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勇：“珲春事件”与日本推行地缘扩张战略的尝试

内容提要：延边地处中国吉林东部边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俄战争后，东亚国际形势激变，其军事价值愈发凸显，日本觊觎已久，企图伺机控制。朝鲜“三一运动”爆发后，延边随之爆发了“三一三运动”，为清剿韩人反日武装维护朝鲜殖民统治，更为推进对华地缘扩张，日本利用马贼两度袭击自己驻珲春的领事分馆，借端出兵，发起“庚申年大讨伐”，制造了数起血腥惨案。“珲春事件”爆发后，日本不断增兵，企图以武力推进对华扩张的地缘纵深，但遭到了中方的极力抵制与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见强占尚不现实，遂决定有限撤军，转而以外交手段来展开索赔交涉、推进地缘扩张。日本一边与北洋政府谈判，一边诱迫奉系军阀张作霖妥协，企图把地方性质的“日奉交涉”升级为双边性质的“日中交涉”，但遭到了北洋政府的强烈反对，奉系的对日妥协也遭到了全民谴责，交涉几起几停，最终成了悬案。尽管在中方的抵制与国际社会的牵制下，日本推进地缘扩张的武力尝试与外交行动皆告失败，但却顺利达成了“明撤暗留”的战略目标，这为日后中国东三省的国防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关键词：日本　北洋政府　珲春事件　庚申年大讨伐　地缘扩张战略　中日关系

　　“延边”一词最早见于1913年的《吉林地志》，即吉林延吉道之边疆，清末民初亦称“延珲诸边”。北洋时期延边的地理范畴包括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自古便是我国领土。清末日韩单方面挑起主权争议，擅自把四县称为“间岛”，亦泛称“东满”。四县之中，珲春位居首隘，濒江临海，四国通衢，东北方与俄接壤，东南方与朝鲜半岛仅一江(图们江)之隔，是日本由海路入满的唯一门户，也是其试图构建“环日本海地域社会”的战略重镇。为攫取延边，日本勾连珲春及周边马贼两度自袭珲春分领馆，挑起“珲春事件”(史称“珲案”)。事件甫一爆发，日本便借端出兵、入侵延边，发起“庚申年大讨伐”，延边各县惨遭蹂躏。

　　“珲春事件”是日本以武力推进地缘扩张、以暴力拓展地缘纵深的一次战略尝试，是研究一战后国际秩序重塑时期中日关系的重要一环，不仅涉及北洋政府维护主权的国际环境与日本政府对国际关系的研判，同时也影响华盛顿会议后东亚格局的走向与日本地缘扩张战略的转向。但对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历来关注甚少，在以“间岛问题”交涉为主线的叙事逻辑下，“珲春事件”往往被有意无意忽略。一定程度而言，过往学界对“珲春事件”的认知是依附于“间岛问题”研究的。虽偶有学者涉足，但囿于档案限制，在事件的认知深度上尚未取得明显进展。日本学界虽有一些所谓“实证”研究成果，但因史观限制，立场舛误，大为淡化了日本入侵延边的行径，甚至有为日军“大讨伐”进行辩护的错误倾向。

　　若适当调整一下视角，把“珲春事件”放到一战后东亚格局逐步逆转这一大势中来做系统考察，会发现有诸多问题尚待澄清。“珲春事件”时值一战后国际秩序重塑时期，日本出于何种战略考量而费尽心计制造事端入侵延边？“珲春事件”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存在何种战略关联？华盛顿体系形成后，日本在善后交涉与撤军谈判上采取了何种策略，这些策略又隐藏着怎样的战略伏笔？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深化对日本的地缘扩张、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环日本海贸易体系建构等重大问题的理解。本文使用中日双方原始档案，拟对日本制造事端的政治动因进行深入考察，系统剖析北京政府及奉系军阀与日本军政两界之间复杂激烈的外交博弈与政治交锋，以及日本在中方抵制与国际关系牵制下采取有限撤军的战略考量，揭示日本连续制造事端、以讨伐“韩党”为由入侵延边、以暴力推进地缘扩张的政治诉求及其侵略实质。

一、日本制造“珲春事件”的政治动因

　　1910年8月29日，《日韩合并条约》生效，日本对朝鲜展开殖民统治，组建了“日本朝鲜军”(下称“朝鲜军”)，以镇压反日运动，维护殖民统治。在日本高压下，大量韩人逃亡到中国延边地区。1911年逃亡延边的韩人为12.6万人，1918年为21.45万人，1920年年初升至30万人。不堪殖民压迫的逃亡韩人在延边展开反日武装运动，规模逐年壮大。这让日本政府如鲠在喉，朝鲜军参谋部认为：“不法韩人在中国地方官宪、英美传教士及苏俄势力庇护下，屡次策划反日运动，短短几年便把延边发展成了反日大本营，若不及时剿除，他日势必滋蔓难图。”

　　巴黎和会后，受威尔逊主义与民族自决潮流的影响，朝鲜反日运动更加高涨。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独立运动，流亡韩人纷起响应，掀起了跨域性的反日运动高潮。“三一运动”爆发后，延边也随之爆发了“三一三运动”，黄丙吉在珲春建立了独立军，金佐镇在和龙组建了军政署，其他人则成立了光复军、国民会、义军团等，招兵买马，屡次“入朝袭日”，日领馆武装警察数次出动但皆以失败告终。1920年上半年，光复军由珲春入朝与日军交战78次，袭击日警署56个，击毙日警95名。这让日本政府如芒在背，屡次提请中方助剿，但为北京政府婉拒。于是便退而要求吉林方面协剿，但吉林省长徐鼎林表示所谓“不法韩人”乃日韩间的政治问题，中方并无剿讨之理。吉林督军鲍贵卿虽在原则上同意共同搜查图们江两岸的“不法韩人”及马贼，但又表示此事应由日本领事与当地官宪协商。见北京政府与吉林方面皆无意助剿，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便指示“间岛”代理总领事堺与三吉要求延边地方官宪助剿，但为延吉道尹陶彬所拒。内田遂指斥：“中朝反日派结成‘互助社’，企图联合直系搅乱东三省，趁机驱逐日本在满势力。”为维护朝鲜殖民统治，日本亟欲侵占延边，但并无出兵之由，只能“觅造”机会。

