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明：查理一世之死与斯图亚特复辟王朝的记忆政治

内容提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以查理一世之死为核心的内战记忆受到了政治力量左右。为了修复国家的裂痕，复辟王朝采取“有限遗忘”或“选择记忆”策略，将查理一世之死定义为少数野心家发动叛乱导致的弑君事件，弑君之罪应由克伦威尔等少数叛贼承担。查理一世被宣传成为国家和国教赴死的殉道者，是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权威。复辟王朝以政权力量塑造的查理一世之死记忆与詹姆士二世的继位诉求相匹配，助其顺利登上了王位。然而，查理一世为国教殉道的记忆与詹姆士二世推行天主教的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冲突，最终成为辉格党发动光荣革命的借口。复辟王朝以查理之死为中心，构建了一种极度简化的集体记忆，试图主导民众的记忆内容，却只能暂时压制矛盾和仇恨，最终导致局面失控。这种高度政治化的集体记忆有利于初步实现民族和解，但其过度依赖单一叙事，缺乏包容性和变通性的特点，使它难以与动荡的政治局势相适应，反而使记忆塑造者落入自设的合法性陷阱。

关键词：查理一世　斯图亚特王朝　记忆政治　集体记忆　光荣革命

　　查理一世之死可谓英国革命最具标志性的事件。1649年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国宴厅外，残缺议会搭建了处决查理一世的断头台，旨在借助诛杀“暴君”的公开仪式展示权力合法性。然而，查理一世却在行刑台上发表临终演讲，自辩清白，称自己是“为人民而死的殉道者”。诛杀“暴君”的断头台成为“殉道”国王的诞生地。对议会而言，查理一世乃“侵犯议会特权的暴君”；在保王党笔下，查理一世是“为人民和教会牺牲的殉道者”。此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不仅撕裂了当时的英国社会，其影响甚至波及当下。例如，许多媒体曾推测现任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不会选择查尔斯(Charles)这一名号，以免使英国人联想起查理一世被公开处决的历史。如何看待查理一世之死所代表的历史创伤，是英国社会绕不开的记忆难题。该难题从内战结束时便已显露端倪，在1660年王政复辟后更是成为包含诸多政治和宗教冲突的中心议题。可以说，近代英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查理一世之死有关。

　　学界对查理一世之死的研究存在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分野，其基本分歧点之一是对查理一世的不同评价。托利史家秉承克拉伦登伯爵所著《大叛乱史》的思路，视内战为叛乱，弑君为非法。辉格史家则以加德纳尔为代表，认为查理一世是阻碍议会自由的暴君，弑君虽不符合法定程序，却有利于维护议会自由。19世纪中叶以后，辉格派的解释长盛不衰，不过也遭到许多批评，其中尤以“修正派”史学家的观点最为彻底。辉格史家强调革命及弑君的必然性，而“修正派”史学家则拒绝此种目的论式的观点，刻意突出弑君的偶然性。以肖恩•凯尔西为例，他认为议会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实质上仍是一场谈判，只因查理一世不肯妥协才招致最终处决，因此查理之死并非一系列宪政冲突导致的历史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记忆”逐渐成为史学书写的新关键词，特别是在对大屠杀、战争等难以言说之创伤经历的书写和解释中，记忆研究的方法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学界对记忆属性的揭示经历了从其个体性到社会性的过程。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将记忆社会化，认为个体记忆的内容和方式是由所在集体和社会框架决定的。集体记忆理论扩大了记忆研究的范围，但也带来概念的滥用。主导性的权力机制和话语体系(国家、民族或政党)自上而下地塑造集体记忆，为构建集体认同及权力合法性服务，“集体记忆”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工具。集体记忆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得到揭示，“记忆政治”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

　　在此影响下，进入21世纪后，有关英国内战和革命的研究也出现所谓的“记忆转向”。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考察斯图亚特王朝晚期的记忆政治，提供了许多展现政治力量塑造集体记忆的经典案例。2022年，劳埃德•鲍恩和马克•斯托伊尔编辑出版了一本关于内战记忆的论文集，其中将近四分之三的论文研究地方、组织或个人的内战记忆，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趋势。然而，既往研究虽关注内战经历被铭记与遗忘的各个层面，却鲜有对查理之死这一最能代表内战经历的标志性事件，在斯图亚特复辟王朝集体记忆塑造中的角色予以呈现。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着重探讨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利用政权力量对内战和弑君等暴力事件的解释权的争夺和控制，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失控现象，基于此分析怀揣不同目的之人生产、挪用及部署弑君记忆的详情，将集体记忆和记忆政治概念置入英国革命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以期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复辟王朝充满矛盾的记忆政策

