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鹏、王 琳：从冲突到妥协：东方战争时期法兰克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交往策略

（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5期）

内容摘要：1096-1124年，从第一次十字军战争爆发到占领推罗，法兰克人在东方以战争建立起所谓拉丁东方的一系列封建政权。战争范畴下的交往突出了矛盾对立的逆向性，奠定了整体交往的基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交往的上限。然而，战争冲突并没有造成双方的完全隔离。在权力层面下，封建贵族阶层间为了攫取并保证自身既得利益，建立了上层间交往关系，主要表现为个人交往、封建附庸、战俘赎回及军事联盟等形式，凸显出封建性与时效性。随着拉丁东方政权的稳固，区域力量平衡态势逐渐形成，战争冲突减少并建立起经常性的商贸联系，随着威尼斯、热那亚等海上城市的介入，其交往联系进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经济影响。法兰克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交往策略经历了一个由冲突走向联系互动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拉丁东方　十字军　法兰克人　东方战争　伊斯兰世界

　　随着第一次十字军战争爆发，西欧各地方封建军事集团及大量平民不断东进，陆续在中东建立多个封建政权，不断扩展定居区域。这些西欧东进者习惯上被东方伊斯兰世界统称为法兰克人，文中法兰克人皆因循于这一传统称谓。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第一代到达东方的法兰克人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第一次十字军战争，二是拉丁东方的形成和巩固。所谓拉丁东方，是对第一次十字军战争结束后，以耶路撒冷王国为首的西欧封建政权占据西亚利凡特地区的统称，是中古封建西欧移民的海外拓殖地。十字军战争期间，随着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初建，拉丁东方已见雏形，耶路撒冷王国更是这场战争的直接产物，唯有的黎波里伯国完全为战后创建。战争与拉丁东方的形成和创立有天然联系，两者共同构成法兰克人在中东早期对伊斯兰世界交往的完整过程。

　　拉丁东方是西欧11世纪扩张的结果，是沿既有朝圣路径，在宗教虔诚、土地拓殖等多种教俗动因的综合作用下，对东方动荡政局军事投机偶然成功的副产物。它的周围交错毗邻着各伊斯兰势力，没有疆界缓冲，战乱频仍。耶路撒冷王国占据拉丁东方主导地位，主要对手是法蒂玛埃及和大马士革。北部安条克和埃德萨强敌环伺，从小亚的达尼什曼德(Danismendid)、罗姆苏丹国到阿勒颇和摩苏尔、霍姆斯(Homs)和沙扎(Shaizar)，都是主要对手。在叙利亚北部，从安条克平原到东北部幼发拉底河西岸是拉丁东方疆界极限，河东岸领土无法固守。拉丁东方以耶路撒冷王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稳固政权联合，互相支援配合，不断化解外部攻势。法兰克人积极扩张，占据了沿海大部，并在巴勒斯坦地区向内陆延伸。自战争伊始的1096年至1124年占领推罗的二十余年间，法兰克人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经历了由激烈、频繁冲突对抗到妥协对峙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法兰克人战争中对伊斯兰世界交往策略的基本变化。

　　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对法兰克人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研究存在三个主要发展阶段。19世纪后半叶至二战前夕，以法国学界为首，为维护殖民利益竭力鼓吹调和论和宗教融合说，导致研究结论严重偏差。二战结束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欧美学者在批判浪漫主义及调和论的同时，又走向了对立冲突、隔离论的极端。冷战背景下，斯迈尔(R. C. Smail)开创该领域军事史研究先河，强化对抗冲突和种族隔离，在乔舒亚•普拉尔(Joshua Prawer)和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制度史研究的支持下，隔离论发展为当时学界共识，乃至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等学者将12世纪的拉丁东方等同于近现代的殖民地，视作近代早期亚非殖民扩张的时代先驱。这样带有浓厚东方主义色彩的建构存在先天缺陷，走向了“种族隔离”的极端，对立被绝对化，打上了近代制度殖民的烙印。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重新思考隔离论的负面影响，进入修正反思的第三阶段。比如，乔纳森•菲利普(Jonathan Philips)提出拉丁东方与近代殖民主义概念是不相符的，应界定为“宗教殖民”(religious colonization)。罗尼•艾伦布鲁姆(Ronnie Ellenblum)运用考古学及田野调查办法来系统研究拉丁东方乡村聚落，成功挑战了城市隔离的传统论断。克里斯托弗•马克埃维(Christopher MacEvitt)更进一步试图建立起所谓“粗暴宽容”(rough tolerance)的宗教互动新模式，他主张拉丁东方社会控制力有限，没有产生集权主义倾向且社会边界模糊，暴力是局部化、片段化的，社群间的关系不具有显著“排他性”。

