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见民：科学种族主义视阈下美国南部白人医生与拥奴思想的建构

内容提要：从18世纪末到内战前，面对国际和国内废奴运动所带来的思想意识挑战，美国南部白人医生吸收科学种族主义和人种学理论，将这些起源于欧洲和美国北部的思想与南部奴隶制的现实结合并加以改造，为维护奴隶制提供了知识资源，与南部其他知识精英、政治人士共同建构了拥奴思想。他们从身体和智识两方面考察黑人种族，讨论黑人对某些疾病具有的免疫力及其相关疾病的易感性，利用这些所谓种族特征来论证黑人的“低劣性”。在南部白人医生看来，黑人的生理特征具有政治与社会意义，成为论证黑人适应南部炎热气候劳动，维护南部黑人奴隶制的一种工具。白人医生还杜撰了所谓的“黑人疾病”，并对黑奴伪装患病进行特殊的诊断和治疗，利用医学和生理学知识证明黑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的缺陷，从而为奴隶管理提供医学支撑。南部白人医生的拥奴思想建构对19世纪的南部社会乃至整个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黑人成为自由人后，由白人医生建构的科学种族主义依然在美国南部白人社会中盛行，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

关键词：美国废奴运动　科学种族主义　白人医生　奴隶制　拥奴思想

　　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利用自然史、人种学等知识，打着科学的旗号，以白人为中心考察世界上的各个种族群体，把包括黑人、印第安人等非白人群体都视为“低劣”种族，以此宣扬白人种族的优越地位。美国人类学家查尔斯•科德维尔宣称：“如果将高加索人、非洲人和黑猩猩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高加索人种是最完美的，非洲人次之，黑猩猩处于最低等级。”美国人种学研究创始人塞缪尔•莫顿明确提出，高加索种族拥有“最高等级的智识(intellectual)水平”，以所处的地位自豪，他将其他有色人种视为“低劣”民族，是几乎没有理智的动物。毫无疑问，莫顿在其研究中深深嵌入了高加索人优越论。后世学者认为，莫顿的研究融合了美国当时盛行的种族偏见，属于“伪科学”。不过，19世纪大西洋世界科学种族主义讨论的对象是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在内的有色人种群体。英美人种学家在讨论白人“优越”和有色人种“低劣”时，树立的是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对立，前者是自我，后者是他者。在这种二分法中，他们并没有明确支持对黑人的奴役。英国人种学家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wrence)就宣布：“高等的天赋与更高的智力水平，在知识、艺术与科学方面的极大能力应当被用于拓展文明的福祉，并且增加社会生活的乐趣，而不应当作压迫弱小与无知的手段，也不应当将那些在智力水平方面生而低劣的种族推入更深的野蛮深渊中。”

　　面对大西洋世界风起云涌的废奴浪潮，当时的欧美人种学家并没有试图为奴隶制辩护。不过，声势浩大的废奴浪潮给美国南部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压力，迫使白人为奴隶制辩护。此外，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南部的种植园经济发展迅速，这也“鼓舞”着南部白人主动为奴隶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为奴隶制辩护的群体，既包括奴隶主、传教士、政治家，又包括白人医生等所谓的专业人士。

　　在关于奴隶制的讨论中，国外学界的诸多研究会提及南部白人医生这个群体。他们强调，白人种植园主出于父权主义的考量、维护“特殊体制”(peculiar institution)的需要，照顾黑人奴隶、为患病奴隶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等，而白人医生应奴隶主的请求，为奴隶治病。有学者讨论了奴隶制下南部种植园白人医疗与黑人医药的双重医疗体制。关于奴隶社会与传统医疗的研究，学者们聚焦于奴隶如何从奴隶主和医生手中夺取对其身体的控制权。上述成果侧重从黑人奴隶和妇女的角度看待黑人健康与医疗问题，将白人医生视为黑人行医者、产婆和护士的对立面，但并未讨论白人医生在拥奴思想意识塑造中的作用。在关于白人医生的研究中，职业化与医生的社会生活成为学界的主要焦点，故而不少学者从职业化视角来考察南部白人医生。在关于白人医生的专门研究中，有学者聚焦于内战前各类行医者，分析奴隶医疗照顾的动机和利润，并将其分析和融入这种“特殊体制”历史之中。还有学者讨论黑人疾病的发病原因，进而考察白人医生对黑人医疗的种族态度。上述关于医生职业化的研究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不过它们未能阐述白人医生如何从医学角度建构其拥奴思想。国内学界关于美国南部社会的研究也已颇为深入，主要涉及奴隶制、黑人奴隶以及废奴运动等，但较少讨论南部白人医生群体。王金虎在讨论19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南部的亲奴隶制辩论路径时，涉及南部白人医生如何利用黑人低劣性的认知来维护奴隶制。不过，他更多的是从亲奴隶制辩论的角度讨论问题，并未从疾病医疗史的角度考察南部白人医生如何利用其专业知识参与拥奴思想的建构。事实上，白人医生一方面作为医学专业人士，对黑人的身体、疾病和治疗具有较为丰富的认识和经验，另一方面作为白人精英也被打上深刻的南部烙印。故而，他们和奴隶主、传教士和政治家一样，积极参与到南部拥奴思想的建构中。鉴于此，本文尝试讨论南部白人医生在继承科学种族主义理论基础上，如何吸收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利用在日常行医活动中观察和收集的黑人和白人疾病资料来建构南部拥奴思想，以进一步丰富美国南部史与奴隶制历史的研究。

一、黑人生理特征及其对奴隶制的适应性

　　早在18世纪，黑人的身体适合奴隶制劳动的观念就已经出现。亚历山大•休瓦特明确阐述黑人劳动力的使用：“白人仆从清理一块土地就会耗竭其所有力量，等于给自己挖掘了坟墓。”“如果没有这些身体构造都适宜于南部气候和劳作的黑人”，富饶的土地将依然是荒野。其他白人也意识到，黑人的生理结构和机能有助于保护他们免于炎热气候的伤害。1758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写给约翰•莱宁(John Lining)医生的信中询问：“黑人是否能够通过肺部和皮肤更快地将可排泄物质挥发，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更快地变凉快，也使他们能够比白人更为忍耐炎热？”18世纪南部白人对黑人适应南部劳动的说辞都提及黑人身体的适应性，却未能从医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证。

