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正 胡其柱：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和传播

　　摘要：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为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偏见，积极引介有关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知识。他们借助期刊、报纸、考察报告和史学论著，向晚清中国描述了一个足以与中华文明相媲美的古典世界。这个世界不但文治昌明、战功显赫，而且代代相传、长盛不衰，是近世欧洲文明的源头之一。来华传教士对于西方古典学的译介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晚清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推动他们走上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道路。

　　关键词：西方古典学；传教士；晚清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Western Classics by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troduced the Classic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actively in order to remove the Chinese prejudice against the West. They had described a classical world which was comparable with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journals, newspapers,investigation reports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The classical world, which maintained long-term prosperity, governed well and made remarkable military achievements. It acted as one of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mod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To some extent, the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western Classics by the missionaries had broken down the arrogance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promoted them to learn about the West.

　　Key words: Western Classics, Missionaries, Late Qing Dynasty

　　西方古典学（Classics）是指有关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乃至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舞蹈、陶器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1]在中世纪欧洲，这些知识和学问一度销声匿迹，直至文艺复兴来临才又重新受到推崇，并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主要源泉。不仅如此，随着欧洲崛起及其在全球的扩张，这些知识和学问还被传教士传播至世界各地，促成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自19世纪初开始，诸多来华新教传教士为了达到“曲线传教”的目的，不断借助期刊、报纸、考察报告和史学著作，向中国士大夫引介西方古典学知识，以图改变西洋在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的“蛮夷”形象，进而激发他们对基督教的兴致和重视。本文以晚清来华传教士的译介著作为线索，考察西方古典学是以何种形式被引入晚清中国的，古希腊罗马在这些知识中又是作为什么形象而出现的。[2]

一、《东西史记和合》

　　早在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就曾向中国人译介过希腊-罗马知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梭伦、屋大维、托勒密以及众多的希腊罗马文化名人，甚至古罗马的奴隶制，都曾出现于传教士笔下。[3]不过，及至19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来华，西方古典学才得到较为系统的引介。其中，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编写的《东西史记和合》，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系统引介西洋历史的文字。这篇文字发表于传教士主编的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作为传教士，麦都思编写《东西史记和合》的目的非常明确。他来华时，中国士大夫尚未走出天朝上国心态，视西洋人士为“蛮夷”。麦都思试图借助文字让中国人认识到，西洋各国并非“残虐性情之民”，他们与中国人一样，也有“君臣父子之伦”、“仁义礼智之性”，同样文明悠久。为此，《东西史记和合》分别以“亚大麦”(Adam，亚当)和盘古开天辟地，作为西洋和中国历史的开端，显示东西方平等之意。中国史起自盘古开天地，迄于明亡；西洋史起自上帝造天地，迄于英吉利哪耳慢朝（诺曼王朝）。

　　在西洋史部分，麦都思介绍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百多利米（托勒密十二世）名善行者，亦好学，用千万银以买书看。又治国以仁以义者，在位二十五年。”托勒密十二世死后，其女克娄巴特拉七世和其子托勒密十三世争夺王位，导致凯撒入侵。麦都思对此没有详述，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结论，将埃及衰亡归结于女王克娄巴特拉：“草利阿巴得拉（克娄巴特拉）为妇人，极美而无谋[4]，故灭于罗马，如是厄利革王朝亡，在位二十一年。” [5]

　　接下来，麦都思又介绍了罗马帝国。众所周知，罗马帝国以战功、制度和法律著称于世，但是在麦都思笔下，它却是一个近乎暴虐成性的王朝。文中提到的很多皇帝都恶贯满盈，如“加力牛拉为人最恶虐害百姓”，“尼罗为人最恶，弑母刺妻，戏烧民屋”，“哥毛道残忍无度，任纵私欲，男色女色，无所不至”，“加拉加拉心性最恶，杀害其弟在母亲之怀，后禁母哀戚，令杀无辜，不止数万”，“加利以奴，奸淫残忍”，“马革利怒弑帝自立”，“马革西母弑先帝”。[6]至于其他的兵变、杀戮，更是不计其数。文中仅提到亚得利安、安多尼悲五是、哥耳氐、阿礼利安等皇帝尚具仁义、谋图善政。