　　1660年4月4日，为换回英国王位，查理二世在荷兰发布《布雷达宣言》，宣称“尽可能少流血和伤害我们的人民”，承诺普遍大赦、保障信仰自由、妥善解决土地所有权变更及拖欠军饷问题。该宣言最后落款是，“吾王执政第十二年，1660年4月4日，在布雷达宫廷，加吾王署名和私玺，特此颁行”，意在通过执政日期彰显斯图亚特王朝的连续性。5月1日，《布雷达宣言》在“非常议会”被公开宣读，并被印刷以供议会、海陆军和全国臣民阅知。5月8日，议会宣布查理二世自1649年1月30日起即为英国国王，否认克伦威尔统治的合法性。

　　《布雷达宣言》和查理二世于1649年10月31日发布的复仇宣言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查理二世在海牙公开发誓要为父报仇，“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全力追捕那些血腥的叛徒，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十多年受尽屈辱的流亡生涯使查理二世学会妥协，他宣布：“在本宣言发布之前对我们或我们王室父亲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会被审判和质询……”《布雷达宣言》消减了英国人尤其是议会阵营对王室复仇的恐惧，为流亡宫廷的复辟扫清了道路，同时也奠定了复辟政权日后以遗忘和宽容为主的执政基调。

　　查理二世的宽容宣言及君主制的回归受到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1660年5月25日，查理二世登陆英格兰。5月29日，在30岁生日那天，他回到阔别已久的伦敦，早已闻讯赶来的民众涌进伦敦寻求国王之手触摸。在复辟第一个月，查理二世触摸了大约九百名民众，1660年他总共为6725名患者施展触摸治疗。以手触摸为瘰疬病患者治病是国王的专属能力，克伦威尔并未施展过此类“神迹”。查理二世复辟使得中断11年的国王“神迹”得以复兴，英国民众犹如久旱逢甘霖，巨大的需求使得触摸仪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当时的一份小册子赞叹道：“只有我们合法的国王，轻轻一碰就能治愈(疾病)，显而易见，自从他回归后，许多长久以来哀痛之人，都被治愈了。”查理二世回归既能治愈瘰疬病患者，还提振了民众对王权的信心，整个民族沉浸在期待和解的氛围中。

　　《布雷达宣言》的宽容和遗忘精神在1660年8月29日获准的《自由和普遍的特赦、赔偿与遗忘法案》(简称《赔偿与遗忘法案》)中得到更好体现。该法案宣称查理二世“希望结束多年来在他臣民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纷争和争论，为了使对国王陛下或王父犯下的任何罪行今后都不会在审判中出现或受到质询”，基于此而宣布普遍特赦，向君主制的旧敌们承诺保障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除签署查理一世死刑令及克伦威尔的亲信等少数人外，《赔偿与遗忘法案》赦免所有在内战中反对王室及随后效忠克伦威尔政权之人，意在通过遗忘实现民族和解，“以最小的流血和报复，稀释了克伦威尔革命时期的仇恨”。

　　为防止有人以过去之名挑事，《赔偿与遗忘法案》强制人们忘记过往。该法案第24条规定：“三年内试图以任何方式唤起人们对最近分歧或相关事件的记忆”“恶意地辱骂、指控或反对其他任何人”之人将依据社会地位处以罚款。其中，绅士之上罚款10英镑，绅士之下罚款40英镑。《赔偿与遗忘法案》表明，为了弥合分裂、消除仇恨、实现和解，英国人必须忘记过去二十年间的种种不幸、分裂和冲突。曾经兵戎相见的骑士党和圆颅党、清教徒和国教徒，有必要忘记彼此间的仇恨和厮杀，在新的开端团结一致效忠复辟王朝。

　　查理二世本人也积极践行遗忘政策。1661年4月23日，国王加冕礼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在君主制复辟的最重要一幕中，查理二世大方地启用许多曾效忠共和国之人。在查理复辟中倾力相助的前议会军官乔治•蒙克将军，于4月22日国王穿越伦敦城的盛大游行中担任御马官一职，率兵紧随国王身后护其周全。在加冕当日，蒙克还负责手持加冕权杖。克伦威尔的海军司令爱德华•蒙塔古为国王制作了新的圣爱德华王冠、权杖和金球。另一位曾抵抗过查理一世的高级贵族诺森伯兰伯爵阿尔杰农•珀西担任加冕礼的王家侍卫长，甚至查理二世入城时所骑马匹都由费尔法克斯所赠。昔日议会高级军官参与加冕礼，既凸显着国王的宽容大度，也透露出复辟政权对前议会军官的依赖。缺乏这些高级军官支持，复辟便无从谈起。换言之，复辟政府的宽容和遗忘只是一种无奈之举。

　　然而，遗忘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复辟社会难以彻底放下过往的种种仇恨。《赔偿与遗忘法案》通过两个月后，复辟政权便开始审判弑君者。在世的托马斯•哈里森、约翰•库克、托马斯•斯科特等人被当街处死，其他已故弑君者如克伦威尔、亨利•艾尔顿及约翰•布拉德肖则被鞭尸。《赔偿与遗忘法案》所设定的普遍谅解路线，赦免了国王的大部分仇敌，却难以平息保王党的怨恨。在20年的空位期中，保王党失去大量土地，但《赔偿与遗忘法案》却只恢复王室和国教会的土地，许多保王党恢复土地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对他们来说，该法案意味着“对敌人的补偿，对朋友的遗忘”。因此，心有不甘的保王党拒绝遗忘，因为遗忘象征着背叛，意味着政府放弃清算过去社会的毒瘤。如果合法政府容忍不忠和反叛，那便无法阻止内战和弑君重演。