　　19世纪，随着科学种族主义的兴起，面对国际上和美国北部废奴运动的威胁，美国南部医生迫切需要利用科学知识为奴隶制辩护。他们不仅利用身体特征来证明黑人种族“低劣”论，而且还论证黑人在身体和智识上更适合奴隶制，以此来证明黑人身体适应南部奴隶制。

　　南部医生首先关注到的是黑人的皮肤。菲利普•泰迪曼医生在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非洲人与欧洲人在身体上的差异。他指出：“我们必须通过仔细考察来追踪黑人身体的独特性，以将他们与白人区别开来。”皮肤颜色是一种主要差异因素，它使黑人能够抵抗炎热和潮湿的气候。另外，负有盛名的塞缪尔•卡特赖特也谈及黑人皮肤问题。他驳斥了“北部盛行的错误观念，即黑人就是白人，只是气候或者住所等偶然因素把他们的皮肤变黑”。相反，黑人的黑色并不局限于皮肤，而是遍布黑人从大脑到肌肉的整个身体，其肌腱、黏膜甚至体液都已经变成黑色。不仅如此，皮肤颜色也成为衡量奴隶的健康、能力或者残疾的标准。他相信：“(奴隶的皮肤)越黑，他的身体越健康、越强壮；从纯粹种族的意义上看，黑人肤色的任何变化都是奴隶身体虚弱或者不健康的标志。”

　　其实，白人医生主要关注的是肤色在南部炎热气候中所起到的生理作用，即黑色皮肤能够保护奴隶，使得他们能够在更为炎热的气候中比白人劳动时间更长。泰迪曼医生对此做了详细阐述。他宣称：“黑人的肤色使得他们能够忍受炙热太阳的烘烤，而遭受较少的痛苦，故而相对于白人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他们的身体特征保护他们能够生活在不健康的炎热气候中，而这种气候对白人极为有害，尤其是对于必须在低洼沼泽地带劳作，呼吸着有害空气的白人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看到黑人兴高采烈地从事劳作，而白人劳工则在炙热阳光下变得虚弱和沉沦。”

　　其次，黑人的其他生理特征如浓密的卷发，甚至他们的内脏器官，也被白人医生用来论证黑人对南部炎热气候劳动的适应性。路易斯安那外科医生詹姆斯•史密斯指出：“纯种非洲人一年才清理一次头发，就像低等动物一样。”其他医生同样关注到黑人毛发的作用。孟菲斯医生梅里尔相信，非洲裔黑人天生适应温暖、潮湿的气候，这能够保护他们免受炎热对身体的有害影响。他写道：“自然与上帝使得黑人适应一种温暖的气候。他们的肤色有利于迅速散热，而他们的头部有着卷曲毛发的覆盖，从而保护其免受太阳直接照射的影响。”除了毛发外，卡特赖特还关注到，黑人的肺部与心脏比白人的心肺器官要小，再加上黑人血液中“淋巴、痰液、黏液以及其他体液”的过剩，使得他们血液中“红细胞”缺乏。结果是，“糖蜜般血液”可能能够保护他们免于各种热病。另外，黑人的肝脏、胰腺、肾脏都比白人的同类器官要大，也能够帮助他们防御各种热病。黑人的这些生理结构使得他们的身体比生活在北部气候中的白人种族散发较少的热量。正是由于黑人“在生理上较少代谢”，他们所消耗的氧气也会减少。1861年，约翰•范•埃弗里医生从宗教和生物学角度解释黑人对炎热的忍耐力：“上帝让黑人在身体和智识结构上适应于热带地区”，“黑人头部被其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覆盖，而这些毛发能够保护黑人身体免受最为强烈的炎热，从而避免了太阳光线的垂直照射；他的整个身体表面遍布无数皮脂腺，形成一个发达的汗液排泄系统，帮助他躲避如此致命的气候影响，而在同样条件下白人却极为敏感故而致命。黑人非但不需要躲避热带的炙热阳光，反而能够接受它，享受它，对炎热感到愉悦”。

　　在南部白人医生看来，黑人的身体特征不仅适合于南部炎热气候下的繁重劳作，而且与道德和精神特征相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黑人的性格特征，进而论证奴隶制存在的合理性。黑人身体和生理上低劣于白人，导致前者在精神上迷信和懒惰，如儿童般意志脆弱、依赖性强，以至于对他们来说“任何教育都无济于事”。黑人的这些精神和道德特征迫使他们接受白人的教导、约束和规训，因此，奴隶制成为黑人最好的选择。一方面，南部白人医生吸收欧洲和北部人种学理论，评判黑人的身体特征与智力水平。为了区分黑人奴隶的身体特征及其在医疗上的各种差异，泰迪曼医生从此前的诸多人种学著作中获取证据。他表明，黑人种族与高加索人在下颌骨突出、头盖骨尺寸以及体内其他器官等方面差异甚大。卡特赖特也从黑人的生理特征出发论证他们的智识缺陷。在他看来，黑人的脑容量比白人少1/9，脸部更小，腹部与盆骨区域的神经比白人要丰富。黑人的生理和心理独特性导致他们更为旺盛的性需求，促使他们出现不道德行为，而黑人的好色感性是以牺牲其智识为代价的。黑人血液中红细胞的缺乏“与颅骨中的智力物质的缺乏共同作用”，以及神经的过量分布，败坏了黑人的思维智识，“使得非洲人无力照顾自己”。卡特赖特写道，这些生理缺陷的共同作用导致黑人的懒惰与冷漠，进而使得他们在数个世纪中陷入无所事事与野蛮的状态。南部著名医生约西亚•诺特直接将脑部容量的大小作为判断黑人和白人智识水平的标准。在他看来，“智识也只有智识……才构成人类最为自豪的特权”，以知识和美德形式存在的智识，使得“低等”和“高等”种族之间出现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黑人和其他未开化种族……与白人种族相比，拥有实际测量中较小的脑部英寸容量”。这表明，欧美学界的人种学派在美国南部依然具有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南部白人医生利用所掌握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阐释黑人的种族低劣性与天生依附性格的形成。卡特赖特认为，黑人肺部较小，使得他们无法呼入充分的新鲜空气，难以实现充分的“氧化(atmospherization)”，故而黑人“天生就像白人种族的新生婴儿一样”厌恶新鲜空气。他们会蒙着脸部睡觉，在睡眠中通过封闭和重新呼入原来的空气“保持其身体内空气的适度温暖”。这种白人在婴儿时期出现的现象，使得黑人身体内拥有更多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并出现“瘀血(haematosis)和思维迟钝”。高加索人已经超越这个发展阶段，黑人却处于永久性婴儿状态。

