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诺舟、张敏：当代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战”及其社会影响

内容提要：“历史战”是以历史认识领域为主战场的国际舆论战，近年来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历史战”论客宣称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均为中国、韩国等国家刻意捏造历史、诬陷打击日本的战争行为，号召日本舆论界与历史学界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展开反击，获取“历史战”的胜利。随着日本政界与社会整体右倾化的加剧，日本政界势力愈发频繁地参与到“历史战”中，历史认知成为所谓“打击敌国”的武器，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国家是主要宣传对象。通过重复性宣传与诡辩逻辑诋毁他国历史、掩盖本国历史问题，是“历史战”的核心手段。右翼言论家、右翼政治家、右翼学者等“历史战”参与者广泛利用各种媒体平台与多种手段，向日本国内乃至国际社会渗透其历史主张，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日本右翼　历史战　历史认知　舆论战　历史宣传

　　“历史战”亦称“历史战争”，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鼓吹的、以历史认识领域为主战场的国际舆论战。这一词语最早出现于2013年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西辉政发表在《正论》上的《面向现代“历史战争”的安全保障》一文，“历史战”被定义为以对抗敌对势力反向宣传为核心目的的历史认知宣传工作，是维护国家利益、关乎国家安全保障的战争行为。然而，以“反日包围圈”“信息战”为名的“历史战”式思维在20世纪90年代便已出现。“历史战”早期的假想敌主要是中、韩两国，右翼势力宣称“中国与韩国长期以来使用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捏造的历史事件为武器，有组织性地向日本发动‘历史战’，而日本则处于被动挨打状态”，号召舆论界积极展开反击，获取“历史战”的胜利。随着“历史战”概念的不断演变，“历史战”的对象逐渐从中、韩两国延伸为“敌国”“盟国”“中立国”等具有涵盖性的多重维度，日本政府也逐渐参与其中，“作战”对象与方法亦发生了相应变化。在“历史战”视域下，历史认知是用于“打击敌国”的武器，认知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向目标群体进行有效输出，以实现打击、压倒敌方历史认知的目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对抗性特征。“历史战”将历史认知领域的攻防视为总体国家安全保障的组成部分，在“战斗”运营中强调持续性资金投入与目标选择的战略性，通过大量的、重复性的宣传获取认知输出成果，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宣传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已有众多学者对日本的“历史战”攻势进行反击，但往往是针对某一历史认识的局地反击。虽然也有学者关注到“历史战”思维的存在，但“历史战”本身的诸多细节问题仍有待系统性的研究与探讨。深入研究“历史战”的起源、类型、思维逻辑、传播手段与社会影响，不仅可以使我们准确把握“历史战”的实质，而且有助于应对来自日本的“历史战”攻势。

一、“历史战”概念的源流

　　“历史战”概念的源流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日本军部组织发动的“思想战”。从本质而言，思想战的内涵与舆论战基本相同。1934年2月，陆军军事调查部发表了题为《思想战》的报告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思想战进行了总结。报告书指出，宣传是各国发动思想战的主要手段，具体包括新闻报纸、传单、电报、海报、照片、演说、示威游行等。思想战可分为三大类型，分别针对敌国、中立国和本国国民。针对敌国的思想战以削弱军民士气、诱发内部混乱、干扰指挥系统、诱导敌国民众发动暴动为主要目标。针对中立国的思想战则以加强对我方的好感、煽动对敌国的厌恶感为目标，最终目的是将中立国发展为友军共同作战。针对本国国民的思想战则要培养民众对敌国的义愤，强化必胜信念，坚定举国一致奋战到底的决心。二战时期日军的思想战中已经出现历史认知领域的攻防，内阁情报部将历史认知领域的思想战的主要目标确定为否定中国的历史宣传，将中国的声音抹黑为诽谤。“中国史家云日本出兵侵略，实乃诽谤，可谓中国之舆论战。”

　　战败后，思想战的相关宣传言论被民主化改革所遏制，历史认知领域的思想战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淡出了公众视野。然而，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家经济迅速发展，日本对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诉求不断提高，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复苏，否认侵略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得势。1982年与1987年先后爆发的两次“历史教科书斗争”标志着围绕历史认知的纷争在日本国内重燃。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右翼主要专注于日本国内、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历史认知动向，尚未开始关注海外的历史认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围绕历史认知的纷争开始走向国际舞台。1991年，面向从军慰安妇的战后赔偿问题被提上了国际议事日程，1993年，河野洋平发表了承认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与前文所述两次“历史教科书斗争”时的过激反应相比，右翼的反应异常淡漠。《正论》《诸君！》等右翼媒体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批判性论述。“河野谈话”一个月后发行的《正论》中没有一篇直接涉及该谈话的文章，《诸君！》也只登载了一篇产经新闻社记者撰写的《日韩合作慰安妇政治决策的内幕》，认为“河野谈话”不失为政治外交途径解决纷争的出路。此后成为“历史战”旗手之一的渡部升一也认为，“战后慰安妇赔偿问题不应该成为国家事务，但若有个人愿意承担此事务，亦无不可之处。”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性是右翼势力轻视了慰安妇战后赔偿问题的影响力，认为不会对日本本国的历史认知造成影响，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右翼尚缺乏在国际舞台进行历史认知斗争的经验与准备。

