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研究的新路径和新领域

[英] 罗伯特•斯旺森

 过去几十年中，在欧美和澳大利亚等地，“中世纪研究”这个概念已经大大发展，它就像一把大伞，把许许多多和中世纪相关的学科研究工作全都罩在下面。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与中世纪相关的这些学科当然也存在，但这些学科又是在它们自身的文化环境和学术背景下生存的。因此，在这些地方，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与西方人的惯常用法也就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许许多多的话题都可归在“中世纪研究”这个标签下面，但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法做到全盘知晓每个研究领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且每个研究领域都需要有和该领域相匹配的专门知识。如果泛论“中世纪研究新进展”这个话题，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此，这个讨论必须限定在我所了解的那些变化范围之内，而且讨论的话题只能是片段性的，它们看起来可能会显得颇为随意，且各个部分之间没有多大关联。

　　一、“中世纪研究”的内涵界定

　　在探讨中世纪研究“新进展”之前，必须思考一下何谓“中世纪研究”。关于这个概念，一个直白的定义就是，不论什么事物，只要是属于中世纪的，对它所进行的研究就可以归在“中世纪研究”范畴之内。不过，直白的定义并不一定总是能够让人感到非常满意。“中世纪”指的是什么?“研究”又指的是什么?这个定义是否就是要把“一切属于中世纪的事物”全都统合进一个研究领域?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中世纪史家们数十年甚至更久。

　　1992年，在北美召开过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会上有两位学者给出了“中世纪研究”的定义，其中一位是德莱克•皮尔萨尔(Derek Pearsall)。在他看来，“中世纪研究”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指“一种跨学科教学与研究活动，其研究领域与中世纪(公元500—1500年)的西方相关”[1]。在论文集的另外一个部分，约翰•范•恩根(John van Engen)给出另外一个定义：“从潜在的意义上说”，中世纪研究就是“对千年(500—1500年)之中在一个大陆(欧洲)上所发现的一切民族、社会、语言、文化及物质产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理想化的概念……中世纪研究涵盖着人类思想、经历和表达的方方面面，说白了，就是一切事物”。[2]在这个定义中，有一点或许比皮尔萨尔的那个定义更明确，即中世纪研究的内涵“说白了就是一切事物”。这样一来，它应该就是无所不包。不过，从他所用的“潜在”和“理想化”等说法中也可看出，在中世纪研究中，那种把一切内容全都囊括在内的想法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皮尔萨尔和范•恩根二人都将“中世纪研究”的地理范围限定在“欧洲”或“西方”，把时间断限定在公元500—1500年之问这些个世纪。实际上，他们对地理范围所做的限定仍然是不精确的。“欧洲”到底指的是哪里?“欧洲”的内涵有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一般来说，之所以出现不确定性，其主要取决于是否把拜占庭帝国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国度有着独立的希腊文化，它所信奉的基督教亦不属于天主教范畴。如果将上述这些区域排除在外，“欧洲”这个概念的地理聚焦点就会更为明确地表明是指“西方”。然而，在讲“欧洲”的时候，人们又会把十字军东征以及在“圣地”建立的那些十字军国家包括在内。当然，这样一来，也会遇到和拜占庭问题极为类似的挑战。“欧洲”或“西方”一般都是指基督公教(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那片区域。这通常也就意味着拜占庭帝国几乎会被完全忽略，而十字军东征以及十字军国家却会被名正言顺地纳入进来，这是凶为它们创造出了一个“拉丁东方”。至于俄罗斯的那些公国，则几乎是提都不用提，一般认为，位于东方的这些公国离得太远，除了边境地区之外，很难和“西方”搭界。

　　关于历史分期的使用问题，学术界有许多争议。就“中世纪研究”这个领域而言，其传统的时间断限定在公元500—1500年，但是，如今看来，这种划分似乎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武断色彩。“中世纪”这个说法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是由那些人文主义者创造出来的。在他们看来，在古典文明崩溃之后，便是长达多个世纪的荒废岁月，然后则是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他们渴望恢复那一失去的世界，摒弃那些荒废岁月。然而，在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看来，从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转变，欧洲开始进入海外扩张和帝国主义阶段，而上述这些现象标志着向“现代性”阶段的起飞，这是和此前数个世纪的一次断裂。还有一点也特别值得注意：有些学者是研究中世纪前后几个世纪的欧洲史的，他们有自己的分期方法，而且，他们的分期方法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如今，已经出现“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这么一个思路相当清晰的说法，其起始点分别是公元300年前后和800年前后。另外，“近代早期”(Early Modern)这个说法也在日益巩固。这样一来，“中世纪”真的就成了飘荡在两者之间的一种东西，它既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身份特征，也没有一个稳固的、其内涵得到合情合理界定的区段。

