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盛华：1863年越南潘清简使团赴法与《西贡条约》修约问题

内容提要：1862年越法《西贡条约》签订后，嗣德帝不满割地条款，旋即遣使赴法谋求修约。面对西方冲击，越南自认迅速找到了条约体系的运行逻辑，试图通过签订新约来争取利益。对于越南的非常之举，法国做出了应对，在越南使团赴法旅程中不断展现自己在世界范围的实力，并对越南士大夫进行“政治教育”，以使越南融入殖民世界和接受近代外交规则。在双方的互动进程中，可以看出殖民势力内部的异质性，法国海军内部“知越派”对殖民政策存在分歧。越南潘清简使团则以法国的财政困境作为修约的突破口。但是，谈判真正开启后，越南受制于原先宗藩体系的历史经验，同情越南的“知越派”何巴理也未能在狭小的谈判窗口打开时真正有助于阮朝，而法国海军的强力反弹使得越南修约最终失败。

关键词：越南外交　潘清简使团　西贡条约　修约　拿破仑三世

　　1857年，拿破仑三世借口越南阮朝嗣德帝迫害天主教传教士，发动了交趾支那远征。1858年9月，法国、西班牙联军炮击越南中部的沱灢港，开启了越南近代史的篇章。1862年6月，在定祥、边和、永隆等地相继陷落之后，嗣德帝被迫派遣潘清简、林维浃为全权大臣赴西贡与远征军法国指挥官博纳尔(Louis Adolphe Bonard)、西班牙指挥官帕兰卡(Carlos Palanca)谈判，并最终签订了越南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西贡条约》。但是，该和约甫一签订，嗣德帝便寻求与法国重新谈判，意图收回割让给法国的南圻东部三省。于是，1863年潘清简奉命出使法国谋求修约，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与修约有关的问题。从历史地位来看，这是越南从传统宗藩体系的外交框架逐渐转向近代条约体系的第一步，也是越南沦为半殖民地后所做的第一次外交尝试，对于理解越南近代外交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最终修约失败，法国很快又强占了南圻剩余的西部三省，因而此次出访以及修约谈判往往只是被看作越南卷入殖民体系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在越南通史、断代史的叙述上，即使是越南本国学者也仅用很小的篇幅谈及此事，甚至直接略过。在专题研究方面，目前学界有两类研究从侧面涉及这一问题。其一是潘清简人物研究。由于潘清简作为特命全权大臣代表阮朝谈判并最终割地，因而其个人在当时的舆论以及后世的评价上被迫背负了本应由整个民族承担的历史责任。对于这样一个签订卖国条约的“李鸿章式”的人物，后世法国、越南学界常将潘清简的这段出访经历以及修约谈判的努力当作为其辩解的论据之一。对于“使程日记”、法方档案等资料的解读，均旨在将潘清简塑造成一个对世界局势有着清晰认识的士大夫形象。也正因为这一强烈的目的性，使得这些研究虽仍以史料为依据，但在论述中有时过于用力，甚至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

　　其二是法国殖民史研究。19世纪下半叶，随着本国殖民版图的持续扩大，法国学者对于南圻(交趾支那)的研究也在同步发展。由于当时法国政坛曾对交趾支那未来在第二帝国内的地位究竟应该是殖民地还是商业据点有所动摇和争辩，因此在叙述主体上，殖民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反对修约的“交趾支那捍卫者”(le champion de la Cochinchine)身上，强调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就不会有未来的法属印度支那。这部分研究的不足在于几乎完全依赖法方档案，忽视了越法双方之间的互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有郑永常的专题文章讨论《西贡条约》的修约经过，他主要根据《大南实录》这部阮朝官修史书来还原事件过程，因而可以说该文正好走到了法国同行的另一面，其得出的结论忽视了法国海军在其中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自然也就有失偏颇。

　　本文除了将利用《大南实录》、法国外交部档案信件、法国军政人士文集外，还将挖掘潘清简使团日记《西浮日记》等资料，以探讨在进入殖民时代伊始，阮朝如何在过去的经验基础上应对法国的外交、军事冲击，而法国在遇到越南的回应之后又是如何再次因应调整的。

一、从求和到换约再到使团赴法

　　相比于中国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被迫卷入近代条约体系，19世纪60年代的越南对于西方在远东的殖民其实并不陌生。鸦片战争爆发后，阮朝明命帝便已通过各种手段搜集与分析中国沿海的战况与情报，并制定出了一系列应对预防之策，如加强海防、禁绝鸦片、增加外洋活动了解西方等。虽然当越南自身直面殖民大潮的冲击时也未能躲过，但是，从1862年求和到次年4月使团起程赴法，其中形势的变化以及越南的调整、反应不可谓不快。那越南是如何完成这种转变，法国又将如何回应，是下文着重探讨的内容。

　　(一)越南以修约应对条约体系

　　1861年，携第二次鸦片战争余威的法军攻打越南南圻，突破由阮知方领导的嘉定大屯。在北圻，谢文奉、阮文胜、高伯适等各路民变领袖形成相互呼应之势，接连攻取多地，给朝廷带来了极大的压力。1862年法军攻占永隆之后，嗣德帝在南北局势严峻的压力下转变了对战争的态度。面对前来逼和的法军将领，其在给潘清简、林维浃的敕谕中称“自两国军兴以来，兵民久罹锋镝。兹该帅致书议和，亦是罢兵息民好意”，并任命二人为全权大使负责谈判，只为“早弥兵端”。尽快止战虽是嗣德帝最迫切的希望，但在使臣陛辞时，嗣德帝结合稍早的廷议却又给出了“土地决不可许，邪教决不可公行”两项底线。这两点恰是法国发动交趾支那远征甚至整个远东殖民战略的核心关切。