　　此外，延边濒临日本海、沃野千里、森林茂密、物产丰盛，不仅农牧业发达，而且矿产资源丰富，煤炭、沙金、银铜含量极高。对日本而言，若能全面开发，再与锁钥之地清津连为一体，不仅可以大幅推动朝鲜经济发展，而且还将全面推动“环日本海地域社会”的建设进程。“环日本海地域社会”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拟重新“修正”国境线，开发环日本海铁路系统、贸易体系、都市群及耕地链，脱出有限之“里日本”、构建无限之“外日本”的地缘扩张战略。该战略最重要的两环为“环日本海铁路系统”与“环日本海贸易体系”，而延边正好是环日本海铁路西线的必经之地。吞并朝鲜后，日本政府便准备把清津至会宁的轻便铁路改筑为常规铁路，南延至延边的行政中心局子街，再横贯整个延边，进而连通吉长线，以打开陆上通道，运输从吉林东部及朝鲜北部所掠物资。局子街不仅是环日本海铁路西线的必经之站，也是环日本海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据“间岛总领馆”的部分统计，1906年局子街的日货输入额为33万吊，1907年为79万吊。日本制造的火柴、棉布、清酒等皆由局子街中转，再散往各地。在对韩贸易中，八成以上的日货亦是经延吉经济中心龙井村销往清津。同时，延边出产的大豆、小豆、豆油等也由局子街以“易物贸易”的方式被源源不断地掠往日本。随着日本对延边商贸权的垄断，经由龙井村中转的环日本海贸易额成倍增长。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量韩商涌向了延边，以低价韩货对冲日货，韩贸占比逐年攀升。在1917年的珲春外贸总额中，韩贸占比高达73.4%。这让日本十分不满，亟欲维护环日本海贸易的主导权。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对天宝山(局子街与敦化间)丰富的银铜矿觊觎已久。1915年12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借“二十一条”谈判之机胁迫袁世凯同意“联合”开采天宝山。由是，局子街便成了日本输出天宝山矿源的始发站。为运输天宝山银铜矿，日本急于敷设天宝山至图们江对岸上三峰的轻便铁路。1916年12月，在日本操作下，“日中合办天图轻便铁路公司”成立。1918年3月，日本开始敷设“天图线”，但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交通部遂令停工，后经驻华公使林权助多次斡旋曾一度获得北京政府“谅解”，但吉林官民仍竭力反对。日方虽欲强行开工，但在吉林官民一体的全力抵制下无果而终。1920年年初，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屡训驻华公使小幡酉吉迫中交涉，但北京政府交通次长姚国桢以“从未有中外合办经营之先例”为由直接拒绝。这让日本政府十分不满，亟欲觅取口实，推进“天图线”敷设。

　　如上所述，对日本而言，若能攫取延边，一可维护朝鲜殖民统治，二可掠夺吉林东部丰富的矿产资源与农牧产品，三可稳固环日本海贸易、推进环日本海铁路建设，四可随时驱逐苏俄在满势力，战略意义重大。为攫取延边，1920年年初，日本陆军省改订了向“北满”及俄境派遣第十三师团的既定计划。日本原本打算先出兵“北满”驱逐苏俄势力、再镇压韩人反日势力。但朝鲜反日运动的升级让日本改变了计划，决定先镇压在延边的反日韩人，同时借机拓展对华扩张的地缘纵深。1920年7月20日，原敬内阁决议觅机出兵延边。8月15日，阁议出台了“间岛讨伐计划”，将珲春、延吉、和龙、汪清四县及毗邻的安图、东宁两县皆列入了“大讨伐”区域。20日，陆军省密令浦潮派遣军向草帽顶子、土门子、三岔口、罗子沟等要塞各出动1个大队策应朝鲜军展开“大讨伐”。由是，日本军政两界制订好了入侵延边的地缘扩张计划，只待口实的“到来”。

　　为获取口实，日本把“招抚战略”用到了极致，暗中招抚一切可以招抚的势力，以便从边而入、破坏“敌方”防御。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就多次招抚并武装东三省马贼，通过浪人组织混编为“大东亚义勇军”，用以破坏西伯利亚的军事设施。为攫取延边，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便组建了由奉天总领馆牵头、由驻满各领馆与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组成的马贼调查团，对东三省马贼进行了全面调查。据调查，各路匪首共113名，匪徒21680名。其中，延边匪首33人，匪徒8720人，足有6个大队的编制。于日本而言，若善为利用，不仅可以补充边缘兵力，而且还可以从内部渗透、混淆视听、制造事端嫁祸中方。东三省马贼，虽为中国人，实为日本所豢养，日本人勾通马贼私运军火已成不宣之秘。为觅造“良机”、获取出兵借口，朝鲜军司令大庭二郎很早便密派警务局长丸山鹤吉以重金收买了珲春匪首“长江好”，又通过“长江好”收买了老黑山匪首“镇东”及“镇中华”，为其提供枪械及巨额金钱，以攻陷珲春商埠地，造成出兵口实。

　　日本政府在通过驻满领事机构、朝鲜总督府警务局暗中招抚马贼的同时，还通过“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对吉林陆军在延边各县的驻防情况、军事设施、武器装备、战斗力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吉林总领事森田宽藏也于1920年年初牵头完成了对延边驻警的秘密调查，这为日军入侵延边提供了充分的情报支持与战术预判。1920年5月28日，朝鲜军参谋部基于“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与森田宽藏的秘密调查，要求陆军省在现有基础上再向延边增加三倍警力，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即令朝鲜军司令大庭二郎大幅增警，以推进“领事警察”的内部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在延边的警备格局。诸事俱备，尚欠“良机”。为获取出兵口实，日本利用马贼挑发了“珲春事件”。

二、“珲春事件”的两度爆发与“庚申年大讨伐”

　　1920年9月12日凌晨5时许，约300名马贼袭掠了珲春分领馆。马贼袭击目标乃日领馆，但日本人毫发未损，中方却伤亡惨重。珲春官署被抢钱款41万余吊，华商被抢钱款1378万余吊、损失货款868万余吊，官署被焚8间、商埠266间，军警死亡5人、伤3人、被掳11人，而日本军警商民房宅并无任何伤亡损毁。据北京政府实地调查，来袭马贼“所用枪械均系日本最新产品”，但日本却随即谴责中方剿匪不力、护侨不周。