　　西方学界对于法兰克人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认识渐趋理性，这是一个修正、还原进而重新建构的发展过程。调和论固然错误，隔离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双方关系显然不是二元论、两分法的简单区分能予以全面阐释的。本文尝试将多元的交往形式聚焦在战争框架内，考察11世纪末到12世纪早期，法兰克人在建立并稳固拉丁东方阶段内对伊斯兰世界交往策略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演变过程。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拉丁东方法兰克人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研究，从不同视角进行专题阐述。拙文仅做抛砖引玉之用，以资学界同人参鉴。

一、法兰克人的东方战争：从有限联系转向极端对立

　　第一次十字军战争决定了法兰克人与中东伊斯兰世界交往的起点和基调是冲突。在这场战争后，拉丁东方早期军事冲突仍是持续激烈的，大体以1124年占领推罗为界。为建立并稳固政权，拓展战略空间，法兰克人延续了自第一次十字军战争以来一脉相承的心态和策略，主导并影响着对伊斯兰的整体交往态势。因此，着重应阐明的是第一次十字军战争期间法兰克人对伊斯兰交往策略的发生与转变。双方以宗教意识形态为界形成鲜明阵营壁垒，继而形成了战后整体对立的局面，是随着战事的发展，暴力从受控到不受控的一种极端化的结果。初到东方的法兰克人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以及东方战局不确定性的限制，交往的策略并未表露出过于明显的敌对性，与伊斯兰世界发生了有限联系。随着安条克战役结束，战局形势扭转，法兰克人的策略显著改变，迅速发展到不受控的极端暴力化的程度。

　　从尼西亚至安条克期间，大致是暴力受限、有限联系的阶段。法兰克人对东方军事进程无具体规划，它的既定目标之一是支援拜占庭，抵御塞尔柱突厥人，同时补给需求及严苛环境迫使他们必须做出妥协。于是，封建权贵们无论是自觉或被迫，大多先后同皇帝阿列克修斯达成协议，建立起法理和形式上的封建附庸关系，即宣誓承认皇帝为最高宗主，承诺归还可能夺回的原属帝国领土。亲历者富尔彻记载：“所有人都要承认与皇帝的友谊。若无皇帝建议与支持，我们无法完成旅程。随后而至，走着相同路径的人们也是如此。”同盟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形式的，但也有一些实际合作，这也产生了积极效果，尼西亚战役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随后，十字军向小亚腹地推进，拜占庭派出辅助军队同行，并从海陆两路沿爱奥尼亚沿海向东进军，逐步打通沿海通道，计划在叙利亚北部会合。法理上，十字军世俗宗主是皇帝阿列克修斯。而现实中，双方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并进行了实质性的军事合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安条克战役。从君士坦丁堡到尼西亚战役，拜占庭帝国同十字军的军事联系与合作更为紧密，皇帝通过物资补给和供应支援影响着法兰克军队，对其形成一定限制。编年史家拉尔夫记载：“此城被围攻，最后被迫投降。此役高卢人确保得到此城，希腊人提供了支援，上帝成就此事。”尼西亚战役期间，战事在发展到最后关键时刻，是以拜占庭同突厥守军单方面媾和、和平降城告终。尽管法兰克方面有所抵触和不满，但最后也被迫接受了这样的既成事实，客观避免了劫掠屠城，体现了初期拜占庭对法兰克人对外交往的影响。

　　同时，因军事合作的形式，法兰克人的军事意图和主体性被部分遮掩，误导了分崩离析中的伊斯兰世界。他们很大程度上将十字军视为拜占庭方的雇佣军，低估了其可能造成的损害，对西方势力长期介入缺乏预期，这客观上也利于建立双方相互联系的心态，这是战争初期规模有限，法兰克对手仅限罗姆苏丹及部分北方塞尔柱势力的客观结果。相对而言，伊斯兰阵营虽有联合，但达尼什曼德、阿勒颇、大马士革等彼此对立的势力仍持观望心态，伊斯兰地方势力仍以常规割据和地方冲突的心态看待法兰克人进犯。毕竟，拜占庭的西方雇佣兵在东方是常见的，且活动频繁，有的甚至曾在小亚割据一方，如11世纪70年代的诺曼雇佣兵集团。