　　麦都思突出罗马帝国的残暴，意在反衬基督教的正义性。他在介绍罗马帝国时，特地用一定篇幅描述了耶稣：“其生于马厩，以表自谦。惟天空有神，称其大德，且东方贤见星西出，知乃圣兆，追而寻之，正遇耶稣，是以皆知耶稣乃圣，而称尊之也。”[7]在这里，耶稣既是来自天国的使者，又是人间圣王，象征着黑暗世界中的一道光明。不仅如此，麦都思还借机贬斥东方佛教：“耶稣门徒被圣风感化，遍识番语，致传教四方也。早耶稣道入天竺国，被该处人错听乱传，真假相参，弄出佛教来。”[8]在麦都思看来，佛教乃是基督教之误传，并非名门正派，不足以供人信仰。

　　《东西史记和合》的最大特色，是将东西方历史作对照论述，以罗马帝国对应秦汉帝国。这种中西历史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打破晚清士大夫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增加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感性认识，帮助他们形成一种万国并立的世界观念。正如黄时鉴所言，《东西史记和合》“确可被认作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9]。

二、《六合丛谈》

　　继《东西史记和合》之后，传教士伟亚烈力主编的《六合丛谈》也开始引介西方古典学知识。伟亚烈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1857年创办《六合丛谈》，介绍西方宗教、科学、文化和新闻。这份刊物发表了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的多篇短文，追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和罗马文化。

　　《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指出了荷马史诗的内容和特点，论述了希腊和罗马文化的重要性：“今之泰西各国天人理数、文学彬彬，其始皆祖于希腊，列邦童幼必先读希腊罗马之书，入学伊始即习其诗文古辞，犹中国之治故名家也。”[10]在这里，作者实际上向中国人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今日泰西之理数和文学实源于希腊、罗马，而不是中国人所坚持的“西学东源”。接下来，艾约瑟分别撰文介绍了希腊、罗马名家。

　　《和马传》介绍了荷马史诗的特点：“伊莱贾诗（伊利亚特）金戈铁马，笔势粗豪；阿陀塞亚诗（奥特赛）玉帛衣冠，文法秀润。”[11]《希腊诗人略说》分析了古希腊喜剧家的创作风格：“爱氏所著，观之能乐于战阵，有勇有方；娑氏精妙绝伦，人尤爱之；欧氏所著，笔意稍逊，所演儿女之情，诲淫炽欲，莫此为甚。又有阿里斯多德尼，讽刺名流，志存风厉。梅南特尔作传奇数种，才气高迈，而无粗豪之习，惜其书已佚。”[12]《百拉多传》介绍了柏拉图的生平和思想：“年二十，师事娑格拉底斯（苏格拉底），后自成性理一大家，所著书皆推明其师之意。时见国王劝以良法美意。国王不听，退而教授著书终老，年八十一卒。至今百拉多遗书皆在。其书十五种。”[13]《士居提代传》介绍了修昔底德著作的特点：“实事求是，考据年代甚详。笔法谨严，务文简而言事赅。……又道理明通，俾使人人知所观感。……字字遒炼，力破余地，为希腊群籍中难读之书，日久且莫识其文所在。”[14]

　　《黑陆独都传》一文是较早介绍希罗多德的中文传记。文中指出，希罗多德是“希腊作史之祖也”，“小亚细亚哈里加拿苏人，生于耶稣前四百八十四年。……幼时喜诵和马所作之诗。……所作之史，凡九卷，皆记波人与希人战事，至希人自亚西亚海滨凯旋，而此书终矣，事止于耶稣前四百五十六年，后屡加删改始成。”艾约瑟认为，希罗多德著述并非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以实地考察为依据：“作此史时居于以大利之土里依，先是出游四方，周知列邦山川险要、风土人情，名城废垒、古庙丛祠，靡不遍览，远至黑海、阿拉尔海。……足迹所至，手笔甚勤，凡有记载，委曲详尽，实事求是，古来作史者，此为第一。”“至今有至埃及、希腊、亚西亚诸国者，考之尤信。”[15]寥寥数语，点出了希罗多德史学著作的特色和影响。

