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琪：古希伯来字母的发展与演变

以色列博物馆内的字母文字列表（李思琪/摄） 

一、字母文字的缘起（公元前10世纪以前）

　　现代以色列人称希伯来语为‘iḇrīt（עברית），其词根为‘ḇr（עבר），意即“渡过”。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经典《创世记》，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从两河流域的乌尔城迁至迦南地（12:1–5），之后就被称为“希伯来人”（14:13）。这一称谓很可能意指“渡河而来的人”，在《希伯来圣经》中可泛指以色列民族的前身。也就在公元前2千纪，西奈和迦南地区出土的石碑铭文为字母文字的发展史拉开了序幕。

公元前2千纪初期，埃及西奈，Serabit el-Khadem，石碑；图片来源：Joseph Lam, “The Inven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lphabet,” in Visible Language: Inventions of Writing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 and Beyond, edited by Christopher Woods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2010), pp. 189–195.

　　在更早以前，古代西亚也出现过其他文字体系，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这两个已消亡的文字体系运用了纷繁复杂的表意和音节符号。相对而言，后继发展起来的“原始西奈字母”和“原始迦南字母”更为精简，只运用了约30个字符。这些符号最初也和图形有关。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于1905年在西奈半岛的塞拉比特-埃尔-凯德姆（Serabit el-Khadem）发现了一块刻有原始西奈文字的石碑，其上就有几个类似埃及象形符号的牛头、人手和眼睛。和象形文字有所不同，这些原始西奈文字符号所表达的并不是图意，也不是音节，而是字母。也就是说，根据截头表音法则，牛头代表相应名词‘aleph中的首音“a”，人手代表相应名词kaph中的首音“k”，而眼睛代表相应名词‘ayin中的喉音。这一阶段的书写载体各式各样，既有石板，也有铜匕首，还有陶碗；书写方向也较随意，或是由右向左，抑或是由左向右，可以是由上至下，也可以是由下至上。源自公元前12世纪或前11世纪末的伊兹贝特-萨塔赫（Izbet Sartah）陶片铭文刻有迄今发现最古老的字母行列（abecedary），其书写方向便是由左至右。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开始，善于经商贸易的腓尼基人将这些字母精简至22个字母，此时的字母线形更加突出，书写方向也基本固定为由右至左。

公元前16世纪，以色列，拉吉城，铜匕首上的铭文：“【】RN【】”（李思琪/摄）。

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拉吉城，陶碗上的铭文：“BSLST_Y”（李思琪/摄）。

二、第一圣殿时期的希伯来文字（公元前10—前6世纪）

　　虽然目前对古希伯来文字的具体成因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古希伯来语脱胎于原始迦南和原始西奈字母体系，并逐渐在公元前10世纪成形。一直到巴比伦帝国于公元前6世纪攻陷犹大国耶路撒冷的圣殿为止，古代以色列人都沿用腓尼基的22个辅音字母，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古希伯来潦草字体。见证这接近400年希伯来文字发展的原始资料包括了大部分在以色列—叙利亚地区出土的石头碑文、文字陶片、图章和护身符。这些文字材料折射出当时人类生活的浮光掠影，反映了迦南地的政治、宗教和日常生活。

　　公元前10世纪的基色月历（Gezer Calendar）可被视为古希伯来语最早时期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铭文主要记录了古代以色列地区每（两）月的务农活动，但鉴于其内容过于简短，我们只能笼统地做出关于这一时期古希伯来语言发展的推论。一般认为，铭文上的希伯来文字与腓尼基文字如出一辙，均为辅音。三个辅音字母heh（ה）、vav（ו）和yodh（י）在这一时期还未被当成元音或是“读音之母”（matres lectiones）来使用。

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基色月历上的古迦南/古希伯来字体；右图为希伯来文方块字母转写。图片来源：Shmuel Aḥituv, Echoes from the Past: Hebrew and Cogna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iblical Period (Jerusalem: Carta, 2008), pp. 252–257.

　　与简短的基色月历相比，源自公元前850年的米沙石碑（Mesha Stele）的铭文内容更加丰富详实。碑文的开头载：“我是米沙…摩押王…我父王在位长达30年之久，我继承了我父的王位。”碑文接着描述摩押王如何战胜以色列国王，脱离以色列国的奴役。希伯来经典之《列王纪下》3:1–27也提到摩押王米沙与以色列王之间的纷争。碑文内容所采用的语言应为摩押语，然而碑文字体如这一时期的西北闪米特文字一样，和古希伯来字体基本无异。碑文第二行的אבי（avi），第四行的השעני（hoshiani）和כי（ki），还有第十四行的נבה（nevo）都显示这一文字体系开始使用如י（yodh）、ה（heh）等辅音字母为元音。由此看来，与摩押为邻的以色列人很可能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使用元音字母。

公元前9世纪，约旦迪邦（Dibon）古城，米沙石碑上的摩押/古希伯来字体；右图为其拓印。图片来源：Shmuel Aḥituv, Echoes from the Past: Hebrew and Cogna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iblical Period (Jerusalem: Carta, 2008), pp. 389–419.