　　1661年5月8日，主要由狂热保王党成员组成的骑士议会召开，复辟政权的宽容和遗忘政策开始收紧。骑士议会通过推行圣公会信仰、打压共和国同情者和清教徒的《克拉伦登法典》。该法典的主要内容是：所有市政官员必须加入国教会，并正式拒绝1643年的《庄严联盟和圣约》；所有在政府和教会中担任职务之人，必须接受《公祷书》；禁止5人以上非同一家庭成员聚会；非国教牧师禁止进入城镇及他们原先居住地五英里范围内的土地，且禁止在学校讲道。《克拉伦登法典》是国教和保王党重掌政权后推行复仇政策的体现，它终结了国教徒和不从国教者团结在一起的可能。超过2000名牧师因拒绝宣誓被驱逐出国教，致使本就紧张的信仰矛盾更加激化，宗教不和的种子被再次埋下。

　　复辟政府以出版审查作为推行其记忆政策的保障。17世纪英国的印刷品泛滥成灾，各种政论小册子和书籍层出不穷，是影响舆论走向的强力工具。自都铎王朝开始，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印刷品的效用。复辟王朝的出版审查力度更是空前。面对反对者和违禁书，查理二世的出版审查官宣称：“赦免人可以，但书不行。”1661年，议会通过《叛国及煽动叛乱法》，将通过印刷品传播煽动性言论定为叛国罪。1662年5月19日，议会通过专门的《印刷法案》，在合法印刷与违禁印刷之间划定界限，并授予出版审查官合法闯入印刷场所搜查非法印刷物的权力。至此，在公共领域，政府的反对者基本上处于失声状态。印刷技术已成为官方控制民众记忆的主要武器，是名副其实的“王权的分支”。

　　与此相似，民众也难以忘记二十年动乱造成的巨大创伤。有史家评论道：“很少有冲突能像内战那样在英国人的集体精神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也很少有人能设法把那个非凡时代的经历完全置之脑后。”因为立场不同，民众对过去的看法自然也大相径庭。君主制复辟后，英国社会涌现出大批回忆内战经历的作品。在英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露西•哈钦森，替她已故的议会军官丈夫写了一本褒扬式的回忆录，却因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批评而无法出版。与之相对，保王党历史学家爱德华•菲利普斯却在1665年轻易地发表了赞美查理一世统治的文章。二者站在不同立场看待过去，得出的结论自不尽相同。内战时期的对立和冲突并没有完全消失，反而以各种方式潜伏在公众记忆中。然而，在复辟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只有符合官方记忆政策的个人记忆才能大规模传播，从而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可见，复辟时期的宽容是有限的，国王敌对者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得到部分保证，但其记忆权却被剥夺。

　　正如蒂姆•哈里斯指出：“复辟时期的英国是一个迫切希望能够忘记过去的社会，却永远被过去困扰。”内战和弑君的悲惨经历致使复辟王朝难以理性地看待过去。因此，复辟政权一方面致力于抹杀共和国及护国公政权的合法性，彰显斯图亚特王朝的连续性；它还希望英国人能搁置仇恨，忘记内战中的敌对和冲突，避免过度内耗，最终实现民族和解。另一方面，引起叛乱和弑君的原则和思潮又被君主制政府所难容，因此它强令整个民族铭记这段往事，将其作为民族集体记忆中一个耻辱或有罪的片段，用以警示英国人切勿重蹈覆辙。摆在复辟王朝面前的记忆与遗忘难题，迫使它采取互相矛盾的记忆政策，可称之为“有限遗忘”或“选择记忆”政策。这是一种表面宽容的高压政策。为推行该政策，复辟政府不惜将记忆政治化，利用政权力量塑造集体记忆，以整合不同群体及个人的分散记忆，借此抚慰人心，为过去二十年的历史盖棺定论。这段官方塑造的集体记忆力图圈定民众记忆与遗忘的范围，指导他们记忆与遗忘的方式和内容。

二、复辟王朝相互对立的记忆主题

　　复辟政府的“有限遗忘”或“选择记忆”政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查理一世之死所代表的内战记忆就变得复杂起来。查理一世之死是英国内战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它象征着内战的激进和暴力。在内战期间，残缺议会将查理一世宣传成“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公众之敌”，并以此名义把他送上断头台。保王党则针锋相对地警告英国人民，弑君如同犹太人谋杀耶稣，将会使整个民族背负罪名。这两种诞生于激烈对抗背景中的对立宣传，明显不符合斯图亚特王朝的记忆政策。前者有违该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后者则会使英国人民承担过重的历史罪责，势必要通过大规模复仇才能赎罪，不利于民族和解。因此，复辟政府必须重新解释查理一世之死，目标是将查理之死裁剪成符合官方记忆政策的和解叙事。