　　《罗马诗人略说》一文介绍了罗马时期的著名作家和学者：“罗马作剧之祖曰恩纽斯[16]，最有名。嗣有伯劳都斯[17]，又有该几留斯[18]。基改罗云，罗之剧本，该几留斯最妙。罗之文学最盛基改罗（西塞罗）时。加多（加图）所作，述国政及农事，国政诗失传，农事犹有存者。又一人曰伐罗（瓦罗），人品博雅，究心农政，及他学术。作史记者曰撒庐斯底（撒鲁斯特），与希腊史体例略异。不特记事，兼之穷理。西人史中穷理之学自此始。所载皆国家经济有用之学。该撒学问优通，文法精炼。利未乌斯（利瓦伊）着史数十卷，甲于罗马史家。卢各类的乌斯（卢克来修）作长诗十二卷。微尔其留（弗吉尔）推拉丁诗中之圣，比中国之李杜焉。和拉底乌斯（贺拉斯）能令人笑，能令人骇，讥时论世，暗含讽刺，谈笑出之。”[19]

　　前文已经论及，在麦都思笔下，罗马几乎是一个暴政帝国。但是，在艾约瑟笔下，罗马帝国不仅人文昌盛、学者频出，而且百姓勤于职业、富于教养，其形象大不相同：“罗马人自幼，教以读书。当有王及无王时，齐家之道甚严。百姓日用有常，勤于职业，家各有主。督课子弟变化气质，学问日新。为母者不忍以其儿托于仆媪之家，以教子为己任，使之去恶从善，习于言语，娴于礼仪。罗俗有辞令可观者，得推择至显僚。童雅先习对簿折辩之事，学武备兵械。至十七岁为成人乃服裳衣，就外传，教以辞令，率之往观狱诉听断之是非，议论朝廷政事之得失。凡其人言辞之敏给者，多登于载籍，传为佳话焉。”[20]这里描述的罗马帝国不再充满暴戾之气，而是一个足以与中国汉唐相媲美的异域世界。至此，中西两种文明的并立已若隐若现。

三、《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是晚清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该报由传教士林乐知主持创办。林乐知（Young Allen），美国传教士，1836年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23岁来华。来到中国后，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国度，遂决定创办《教会新报》，以增进中国人对基督教和世界的了解。1874年，《教会新报》改称《万国公报》，仍以传播基督教为宗旨，但为了吸引读者关注，增加了有关西方历史、人物和科学的知识。林乐知、韦廉臣、艾约瑟和高葆真等人都曾分别撰文，介绍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和文化。

　　林乐知《论希腊罗马古时风俗》一文讨论了希腊罗马衰亡的缘由：“余读欧洲古史，见希腊罗马之在昔时，亦至雄盛之国也。其后日就衰败者，皆由于国民风俗，贪幸福而仇公德，又于一切学问事业，皆不讲求，惟名誉利禄之心，日增月长，顽固狠戾，闇无闻见，般乐怠敖，荒嬉不节，相与骄矜自是，玩忽优游，而孰知国势则已日非矣。”[21]在林乐知看来，希腊罗马衰亡的根本缘由在于教化不兴。教化乃风俗之原，教化不兴，风俗自然败坏。这一逻辑与儒家治国论颇为相近。儒家同样认为，风俗教化乃立国之本，本不正而国无以立。但林乐知所谓的风俗教化乃指基督教，与儒家所谓的伦理道德迥异。故而，在林乐知看来，中国衰敝的根源也在教化风俗：“中国自二千年来，一切教化，一切风俗，何其似希腊罗马当日之□（注：脱漏）也。”[22]其隐含的推论，自然是希望中国接受基督教，从根本上提升风俗教化。

　　在《论欧洲古今女人地位》一文中，林乐知分析了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地位。据其描述，古希腊女俗与中华女俗非常相近：“考希腊古传古诗中，所载女子忠孝节义之故事甚多，殊令后之读史者惊奇叹赏，以为古世女人，得释放而免幽闭，有美德而无恶俗，有若是之甚者。”作者又以小字补充说：“东方印度、中华古时女人亦有此等美德。”[23]随后，林乐知指出，希腊立国以后，希腊女人“遂划然分为两途，一为有节之女，皆杜门不出，不见外人，不问外事者也。一为无耻之女，希腊人称为赫底拉（译即妓女），专在外面，与男人往来，男人之私欲，因此大兴。……古之所谓上等女人者，惟此幽闭之女人而。”作者再次将其与中国女子相对照：“此与近日中华女俗正复相同。”[24]以中华作为潜在参照来描述古希腊罗马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此文一大突出特点。

