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庆红：“父亲即教师”：古罗马教育的特色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3月29日第14版）

公元2世纪中期罗马贵族男孩M•科涅利乌斯•斯塔提乌斯的石棺，

展现了其从出生、被父亲拥抱、做游戏到接受父亲教育的画面。资料图片

　　无论是培养罗马男孩成为农夫－士兵的共和时期，还是以培养演说家为最高教育目标的帝国时期，“父亲即教师”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虽时强时弱，却贯穿始终，成为古罗马教育的显著特色。它不仅是父权制下的古罗马人对“教育即生活”的天然而深邃的理解，还是学习希腊文化时保持其独立的根本原则，因而成为历代精英在兹念兹的“先人风尚”，即尊重权威、遵循传统、崇古法祖、家国情怀、追慕先贤、崇武尚德、遵纪守法等美德。

　　“父亲即教师”是罗马共和早期强大父权制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古代农耕社会家庭教育的原始形态。在早期罗马社会，以父亲为核心的家庭或家族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家族里的父亲（pater）组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元老院。拉丁语中的“国家”（patria）一词就源自“patrius”（“父亲的”或“隶属于父亲的”）。国家通过《十二铜表法》赋予家族中最年长的男性对妻子、儿女、奴隶和财产的绝对权力，即“父权”。这种父权制，不仅确立了罗马父子之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系，也使得父亲在法理上拥有法学家盖尤斯所认为的“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像我们一样拥有对儿子如此之大的权力”。

　　拉丁文educatio（“教育”），最早就是指孩子的家庭养育和身体训练，而非系统的学校教育。整个共和时期的教育中，罗马男孩最好的教师就是父亲，最好的学校就是家庭、田头、战场、广场、法庭和元老院，接受长者们的言传身教。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取决于传统的灌输、榜样的力量以及家庭生活的潜移默化。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为罗马人这种看似“原始”的教育所折服：罗马人对诸神和祖先近乎迷信的敬畏，充分体现于只能由父亲一人主持的家族祭祀和葬礼活动中。历代先人的真人大小的蜡像会在葬礼的奢华仪式上被隆重展示，悼词中在赞誉逝者的同时，也绝不会忘记宣扬远祖的荣光。很多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家风和家训，比如德西乌斯•慕斯家族精忠殉国，布鲁图斯家族以维护共和为使命。在这种严肃、神圣的氛围中，男孩们都会以传承家风、光耀门楣为己任，养成“一个高贵罗马人”所具有的敬畏神灵、服从权威、恭顺父母、忠于国家、奉献社会等德行。

　　对“父亲即教师”教育理念最好的践行者，是被诗人恩尼乌斯誉为“体现罗马民族传统和保证罗马伟大基石”的老伽图。他视儿子的教育为头等大事，亲自教授儿子文法和法律课程，传授生存技能和军事训练，依照最完备的道德模型将之塑造成才。老伽图作为传统卫道士的代表，正是以“父亲即教师”的传统理念抵制希腊以教育为阵地对罗马的“入侵”。这种教育理念成为日后罗马人保持文化独立、创造新传统的一种强大力量与准则。比如，西塞罗虽然服膺于希腊文教的精深与高妙，却又在《论共和国》《论演说家》等作品中多次强调，父亲、家庭生活、实践经验以及罗马人的习俗、法律、制度和传统等，比希腊学校和书本对自己的影响更重要，呼吁回归先人风尚。

　　作为享誉古今的伟大演说家，西塞罗的教育经历以及教育理论是将希腊文化与罗马传统结合的范例。他幼年接受了父亲严格的家庭教育后，被送到学校接受希腊文法、修辞学教育，然后便成为著名的政坛人物斯凯沃拉的学徒，出入元老院、法庭等重要场合，观察、模仿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和政务家。西塞罗日后成为一名叱咤政坛的名流，得益于这种旧式的教育方式。他在《论演说家》中提出要把演说家培养成既具有罗马传统道德、又熟谙希腊文化，既领略哲学与演说术魅力、又要精通法律与历史，既要举止优雅庄重、又具备处理国家政务能力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家。