　　复辟政府刻意忽视查理一世的暴政和专制，撕下加诸查理一世身上的“暴君”标签，把残缺议会塑造的“诛暴君”记忆逆转为“殉道”记忆。政府当局以大量印刷小册子为宣传载体，把查理一世打造成为国家和教会而死的殉道者，由此将查理的死刑转变成殉难表演。查理一世的殉道者形象始建于内战后期，1649年1月1日，面对议会步步紧逼，查理表明自己“可能会因维护宗教和国家而成为殉道者”。1月30日，他在断头台上发表临终演说，自称是“为人民而死的殉道者”。查理本人的公开声明使其殉道者形象正式明确。之后，保王党围绕殉道者查理形象展开舆论宣传，不断为其合法性添材加码，使之成为拥有广泛影响的正统形象。流亡海外或蛰伏国内等待复辟的保王党，纷纷赞扬查理的“殉道”精神。查理一世的“殉道”事迹成为圣公会祈祷词中的常客。

　　复辟政府延续将查理一世刻画成殉道者的宣传策略。1661年1月30日，在查理一世的殉道日，议会法令和王家公告共同宣告将每年这一日定为官方纪念日，以斋戒和布道等方式纪念查理一世这位伟大的英国新教殉道者。1662年议会修订《公祷书》时，将1月30日作为圣徒查理的纪念日写进公祷书日历中。1662年5月29日，骑士议会通过《统一法案》强行在全国推广《公祷书》，从而导致每年对殉道者查理的纪念成为统一强制要求。1662年版《公祷书》为纪念殉道者查理设定了一套标准流程，包括晨祷和晚祷两个部分。以晨祷词的一段为例，国教会称颂查理追随耶稣为世人献身的壮举：“主啊，在他的战斗中，你的圣徒之死是宝贵的；我们因赐予我们殉道君主的丰盛恩典而颂扬你的名字；这使他能够愉快地追随他的主人和救世主的脚步，不断地忍受一切野蛮的侮辱，最后抵抗至死……”在此，国教会冒着偶像崇拜的危险，直接将查理一世封为圣徒。颂扬之后是真切的教诲，《公祷书》希望民众铭记查理的殉难，“愿关于他的记忆在我们中间永被称颂；好叫我们可以效仿他的勇气和坚毅、温顺和耐心以及大爱”。

　　王室和国教的上述行为导致民众对“殉道者”查理的崇拜迅速升温。围绕该主题，大量赞美小册子被创作出来。例如，1661年一份名为《为这位光荣的圣人，受人祝福的殉道者，国王查理一世写的挽歌和墓志铭》的小册子，称赞查理一世是基督之后最好的王，却被上帝造人以来最坏之人谋杀了。1665年威廉•温斯坦利出版了一本保王党烈士名录，包含41位保王党殉道者，其中查理一世位列榜首。作者高度评价查理一世：“神圣记忆中的查理一世，近年来最光荣的殉道者，是虔诚、忍耐和谨慎的典范。就他所受的苦难而言，是我们所读过或听过的最接近我们救世主的人，他在苦难中所显露的基督教美德和忍耐精神将永远被铭记。”在温斯坦利笔下，查理一世的“殉道”和耶稣受难存在一致性。正如保王党在内战时所宣传的查理与基督平行的特征：“一言以蔽之，基督被人诬蔑、诽谤、背叛，因金钱而被出卖、辱骂、嘲弄、蔑视、唾弃……最终被杀害；国王在各方面都被他叛逆的人民所利用，这些人扮演了犹太人对上帝之子所扮演的角色……”总之，查理一世是耶稣最好的效仿者，议会笔下的“暴君”成为最虔诚的“殉道者”。

　　查理一世的“殉难”光辉最终投射至查理二世身上。后者复辟的合法性因其父的伟大殉难而增强。以殉道者查理一世为台阶，围绕查理二世的光荣故事也得以建立。1662年4月11日，罗杰•埃斯特兰奇发表署名作品《纪念品：寄给所有真正崇敬殉道者查理国王的人；并衷心祝愿他的王位继承者、我们最敬爱的查理二世荣华、平安、幸福》。这位官方出版审查官极力澄清查理一世被污蔑的罪行，声称：“那位受上帝祝福的殉道者的行为是如此无辜，他们急切与他的思想相冲突，希望通过滥用他的美德，找出他的缺点来毁灭他。”以纪念查理一世为主要内容的小册子，其标题却毫不掩饰地献媚查理二世，作者其心可昭。查理二世被看作是君主制的延续者，更是拨乱反正的秩序恢复者，他的回归使国家步入幸福之中。一份小册子欢呼道，“小孩子们指着你，年轻人欢呼雀跃，老人惊奇地站在那里，那些在帝国时代身患可怕疾病的人们，从他们床上跳起来……妇女们忘了分娩之苦，快乐地生产，因为她们把公民献给她们的王子，把战士献给她们的合法君主”。如果说查理一世代表在动乱中不失信仰、勇于献身的“殉道”精神，那么查理二世便象征着希望，代表着苦难过后国家的和解、新生和复兴。