　　考虑到当时越法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以及北圻民变的严峻形势，潘、林二人进行谈判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法国海军中校保兰•维埃尔(Paulin Vial)回忆了当时潘清简使团从都城顺化搭船来到西贡谈判时的情景：“从这艘船的外观可以看出，安南人的舰队已经好几年没敢出海了。船上的一切都很糟糕，船帆、绳索、大炮，以及武器都布满了锈迹……(安南)使臣们向所有人展现出一副平静微笑的面容，他们的发言给人以好感；他们一再以随和和谦恭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缔结和平的热切和真诚的愿望。”最终，全权大使未能守住谈判底线，因此嗣德帝震怒，称“二臣非特本朝罪人，千万古罪人也”。从嗣德帝对时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保兰•维埃尔对于阮朝战船的描述来看，越南明命时期对于鸦片战争的分析并没有使二十年后拥有“后见之明”的阮朝在面对法国殖民势力的第一波正面冲击时获得优势。但接下来，阮朝朝廷迅速掌握了“条约体系”的谈判逻辑，不断用谈判来拖延和约的施行。

　　从嗣德十五年(1862)四月潘、林签约，到三国正式完成换约之间，越南尚有一段时间的窗口期。阮朝希望继续以谈判的方式拖延条约的施行，并争取拿回一部分利益。阮廷认为“条约初定，若遽行改拟，恐他负气”，遂希望通过潘、林二人在法国人心中的名望，继续游说法方，也让二人将功折罪。当年七月，因二人未能说服博纳尔归还割让的三省，于是遣使赴法的想法第一次出现。机密院大臣张登桂、陈践诚提议向法国派遣使节“问安”，并向拿破仑三世递书“辩明清简、维浃轻许，铺那(博纳尔)强执之事”，意将越方的责任完全推给潘清简。但是，嗣德帝在强调使臣遴选必须慎之又慎之后，此事竟不了了之。可见在嗣德帝心中，朝中真正能与法国人顺畅沟通的只有潘清简。

　　《西贡条约》规定，双方需在一年之内完成换约。当年九月，博纳尔来文称法国皇帝与西班牙女王已完成盖印，故希望十一月在顺化完成换约。阮朝试图再次采取拖延的策略，将“一年之内”解释为“在一年之时”，遭博纳尔明确拒绝。次年二月，三方在太和殿正式换约。

　　按理《西贡条约》各项手续至此已经完结，应进入施行阶段。但阮朝按照自己对于“条约体系”的理解，认为既然是以谈判为手段，以签约为目的，那继续发起新的谈判从程序上讲也并无不妥，其也完全未往“失信于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于是，在换约三个月后，嗣德帝正式任命协办大学士潘清简、吏部左参知范富庶、广南按察使魏克憻为“如西正、副使”出访法国，期待以外交手段拿回割让的三省。对于条约体系有所感悟的潘清简并不看好此行的效果。根据《大南实录》的记载，潘清简既衔王命，只得向嗣德帝表示：“彼情势臣未能熟知，且太骤恐未可必。”此语的重点当在后半句——潘清简委婉地指出甫一换约即修约的做法不妥。但嗣德帝听闻此言，只反问一句：“清简亦未谙熟，况他人乎？！”阮朝皇帝把焦点放在了前半句潘清简的自谦上，完全回避了其对于修约的质疑。

　　(二)法国借机展示殖民世界的图景

　　对于阮朝在换约后不合常理地派出谈判使团继续“纠缠”，法国是如何因应的？潘清简一行出访归来后，曾向嗣德帝进呈了一部题为《西浮日记》的文献，记录了使团从出发到觐见拿破仑三世，再到回国的整个过程，其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下，对于使程日记的研究往往会将关注点放在使臣“开眼看世界”的方式，并以此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但潘清简一行的特别之处在于，使团乘坐的是法国提供的火轮船，并全程由法国海军伴送，沿途的各项活动也均由这些军官以及当地的法国领事安排。因而在《西浮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不仅是越南使团所看到的，更是法国殖民者想让其看到的、设计好的“剧本”，这“剧本”的主题就是向越南展示殖民世界的图景。

　　潘清简一行所考察的地区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即法国、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本土和诸多被殖民地区。以下是根据《西浮日记》简要梳理的使团行止：1863年6月，使团搭乘法国“回声”号火轮船前往南圻，在那里拜访了法国殖民官员，随后转乘“欧洲人”号至马六甲海峡访问英属新加坡，而后经英属亚丁殖民地进入红海。因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故使团在埃及起陆，在访问了开罗、亚历山大城等地后，搭“拉布拉多”号经地中海前往马赛。9月开始使团在巴黎参观考察近两个月。11月5日，拿破仑三世正式接见潘清简使团。而后，使团从马赛坐船前往西班牙。由于此行的诉求是法国同意越南赎回割让的南圻三省，因此使团在西班牙的行程较为简略。此后，使团坐船路过意大利后按去程路线返回，并最终于次年3月回抵顺化。