　　然而，以1996-1997年为节点，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导火索是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新增日军慰安妇相关内容。右翼势力因此陷入集体癫狂状态，大量发文试图“戳穿慰安妇谎言”。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在《慰安妇问题中潜藏的虚假》中明确称：“将从军慰安妇问题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是极端严重的事态，不是吃惊二字就可了事的。”以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不要把‘从军慰安妇’教给中学生”为代表，《正论》《诸君！》各期头条均被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所占据。以此为契机，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人联合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要目的是“否定既往的‘自虐史观’，否定慰安妇等以前的敌国的宣传，培养青年人的历史自信，并积极对外进行宣传。”从军慰安妇问题明显涉及了韩国的立场与历史认知，与只涉及日本国内认知的两次“历史教科书斗争”存在根本不同，这使右翼势力第一次认识到，外国的历史认知可能深刻影响到日本国内，因而立即发起了反击。

　　几乎同时，南京大屠杀问题也再度升温。1997年正值南京大屠杀60周年，华裔美国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出版了《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迅速成为畅销书。同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的日记在美国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在美宣传极大地震撼了右翼势力，在他们看来，南京大屠杀将不再是中日两国间的争端，而是升级为美、日、中三国的博弈。

　　从军慰安妇写入历史教科书、南京大屠杀的在美成功宣传使日本右翼形成了新的“被害妄想”，即中国与韩国正在构筑针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反日包围圈”，目的是在历史认知领域彻底击垮日本。时任千叶大学教授的秦郁彦在1997年3月号的《诸君！》上发表了题为《美中韩新对日包围网慰安妇与731部队的合体》的文章，称“（针对历史认知的）包围网自然有不少日本社会活动家参与，但是今年开始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即美国、中国和韩国在暗中进行控制。从去年（1996）年到今年（1997）年1月，对日包围网的前兆已然频频出现。”秦郁彦所说的前兆主要有五个。第一是美国司法部禁止16名涉及“731部队”与从军慰安妇的前日军人员入境美国，中韩两国政府表示支持；第二是华裔美国人组织“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在斯坦福大学组织了探讨日军罪行的国际会议，日本学者也参与会议并发言；第三是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举办了涉及“731部队”的学术会议；第四是华裔美国人组织“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办了记者招待会，公开了约翰•拉贝写给希特勒的报告书，美国各大媒体均以此为契机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第五是韩国政府转变态度，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进行赔偿。针对上述“前兆”，秦郁彦认为，“对731部队的细菌战、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进行各个击破并不困难，但是所有问题混在一起就难以处理了，而且日本内部还有内应，如果一退再退，就会（在历史认知上）重演二战末期的惨剧。”

　　几乎同时，日本政界也做出了一定反应。1997年2月，自民党内结成了“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包括参议院、众议院62名议员，安倍晋三出任事务局长，藤冈信胜、西冈力等鼓吹“反日包围圈”的学者被邀请为讲师。“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基本接受了“反日包围圈”的思维，对南京大屠杀与从军慰安妇的存在皆持否定态度。

　　历史认知上的“反日包围圈”概念的形成可以视为战后“历史战”的第一阶段，历史认知纷争从日本国内扩展至国际舞台，而从军慰安妇写入历史教科书与南京大屠杀的在美成功宣传，则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机会与借口。虽然并没有直接使用“历史战”这一术语，但构成“历史战”的几个重要认知要素已然出现。首先，“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慰安妇问题日本没有任何责任”等错误历史认知是“反日包围圈”论调与“历史战”的共同认知基础。其次，任何深究日本历史责任的行为都被视为在国际社会贬低日本国家形象的政治运动，其背后黑幕是韩国、中国，甚至美国，在日本国内还有“内应”，必须将黑幕与内应各个击破。最后，“高调、大声、充满自信地宣传自己的见解”被视为突破历史认知“反日包围圈”的主要手段。“有没有大屠杀，谁都不能100％证明。这不是逻辑论证的问题，而是说服力的问题，谁的声音大，谁就能赢……历史论争是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博弈下进行的，中国把‘过去的历史’作为政治博弈的武器，如果日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没有胜算。”

　　为了扩大影响力、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右翼势力很快将“反日包围圈”升级为“信息战”概念，试图与国家安全保障挂钩。1999年5月号的《正论》刊载了专题“掌控日本命运的信息战”，宣称必须制定“健全地培养民族情感的历史教科书，坚决与反日势力进行信息战，并获取最终胜利。”与“反日包围圈”相比，“信息战”只是文字表述的变化，无论是基本史观还是“战斗方式”都没有发生质变，因而“信息战”既没有受到日本政界的重视，也没有获得舆论的支持。右翼势力虽持续自说自话，继续鼓吹“反日包围圈”与“信息战”，但没能真正对一般大众有效施加影响。

　　然而到了2007年，事态发生变化，不但右翼势力在媒体真正引发了“信息战”新高潮，而且成功地获得了政界的关注和支持。从内因而言，第一，2006年9月，与右翼势力关系密切的安倍晋三就任首相，组织了第一次安倍内阁。除担任“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事务局长之外，安倍晋三本人也在《正论》《诸君！》与“WiLL”等右翼媒体上大量撰文发声。同时，参加“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的议员们也在安倍内阁中出任要职。对鼓吹“信息战”的右翼势力而言，“志同道合”的安倍晋三就任首相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第二，2007年3月，文部科学省公布了2008年度高中历史教科书审核结果，将冲绳战役的结局定调为日军强制官兵“集体自杀”。审定结果公布后不久，以冲绳县为中心爆发了抗议活动，这为“信息战”提供了民众基础与绝好的借口。从外因而言，第一，2006年起，美国众议院开始审议有关敦促日本政府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议案。第二，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中国、美国等多国均拍摄了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对右翼势力而言，来自外国的“历史战攻势”可以唤起日本国民危机感，使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历史认知领域的“信息战”。拓殖大学的藤冈信胜在《对抗“南京浩劫”的十年战争中的教训》中发出号召，“20世纪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在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世界大战不太可能再度爆发，但是围绕着20世纪发生的战争的解释，另一场‘战争’依然持续。（有些国家）将过去的敌国描写成侵略者，试图站在政治与道德的制高点，将别国置于本国的霸权之下。这就是围绕战争解释的‘信息战’，是一种新的战争。”