　　一些小册子还以缅怀查理一世为名兜售政治观点。复辟政权希望臣民牢记历史，维护神圣王位世袭理论，遵从圣公会教义宣扬的不抵抗和消极服从原则，强调无论国王执行何种政治和宗教政策，即使他(她)是暴君或异端，臣民也无反抗的自由，他们能做的只有忍耐和服从。例如，1667年一本名为《在我们已故殉道国王周年忌的布道中，一滴忠诚的眼泪落在他的墓穴上》的布道小册子，以《罗马书》第13章第2节的箴言“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为开头。作者举例说，“即便是像尼禄那样的暴君、异教徒、迫害者和自然界最臭名昭著之人，也必须得到臣民的绝对服从。臣民服从君主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统治之人是上帝的替代品，而不是人民的造物；所以人民没有权力管理自己”。

　　复辟政府通过印刷品将查理一世之死改写为“殉道”，试图改变英国人的记忆内容，从而重振斯图亚特王朝的合法性。然而，保王党的内战经历不止光荣和牺牲的一面，对敌人复仇也是必不可少的抚平创伤的方式。内战期间，为了劝诫残缺议会切莫弑君，保王党曾将英格兰人弑君比拟为犹太人杀害耶稣，他们大声疾呼：“英格兰人民啊，这难道不是问你们，你们会谋杀你们的国王吗？……如果你扮演犹太人，你将像犹太人一样得到报应，你和你的后代将在上帝和人类的诅咒下永远呻吟！”这是保王党的恐吓说辞，目的是鼓动更多民众反对弑君。然而，此举未能奏效，查理一世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这种有罪叙事却使整个英国民族背负弑君罪名，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显然不利于民族和解。因此，复辟政府必须限制复仇的范围，它通过诋毁少数弑君者来为整个民族赎罪。

　　复辟政权以鞭尸开启了复仇行动。1661年1月30日，在查理一世十二周年忌日，议会下令将克伦威尔、亨利•艾尔顿和约翰•布拉德肖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坟墓中挖出。三人的尸体被拖至泰伯恩行刑场公开斩首，随后被随意扔进土坑中，首级则被插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上方的尖刺杆上，数千民众围观了这场仪式。官方新闻媒体跟进报道，扩大了仪式的受众范围。1661年2月11日，每周出版的新闻书《王国情报员》报道说：“三个臭名昭著的弑君者，奥利弗•克伦威尔、约翰•布拉德肖和亨利•艾尔顿的头，被公共刽子手绞死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顶上的杆子上。布拉德肖的头被置于中间(那是那所臭名昭著的高等法庭的所在地)，克伦威尔和他女婿艾尔顿的头被放置在两旁。”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拉德肖这三位主要弑君者都已故去，任何处罚措施都已经毫无意义。但复辟政府还是按照处决罪犯的方式处死三人的尸体，以此表达复仇怒火，以及对叛乱者的警告。这样的公开行刑仪式具有浓厚的复仇意味，是复辟政府试图扭转失败经历的体现。

　　除新闻书外，小册子在主题上更加灵活多样，不受新闻报道平铺直叙式创作手法的限制。1660年，一本名为《泰伯恩刑场上的鬼魂聚会》的小册子在伦敦发行，讲述克伦威尔、布拉德肖、艾尔顿、托马斯•普莱德等人的鬼魂在泰伯恩刑场相聚时发生的趣事。该书封面上有两个人物，分别是克伦威尔和布拉德肖，随人物附有一段简短的介绍词，其内容是：“这是克伦威尔，一个大胆的叛徒，没人能控制他，通过谋杀他的国王，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如此多的灾难；这是布拉德肖，一个魔鬼似的……(印刷不清晰)，把他的国王送上了绝路，由于这受诅咒的和该死的不义之举，他现在要付出代价了。”在虚构的故事中，几位已故弑君者忏悔其叛乱行为，并不可避免地发生内讧。克伦威尔承认他们“所有人都必须为他们在世上犯下的可怕的谋杀和叛国负责”，并痛斥布拉德肖“把判决强加给你的殉道者国王，你比那审判我们救世主的彼拉多还邪恶”。

　　但是，对于煽动民族情绪，凝聚民族仇恨而言，多个复仇对象不具有单一的象征意义。最好的办法便是像塑造伟大英雄一样，塑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代表性的仇恨对象，能将过去二十年间所有官方认定的负面和混乱历史串联起来。在这方面，克伦威尔具有无可挑战的“优势”。