　　除了时空问题之外，还有另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注意。如今，“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已成了苛求性的字眼，如果没有“跨学科性”，“研究”（复数studies）这个词或许就不能使用。然而，“跨学科性”究竟指的是什么，却很难说得清楚。在范•恩根看来，它的目标就是要把心智上的一切自由回收过来并加以利用，从本源上来说，这种心智自由与下面这个观念相关，即不论在心智上，还是在制度上，都不被某个单一学科的陈规旧俗或正统做法所束缚。不过，正如他本人所言，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做到真正的跨学科，那将是个巨大的挑战：“跨学科性这个概念不可能被缩减成一个单一的定义，或者说，它或许将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开端。它不可能意味着不要学科。……它必须是指能够精通一个以上的学科，或者在一个以上的学科领域中，至少能够做到游刃有余。跨学科的学者拒绝接受单一学科模式的限制，他会利用多个学科从事研究。”[3]在中世纪研究领域，现实的情况是，所有的中世纪学家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特定学科内从事研究工作，当然，他们可能也会把其他某些学科的某些方面纳入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即便他们并不总是能够以真正跨学科的方式从事研究，但他们终究还是能够经常从多个学科中汲取创见和观点，这样，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也是多有助益。不过，在这类情况下，合适的用词或许应该称作“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而不宜称作“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

　　二、变化之中的研究路径

　　围绕“中世纪研究”的内涵和性质问题，争论还在继续。不过，大多数中世纪学家并不会被这些问题困住手脚。如今，每年都有两次国际性的中世纪学家大聚会，一次是每年5月在美国卡拉马祖市(Kalamazoo)召开的中世纪研究大会(Congress of Medieval Studies)，另一次是每年7月在英国利兹市(Leeds)召开的国际中世纪大会(International Medieval Congress)，参加这两次大会的学者多达数千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会利用这些会议，借机与同行专家们见见面。他们并不会带着尝试的心理去参加其他学科、其他领域的那些会议，也没有想过要借助这类方式去扩展他们的视野。

　　尽管如此，围绕“中世纪研究”之性质与内涵而出现的争论依然有其重要意义。在西方很多大学里，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然而，各种各样的文化空白正在日益加剧，这就使得中世纪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在此情形下，与中世纪相关的各种学科也就受到了威胁。颇具矛盾色彩的是，一方面，人们认为与中世纪实实在在打交道是件越来越苦、越来越难的事；但另一方面，中世纪世界似乎又正在变得越来越具娱乐性，大众对中世纪世界的兴趣正变得越来越浓。如今，被称作“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的那一思潮重又兴盛起来，其内容涵盖两大方面。一是娱乐，以中世纪为对象，但这种中世纪是想象出来的、人造的。二是考察在中世纪结束之后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对中世纪做出反应的，人们是如何理解中世纪的。这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早在19世纪，它就已是一股强大的文化势力。如今，它继续高歌猛进，已经出现在电视、电影、电脑游戏、旅游以及主题公园体验之中。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将之视为学术研究的一个话题。

　　从实际层面来说，“中世纪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在于如何处理好跨学科性与学科性之间的平衡，或者说，如何将跨学科性与学科性恰当地结合起来。学科融合有益于中世纪研究，但是，就大多数中世纪学家而言，在进行学科融合的同时，他们还是有着自己的学科中心。这种情况通常也就意味着，对于对自己研究领域产生影响的那些进展和变化，学者们会意识到，但也仅仅就是“意识到”而已。“中世纪研究”并没有什么正式的研究核心，也没有什么非有不可的内容，因此，对于其中出现的无计其数的发展演化，很多学者、甚至说大多数学者可能都是一无所知。

　　关于“中世纪研究”领域里的进展，应该说并不是指单一的中世纪史、中世纪英格兰文学或其他相关研究领域中某某方面的进展，而是指那些综合性的发展演化，其中包含多个学科，至少要包含两个学科。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五个不同的主题或领域，在这些主题或领域中，研究路径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变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在另外一些隋况下，变化或许刚刚起步。所有这些主题，特别是最后一个，似乎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把“中世纪研究”这个领域带入“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某个专业之中。在这些主题或领域中，有四个是严格从属于皮尔萨尔和范•恩根所给的“中世纪研究”那些定义的。从潜在意义上说，第五个主题相当重要，但这个主题已经脱离了他们定义的范畴。

　　三、性别研究

　　“性别”这个主题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整个中世纪阶段，男性和女性是以什么方式展示其异同的，以及这些异同对中世纪的思想、社会及文化产生什么影响。作为“中世纪研究”的组成部分，它已发展成为最为强劲的主题之一，而且已经具备强烈的独立性。性别研究的发展是有基础的，在此之前即已拥有一段较长的专题研究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开始出现相关研究，但其研究对象比较狭窄，主要集中于女性的历史。性别研究正是从上述的女性史研究演变而来的。

　　“女性研究”发展到“性别研究”，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在如今，人们开始真正从男性的角度来研究男性。在中世纪学家群体中，男性研究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著作和论文正不断面世。不过，相对而言，这还是个规模较小、发展尚未充分的研究领域，其关注的问题似乎还主要集中在与普通人相比教士的男性气质问题。[4]对于那些明确强调以性别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来说，大多数似乎还是聚焦于女性身上，这是因为，就某一社会而言，如果人们认定它是一个由男性占绝对主导的父权制社会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女性抽取出来，将之作为一个类别来对待。