　　法兰克人孤军深入小亚腹地，对敌情和战局的发展并没有充足把握，并且随着在小亚的几次主要战事及艰苦行军导致的人员物资损耗，尤其是安条克战役数月围城的持续消耗，军事策略越发保守谨慎，对对手的交往策略相应更灵活多样，有了接触联系的空间。安条克战役最后阶段，法兰克人被突厥联军围困在城内几近绝境，决战前夕曾被迫主动谈判媾和。在此形势下，法兰克人的首选是谈判而非战斗手段，其交往策略可见一斑。对这样的灵活交往策略，斯迈尔评价道，“间或，宗教狂热或许会令因世俗利益的不和导致的冲突加剧，但是，拉丁、伊斯兰的统治者们大部分情况下的对外策略继而战争，都是凭着理智的动机决定的”。从尼西亚到安条克，这样的接触和联系是较常见的。例如，坦克雷德行军西利西亚期间曾与当地突厥势力有过交往，接受赠礼贡金，接受谈判媾和。在安条克战役期间，叙利亚北部各方势力仍然彼此敌对，希冀借助外来势力为己牟利，法兰克人也适时与部分势力联系。其间，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人与法蒂玛埃及之间的交往联系。法蒂玛埃及将十字军视作收复巴勒斯坦的契机，因而主动派使团寻求联盟，夹击塞尔柱势力。法蒂玛王朝可能提出了以叙利亚北部划界，瓜分塞尔柱领土的设想。法兰克人虽未明确表态，却展示出接纳姿态，持开放态度。布洛瓦的斯蒂芬在信中提道：“埃及皇帝派来了萨拉森人使者，带着信到了军中，通过使者，我们彼此间实现了和平与和睦。”面对复杂的战局，法兰克人采取了灵活的交往策略，为战争提供助力，如约翰•法郎士认为，“不久，他们估算出敌人力量，以老练外交手段将自己利益最大化，赢得盟友，收买敌人，随时准备撕毁这份友好协议”。双方关系的亲密，使得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直斥法蒂玛埃及促使法兰人进兵叙利亚。

　　至此，法兰克人的交往策略是有限度的接触和联系，并寻找占据优势的契机。当然，伊斯兰世界的分崩离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兰克人建立有限联系提供了机会。除了直接冲突的安条克、摩苏尔及大马士革外，其余伊斯兰势力，尤其是非突厥的阿拉伯地方势力派系大多作壁上观，持观望态度，等待事态变化，其中与塞尔柱敌对的法蒂玛埃及甚至主动向法兰克人寻求军事联合。从11世纪末中东的格局判断，法蒂玛埃及能接受的底限应是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中南部为界限，与法兰克人划分势力范围和领土疆界，短期内有益于法蒂玛埃及恢复在巴勒斯坦沿海地区的统治权，并为最终恢复对整个利凡特地区的实际控制奠定了基础。这样的设想低估了法兰克人的军事实力和野心，也对他们长期在东方维持权力存在缺少预期和心理准备。

　　战争走势转变使得法蒂玛南北分治的设想破灭，法兰克人的有限接触策略也戛然而止。这表现为安条克战役期间联军中拜占庭将领临阵脱逃，皇帝援军折返，博希蒙德强占安条克城，导致战时联盟瓦解，法兰克人脱离拜占庭的影响。而且，战争前景的明朗化使得法兰克人没有必要再同伊斯兰各方继续接触。十字军连克小亚及叙利亚北部的主要军事力量，摩苏尔统领的突厥联军折戟安条克，再无意主动迎击。于是，叙利亚中南部及巴勒斯坦的其他埃米尔为谋求自保都竭力避战，法蒂玛埃及战备尚不充分，在巴勒斯坦地区军力空虚。伴随着越发高涨的宗教情绪，十字军迅速南下，与法蒂玛埃及决裂并向耶路撒冷进军。

　　在中古时代，战争普遍缺乏有效的机制性约束，随着烈度的增强就很容易转向极端暴力化。法兰克人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恶化的主要表现就是暴力失控和过度滥用武力。1098年底，十字军围困马亚拉(Ma'arra)的攻城战极其惨烈。最终，守军与博希蒙德达成有条件降城，但军队下层无视命令进行屠城，还于次年1月将整座城市付之一炬。这次屠城影响非常恶劣，对周边穆斯林群体形成了极大威吓，他们争相主动媾和以避免遭受浩劫。首先是马西亚夫领主伊本•穆齐德(Ibn Munqidh of Masyaf)主动纳贡求和。其后，全军在霍森-阿克拉德(Hosn al─Akrad)休整期间，霍姆斯埃米尔贾纳哈•达瓦拉(Janah al─Dawla of Homs)和的黎波里的卡迪贾拉勒•莫尔克(Jalal al─Mulk)先后派使团求和并提供向导。进入巴勒斯坦后，除西顿稍作抵抗外，贝鲁特、推罗、阿克都未做阻截，任凭对手行军通过。最终，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城并两次屠城。法兰克人对伊斯兰世界的有限联系就此结束，双方很快转变为严重对立，交往策略突出表现为暴力威吓和压制。极端暴力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双方分立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这样的裂痕随着其后反十字军运动的兴起，在反复而越发夸张的渲染、宣传中不断扩大，马拉塔围城是裂痕加剧和暴力极端化的关键分界点。

　　到1115年前后，拉丁东方整体上维持着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高压态势。拉丁东方形成伊始，直取耶路撒冷造成了严重隐患。沿海多数城市和据点仍由伊斯兰掌控，王国地处贫瘠内陆，强敌环伺，既要承受法蒂玛王朝频繁侵袭，还要负担支援北部安条克和埃德萨的军事压力。利凡特沿海地带关系着拉丁东方的存亡，是与西欧联系取得支援的生命线。因此，王国将夺取沿海地带、拓展版图定为此时的主要目标。为夺取制海权，王国明令禁止伊斯兰船只在利凡特沿海航行。以侵袭、焦土、劫掠等手段予以牵制，逐个击破。此时，冲突反复发生，各地方形成激烈拉锯，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其间，勒索敲诈，强征赋税，背信弃义，焦土劫掠，乃至违约屠城是显著表现。1101年，其攻占阿苏夫(Arsuf)和凯撒里亚(Caesarea)，1104年占领海法(Haifa)和阿克(Acre)，1109年占领的黎波里。凯撒里亚因抵抗受到报复，被屠城。1104年的阿克、1109年的的黎波里和1110年的贝鲁特都是在达成投降协议后却受到了下层武装屠杀劫掠。