　　复辟之后，护国公政府宣传的克伦威尔的正面形象遭到彻底颠覆。1660年，伦敦印刷的一份小册子称克伦威尔是“英国恶魔”“血腥叛徒”“地狱怪物”“大骗子”“胆大包天的叛逆者”。这样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野心家，为了追逐权力不惜使用武力踩在英国人民头上。另一份小册子则称他是“人类的怪物，肮脏的叛教者，可恨的圣徒，无耻的罪人，背信弃义的暴君”，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和前所未有的罪行”，他的弑君行为把“正义之泉堵塞了”。在小册子作者的安排下，克伦威尔的鬼魂得以与查理一世的鬼魂相遇。“篡位者”克伦威尔低声下气地向查理一世忏悔道：“请原谅我，因为你无法想象，当我想起我那些野心勃勃的、可恶的阴谋，要毁灭你和你的家人，把自己置于你的地位时，我的良心会受到怎样的折磨。”通过安排弑君者的鬼魂认罪，复辟政权明确了罪责划分，即弑君之罪应由少数弑君者承担，尤其是克伦威尔这样的野心家。正如国教会在祈祷时所说：“仁慈的上帝啊，当你追究血罪之时，不要把使那无辜之人流血之罪(唯有你儿子的血才能赎这罪)归咎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要怪罪我们及后代子孙。”在弑君这场最血腥的叛逆活动中，绝大部分英国民众是无辜的。复辟政权将弑君者和普通民众进行切割，意在通过刻意的遗忘消除仇恨。

　　质言之，复辟王朝构建的记忆主题是：查理一世之死是少数野心家非法篡逆的结果；查理一世本人是清白无辜的，他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弑君之罪应由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少数弑君者背负。复辟政权为了使宣传效果更加有效，特意塑造了两组对立形象——“殉道者”查理一世和以“英国恶魔”克伦威尔为典型的弑君者群体，他们分别代表“善”与“恶”两个极端。政府通过大力宣传这两组对立形象来设定记忆框架，控制民众的记忆内容。然而，在明显相互抵牾的记忆政策下，复辟王朝有关过去的记忆故事是极其不稳定的。在极短时间内通过强制性的遗忘措施，并不能消除内战造成的仇恨和创伤。复辟解决方案只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暂时压制了骑士党和圆颅党的矛盾，议会同情者的记忆诉求遭到严重压抑。他们的记忆权被剥夺，只得以表面顺从的方式迎合复辟政权的要求。

三、复辟王朝记忆政治的得失

　　复辟王朝记忆政治的效果在排斥危机与光荣革命中得到检验。1640年之后，君主制先遭废除，后又得以恢复。复辟政府亟须维护君主制的合法性，提振民众对君主政府的信心，它围绕查理一世之死塑造集体记忆的目的便在于此。但是，复辟政府倾力宣传的弑君记忆与王权合法性并不完全适配，其间多次出现排异现象，这从《排斥法案》危机及光荣革命的解决中可见一斑。

　　由于查理二世没有嫡子，王弟约克公爵詹姆士成为王位第一继承人。詹姆士的天主教信仰令英国政教两界如鲠在喉，国教徒和非国教徒都难以接受王位在天主教徒中流转，王位继承问题时刻威胁着英国政局的稳定。1678—1681年，辉格党人以此为借口，多次向议会递交《排斥法案》，呼吁将詹姆士排斥在王位继承序列之外。查理二世坚决支持约克公爵的继承权，不惜多次解散议会进行无议会统治，史称“排斥危机”。持续三年的排斥危机与1640—1642年引爆内战的冲突存在诸多相似性。宗教上，两个时代都既有对天主教威胁的担忧，又有国教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斗争；政治上，托利党拥护王权与辉格党抵抗王权之间的冲突与骑士党和圆颅党之间的对立又是如此相似。正如一些史家认为：“内战的经历占据了政客们的头脑，甚至议会分歧的最轻微迹象都会被政客拿来与1641年类比。”在约克公爵继位危机期间，“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受到内战记忆的影响”。

　　两个时代的相似性令查理二世深感焦虑，托利党也借机大肆渲染内战和弑君重现的可能。复辟政府和托利党利用查理一世充当镇压辉格党、支持约克公爵继承权的急先锋。他们认为，英国人对查理一世造成的伤害应当弥补到其继承人身上。1681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周年忌时，塞缪尔•克罗斯曼在布里斯托尔开坛布道，他引领会众回顾查理一世被叛贼乱党残害的过程，其间借机劝告民众应弥补过错，而“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洗去如此污浊的污点，那就是真诚而实际地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位父亲所遭受的不幸侮辱，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以加倍的忠心、最大的忠诚和责任来弥补他的儿子”。复辟王朝借助宣传不断强化英国人的内疚感，并将其转化成支持王权和托利党的政治主张的精神力量。

　　查理二世也时常挪用弑君记忆，尽力劝诫臣民接受既定继承安排。1681年3月，查理二世发布公开宣言，解释其解散议会的原因。在谈到王位继承问题时，他征用了内战和弑君的相关记忆，以支撑约克公爵的继承权。查理二世声称不能偏离“之前经常宣布的关于继承的安排”，他本人愿意“听取任何权宜之计的意见”，以使“既定宗教可能得到保存，君主制也不会被摧毁”。但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辉格党人“除了完全排斥之外，没有任何权宜之计”。因此，查理二世决定“在经历了晚近内战、谋杀我们神圣记忆中的君父以及摧毁君主制的悲惨经历后，我们决不能同意一项法律，该法律将带来另一场最不自然的战争，因此或者至少有必要维持一支保卫政府与王国和平的常备军”。查理二世口中那项不能同意的法律即《排斥法案》，他认为该法案将导致内战和弑君卷土重来。在此，有关查理之死的记忆被用来劝勉英国人拥护君主制的最大支撑——神圣王权世袭秩序。