　　如果将男性和女性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如何才能做到恰当的平衡，这的确是个挑战。通常来说，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主要应该归因于现存材料的性质以及传统史学作品的特点。同时，其原因还可归结到下面这个事实，即中世纪世界所进行的记载活动，基本上都是由男性完成的，他们大都是为男性而进行记述，他们所写所记的基本上也都和男性相关。不过，对于利用上述这类材料记载下来的这个世界，人们却极少甚至几乎没有以某种理论为基础，将之当作一种男性世界来进行研究。

　　最近，有位女性学者作过相关评述，其中特别提及西多会(Cistercian Order)问题以及将西多会修士、修女的历史糅合在一起进行处理所带来的挑战。她写道：“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过程中，不应把修女贬入单独的一章，然后将之放在全书末尾进行处理，而是应该把她们和修士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这样的话，她们就可以成为同一实体中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目前，对于欧洲不同区域的(西多会)修士、修女的研究情况参差不齐，其结果只能就是一部没有均衡可言的叙事；而且，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男性材料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部叙事的作用可能仅仅就是进一步固化西多会修女的边缘化地位。”[5]实际上，在她的那本书中，的的确确有那么一章（第5章）是专门用于讨论修女问题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他各章基本上都是在讲述男性的修道历史，然而在进行制度分析的时候，她又常常把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放在一起进行处理，而且，对于修士以及他们那些明显具有男性气质的各种经历，也根本未作任何探讨。

　　在性别研究方面，关键性的问题之一就是，性别几乎不是孤立存在的。对它进行研究，基本上都要通过跨学科的方式进行，或者至少需要多学科的联合，只有这样才能让性别问题符合一定的情境；实际上，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某种以性别为基础的研究焦点强行附着到那一情境中去。性别可以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而存在。同时，在其他许多研究领域，它还可以充当某种辅助性的主题。在由此而出现的相关作品中，许多都可被称作“女性与×××”这样的学术化名称，在这里，人们会将女性和另外一个主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例如宗教、经济活动或政治权威等。此外，长期以来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路径，即研究女性与书籍的关系以及她们对读写文化的参与，她们的主要角色是作为方言作品的读者(有的时候也会是作者)。这类研究经常会与物质文化研究出现交叉和重叠，有时甚至已经归属于物质文化研究这一主题之中。[6]

　　四、异端研究

　　与性别问题相比，异端这个主题在研究领域上更为狭窄，也更为传统。中世纪学家们对异端问题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人，堪称典范的相关史学论著也有好几部。[7]最近几十年，对中世纪(尤其是1050—1500年间)异端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及其所属的专业性较强的分支学科(如教会史、思想史、宗教史等等)之外，还有很多学科也都对之给予关注。如今，人们从很多角度对之展开研究，包括对相关文本及文学遗存进行分析，还有人主张从性别的角度展开分析。目前，这个领域生机勃勃，同时又存在着非常激烈的争议，因此有必要对之作一纵览式的考察。

　　异端研究以自身的方式对“中世纪研究”的性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其关注的焦点都是集中在西欧天主教内部的那些异端，东正教内部的那些异端则被忽略。即便在西方异端研究领域，学者们通常也只是关注其中的一个团体。对于异端，人们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派别：12世纪至14世纪早期存在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纯洁派(Cathars)，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早期存在于英格兰的罗拉德派(Lollards，威克里夫派)，以及15世纪存在于波西米亚(Bohemia)的胡斯派(Hussites)。华尔多派(Waldensians)则是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这个派别从12世纪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存在到16世纪。从地理分布情况来看，从法国南部一直到德意志北部以及波西米亚，都有华尔多派的足迹。对于华尔多派，当然可以将之作为一个有着多个分支的单一运动进行探讨，但华尔多派分布广泛，这也就意味着手头可用的相关分析材料会显得很不均衡。

　　在对异端进行分析时，人们会把它当作是对正统的一种叛逆，也就是说，会把它当作一种必须被惩罚的错误信仰来看待，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会透过镇压与迫害这一凹凸镜来研究异端。对于1300年之前那些岁月中的异端，相关材料一般都出自和异端针锋相对的天主教人士之手，其中存在各式各样的偏见，因此相关的研究通常就是要对这些偏见做出回应。在此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出自异端分子一方的可用材料变得丰富起来。天主教会从多方人手，试图对异端加以控制。对这一现象的重视，对于“法律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是颇有吸引力的，而这也就为跨学科研究开辟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渠道。