　　“珲春事件”爆发后，朝鲜军便频频派兵潜入延边各地，以“地理勘察”为名进行“抵近侦察”，并进而变“抵近侦察”为“抵境侦查”，为再造事端深入布局。9月19日，朝鲜军第19师团步兵第62联队中尉栗本孝义以“缉查韩匪”为由率三十余名日兵驾15辆车由俄境潜入东宁，欲入老黑山，但遭当地官民力阻，遂暂扎营于城外。吉林督军鲍贵卿称日军此举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要求即行撤走，并令东宁县知事及驻防营长阻止日军进犯，同时与日本领事郑重交涉。吉林领事森田宽藏多次要求鲍贵卿予与方便、勿阻日军“缉查”，但遭鲍严拒。栗本小队遂化装成老百姓秘密潜入三岔口，后经佛爷沟进入敦化榆树川，适时老黑山匪首“镇东”与额穆匪首正率部盘踞于此。栗本小队兵员不过三十余名，但竟驾车15辆，远超所需，除探查进攻路线外，不乏与匪首里应外合、密运马贼出山之嫌。

　　10月1日下午4时左右，老黑山匪首“镇东”率部潜入珲春城外青沟子，其后再由青沟子向关门咀子、英安河及珲春西北向有序挺进。当日，“间岛”代理总领事堺与三吉遣使至图们江对岸的庆源守备队商讨炮轰珲春事宜。当晚12时许，该使穿过图门江抵达庆源守备队驻地，要求庆源守备队长做好炮轰珲春的准备。10月2日凌晨3时50分，庆源守备队长特遣10名军曹紧急赶赴珲春。40分钟后，“珲春事件”再度爆发，约300名马贼再袭珲春分领馆，日方死亡11人(其中警员2名、警察署长佐谷武朝当场死亡)、伤11人，馆舍大部分被毁，侨舍被焚11户。而据中方档案记载，来袭匪团马步兵共六百余人，携机关枪2挺、洋抬枪十余支、火炮1尊，一股由西攻入商埠，一股由东门入城，吉林工兵营随即会同日警极力堵击，珲春知事即派警察在日领馆防护。尽管如此，日本仍责难中方保护不周，借题发挥，以最小伤亡代价换取出兵口实，擅动重兵侵犯我国主权。

　　当日下午2时，朝鲜军司令大庭二郎便下令即刻出兵。4日，朝鲜军步兵第38旅团司令部、第75联队、第78联队第3大队、骑兵第27联队第3中队、野炮兵第25联队第2大队、工兵第19大队第2中队等全面进占延边。日军进占延边三日后，原敬内阁方以“讨伐韩匪、保护侨民”为由出台出兵决议。但原敬内阁出兵延边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剿匪，而在于推动因“间岛协议”久悬未决而“停滞”的地缘扩张步伐。正如“大讨伐”开始后朝鲜军参谋长大野丰四所言：“虽然间岛派遣军已荡平既定讨伐区域，但并未发现韩匪踪迹，这必将使‘剿匪屯兵’的理由再难成立，故只有设法让外界诸国相信仍有大批韩匪盘踞于延边各县，我军方有继续驻留之由。”显然，日本出兵延边意不在“剿”而在于“屯”，即拟以“既定事实”长期屯兵吉林东部，以夯实对华扩张的地缘基础。

　　为获取国际舆论支持，事件甫一爆发，日本政府便极力归责北京政府。外务省向路透社等驻日西方媒体宣称已向北京政府一再警告，并多次要求给予日本人以相当之保护，但中国政府始终不认为有危险，并拒绝日警协助，方增长了匪徒声势，使扰乱区域日益扩大蔓延。并且袭击珲春的匪徒中显然有身穿制服之中国兵士，日本政府对此种行为断难默认。但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在致内田康哉的秘电中却明确提出根本就没有任何中国兵士伙同匪团来袭的证据。不言而喻，外务省此说显然是栽赃之词。为使出兵“合法化”，局子街分馆主任川南省一甚至在吉林陆军第二混成旅第十团团长孟富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其做了“请求”日本出兵的表示：“鄙人自知兵力薄弱，无法保境安民，除仰仗日本出兵外别无他法。目前姑且不论外交问题，只望日军火速到来。”咸镜北道知事甚至诬蔑驻防珲春的吉林陆军已全部投靠马贼团，驻地已无一兵一卒。日本各报纸也捕风捉影，意谓马贼团中有我军人行迹。在日本各方势力的深度发酵下，出兵日趋“合法化”。

　　在取得预期的发酵效果后，日本便开始由朝鲜大规模增兵，同时从本土增派宪兵若干，架设横跨图们江两岸的通信系统，并以飞机、军用信鸽等弥补延边的交通与通讯不便。从浦潮撤回的干涉俄国革命的第14师团步兵第1旅团也随即转赴珲春。事发不过三日，日本便连续调集1.5万正规军由朝俄入境，大规模入侵延边。据资料记载，一日间发至延边的马步军队便有二千余名，日军入城后即刻设立无线电机、军用电话，各城门派兵荷枪站岗，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在实际出兵多日之后的10月14日，日本外务省才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交出兵照会，其官方喉舌《朝日新闻》随即宣称：“外务省于14日发表出兵原委并公布此后之方针，可谓至当之办法，日本不能不坚决主张自卫之权利，中国政府虽不承认日本是为自卫起兵，仍按原定方针派兵前往。”截至10月15日，日本由朝鲜进入珲春兵力为6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2个工兵中队(8门山炮、4架战斗机)，由浦潮入珲春兵力为6个步兵大队，由俄属毛口崴入珲春兵力为1个步兵大队、骑兵炮兵若干，由三岔口入汪清兵力为1个步兵大队、3个骑兵中队、1个工兵小队，由宁古塔而来兵力为3个步兵中队，由旅顺而来之关东军兵力为1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延边各县。