　　在上述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时隔近十年，战后“历史战”迎来第二阶段，即“信息战”阶段。与“反日包围圈”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出现了两点新特征。一是右翼势力开始了针对外国的历史认知宣传，二是日本政界逐步加入了“信息战”队伍。

　　在“反日包围圈”阶段，右翼论客虽然叫嚣要“突破包围、获取胜利”，但主要活动集中在日本国内。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面向海外宣传的经验与渠道，另一方面也源于资金等资源不足。然而十年后，右翼势力开始了初步的对外宣传。为了“反击外国电影对南京大屠杀的虚假宣传”，2007年9月，日本文化频道“樱”的负责人水岛总公开了电影《南京的真实》的拍摄进展，并表示将在全世界上映，西尾干二、樱井良子、水野政宪等人均予以了大力支持。水岛总将该影片的拍摄称为“信息战的最前线”，“面对中国的信息战争，战后日本人必须明确认知，合作对抗捏造历史的政治宣传。”可见，在对历史的基础认知上，“信息战”与“反日包围圈”并没有根本变化。然而，2008年1月，《南京的真实•第一部•七死囚》正式上映，这标志着此前右翼口头鼓吹的“反击”，逐步转换为实际行动。影片以战犯松井石根的视角，描绘了他和6名甲级战犯临刑前的最后一天。影片有意模仿在国际享有盛名的导演黑泽明的《七武士》，着力渲染悲壮气氛，正是所谓“高调、大声、充满自信地宣传自己的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政治势力开始公开参与“信息战”相关活动。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私人咨询机构“重构安全保障法律基盘恳谈会”委员冈崎久彦公开对电影《南京的真实》表示支持。2008年1月25日举办的试映会上，自民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共计8人出席。同年4月14日，该电影直接在日本国会内的讲堂上映。而早在2006年，日本国会就出现过有关“信息战”的讨论。2006年3月15日，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中，民主党众议员松原仁将美国导演比尔•古登泰格（Bill Guttentag）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企划书作为证据，向外务大臣质询，“中国在国际世界的反日宣传持续不断，为了不在这场信息战中失败，希望外务省立刻有所举措”。可见，在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势力已经开始与“信息战”的右翼势力合流。

二、第二次安倍内阁与“历史战”的确立

　　虽然获得了政界的一定支持，并展开了面向海外世界宣传的初步行动，但从结果来看，始于2007年左右的“信息战”依然以失败告终。首先，这一时期右翼势力虽然发起了若干“反击”，但基本都影响不大。在国际上，虽然右翼势力开始了对外宣传，但2007年美国众议院还是通过了敦促日本政府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议案，外宣并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在国内，2006年12月，南京大屠杀中参加了“百人斩”、战后被作为战犯处决的两名日军将校的亲属以毁损名誉为由，起诉了每日新闻社、朝日新闻社、柏书房，以及记者本多胜一，原告代理人是稻田朋美。这一控诉最终被驳回，意味着日本的司法部门承认了两名将校的战争犯罪行为。此外，指控大江健三郎《冲绳笔记》中描写的“集体自杀”毁损两名战地指挥官名誉的案件、东中野修道《“南京虐杀”的彻底研究》中诬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为假冒证人的案件，均在这一时期以右翼的败诉告终。可见，无论是在日本学界、媒体出版界还是司法界，右翼的历史认知都没有形成主流。

　　其次，“信息战”的重要力量“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内部分裂，同为右翼历史教科书出版社的自由社与育鹏社也出现了尖锐冲突，内部冲突大大降低了“信息战”的执行能力。安倍派自民党议员甚至发出警告，“如果冲突依然得不到解决，我们就可能需要把对立两派都消灭掉。”

　　最后，2007年9月，安倍晋三因身体原因辞去首相一职，鼓吹“信息战”的右翼势力失去了政界的主要合作者。特别是2009年，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首相，开启了短暂的民主党执政时期。安倍晋三辞职之后的自民党执政者福田康夫与麻生太郎虽不像安倍一般积极推动“信息战”，但在历史认知的内外宣传上与安倍晋三基本一致。然而，民主党对历史的认知则与此不同。鸠山由纪夫多次指出：“部分出版社（扶桑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明显存在美化日本的内容……绝不能批准带有偏见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教科书。”在民主党执政期间，鼓吹“信息战”的右翼势力失去了政权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此前的“自说自话”状态。接二连三的失败意味着“信息战”走到了尽头，但右翼势力并未就此罢休。民主党执政期是右翼势力的短暂雌伏期，随着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当选首相，“历史战”也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不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西辉政就在《正论》上发表了题为《面向现代“历史战争”的安全保障》的文章，宣称日本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国家观”，而缺乏“国家观”的原因则在于民众接受了东京审判史观和司马史观（历史小说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是最为紧要的课题，而“中国与韩国利用历史问题展开的对日攻势”是最大的阻碍。“在今天，东亚正在发生着以历史为媒介的民族主义冲突，即‘历史战’。无论日本如何谢罪、赔款，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最终结果是日本会丧失领土、主权与国家独立。对今日的日本人来说，错误的‘历史认识’是比导弹、核武器更大的威胁。能否迅速重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历史观，关乎日本国的存亡。每一个公民的历史观，构成了‘历史战’中国家安全保障的最后堡垒。”