　　林乐知多处引用修昔底德论断，说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无论其貌之美与丑，行之善与恶，才之工与拙，总不外乎一端，即不为人所齿及也。”[25]对于柏拉图所谓的希腊男女平等论，林乐知认为与事实相悖：“其论男女，皆言同等，并无贵男贱女之说。但照当时之风俗，则大与其言论相背”。 [26]他甚至认为希腊妇女地位比中国妇女低下：“此语较之中华之无才为德，更有进矣。无才为德，只具不求表现之意，若希腊人之以不齿为德，此真幽闭女人之极则矣。”[27]至于罗马妇女，在早期尚可以跟随丈夫赴亲友宴会，留亲友茶饭时，亦可以同席就坐，地位较希腊妇女略高。[28]但是，进入帝国时代后，由于沾染东方诸国陋俗，罗马逐渐变成了“天下恶俗荟萃之区”和“天下藏污纳垢之所”，“女俗大坏”，失去了自主地位。[29]

　　在此文中，林乐知一方面将希腊罗马妇女与中国妇女相对照，认为两者的地位颇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指出现代欧洲妇女地位已发生绝大变化，从而无形中将中国置于了“不变”、“落后”的境地。文章结束时，林乐知劝说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因为归根结底，欧洲进步的动力在于基督教，欧洲女性“释放长进”全赖基督教：基督教道“保全女人之名节，各守一妻，不准外好，妻死之后，始得释放休妻之案。”“凡奉基督教之国，必兴女学以造就之，使女人皆得各就其质性之所宜成为合用之材，以求胜于男人，表明其为可敬可重之人类，皆教道所结之善果也。”[30]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是英国苏格兰人，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1855年，受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他在《万国公报》发表的《希利尼原流备考》、《续希利尼原流备考》、《希利尼贤哲纪略》，简要介绍了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主要思想，如达底士（泰勒斯）、恩比多吉立士（恩培多里克）、阿纳哥拉士（阿纳克萨格拉）、所哈达底士（苏格拉底）、八达哥拉士（毕达哥拉斯）、百拉多（柏拉图）、阿里士多得（亚里士多德）等，并且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这三篇文章合起来，堪称最早的古希腊哲学中文简史。

　　韦廉臣的另一篇文章《希利尼律例备考》，讲述了希腊三位政治家的生平和立法。第一位是米诺斯，称其“所造律例甚善，惜书阙有，今难考其详矣。”[31]第二位是来库古，谓其立法为斯巴达奠定了尚武传统，使其“所向无敌，与外国角胜无不获捷”，但由于“徒知奋武，不思奎文，以至诗书扫地，即技艺亦非精良。”[32]第三位是德拉古，称其“为雅典律例之祖，其所定立法过重，律极残苛，如盗窃虽草芥杀无赦。”[33]这是第一次集中论述希腊政治的中文著述。与早期来华传教士相比，此文章对希腊政治家的介绍相对客观，既指出了其主要功绩，又没有回避其不足。

　　艾约瑟的《希腊性理纪略》介绍了古希腊几位著名哲学家，如他理斯（泰勒斯）、亚那西美尼（阿纳克西米尼）、亚理斯多地理（亚里士多德）、严彼多几里（伊壁鸠鲁）等。文中称“他理斯（泰勒斯）为其一，先孔子八十九年而生，设教于其国，人皆以彼为创谈性理之祖”。[34]这一叙述明显具有突出西洋文明，消解中国士大夫唯我独尊心态的意图。高葆真在《雅典法政之起原》一文中，介绍了雅典早期的法政历史，认为梭伦改革促进了雅典文明，克来夸登伊司（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上下为一体”，“雅典得为民政之国，而宁静久之。”[35]在此文中，雅典早期的法政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与中国政治之沉静形成鲜明对照。

四、《西学考略》

　　《西学考略》是丁韪良提交给总理衙门的一份欧美教育考文化察报告。丁韪良（Ｗillian.A.P.Martin，1827-1916）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80年受总理衙门之托，先后赴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考察教育。1882年返回中国后，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西学考略》的考察报告。[36]该报告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随路程而略述见闻，下卷择体要而推论学术”。其中，在追溯泰西历史或学术本源时，该报告曾提及古代雅典和罗马文化。