　　在冲突激烈期，和约协议并不具有实际约束力，领主个人的媾和无法有效制约全局暴力。法兰克人此时尚未达成和平的基本共识，也没有限制暴力泛化滥用的自觉，法兰克人统治的建立一直依赖于武力。至此，法兰克人虽达成战略意图，但因过于短视于眼前既得利益，奉行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长期滥用暴力，对地方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负面效应基本不可逆转，影响了双方在未来达成和解和长久共存的可能。

二、有限互动：贵族阶层的权力博弈

　　在中东，复杂政局环境中不存在绝对隔离与对立，法兰克人更不可能将自己同本土伊斯兰居民和当地势力隔离开来，他们很早就建立起并持续经营着贵族精英之间的互动通道。法兰克人在东方以封建关系和采邑为基本，很快形成了规模可观的贵族领主阶层。各地域集团拥有独立封建谱系，相互独立。一方面，拉丁东方并未形成绝对权威和大一统，耶路撒冷王国与各公伯国是松散依附关系，各方保持着微妙平衡，但也有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权贵阶层着力保障利益不受损失，并尽己所能地扩大势力。伊斯兰势力也并非只维持在领土界限之外，而是广泛存在于城外的广袤乡村地带，各游牧部落星罗棋布，在边界交错区域内尤其活跃。为了自身利益，这些部落首领或地方埃米尔有意愿与法兰克新贵们展开合作。权力层面贵族精英的交往策略体现的是上位思考，产生了看似矛盾的立场转换。在贵族集团的有限互动中，宗教观念和阵营观念退居其次，代之以利益的保障及博弈为主导，凸显的是封建性。

　　法兰克权贵间或会与伊斯兰贵族交往，乃至形成宗主附庸关系。法兰克人在西亚属于绝对少数，需要寻求当地伊斯兰领袖支持。精英阶层间很快建起交往管道，这样的关系在叙利亚北部及埃德萨地区尤为普遍，常见于文献间。比如，埃德萨伯爵鲍德温就倾向与伊斯兰贵族交往，主动吸引他们进入权力体系，巩固对当地庞大异教群体的控制。早在第一次十字军战争期间，埃德萨伯国建国之初，鲍德温为解决久攻不克的萨莫萨塔(Samosata)城的威胁，接受其领主巴杜卡(Balduk)降城，给予大量金钱，并将他吸纳到内府，成为封臣，“为高卢人所熟识”。安条克公国也有类似记载。1106年，阿帕梅亚(Apamea)的穆斯林领主被下属谋害，他的儿子逃亡后协助坦克雷德攻城，夺取城市后，坦克雷德授予他封邑作为回报。这种上层权力间的个人交往是经常的，有的还会产生私人间的友谊。比较典型的是12世纪20年代，一位名为哈姆丹(Hamdan)的伊斯兰贵族精英博学多才，精通医学、天文和历史，活跃于叙利亚北部及阿勒颇一带，经常出入法兰克宫廷，甚至因治愈阿萨瑞布(Atharib)领主阿兰病疾，在安条克公国内获得了一个废弃村庄作采邑。双方权力上位的交往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更普遍的上层互动是围绕战俘赎回展开的。在战争中，贵族阶层尤为关注安全机制构建。在欧洲，骑士制度和赎金构成了对贵族阶层的安全保障。同样，在拉丁东方，慎杀贵族俘虏，赎金换取安全和自由的惯例很快建立起来，第一次十字军战争期间已间或有关于战俘的记载。例如，安条克战役期间，十字军一部遭遇大马士革军队，“许多人被俘”，摩苏尔总督科布哈羁押有法兰克俘虏，坦克雷德也曾抓获部分俘虏，雷蒙德设伏俘获过一名突厥青年贵族。据记载，巴讷维尔的罗杰是与突厥人俘虏交换谈判的中间人，在突厥阵营中享有声誉。但是，因法兰克一方军事优势明显，胜多负少，且贵族作为骑兵很少被俘，所以在1100年之前战俘问题并未受到正视，记载较少。1100年以后，俘虏问题凸显，成为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随着军事冲突、遭遇战、伏击破袭日益频繁，拉丁东方频繁遭受重挫，贵族权贵被俘屡见不鲜。比如拉马拉之战，因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轻敌上阵导致大败，大量骑士被俘。拜占庭皇帝出面协调，从埃及赎回300名法兰克俘虏。1100年8月，博希蒙德在梅利泰内受到突袭，被达尼什曼德俘获囚禁3年。埃德萨伯爵鲍德温二世和乔斯林(Joscelin)两人更是先后两次被俘，前后羁押数年。