　　法国一直想在越南派驻领事，这样的路线安排给了法国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展现近代领事制度的益处。在使团途经的这些西方殖民地或受殖民帝国广泛影响的地区，但凡有法国外交部的派驻机构，其领事均会拜会潘清简使团，并协助其办理相关事宜。比如，在埃及时，当地领事便促成了使团与埃及国王的会面。当时法国驻亚历山大城领事与使团中的法国伴送军官李阿㖇(Henri Rieunier)一道先去见了埃及国王，而后“回述该国长意欲见钦使”。此举不仅向越南使臣展现了领事在外交公关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的会面中，埃及通过李阿㖇的口译向越南使团介绍了拿破仑

　　1798—1801年短暂占领埃及的历史，并展现出了一个上层社会西化的形象：“其言语衣服，该国长及其臣多如西方；民仍其国之旧服。”两天后，任职于埃及宫廷的法国教师带领三个王子与使团茶叙，并向后者介绍了王子同时学习法语、阿拉伯语和埃及“方言”的情况。

　　使团抵达巴黎后，法国政府先是以拿破仑三世正“巡往在外”，而后又以皇后在西班牙省亲，需待其回法后一并出席仪式为由，让潘清简一行等待近两个月的时间。虽难以确定如此牵强的理由是否巴黎有意为之，但结果就是在此期间法国外交部不仅安排使团游历了巴黎及其近郊的各处机构，还安排了土耳其、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大使、领事同越南使团进行正式会面。其中，土耳其大使更是为法国政府美言：“富浪沙国长才略与都城之丽，民物之富，西方亦罕出其右。”此外，担任使团翻译的海军军官何巴理(Gabriel Aubaret)、李阿㖇还向潘清简详细地介绍了西方近代领事制度。这些都是为未来在越南派驻领事做铺垫，可以看到，后来当越法双方真正进行修约时，法方便进一步向阮朝提出了在顺化都城设置领事的要求。

　　法国的这一使领馆网络的另一大好处在于，它以极其生动的方式给潘清简展现了英、法、西、葡殖民世界的“全景图”。除了上文提到的埃及的西化外，使团在法国驻新加坡领事的陪同下还了解了英国殖民该地的历史，“英人雇而有之，今四十五年……车驰电报，一如西方。”1839年英国占领亚丁，并将其发展为重要的支撑港口，法国人亦在此地设立领事。《西浮日记》为此记下一笔：当地“土人不服英人者，常俟其独行杀之。英人因设垒、列壁障、筑炮台”。潘清简使团在巴黎期间，法国外长德•吕斯(Drouyn de Lhuys)在家中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将越南使团引见给各国驻法使节，如西班牙、荷兰、美国、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瑞典，以及“新世界”的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可见既包括殖民帝国，也包括受这些帝国影响的广大地区。在使团面前，此举充分地展现了法国作为世界性帝国在殖民时代的地位及其试图将越南与世界相连的决心。

　　综上可见，虽然潘清简使团的目的是希望法国让出一部分既得利益，但法方并未因此怠慢、刁难使团。法国上至外交部长，下至各地领事官员、海军军官，反而以使团访问为契机，试图展示一幅殖民世界的图景，为日后可能的“合作”埋下种子。

　　(三)政治教育的成效与消失的“蛮夷”“左道”元素

　　事实上，法国在占领南圻三省后势必需要与当地官员、士大夫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李阿㖇上尉曾毫不讳言要以《西贡条约》为工具，对“安南王国的权贵进行政治教育(éducation politique)，以使其站在我们这一边”。此次使团所到之处，法国整个外交系统已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一次“政治教育”，其效果如何？或者说又再次给越南士大夫产生了哪些冲击？

　　对此，可以先看一下使团副使魏克憻留下的另一部使程文献《如西记》。这部手稿的缩微胶卷档案藏于法国远东学院，标题虽给人以“游记”之感，但实际内容却与此次使团行止毫无关系。若以今人标准，该手稿更像是一部“法国概况”，先简述了法国从起源到486年法兰克王国建立的早期历史，而后介绍了法国的宗教体系，并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16世纪至拿破仑三世时的法国外交史。

　　该手稿叙述最详之处莫过于“法国制度”：从议会到政府各部，再到军事兵制。尽管《如西记》从未给出任何引文出处，但可以明确的是，不具备外语能力的作者是绝对无法独自完成这样一部“法国概况”的。显然在访问期间，法国官员与使团中的译员(如何巴理、张永记等)为其提供了资料上的协助，这其实就是法国政府对于潘清简使团所施加的隐性的意识形态宣教。当魏克憻在手稿中写下“西方诸国，常以交好相维，亦以通商为利。不构大小强弱，皆交相缔结。于其都城，彼此互置住使”时，看似中立的文笔，却在用词的不经意间将近代领事制度描绘成了一副“天下大同”的模样。这何尝不是如李阿㖇上尉所希望的那样，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法国这边”了。

　　同样，在《西浮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个法国“政治教育”的成功案例。当潘清简使团从法国回抵西贡时，交趾支那总督拉•格兰迪埃(Pierre-Paul de La Grandière)设宴款待，宴会后其令属下带使团参观法国人开办的孤儿院“幼学场”。在参观完之后，使团中一位名叫阮弘的随员即向潘清简请示，希望留在该孤儿院学习与工作。此外，如果将《西浮日记》与过往越南使臣的燕行文献、南洋公务文献对照来看，更能发现越南士大夫在面对近代化冲击以及法国外交系统的“政治教育”时微妙的心态变化。