　　丁韪良在华多年，非常熟悉中国士大夫的心理。他在下卷《两国相师之道》部分中特别指出：“希腊之古士多游学于埃及与波斯，甚有游学于印度者，此三国均早与华通，则中国之古术，必因之以西传。厥后至秦汉之世，希腊及犹太之化传之罗马，复由罗马递传至欧洲诸国。”[37]这等于承认希腊学说源于埃及、波斯甚至印度，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节《西学源流》也认为西学源于东方，经希腊人推广而为各国所知：“所谓西学者，虽派分多门，要皆天算格化等学，其本原出于东方。西人善为推广而流传之。化学本于中土之方士，……算学本于埃及，天文学本于巴比伦，皆由希腊人而西传焉。”[38]林乐知称西学源于东方或受东方文化影响，应该是想拉近中西文明之间的距离，以化解中国顽固士大夫的警戒之心。

　　丁韪良还以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为例，说明希腊学者善于学习和推广各国学术：“周平王时，有希腊人塔理士（泰勒斯）者，……时伊本国与邻邦构兵，适值日食，敌兵张皇，本国兵毫无恐惧，遂大捷，因塔氏已预为之言也。……时有希腊人毕他固拉者，游历雅细亚各处，得闻释家之论，旋设教禁人食肉。……弦方等于勾股两方之和理，由毕氏而创，足见有功于算学。至以日居中而地即行星旋绕之说，亦由毕氏创之。”[39]经丁韪良诠释，希腊人成了向各大文明积极学习的榜样。既然西方文明是经学习他者而来，那么中国文明自然也没有固步自封的理由。

　　论述泰西各国书院课业时，丁韪良指出它们皆以希腊罗马古文为正课，因为两国“开化最早，相继而兴，征服三大洲诸邦，故其文传之极广”。进而，丁韪良又以中式学术语言，简要介绍了古希腊思想，指出值中国周代之时，希腊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性理之学，及性理之学渐入虚无，又出现了以修齐治平为急务的性道之学和格致之学。[40]在此，丁韪良径称古希腊“性理之学大兴”，苏格拉底“以修齐治平为急务”，自然是为了比附中国，拉近中西方文化的距离。实际上，古希腊哲学以求知为旨归，热衷探讨本原和自然，与儒家性理之学差异甚大。

　　在丁韪良笔下，罗马帝国不再纯粹充满着暴虐和残酷，而是一个兼具正义与非正义的世界性帝国：“自周平王时罗马始兴，初仅孤城，嗣乃逐渐兼并，而土地日渐开拓，民俗强悍，以侵占外邦为事。惟其内治严明，政崇公义，所以三百年内，义大利土地大半已归其舆图矣。”[41]他还将罗马与希腊相对照，极力强调罗马对希腊文明的吸取：“罗马……论武功远迈于希腊，而文德则不及焉，故征服希腊后遂习其文学。即本国词章，以及性理诸学，亦悉仿之。”[42]在这里，罗马帝国已经完全脱离了麦都思描绘的“残暴“形象，成为令后人敬仰和追忆的文明盛世。

　　不过，丁韪良又进而指出，近三四百年来，泰西各国并没有停留于希腊罗马时代，它们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不惟词章不逊于希腊罗马，即算格诸学亦能深造而驾乎其上矣。古之测算不过几何、代数而已，即格致亦惟前人成法是循。至明代始知徒读往籍，于实事无济，遂屏绝古人之说，而振兴其新学焉。盖欲致知，不在博览群书，而贵即物以求理也。”[43]丁韪良描述的泰西，是一个不断进取和超越的文明体，与固步自封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他在最后告诫中国说：“若一国独恃其智而不借镜于人，恐难精进。今诸国互通往来，较前倍密，不但制造之新机莫不流传之遍及，即有关富强之要术，亦无不效法之争先。”[44]

五、通史著作

　　19世纪来华传教士除发行期刊杂志外，还刊印世界历史著作，介绍世界各国历史知识。林乐知等人翻译的《四裔编年表》，谢卫楼等人撰述的《万国通鉴》，李思伦、蔡尔康等人合作编译的《万国通史》（前编），艾约瑟编译的欧洲历史三部曲——《欧洲史略》、《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都曾不同程度地论及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