　　贵族战败后能够保全性命主要得益于附带的经济和政治收益。贵族的赎金金额巨大，这是战争的一项重要奖励。据阿尔伯特记载，拜占庭皇帝为牵制安条克公国并根绝隐患，提出以26万拜占庭金币巨款赎回博希蒙德，随后博希蒙德成功说服达尼什曼德，接受公国支付的10万拜占庭金币赎金。1101年，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以5万拜占庭金币释放了45名大马士革突厥战俘。1104年哈兰之战后，被俘的伯爵鲍德温二世和乔斯林的赎金分别是6万和2万第纳尔金币。因为赎金利益过于巨大，乃至时常会成为纷争内乱的导火线。在博希蒙德被俘后，原本结盟的罗姆苏丹和达尼什曼德因赎金分配产生争执，以致兵戈相见。哈兰之战后，索齐曼的土库曼部强行抢夺俘虏，穆斯林联军因此内部瓦解。贵族战俘同样附带着潜在的政治收益。1101年春，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突袭贝督因商队，善待一名即将分娩的贵妇，将其释放，她的埃米尔丈夫因此与鲍德温一世交好，并在1102年拉马拉之战后连夜将他放走。达尼什曼德受迫于罗姆苏丹国和拜占庭的压力，趁赎回的机会同博希蒙德结盟，“重归于好，结下友谊”，直接导致安条克纵容达尼什曼德攻占梅利泰内。1108年，当时关押哈兰之战中被俘的鲍德温的伊斯兰贵族贾瓦里(Jawali)被从摩苏尔逐出，急需军事支援，双方随即结盟。这足以证明，贵族战俘能够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和相应的政治收益，是贵族阶层间保持互动的一个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法兰克人间或会建立起跨族群及宗教的军事联盟。伊斯兰世界纷争不断，相互征伐，局势变化频繁，彼此敌对的局面未因外部介入改变。于是，伊斯兰地方势力迫于紧张形势，有时会主动向拉丁东方求援甚至联合作战。例如，1105年法蒂玛埃及同大马士革联军海陆进兵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在拉马拉迎击，当时他的阵营中有大马士革杜卡特的兄弟别克塔什•伊本•突突什(Bektash ibn Tutush)所率突厥部。别克塔什阴谋篡权被驱逐，遂与王国结盟，企图凭借法兰克军事力量夺取大马士革。1111年，阿什克伦城埃米尔为摆脱法蒂玛控制，请求鲍德温派出300名法兰克士兵进入卫城，协助守城。1115年，奉塞尔柱苏丹命令，哈马丹的布尔苏(Bursuq of Hamadan)率联军进入叙利亚北部，征伐安条克公国，马尔丹的伊勒贾哈兹(Il-Ghaz of Mardin)和大马士革的图格蒂金(Tughtegin)为求自保，主动联合公爵罗格组成联军，突袭击败了布尔苏克。

　　拉丁东方也并非始终团结一致，封建领主间也存在间隙隔阂，拉丁东方早期最严重的内部冲突是安条克与埃德萨间的内战。随着哈兰之战鲍德温二世被俘后续发酵，安条克与埃德萨关系迅速恶化，各自与伊斯兰势力结盟，最终爆发严重军事冲突，1108年春，鲍德温为夺回埃德萨城同贾瓦里组成联军，坦克雷德被迫将埃德萨城交还鲍德温，双方关系随之恶化。当年9月，阿勒颇的里德万与贾瓦里发生冲突，里德万迫于压力，与宿敌坦克雷德谈判结盟。10月，鲍德温及贾瓦里联军，与里德万同坦克雷德联军在梅比吉(Menbij)激战，以鲍德温战败告终，双方死伤惨重，约2000名基督徒死于此役，这是拉丁东方最严重的内战。究其根本，这种军事联盟的核心是权力角逐，是对利益最大化诉求的具现，属于典型的封建混战。

　　不过，权力范畴的交往本质上是一种博弈，是短暂且不稳定的。其一，贵族上层的交往关系缺乏意识形态、制度及文化基础，根本目的是维护或追逐权力利益。达到既定目标或无法取得预期收益后，交往关系往往会迅速逆转。简言之，权力范畴交往基本是以失败告终的。前述的若干例子为证，大多是无果而终。1098年，巴拉克为夺回索罗吉亚城而与鲍德温交恶并爆发冲突，巴杜卡也因被怀疑不忠而被处死。别克塔什在战后不久就放弃结盟，返回波斯。贾瓦里与鲍德温二世的同盟随着他被苏丹责令返回波斯后旋即终结，伊勒贾哈兹和大马士革的图格蒂金在威胁解除后不久就与法兰克人再次兵戎相见。