　　自2013年起，日本各右翼媒体开始频繁组织以“历史战”为题的特辑与专栏，频率远超此前。仅2013年3月至2014年9月的一年半间，月刊《正论》就组织了“历史战”特辑13次。2014年4月起，《产经新闻》开始了题为“历史战”的长期连载专栏，一直持续至今。月刊WiLL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历史战”这一词语，但自2014年5月起也相继推出了“向河野谈话挥起愤怒的铁锤”“与反日包围圈，应如此战斗”为题的专栏。

　　与“反日包围圈”和“信息战”阶段相比，右翼势力在“历史战”阶段的基本历史认知与“战斗方式”上没有明显变化。使用毫无新意的历史逻辑与所谓“证据”，反复否定慰安妇问题与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真实性是其基本方针，以此践行“高调、大声、充满自信地宣传自己的见解”。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右翼媒体在历史认知领域发声的频率大幅提高。在“反日包围圈”和“信息战”阶段，右翼媒体的发声往往存在应激性，一般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反击”，不具有连续性。但是2013年之后，右翼媒体针对历史认知的发声呈明显的常态化、重复化趋势。即便是没有出现需要“反击”的事件，也会老生常谈在公众视野中否定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这种常态化的发声，实际上违背了新闻媒体的基本原则，即“求新性”。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新闻报道，在发表关于已有定论的事件的言论时，必须提出新的证据、逻辑推理或见解，否则就没有进行报道的必要。然而在“历史战”思维下，“新”并不具有实际价值。通过反复灌输同质化信息，右翼媒体破坏了信息量的平衡性，导致在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上，正反两方信息量严重不对等。民众容易在压倒性的信息海洋中迷失方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战”的主张，这构成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渗透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日本政府参与程度日深是“历史战”阶段的另一特征。与右翼媒体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强化历史认知在海外的宣传能力。虽说继电影《南京的真实》之后，右翼势力也一直在摸索对海外宣传的方式，但效果并不理想。例如，2012年11月，由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历史事实委员会”就在新泽西的地方新闻上付费刊登了否定慰安妇的“言论广告”——“是的，我们记得事实”。当时由于缺乏足够资金，只能选择在地方新闻进行宣传，受众相对有限。然而，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政界开始利用国家资源，发起了“历史战”的海外攻势。

　　自2014年起，日本驻美国使领馆、驻澳大利亚使领馆均开始在官网上开设专门网页，要求当地日本侨民上报因历史认知问题而遭受侵害的事例。2014年3月，山冈铁秀等澳大利亚日本侨民组建了“日裔社区网络”（Japan Community Network，JCN），以“保护当地日本母亲和儿童”的名义发起反对慰安妇像的活动，迫使当地停止建造慰安妇像。外务省则宣称，由于美国的一部分地区建造了慰安妇少女像和纪念碑，开始有日本侨民受到侮辱、欺凌的事件发生，因而日本政府一方面要保护侨民免受侵害，另一方面要根绝侨民受害的根源，即“错误的历史认知的泛滥”。外务省的这一举措的主要目的在于将日本宣传为受害者，并进一步宣传侨民因“错误的历史认知”受到了现实的人身伤害，引起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民众的同情，再以这种同情心为基础灌输日本的“正确历史认知”。

　　为了灌输自己的历史认知，日本政界使用了多种方式。首先，积极对外国媒体进行渗透。外务省曾向美国主要媒体的特派员发送电子邮件，指责其报道中引用的学者观点不够权威，并极力推荐秦郁彦、明治大学教授大沼保昭等人的著作。其次，强化对外国学者的发声能力。最有名的案例是，自民党参议员猪口邦子向美、澳等国的学者、特派员等共计100余名寄赠了两册日文图书的英译版，分别为吴善花的《反日的韩国为何没有未来》和产经新闻社主编的《历史战》。猪口邦子本人是国际政治学者，具有明显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收到猪口邦子赠书的在美日本学者山口智美立即打电话向猪口邦子提出质询，猪口邦子表示此举是“自民党对外发声”的一环。最后，利用政府间交往，向外国政要进行直接宣传。日本政府利用宣传预算专门制作了英文宣传刊物《我们是朋友》，定期赠送给外国政要。2013年冬季号起，该刊物大量内容涉及钓鱼岛等的历史领属权以及日本海域相关命名权问题，可以视为日本政府“历史战”活动的一环。非但如此，自民党议员河井克行等人在前往华盛顿特区进行访问时，还会亲手向美国政要赠送包括《我们是朋友》等“历史战”相关书籍。