　　（一）《四裔编年表》

　　《四裔编年表》是一部世界历史年表，亦是一部以表格形式呈现的中文世界编年史。据译者称，该书原作者为英国人博那氏。1874年，林乐知与严良勋合作将其翻译为中文，又经李凤苞[45]汇编而成。原书自然以西方纪年为线索，译者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采用了中西对照的编排方式，表格上面是中国纪年，下面是耶稣纪年。时间起点为公元前2349年，相应的中国纪年被标为“少昊四十年；终点为公元1862年，中国纪年为“同治元年”。表格中间部分依据帝王世系或总统承袭，分种族、政教和战争等几个角度叙述了各国兴衰成败。

　　希腊、罗马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在《四裔编年表》中都有所体现。借助这部年表，中国人不仅能够了解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变迁，而且还可以与中国历史相对照，形成一种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时空观念。不过，由于当时中西翻译尚处于摸索阶段，译者介绍古希腊、罗马人物时所选用的译文，今天看来显得较为粗糙，如亚历山大被称为“阿立山德”，迦太基人被称为“揩台止人”，汉尼拔被称为“喊尼不”，庞培被称为“旁比”，凯撒被称为“该撒”等。此外，原作者不是专业历史学家，文中错讹之处较多；译者对中国年代的推算，也存在诸多失误。

　　（二）《万国通鉴》

　　《万国通鉴》是刊刻于光绪年间的一本世界历史教科书。该书的编撰者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Z.Sheffield，1841-1913）和中国文人赵如光。谢卫楼1869年抵达中国后，长期在教会学校——潞河中学任教。为了方便学生了解西方历史，他与赵如光以浅显的文言文，参考西方史书编纂了《万国通鉴》。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为“东方国度”，第二卷为“西方古世代”，第三卷为“西方中世代”，第四卷为“西方近世代”。显然，这样的编排方式不仅突出了西方历史地位，而且体现了日渐兴起的历史进化观念。

　　该书第二卷第七章“论希利尼国事略”介绍了希利尼城邦（古希腊）的历史。相对于此前著述，《万国通鉴》对古希腊城邦的介绍有以下突破之处：第一，该书首次提到了希腊半岛上的土著居民——培拉斯窄人（即皮拉斯基人），指出他们“专事务农，不事战争”。第二，概括了古希腊城邦神话的一大特点，即“神性与人性相类”，“神与神常有奸诈计谋、嫉妒纷争、奸淫等事。”第三，指出雅典城邦之强盛，乃由其民主政治促成：“有一尊爵名盔斯他尼（克利斯提尼），其人深于爱民，百姓尊为首领，即行改变雅典制度，将权悉归百姓。从此民皆自重，存自强好胜之心，以致学业文艺驾乎诸国。”第四，指出亚历山大东征的世界性影响：“将多国连合一统，令远近诸国贸易盛兴，又使希利尼风化传播多国也” [46]。

　　第八章“罗马国事略”叙述了罗马历史，包括高卢战争、罗马与迦太基战争、格拉古改革、朱古达战争、公民权扩大、平民与贵族的斗争、马略改革和三巨头政治等。与此前相关著述相比，《万国通鉴》对于罗马历史的介绍不但详尽，而且没有过多的价值评判和牵强比附，使中国人能够较为客观地了解罗马帝国的兴衰。

　　（三）《万国通史前编》

　　《万国通史前编》是光绪初年刊刻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根据封面信息，该书由英国传教士李思伦(J. Lambert Rees)辑译，中国文人蔡尔康、徐荩臣、曹曾涵协助笔述。1897年，他们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资助，共同辑译了《万国通史》三编，每编各十卷。前编记载从远古到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续编叙述英、法两国的历史，三编介绍德、俄两国的历史。前编分别介绍了古代埃及、迦勒底、亚述、波斯、希伯来、腓尼基、希腊城邦以及罗马帝国，其中古希腊和罗马各占两卷。

　　卷七详细叙述了古希腊城邦的历史。与其他相关著述侧重描述政治制度不同，该书特别注重介绍古希腊和罗马的社会经济生活。在卷八希腊志和卷十罗马志中，作者分别叙述了古希腊罗马人的历史地理、家产家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公务宗教等，几乎就是一部古希腊罗马社会生活史。这在以往的史著中是比较少见的。此外，《万国通史》前编还提到了近代西方考古学理论，指出西方考古家力求通过野外发掘获取真凭实据，“以凭论定”[47]，故而颇为可信。这应该是中文史著中对西方考古学的较早引介。