　　其二，战争冲突的大环境决定了权力层面交往的上限。一方面，伊斯兰社会不能容忍贵族与法兰克人保持长期亲密关系；另一方面，拉丁东方迫于军事压力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内部以团结联合为主，双方阵营界限整体上仍是清晰明确的。因此，权力交往一般都是暂时性的，有针对性的，终究要回归全局利益诉求。在内战后不久，1110年，国王鲍德温一世出面调解，安条克与埃德萨关系恢复。1111年，阿勒颇市民派使团前往巴格达，公然要求罢黜自己的总督里德万，因为他与法兰克人交好，臣服于坦克雷德。同年7月，阿什克伦市民在法蒂玛埃及的协助下，发动叛乱，杀死法兰克卫戍，重新夺回了城市的控制权。显然，封建特性驱使权力上层选择了利己主义的交往形态，主动实现权益交换，虽然创造了与伊斯兰社会上层交往的途径，但涉及人群有限，如同封建关系一样不稳定而多变，无法改变交往的整体走势。一定程度上，双方间存在着“一条永远无法被最终跨越的鸿沟”。它的积极意义是创造了一个冲突烈度最大阶段内确保双方保持最低限度交往的管道，为以后进一步拓宽交往广度，走向常态化打下基础，做好准备。十余年间，法兰克人移民中的下层民众早已在城市和乡村与伊斯兰聚落社群形成广泛交往，上层精英间也以权力博弈建立起经常性联系和交往，彼此越发熟悉。权力博弈所形成的这种互动关系既是法兰克人战争中交往策略的鲜明特征，也是实现从战时向常态交往的重要过渡。

三、平衡态势下的妥协：交往常态化

　　一般而言，交往形态随着地区局势稳定，各方联系日益紧密，需求增加，会日趋呈现多元化。拉丁东方外交关系的发展轨迹同样如此。它是相当时间内稳定存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文化多元的结合体，法兰克移民社群自然有社会层面常态化、建设性交往诉求。在紧张的军事形势下，社会范畴的交往是受到战争交往形态严重抑制的。不过，随着地区局势的逐步稳定，社会发展的多元诉求逐渐显现，丰富交往方式的需求日趋强烈，并在客观条件成熟后逐步转化为现实。战时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对立的形态逐渐向建立常态联系和互动过渡。

　　拉丁东方早期，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激烈冲突后，军事平衡逐渐达成，地域冲突阶段性缓和，这是双方关系显著变化的基本前提。伊斯兰方诸势力显露颓势，攻势减弱。政局动荡、内乱频仍是伊斯兰方面军事威慑显著减弱的主要原因。首先，塞尔柱苏丹国自11世纪末马立克沙(Malik Shah)去世后就陷入混乱，其子巴齐亚鲁契(Barqiyaruq)在1094年击败兄弟马茂德(Mahmud)后夺取权位，但直至1105年死前一直都在与自己的叔叔和兄弟内战，尤其是与兄弟默罕默德(Mohammad)的内战遍及整个伊朗高原，愈演愈烈。1119年苏丹默罕默德死后，苏丹国在波斯的统治基本分崩离析。在这样的局面下，塞尔柱苏丹对拉丁东方的扩张基本采取放任态度，甚少干涉。然后，法蒂玛埃及是耶路撒冷王国最强大的敌人，其实际统治者维齐尔阿夫达尔(al─Afdal)连年对巴勒斯坦组织攻势，一直持续到1107年。然而，1115年的攻势后阿夫达尔在国内势衰，陷入内乱，并于1121年被刺杀。此后，埃及仅在1121年组织起一次较大规模进攻，基本处于守势。此外，其余势力中，占据战略要地的阿勒颇、大马士革严重衰败，亦无力组织有效攻势。其中，阿勒颇的乱局可谓伊斯兰阵营势衰的典型缩影。它的初代统治者里德万与市民关系紧张，因培植阿萨辛派受严重孤立，乃至发展到向安条克公国求援。1113年，里德万死后，他16岁的儿子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继位，宦官卢禄(Lu'lu)摄政。10年间，阿勒颇政权连年更迭，多易其主，或是宦官当政，或是外部征服，常年累月内乱频仍。阿勒颇已然不具备组织有效攻势的可能。

　　在主要对手势微的情况下，拉丁东方适时扩张，稳固政权和领土边界。法兰克人在叙利亚及巴勒斯坦、埃德萨地区建立起稳固统治。国王鲍德温一世1101年、1102年、1105年化解了埃及3次主要攻势，并在1116年向南进军，控制埃及到阿拉伯半岛及大马士革的战略通道，1118年一度进入西奈半岛；安条克公国1119年受挫后，在国王鲍德温二世的支援下，于1122年基本恢复了固有疆界，埃德萨伯国则在1115年的危机解除后，至1117年吞并亚美尼亚各小公国，稳固了东部边界。至12世纪20年代推罗投降后，除阿什克伦城以外的所有沿海据点都为法兰克人所有，拉丁东方形成充足战略纵深，获得了安全保障。同时，拉丁东方本身的固有缺陷也决定了这种主动扩张的战争态势不可能长期持续。法兰克人在东方属于绝对少数，军事资源有限，兵源不足，有限兵力只能部署在关键要冲和据点要塞中，已近极限。国王鲍德温二世在1125年至1129年一直专注于征服大马士革，但因军事资源捉襟见肘最终作罢，可见一斑。于是，伊斯兰各方无法组织有效反扑，法兰克人亦基本满足于现有版图，且难以继续扩张。攻守态势基本形成后，区域权力平衡，双方基本认同了这样的权力版图。逐渐地，开始向常态交往过渡，体现出两个主要特征。