　　异端遍及欧洲各地，同时其分布又具有区域性特征，这导致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具有区域性。它们会涉及一系列地方性语言，因此要想从广阔的视野对之进行分析就存在一个障碍。在这个方面，胡斯派的情况是最好的证明。就各种异端而言，在英语世界的学术研究领域，胡斯派被忽略程度最为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产生胡斯派的这个区域几乎没有能够引起英语世界学者的关注，研究胡斯派的主要历史学家都是用捷克语写作的。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胡斯派运动是和波西米亚内战及政治动荡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对它的研究经常会被纳入政治史范畴，因而也就未能引起人们从跨学科的角度予以关注。另外，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波西米亚一直是苏维埃阵营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当地那些得到官方认可的学者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胡斯派进行研究和分析，他们并没有将之视作一场宗教运动。1989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不过，和胡斯派相关的主要学术论著仍然是用捷克语写成的，其中有些已被译为德语，但翻译成英语的论著还是不多。如今，这一缺失正慢慢得到弥补，其中以英国罗拉德派(Lollardy)和波西米亚胡斯派为对象的比较研究对此贡献尤为显著，这类比较研究通常都要以文本以及书籍、手稿等物质文化成果为基础。[8]

　　与胡斯派研究相比，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罗拉德派研究则被较为稳固地纳入“中世纪研究”范围。不过，最近几十年，在从事罗拉德派研究的人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经主要是文学方面的学者。这种情形造就出两个相互敌视的阵营，而且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由这一分裂所造成的影响依然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对“史学”研究方法持坚定捍卫立场的，是那些以16世纪以及英格兰宗教改革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他们坚决认定，在那些岁月里，一直到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决裂的那个时候，罗拉德派都没有任何影响可言。[9]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则拒绝接受这种解释，他们认为这种解释没有赋予罗拉德派应有的显要地位，因此，它对宗教改革之前英格兰宗教状况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10]

　　虽然说还是有人会继续抛出上述这些互不认可的观点，但有迹象表明，有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正在对“罗拉德派研究”进行重新塑造。如今，从事文本研究的史家们认为，在正统与异端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这样一来，对于罗拉德派本身的识别与界定也就变得更加困难。史家们还认识到，他们所用的那些材料存在各种难解之处，这就使得依据管理层面的材料而作出的那种严格分类很难站住脚。因此，他们也正在淡化正统与异端之间的界限。对相关文本及档案材料的精细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拉德派是在不断变化的。

　　按照“中世纪研究”的角度来对待异端问题，这样一种做法对于改变某些基本的分析结论可能会有推动作用。在十二三世纪异端研究领域，目前便呈现出这一发展趋势。当然，围绕这一问题，史家们如今也有很大的争议，其结果就是该研究领域已经沦为战场，其中，围绕纯洁派问题而进行的论战尤为激烈。在这场论战中，冲在第一线的是澳大利亚史家马克•佩格(Mark Pegg)的论著。他对纯洁派本身以及庭审记录中的材料展开分析，他的这一分析意在表明，这个异端完全是由中世纪那些知识分子以及教会那些权威人士凭空捏造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左右两个派别，有一些学者强烈反对这一新解释。[11]

　　近年来，针对异端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对于该领域来说，这些新进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看一看英国史学家R.I.莫尔(R.I.Moore)在异端研究方法上是如何变化的，便可得到明确的答案。对于十二三世纪的异端问题，原本已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权威性观点，而莫尔早年的研究工作对这一权威观点的形成是作出重要贡献的。[12]不过，在1987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已经隐约可以看出，他的研究路径出现某些变化，当然，从当时的这些变化中，还看不出他对自己的观点有什么大的修正。[13]然而，从他在2012年最新出版的著作中却可以发现，他的观点已经出现巨大变化。[14]实际上，这本新书几乎把他从前所作的那些分析全都否定了。如今，他吸收了其他一些学者特别是欧陆学者们的观点，开始强调异端证据的有限性。他认为，异端具有分散性和稀疏性，几乎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关联性或连续性。按照这种新的分析，来自异端的威胁根本不像当时那些作家们所说的那么严重。从其结论来说，他的这一新的分析或许过于极端，但它毕竟表明，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已是今非昔比。在这场战斗中，谁将最终获胜，目前还看不出来。不过，就中世纪异端而言，总的分析路径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五、民族研究

　　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主题是“中世纪民族研究”(Study of Medieval Nations)。不过，这有可能被证明是个伪命题。史家们很早就已认识到，那些有关民族历史的论著在出发点上就是错误的。民族史论著讲的主要都是与今天有着渊源关系的当时存在的那些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它们试图按照现今的格局去解释世界。然而，不论从国家角度看，还是从民族角度看，当年的那个世界都并非只有一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中世纪学家面对的是一个极为不同的世界，但是，对于这个世界，那些基本的要素常常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在中世纪世界，“民族”是什么样的?其身份特征又是如何界定的?