　　在耶路撒冷东部发现的西罗亚碑文带给古希伯来文字学家更多的惊喜。此石碑乃古代以色列人所刻，其上的六行文字记录两队挖水道的工人，听着对方的声音凿开隧道，最终相遇的事迹。虽然碑文上并没有提及当时执政君王的名字，但是根据古文字学家的鉴定，该碑文可被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末或前7世纪初，刚好是犹大国王希西家执政期间。《历代志下》32:1-2说，当时亚述国王西拿基立“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并且“定意要攻打耶路撒冷”。为了避免水源被敌人切断，犹大王希西家就建设了一条超过500米长的隧道，将耶路撒冷城外的基训泉水引入城内的西罗亚池。《列王纪下》20:20与《以赛亚书》22:11也述及希西家的引水工程。以上的文本记述与西罗亚碑文上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碑文可能就是记录希西家引水工程的原始资料。和更早期的基色月历相比，西罗亚碑文的字体顺畅且圆润，标志着古希伯来文字潦草字体的崛起。

上图为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西罗亚碑文照片（李思琪/摄），下图为其拓文。图片来源：Shmuel Aḥituv, Echoes from the Past: Hebrew and Cogna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iblical Period (Jerusalem: Carta, 2008), pp. 19–25.

现今的西罗亚水池（李思琪/摄）

　　来自耶路撒冷南部的拉吉古城（Lachish）的18块“文字陶片”（ostraca）印有发展最为全面的潦草字体。这些发现于城门岗亭遗迹中的瓦砾碎片多是信件，寄件人为霍沙亚胡（Hoshayahu），可能是拉吉附近的驻守军官，敬启者为尧士（Yaush），可能是当时拉吉城的地方总督或军事将领。信件内容围绕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帝国兵临城下，犹大国即将灭亡的历史背景。其中，陶片4提到拉吉城的处境在巴比伦军队的步步紧逼下岌岌可危，而附近亚西加城（Azekah）的烽火信号已全然消灭。与此不谋而合的记述出现在《耶利米书》34:7。根据这部先知书的描述，拉吉城和亚西加城乃是在耶路撒冷沦陷以前，最后剩下的两座犹大国城邑。总之，拉吉陶片在使人窥探希伯来文潦草字体的发展历史的同时，也为希伯来经典的叙述增添了许多历史色彩，更鲜明地补充了犹大国末后日子的境况。

左图为以色列博物馆所展出的拉吉陶片书信5（李思琪/摄），右图为其拓文。图片来源：Shmuel Aḥituv, Echoes from the Past: Hebrew and Cogna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iblical Period (Jerusalem: Carta, 2008), p. 80.

三、第二圣殿时期的希伯来文字（公元前6世纪—公元70年）

　　公元前8-7世纪，为了方便统治和管理各个征服地，亚述帝国开始使用另一西北闪米特字母文字——亚兰语—为官方语言。之后崛起的巴比伦帝国也采用亚兰语为当时外交和贸易的主要语言。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队向耶路撒冷挺进，摧毁第一圣殿，犹大国正式灭亡。犹大国的君主、贵族、工匠及精壮男子被俘虏至巴比伦，这些上层精英在流放期间学会了亚兰语，逐渐将它作为日常用语。这一历史现象一直延续至波斯帝国兴起，甚至更晚的时期。公元前5世纪，驻扎在埃及象岛的犹太雇佣兵团主要使用亚兰文在纸莎草上撰写公文和私函。从以下的象岛纸莎草文献可以看出，和古希伯来文潦草字体相比，亚兰文字母的线条更少，形状更方正和开放。这样更为简便的字形发展可以归功于该文字在不同帝国统治下的广泛应用。

公元前5世纪，象岛犹太人申请在当地建造圣殿的请求。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phantine_papyri#/media/File:Elephantine_Temple_reconstruction_request.gif

　　当波斯帝国登上历史舞台，其统治者居鲁士大帝采取怀柔政策，颁布命令，让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公元前515年，圣殿重新伫立在耶路撒冷，标志着第二圣殿时期的开端。希伯来语的字形就是在这一时期迎来重大转变。彼时回归的犹太精英将亚兰语带回故土，并决定采用亚兰文的方块字母来代替之前的古希伯来潦草字体，形成了希伯来文新的书写方式。当波斯帝国分崩离析，并被崛起的希腊帝国取代时，方体亚兰字母对希伯来文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在死海西北角的基伯特—库姆兰（Khirbet Qumran）出土的古卷系由一群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犹太隐士编撰和收集而成的，涵盖了后来被收录在《希伯来圣经》《次经》《伪经》的书卷，还包括库姆兰群体的宗派文献，其上的希伯来文字多由方体亚兰字母写就。从古卷上清晰可见元音字母。在此以前，希伯来文字主要由辅音字母组成，但死海古卷的希伯来单词多用元音或默音字母来标志读音。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图斯将耶路撒冷的圣殿夷为平地。希伯来字体在第二圣殿时期之后少有变化，直到今日都以方体亚兰字母的形式出现在抄本、书卷和各类印刷品之中。

