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延方：1297年危机：英国议会与王权的初次较量和妥协

摘要：1297年危机是英国中世纪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这场危机由欧洲大陆加斯科尼领地之争引发，与不列颠岛内威尔士叛乱、苏格兰民族抗英斗争等纠缠在一起，一度严重冲击金雀花王朝在英国统治的合法权威。在议会及教会、民众阶层的压力下，爱德华一世被迫调整其政治理念，三次确认大宪章和林区宪章，承认和扩充臣民代表的合法权利、权益，王权以“紧急需要”和“公共福祉”之名肆意征税被限制，“众意”或“公议许可”内涵进一步丰富，“王在法下”观念再次成为社会共识。这场危机在议会与王权的博弈中暂时化解，促进了英国议会成长，对国内经济环境及对外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爱德华一世　1297年危机　加斯科尼　议会

　　提及中世纪英国的政治危机，人们通常会想到“失地王”约翰在内外交困之际被迫颁布了著名的1215年“大宪章”，亨利三世时期以西蒙•蒙特福德为首的贵族反对派发动叛乱；也会想到爱德华二世因宠幸男臣导致夫妻反目、众叛亲离，最后被废黜王位、惨遭谋杀；还有理查二世，因崇尚“君权神授”，无视王国法律与传统，被兰开斯特家族亨利•博林布鲁克取而代之，造成改朝换代的1399年“兰开斯特革命”。可以说，这些国王的名字都与危机紧密相连。但是，国内学界很少将危机与威名赫赫的爱德华一世联系起来。国外学者对爱德华也多溢美之词，典型如英国王室史专家弗雷泽赞颂这位基督教世界的“伟大国王”，认为其“包容了一个中世纪国王的全部传统品质”；法制史专家梅特兰对爱德华一世也是赞誉有加，认为其对内加强法制建设，颁布了上百项法令，堪称是英国的“查士丁尼”；甚至连经济史大家坎宁安（W. Cunningham）都认为他拥有“真正的管理天赋”，确立了“新的财政制度”。近年来，研究中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学者也大体沿袭了上述观点，认为爱德华一世“从善如流，能言雄辩，无所畏惧……慷慨如亚历山大……无人能及”，等等。但是，中世纪时期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1297年危机恰恰爆发于爱德华一世时期，反对派贵族同王室几乎兵戎相见，英国社会已处在内战边缘。

　　国外较早介绍这场危机的是诺里奇的巴塞洛缪•科顿（Bartholomew Cotton）的“英国史”，吉斯伯勒的沃尔特（Walter of Guisborough）所写的编年史和贝利圣埃德蒙兹的编年史也为进一步考察1297年危机提供了宝贵资料。围绕1297年危机，英国王权同以教俗贵族为主要代表的议会展开一场大博弈，历时数年始告结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双方还没有走向公开决裂，内战未免言过其实。如果将1295年“模范议会”视为英国议会的真正发端，那么围绕1297年危机的权力博弈则可视为议会同封建王权的初次较量。迄今，国内学界较少论及这场危机，系统考察其起因、经过及其后果，无疑有助于认识13、14世纪之交英国宪政制度在中世纪盛期的演进，也有助于全面评估爱德华一世统治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及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

一、危机缘起：欧陆领地之争与不列颠岛内矛盾叠加

　　1297年8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在欧洲大陆北部筹划反法联盟，意图开辟北部战线以策应南部英军收复加斯科尼领地的行动。这时国内以赫里福德伯爵汉弗莱•博恩（Humphrey Bohun）和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Roger Bigod）为首的英国贵族，拒绝应召服役及缴纳赋税，先是向财政署官员抗议，继而在北安普顿集结大量军事力量对抗王室，适逢英军在大陆及苏格兰双双遭遇溃败，金雀花王朝陷入统治危机。此即1297年危机。