　　在政界的带领下，右翼势力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宣传活动迅速增加。第一，众多右翼团体开始制作日英双语的宣传手册和网站。“向世界传达史实会”（Society for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Fact）开始大规模地将否定南京大屠杀、粉饰伪满洲国及朝鲜殖民统治的日语资料翻译为英语出版，同时设立网站“英译日本历史馆”，利用民间志愿者进行相关历史资料的英语翻译及宣传。“抚子行动”“日本政策研究中心”“‘慰安妇的真实’国民运动”等组织都从这一时期开始发行、贩卖、赠送英文宣传手册。第二，利用Facebook、Youtube等新媒体为宣传新渠道。“戳穿捏造的慰安妇问题的有志者会”是第一批利用Facebook与Youtube面向英语世界进行宣传的组织，该会的发起者仅有十余人，使用账号也不固定，却利用网络新媒体低门槛的特征发动历史认知宣传，吸引了大量组织与个人开设账号进行宣传。2014年起，Youtube等视频共享平台上否定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的英语视频迅速增加，视频制作人数极多，分析角度与视频制作方式也极具多样性，这就塑造了一种假象，即他们宣传的历史认知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同时，原本难以找到合适电影院上映的历史认知宣传电影也找到了发布平台。谷山雄二郎拍摄的否定慰安妇问题的影片《斯科茨伯勒女孩》（Scottsboro Girls）先是在网络媒体获得反响后，才获得了在美国各大学内上映的机会。第三，“历史战”书籍英译本出版、派发体系逐渐形成。2014年11月28日，富士住宅集团总裁今井光郎成立了“一般财团法人今井光郎文化道德历史教育研究会”，每年设置约12亿日元的专款，用于“传播日本真正的文化、道德、历史和教育”。这一机构逐渐成为“历史战”英译本宣发的基地，前文所述吴善花的《反日的韩国为何没有未来》、产经新闻社主编的《历史战》等书籍均在此组织的资金支持与运营下发给各国政治家、学者与图书馆。

　　将关注点聚焦于海外，利用英语发动对外历史认知宣传是这一时期“历史战”的主要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背景是，无论是右翼势力还是政界都认为面向国内民众的“历史战”已取得基本胜利，在海外宣传自己的历史认知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阶段“历史战”的主要内容。产经新闻社直接将这一认知表述为“首要敌人是中国，主战场是美国”，即“要对美国等国家进行历史认知宣传，戳穿中国、韩国的历史谎言，铲除中国在旧金山等地建立的‘反日据点’，消除盟友国、友好国家对日本的指责，突破新一轮‘反日包围圈’。”这一认知与趋势基本持续至今日，对日友好国、中立国，甚至联合国依旧是“历史战”的主要目标，而随着日本国内历史观的不断保守化，对外宣传的历史认知也日趋保守。

三、“历史战”的本质及其参加者与主要类型

　　无论是“反日包围圈”“信息战”还是“历史战”，其本质是围绕历史认知的国际舆论战，通过重复性、对抗性的大规模信息攻势，诋毁他国的历史与国际信誉，宣传本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最终实现清除对本国历史的负面认知、强化正面认知的目的。一般意义上的舆论战往往服务于现实政治经济需求，其交锋点一般集中于当前发生的热点时事，历史认知较少成为舆论战的焦点。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历史认知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度往往较低，可产生的效果相对有限；另一方面，现代人对历史的认知具有不确定性，新史料的出现可能彻底否定既有研究结论，难以成为服务舆论战的稳定素材。然而，鼓吹“历史战”的势力正是利用了传统舆论战较少涉及的历史认知领域，试图开辟国际舆论战的新战场。与时政问题相比，历史事件年代久远、佐证历史事实的证据往往相对不足，因而历史认知更容易被曲解、捏造，即便是确凿的历史事实也存在“反击”的余地，这构成了右翼势力在历史认知领域发动舆论战的根本动机。

　　“历史战”不同于对外文化宣传。大部分国家均会面向国内外民众，宣传、弘扬本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强调本国在人类发展史上的积极作用，这可以理解为正常的历史文化宣传，并不构成“历史战”。“历史战”的本质特征在于“战”，即对抗性，第一步先要通过抨击、歪曲、丑化他国的历史认知、历史主张与价值观，瓦解他国的历史文化自信；第二步才是向怀疑自身历史文化的他国民众输出自己所宣扬的历史认知与价值观，实现所谓“维护日本文化的安全”。为了满足实现第一步目标的条件，可以歪曲、隐瞒，甚至捏造历史。“历史战”的代表性论客、宪政史学者仓山满提出了“历史战”三法则，即“让有疑点的历史事件为自身利益服务”，“如果真做了恶事就要设法找到正当理由”，“绝不能为莫须有的罪行道歉”。“诸君如能活用本书介绍的知识，明天就能‘歼灭’掉九成历史学家，请一定付诸实践。”仓山满的主张恰好揭露了“历史战”的本质，即以“歼灭”对手为核心目的的舆论战。为了在舆论上压倒对方，让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自己的历史认知，“历史战”论客更加注重利用简单易懂而富有煽动性的语言、诡辩式的逻辑诱导与看似可信度很强的史料引用等形式性要素吸引眼球，为达成目的不惜歪曲历史或诋毁他国的历史地位，在遇到难以说明的逻辑漏洞时则或用阴谋论混淆视听，或归罪于敌方的“洗脑宣传”。总而言之，“战争”胜败优先于一切事实、逻辑与理性，而支持这一行为的则是来自政府与民间的持续性资金支持，这与探索历史本来面貌的学术研究存在根本差异。

　　“历史战”的参与人主要可分为两类：主动参加者与被动参加者。右翼政治家、历史学家、论客是主动参与者，这一人群一般抱有明确的目的性，分别承担着确保财源、创作素材、传播宣发等各阶段工作，构成了“历史战”的主体力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战”还存在着被动参与者，这一人群并非有意参与历史认知的对外舆论战，而是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战”的发展。一种是在外日本侨民，以在美澳两国反对建造慰安妇像的群体为代表，他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目的并非左右历史认知，而是惧怕有关历史认知的社会变化影响自己的生活，但这些活动最终被“历史战”所利用。另一种则是非右翼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本人并无参战之意，但学术研究成果有可能被右翼势力曲解并加以利用。