　　南部白人医生用种族优越论来分析黑人和白人间的身体与精神差异。卡特赖特提出，“盎格鲁─撒克逊人与黑人，具有恰恰相反的身体特征。前者体内富有红色血液，甚至渗透出血管和毛细血管，使得他们脸庞发红，面色红润；他们的皮肤发白、嘴唇较薄、鼻子挺拔、头发呈现红色、亚麻色或者黑色、胡须浓密，眼睛明亮，意志坚定，不可征服；头脑和肌肉充满能量和活力。黑人的血液如糖浆般流动缓慢，几乎无法穿透毛细血管；他们的皮肤乌黑，黏膜和肌肉也同样呈现黝黑的色度，黑色素遍布血液和整个皮肤；皮肤上覆盖着浓密的绒毛，胡须缺乏或者极为稀疏；思维和身体反应迟钝、麻木懒惰，意志薄弱，易于屈服。”

　　这种对黑人性格和精神的分析被用于拥护南部奴隶制的辩论中，认为黑人拥有不幸的身体与精神状态，故而需要一个优越种族指导和照顾他们。卡特赖特正是利用黑人生理独特性和堕落身体结构的观念为奴隶制辩护的。他认为，黑人一旦放任自我，沉迷于无所事事，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无可更改的生理法则”的牺牲品。只有在奴隶制下，他们被安置从事劳作，才能从原始和野蛮状态中获得拯救。“只有在白人控制下，黑人的红色活力血液才会被送到他们的脑部，也才能解放他们的智识。而这种红色活力血液的缺乏，限制了他们的智识，使得他们在自由状态下处于愚昧无知和野蛮状态。”奴隶制“将他们从天生的懒惰倦怠中唤醒，而这种懒惰对于他们的智识和道德进步却是极为致命的”，由此决定性地改善了对于黑人的管理及其生活，“提升了他们的智识，提高了他们的道德水平”。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他们“将会堕落进入野蛮状态”。卡特赖特重申：“我们的《独立宣言》起草于黑人几乎不被视为人的时代，‘所有人生而平等’仅仅应用于白人”，由于“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在和外在差异，这种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对白人有益的观念如自由、共和体制等，不仅不适合于黑人种族，而且对他们的幸福实际上是有害的”。

　　以卡特赖特为代表的美国南部医生显然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千方百计地将黑人生理特征编织到南部社会的黑人“低劣”论中。他们的观点引起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南部人士关于两个种族差异的激烈争论。当时老南部的一些医生尤其是查尔斯顿医生对卡特赖特不屑一顾，直接宣布他的观点“荒唐无稽”。其中一位医生提出，卡特赖特发现的黑人与白人之间在血液、肌肉、肌腱、淋巴、大脑和神经方面的差异，是“某些……追逐名利者在头脑中想象的结果，而不是解剖和手术得出的实际展现”。卡特赖特等医生关于黑人的很多观点的确是建构出来的，却产生了广泛影响，大多数医生在为医学杂志撰写文章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他的某些观点。休姆•西蒙斯医生在其1848年出版的医学指南中指出，任由黑人奴隶“沉迷于他们天生习性，将会导致这个种族的迅速堕落和人口减少”。由于“我们无法如期在他们身上发现如欧洲最贫困阶层所展现的文明开化”，故而需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只有严格规训种植园奴隶，才能确保他们处于健康状态，并在物质上扩大种植园主的投资。尽管梅里尔医生比卡特赖特的观点更为温和，但是他也接受如下观念，即黑人的动物器官超过其知识和道德器官，故而其大脑无法培育出理性、判断、预测与独立性格。根据黑人的身体和生理特征，黑人是一种堕落的生物，在精神上远远低劣于高加索种族，他们与白人之间存在大约4000年的进化差距，“他们要提升到白人目前的发展水平还需要数千年”。面对与白人数千年的文明差距，黑人只有在奴隶制下接受规训和管理才是最好的结果。梅里尔指出，通过南部奴隶制，黑人处于白人的监督指导之下，经常与高等级种族接触，从而学习后者的思想和行为习惯，进而能像孩童得到家长监护一样取得成长和进步。这当然只是南部医生拘于自己的知识和视野做出的幻想。

　　在美国南部白人医生的观念中，黑人沦落为与白人不同的群体——最为“低等”的物种，其智识远远低于高加索种族，故而无法管理自我。因此诺特医生宣布：“历史已经证明，黑皮肤种族只能接受军事管理”，军事化管理是“适合他们身体特征的独特统治”，“没有它他们就不会幸福”。于是，南部白人医生关注这一问题并得出符合其逻辑的结论是：奴隶制并非必要的恶，而是一种“积极的善”。他们关于黑人身体和生理结构的知识，被用于为奴隶制辩护。