　　关于1297年危机爆发原因，学者们通常归结于金雀花王室遗留在欧洲大陆的加斯科尼领地之争，典型如英国学者丹顿（J. H. Denton）认为，爱德华一世的“愚勇政策”和刚愎自用，使得“1294年事件成为其统治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莫里斯（M. Morris）、普雷斯特维齐（M. Prestwich）、伯特（C. Burt）等人的看法也大抵如此。1294年，法王腓力四世在三级会议支持下宣布收回加斯科尼公国，英法两国领地之争由此开始。对于领地之争，英国贵族和民众并不陌生，因为自诺曼王朝建立后，跨海而治的英国就面临着同法兰西的政治角逐，金雀花王室延续了这一传统。所以，英国臣民并不完全排斥爱德华国王以战争方式收复加斯科尼。可见，将危机简单归结于1294年领地之争是不合逻辑的，领地之争演变为1297年危机是需要条件的。遗憾的是，学者们对此语焉不详。实际上，在笔者看来，领地之争仅仅是矛盾冲突的源点之一，国内突发事件不断推波助澜，同领地之争交织呼应，共同引发了1297年危机。

　　金雀花王室第一次为远征欧洲大陆的征税就引发了国内政局波动。1294年，爱德华国王虽然得到议会批准的1/10动产税充作军费，但这次征税依然引起国内民众不满，尤其是专门针对羊毛征收的重税被称为“邪恶税”（Maltote）。为缓和矛盾、取得国内贵族们支持，爱德华一世作出让步，决定“无限期中止”王室法庭进行的“权利开示令状”（Quo Warranto）调查。此外，还赦免囚徒、逃犯以补充加斯科尼军力之不足，甚至停止了代表王室巡视全国各地的综合巡回审判庭（the general eyre）。因此，第一次远征加斯科尼及征税问题并未激化英国国内矛盾，不过领地纠纷始终是悬在英国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岛内突发事件打断了第一次加斯科尼远征。1294年8—9月，英吉利南部及海峡连续暴风骤雨，适逢英国国内威尔士人暴动，加斯科尼远征在1294年冬季变成镇压威尔士叛乱。据记载，直接军事支出即高达5.5万英镑，而当年英国王室收入仅5万英镑。窘迫的王室财政迫使爱德华一世再次召开议会征税。针对同一名目的第二次征税行为，明显恶化了英国贵族同王室关系。据研究，约有1/4与会贵族明确拒绝海外服役，并提出一个新的抗争理由，即封臣没有在海外为国王履行军役之义务。作为回应，爱德华一世强行扣押抗议贵族的财产，决意推进他的远征计划。这时法军多次袭击南部海岸，焚毁船只，劫掠沿岸城镇。1295年11月爱德华召开议会，渲染“英格兰王国安危受到威胁”“法兰西人即将入侵”……征税的必要性已昭然可见，教俗贵族及各地“拥有全部、充足权力”（full and sufficent powers）的骑士和市民代表400余人，在“王国紧急需要”迫切形势下，批准征收1/11税金作为远征加斯科尼军费，这就是著名的“模范议会”。

　　可见，第二次远征引发的矛盾被爱德华一世成功化解。国王不仅得到了军费税收，也创造了英国王室与议会合作的典范，催生了1295年议会，后者被称为英国议会的真正发端。然而，第二次远征依然未能成行，远征税款改变用途。苏格兰王国的抗英斗争爆发，爱德华国王亲征讨伐，其军事支出是威尔士平叛费用的两倍以上，耗尽了英国人第二次筹集的军事费用，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王室财政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不难想象，第三次筹集加斯科尼远征军费将在国内招致严重抵制和对抗之后果。

　　1296年11月，爱德华一世在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小城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召开议会，第三次商讨筹集征法军费，双方矛盾公开化了。教俗贵族们认为国王第三次以远征加斯科尼为名征税，简直就是“敲诈”。爱德华寄希望于教会方面能够解囊相助，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温切尔西（Winchelsey）以罗马教廷“禁令”（Clericis Laicos）为由明确拒绝，因为高级教士们对“永恒之王——上帝之惧甚于现世国王，对灵魂处境之危险，其忧虑甚于俗世之危险”，教宗禁令成为摆在英国教职人员面前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盛怒之下，爱德华于1297年1月宣布剥夺教会产业。中世纪教俗之争在不列颠以其特有方式呈现出来。