　　在过往的对外关系中，越南最主要的外交对象是“北朝”中华帝国。作为属国的越南(安南)需定期向“天朝”遣使朝贡，由此诞生了一大批燕行文献。在此类文献中，越南使臣经常流露出“文献之邦”的自豪感。尤其是当清朝“蛮夷”入主中原后，越南士大夫更是自诩中华正统在“大越”。在前往南洋公务的使臣文集中也有类似的思想，越南官员以“蛮夷”称呼海岛东南亚国家土著，并认为当地的荷兰殖民者缺乏尊卑观念，“虽百般机巧，终囿于夷也”。这些都是其内心“华夷之辨”观念的自然流露。

　　然而，这种优越感在此次潘清简使团成员的多部使程文献中都见不到了。“蛮夷”字样及其背后的华夷秩序论在《西浮日记》中难觅踪影，副使范富庶所作的记景抒情诗集同样如此。如果说对于殖民帝国的态度是因“慕强”而自然转变，那么使臣在马来、爪哇、阿拉伯地区访问时对于当地土著的描述也没有像传统士大夫那样，使用一些带有贬损意味的词汇(如狡悍、桀骜等)则更能说明问题。这些被殖民地区与越南有类似的境遇，越南士大夫开始以“平等”而非“化外蛮夷”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文明。

　　另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对天主教的鄙夷。阮朝曾长期以“左道”蔑称天主教，虽然《西贡条约》迫使越南给予了传教自由，但士大夫内心的态度并不会骤然改变。应该指出的是，即便是潘清简，其对天主教仍然是没有好感的。法国军官的回忆录指出，潘清简曾对法方谈判团队中的越南人相当厌恶，但当得知后者是基督徒后反倒释怀了。因为在其眼中，这些信教的越南人已经是一些突破底线的人了。法国人了解这一点，因而当使团途经意大利时，伴送的法国官员便执意邀请潘清简前往梵蒂冈拜访教宗，希望其增进与天主教的互动。潘清简以未有事先安排，不能唐突访问为由，婉拒了这一提议，但最终还是派出了使团翻译、天主教徒张永记与教宗进行了非正式的会面。这一场景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从《西浮日记》里的表述来看，使团对天主教的叙述也完全摒弃了原先鄙视的态度。需要强调的是，这份内部报告是直呈嗣德帝的，完全可以直抒胸臆而不考虑法国人的观感。同样的，在副使魏克憻的《如西记》中，他也以中立的口吻叙述了基督教的教义以及该教在欧洲发展、分裂的历史，且并未参杂带有价值判断的表述。

　　可以说，使团在外九个月的旅程给了法国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来进行“政治教育”，而使团文献中记载的各种细节也确认了教育效果，这些士大夫心中原先的意识形态开始崩塌，曾经坚持的一些政治伦理、宗教观点开始被抛弃。

　　从《西贡条约》签约、换约，到阮朝单方面提出修约想法，再到潘清简使团访问法国，初入近代条约体系的阮朝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了其中的逻辑，试图反向利用这一体系来挽回一部分损失。面对这种非常之举，法国外交系统迅速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没有拒绝、怠慢潘清简使团的访问。相反，法方利用遍布世界的领事网络对潘清简使团的行程做出了目的性很强的安排，使得使团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被进行了“政治教育”。

二、修约主张下法国海军“知越派”的分裂

　　从历史的维度考察，殖民化并非同质且单一的，法国与越南内部对时局均有不同的认识。法国人很清楚当时在顺化有两派势力——以潘清简为首的“明智”的一方扮演了“光芒”(feu)的角色，扶大厦于将倾；而另一派则被“对欧洲人的仇恨蒙蔽了双眼”。类似的，具有压迫性的法国殖民势力一方，其内部的看法与利益诉求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都还没有就重启在亚洲的扩张达成共识。最后真正推动法国在印度支那扩张的主要力量还是海军，其一方面在寻求帝国的扩张，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壮大其部门本身。而海军中的几位对越南社会、历史有所了解的中层军官在这一过程中曾共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面对阮朝朝廷提出的修约请求时，这些“知越派”内部对于法国应在交趾支那实行哪种殖民形式出现了意见分歧，并直接影响到潘清简使团此次出访的最终效果。

　　(一)何巴理对殖民方式的态度转变

　　在此次潘清简使团修约过程中，法国方面给予最热心回应的人莫过于海军的何巴理。何巴理是军中有名的“知越派”，当初博纳尔在与潘清简谈判签订《西贡条约》的过程中，他就曾担任法方的译员。博纳尔在给海军与殖民地部部长的信中给予了何巴理很高的评价：“到目前为止，多亏有何巴理上尉……他在中文方面的知识，不仅帮助甚大，更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可见，何巴理在阮朝割让南圻三省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仅一年不到，何巴理便对阮朝的修约请求表现出了同情，并开始为修约一事奔走。从使团抵达法国土伦港时，何巴理便奉命迎接，而后出席了几乎所有使团活动。