二、黑人疾病抵抗力与白人医生拥奴话语的建构

　　黑人的疾病抵抗力可以从易感性和免疫力两个方面进行考察。19世纪美国南部白人医生发现，黑人对某些疾病如疟疾和黄热病等热病具有比白人更强的免疫力，而对黑人相关疾病如肠胃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呈现易感性，患病后病情更加严重。这些医学观察揭示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的抵抗力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白人医生对黑人奴隶的种族偏见，而这些偏见被他们用来构建拥奴话语。

　　黑人的热病免疫力是美国内战前南部白人医生拥护奴隶制的重要话语。黑人对疟疾的免疫力成为内战前南部各种评论的焦点，因为黑人对它的易感性因地区、种植园和个体各有不同，医生们也未能就此问题达成一致。一些医生认为，黑人和白人一样都对疟疾具有易感性。但是，整体上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不多，支持黑人拥有疟疾免疫力的南部白人医生甚众。一些医生甚至认为，黑人对疟疾事实上具有完全的免疫力。弗格森医生(Dr. Ferguson)在其关于西印度群岛黑人的讨论中全面描述了黑人对间歇热的抵抗力。他指出：“源于某种特性特异反应(可能起源于黑人的皮肤组织)，黑人看起来能够抵抗地方性热病。对于他们来说，沼泽瘴气事实上毫无毒害……炎热、潮湿、低洼与背风的环境，导致有害气体产生并积累起来，却对他们毫无影响。他们很高兴吸入它们，因此他们在那里能够享有生命和健康。”泰迪曼医生在一家具有全国声誉的费城科学期刊上发文宣布：“黑人居住在大型水稻种植园及附近有停滞水源的其他地方，在炎热月份依然能够享有健康，就像他们在山区生活一样。间歇热对于白人居民的身体如此有害，却对黑人毫无伤害。即使是他们患上疾病，也几乎无需药物就能清除这个潜伏的敌人，并确保恢复健康。”

　　事实上，大多数南部医生在黑人对疟疾热的免疫力问题上持温和立场，认为黑人对疟疾拥有一定的免疫力。梅里尔称：“众所周知，黑人比白人不太容易患上更为严重、更为致命的非洲热病，尽管后者可能通过长期抵抗获得某种适应性……卡罗来纳与佐治亚的水稻种植者提供了易感性差异的最好例证，而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纳的棉花与甘蔗种植园主则并非典型且突出的例证。”弗吉尼亚的艾尔弗雷德•蒂博(Alfred G. Tebault)医生通过对1833-1841年的间歇热和弛张热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研究结果，并发表在费城著名的《美国医学科学杂志》上。他认为，“与白人相比，黑人不易于感染间歇热和弛张热。即使当他们受到这些热病打击时，他们的病情也通常较为温和，并很容易恢复。”另一位著名医生彭德尔顿(E. M. Pendleton)提出了黑人疾病免疫力的解释理论。他说：“根据我在这里的观察，非洲黑人相比于白人不易受到疟疾热疾病的各种影响……他们不会轻易患上周期性热病，且比白人更易康复。”他对此解释说，炎热是公认的促使沼泽瘴气形成的主要原因，居住在这个国度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来自较为寒冷的地区，与来自炎热地区的非洲黑人相比，对来自南部气候的各种疾病的抵抗力更差一些。梅里尔医生也对彭德尔顿医生的观点表示赞同。

　　此外，黄热病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令美国南部社会谈之色变的疾病，南部白人医生对于黑人的黄热病免疫力也展开讨论。早在1748年，南卡罗来纳著名医生约翰•莱宁在写给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罗伯特•怀特(Robert Whytt)的信件中提及，黑人对黄热病似乎具有某种免疫力。他在信中写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就像照顾病患的护士一样接触被感染者，尽管他们也和白人一样会患上胆汁热(Bilious Fever)，但是据我所知，他们从未有人死于这种热病。”1802年，自然学家弗朗索瓦•安德•米修(Francois Andre Michaux)宣称，南卡罗来纳的所有黑人都拥有对黄热病的免疫力。1825年，托马斯•西蒙斯(Thomas Y. Simons)明确利用医学观念来对比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免疫力：“所有(白人)都暴露于这些水源引发的瘴气中，成为间歇热和弛张热的牺牲品，由此导致的后遗症会引发肝脏和脾脏疾病……极为奇特的是，这种情况仅发生在白人身上。”黑人与白人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就在白人因患有疟疾而浑身发抖，脸色苍白、脾气易怒无常时，黑人则是肥胖丰腴，皮肤光亮，享受着健康与活力。”

　　在黄热病肆虐的19世纪中期，医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黑人拥有绝对免疫力的原有观念，并出现了新的看法。一是黑人通常和白人一样可能感染黄热病，但是他们的病情较轻，很少有患者死亡。内战前白人医生相信，黑人天生具有白人所缺乏的对黄热病的某种抵抗力，前者的皮肤越黑他们的抵抗力越强。混血人比白人抵抗力强，黑人比混血黑人的抵抗力更强。莫比尔医生刘易斯(Lewis)赞同上述观点。他说，“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纯种黑人患者才会病情严重，“并走向死亡”。诺特医生自信满满地宣称：“最小的混血……也是对黄热病极大但并非绝对的保护……我可以肯定地说，1/4的黑人血统所提供的对黄热病的抵抗力，比天花疫苗对天花的保护更为强大。”二是黑人对其他各种热病同样具有抵抗力。19世纪40年代刘易斯医生认为，非洲黑人对黄热病的抵抗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延伸到所有的疟疾热”。著名医生诺特宣称：“疟疾是白种人的毁灭者，它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比战争与饥荒都要多，而他们(黑人)受到的影响如此微小，结果后者在南部各州遭遇的冬季疾病比遭遇的夏季疾病更为严重。”彭德尔顿医生对此表示赞同，他说：“非洲黑人与白人相比不易于受到各种疟疾疾病的影响。”《新奥尔良医学新闻与医院公报》刊文称：“疟疾无论对于白人还是黑人来说都是有害的，但是它对后者危害不是那么大，他们很容易适应它。”