　　1297年2月，爱德华一世在英格兰南部威尔特郡的小镇索尔兹伯雷重新召开议会。210年前“征服者”威廉曾在这里举行全国性集会，爱德华此举大概是想唤醒臣民心中尘封的敬畏情感，重新树立金雀花王室权威。但事与愿违，在索尔兹伯雷议会上，博恩与比戈德联合世俗贵族抵制爱德华国王的征税企图，大主教温切尔西代表的英格兰教会也站到了贵族们一边，教俗两界一致反对国王就远征加斯科尼第三次征税。协商无果，爱德华遂在夏季6、7月间重新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议会，并操控通过征收1/8动产税的议案。这大概是自大宪章以来最沉重的税负。据考察，动产税在“1216—1290年的74年间征收了7次，而1294—1297年的4年之内竟然征收了4次”，可见1290年代中期以来的税收强度之高，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只有“百年战争开始阶段堪与相比”。财政困境还使得爱德华国王频频向国外商人伸出借贷之手，意大利卢卡的里卡尔迪家族（the Riccardi of Lucca）正是因此而破产；而连年战争又使得货币流往大陆，造成国内货币短缺。某种程度上，这些困境也构成了1297年政治危机的经济背景。因此，不列颠内部因素是英格兰13世纪90年代政治形势恶化的重要催化剂。矛盾丛生的威尔士叛乱、苏格兰王国抗英斗争客观上同海外领地之争遥相呼应，成为激化英国社会矛盾的又一推手，不断推升国内贵族和民众不满情绪，最终演化为1297年政治危机。

　　此外，爱德华一世的王权理念也为1297年危机埋下了隐患。13世纪，尽管出现了对王权限制的大宪章，但关于“国王至上”的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因为王权虽然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但却“在任何人之上”；大法学家布雷克顿（Henry Bracton）就认为“国王在王国中没有同侪（peers）”“权力总会不受约束”，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上帝复仇”。即便是研究西方中世纪政治思想、坚持“二元论”原则的卡莱尔（A. J. Carlyle）也宣称，“世界上存在两个伟大的权力……每一个都是至高的，每一个又都是服从的……世俗权力在其自身范围内也是独立的和至高的”。这样的政治观念在欧洲大陆被普遍接受。

　　与此同时，关于亚瑟王的传奇在欧洲大陆广为流行。亚瑟王的功业及权力激起同时代人无尽想象与膜拜，英国人更是将其视为金雀花王室和贵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而爱德华国王本人则自视为亚瑟王的化身或继承者。在十字军东征归来后，他的政治威望伴随着征服威尔士及仲裁苏格兰王位诉争而达到了历史顶点，成为13世纪下半叶欧洲最负盛誉的国王之一，潜意识里认为其生活在“权利不受限制”状态下。爱德华国王的声誉无疑为王权膨胀提供了社会舆论条件，当时人们将其比肩“所罗门王”“亚历山大大帝”“亚瑟王”，甚至认为他超越了后者。这种政治观念推动其不断突破王权的“外在边界”，打破“王权有限”原则，无疑对其统治行为及与臣民关系产生了有害影响。因此，不难发现，1297年危机是英国国内外多种矛盾和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贵族、议会与王室的权力博弈：确认大宪章及林区宪章

　　1297年危机是爱德华一世即位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政治危机。北方苏格兰王国爆发了华莱士领导的反英大起义，并于9月11日在斯特灵桥战役中击败了瓦伦斯伯爵率领的英军，而欧洲大陆的英军在林肯伯爵统领下也接连受到法军重创。与此同时，9月21日，国内反对派贵族开始向王室施加压力，据称战马约有1500匹，还有不计其数的步兵在北安普顿集结。此时爱德华国王内外交困，陷于三面树敌之险境。某种程度上，1297年危机同1215年大危机具有相似性，都发生于内忧外患之际。不同的是，这次厄运降落到英国有史以来的明君——“亚瑟王”“查士丁尼”身上。虽然爱德华国王曾历经其父辈亨利三世时期的统治危机，像1258年的“七贵族联盟”向王室发难、西蒙等反对派贵族叛乱等一系列政治变故，但其本人却从未遇到过严重挑战，所以有学者认为1297年大危机是其“长期成功统治下的一次失败”。