　　根据斗争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历史战”分为三种类型，即对本国“历史战”、对敌国“历史战”与对第三国“历史战”。对本国“历史战”主要体现为向本国民众灌输右翼势力鼓吹的历史观，使其对既有的历史教育、历史观产生怀疑，最终在心理上、行动上支持“历史战”行为。针对本国国民的“历史战”既是右翼势力获得政界支持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发动对外“历史战”的基础。在2012年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之前，由于缺乏对外宣传能力，右翼势力的“历史战”主要针对本国，行动目标则是让“日本民众清晰认识到，敌国对日本历史行为的一切指责均为破坏日本国家形象的宣传战”。

　　随着第二次安倍内阁登台，不承认日本侵略罪行的政治势力对“历史战”的支持不断增强，对第三国“历史战”与对敌国“历史战”依次出现。敌国主要指中国、韩国等在历史认知领域与日本存在尖锐矛盾与冲突的国家，第三国则泛指与日本不存在直接历史认知争端的国家。首先出现的是对第三国“历史战”，美国、伊朗、东南亚各国是主要目标，大多是对日本而言具有较大政治、经济价值的国家和地区。通过覆盖性宣传，在第三国“戳穿中、韩捏造的历史宣传”，在此基础上灌输日本右翼的历史认知，抹黑中、韩等“敌国”在该国的信誉与形象是在第三国“历史战”的主要目的。然而，所谓第三国也不可一概而论，根据历史上与日本的不同关系，第三国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东南亚诸国为代表的，在二战期间曾被日本侵略占领的国家；第二类是在近代史上与日本冲突较少的国家；第三类则是对日本具有特殊意义的美国。虽然在所谓“戳穿”的阶段，同样的策略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第三国，但在“灌输”阶段，右翼势力往往会注意进行区别对待。

　　针对第一类国家，右翼势力一般会片面强调两国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历史，弱化乃至无视当地人的对日本侵略占领的历史记忆。例如井上和彦在《感谢日军——为了亚洲英勇作战的武士们》中声称：“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反日情绪最强的东南亚国家，但实际到了新加坡会发现，基本听不到基于历史问题的反日呼声……追寻战争轨迹漫步战场可以发现，称赞日军功绩的声音比比皆是。”在井上和彦笔下，新加坡虽然与中国、韩国一样是被侵略国，却能“正确”评价日军的功劳，而这构成了日本与新加坡等国可以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认知基础。然而实际上，记载日本统治时期杀戮罪行的纪念碑在新加坡四处可见，井上和彦只记录了称赞日本的展品与史迹，对“宪兵队东支部纪念碑”“大肃清检问场纪念碑”等记录日军罪行的史迹视而不见。“历史战”论客竭力塑造出日本与第一类国家已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和解，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牢固而持久的假象，试图让两国民众忘却历史问题，从零做起，通过强化友好互信获取此类国家的支持。因此，在与这些国家发生历史认知冲突时，日方论客乃至政治家往往会放低姿态寻求妥协，生怕日军侵略时期的历史再度成为这些国家的民众的关注热点，因而不会像对待中国、韩国一样进行激烈反击。

　　针对不存在历史包袱的第二类国家，日本主要通过宣传报道、影视电视剧、文学作品乃至电子游戏的方式大力宣传日本的正面历史，培养当地民众的亲日感情。日本特色的文化符号是主要的宣传工具，例如通过夸大甚至虚构武士的忠诚、勇敢、诚实、高洁等性格特征，将“武士道”塑造成跨越时空界限的楷模。一般社团法人武家文化研究会会定期在法国参与举办名为“日本时刻”的综合性宣传活动，通过盔甲、武士道、绘画、书籍等多种方式宣传武士文化，获得了大量拥趸。

　　相对而言，对美“历史战”则相对复杂。在对美态度上，日方论客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认为，正如产经新闻社在《历史战》中提到的，“对手是中国，战场在美国”，美国是最需要争取的第三国势力，必须尽全力向美国澄清“中、韩两国的污蔑”，获取美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因而不宜将美国视为需要打击的敌国。另一阵营则认为，美国在占领期间推行的“战争犯罪宣传计划”（WGIP）是造成日本人承认莫须有的历史罪行，丧失对本国历史自信的根源所在，如果不揭露美国的这一罪行，日本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就不会有根本改变。然而围绕WGIP的宣传一般针对日本本国国民，试图借此从根本上颠覆承认战争罪行的“东京审判史观”或“自虐史观”，而非用于对抗美国。在对美发声时，日本往往将自己描绘为受害者，利用广岛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等历史事件的照片、实物进行宣传，博取美国民众的同情。

　　对“敌国”历史战是历史战的三种类型中最为薄弱的一环。由于中国、韩国等主要“敌国”都建立有较为完善的历史教育体系，民众对本国的历史认同感很强，将针对日本本国和第三国的套路直接用于“敌国”不具现实意义。同时，由于右翼势力使用汉语、韩语进行出版发行的能力较低，因而一般借助影视动画、网络媒体等手段，对年青一代进行宣传，其使用的手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反向宣传，诋毁敌国的历史。这一手法往往利用民众对教科书等官方书籍的逆反心理，以讲述别样历史故事的形式呈现在受众眼前。例如杉山彻宗的《中国4000年的真实——侵略与战栗》（『中国4000年の真実——侵略と戦慄』）被多个使用英汉双语在网络媒体发声的右翼宣传频道用作讲述历史的底本。在我国引起不小反响的动画《Angolmois元寇合战记》也被当作“真实的历史”，用于针对韩国的历史宣传。第二，利用历史资料的缺乏诋毁对方，将历史认知纷争转化为国家公信力斗争。由于历史相对久远以及事件当事人故意销毁证据，存在认知纷争的历史事件可能缺失直接证据。右翼势力抓住细节证据的缺失不放，以偏概全地否定整个事件的存在，以此为基础试图离间“敌国”的民众与政府，向民众灌输其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无视证据、信口雌黄。右翼势力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人数准确性、从军慰安妇是否“自愿”为由对“敌国”的主流历史认知发起的质疑乃至诋毁皆属于此类。

