和大西洋沿岸从临近法国的巴斯克省到紧邻葡萄牙的加利西亚等地方；巴伦西亚和穆尔西亚的地中海沿岸；西南部的安达卢西亚。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加那利群岛。1871—1910年，巴西引进了307081名西班牙移民。其中，大部分是马拉加人，这主要是因为巴西在该市设立了招工办公室。

　　西班牙移民在成分、移民模式、分布、职业等方面与意大利移民非常相似。首先，西班牙移民基本都是贫困乡村的农民，且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向外迁移。西班牙移民的男女性别比例非常均衡，约为112∶110，而巴西当时国内的性别比为122∶100，在外来移民群体中性别差距也是最低的；与此同时，其携带的14岁以下儿童的比例是最高的，是前往阿根廷移民的两倍。但是，西班牙移民的文盲率非常高，约为65%，高于意大利移民的32%和葡萄牙移民的52%。

　　其次，大多数西班牙移民是享受巴西政府补贴的农业劳动力移民，大部分在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劳作。1910—1915年，有102800名西班牙移民通过圣保罗的移民接待中心（Hospedaria dos Imigrantes）前往咖啡庄园，其中85%是补贴移民，只有15%是自付旅费。另据1920年巴西的人口普查，219142名西班牙移民中有78%居住在圣保罗州，是所有欧洲移民中比例最高的（意大利为71.4%，葡萄牙为38.6%）。

　　再次，西班牙移民在种植园的待遇也很差。与意大利工友一样，绝大多数西班牙移民都被巴西的补贴移民政策吸引，同时也被花哨的招工广告蛊惑，把巴西视为摆脱贫困和低下地位的希望之土。然而，种植园的生活着实让他们大失所望。有关种植园主虐待劳工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不久便传回了西班牙国内。1909年，西班牙政府派遣专员甘博亚·纳瓦罗（Gamboa Navarro）到巴西调查实情。纳瓦罗与一支来自阿尔梅里亚的移民队伍结伴，从桑托斯港乘坐火车先到移民接待中心，而后探访了一些种植园。他在给政府撰写的调查报告中抱怨道，签订劳动合同只是个“假象”，因为这些劳工并没有受到雇主的尊重；他们住在狭小的房子里，直接睡在地板上，除非能够收集到足够多的玉米叶用来当床垫；辱骂、虐待工人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

　　最后，社会流动性强，大部分西班牙移民都有再迁移的行为。五年的契约期满后，西班牙移民有四种选择：一是在农村开辟新的土地，做个体小农；二是去城市经商或当工厂工人；三是再移民至阿根廷；四是回国。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最重要的，毕竟获得土地是他们来巴西的主要动机。1905年，在圣保罗476个咖啡种植园中，有76%位于核心产区，西班牙移民拥有的农场面积占核心产区的1.1%。一部分西班牙移民搬到了城市生活，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并经常带领当地的工人发动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1908年，西班牙人曼努埃尔·坎波斯（Manuel Campos）就因领导工人运动而被巴西政府驱逐出境。还有很多西班牙人选择移民到阿根廷。根据1911—1919年桑托斯港口西班牙移民的出入境记录，这期间有42856名西班牙移民离开巴西，其中52.4%的目的地是阿根廷，47.4%选择回到祖国；与此同时从桑托斯入境巴西的100726名西班牙移民中有27%来自阿根廷，72.8%来自西班牙。这说明欧洲移民在拉美国家之间的跨国流动非常频繁，人数也较多，这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高迁出率也就意味着西班牙移民在巴西的低定居率。格里戈里奥·莫尔塔拉（Grigorio Mortara）称，西班牙移民在巴西的定居率为70%。玛利亚·费雷拉·莱维（Maria Ferreira Levy）推算后称只有64%。费尔南多·德沃托（Fernando J. Devoto）估算，1882—1925年到达巴西的西班牙移民只有56%留了下来。杰弗瑞·莱瑟（Jeffery Lesser）对1882—1947年全球范围内的西班牙移民进行宏观考察，认为500万移民中只有135万定居在目的国，定居率仅为27%。尽管学者们得出的数据不同，但都反映出留在巴西的西班牙移民不多的事实。

　　余论

　　大批南欧移民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巴西劳动力短缺的困局，在促进咖啡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有助于巴西的早期工业化进程。然而，在巴西种植园主和政府管理者看来，欧洲移民也存在不少问题。

　　尽管绝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和西班牙移民是巴西政府和种植园主招募的补贴移民，也的确在初期投身种植园劳动，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做小田地上的自耕农，而非在大种植园中做佃农。契约期满后，许多人用积蓄购买土地成为小农。葡萄牙移民则主要在城市定居，对农业生产意义有限。