　　何巴理拥有海军军官、外交官、汉学家(东方学家)等身份，而其中最后一个可能是最广为熟知的一个。他曾将两部重要的越南汉籍《嘉定城通志》和《皇越律例》翻译成法文，并编写了《越南语语法，附法越—越法简明词典》一书，为当时法国政坛、社会了解越南这一东方国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若只是强调何巴理在文明交流中的作用，那显然是忽略了其作为殖民军官的身份，而这一身份恰恰是最关键的。在刚列举的这三部书的封面上，其实都无一例外地标示了译者何巴理的军衔，及编译过程中的军方指示：“奉海军与殖民地部部长夏瑟卢─鲁巴(Chasseloup-Laubat)伯爵阁下之命发行。”只有在翻译纯文学性质的《蓼云仙传》时，何巴理才没有在封面上做类似的标注。基于这一背景，何巴理为这些书所做的“译者序”便成为理解其殖民思想的一手资料，对于了解潘清简使团修约过程中法国“知越派”的分歧有着重要裨益，而这是过往研究所忽视的。

　　《皇越律例》“译者序”的写作时间是1862年8月1日，即《西贡条约》签订不久而尚未换约之际，当时法国要面对的是在交趾支那(南圻)即将开始的殖民统治。《皇越律例》颁行于嘉隆十四年(1815)，将其翻译成法文，正契合了社会治理的需要。何巴理指出，因越南传统社会“普法”工作的缺失，使得“有罪的人总是对惩罚他们的法律或规则一无所知，人们只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他们犯了罪会受到什么惩罚”。有鉴于此，他决定将此律翻译成法文，一方面供法国殖民者学习参考，另一方面也希望尽快从法文再译为“安南白话文”(langue vulgaire annamite)，以消除原先士大夫对于文字和法律的垄断。

　　这一时期的何巴理仍相信法国能在南圻建立长久稳定的直接殖民统治模式：“如果说在殖民化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那就是尽可能按照被征服民族自己的法律和古老的习俗来治理他们。要缩小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只需时间就够了。”因而在“译者序”的最后，何巴理对既有殖民方针表现出了绝对的认同：“译者今天没有别的愿望，只是想帮助那些被赋予在中国边境建立法国殖民地这一艰巨而光荣使命的聪明的同志们。”

　　但是，当何巴理给《嘉定城通志》写“译者序”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863年7月1日，彼时潘清简使团刚登船出发不久，而有关修约的消息已开始在法国海军内部发酵。在这篇“译者序”中，就能明显感到何巴理殖民思想的转变。

　　《嘉定城通志》由大学士郑怀德于1820年编写完成进呈明命帝，由于越南长期战乱导致文献散佚，该书在当时即已是有关“越南南方的最完备的撰述”。何巴理在出版法语译本时对原书结构做了大幅调整，以使法国殖民者在阅读时能更方便地理解南圻社会，因而带有浓厚的殖民工具书色彩。然而，由于该书是关于南圻六省的地方志，而法国在《西贡条约》中只攫取了其中三省，并且拉•格兰迪埃在成为法属交趾支那总督后，弃用当地越南士大夫，将大量海军军官充任地方官员，造成社会紧张。因此，在“译者序”里何巴理对法国未来的殖民形势提出了“拷问”：“现在六省已然形成了一个完全同质的整体……我们要在其中的三省建立一个稳固的行政机构，而另外三个省仍在越南的统治之下，此绝非易事……南方各省巡抚能轻易地在不诉诸任何武力的情况下给我们制造巨大的麻烦。简而言之，这六个省已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界限分明的王国。窃以为，两个彼此不同的主人很难同时进行和平的统治。”后来何巴理在给外长的信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西贡条约》给了我们三个省，但让我们被敌人所包围。如果我们继而吞并整个交趾支那，那么安南王国将成为最令人头疼的敌人，各地都将发生叛乱。”

　　对于这种殖民困境，何巴理在“译者序”里委婉地指出了解决的方法。其倾向采取新加坡、香港形式的殖民，以占据远洋贸易的关键港口而非大片殖民地来为法兰西帝国争取商业利益：“欧洲巨大的商业力量如今似乎都想涌向远东地区，而由于(交趾支那)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土壤，它可以成为法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和正当的道德感召力的来源。”

　　何巴理殖民思想的转变使得潘清简使团在法国内部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者。拿破仑三世后来任命其为驻曼谷领事，负责与顺化朝廷洽谈具体的修约事宜。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此前博纳尔《西贡条约》的成果的放弃，因而何巴理与博纳尔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原本团结的法国海军内部开始出现分裂与内耗。

　　(二)“潜伏者”李阿㖇的舆论动员及其核心观点

　　相比于何巴理“背叛”了海军部原先的战略路线转而主张修约，其他海军军官大抵上仍强烈支持继续履行《西贡条约》。由于潘清简使团赴法需要法国海军的协助，因此其力量也渗透于使团的整个行程中。在随行的海军力量中，最重要的一位莫过于后来成为海军部部长，当时还只是上尉的李阿㖇。

　　“李阿㖇”这一名字在《西浮日记》中出现频率非常高。从使团抵达嘉定之后，其就被任命为伴送官，全程陪同并担任口译员直至使团完成在法国的任务前往西班牙。这使得李阿㖇能完全掌握使团的一举一动。在给保兰•维埃尔的《交趾支那的最初岁月》一书做序时，李阿㖇披露了一些潘清简使团的细节。可以说，从上船伊始，李阿㖇便做起了潘清简的思想工作，使他了解到法国是不可能放弃《西贡条约》所割让的三省的：“我们向他保证，他在法国会得到最富同情心和仁慈的欢迎。从而使他不再对我们放弃征服一事抱有任何的幻想。”