　　许多中世纪学家都会写一些有关民族身份方面的东西，但他们又没有真正去分析民族身份的内涵。在以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中，甚至说在以整个中世纪英格兰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中，这似乎是个通病。他们简单地认为，在那个时代，民族是存在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且有着共同的民族身份。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从潜在意义上来说，对于来自众多学科的中世纪学家而言，该领域可以提供多种研究机遇，而且，肯定可以成为“中世纪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中世纪学家与以近现代为研究对象的那些学者(modernists，下称近现代学家)之间的一场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围绕18世纪晚期以来的民族以及民族主义运动问题，近现代学家(包括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写了大量的论著。这些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即只有在近现代世界里，才可以找到符合定义的民族。然后，这些学者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近现代观念以及他们给民族所下的定义被派上用场，用以否认中世纪阶段存在民族。这种研究套路实际上就是不让争论，其结果就是在毫无意义地兜圈子：在10世纪或15世纪的欧洲，根本找不到19世纪那样的民族，既然找不到，那也就证明那个时候不存在民族。[15]

　　这种研究套路并不受中世纪学家们的欢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有本著作，名日《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这本书是站在近现代学家立场上写成的阅读面最广的著作之一，人称是“一部中世纪学家们乐于憎恨的民族方面的作品”。安德森对中世纪所持的观点表明，他对中世纪的了解实在是可怜之至，然而，他的这种观点却能够助人们否认中世纪存在民族及民族身份。[16]

　　中世纪学家们至今尚未对近现代学家们的上述研究套路展开有效的反击，不过，准备与之短兵相接的兴趣正日益浓厚。正是基于这种需求，历史学开始与其他一些学科联起手来。通常来说，其兴趣点主要集中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另外还有文化发展问题。例如，以文学为着眼点，以拉丁世界以外的某种文化为例，考察它最终(这里的“最终”一定只能是出现在近现代这个阶段)是如何发展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的。此外，学者们还对中世纪那一时期能够反映民族性和民族身份的词汇展开挖掘和利用。这类学术研究中，大多不是与近现代学家们的研究方法直接对垒。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是会象征性地提及安德森以及其他一两位学者，对于那些居于中心地位的理论问题，则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交锋。

　　对于中世纪学家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才能推翻近现代学家对民族内涵进行的界定，并拟定出一个符合中世纪情境的民族的定义。这项工作目前尚处初创阶段。实际上，这个工作究竟能否完成，也还是个两可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在英文著作中，与那些理论问题直接交锋的主要著作都是以德意志为研究中心的。这类著作力图对广泛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意识进行追本溯源，并试图表明，早在15世纪的德意志就已存在实实在在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曾致力于某种民族构建历稗。[17]

　　六、物质文化研究

　　上述几个主题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核心，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思想观念方面的。第四个主题“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走的则是不同的方向。对于这个主题，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概述一下，但实际上却是涵盖面最为宽广的一个研究领域。用简洁的语言来说，所谓物质文化研究，就是对物品(things)和物体(objects)的研究。这些物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曾存在于某个社会，在那个社会环境中被人们使用，反映并展示着那个社会。因此，这个内涵广泛的标签可以包含许许多多潜在的话题和目标更为精确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艺术史、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书籍抄本研究以及书籍抄本社会史)、考古学、建筑学等，而且，对于其他任何东西，只要你能把它当作物品来想象，几乎都可被纳入上述研究范围。

　　对这些物品进行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要知道它们是什么，二是要弄清它们意味着什么、反映什么、代表什么。它们并不都是一些精美物品，除了君王们的那些物品之外，农家物件之类的普普通通的日常用品也都可以包括其中。这样一来，物质文化研究也就演变成了某种形式上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在这个领域，需要阐释的问题很多。例如，对于西多会僧侣来说，他们的房屋建筑对他们有何意义；又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们对艺术充满渴求，那么，这种渴求是如何反映当时那种社会环境的，又是如何体现消费主义之兴起的。[18]相关的分析甚至可以聚焦于一本书的历史，以此来对文化态度进行追本溯源，或者，以此来展示那本书是如何反映该书拥有者的社会文化经历的。[19]另外，相关的分析也可以扩展到很大的范围。比如说，在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的宗教虔诚呈现出物化特征，在这种物质化的表象之中，又暗含着强烈的弦外之音。因此，以相关物品及其物质表征为基础，可以对上述现象展开极其广泛的考究。[20]

　　严格来说，利用物质文化来考察中世纪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什么新的思路。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许多中世纪藏品的背后均有其特定的意图，上述这一做法毕竟只是这一意图的延伸而已。尽管如此，对物质文化的仔细分析，的确意味着可以带来新的阐释、新的鉴识，从而也会带动“中世纪研究”其他领域中的阐释和攀识出现蛮化。

　　七、“全球中世纪”研究

　　“全球中世纪”(Global Middle Ages)这个主题是最新出现的，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对于中世纪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不过，从其内涵来看，这种研究方法相当激进，它有可能会使当前对“中世纪研究”所作的西方式理解变得意义全无。哪些话题可被称为“中世纪研究”，这是有所限定的，因此，“全球中世纪”这一研究思路实际上还不能作为“中世纪研究”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当然，它可以独立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研究领域。

　　有不少学者提出“全球中世纪”这样的说法，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推动这一研究向前发展。在研究近现代史的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那里，全球史和全球化研究越来越重要。很显然，“全球中世纪”这种研究方式就是对上述局面的回应，此外，可能也是对文学研究领域某些趋势的回应。另外，对于西方的中世纪学家而言，一直有一些事情需要他们面对：必须表明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当代社会及其所关心的问题具有“关联性”，以此来证明其研究工作是必须的、有用的。