　　辉格党人也试图从弑君记忆中解析出有益成分。他们巧妙地从查理一世的殉道者角色中汲取养分，当作推动《排斥法案》的工具。1681年，一份名为《王室支柱是新教而不是天主教》的小册子，引用“虔诚记忆中受祝福的殉道国王查理一世”的话，说明查理一世是反天主教的。作者引用1640年2月3日查理一世在两院发表的演说：“我不赞成在这个王国以任何方式增进教皇制或迷信，我将通过执行法律来制止它们。我决心针对耶稣会士和天主教会士，迅速发布公告，命令他们在一个月内离开这个王国，如果他们未能离开或者返回，届时将会根据法律对他们进行处罚。”在多次剪接查理一世支持新教和反对天主教的言论后，作者得出结论：“这位国王的政策建立在宗教和正义的虔诚之上；他视新教为荣耀，视其为英国王冠的支柱……他认为教皇制完全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宪制。”实际上，国教才是查理一世口中的英国王冠的支柱。这份小册子故意模糊清教徒和国教徒的界限，清教徒在内战中反抗查理一世的历史被刻意遗忘。辉格党通过对查理言论的挑拣引用，使得复辟政府精心构建的殉道者查理记忆摇身一变成为新教事业的强大支柱，反倒成为其子约克公爵登上王位的障碍。

　　不过，相较于托利党，辉格党在挪用弑君记忆时并不那么得心应手，毕竟他们的前辈圆颅党曾是内战和弑君系列故事中最大的战犯。托利党也总是抓住此点不放，将辉格党描绘为圆颅党的继承人，宣传他们对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的忤逆无异于内战和弑君重演。因此，在排斥法案危机时期，“‘41年又来了’是一种常见的呼声，这是一种有效的威慑”。

　　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位后，立即将弑君记忆据为己有，作为提醒民众服从“君权神授”、神圣王权世袭制、不抵抗和消极服从原则的警示符号。詹姆士决定吸取查理一世由于退让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彻底解决复辟后的政治和宗教问题。詹姆士在信仰问题上毫不退让，强行在英国推广天主教，启用大量天主教徒充任政府官员。托利党虽然拥护王权，但他们和辉格党一样，难以忍受天主教徒进入统治阶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利党主要是个教会党。在他们看来，甚至国王也处在第二位”。

　　詹姆士二世的行为将部分托利党人推向敌人行列。1688年6月30日，托利党和辉格党联名写信邀请荷兰执政威廉领兵前来干涉英国事务。此次英国政治家们采取更为高明的处理措施，并没有发动武装政变处死詹姆士二世，而是逼迫他逃往法国，使王位处于空缺状态，再由议会将王位授予威廉和玛丽。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对内战和弑君重演的恐惧，才促使两党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发动政变，最终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实现政权的更迭及对王权的限制。成功入主英国的威廉也试图将自身融入查理一世的殉道故事中。在革命政府的宣传中，威廉三世“入侵”破坏神圣王权世袭秩序的方面被刻意忽视，而他将这个王国从教皇制和专制权力中解救出来的事迹则被放大演绎。威廉以新教拯救者的身份，成为查理一世的追随者。

　　1689年1月31日，吉尔伯特•伯内特在下议院做了一场布道，主题是感谢威廉将王国从教皇制和专制下解救出来。奥兰治亲王威廉作为拯救者的前提必然是詹姆士的残暴统治。1690年，托马斯•梅出版了一本名为《英国历史的缩影》的小册子，将詹姆士的残暴统治比作克伦威尔的篡位统治。该书全名是：《英国历史的缩影，在晚近奥利弗•克伦威尔专制篡夺的非法勾当中，专制政府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上任詹姆士国王的四年统治相似，后者的政府是教皇制、奴隶制和专制的，但现在由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愉快地解救了》。在托马斯笔下，詹姆士二世成为和弑君者克伦威尔一样的专制暴君，站在其父查理一世的对立面。查理一世与詹姆士二世之间的权力传承被切断。威廉政府默许了查理一世殉道记忆的权威，并且从中汲取养分用以支持革命政府的合法性。不过，不同于托利党把查理一世之死与内战和弑君的混乱记忆联系起来，威廉将查理一世之死与公众对教皇制和专制政府的恐惧绑定在一起，巧妙地挪用了查理一世的殉道记忆。