　　（四）艾约瑟三部曲

　　传教士艾约瑟曾在《六合丛谈》发表多篇短文介绍希腊罗马文化。19世纪后半期，为了让中国人更系统地了解和学习西方，他主持编译了一套西学启蒙丛书，其中包括《欧洲史略》、《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这三本书是晚清有关希腊、罗马历史最为详实的著作。

　　《欧洲史略》共计13卷，其内容从希腊罗马开国起，至19世纪70年代止，叙述了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第1-5卷记希腊罗马历史。该书将希腊各邦政治制度分为四种，认为王政、绅政（贵族政治）和民政（民主政治）“三者皆与希腊俗不悖”，代兰得之政（即僭主统治）“悖于希腊俗”，“虽势不能无，而要难称善”。其中，斯巴达绅政“为最胜”，雅典民政“为至当”。[48]卷后小结认为，古希腊制度和学业乃当今欧美文化的源头，“学者果能习熟希腊一史，则欧洲诸史之义理，皆易明晰。”[49]同时，作者认为“欧洲国史，以罗马为中键”，故全书对罗马叙述尤详，“大半皆详记以前诸国皆如何屈服于罗马，以后诸国皆如何脱离罗马，自立为国。”[50]。

　　《希腊志略》共计六卷，详细叙述了希腊人来源、城邦历史、法政改革、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罗马征服等史实。该书非常注重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认为希腊城邦能够战胜波斯，关键在于雅典城邦公民的顽强意志：“斯巴人在伯拉代（普拉提亚）战于灭挫波势，居首而有大勋劳，然其于居首统帅希师中，有诸多懈怠疏漏，不堪倚恃之隙。惟有雅人，自始至终，一力主战，坚持志气，无纤微懈怠，故能成就大事。希地诸国，胡能及雅人哉。”[51]分析希腊衰亡时，该书认为各城邦彼此不和、相互嫉恨乃主要原因：“由来西国史中，每见其威权稍大时，频有倾覆败亡，究乎其故，实源彼此不睦，寡于互相济助，也不惟城与城争。”[52]

　　《罗马志略》是第一部中文罗马史专著。全书共计13卷，分别记述罗马环境、帝国统治、布匿战争、征服东域、罗马内政、格拉古兄弟改革、帝国政争等史实。相较于之前著述，该书特别强调了罗马帝国对于近世欧洲的影响，认为“罗马国实为欧洲古今数代之枢纽”；[53]“今之欧地诸国，无一不得有罗马之遗利，如作罗满西语之诸国……其政治风教咸从罗马。若德、奥、英、丹、瑞、挪之德族诸国，其政治风教从罗马者固不及法、西、意、葡诸国之多，然其风俗政治亦半因罗马之遗规。”[54]作者最后还提醒读者：“欲考究德族诸国之详，尤宜先须论次罗马。”[55]在这部书中，罗马不仅被描述为一个世界性帝国，而且还是近代欧洲文明的根基。

结语

　　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于西方古典学的引介，为晚清中国人了解西方，尤其了解西方文明源头提供了最初信息。这些片段性描述使晚清中国人得以知晓古希腊的代表性人物和史实，了解雅典、斯巴达城邦以及罗马帝国的政制、生活和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让晚清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作为近世欧美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绝不是想象中的蛮荒之地，而是一个文治昌明、战功显赫的盛世帝国，并且为近世西洋文明崛起提供了精神源泉。在古希腊和罗马文明面前，中华帝国并不存在绝对优势，“西学东源”论不能成立。

　　当然，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于西方古典学的引介是零散的，主要集中于历史和哲学层面，个别地方还存在知识性错误。同时，传教士引介西方古典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即通过渲染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和战功，提升西洋在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的文化形象，推动他们亲近甚至追随欧美，进而接受基督教。在此心理引导下，他们所描述的古希腊和罗马，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失真”。就其影响来看，来华传教士的这些西学引介，确实为晚清中国士大夫提供了知识增量，对于推动中国士大夫抛弃自大心理，深入了解和学习西洋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传教士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劝导士大夫改信基督教，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