　　李阿㖇并没有继续随潘清简使团前往西班牙，而是在巴黎享受远征七年以来难得的假期。在1864年年初何巴理获得代表法方进行修约谈判的授权后，整个海军为之震动，各方的力量开始迅速集结与动员，以阻止法国同意越南赎回南圻三省。事后，李阿㖇将在巴黎的这场动员称为“对殖民地的敌人进行的一次‘合法的远征’(expédition en règle)”。而在这一过程中，李阿㖇特地化名“阿贝尔•H.”出版了两本关于交趾支那问题的小册子。二书分发给了有影响力的部长、海军将领、参众两院议员以及各大城市的商会，并最终进呈拿破仑三世。李阿㖇自信：“我们的小册子已经使陛下明白了这一问题。”

　　这两本书对于了解反对修约的核心观点及其策略十分重要。在题为《从法国利益的角度看交趾支那问题》的书中，作为“知越派”的李阿㖇充分利用了其对于越法关系史的了解。作者开篇回顾了1787年路易十六与阮福映在百多禄(Pigneau de Béhaine)主教的协助下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的历史，以及阮福映在统一全越后拒绝履行条约的事。李阿㖇称，日后嘉隆(阮福映年号)虽然实施了一些“浮夸与赞颂”的法令，但未能如百多禄以及整个法国所预想的那样在越南实现天主教自由。

　　这段叙述奠定了全书的写作基调——强调越南人的不可信赖。而嘉隆之后明命帝掀起的迫害天主教徒的浪潮更是让李阿㖇直接做出论断：“安南人都擅长隐藏内心真正的想法，有时候会装作慷慨的让步，但他们内心是充满骄傲和狡黠的，直到最后才显示出隐秘的决心，即一旦有利的时机出现，便会摆脱所有的约束独自行动。”李阿㖇希望以此来证明，阮朝既然能在《西贡条约》甫一签订就提出修约，那说明其本身就缺乏诚信，在此基础上若法国与其签订新约，也不能保证后者会安分履约。这同样也是其另一本著作《交趾支那问题的实际解决之道，即法国远东政策的基础》的核心观点之一。对于越南修约的提议，李阿㖇更是直接将阮朝朝廷比作“职业赌徒”：“他只是输了一部分财产而已，就跑到对手那里哭哭啼啼，像是他全输光了一样。他保证不会再赌，并试着从对手那里拿回他之前输掉的东西。”此外，嗣德帝支持张定在南圻三省发动反法斗争，也被李阿㖇用来进一步论证阮朝没有履约的诚意：“其在我们的领土上重新掀起、鼓动叛乱，并通过其神秘的影响使叛乱看上去只在局部地区出现，以证明这些人所厌恶的是我们的统治。”

　　作为使团伴送官，李阿㖇必须执行他的任务，但其内心对于修约一事极度反感，遂在使团回国后，便展现出了“真面目”。而修约请求先天背负着缺乏诚信的“原罪”，这恰恰被李阿㖇抓住并大做文章。法国本土发动的这场舆论战在后来何巴理谈判期间一直在延烧，成了制衡修约派的重要力量。

　　在法国政坛、社会对于远东殖民的各种多元的声音中，海军曾是最坚定团结的一派势力。然而，在面对阮朝不合常理地提出修约请求并派出潘清简使团后，海军内部意见分裂，然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嗣德帝的主张进行了回应。何巴理与李阿㖇这两位熟悉越南历史且精通当地语言的海军军官，其殖民思想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位对阮朝表现出了同情并对殖民前景产生了悲观主义的倾向；而另一位则对顺化表现出的失信态度大为不满。前者最终代表法国开始正式的修约谈判，而后者则将其不满转化为了加强殖民的原动力。无论如何，这一思想分歧的出现给法国在南圻的殖民战略带来了内耗与波折，可以说是阮朝提出修约后的一个意外收获。

三、修约谈判窗口的短暂开启

　　1863年6月使团陛辞时，嗣德帝曾对潘清简说：“若空去空回，或空去致死，何补于国？！”希望其不论如何也要为朝廷争取回一些利益。明晰时势的潘清简自知此行艰难，但又不得不为，因而登船之后每与李阿㖇谈及修约一事，莫不以无奈地叹息一声“再等等吧”结尾。然而，当轮船驶抵马赛，何巴理加入使团之后，情况开始有所转机。使团甫一抵法，《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便刊出报道，称越南将用8500万法郎赎回割让的南圻三省，而后法国媒体竞相转载。这很可能与之前何巴理在法国的前期准备有关。在《西浮日记》里有一条微妙的记载，在“9月17日条”下刚记述了前段时间发生的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之事，18日使团便在何巴理的带领下见了法国外长德•吕斯。而当时法国政坛正因为远征墨西哥与交趾支那所带来的巨大军费账单以及未来法国在南圻三省并不明朗的殖民开支而头疼不已。谈判的突破口就此显现，法国财长、外长成为潘清简修约谈判的“盟友”。在一份给驻西贡的拉•格兰迪埃将军的信中，德•吕斯直言嗣德的提议“与我们的利益完全契合”。而潘清简也观察到了当时法国外交部与海军部之间就赎回南圻问题长达一个月的讨论：“自恭录国书各款，该国大臣及水兵官属节次会议，几一月未能齐一。”