　　日军全面进占延边后，山田支队、矶林支队、木村支队、东支队等随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大讨伐”。10月12日，山田支队对头道沟、二道沟等地发起了第一次大扫荡。13日始，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以“协同护卫”为由连续派警进入珲春。此举大有扩张行政权之嫌，但朝鲜总督斋藤实却称：“本府警察在珲春并非单独行动，而是协同护卫各支队展开讨伐，绝无扩张行政权之意。”同日，咸镜北道警察也随之进入珲春。22日，矶林支队、木村支队、东支队，以及从西伯利亚撤回的第11师团土门子支队、第13师团的羽人支队发起了第二次大扫荡。29日凌晨，日军第15联队血洗獐岩洞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獐岩洞惨案”。日军一入村庄，便强行把耶稣教信徒及全村群众集结在一块，将青壮年圈在礼拜堂里纵火焚烧，如有出逃者，就开枪击毙，再不死就用刺刀刺杀或用谷草盖上，然后浇石油点火烧死。日军所至26座村落全部被焚，145名百姓被枪杀。十余里獐岩洞村被日军一把火烧成空地，牛马鸡犬一无所留。

　　据查，仅至11日，大拉子一村华民被击毙者8名，房屋被烧5户，垦民被毙烧者30名。托盘沟一村落二十余户被焚烧罄尽，10岁以上男丁尽被枪杀，孀妇幼小暨所养牲畜皆被掳去，其他村落毙命者、被掳者、被烧者不可胜计。日军每至一屯便将男女圈在一起，或枪杀或火烧或炮轰或活埋。奸淫妇女后即用枪刺或穿胸洞腹、或刺乳斩头，若有妇女未经烧死焦头烂额由火中奔出，便复用枪刺死挑掷火中焚烧。日军所到村屯，不分良莠任意捕杀，甚至枭首割耳，施以酷刑，凶横直无人道。延吉道尹陶彬多次照会日本领事，要求转知日军不要杀害良民，但日本领事惟称此系军事行动，领馆未便干预。

　　日军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戕害华民垦民及焚烧房屋抢掠财物各惨案竟达27起之多。据延吉道尹公署部分统计，日军仅在珲春县城就枪杀华民24人、导致财产损失24万余元，枪杀垦民324人、导致财产损失100万余元。“大讨伐”期间，日军展开了惨无人道的“焚杀竞赛”。据朝鲜军第19师团的部分统计，截至11月2日，日军第73联队焚毁民房150户、第74联队74户、第75联队76户、第76联队125户、骑兵第27联队83户、野炮兵第25联队27户。截至12月20日，各支队在“焚杀竞赛”中枪杀百姓494人、逮捕607人，焚毁民房541户、学校25所、英国教堂1个，烧毁兵营21个。

　　朝鲜军第19师团与延吉道尹公署的统计数据相差甚远，刻意隐瞒了大肆屠杀华垦民的滔天罪行。迄今为止，在“庚申年大讨伐”中遇难的人数及损失仍不完全明确。在日军的无差别血洗下，珲春处处白骨露野、尸横遍地，延边各县断瓦残垣、几成废墟。珲春的韩人反日武装“韩民会”被日军彻底清除，汪清的“军政署”“国民会”“督军府”等被连根拔起，和龙的洪范图、金佐镇部被东支队全歼，兵营武校全部被焚。通过“庚申年大讨伐”，日本不仅维护了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夯实了“环日本海贸易体系”的地缘基础、加速了因“间岛协约”久悬未决而“停滞”的地缘扩张步伐，还借机推进了在延边各县的警备、教育、卫生、金融等扩张机构的建设，大幅拓展了对华扩张的地缘纵深。

三、中方的坚决抵制与善后交涉的数度僵滞

　　日军入侵延边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激起了全民抵制。局子街工商界学生界旋即派代表到吉林、长春、北京等地，揭露事件真相，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吉林省议会随即要求国务院严重交涉，速令退兵，勿稍让步。延边公民团体联合会急电国务院，称日人借端进兵，在延、珲、和、汪四县种种行为大违国际公法。南京学生联合会谴责日本借口韩党作乱，自由进兵，强占交通机关，蹂躏父老兄弟。陕西教育会要求外交部极力坚持，勿稍退让。新疆省议会宣称若不誓死抵抗示以决心，不惟青岛之续复见于珲春。奉系军阀张作霖事发后便致电北京政府，称日军擅入国境侵我国权，必须积极阻止。直系军阀吴佩孚也向各巡阅使、督军及省长通电，呼吁全国极力抵制。

　　但日本对此毫不在意，企图以武力强逼中方承认其入侵延边的合法性。10月6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照会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要求承认日军在延边的行动自由。张作霖遂急电颜惠庆，表示：“当将日本派兵一事严为拒绝，奉省现已派劲旅赴吉助剿，吉省亦必严重防剿，惟愿中央坚持交涉，万勿轻予承认。”关东军参谋长浜面又助听闻后，便由旅顺来奉，劝张“务必谅解日本派兵过境实因事出紧急，故不及先取同意”，但张称“日军骤然过境断难予以承认”，浜面遂威胁“出兵已成事实势难中止”。为防日本再度增兵，颜惠庆接电后便紧急照会小幡：“已责成吉林省军政长官督饬地方军警驰往切实剿办，饬加意保护外侨。该省督军已派重兵前往跟踪追剿，此兵力足以维持秩序，贵政府须将派遣军队之举即行作罢。至于贵国已到之兵，务请按照贵公使所称，一俟地方平靖便即行撤退。”

　　虽然北京政府外交部多次向驻京日使要求撤兵，但日军并未撤退，反持续增兵增警。10月17日，朝鲜军东旅团长亲率12个中队增援珲春，大幅优化了日军在珲春的兵力配置。11月4日，日本再度增兵，由三岔口及俄属毛口崴向珲春进兵，除已入境的众多兵员外，其取道毛口崴者1.5万人，之后又加派1万人并拟由该处修造铁路直达珲春。同时，日本还借机大幅增警，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延边各县的警备格局。珲春分馆主任秋洲郁三郎声称：“珲春警备不力，中方新增兵力亦未到防，为保护帝国臣民生命财产安全，只能采取非常措施强化警备。”赤峰总领事北条太洋亦称：“前为珲春事变所临时派出者不过少许军队，以少数之军队处此危险之势，一旦有警万难保护周密，故对于间岛方面，为自卫计而重设警备。”