库姆兰第四洞穴发现的《出埃及记》残片（4Qexb），其上的方体字母清晰可辨。图片来源：https://www.deadseascrolls.org.il/explore-the-archive/image/B-365624

　　方体亚兰字母的广泛应用并不意味着古希伯来潦草字体不复存在。犹太人先后在公元66–70年和公元132–135年奋起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意图在耶路撒冷建立自治政府。犹太起义者在印发的新钱币上颂扬“锡安的自由”“圣城耶路撒冷”或是“赎回以色列的第一年”时，就运用了古希伯来潦草字体，以此表达自己民族的政权为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延续。然而，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古希伯来潦草字体从此在犹太群体中销声匿迹了。

左图：第一次犹太起义（公元66–70年）的钱币；右图：第二次犹太起义（公元132–135年）的钱币。图片来源：Kanael, Baruch，“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26 (1963): 38-62.

　　值得注意的是，撒玛利亚人，也就是据说在亚述帝国时期外族移民和北国以色列人通婚后遗留下来的部族后裔，在第二圣殿时期并未如犹太人一般采用方体亚兰字母，而是继续沿用和发展了古希伯来潦草字体。至今，居住在纳布卢斯的撒玛利亚人还在使用撒玛利亚字母，古希伯来潦草字母也就以另一种形式被保留了下来。

纳布卢斯城中的其中一个牌匾上印有撒玛利亚文字（李思琪/摄）

四、《希伯来圣经》中的古希伯来语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发现，“古希伯来语”历经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了解这门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源既包括那些主要源自第一圣殿时期的铭文，也兼容第二圣殿时期的死海古卷、钱币等出土文物。这些一手文献最直观地反映了古希伯来语的原始状态，但由于年代久远，历经风吹雨打，流传下来的史料多属于只言片语，因而使该语言历史的完整重构困难重重。

　　相比之下，《希伯来圣经》作为传世经典，因其篇幅的长度、内容的完整度、对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忠实传承，成为了解古希伯来语另一非常重要的资源。迄今流传下来最古老且最完整的《希伯来圣经》为公元11世纪的《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抄本上记录着公元7世纪以后由犹太马索拉文士开发的元音和重音符号，多分布在辅音字母的上下方，以帮助读者发音和分段。抄本的左右两侧和上下两边各写有名为“小传统”（masorah parva）和“大传统”（masorah magna）的笔记，主要是帮助编订者避免抄写和编辑上的错误。

《列宁格勒抄本》的《以斯帖记》开篇，其摹本为D. N. Freedman, A. B. Beck, and J. A. Sanders, eds., The Leningrad Codex: A Facsimile Edition, Eerdmans, 1998（李思琪/摄）

　　除却这些中世纪的音标符号和笔记，抄本上的辅音内容可以上溯至更早的创作时期。《希伯来圣经》内的一些诗歌，如摩西之歌（《出埃及记》15章）、狄波拉之歌（《士师记》5章）、雅各的祝福（《创世记》49章）、摩西的祝福（《申命记》33章）、巴兰的口谕（《民数记》23–24章）等就属于最古老的文本分层，其中所展现的一些语言特征被定义为公元前10世纪或以前的“远古圣经希伯来语”（Archaic Biblical Hebrew）。和《希伯来圣经》的其他部分相比，这些古诗的遣词用字较不寻常。比如，第三人称单数阳性代词词尾在《创世记》49:11为–ה（-h）而非–ו（-w）；第三人称复数阳性代词词尾为–מוֹ（-mō）而非–הֶם（-hem）或–ם（-m）。古诗内的一些单词，如רֹבַע（尘土）、פעל（工作）、חָרוּץ（黄金），鲜少出现在《希伯来圣经》的别处，但却常见于古老的阿卡德语、乌加里特语、迦南北部的闪米特语言。大部分的《希伯来圣经》用语被定义为公元前8至6世纪的“标准圣经希伯来语”（Standard Biblical Hebrew）。这一分层的语言对冠词ה–（h-）、特定直接宾语的记号（את）、连接词אשר和כי的使用更为一致和频繁。在流散时期或回归之后编撰而成的书卷，如《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历代志上下》，多受亚兰语、波斯语甚至是希腊语的影响，主要反映了“晚期圣经希伯来语”（Late Biblical Hebrew，公元前4-前2世纪）。从语言分层看来，《希伯来圣经》绝非一气呵成，而是由不同的佚名作者怀揣着大相径庭的意图，从远古时期至波斯帝国末期或是希腊化时代初期汇编而成，再由后世的编辑打磨誊抄而来。

（作者：李思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