　　这个新进展似乎有着两个不同的出发点。第一个出发点来自西方的某些学者，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其所涉时段和欧洲中世纪相对应。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供他们拿来游说，他们借此寻找各种关联，以与较为广泛的中世纪学家群体挂起钩来。另外，关于哪些内容可以算是中世纪的，原本有个范围限定，他们则把这一范围扩大，从而将他们以及他们的研究工作全都合并进来。对于“全球中世纪”这个研究领域的创立来说，这种做法或许可被称作是一种讲实用主义的创立路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恶意的创立路径。

　　至于第二个出发点，其推动者仍然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学者，但其性质却极不相同，它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对于通常被称作“中世纪”的这个时段，这些学者持有极不一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欧洲并不是一个可以自足自保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基本可以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的地方，相反，它是居于边缘的一个地方。他们的视角的确大不一样，仅此一点，就足以构成一种颇有价值的冲击性力量。有这么一位学者，他是从事地中海东岸地区研究的。最近，他坚定地提出，要把5世纪至10世纪的西欧史放到“一个不幸的地区的一段经历”这样一个位置上。在此期间，由于西罗马帝国崩溃，这个地区被边缘化，然后，它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重新具备文明的某些色彩；而在东方，文明依然兴旺发达。[21]

　　对中世纪欧洲的世界地位所持的另类观点，引发人们去关注物品、人员及观念的关联和运动问题。就近现代学派的全球化研究工作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焦点问题是贸易和帝国主义。而在目前，“全球中世纪”这个研究领域似乎主要就是围绕贸易联系和经济接触等问题来构建的，因为这两个方面或许是中世纪学家们所能找到的最能贴近近现代学派研究焦点的话题。有了上述关注点，适用于中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也就随之被创造出来。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印度洋贸易线路，还有跨越亚洲的丝绸之路联系网。在这一模式下，物品虽然是沿着某一贸易线路在流动，但并不一定要在这条线路上从头流动到尾；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可能只会流动一两个路段而已。真正重要的是那个联系网。

　　在构建一个“全球中世纪”的起步阶段，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和经济、贸易相关的某些方面，这种做法自然有其合理之处。物品和人员在这个世界上是到处流动的，因此，这类关联最容易寻找。将焦点集中在经济贸易方面，这也让学者们得以回避一个中心问题：中世纪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意识到有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存在?不过，对于“全球中世纪”而言，没有必要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经济领域。贸易联系的确可能居于基础性地位，但是，它还可以为其他活动提供机会。正如有位学者最近所言，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及新技术交流的文化干线”[22]。另外，对于收到这类新事新物的那些人而言，他们也没有任何必要一定要知晓或确知其遥远的来源地究竞在哪里。上述这种思路同样适用于某些观念的传播问题。在中世纪西方，几乎没有人知道佛教；然而在那个时期，有一本释尊传记(Life of Buddha)传播得相当广泛。至少可以说，一开始它是作为释尊传记而存在的，但后来，它却作为巴尔拉姆(Barlaam)及乔萨发特(Josaphat)两位圣徒的合传而流传于基督教世界。[23]类似的情形还有，在敦煌石窟中有耳朵相连的“三兔图”这样一种佛教象征图案。这一图案后来又重新出现于中世纪的西方，而且可被用作基督教“三位一体”(Trinity)的象征符号。

　　思想、物品及技术可以地传地、人传人，它们可以分阶段地流传，其流传线路的两端并不一定直接相连，而且与传播它们的那些人相比，它们可以走的更远。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毕竟是凤毛麟角。不管怎么说，还有很多其他人士，他们的行程会短一些，但他们到达的那些地方则可能不仅是物品交流的中心，而且也可能是思想和知识交流的中心。罗马具有巨大吸引力，到那里朝圣的人员不仅来自西欧，而且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等极为遥远的地方。耶路撒冷则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们的一个共同的中心地带。君士坦丁堡(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和黑海地区连接着地中海世界以及中亚核心地区，因此，它们最终是把欧洲最西端这一极与中国最东端这个另外一极连接起来了。

　　如果只是按照联系模式来构建“全球中世纪”，这个研究领域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况且，这里还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即这类联系无法将南北美洲以及澳洲等地包括进来，因此，这类联系还没有真正地扩及全球，所以还需要有更多的内容加入进来。采用的比较显见的研究方法可能是专题比较，即利用相似点、不同点以及背景环境的影响程度，来评估和解释因时间之推移而出现的不同变化模式以及结构上的不同演化路径。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研究方面，中世纪学家们有所参与。此外，20世纪晚期，西方的一些学者从封建制（feudalism，有时作为经济体系，有时作为政治结构）的角度对欧亚社会展开了比较研究。