　　北京政府见日本不但不撤军，反而不断增兵增警，遂多次照会日使，要求即日撤兵，以外交手段全力抵制日本长期驻兵的企图。此外，美英等也极为关注事态发展。事发后，美英在华媒体便极力谴责日本的非法入侵，不断斥责日军在延边的反人道暴行。日军发起“大讨伐”后，随意烧毁民房、学校及教堂，大肆捕杀华垦民，引起了在延边的各国传教士的巨大关注，纷纷上报本国政府请求声讨日本。法国一传教士拟往天宝山调查日军的“焚杀行动”，但“间岛”代理总领事堺与三吉担心若任外国人扩大宣传力度，必然会给日本外交带来麻烦，遂以天宝山战事正酣为由，禁止外国传教士前往调查。

　　日本的恣行无忌让美英极为不满，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N. Curzon)认为日本独霸“满蒙”的地缘扩张比一战前的德国更为恶劣。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 Jordan)认为日英同盟非但没给英国带来好处，反而成了日本推进地缘扩张的有力工具。为“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美英开始合力对付日本，拟援助直系统一南北，封锁日本的地缘扩张。在美英导引下，要求日本撤军的国际呼声越来越高。日本见镇压韩人反日武装的目标已达成，想要继续以武力推进地缘扩张尚不现实，遂决定与国际协调、有限撤军。11月2日，原敬内阁出台撤军决议，指示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有限撤军的四项无理条件。

　　一、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承诺切实增派军队到延边各县，全力讨伐韩党及马贼，保护日本帝国臣民及其利益，保证日本领权不再遭受侵犯；

　　二、中国政府须在珲春、龙井村、局子街、百草沟、头道沟等日本人居留地配置军队保护日本帝国臣民，否则便得允许日本军队驻留；

　　三、若将来珲春方面再发生此类事变，危及帝国臣民，日本为自卫计，当再度出兵；

　　四、中国政府保证在延边的日本帝国臣民生活安定，并整改交通，推进吉会铁路的敷设。

　　对于将来再行出兵，小幡公使特别要求北京政府预为承认，声称若承认以上条款，则日本军队便可逐次由延吉撤退。小幡要求中方允诺日本拥有再度出兵的自由，其目的不外乎是获取进兵延边的“条约依据”，以便将来全面推进对华地缘扩张。颜惠庆随即回复：“第一款称由中国增派军队至延珲保护该地方一节，中国必可照办。第二款由中国派兵驻扎珲春等地保护该处日人亦必可办到。第三款所称各节，中国必当极力镇压马贼等匪人，绝不致再有如此情事。但无论何国若派兵至中国内地，中国政府实难承认。”16日，颜惠庆再促小幡撤军：“现延珲地方既经平靖，中国军队已切实负维持地方秩序暨保护侨民之责，贵国军队应于最短期内完全实行撤退。”

　　见中方要求撤兵的态度异常坚决，“间岛”代理总领事堺与三吉遂建议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为符前言，可适机撤兵，但须暗中留驻关键兵力，借机在延边各要塞增设警察分署与特殊警队，迫使中方同意共同讨伐、承认留驻军队与警队之行动自由以及将来随时出兵之自由，并胁迫延边各县公署警署聘任帝国军人为顾问，同时开放各商埠要地。”11月30日，原敬内阁出台了以该建议为基础的善后方案，拟明撤暗留，借机对军警扩张机构进行根本改造，充分利用“珲春事件”推进“间岛问题”的解决，诱迫中方签订“共同讨伐协定”，以“日中合办”的方式保存战时架设的电信设施，从而保留日本在延边的“通信权”。但北京政府并不同意共同讨伐，对“合办电信”更是一口回绝。原敬内阁见中方态度强硬，想要强逼北京政府承认日本军警越境讨伐并不现实，遂决定以“日奉双方会巡”之法替代“日中共同讨伐”。日本见难以胁迫中方就范，遂拟推进双轨交涉策略，即与北京政府交涉的同时展开对奉交涉，先诱迫张作霖妥协，再以“既定事实”逼迫北京政府承认，从而变地方性质的“日奉交涉”为双边性质的“日中交涉”。实际上，日本出兵后便开始了诱奉交涉，不断对张作霖施压。

　　直皖战争后，奉系虽与直系“共掌”北京政府，但尚无实际话语权，又因政治分赃不均，与直系逐渐对立。为逐鹿中原，张作霖亟欲利用外援，一度通过关东军司令立花小一郎向日方表示愿全力维护其“满铁”利益，希望日本能支持自己问鼎中央。张急于推进“日奉关系”，但日本并未及时表态，于是拟派近臣于冲汉赴日活动。日军入境时，张作霖虽然及时表示了“强烈抵制”之意，却随之陷入了“抉择困境”。若对日妥协，必然会成为直系等反对派攻击的标靶，或将再难立足于东三省。若继续对日强硬，于冲汉访日计划势必流产，获取日本支持的计划必将搁浅。为避免与日本交恶，张作霖称病不出，消极抵制交涉。

　　10月9日，内田指示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向张作霖提出：“以中方认可赔偿、惩罚责任官员、正式道歉为交涉基础；日本出兵仅为自卫，无意侵占中国领土，将来必要时当再度出兵；若中方不同意共同讨伐，日方只能取单独讨伐之策。”但张称病拒绝会见，赤塚于是前往帅府直接施压，张无奈之下只能表示：“日本既已出兵，自己既不能反对也无法苟同，奉方原则上同意共同讨伐，但实际操作异常困难。”尔后，张便以扫墓为名前往辽西，以“中央政府拟全面接手东三省外交权”为由再避交涉。但对张作霖来说，一味回避终非长久之计，事件发生在东三省地界上，想将交涉责任全部推卸给北京政府并不现实。为达成遣使赴日获取外援的既定目标，张作霖经过艰难的抉择，对日态度由“坚决抵制”转向了“有限妥协”。在张作霖默许下，日方代表佐藤安之助、贵志弥次郎与吉林督军鲍贵卿的“代表”町野午马在奉天议定了所谓“日中共同讨伐八项协定”。日本深谙取予之道，并未辜负张作霖的“有限妥协”，于冲汉随即成功访日，达成了“日奉合作”的“使命”，原敬也为“日奉关系”定下了“融洽相处、各安其心”的基调。