　　随着光荣革命的完成，原先被打压的辉格党重新恢复活力。其中一些激进分子逐渐对托利党和国教会垄断内战解释权的记忆霸权感到不满。极端辉格党人从《权利法案》中尝到限制君权的甜头，他们试图通过宣传撬动不抵抗和消极服从原则，重构内战和弑君记忆的内容。然而，复辟王朝经营了二十多年的查理一世的“伟大殉道者”形象十分坚固。于是，撼动这个业已深入人心的权威便成为辉格党的当务之急。1694年，盖尔哈德出版名为《对保留1月30日和5月29日的一些意见》的小册子，质疑在查理一世忌日和查理二世复辟日举行斋戒的必要性。更尖锐的批评出现在1698年，该年约翰•托兰出版名为《查理一世并非通常所称的圣人、殉道者或虔诚的新教徒，而是天主教徒的支持者，一个残酷而暴虐的暴君》的小册子，公开认定查理一世是支持天主教的暴君，而内战和弑君则是议会反抗专制暴君和天主教的正当之举。该小册子声称“印刷于我们从教皇和奴隶制中救赎出来的第十年，1698年”，表明它认可光荣革命及威廉和玛丽的统治，企图在绕开查理一世光荣殉道记忆的前提下，重构革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卸下威廉政府的合法性包袱。

　　辉格党重登政治舞台后，查理一世的“殉道”记忆不再是不可撼动的。威廉和玛丽有意疏远甚至解构这个内部充满矛盾的复辟故事。然而，詹姆士二世仍视其为合法性瑰宝，他在流亡中刻意模仿其父的殉道者姿态。1692年，詹姆士二世的作品集在巴黎出版，对查理一世展开全面模仿。书名上的相似最能体现这点。查理一世的自传全名是《圣王之像：神圣国王查理一世陛下在孤独和苦难中的肖像》，詹姆士二世的作品则命名为《王家肖像：国王陛下在孤独和苦难中的肖像》。在写作方式上，模仿也无处不在，两本书的每一章都是对特定事件的说明和解释。詹姆士将他在法国的流亡之苦与查理一世被囚受辱、受难而死之间建立联系，此举无疑是在诉说他对英国王位的合法权利。

　　可见，在复辟初期，经过复辟政府和保王党的宣传，“殉道者”查理一世成为英国的民族英雄和难以撼动的政治权威，这是复辟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仗。詹姆士二世、托利党、辉格党和威廉三世都企图从这位国王的“殉道”记忆中挖掘可用资源。由此便出现一个现象——“殉道者”查理一世既可以支持詹姆士，也可以反对之。不过，两者之间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总体而言，围绕查理一世之死所凝聚的内战和弑君记忆配合了詹姆士的继位诉求，使其顺利登上王位，却在光荣革命中与之排异，由此导致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记忆政治的失控和混乱。查理一世之死记忆成为一个人人可用的素材，这也意味着它的价值大不如前。

结语

　　以恰当方式记忆过去，是一个经历战争和分裂的民族或国家抚平创伤、实现和解的必要条件。复辟之后的英国就面临记忆与遗忘的选择难题。对于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而言，全面遗忘不仅代表着对敌人的褒奖和对己方的背叛，还有可能导致内战和弑君重演；而全部记忆则不利于消除仇恨和敌意，反而会使国家深陷内耗中无法自拔。所以，查理二世采取“有限遗忘”或“选择记忆”政策，精心挑选能巩固政权合法性的记忆内容，大规模地向民众宣传。

　　以既定记忆政策为基础，通过选择、裁剪、修改和强化等措施，复辟政权将查理一世之死宣传成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少数野心家反抗合法君主的恶性结果，查理一世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关于查理一世的“殉道”记忆成为复辟时代英国集体记忆中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权威。以查理一世之死为核心的内战和弑君记忆，不仅助力约克公爵詹姆士以天主教徒身份登上王位，还是英国能够保住君主制的关键原因。然而，辉格党及荷兰执政威廉也挪用了“殉道者”查理一世的神圣记忆，将查理一世作为新教守护者加以宣传，使之与詹姆士二世拥护天主教的行为产生排斥。光荣革命后，辉格党和威廉政府更是企图破坏或舍弃查理一世的神圣性。查理一世的“殉道者”形象成为革命政府的合法性包袱，最终变得湮没不彰。而后经过辉格史学的夸大和演绎，查理一世的“暴君”形象成为英国历史记忆中的主流符号。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查理一世之死及其所代表的内战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需求左右。复辟政府从自身立场和当下利益出发，通过印刷宣传品的方式向民众灌输一种特定简化的过去版本，以谋求对公众集体记忆的控制。这种高度政治化的集体记忆，有利于初步实现民族和解，避免国家再次分裂。然而，经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形成的集体记忆在内容上欠缺灵活性，是一组外部边界清晰但内部僵化且沉重的记忆单元。当政治局势变动时，高度政治化的集体记忆主题过度依赖单一叙事，缺乏包容性和变通性，其中的局部要素无法适应新形势，反而成为记忆塑造者的合法性包袱，使其坠入不可避免的合法性陷阱之中。

　　（注释略）

　　（作者：苏泽明，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