　　对于国内风云异动的政治局势，王室也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消弭危机。从8月下旬起，王室曾三次发出召集令，其中两次是要求170名骑士和56名贵族“全副武装协同王室议事会咨议”，彼时主要集结地点是罗彻斯特（Rochester），任务是保卫海岸地带；而9月5—16日之间发出的10次召集令，则全部要求集结于伦敦，给大主教、主教和比戈德、博恩等反对派贵族们的令状内容是“伦敦议事”（colloquium at London），而给其他骑士及阿伦德尔伯爵等人的指令则是提前达到伦敦，“全副武装协助王室议事会”。不难发现，王室对反对派作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准备。

　　1297年9月11日之后，英国王室应对危机措施显著升级。9月15日，摄政府在经过一系列紧急商议后发布召集令，要求各郡选举骑士代表集会伦敦，显然是应北方苏格兰问题之需准备召集议会征税；16日则连发5道召集令，可见当时形势之紧张程度，第一是指示北安普顿郡长及16城镇市长“防止集会”发生，明显是针对贵族反对派们的；同时指令27个城堡“加强戍卫”和29个郡的军事专员（commissioner）“预备好为王室服役的骑士，赶赴伦敦”，第四道指令则是要求康沃尔伯爵埃德蒙等人务必于“10月6日带领麾下全副武装抵达伦敦”，这一天也是各郡骑士议员代表抵达伦敦的日期。大概是担忧无法控制伦敦局面，王室在9月16日下了第五道召集令，额外补充要求“29名贵族带着马匹和武装10月6日抵达伦敦”。一连串的召集令表明了王室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摄政府的担忧不无道理，以比戈德和博恩为首的反对派贵族不顾王室禁令，于9月21日举行了武装集会，集结于北安普顿的骑兵数量高达1500人以上。这是一支足以威慑乃至推翻摄政府的军事力量。

　　在英格兰教会人士斡旋下，以爱德华王子（时年13岁）为代表的摄政府决定“妥协”，同意反对派贵族提出的权利诉求。1297年10月6日，王室召开全国性议会，以“谈判”方式调整国内政治矛盾与利益冲突。爱德华王子预先承诺国王愿意赦免那些拒绝海外服役的反对派贵族等，摄政府宣布废除1/8税及遭人痛恨的羊毛“恶税”。10月10日，爱德华王子签署、确认了“大宪章”和“林区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forest）。议会决议第一时间被送到海峡对面，呈请国王批准。不过，直到1297年11月5日，爱德华一世才在大陆的根特亲署上述文件，足见国王的犹豫与无奈，表明他并不情愿与反对派妥协。所以，有学者认为爱德华国王不在国内恰恰有利于矛盾化解。初次较量以反对派贵族占据上风而暂时结束，这依然是一种典型的“大宪章式的”斗争模式。

　　与以往不同的是，1297年的反对派贵族并不满足于宪章的确认，他们还提出了一份“附加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爱德华国王批准亨利三世时期制定的“大宪章”和“林区宪章”，王国内所有法官、郡长、市长及其他官吏一体遵守；任何审判如与宪章相抵触则视为无效，上述宪章每年在教堂信众前宣读2次，对违反者处以绝罚，并将处罚结果每年告知民众2次；王室承诺此次征税不会成先例，再次强调征税的“公议许可”原则，最后废除最遭人痛恨的“苛捐恶税”（maltote，税率为40先令/袋羊毛）等。

　　在这份附加条款中，教俗贵族们再次强调通常周知的“公议许可”原则，以及对违反宪章者的具体处罚方式——绝罚与公示；此外，贵族们还频繁提及“林区宪章”，额外强调对王室森林区边界的确认。这实际上是中世纪伐木垦荒运动造成林地纠纷的一个表现。限制、乃至缩小王室森林区规模已成为英国社会各界的一致诉求。