　　1820年后伴随着废奴运动逐渐走高，美国南部奴隶制支持者开始运用宗教、政治、经济与族裔等多种理论，积极宣扬黑人奴隶制是一种“积极的善”。与此相应，南部白人医生也开始利用医学观念维护黑奴制。他们根据行医实践和经验，谈论黑人与白人对疟疾与黄热病的易感性问题，并据此认为黑人更适合从事南部种植园劳作。这一论断为维护奴隶制提供又一“科学”依据。

　　通过比较黑人与白人对热病的免疫力强弱，泰迪曼医生称，黑人“通常”对间歇热、弛张热与胆汁热具有免疫力，“为了黑人安全的特殊考虑，大自然给予他们几乎具有抵抗这些可怕疾病的能力”，从整体上看奴隶的健康状况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在水稻种植园劳作的黑人和那些在大山中居住的黑人一样健康。结果是，黑人的身体特征能够保护他们生活在不健康的炎热气候中，而这种气候对白人极为有害，尤其是对于在低洼沼泽地带劳作、呼吸着有害空气的白人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看到黑人兴高采烈地从事劳作，而白人劳工则在炙热阳光下变得虚弱和沉沦。美国南部黑人的免疫力通过与白人的对比得到进一步证实。这种免疫力理论不仅刺激了南部奴隶贸易的发展，还成为白人支持奴隶制的证据，并在奴隶制被废除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存在，为其进行辩护。在他们看来，黑人对热病的免疫力恰恰是造物主神圣旨意的明证，即黑人应该在世界炎热地带为白人砍柴、挑水。一个南部医生写道：“白人永远不能取代黑人成为田间劳动力，因为……监工们都不可避免地会患病——他们的孩子们也会患病，后者出生在这些种植园内，很少能够侥幸逃脱，而他们周围的黑人都健康完好。”

　　黑人患相关疾病的易感性是南部白人医生拥护奴隶制的另一重要话语。尽管黑人对南部的某些疾病如疟疾、黄热病具有免疫力，但他们更易于患上寒冷季节的各种疾病，其中呼吸道疾病的威胁最为严重。弗吉尼亚和老南部许多医生都认为，黑人比白人对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抵抗力要低下。里士满一家医学杂志《听诊器与医学月报》(Monthly Stethoscope and Medical Reporter)发表了一篇关于黑人与白人差异性的社论，表明了该州大多数医生的观点，即“面对某些呼吸器官疾病，白人能够迅速康复，而对黑人来说则是致命的”。大致有四种论调最为常见。一是黑人患上感冒最为常见。南卡罗来纳一位医生在回顾针对加勒比海岛居民的试验后得出结论：“黑人种族极易感冒，无法忍受北部的气候，就像白人无法在非洲炎热的天气中生活一样。”二是对黑人来说最为严重但又非致命的冬季疾病是冻伤症。一位南部医生宣称，黑人比白人更易于遭受这种病痛：“在北部城市中几乎所有人都看到，黑人由于海上突降冰霜而失去双腿——白人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的现象。然而，这样一位黑人的遭遇毫无疑问是此前成百上千黑人奴隶的翻版。”三是对黑人最致命的呼吸道疾病是肺炎。丹尼尔•德雷克医生指出，肺炎是“有色人口中最具有毁灭性的疾病”，它通常导致患者出现“永久性无法康复的”肺部。吉布斯医生(Dr. R. W. Gibbs)于1848年写信给南卡罗来纳总督奥尔斯顿(R. F. W. Allston)说，肺炎是黑人的主要杀手。阿拉巴马医生本杰明•琼斯(Benjamin R. Jones)对此表示认同，称约1/6的黑人死于肺炎。四是“黑人消耗病”(negro consumption)是黑人特有疾病。一位医生写道：“寒冷天气的作用是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而“它的发病效果会由于遗传和衣服缺乏而大大强化”。黑人的自然条件“阻碍了其才智的展现”，使得他们成为寒冷疾病的易感人群。卡特赖特宣称，黑人作为一个群体，都更易于“患上所谓的淋巴结核病”。

　　如果说黑人奴隶所拥有的免疫力使得他们更适合在美国南部潮湿炎热的种植园中劳作，那么他们对某些疾病拥有的易感性则成为黑人“低劣”于白人的决定性差异，为种族主义者增添口实。19世纪初，尽管南部医生已在讨论“黑人疾病”，但是这些疾病被认为起源于气候和环境因素(与18世纪的观念类似)。19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病源论中的环境性因素开始让位于各种疾病的种族先天决定观念，而这种转变无疑得到整个西方社会中科学种族主义对种族新定位的支持。著名医生诺特和芬纳宣称，在导致地方性疾病易感性的各种因素中，种族特征至少与气候因素同等重要。黑人对呼吸道疾病的易感性就是典型。卡特赖特指出，黑人相关疾病不能归咎于黑人肺部不能适应温带气候，因为他们远离热带地区已过数代。因此，原有的解释被废弃，一种新的理论应运而生，即认为黑人天生拥有较小、较弱的肺部，这些先天决定的基因而非环境因素导致了黑人对呼吸道疾病的易感性。这种易感性被南部白人医生用来证明黑人比白人低劣，故而有学者将它称为“黑人低劣易感性”。

　　内战前美国南部白人医生以种族差异为基础，考察了黑人对不同疾病和病痛表现出易感性和免疫力。他们试图利用这些现象来说明，黑人“低劣”于白人，所以这个有色族群只适合做奴隶，适合于在南部疟疾肆虐、极端炎热潮湿的艰苦条件下劳作，以此服务于拥奴思想的建构。

三、“黑人疾病”、伪装患病与种植园奴隶控制话语的建构

　　美国南部奴隶健康问题与种植园规训和管理密不可分。为了论证黑人奴隶制的合法性，美国南部白人医生还杜撰了所谓的“黑人疾病”，利用医学和生理学知识证明黑人生理和精神上的缺陷，从而为奴隶制管理提供医学支撑。在白人医生看来，黑人独特的身体与生理结构，决定他们会患上迥异于白人的各种所谓的“黑人疾病”，这些疾病被当成精神疾病，是黑人智力缺陷的证明，因此，患有“黑人疾病”的奴隶必须接受种植园主和白人医生的规训。