　　从整体而言，对本国“历史战”、对敌国“历史战”与对第三国“历史战”各有特点，成效也不尽相同。对本国“历史战”相对成功，对敌国“历史战”则影响范围较为有限，而对第三国“历史战”则在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较为迅速。

四、“历史战”的逻辑陷阱与社会影响

　　虽然“历史战”以持续性的活动资金为后盾，依靠重复性的宣传占领舆论，但单纯的重复性宣传其效果有局限性。自二战时期的思想战起，日本已积累了长期的“历史战”作战经验，并形成相对固定的“战斗方式”，更准确地说，是形成了较为程式化、固态化的叙史与说理逻辑，这些逻辑往往带有明显的诡辩色彩，通过逻辑陷阱误导宣传对象。“历史战”论客常用的逻辑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将关注点诱离问题核心，聚焦细枝末节，通过否定局部来推翻整体。日本的“历史战”论客在反驳南京大屠杀问题和“慰安妇”问题时，基本使用这一逻辑，用屠杀人数的误差否定屠杀的存在，用是否被强行带到慰安所来否定对朝鲜女性基本人权的侵害。

　　第二，向对手进行同态反击，而非究明真相。在面对韩国就“慰安妇”问题的声讨时，众多“历史战”论客会以“越战韩越混血儿”问题进行反击。一般认为，“越战韩越混血儿”是参加越南战争的韩国士兵与当地女性生下的子女，其中涉及违反女性意愿的性行为。“历史战”论客以此问题反唇相讥，试图通过宣传这一历史问题来打击韩国声讨“慰安妇”问题的道义基础。然而，同态反击的本质是互相诋毁，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正当化理由，既无益于探究历史真相，也无助于形成共同历史认识。

　　第三，乱用“两论并记”，弱化对自己不利的结论。所谓“两论并记”是指对某一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时，同时记录冲突双方的观点。这一做法本身是客观的研究手段，然而“历史战”论客却将其用于掩盖对自己不利历史结论。“两论并记”的逻辑陷阱在于，无论是赞成者五十人反对者五十人，还是赞成者一人反对者九十九人，最终结论都是既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例如大阪市针对“慰安妇”像问题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历史研究者展开了论证，但由于受害者人数难于确定，既有学者认为确有此事，也有学者认为纯属虚构，因此大阪市对慰安妇问题存在与否持保留意见。”这种“两论并记”打着客观的旗号，在实质上弱化了主流声音，利用这一手法，即使不能彻底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混淆视听，迷惑大众。

　　第四，通过混淆概念，推导错误结论。例如井上和彦声称在新加坡采访时“受到热忱的欢迎，完全没有听到基于历史问题的反日呼声”，试图以此证明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将日本视为侵略国。这一论断有意将现代的“日本国”与战前的“大日本帝国”相混淆，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会欢迎井上和彦，是因为他是来自战后民主化改革之后的“日本国”，而不是前来侵略的“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对他的欢迎并不代表东南亚国家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态度。其他论客也会在需要时故意混淆“日本国”与“大日本帝国”，劝告日本国民要珍惜和维护本国传统与历史，但他们所说的传统，大部分是“大日本帝国”的传统，已被现代“日本国”所摒弃。

　　第五，利用自身与读者的信息不对等性，选择性报道事实，甚至无中生有。能够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历史考察的人员终为少数，普通民众一般对能够进行实地考察的记者、学者抱有盲从心理。而“历史战”论客往往利用信息获取渠道的不对等性，选择能够支持自身主张的史料或现实状况进行宣传。如前文所述，“历史战”论客在新加坡调研时，只记录称赞日本的展品与史迹，对“大肃清检问场纪念碑”等记录日军罪行的史迹视而不见，其本质是利用大众对“眼见为实”与权威专家的盲从心理，诱导读者相信其片面论断。

　　“历史战”论客的上述常用逻辑基本符合仓山满提出的“历史战”三法则，这种功利性的思维模式往往只能维持短线的逻辑一贯性，难以形成合理的逻辑链条。例如肯特•吉尔伯特（Kent S. Gilbert）在2016年出版的《开始揭露历史战内幕的日本人》一书中声称日本发动战争是被共产国际阴谋陷害，但在2017年出版的《依然被GHQ洗脑束缚的日本人》中又称东南亚、印度和非洲国家得以独立全靠日本发动战争。《开始揭露历史战内幕的日本人》旨在“控诉”他国对日本发动的“历史”战攻势，《依然被GHQ洗脑束缚的日本人》的主旨则是让日本人警惕“自虐史观”，侧重各有不同但均基本能自圆其说。可是若将两本书的逻辑进行合并，则会推论出东南亚等国家的独立全靠共产国际，与该论客的主张完全相悖。可见，“历史战”论者过度注重在某一历史细节上决一胜负，导致其在宏观历史认知上存在漏洞。而当被指出逻辑漏洞时，“历史战”论客又会用对方“善于宣传”来掩盖自己的理屈，形成难以正常沟通的死循环。