　　正是受到“交趾支那殖民成本过高”这一论调的影响，1864年年初，拿破仑三世开始考虑精简法国在南圻三省的机构规模从而节省开支。何巴理奉命在巴黎与潘清简商讨了新约的大体条款，余下事宜则留待其赴驻曼谷领事馆履新之后前往顺化具体谈判。可以说，在阮朝的外交努力下真在不可能之处砸出了一个缺口。那么谈判短暂开启期间，阮朝传统的历史经验是如何影响其谈判策略的？而法国又会做怎样的应对呢？

　　(一)宗藩体系经验的草蛇灰线

　　不可否认的是，原先宗藩体系下的许多外交惯性依旧影响着阮朝的对法外交，即使中国已进入“近代史”，越南仍以其为师，参考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及至此次有关赎回南圻割让三省一事，朝廷在潘清简出发前拟定协商各款事宜时，就援引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赔银之后交还广东省城的案例，希望以此说服法方同意：“观之英吉利与清国和款亦取赔银，交回广东省城，其处义两得，想贵国亦有同然。”而对于法方主张的派驻领事的做法，阮朝在拒绝的同时所提出的替换方案也很难说没有原先宗藩体系下定期朝贡的影子：“至如两国钦使进京，初次互交，本国重违厚意，姑依此办。若每次问安亦必进京，则使部跋涉，不免艰劳。这款问安拟应定以五年或十年，俾有程限。”

　　在传统的儒家政治伦理中，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人伦关系的延伸，宗藩关系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一种“家长式”而非相互竞争的等级制度。如今在面对法国这个可能的新“家长”时，嗣德帝在策略上使用了儒家的孝道希望感动法方。葛素兰(Charles Gosselin)上尉在其书中就记载嗣德帝曾谈到的另一个令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赎回三省的理由——其母亲出生于该地的塸䲲(Gò Công)市社，绍治帝的母亲也类似。因而，“守住祖先骸骨安葬之地关乎皇帝的荣誉”。打“亲情牌”对法国人显然是不会奏效的，葛素兰直接评论道：“嗣德不知道的是，对于我们欧洲政府来说，当面对政治考量时，感情问题是多么无关紧要。”以上这些都是宗藩体系经验在此次谈判中的草蛇灰线，而若论表现最明显之处，则莫过于赎金数额谈判。

　　(二)“在商言商”逻辑下的谈判困境

　　在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经验中，弱势一方在表面上向实力强大的一方称臣纳贡，以获取对方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大度让步，这是长期以来作为属国越南的生存策略之一。因而，此次在与法国的谈判中，阮朝也很自然地以类似的方式希望获取对方的让步。但条约体系的运行逻辑终究还是“在商言商”的，所以双方在南圻三省赎金问题的谈判上遭遇了困境。

　　1864年春潘清简使团回国后，便将与何巴理在巴黎商定的“新约”各条进呈嗣德。当时廷议就认为其中第19条规定的三省赎金过高(赎银3年内每年50万元；满3年后，常年每送333333元)。已经致仕的大学士张登桂主张以“民贫财匮”为辞请何巴理重新考虑，如果对方不肯，则该数额“诚难堪受，断然不从为是”。这种一味否定又毫无建设性可言的意见引起了潘清简的不满。因此，在何巴理抵达顺化，朝廷再次遴选谈判使节时，潘清简坚辞并干脆推举张登桂：“遭此多事，须得柱石大臣如张登桂者当之，方期妥济。”嗣德帝看出潘、张二人不合，但仍任命潘为正使赴任。

　　6月，经与潘清简商议，何巴理同意将新约第19条内三省的赎银数量减为每年333333元，以四十年为限，共13333320元。与前一方案相比，四十年内所需赎银总数略微下降4%(原先为13833321元)，且四十年后就不必再付赎银。但这一方案顺化仍然难以接受。当时六科给事中、集贤院、起居注、部院馆阁诸属员皆上密疏，认为如此修约还不如遵守原先的《西贡条约》，至于赎还三省之事，“姑俟后图”。何巴理在给外长的信中坦言，此次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在经过十天最漫长和最热烈的讨论后，这个条约才达成，其间我曾数次严肃地要求中断会议。”

　　何巴理十分了解顺化的财政困境，其预测越南或将成为“最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但最初法国同意修约谈判的基础就在于越南赎回三省的费用可以用来改善法国本土的预算僵局，因而顺化对于新约第19条的坚持也使何巴理陷入尴尬的境地。经与顺化协商，何巴理将第19条留白，待日后另订条约单独签署。而嗣德帝鉴于何巴理在赎金让步问题上所拥有的权限不够，最后更是决定绕开如此“亲越”的何巴理，直接给拿破仑三世写信。在信中其强调“本国偶值连年兵荒，府库未得充裕”，三省的赎金实在难以承受，“若不以情相告，将来不能依限办清，难免失信”。有意思的是，嗣德帝终于担心起“失信”来了，殊不知修约这一行为本身就已被那些反对修约的法国人定性为“失信”。

　　(三)法国海军部的强力坚持

　　当初潘清简使团出发赴法经停西贡时，当地的法国人并没有把修约当一回事，因为谁都没有料到这种甫一签约就修约的行为会得到巴黎的认可，但当1863年年末法国真的开始讨论修约的可能性时，西贡方面感到异常震惊。除何巴理外，其他在西贡的将领与中层军官大都强烈反对修约，因而其回应也最为激烈。