　　第一种“黑人疾病”是黑人漂泊症(Drapetomania)。此病是由卡特赖特医生辨认出的一种疾病，“一种促使奴隶逃跑的疾病”。奴隶主如果没有按照造物主的规训对待“驯服的屈膝跪地者”(Submissive knee-bender)(圣经语，意指黑人奴隶)，反而对待他们行为残忍或者忽略照顾，黑人奴隶可能就会逃跑。“如果(种植园主)能够保持他们处在圣经所规定的位置，黑人们就会被诅咒束缚而不会逃跑。”卡特赖特认为，黑人漂泊症作为奴隶逃跑的疾病，“就像其他方面的精神异常一样也是一种精神疾病，通常能够治愈”。他为黑人漂泊症开具的疗法是鞭打。他认为，“人性与自身益处要求他们必须接受惩罚，直到他们服从和接受，而这是他们应该拥有的状态……他们只要处在这种状态，并得到如儿童般的对待，用细心、仁慈、关注和人道以预防和治愈他们逃跑。”在白人医生看来，对这种黑人疾病的认知和治疗是服务于奴隶制下黑人的管理与规训的。

　　第二种“黑人疾病”是迟钝懒惰症(Dysaesthesia)。卡特赖特认为，这种疾病在南部自由黑人中比奴隶中更为普遍；在奴隶病例中，这些患者也试图“在饮食和活动方面如自由黑人一样生活”。他警告说，北部医生错误地将这种疾病归咎于“奴隶制对黑人思想的堕落性影响”，但这种疾病是非洲人祖先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事实上，这种疾病是“黑人享有自由的必然结果”，也是对那些相信该种族进步的一个警告。在这位医生看来，黑人迟钝懒惰症是黑人天生的种族特征，也是黑人获得自由所带来的恶果。当然，白人医生提出的关于该疾病的疗法几乎完全是从维护奴隶制的角度出发的。卡特赖特提出，迟钝懒惰症能够通过长期增加劳动量而治愈，这种疗法可以促使患者沉重呼吸并扩张肺部，呼入更多氧气，排出更多二氧化碳，由此激发不纯净血液的活力。他解释说：“当黑人们放任自我，沉迷于其天生的懒惰和无所事事，并不会充分活动以扩张他们的肺部，刺激血液的流动，而是在肮脏和污秽中昏昏欲睡，过着悲惨生活，他们太过懒惰，故而不会动脑筋为自己提供充足的衣食和舒适的住所。结果是，他们的血液变得高度碳化，缺乏氧气，这使得他们不仅无法激活大脑的活动，而且也使得他们无力激发身体神经的感知能力。”为了帮助黑人祛除血液中的二氧化碳，白人医生需要用肥皂和水清洗黑人患者，用油擦拭身体，然后让患者在开放空气中从事艰辛劳作。卡特赖特相信，这种治疗方法能够“通过充分而自由的呼吸而重新激活他们的血液，祛除其中的二氧化碳”，唤醒这些患者服从白人的权威。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预防措施，黑人的大脑将会成为不充分的“氧化”的牺牲品，他的思维将永远陷入愚昧无知。在他看来，治疗迟钝懒惰症的方法是建立在“良好的生理原则之上的”。卡特赖特从医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分析黑人迟钝懒惰症的发病原因，最终提出有利于奴隶制劳动体制的疗法。

　　第三种“黑人疾病”是食土症(dirt eating)。1799年，医生哈维和约翰•林赛在其《食土症叙述》一文中提出黑人独特疾病的观念。他们还提供了诊断食土症的诊断方法，并考察其发病初期的特征，如患者出现的悲伤和沮丧等。其他医生也提出关于这种疾病的认知。詹姆斯•麦克斯韦尔(James Maxwell)写道：“非洲没有一个部落不沉迷于食用一种易吸收的泥土”，“各个部落认为，适当食用泥土不无合适，也毫无危险，在他们看来食用泥土与食用烟草和鸦片类似。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被土著人称之为‘aboo’”。路易斯安那大学医学教授卡彭特于1845年在《新奥尔良医学与外科杂志》上撰文说，在18至19世纪欧洲的农民中已经无法找到食土症习俗，他和麦克斯韦尔医生一样相信这种疾病主要局限于黑人。当国际奴隶贸易终止后，食土症依然出现在美国深南部甘蔗种植园的黑人中，医生们认为这是受到黑人巫师的影响。

　　南部白人医生认为，食土症的发病原因主要是精神因素。1799年，戴维森医生写道，“黑人的精神与身体上都遭遇各种苦难，备受思乡之苦，为他们所遭遇的虐待困扰，与亲人朋友的永远分离”，故而出现食土症。因此，治疗食土症必须关注黑人的思想。卡特赖特医生认为，如果不能理解促使黑人患者食用泥土的精神状态，种植园主在治疗这种疾病时只能徒劳无功，黑人的身体也会继续处于中毒状态。他进一步指出，最佳的预防药物就是克服这种精神印象，即用一种“反咒(countercharm)”或者其他方式对患者头脑中最为盛行的迷信产生强大的冲击。当然，也有医生对食土症的发病原因与治疗方法提出不同的看法。1849年，芬纳医生表明，食土症并不仅是由“黑人独特性”引发，相反起源于奴隶饮食，因为他们的饮食由咸猪肉、面包等糟糕饮食构成，通常缺乏新鲜肉类和农产品，奴隶吞食泥土的目的是获取缺乏的营养。但这种观点并不占据主流。与上述观念相适应，南部白人医生用来治疗食土症的方法各种各样，从使用温和泻药到威胁乃至极端暴力。一些奴隶被强制佩戴锡制面具，被铁质封口束缚在地板上，进而被阻止食用泥土。不过，这些方法都未能摧毁患者的欲望，相反却刺激了其胃部的需要。有白人医生写道，因为食土症对种植园黑人的毁灭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种植园主在某些情况下会砍下死于食土症奴隶的头颅，以杀鸡骇猴。无论这些疗法效果如何，实际上它们都是种植园管理奴隶的常见手段。