　　1297年危机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揭示出英国王权与贵族、民众之间传统矛盾在延续，而且第一次展示了反对派势力开始借助新的组织形式——议会同王室进行斗争。当然，此时的“王权有限”与“王在法下”原则屡屡遭到王权的蔑视与践踏，冲突与对抗贯穿议会早期政治活动，但是宪政的思想开始生根发芽。对此，中世纪史家玛丽•贝特森（Mary Bateson）看得很清楚，她认为1297年的对抗实质上是“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英国“纯粹”的封建主义正在“退潮”。鉴于臣民们的强烈反对，爱德华一世遂采用外交手段解决领地争端。1298年1月，在罗马教宗卜尼法斯八世调停下，法方同意爱德华一世以双重联姻方式重新领有加斯科尼领地，领地纠纷问题初步解决。这一偏袒英国人的做法为日后教廷同法王交恶埋下伏笔。1298年7月，爱德华一世第二次亲征苏格兰，在福尔柯克战役击溃华莱士军队，北方危机也得以解除。至此，1297年危机告一段落，但并未真正结束。

　　1299年2月威斯敏斯特议会召开，贵族们要求爱德华国王“兑现1297年的承诺”，即确认宪章、重新勘定王室森林边界，而国王关注的重点则是具体接管加斯科尼领地的时间、方式及相关问题的处置。会议一度中断，诺福克伯爵比戈德再次率领一支千人骑兵队出现在伦敦，双方关系再度陷入紧张状态。看来英格兰贵族们已将武装反抗国王视为一种合法权利，大宪章的精神开始在他们思想深处生根，并不止一次地指导其政治实践。那种认为大宪章自签署后就默默无闻、甚至不为人知的看法，显然偏离了历史实际。

　　对于议会成员的权利诉求，爱德华一世采取了敷衍搪塞做法。虽然承诺确认宪章、着手推进王室森林边界勘测，但随后颁布的《罚金征缴法》（De FinibusLevatis）证明了国王不愿返还扩张所得的林区土地。因为这意味着王室要削减大量林区土地，所以王室官吏在为林区勘界时行动迟疑、进展缓慢，不难看出爱德华一世的真实意图。早在13世纪上半叶，林区收入已是王室财政一个重要来源，也给贵族和民众带来大量收益，典型如迪恩林区的冶铁业、汉普郡新森林里的木炭烧制等行业。因此，确认“林区宪章”已经成为继大宪章之后贵族们最关注的一项权利，林区权益也成为王室和议会一个新的博弈点，甚至成为验证国王是否“信守承诺”的“试金石”。显然，在第二回合的博弈中，议会仅取得名义上的胜利，并未获得宪章的正式确认与林区重新勘界的实际利益。

　　在英格兰王室同议会斗争的政治天平上，苏格兰王国再次充当了重要砝码。1299年秋，苏格兰抗英斗争再次爆发，爱德华一世第三次踏上征讨苏格兰的征途。当国王抵达约克后发现，贵族们几乎没有派出骑士应召，原定征募的1.6万步兵也仅有0.25万人就位，不足计划兵源的1/6，而当这支仅数千人的队伍向北进发时，还不断有人开小差。显然，敌视或对抗王室的情绪已弥漫于全国各地各阶层，“似乎已经使得整个封建军事体制陷入瘫痪境地”，王室官吏只有“强行扣押男爵和骑士们的财产”，才能迫使他们“缴纳免役捐”。即便如此，很多情况下还会存在拖延现象。创作于13世纪末的传奇文学《丹麦人哈弗洛克》（Havelok the Dane）就暗喻了下层民众遭受的危机压力及其对一个贤明君主的期待。