　　南欧移民高移入和高迁出并存，定居率低导致农业劳动力供应缺乏稳定性。在奴隶制时期，由于奴隶劳动具有终身性的特点，种植园主可以榨干奴隶身上的最后一滴血，大大延长了劳动时间。但契约劳动是有时效性的，很多欧洲劳工在履行完契约后就离开种植园，或到城市谋求更好的工作，或者买地，或者回国，更不用说在种植园主虐待下还有不少提前逃离的劳工。虽然入境巴西的南欧移民的绝对数量很大，但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的定居率只有一半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净移民率也只有一半。这跟南欧移民的心理有关，有的移民只想在巴西获得土地成为独立农民，更多的移民则只希望在巴西短期逗留，干活挣钱，将存款带回国内置产购地。有研究者发现，去美洲的欧洲移民路径是循环的（circular），而非线性的（linear）。也就是说，同一个移民会多次往返欧洲（母国）和美洲（目的国）之间，这既是欧洲移民劳动力供应不稳定的原因，也是它的表现。

　　白人移民与巴西本土劳工以及白人移民内部时常发生冲突。欧洲移民大多持有种族偏见，主动与其一起劳动和生活的巴西黑人隔离开，文化与种族上的优越感使他们拒绝与黑人通婚，并经常对黑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根据圣保罗警察局和法院的数据，意大利移民和非洲裔巴西人的杀人指控率为0.19‰~0.25‰，明显高于巴西白人的0.08‰；黑人则是暴力犯罪的主要受害群体，他们的致死率高达0.33‰，意大利移民和巴西白人则分别为0.11‰和0.09‰。巴西各城市的市民则把外来移民视作竞争对手，认为他们会抢走自己手中的饭碗，因此心生愤恨。此外，来自欧洲不同国家、地区或出生地的移民群体之间也有矛盾。比如，在意大利人控制的劳动力市场，只有意大利语的招工广告和出版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竞争这些职位的可能性。

　　欧洲移民为了提高待遇、争取权益，常在种植园中罢工、起义，或是在城市领导工人运动。虽然使用了新型的雇佣劳动方式，但种植园主习惯了对待奴隶那种粗暴的管教方式，对欧洲劳工也不例外。不过，与非洲黑奴不同，欧洲移民的权利意识比较强，并不甘心屈从于被压榨和被虐待，他们奋起反抗。早在1856年，瑞士劳工的起义就已然把巴西种植园雇佣劳动的真面目昭告天下。在巴西权贵韦尔盖罗（Vergueiro）的种植园里，瑞士劳工遭受着奴隶般的纪律约束，他们的信件要被检查，外出受到限制。在托马斯·达瓦茨（Thomas Davatz）的带领下，他们武装起来，并指控韦尔盖罗对工人的欺骗行为。随后，双方政府都介入此事。1857年1月，巴西政府还专门委派一名调查员与瑞士驻里约热内卢的领事一起进行为期三周的实地考察，尽管大多数移民的投诉都得到了证实，不过官员们对此仍然无能为力，因为工人们在合同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权利。达瓦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种植园主仅是想让白人替代黑人劳动，“任何不服从规定或违背种植园主意志的事情都要被罚钱。最温和的抱怨也要被罚钱。……一位妇女只是想向我征求一些家庭事务的建议，种植园老板就威胁要杀死她”。最后种植园经理被解雇，达瓦茨被免除债务，在领事馆的资助下回到瑞士。这起事件让种植园主认识到，“要用从奴隶船沿袭下来的那套办法来控制自由的欧洲人是多么困难”。后来，欧洲移民把权利观念、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以及工人阶级需要团结的思想传递到巴西的城市中，并亲自领导和参与工人运动。可以说，“巴西早期的工人运动就是由欧洲移民主导的，尤其是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移民。最初，圣保罗、桑托斯和里约热内卢的大多数工人阶级是由这些移民构成的。在这三座城市，工会的主要领袖也是外来移民”。一项研究显示，1890—1920年，巴西工人运动领袖有65%以上是欧洲人及其后代，其中南欧三国的移民最多。

　　其实，罢工、起义和工人运动正是欧洲人散播所谓“先进文明和理念”的一种方式，但是相对于工业化刚起步的巴西社会而言，工人阶级比较弱小，这些思想和行动显然是超前的，损害了种植园主及其政府代理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威，是他们不可接受的。种植园主们想要的是稳定的、温顺老实、能接受恶劣工作条件和最低工资水平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思想活跃、一心想要成为其竞争对手的移民群体。巴西政府最在意的则是稳定的统治秩序和繁荣的经济生产。一位圣保罗州议员甚至抱怨道：“来到巴西的意大利移民并没有被同化，他们是无政府主义劳工，是圣保罗州的害群之马。”为了回应巴西种植园主虐待劳工的现象、保护本国劳工的权益，欧洲主要移民来源国纷纷颁布法令，禁止向巴西输出补贴劳工。1902年3月，意大利政府通过了《普里内蒂法令》（Prinetti Decree），宣布终止前往巴西的补贴移民项目。随后，德国、葡萄牙也都出台政策，建议移民不要前往巴西。1910年8月26日，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颁布法令，禁止向巴西输送补贴移民。欧洲移民劳工的减少迫使巴西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这为此后大批日本移民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杜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