　　这一时期巴黎内部之所以会出现支持修约的意见，主要在于法国本土对未来还需在交趾支那(南圻)投入多少资源缺乏安全感。因而在西贡的海军便试图竭力证明：从经济、政治上来讲，占领整个交趾支那并赋予其“殖民地”的地位远比仅占有该地的几个港口然后推行“新加坡模式”对法国要更有利。

　　日后参与到湄公河勘探的安邺(Francis Garnier)在1864年出版了一本题为《1864年的法属交趾支那》的小册子。在书中安邺利用其在当地殖民政府工作的便利，列举了政府的收支数据，以证明交趾支那在该年已经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同时，他还指责法国本土的报纸对远东的情况存在很多常识错误，并在这些错误的基础上做出了片面的评估。而海军上尉安萨(Ansart)更是以1864年可观的大米出口额以及税收数据，将交趾支那比作一只“真正的会下金蛋的鸡”。而在巴黎的李阿㖇也继续联系法国本土的各大报刊，通过舆论战的方式来为反对修约造势。

　　潘清简使团以及修约谈判给在西贡的法国人带来的另一个巨大困扰在于，南圻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当地无法获得稳定的发展空间。当时交趾支那临时总督拉•格兰迪埃对于这一点体会尤为深刻，因而其反应也最为强烈。他在多封信中直言：“当地人因流传的谣言而感到震惊，其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感，因而不再表现出自年初以来的那种良好的态度。”“法国与顺化朝廷签订新条约的消息使安南的士大夫重新燃起了狂热的希望，并在那些已经开始习惯于我们的统治、我们的司法以及只愿和平与安全的民众当中引起了动荡。”在策略上，拉•格兰迪埃加快了对于柬埔寨的侵略，进一步确立了法国在该国的保护权以强化越南南圻的稳定。李阿㖇在巴黎也指出，必须尽快在南圻三省恢复当地的信心，这样才能安全地开展商业活动，增加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来往。

　　1864年6月到7月，不仅顺化没能接受新约，更令何巴理尴尬的是，同一时间随着南圻各省的叛乱持续扩大并威胁到了殖民政权，原本支持修约的外长德•吕斯也转变态度，开始相信海军方面对于顺化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认为即使签署新约也不会得到认真履行。谈判的搁浅令何巴理对未来的形势十分担忧，在给海军与殖民地部部长夏瑟卢─鲁巴的信中，他直言：“必须做好在我们的省份发生严重的叛乱，以及所有在安南王国的基督徒都遭受最残暴的迫害的心理准备。如果认为大多数安南人希望留在我们的治下，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形势已非何巴理可以控制，最后，外长命其暂停条约的谈判，回到曼谷。当年11月，根据南圻三省上报的最新经济数据，夏瑟卢─鲁巴就交趾支那问题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进呈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帝也因此彻底打消了让阮朝赎回三省的念头。三年后，南圻剩余三省也被法军占领，潘清简无力阻止因而自杀殉国。当年同行赴法的副使范富庶在挽词中写下“千载机来却遗恨”，对于修约功亏一篑而扼腕叹息。

结语

　　1862年《西贡条约》签订后，被迫卷入殖民浪潮的越南在西方的冲击下，外交框架开始逐步从原先的宗藩体系转向条约体系。虽然越南未能从中国类似的困境中找到切实有效的自保之道，但其自认为掌握了条约体系的运行逻辑，于是尝试通过修改“旧约”来争取利益。面对阮朝的这种甫一签约就修约的非常之举，法国也是始料未及，因而同样在摸索回应的方式。在护送越南使团访法的过程中，法国外交系统不断根据自己设计好的安排来展现自己在世界范围的实力，并对越南士大夫进行“政治教育”，力图使越南融入殖民世界。

　　越南以“修约”为回应的做法使得原先法国国内支持殖民战略最坚定的一派——海军出现了内部分歧，这说明了殖民势力内部的异质性与不稳定性。潘清简使团在法国的财政困境上成功找到了修约谈判的突破口，于是在“知越派”何巴理的运作下协商赎回割让的南圻三省，并促使法国将在越南的统治方式变为“新加坡—香港模式”。但是，当谈判真正开启时，阮朝过往在宗藩体系下获得的外交经验却成为制约谈判继续推进的重要因素，并最终使得同情越南的何巴理也未能在狭小的谈判窗口打开时真正帮助到阮朝。

　　同时，虽然修约这种外交行为看似顺应条约体系的逻辑，但因操之过急，先天缺乏诚信，因此副作用也很快显现。强烈反对修约的“知越派”开始深挖过去越法关系史中越南的种种“劣迹”，以证明即使此次答应修约请求，阮朝依然不会安于新约。而嗣德帝暗中支持民众起义反法的消息，使得原先对修约尚存一丝同情的法国外长也转而反对何巴理继续与越南谈判。

　　此次修约作为越南近代历程中的一次外交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也并非一无所获，毕竟法方确实一度批准了修约谈判。作为殖民势力的法国，在受到越南的反向冲击后，也开始重新思考殖民方式。宗藩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向必然伴随着双向的冲击与回应，而非单向度的改变。

　　（注释略）

　　（作者：钱盛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