　　所谓“日中共同讨伐八项协定”实际上是日奉临时商定的地方性协议，而且是由日本人代签的非法协议，但日本却强以“日中”冠名，企图把这一非法的地方协议升格为合法的双边协定。张作霖的对日妥协随即遭到全民谴责，延珲五县遍发公民联合书，要求北京政府勒令奉张即刻撤销临时协议。五县公民团体联合会强烈要求撤销町野协定之八条及吉林督军署附定之八条。北京政府随即向张施压，并以“侵犯中国主权”为由严词拒绝，张作霖见中央态度强硬，遂不敢再轻易接受日方要求。最终，“日中共同讨伐八项协定”不了了之，筹谋多时却功亏一篑，内田恼羞成怒，屡训赤塚逼迫张作霖交涉。张作霖虽然也欲推进交涉，巩固于冲汉访日的成效，但更怕陷入舆论风暴，故不得不逐渐转变对日态度。张作霖停止对日妥协后，鲍贵卿便再次照会堺与三吉，称延珲各地中国军队配置业已妥当，日军应即日撤退，免生误会。截至1920年年底，吉林公署共向日领馆提交抗议及促撤照会49件。在中方的极力抵制下，善后交涉陷入僵局。

　　1920年12月14日，美国上议院提出了召开旨在限定日本海军扩张的会议提案，这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冲击。内田担心美英借机插手“珲春事件”，亟欲在会前重启索赔交涉，屡次训示小幡务必设法推进交涉。但颜惠庆一直坚持重开交涉必须以日军的全部撤退为先决条件，不断敦促小幡撤军。27日，颜惠庆照会小幡：“贵国政府多次声明不日将军队悉数撤退，现已多日未撤一兵一卒。中国军队已在延珲各处配置妥当，侨居延珲的日本臣民绝不致再有危险，请贵国军队即日全撤，以符前言，以睦邦交。”但小幡却坚持先交涉后撤军，要求赔偿慰藉金、财产损失费等共46.4万余元，且须严惩责任官兵、珲春知事与延吉道尹，并以书面形式向日本政府道歉。但颜惠庆以“日军未撤、日本出兵导致的中方损失调查未了、日方索赔为时尚早”为由拒绝交涉。

　　1921年1月19日，小幡再访颜惠庆，要求即开谈判，但颜仍以日军未撤、调查未完为由再拒，小幡遂建议内田以撤促谈，否则很难推进交涉。但内田认为以撤军为重启谈判的前提有违逻辑，饬令小幡设法斡旋。26日，小幡再访颜惠庆，要求重开交涉，但颜以“交涉与撤军难以一分为二，敝方已派员调查损失，两三周内必有回复”为由再度拒绝。3月9日，小幡又访颜惠庆，颜回复正在取证中，并退而提出了“地缘交涉”建议，拟转由奉天与日本交涉，中央政府可酌情承认交涉结果。内田见已无强逼北京政府重启交涉的希望，而张作霖出于获取日援的打算，或许会有再度妥协的可能，便同意了“地缘交涉”。

　　日本转与奉天进行“地缘交涉”后，其驻延边乃至驻朝的各会社、商行甚至个人(如日华木材、内外贸易、八坂商事等)便趁机勒索，均谎称在事件中遭受马贼劫掠，损失严重，要求巨额赔付。更有甚者，朝鲜境内的“清津木材商组合”竟公然索赔500万元，声称向中国索赔就像免费买彩票一样，中了便弹冠相庆，不中也毫无损失。日本人跨境索赔，其厚颜无耻令人瞠目。但张作霖在各种关系牵制及舆论压力下并未如其所愿，称日本出兵对中方造成的损失不明，要求重新展开实地调查，仅在原则上同意交涉，而实际推进困难重重。日本拟以“既定事实”变“地缘交涉”为“双边交涉”的如意算盘随之落空。

四、日本的有限撤军与地缘扩张战略的收缩

　　正在此时，东亚国际关系发生了对日本极为不利的转变。虽然日本在巴黎和会上以退出国联相要挟，迫使威尔逊牺牲中国，窃取了德国在远东的殖民权益，在东亚格局中一家独大，但日本的垄断性扩张严重危及了美英的在华利益。美英对日本十分不满，和会甫一结束便重返东亚，着手封锁日本的地缘扩张。对美国而言，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一个统一的中国方符合美国的东亚利益，若再不遏制日本扩张，势必危及自身安全。美国重返东亚后便开始扶持直系驱逐日本，率先迫使日本陷入国际孤立，并说服英国同意废止日英同盟。英国虽在和会上与日本合谋，打破了威尔逊主义对欧洲的遮覆企图，但对日本得鱼忘筌的行为颇为不满，故拟联美遏日，“恢复”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以便利益均沾、机会均等。在英美介入下，国际舆论开始集矢于日本。“珲春事件”发生后，日本便遭到了外国记者的口诛笔伐，英美等也借机发酵，不断推进排日宣传。

　　实际上，为抵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垄断性扩张，英美早在日韩合并后便派出了大量的传教士潜入东三省，以“传教”之名秘密渗透。1918年前后，英国传教士斯科特(Mr. Scott)与巴克尔(P. Barker)在龙井村创立“永新学校”，巴克尔担任校长期间把排日资料作为最新的朝鲜史教材使用，积极支持韩人独立，日本外务大臣多次与英国驻日大使就此“不法行为”展开会谈，但皆无果而终。“珲春事件”爆发后，英美传教势力便积极抵制日本出兵，谴责日本入侵延边是对中国主权的直接侵犯、是对人道主义的公然践踏、是以武力强行攫取利权的非法行为，不断推动国际舆论导向，拟以外交手段借机驱逐日本在东三省的势力。1920年10月12日，英国驻华代理公使艾斯敦(Beilby Alston)照会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称日兵未经允许便闯入龙井村的英国长老教会、践踏英方尊严，指斥日军干涉外侨行动、没收并撕毁外侨护照，无故烧毁传教学校及民房，要求日军正式道歉。