　　注释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编号10BSS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1] 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著，董乐山译：《古典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2]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西方古典史学在现代中国的反响。1994年，张广智先生撰文介绍了西方古典史学传统及其在华影响；1996年，李长林先生又撰文补充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前者认为西方史学之输入中国，最初主要借助于日本的间接介绍。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古典史学对中国的影响依旧微弱。后者则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已经非常关注西方古典史学。以上两文都没有论及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译介和传播。详见张广智：《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李长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3] 金尼阁：《七克》，收入《四库全书丛书存目·子93·杂家》，齐鲁书社1995年版；利玛窦：《畸人十篇》，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着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无谋”之说有违史实。现代学者认为，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颇有才干。参见埃米尔·路德维希著，汪德春译：《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5] 麦都思：《东西史记和合》，载爱汉者纂、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4页。

　　[6] 麦都思：《东西史记和合》，第87-89页。

　　[7] 麦都思：《东西史记和合》，第64页。

　　[8] 麦都思：《东西史记和合》，第86页。

　　[9] 麦都思：《东西史记和合》，第16页。

　　[10] 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六合丛谈》第一号，江苏松江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11] 艾约瑟：《和马传》，《六合丛谈》第十二号。

　　[12] 艾约瑟：《希腊诗人略说》，《六合丛谈》第三号。

　　[13] 艾约瑟：《百拉多传》，《六合丛谈》第十一号。

　　[14] 艾约瑟：《士居提代传》，《六合丛谈》第十二号。

　　[15] 艾约瑟：《黑陆独都传》，《六合丛谈》第二号。

　　[16] 昆图斯·恩纽斯，生于前239年，卒于前169年，著有《年代记》等。

　　[17] 提图斯·马丘斯·普劳图斯，生于前254年，卒于前184年，古罗马戏剧家。

　　[18] 凯基里乌斯，古罗马喜剧家。

　　[19] 艾约瑟：《罗马诗人略说》，《六合丛谈》第四号。

　　[20] 艾约瑟：《古罗马风俗礼教》，《六合丛谈》第四号。

　　[21] 《万国公报》卷158，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版，第20803页。

　　[22] 《万国公报》卷158，第20803页。

　　[23] 《万国公报》卷189，第22886页。

　　[24] 《万国公报》卷189，第22888页。

　　[25] 《万国公报》卷189，第22888页。

　　[26] 《万国公报》卷189，第22892页。

　　[27] 《万国公报》卷189，第22888页。

　　[28] 《万国公报》卷189，第22895页。

　　[29] 《万国公报》卷190，第22949页。

　　[30] 《万国公报》卷190，第22956页。

　　[31] 《万国公报》卷467，第4175页。

　　[32] 《万国公报》卷467，第4175-4176页。

　　[33] 《万国公报》卷467，第4176页。

　　[34] 《万国公报》卷598，第7423页。

　　[35] 《万国公报》卷206，第24089－24090页。

　　[36] 相关研究参见肖朗：《西学考略与中国近代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7]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西学源流”，京师同文馆1883年，第52页。

　　[38]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第55页。

　　[39]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第56页。

　　[40]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第2页。

　　[41]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上，第46页。

　　[42]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第2页。

　　[43]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第2页。

　　[44]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第54页。

　　[45] 李凤苞（1834-1887）清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字海客，号丹崖。曾任驻德、奥、意、荷、法公使，著有《四裔编年表》、《西国政闻汇编》等。

　　[46] 谢卫楼：《万国通鉴》第2卷第7章，上海益智书会1877年刊印。

　　[47] （英）李思(J. Lambert Rees)辑译，蔡尔康修述：《万国通史》（前编），上海广学会1898年刊印，第26页。

　　[48] 艾约瑟：《欧洲史略》，上海著易堂书局发兑，湖南新学书局1896年刊印，第10页。

　　[49] 艾约瑟：《欧洲史略》，第17页。

　　[50] 艾约瑟：《欧洲史略》，第6页。

　　[51] 艾约瑟：《希腊志略》卷4第32节，上海著易堂书局发兑，湖南新学书局1896年刊印。

　　[52] 艾约瑟：《希腊志略》卷7第26节。

　　[53] 艾约瑟：《罗马志略》，上海著易堂书局发兑，湖南新学书局1896年刊印，第2页。

　　[54] 艾约瑟：《罗马志略》，第125页。

　　[55] 艾约瑟：《罗马志略》，第126页。

（陈德正：山东聊城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胡其柱：山东聊城大学历史学院）

（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