　　公元前2世纪后，随着罗马扩张，封闭农业社会瓦解和个人主义出现，父权、夫权的地位逐渐动摇，家庭关系日益松弛。至屋大维成为元首后，为巩固统治地位，他致力于恢复共和时期的传统与道德，加强父亲的权威，推崇“父亲即教师”的家庭教育。被神化的奥古斯都不仅是其家族中要求子孙模仿自己字体和形象的父亲，更是整个帝国臣民的父亲、庇护人、教师与榜样。在奥古斯都复兴古老罗马理想的潮流推动下，父亲仍然被认为是最好的教师，父子之间的学徒关系被罗马大众视为典范。很多贵族精英在学校教育日趋流行的帝国时期，仍然推崇“父亲即教师”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罗马贵族和皇室雇用希腊乳母、教仆，聘请希腊或拉丁优秀学者作为家庭教师在家里教育孩子。

　　小普林尼呼吁父亲务必介入孩子的教育事务，“为其选择教师是父亲的特权”。图密善曾为皇室后代聘请著名教育家昆体良为宫廷教师。马背上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利略在《沉思录》中感谢祖父、父亲对自己教育的重视和德行的熏陶，以及聘请多位希腊教师在家里教育自己的明智之举。当然，塔西佗曾抱怨贵族雇用希腊人管教孩子的做法，追怀古代儿童承欢父母膝下的美好。其实，罗马人雇用家庭教师的做法仍是以父亲为核心的教育权力的外延与加强。即便倡导学校教育的教育家昆体良、里巴尼乌斯也强调，学校教师不过是代替父亲行使教育之责。像老塞内加和昆体良等不少精英人物亲自为儿子们编著书籍。前者为小塞内加兄弟三个编撰了《演说集》，后者的《论演说家的教育》也是为儿子们而作。而且这两本书里有很多与父权有关的演说练习，讨论父亲在法律上的权力、在婚姻和财富中的地位以及与子女、奴隶之间的关系等主题，男孩在演说中成功预演了自己未来成长为一个父亲与公民的角色。

　　在基督教逐渐取得优势的帝国后期，不少基督教教父宣称“上帝是全人类最好的父亲和教师”，这是父亲和父权在基督教神学语境下的变体与再生，同样都是对权威的服从。奥古斯丁还用上帝会惩罚违背其意志的信徒的观念来比喻完美的父子关系。阿尔勒的恺撒利乌斯也劝诫基督徒父亲要成为孩子完美行为的典范，如果孩子不顺从，不要忘记行使父亲管理者和教育者的职责，对其进行惩罚或鞭笞。

　　到4世纪后期，在蛮族入侵和各种危机的冲击下，学校在帝国西部逐渐消失。出身行伍的皇帝、意大利和高卢等行省的新贵族都对古典文化充满敬畏和艳羡，崇尚“父亲即教师”的家庭教育方式，并聘请著名的演说术和哲学教师教育子孙。例如，皇帝瓦伦提安一世为儿子格拉提安聘请了著名演说术教师奥索尼乌斯；高卢地区里昂主教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以早年在家接受的古典教育为荣，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典型的罗马父亲，主张用严格的纪律规训儿子，鼓励他们追求政治上的成就，以光宗耀祖为己任。

　　纵观罗马历史，“父亲即教师”的教育模式起源于封闭农耕的城邦年代，兴盛于横扫地中海的共和岁月，帝国时期予以重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涵虽不尽相同，却在总体上由宗教观念和法律制度保证，融教育理念与生活实践、伦理道德与政治理念为一体。罗马人尊重权威和秉持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罗马帝国数百年的稳定，保证了罗马教育历史使命的完成，即让希腊-罗马文明植根于地中海世界，并为后来历次文明的复兴埋下了种子。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严厉的父权制对青少年的个性培养造成了一定的束缚与压抑，导致父亲与成年儿子在财产、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关系紧张且焦虑。

（作者：姬庆红，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