　　从上述这一层面进行比较，也就给“全球中世纪”这种观念带来一些基本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中世纪”或“中世纪阶段”这个概念是欧洲的，其着眼点是欧洲。然而，如果这个概念对于欧洲本身而言所具有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已经成为有争议的话题的话，那它在其他地方怎么还有可能行得通?在欧洲以外，500年至1500年这个历史时段还有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它是否仅仅就是个武断的时间段落，只是因为有个人为的(基本也是西方的)公元纪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而使得这个时间段落具有普适性?如果说有中世纪欧洲，那么，是否有与之对应的中世纪中国、中世纪印度或中世纪非洲?主题是可以穿越时间而沿纵向进行切割的，日期则是沿横向进行切割的，对于两相切割之后形成的这块东西，随着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展其统一性则逐步降低。对于“中世纪的”的内涵，西方人有西方人的理解，如果用这样的理解去处理“全球中世纪”问题，或许是行不通的。不过，作为一个研究方案，对“全球中世纪”的追寻或许还是很能吸引人的；如果将之作为世界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能会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上述讨论中，我试图强调的就是一个方式问题。在这样一种方式中，“中世纪研究”这个概念使得中世纪学家们从他们那些通常以学科为本位的舒适地带中走出来，让他们相互交流，推陈出新。在由此产生的新的研究工作中，学科界限被忽略不论，从而可以对相关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和评价。当然，作为个人的专长领域，舒适地带仍然很重要。即便如此，作为“中世纪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学科间的相互合作和异花授粉显然正在产生某种影响。让学者们在新的情境中研究自己的专长领域，并让他们为新的分析方法和解读方法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积极且有益的。随着学者们在“中世纪研究”领域的不断耕耘，他们正在构筑出一个新的“中世纪”。

　　（本文作者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是英国著名史学家，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客座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世纪史系教授。本文译者陈文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

　　[1] 德莱克•皮尔萨尔：《如何讲授“中世纪研究”课程：在约克大学的经历》(Derek Pearsall，“Teaching Medieval Studies：the York Experience”)，范•恩根主编：《中世纪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第217页。

　　[2] 约翰•范•恩根：《中世纪研究编后记：阿伯拉尔和埃洛瓦兹的未来》(John van Engen,"An Afterword on Medieval Studies，on the Future of Abelard and Heloise”)，范•恩根主编：《中世纪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第406—407页。

　　[3] 约翰•范•恩根：《中世纪研究编后记：阿伯拉尔和埃洛瓦兹的未来》，约翰•范•恩根主编：《中世纪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第422—423页。

　　[4]詹妮弗•D．西伯德克斯主编：《圣职人员身份辨析：中世纪的教士、修士及男性气质》(Jennifer D．Thibodeaux，ed．，Negotiating Clerical ldentities：Priests，Monks and Masculinity in the Middle Age)，贝辛斯托克出版社2010年版；罗伯特•N．斯旺森：《人体化的天使：从格里高利改革至宗教改革时期的圣职人员与男性气质》(Robert N.Swanson，“Angels Incarnate： Clergy and Masculinity from Gregorian Reform to Reformation”)，道恩•M．海德里主编：《中世纪欧洲的男性气质》(Dawn M．Hadley，ed．，Masculinity in Medieval Europe)，哈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77页。

　　[5]E．詹姆罗兹亚克：《中世纪欧洲的西多会(1090—1500年)》(E．Jamroziak The Cistercian Order in Medieval Europe．1090一1500)，鲁特莱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页。

　　[6]例如，玛丽•C．厄莱尔：《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女性、阅读与虔诚》(Mary C．Erler，Women，Reading and Piety in Medieval England)，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莱斯利•史密斯和简•H．M．泰勒主编：《女性与(圣经)：对视觉资料的评估》 (Lesley Smith and Jane H．M．Taylor，eds．，Women and the Book：Assessing the Visual Evidence)，大英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7]最全面的一部著作或许应该是马尔科姆•兰姆巴特的《中世纪异端：从格里高利改革至宗教改革时期的民众运动》(Malcolm Lambert，Medieval Heresy：Popular Movements from the Gregorian Reform to the Reformation)，威利出版社2002年第3版。

　　[8]米凯尔•范•迪森：《从英格兰到波西米亚：中世纪晚期的异端与圣餐》(Michael Van Dussen，From England to Bohemia：Heresy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安娜•哈德逊：《全集：英格兰和波西米亚的威克里夫作品收集工作》(Anne Hudson，“Opera Omnia：Collecting Wyclif’s Works in England and Bohemia”)，米凯尔•范•迪森和帕维尔．苏卡普主编：《欧洲的宗教之争，1378—1536年：文本传播与读者网络》(Michael Van Dussen and Pavel Soukup，eds．，Religious Controversy in Europe，1378—1536：Textual Transmission and Networks of Readership)，蒂伦豪特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页。

　　[9]乔治•W•贝尔纳：《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教会：与罗马决裂之前的活力与弱点》(George W．Bernard，The Late Medieval English Church：Vitality and Vulnerability before the Break wish Rome)，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章。