　　其一，战争冲突开始受抑，有了部分妥协的空间。激烈军事冲突趋于缓和，逐步转向对峙。大致以1115年埃及突袭雅法(Jaffa)失败，北部安条克的罗格击败布尔苏克为界，其后战事显著减少，鲜见大型战役。部分地区进入长期和平状态，譬如耶路撒冷王国的阿苏(Arsur)、凯撒里亚及阿克城，直至12世纪80年代萨拉丁征服前基本未受到过攻击或侵袭。同时，法兰克人对战争的态度相应改观，变得更为谨慎克制，不再肆意扩大战争规模。譬如1120年，鲍德温二世同图格蒂金交战，规模小且短暂，战后双方随即缔结和约，伊勒贾哈兹也一同缔约，明确了北方边界。尽管此后双方屡次反复，小型冲突不断，但再未出现大规模用兵，维持了平衡态势。在确保了沿海地带绝对控制权后，王国停止了向内陆的延伸，慎重用兵。

　　其二，暴力被抑制，互信协议获得落实。随着军事形势好转，法兰克人的暴力心态也在转变。首先，滥用暴力会对地区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立足长期经营，焦土和无差别屠杀得不偿失。据推罗的威廉记载，耶路撒冷城遭受屠杀后居民很少且分散，残垣断壁无以自保，盗匪猖獗，直到十余年后，鲍德温一世末期，仍是“居民甚少”，无法填满一个街区。因人力严重短缺，国王不得已，只能以迁移叙利亚东方基督徒补救。其次，法兰克人不仅聚居于城防内，其聚居地散布于城乡，并在王国东南部形成乡村聚落群，因循既有东方基督徒聚居区域定居。拉丁东方的社会生态关系复杂多元，社群间不可能相互孤立，必须做好长期共存的准备，过度迫害既不现实也不明智。此外，随着各法兰克政权日趋稳固，封建体系逐步建立，政治和法律体系越发成熟，形成了对社会各势力及社群更有力的控制，客观上有益于抑制暴力滥用。

　　于是，极端暴力的情况显著减少，城市更多的是以围城、谈判、有条件降城的方式实现权力和平交接，对协议的尊重和保护意识显著增强。大体是以1110年前后为界，耶路撒冷王国对西顿、推罗、及巴尼阿斯(Banias)的占领都是遵循和平协议、有条件投降的原则，伊斯兰市民也不再被当作隐患和潜在敌人，而是被视为城市内的特定社会群体，是可存在并被接纳的。因此，降城后，居民并未受劫掠、杀戮，也没有被强制驱逐，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保留了下来。拉丁东方的法兰克人逐渐在土地占领上形成了建设经营的常态心理，放弃了初期以不受限的杀戮屠城为主的压制迫害策略。

　　法兰克人战争中交往策略的转换，向常态过渡，最大限度地助益了经济层面的联系交往。经济贸易赋予交往深度和延续性，此时更得以凸显。法兰克人在经济交往上始终持开放姿态。拉丁东方没有改变利凡特经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经济上显示出高度延续性。拉丁东方的最大优势在于连通东西的地缘特点，横、纵两方向都是贸易必经要地，是连通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重要中转站，并控制着从巴格达途经阿勒颇、大马士革到利凡特沿海各港口的陆上主要商路。拉丁东方所处内陆地区大多贫瘠，唯一能够仰仗的就是商贸繁荣的沿海交通要道，没有商贸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政权无法维系，军事不能持续。想要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实现财富转化，法兰克人必须要与穆斯林进行商贸往来，参与东西方贸易获利。于是，王国初建时，它的初代统治者戈德弗里就在下达禁海令的同时，就陆上贸易同周边各伊斯兰势力达成协议，允许基督徒与穆斯林商人贸易往来，并可进入耶路撒冷城，贸易税收是王国主要收入来源。1101年，鲍德温一世加冕国王伊始就同阿什克伦、凯撒里亚、阿克以及推罗达成和平协议，允许在对方纳贡的前提下进行正常经贸往来。