　　在18世纪末到内战前，白人医生提出的“黑人疾病”话语多以伪科学为载体，明显带有种族优越论色彩。内战前与黑人疾病相关病理学与医疗方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黑人疾病无一不具有种族主义的内涵，南部白人医生试图对黑人疾病进行阐释，论证奴隶制是黑人的自然选择。

　　除了制造所谓“黑人疾病”的伪医学知识，美国南部白人医生对黑奴伪装患病也进行特殊的诊断和治疗，以此服务于强化奴隶控制、维护种植园秩序。非洲裔奴隶利用伪装患病，来削弱他们作为财产和劳动力对于奴隶主的价值，迫使奴隶主对其伪装患病做出反应，从而操纵奴隶主的双重期望(短期利润和长期财富)，这也有效挑战着种植园的纪律体制。南部白人医生对奴隶伪装患病的认知与治疗，一方面体现他们作为专业人士对处于依附地位的黑人奴隶的照顾。白人医生和种植园主一样，将奴隶看作未成年的儿童，其心智水平低下，故而需要得到医疗照顾。另一方面白人医生从规训和惩罚角度对待患病的奴隶，把医疗照顾视为种植园的控制手段，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奴隶制。

　　南部种植园主和监工在其日志和记录中经常提及，黑人奴隶会使用伪装患病来逃避种植园劳动。查娜•利特尔约翰(Chana Littlejohn)在孩童时代是北卡罗来纳一个种植园的奴隶，她回忆称，妇女“伪装患病后回家，继续洗刷和做家务”。前奴隶查理•派伊(Charlie Pye)坦率地说：“病痛通常是逃离田地的借口。”学者黛博拉•怀特指出，奴隶主对女性奴隶具有双重期望，既能劳作也能生育孩子，女奴利用这一点伪装患病，以缓解劳作负荷和规范奴隶家庭生活。女奴通常是假装怀孕或者患上与生殖健康有关的其他疾病。许多种植园主发现，妇女的病痛起源于“各种妇女疾病”，这使许多男性监工和奴隶主无法觉察奴隶妇女的伪装患病行为。然而，任何患病奴隶都无法逃避白人的怀疑，围绕伪装患病所产生的不信任感弥漫在种植园中。佐治亚前奴隶蒂尼斯•肯德里克斯(Tines Kendricks)曾告诉一位采访者：“女主人极为吝啬，从不希望一个黑人奴隶死亡。不过，让她相信你患病也极为困难，当你告诉她你的状况，她会认为你是在假装患病躲避劳作。”

　　奴隶主和白人医生对奴隶躲避劳动的怀疑，被归因于黑人的性格使然，即奴隶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患病上都具有欺骗性。这种观念并非起源于内战前南部科学家和神学家所阐述的种族理论，而是来源于南部白人的本土知识或者日常观察，并由白人医生总结为种族决定论。鉴于黑人妇女利用怀孕和生殖健康来躲避工作，医生也会研究和分析她们伪装患病问题，并将其看成由黑人性格造成的。1822年威廉•麦卡(William McCaa)在其医学论文中分析了女奴行为的欺骗性。麦卡以一个怀孕的女奴为例，称：“这个妇女在田间生产，并将其死婴藏匿起来，然后卧床并躲避劳作。”在他看来，这个女奴不仅是一个笨拙易变的母亲，还是一个不诚实的患者和不称职的劳力。

　　内战前，很多美国人认为健康与性格是密不可分的，南部大多数白人都坚信所有黑奴都至少拥有欺骗的潜能。这在后来的奴隶叙事和种植园日记中也得到印证。在内战前奴隶叙事中，逃奴亨利•比布谴责其主人试图成为“他们病痛的法官”。他写道，这个种植园主“通常宣称，那些宣布患病的奴隶是说谎者和骗子；他们根本没有患病，想要的仅仅是躲避劳作”。种植园主凯齐亚•布雷瓦德(Keziah Brevard)在其日记中反复强调说：“黑人和其他任何类似的民族一样，都具有欺骗性、撒谎成性”，随后的记录重申了她的观念：“撒谎看起来是黑人身体的一部分”。关于奴隶性格堕落的观念及关于身体差异所导致的种族偏见，被美国南部白人视为“广泛认可的”事实，“根本无须论证和说明”。

　　面对性格使然的黑人伪装患病问题，医生首先需要确定奴隶患病的真实性，而检查假装疾病的技能被看成南部医学培训的一部分。1850年，麦克劳德(M. L. McLoud)在其医学论文中建议，南部医生应对黑人患者“保持警惕”。他认为，“侦查患者的伪装与否是一项最为艰难的任务，这要求人们必需仔细和敏锐地区分。”根据这篇论文，奴隶疾病不能完全根据他们的表面进行判断，医生必须进行严格检查。他警告说：“每一位种植园主都很清楚(奴隶)具有这种广泛的欺骗性格，如果医生没有了解这种情况，前者对他的信任就会立即降低。”通过良好的医学教育和行医经验，医生们“能够审查出这种伪装患病的情况”，并因此“获得职业声誉”。著名医生卡特赖特建议，仔细观察患者的外部特征，并利用“拟人法”(prosoposcopia)或者“疾病面容诊断法”(physiognomy of disease)进行诊断。他在1846年的一次医学会议上提出，这种方法对于“不敢说出自己病情的儿童，对于通常不会说出自己病情的妇女”很奏效。他宣称，一位娴熟的医生通过研究患者的表情就能辨别出很多疾病。其他白人医生则提议，运用药物来诊断伪装患病的奴隶。1850年佐治亚医生约瑟夫•莱康特(Joseph LeCont)提出，奴隶医疗的要义就是“通过对患者的密切观察和临床照顾”掌握。在他看来，一个娴熟的医生应该能够通过观察疾病的进展来诊断奴隶患病与否。不过面对奴隶伪装患病的质疑，这位医生指出医生需要辨别疾病的“真正特征”，透视奴隶身体，确定奴隶是否隐藏或者伪装疾病。