　　[10]比较典型的观点可参考大卫•艾尔：《权力的祭坛：关于埃蒙•迪菲的(对祭坛的剥夺：英格兰的传统宗教 1400—1580年》一书的思考》(David Aers，“Altars of Power：Reflections on Eamon Duffy’s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1400一1580”)，《文学与史学》(Literature and Histmy)1994年第3期，第90一105页。

　　[11]关于这一新解释，马克•佩格在其论著中有过一些总结，参见马克•佩格：《“纯洁派”与中世纪异端研究》(Mark G．Pegg，“‘Catharism’and the Study of Medieval Heresy”)，《中世纪新史料》(New Medieval Literatures)2003年第6期，第249—269页。有些学者对佩格的观点提出挑战和回应，关于这些不同意见，参见彼得•比勒：《纯洁派与物质世界》 (Peter Biller，“Cathars and the Material World”)，《教会史研究》(Studies in—Church History)2010年第1期，第89一110页；克莱尔•泰勒：《13世纪40年代异端庭审记录中的二元论证据：对争论做点贡献》(Claire Taylor，“Evidence for Dualism in Inquisitorial Registers of the 1240s：A Contribution to a Debate”)，《历史学》(History)总第331期，2013年，第319—345页。

　　[12]R．I．莫尔：《欧洲异端思想的起源》(R．I．Moore，The Origins of European Dissent)，圣马丁出版社1977年版。

　　[13]R．I．莫尔：《迫害型社会的形成：西欧的权力与变异(950—1250年)》(R．I．Moore，The Formation of a Persecuting Society：Power and Deviance in Western Europe 950—1250)，巴希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7年版。2007年，该书出了第2 版，作者对其内容作了修订和扩充，副标题亦有变化，见R．I．莫尔：《迫害型社会的形成：西欧的权威与变异(950—1250年)》(R．I．Moore，The Formation of Persecuting Society：Authority and Deviance in Western Europe 950—1250)，威利出版社2007年版。

　　[14]R．I．莫尔：《对异端的战争：中世纪欧洲的信仰与权力》(R．I．Moore，The War on Heresy：Faith and Power in Medieval Europe)，侧影图书出版社2012年版。

　　[15]在含有概念界定的著作中，主要有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的族群起源》 (Anthony D．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威利出版社1986年版；在近现代学派方面，持坚定否定立场的观点可见下文：约翰•布罗伊里：《对民族的政治利用之变迁：是延续还是断裂?》(John Breuilly，“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Uses of the Nation：Continuity or Discontinuity?”)．莱恩•斯卡尔斯和奥利弗•齐美尔主编：《欧洲史上的权力与民族》(Len Scales and Oliver Zimmer eds．，Power and the Nation in European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10l页。

　　[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关于民族主义起源与传播的思考》(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维尔索出版社1991年版；帕特里西亚•英格海姆：《主权幻想：亚瑟王传奇与不列颠的形成》(Patricia Ingham，Sovereign Fantasies：Arthurian Romance and the Making of Britain)，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17]莱恩•斯卡尔斯：《德意志身份的塑造：权威与危机(1245—-1414年)》(Len Scales，The Shaping of German Identity：Authority and Crisis 1245-1414)，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加斯帕尔•希尔什：《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代罗马到近代早期德意志的另类历史》(Caspar Hirschi，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an Alternative History from Ancient Rome to Early Modern Germany)，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麦甘•卡西迪-维尔希：《隐修院里的空间及其内涵：13世纪英格兰的西多会隐修院》(Megan Cassidy-Welch Monastic Spaces and their Meanings：Thirteenth-Century English Cistercian Monasteries)，蒂伦豪特出版社2001年版；理查德•戈德思韦特：《财富与对艺术的渴求：1300—1600年的意大利》(Richard A．Goldthwaite，Wealth and the Demand for Art in ltaly，1300—1600)。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卡特琳•弗莱克：《中世纪那不勒斯和阿维农宫廷里的克勒芒版本(圣经)：教皇权力、王权威望与庇护史》(Cathleen A.Fleck，The Clement Bible at the Medieval Courts of Naples and Avignon：A Story of Papal Power，Royal Prestige，and Patronage)，阿什加特出版社2010年版。

　　[20]卡洛琳•沃尔克•比奴姆：《基督教的物质性：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宗教》(Caroline Walker Bynum，Christian Materiality：An Essay on Religion in Late Medieval Europe)，区域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

　　[21]P．尼沃纳：《假如爱德华•吉本曾经到过米利都……》(P．Niewöhner，“If Edward Gibbon had been to Miletus...”)，《牛津史学家》(The Oxford Historian)2012年第10期，第55页。

　　[22]瓦莱里•汉森：《丝绸之路史新编》(Valerie Hansen，The Silk Road：A New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

　　[23]在13世纪的重要传记集《黄金传奇》中有他们的传记，其文本见雅各布•德•瓦拉金著，威廉•格兰杰•里安译：《黄金传奇：圣徒读本》(Jaeobus de Voragine，William Granger Ryan，trans，The Golden Legend：Readings on the Saints)第2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