　　同时，意大利海上城市的介入特别强化了海上贸易。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在11世纪末随十字军迅速进驻利凡特，与拉丁东方结成紧密联盟。耶路撒冷王国尤其依赖意大利舰船支持。一方面，他们急需海上舰队协助封锁利凡特沿海城市，每座重要港口城市的围困、攻占都直接受益于意大利人的海上支援。另一方面，意大利舰船将欧陆朝圣者和物资不断运到拉丁东方，既是人力补充最重要的来源，同时也保证了物质收益。因此，王国为换取意大利人的支持，频繁与之签订协议，提供贸易及定居特权。以威尼斯为例，1100年春，他们获准在每座法兰克人既有及将来占据的城市中占有一座教堂和一个市场；并在参与征服的城市中获得三分之一的战利品；享有永久商业税豁免权。1123年，威尼斯总督多米尼克•米凯利斯(Dominicus Michaelis)亲率40艘战舰抵达拉丁东方。耶路撒冷宗主教、王国权贵与威尼斯人达成协议，以大量特权换取威尼斯人对围攻推罗的海上支持：在王国内的每座城市占有一座教堂、一个街区和广场及一座澡堂和烤炉，可世袭并免税；全面免除各种贸易相关税；享有司法特权。比萨、热那亚也先后获得类似权利。

　　于是，在12世纪初，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迅速将其贸易范围延伸到地中海东部，取得制海权，控制了利凡特到欧洲的贸易航路，同东方建立起直接商贸联系。在拉丁东方的海上贸易中，意大利商船最大的利润来自与埃及的香料及奢侈品贸易。埃及的亚历山大是当时东西方奢侈品贸易的中心，意大利商人将伊斯兰商人经红海和巴士拉运输而来的东方贵重商品贩售到拜占庭、北非及欧洲大陆。埃及因为木材等战略物资匮乏，也频繁从意大利进口急需物资。意大利商船将木材、铁、沥青甚至武器出口到埃及，反映了双方贸易交往的紧密关系。在活跃海上贸易的刺激下，拉丁东方也通过征税等手段在纵横两方向的贸易中受益。12世纪20年代左右，阿克迅速崛起，取代被围困、封锁多年的推罗，由过去的贸易中转站一跃晋升为利凡特地区的商贸中心：西方的朝圣者和商人及大量物资主要从阿克登陆，同时连接从埃及到西亚腹地，大马士革及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的贸易路径，成为海陆各条贸易路线的汇聚点及中心。阿克在东地中海贸易中发挥着日益强烈的影响和作用，凸显了拉丁东方对外贸易交往的确实功效。

　　总之，在地区局势缓和，战争冲突转向对峙妥协的前提下，社会层面的多元交往逐渐取代战争交往成为对外交往主要形态。社会交往首先要求的是抑制战争和暴力，实现一定程度的妥协、宽容及共存，尤其强调经济贸易层面的物质往来。长期看，拉丁东方的众多交往形态中，唯有海陆商业贸易因意大利海上城市的介入而产生了重要而长远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社会交往的重要价值。法兰克人战争中的对伊斯兰世界交往策略经过20余年的发展，在长期的冲突、互动到妥协的演变过程中，逐渐过渡到常态社会交往，完全融入了东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经济体系中。经济层面的交往联系逐渐成为主流和常态，贯穿拉丁东方存续始终，没有因形势转变而间断。地中海世界对于经济贸易互通，相互经贸往来的持续需求，突破了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闭锁及限制，建立起日趋紧密的社会联系。

结　论

　　法兰克人来到东方后，至12世纪初期，拉丁东方早期政局紧张且严重对立，对抗对峙是常态。按照20世纪中期以来传统西方学界观念，这种冲突对立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不可逾越的，以致相互隔离、封锁孤立。然而，这种传统的观点理论并不契合历史现实，是受冷战思维影响所产生的一种具有偏见的主观判断。对十字军及拉丁东方固化的评价应有所调整和修正，十字军及其所建立的封建政权即便在最激烈的对抗冲突中，也在最低限度地保证双方交往渠道的建立和维持，以开放的姿态进行着博弈和有限的交流互动。在军事形势缓和后，社会性的经济联系很快建立并普遍化，从而形成了新的贸易体系和网络。意大利海上城市东进，主动建立东西方直接贸易联系的动向生动诠释了两个文明间相互交往的强烈诉求。中东地区，西亚、北非长期经历制度、意识形态多元并存局面，支配权频繁更迭，习惯于多文明文化相互间联系、互动和交融。在这种境况下，拉丁东方不同程度地展开了可能达成的交往活动。于是，暴力压制、封建化、适度宽容、理性经营这些不同形态特性都符合拉丁东方早期的基本预期，共同构成了交往的主要形态。法兰克人在战争中交往策略的转变也一定意义上证明了各民族、文明间的交往是有历史规律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立也要服从于客观现实的需求和社会经济的需要，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及隔离。在中古时代，各地区文明正是在对抗、碰撞和冲突当中，不断增进彼此间的相互认识，建立联系、不断互动，进行交往，乃至走向经济文化的融合。法兰克人在东方的这场战争及其所创建的拉丁东方，客观上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仔细观察文明间冲突交往的历史契机和样本，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注释略）

（作者：王向鹏，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琳，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