　　“历史战”给日本和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就日本国内而言，首先，靠刺激民族情绪输出历史观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史观的回归。“历史战”论客宣称日本舆论被极左思想洗脑，导致日本民众鄙视、抨击本国历史，形成所谓“自虐史观”，而外国媒体则利用日本民众善良与崇尚和谐的本性，将莫须有的历史罪名加之日本，而不担心日本会予以反击。他们靠挑动国家、民族对立来吸引目光，再用偏激的语言和看似确凿的史料反驳日本的负面历史，这种写作方法满足了众多在工作生活压力下，希望通过阅读释放压力与负面情绪的读者的心理需求，因而频频成为畅销书，可以影响较大的群体。“历史战”论客否定的所谓“自虐史观”或“东京审判史观”，其实质是包括德国等战败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所公认的历史观。“历史战”论客否定这些世界公认的史观，试图向日本民众灌输日本并无战争罪行，乃至开战是为了解放亚洲的错误历史认识，其指导思想与战时的皇国史观无本质性差异，会直接引起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情绪的回潮。

　　其次，夸大他国的威胁，影响了日本民众对他国的好感。“历史战”论客普遍将“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视为韩国、中国政府出于损害日本国际名誉、骗取日本经济赔偿的“战争”行为，产经新闻更是宣称“历史战”不断激化，面对中、韩两国的攻势，日本如果不起反击，就会面临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全面败退。这种夸大、虚构他国威胁的言论激化了日本民众对他国的畏惧感与不信任感，造成日本民众与周边国家的互敬互信感情逐年恶化，对中、对韩好感度连年低迷，其原因均与历史认知分歧存在直接联系。

　　最后，“历史战”在日本国内引发二元对立，“左翼”“右翼”论客争论不休，日本民众难以获取正确历史信息。以“求真”为目的的历史争论并不会混淆民众的历史认知，但“历史战”引发的论争以“求胜”为目的，掺杂了大量的诡辩逻辑，将争论诱离历史主线，导致一般民众难以进行客观判断，最终结果是善于宣传者掌握话语权，历史论争彻底沦为舆论战。

　　就国外而言，首先，新闻出版社大力在外国出版“历史战”书籍，抢占话语权，而政治家、学者点对点地向海外政要赠送书籍宣传主张，这种宣传攻势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国，特别是第三国人士的历史认识，形成有利于日本的国际舆论。虽然拥有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可以轻易识破“历史战”的逻辑漏洞，但非专业的政要、民众则较易受宣传影响。

　　其次，日本善于鼓励外国人著书，借外国人之口为日本辩护，乃至对外发声，诱发他国的历史认知分歧。肯特•吉尔伯特、吴善花等均为此类人物的代表。对日本民众而言，外国人对日本历史的拥护与颂扬更具有客观性，对外国历史的批判也更有说服力。就对外宣传而言，利用此类人向其“祖国”的民众宣传日本的正确性与本国缺陷的行为本身，即在他国种下了历史认知分歧的种子。这些人可以在其祖国引发历史论争，从内部制造认知分歧，使来自日本的“历史战”攻势难以被立即识破。可以说，利用外国人进行“历史战”，既具有隐蔽性，又能创造出形式上的客观性，在对内对外宣传中可以实现双重效果。

　　最后，“历史战”论客持续诋毁“敌国”的历史成就，助长对抗情绪，伤害对方国民感情。“历史战”论客为达到为日本历史罪行正名的目的歪曲他国历史，在信息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污蔑性言论、报道与书籍会迅速地被他国的历史学者与新闻媒体探知，日方对历史的上述错误态度也会被如实地报道给他国民众，影响他国民众对日本的友好情感与信赖。

　　总而言之，“历史战”在本质上与学术性历史研究存在极大差异，是当今日本右翼国际舆论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历史战”论客利用各种诡辩逻辑误导读者，诋毁他国历史，为本国历史辩护，在不同程度上伤害了他国民众的感情。同时，“历史战”利用多种媒体、手段，向日本国内乃至国际社会进行立体渗透，其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

结语

　　所谓历史研究，一般指在发掘、解读历史事件的各细节要素基础上，整合出合乎逻辑的历史全貌。只有在完成对历史事实的复原后，才有可能以此为基础得出结论。在复原历史事实之前，研究人员对结果的任何猜测均为“假说”，假说与最终结果不相符的情况并不少见。历史研究尊重历史事实，而非以得出某种历史结论为最终目的。然而，“历史战”则截然相反，是一种以胜败为价值标准的舆论战。“历史战”论客一般先确定一个历史结论，为了得出这一历史结论而筛选、拼凑、歪曲历史事实，甚至不惜使用重复性宣传与逻辑陷阱误导读者，诱导其接受自己的历史主张。“日本无罪”是大部分“历史战”论客所预设的历史结论，为了证明这一历史结论，他们会从具体历史事件和史观两个层面切入，既以偏概全地否认历史事件，又试图颠覆既有史观。由于“历史战”与历史研究在对历史事实的态度、发动历史论争的动机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历史战”论客与日本国内外的历史学者往往无法在同一语境下进行沟通交流，历史认知争端也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中日两国学者均予以密切关注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其实质是“历史战”思维指导下的具体作战手段之一，是“历史战”在日本学校教育体系的体现。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已形成完整生态链的“历史战”战略，而这一战略的特征、现状与发展趋势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注释略）

（作者：丁诺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作者张敏，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