　　英美对日态度十分强硬，其直接或间接抵制让日本甚为忌惮。日媒认为国际社会訾议如沸，要求日本撤军之声连绵不绝，索赔交涉僵滞难前，想要长期驻兵绝无可能。日本政府担心若仍强行屯兵，必将招致美英更为猛烈的攻讦，陷入更深的国际孤立。军部担心一旦美英直接插手“珲春事件”，局势将更难掌控。侵略延边的日军第19师团参谋长斋藤恒认为若再不撤军，各国必将更加质疑日本野心，故提出了“明撤暗留”之计：“既已在军事上获利，现下莫如与国协调，预先向诸外国发布撤军声明，并以维持治安等名义暗中留驻部分兵力，再图来日。”原敬见国际孤立日深，又绝无胁迫中方妥协的希望，于是决定有限撤军：“日本将遵守国际信誉，开始全员撤退。但为防韩党、马贼再度偷袭，仍需留驻部分兵力护侨安民。”在中方抵制、美英牵制及国际舆压下，日本开始收缩地缘扩张战略。

　　1921年2月6日，朝鲜军司令大庭二郎赴奉与张作霖协商撤军事宜，张作霖保证于一月内向延边增派三营兵力专门保护日侨，并派奉军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前往延边担任指挥官，催促日方尽快撤军，但大庭表示须等中方兵力完全到防、并允准日方留置10名将校为“善后联络员”，日军方能逐步撤退。由是，日本以“善后联络”为名，留驻了许多在“大讨伐”中“战功赫赫”的指挥官。3月24日，参谋本部发布“作命第62号令”，拟从延边撤军。然而，两日后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却电训大庭二郎必须根据增警完成情况再行决定撤军时间及撤离方法。4月2日，朝鲜军参谋长大野丰四电示“间岛派遣军”司令矶林直明须等增警及交接完成后方能逐步撤返。

　　实际上，原敬内阁在决定撤军前就拟定了充分利用“珲春事件”、借机实现警备机关深度扩张的政策基调，以彻底改变日本在延边的警备格局与警察制度。4月5日，大庭佯令“间岛派遣队”、无线电信班、信鸽通信班等先行撤归朝鲜。14日，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次郎佯称在龙井村之步兵第73中队、珲春之第76中队将于19日撤至会宁，在局子街及龙井村之步兵第74中队于27日撤向清津，余者于5月1日前逐次撤返朝鲜。但矶林直明却密电堺与三吉须视增警完成情况再行决定撤退日期。日方虽然发布了撤军令，但日军迟迟不撤，延吉道尹陶彬、镇守使张九卿屡催日军撤兵，而日军却佯称政府撤退照会未到，但业已准备，俟令到即撤。直至4月末，增警彻底完成后，日军方开始向朝鲜境内撤返。5月中旬，日军宣布已“全员撤退”，而实际上至少在延边的五大要塞留驻了6个中队，同时在铜佛寺、黑顶子、头道沟等处新增了10个警察分署。这些警察分署作为日本推行地缘扩张的战略据点，与留驻日军互为臂助，对延边各县展开了层层渗透，其所谓的“全员撤退”不过是日本政府欺瞒国际舆论的外交辞令罢了。

　　日军所谓“全员撤退”后，日方便不断督促中方即开交涉，但北京政府“其前以日军未撤为由拒绝交涉，其后又以日警未撤为由数拒交涉”。7月8日，美国正式发出了召开海军军备限制会议的倡议，这给日本带来了进一步冲击。日本担心海军扩张计划会因此搁浅，更担心美英一旦重审中国问题，自己必将坐上被告席。对日本而言，“一旦处于被告地位，其余列强则成判官也。美英早已势成一段，自己深陷孤立，欲贯彻主张实难也”。内田遂指示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绝不能让中国把已成事实的问题或中日双边问题提交远东会议讨论，务必使会议避免讨论双边特定问题、或已被认定为既成事实的问题。内田担心北京政府把“珲春事件”提交华盛顿会议议决，故亟欲在会前诱迫中方完成交涉。

　　8月19日，小幡再访颜惠庆，以日军已撤为由要求即开索赔谈判，颜回称：“我国已加强治安，着力保护日本人，然贵国军警仍遍驻延边各县，难符前言。且贵国索赔要求过于苛刻，尚待调查修正。只有贵国撤警并赔偿因出兵延边对我国造成的重大损失，方可重开交涉。”小幡随即驳复：“我方要求公平妥当，索赔金额乃外务省与珲春分领馆多次照复的结果，严密公正，何来苛刻之说？”内田担心若认可中方要求，赔偿出兵延边对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必得不偿失，故严训小幡决不妥协。其后，小幡屡次要求重启谈判，但颜仍以撤警为先决条件数次拒绝了交涉，直至华盛顿会议召开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为避免美英直接插手“珲春事件”，日本极力反对把所谓“日中双边问题”交予第三方仲裁，不断诱迫中国代表直接交涉。其首席代表币原喜重郎声称：“若将特定的双边问题当成普遍性的多边问题处理，任意破坏既成事实，便完全悖离了国际公理。”但北京政府并不同意会外谈判，屡次指示中方代表团严拒会外交涉。其间，美国不断向日施压，要求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声称任何国家的在华行为都不能有损美国利益，不得谋求特殊权益，不得划分垄断性势力范围。且列国在华驻警仅为保护本国侨民安全，而非以武力攫取特殊权利，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军事行动，除非北京外交团协商一致，否则便视其为非法行为。英内阁认为日本亟欲构筑排挤英美的在华势力范围，继续维系日英同盟已有害无益，故拟联美遏日，迫使日本重回“正轨”。为遏制日本，也为消除美国疑虑，英国决定接受美方建议，及时废止日英同盟。由是，英美联手通过宪政的方式废止了日本与英国的同盟关系。延续了20年的日英同盟被废让日本陷入了极端孤立，而《九国公约》的正式签署也彻底打破了日本构筑垄断性势力范围的梦想，给日本的地缘扩张带来了双重打击。