　　在确诊奴隶伪装患病后，医生会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应对。医生主要通过心理操纵和给药对待装病奴隶。他们通过展现同情怜悯之心、鼓励奴隶谈论自己的病情，直到他们揭穿自己的骗局，描述出“相互矛盾的病症”。奴隶主会鼓励医生使用惩罚性的药物。南卡罗来纳奴隶主托马斯•霍洛韦(Thomas Holloway)称，奴隶普莱西(Pricy)“抱怨说她头部轻微疼痛，并在晚饭后出现发寒”，他建议医生给他送来一些药物——“某种使得她今天晚上病情更严重的药物”，迫使她次日选择参加劳动。鞭打也是白人医生开具的常见疗法。麦克劳德讲述说，当一个奴隶妇女宣称患上癫痫病后，其主人并没有给予她任何治疗药物，反而威胁要鞭打她。为她检查的医生也得出结论说她是伪装患病，因此他建议，她再次患病时需要用鞭打来治疗她。还有一些医生“开具轻微鞭打(Light Brushing)的药方”，迫使那些宣称出现轻微病症的患者重回田间劳作。

　　内战前美国南部白人医生对奴隶伪装患病的诊断和治疗说明，白人医生无论是对奴隶伪装患病的诊断，还是惩罚性药物的使用，抑或是直接使用暴力，都模糊了黑人医药与奴隶控制之间的界限。医生或者奴隶主并没有严格遵守医学方法，反而与其维持种植园秩序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使用催吐剂和泻药时，奴隶医疗与控制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一些奴隶不得不在接受令人不愉快的药物与接受其他类型的身体惩罚之间做出选择。不仅如此，医生利用药物进行身体惩罚更是显示白人在种植园的权威，强化奴隶控制的手段。因此，本来作为医学问题的医生诊断和治疗，成为白人医生强化种植园秩序、控制奴隶的工具。

结语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南部处于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风口浪尖。一方面，这一时期国际废奴浪潮愈演愈烈，海地革命、英美废奴运动、1833年英国废除奴隶制、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等相继爆发，这对美国尤其是南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政府出于各种考量于1807年禁止奴隶贸易，国内废奴运动蓬勃开展。上述各种因素导致美国南部奴隶供应减少，市场上本来低迷的奴隶价格飙升。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导致奴隶制不确定性日益增强，而这种不确定性促使南部白人想方设法延续和扩大奴隶制，而为黑人奴隶提供健康照顾，鼓励奴隶生育就成为他们的手段之一。在这种形势下，白人医生也需要深入研究黑人的身体和疾病，并提供合理的治疗。另一方面，废奴运动对美国南部造成的威胁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也体现在道德和观念上。废奴者在帮助奴隶逃跑的同时，援引宗教、文化等各种知识资源，宣传奴隶制在道德上沦丧、在观念上的非人道。这种道德和思想意识挑战对于奴隶制下的白人社会尤为严峻。

　　需要指出的是，南部白人拥奴思想的建构并不完全是被动应对废奴浪潮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南部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的“鼓舞”。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叶，奴隶制在美国南部和西部迅速扩张。19世纪20年代以来，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经济成为美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也是大西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发展势头迅猛。到19世纪30年代，一个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棉花王国”在南部正式形成。1831年，美国的棉花产生已经占据世界棉花产量的39%，占英国棉花进口总量的73%，占美国出口商品的42%。在全国经济中，奴隶制也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北部的运输业、保险业、银行业、棉纺织业等行业都深度参与到奴隶制经济中。在南部白人精英看来，奴隶制已经成为美国文明的基础。1835年，南卡罗来纳政治家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认为，奴隶制是“美国文明的主要来源”，因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财产积累，没有天佑的未来，没有任何舒适和优雅”，而这些都是“文明的特征”。基于这种认识，不少南部白人精英主动为奴隶制合法性进行辩护。南部白人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从自然权利的视角，在政治地位和权利话语等方面建构拥奴思想意识；还有不少牧师和种植园精英从神学出发，从西方宗教神学经典圣经中寻找黑人接受奴役的合理性。

　　除了上述群体外，南部白人医生吸收科学种族主义和人种学理论，将这些起源于欧洲和北部的思想与奴隶制的现实相结合并加以改造，为维护奴隶制提供了知识资源，与南部其他知识精英、政治人士共同建构了拥奴思想。南部白人医生的拥奴思想既来源于美国民众日益增长的种族意识，又在前一个世纪“科学”知识积累的框架内滋长。医学和19世纪初南部种族主义在白人医生的思想中互为补充，共同塑造了一种虚构的黑人种族特征，使民众信以为真。结果正如学者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的，白人医生的医学研究“将对黑人的偏见和歧视提升到科学水平，由此让它获得认可”，他们留下的遗产自然是“科学种族主义”。

　　南部医生的拥奴思想建构对19世纪的南部社会乃至整个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它以科学之名论证黑人“低劣性”，无论在身体、医疗和管理上都更适合接受奴隶制，给南部拥奴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使得它成为南部主流的意识形态。南部白人利用这种意识形态与各种废奴思潮作斗争，试图维护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和生活方式，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南部和北部在思想意识上的分裂，导致19世纪中期对立和冲突频频上演。其次，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黑人成为自由人后，由白人医生建构的科学种族主义依然是南部白人中盛行的思想意识，为维护黑人“低劣”、白人“优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服务。这也成为重建结束后美国南部推行种族主义，在经济上依然剥削黑人，在政治上剥夺其政治权利，在思想观念上蔑视黑人的“科学”基础。时至今日，它给美国社会留下的历史遗产依然不时显现，隐形的种族主义挥之不去。

　　（注释略）

　　（作者：丁见民，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