　　华盛顿会议期间，直奉矛盾不断激化，战争一触即发。随着直奉危机的升级，美英加大了援助直系驱逐日本的力度。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围绕“珲春事件”的中日交涉随之僵滞。眼看索赔无望，对华扩张的地缘空间也将随着战火的扩大和美英的围堵而萎缩，这让日本十分不甘。值此当口，吊诡之事复发，马贼“适时”再袭日领馆，为日本胁迫中方重启谈判提供了极为合适的理由。6月28日凌晨，约160名马贼袭掠了头道沟分领馆，日方死亡2人、伤2人，馆舍商埠焚毁严重，是为“头道沟事件”。事件甫一爆发，“间岛”代理总领事堺与三吉便要求朝鲜军急派警宪驰援，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随即指斥中方违背“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之承诺，“迫使”日本不得不再度采取“自卫”之策。当日上午，新任总理大臣加藤友三郎即令朝鲜军先遣300名军警进驻头道沟、龙井村、局子街等地。

　　30日，小幡照会颜惠庆：“本国政府业已由朝鲜方面先行派遣警官若干，前往保护侨民生命财产。倘情形紧急，为自卫计迫不得已恐不得不另取相当之办法。”7月4日，朝鲜方面日本军队开始大批调动，分布于图们江边上三峰、庆源等处，伺机进发。北京政府陆军部遂紧急照会日使，要求即行撤退所增日警，以重主权。为防日本借口“匪患”再次出兵，吉林督军孙烈臣随即派兵剿匪，派往延、珲、和、汪四县约有四团以上兵力，更以地方警团随时协助，另于新旧防军外抽编三队入山搜剿，并咨奉天转饬安图抚松军警兜击，再由吉林第五旅回防宁安等处，不予日本增兵之由。在中方的极力抵制与华盛顿体系的制约下，日本见再度出兵已不现实，遂拟以外交手段达成巨额索赔的既定目标。

　　7月10日，小幡照会颜惠庆，要求赔偿“头道沟事件”的丧葬费、医疗费、财物损失费等各项费用9.9万余元，并前两次“珲春事件”各项损失费共56.3万余元。14日，颜惠庆驳复小幡：“日军入侵延边以来，恣意残害华垦民，据地方官宪初步调查，华民损失为24.2万余元，垦民损失为100.5万余元，死伤者的治疗费、丧葬费正在调查中，一俟调查完毕便向贵方提出赔偿要求。”颜惠庆严词拒绝了小幡的索赔要求，交涉再陷僵局。其后，小幡多次要求成立中日委员会，以推进索赔交涉。

　　1922年8月3日，中日委员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日方委员吉田伊三郎要求即日将“珲春事件”议结，中方委员熊垓重申只要日方不坚持无理要求，中方亦极愿早将此案解决。但吉田却称中方要求的赔偿问题不应将垦民一并列入，要中国驻日公使另向外务省提出交涉，声称“珲春事件”不仅为数字上之问题，亦多有主义上之问题，坚持要求北京政府书面道歉。但其无理要求被北京政府直接拒绝，交涉再度僵滞。8月中旬，顾维钧就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吉田屡促交涉，但顾均以“财政匮乏”为由不应其求。其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连续更迭四次，交涉停滞不前。1923年2月15日，在小幡一再要求下，新任外交总长黄郛同意将“头道沟事件”并入“珲春事件”，由中日委员会商议。但日方仍然坚持巨额索赔并要中方书面道歉，交涉再次停滞。7月8日，吉田在中日委员第三次会议上旧调重弹，中方委员随之要求日本必须赔偿华垦民损失并就出兵一事向中国政府道歉，否则无法推进交涉。其后，随着直奉危机的二度爆发，善后交涉随之被无限期搁置，最终成了悬案。

　　“头道沟事件”爆发时华盛顿体系已然形成，对日本的地缘扩张形成了一定牵制。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陷入被告地位，不仅日英同盟被废，在山东经营多年的利权亦随之丧失。日本担心若仍强行推进地缘扩张、排挤美英，势必会使国际协调体系坍塌，美英必将进一步加大遏制力度，迫使日本陷入更深的国际孤立。为减少美英质疑、改善国际环境，日本决定收缩地缘扩张战略，推行顺应时势的协调外交，暂由“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结语

　　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大致有三，其一为日俄战争前追随英美列强参与东亚殖民利益分配的守势战略，其二为日俄战争后排挤英美、建立在华优势地位的攻势战略，其三为“九一八”事变后独霸东亚的霸权战略。但日本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经济构成及市场容量等方面极为贫仄，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日俄战争后实力虽有所增强，但推行东亚战略的物质基础仍十分脆弱，只能进行间歇性投机。一战期间，日本趁美英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窃取了在华优势地位，这严重危及了美英在华利益。美英重返东亚后，便着手遏制日本。“珲春事件”爆发后，美英更是借机发酵，不断推进排日宣传，使日本深陷国际孤立。

　　然而，日本并未即刻停止对延边的入侵，而是以更为灵活隐蔽的方式继续推进地缘扩张，一边与美英“协调”一边加大对延边各县的“讨伐”力度，打着“清剿韩匪、保护侨民”的旗号不断增兵增警，企图以“既定事实”长期屯兵吉林东部、夯实对华扩张的地缘基础，但遭到了中国的极力抵制与美英的进一步谴责。为防美英直接插手“珲春事件”、陷入更深的国际孤立，日本决定转战略进攻为战略防守，以远交近攻之外交谋略来实现巨额索赔的既定目标，以外交手段辅助军事威压，从另一个侧面来推进地缘扩张。

　　围绕“珲春事件”的中日交涉实际上是日本政府与北洋政府及奉系政权之间的一次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外交博弈与政治交锋。因与华盛顿会议及直奉战争交杂牵连，交涉数度僵滞。奉系军阀张作霖虽亟欲借助日援扩展势力，交涉期间曾对日本作过有限妥协，但与日本的政治诉求并不相容，很难形成牢固的利益捆绑，最终并未如日本所愿。在中方官民一体的积极抵制与国际关系的有效牵制下，日本拟以武力侵占延边、以外交手段谋取巨额赔付的既定目标归于失败。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日本推进地缘扩张的武力尝试与外交行动皆告失败，但却顺利达成了“明撤暗留”的战略目标，在延边各要塞留驻了部分极为关键的兵力，这为日后中国东北地区的国防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注释略）

　　（作者：陈太勇，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