　　1299年危机不是一场独立的危机，而是1297年危机的延续。由于爱德华国王1297年的“承诺”仅仅停留在一纸文书层面，贵族、民众及共同体的权利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确认，消极应召显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满与抗议。爱德华国王被迫调整其统治方式。1300年3月28日，爱德华一世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四旬斋”议会，再次郑重确认“大宪章”和“林区宪章”。这是爱德华国王第二次确认两宪章，距离1297年第一次确认时隔仅两年4个月。频繁确认宪章以换取王国臣民支持的行为，无疑证明英格兰王室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压力。与此一同通过的还有附加条款，已由最初的7款增至20条款，“在郡法庭全体民众前每年宣读4次”，授权每郡选举三名常驻正直骑士，对违反宪章造成民怨的犯禁者处以“罚金、监禁”直至“逐出教会”的绝罚。当然，最重要的是，王室让步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同年夏季，王室森林区勘界工作全面启动，着手退还部分林地、草场，压缩王室林区面积。

　　1301年2月14日，爱德华一世在林肯召开议会，正式确认森林区勘界结果，第三次确认“大宪章”和“林区宪章”，“授予、确认、更新亨利国王时期的伟大宪章，法令如有抵触者可以修正或取消，为此制定开封特许证书”。不难看出，勘界和宪章确认是爱德华国王对其臣民做出的权利授予和政治让步，也是对大宪章部分内容条款的具体实践。第三回合的较量以议会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当然，妥协是双方的。爱德华一世的让步换来了臣民效忠、对其统治的大力支持，议会批准征收1/15动产税，同意第四次征讨苏格兰王国。至此，由加斯科尼领地之争引发的1297—1299年大危机正式结束。可以看到，虽然1295年“模范议会”已经出现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但并未对国王征税形成有效制约。贵族们联合骑士、市民代表经历1297、1299、1300等届议会多次博弈，才迫使国王在法律上确认宪章、在现实政治中承认臣民权利，议会才开始向着限制王权方向演进，在中世纪后期发展成为大法学家福蒂斯丘笔下“政治且王室的”统治（dominium um politicum et regale）。

三、危机影响：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

　　1297年危机，实际上是1294年至1300年间由加斯科尼领地之争引发的大陆危机、国内叛乱、苏格兰民族反抗等一系列事件之总和，以1297年9月贵族反对派同王室的武装对峙为危机顶点，正式终结于1301年2月爱德华一世在林肯议会上确认宪章及森林区勘测结果。所以，也有学者称其为“1297年政治危机”“1297—1300年危机”，或13世纪90年代危机，或“第一次征税危机”等，同本文“1297年危机”仅仅提法不一，并无本质差别。危机对英国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学者马迪科特（J. R. Maddicott）认为，“战争和税收压力塑造了英国政治、经济发展轨迹”，“引发的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453年”。具体而言，影响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危机暴露了13世纪90年代隐藏在王室同贵族、民众之间的传统矛盾，是对1295年“模范议会”确立后“王在法下”原则的第一次检验。自1294年以来，收复加斯科尼领地、镇压威尔士叛乱、征伐苏格兰王国，高频率、高强度的军事支出给英国各界造成沉重负担。贵族发轫的抵制行为不仅是为本阶层代言，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地域而言，汉弗莱•博恩代表了英格兰中西部尤其是边疆贵族的利益，而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及当地建筑城堡驻军，对边疆贵族“未经允许擅自转移土地”行为施以剥夺领地的处罚，这等做法危及了边疆贵族群体的“古老权利”（ancient liberties）。后者提出的“抗议陈情书”（Remonstrance）表明，征税需要事先获得议会代表同意，何为“王国安危”“公共福祉”不取决于国王自身的判断，也需要咨询广大臣民意愿，从而消解国王单方面“宣布征税必要性”的特权，扩大了“公议许可”的内涵范畴。为应对危机，爱德华一世被迫顺承议会意愿，释放和解信号，在1297年、1300年及1301年连续三次确认两部宪章。这不仅在实践上践行“王在法下”的政治原则，而且从法律上确定了来自议会代表的“许可”是一种法定权利。

　　我国中世纪史专家侯建新教授将“同意权利”与“财产权利”“生命权利”等并列视为“欧洲公共生活当中深层次、始基性规则”，是嵌入欧洲文明深处的一种“元规则”。这些规则自大宪章颁布后在13世纪得到社会各阶层认可，但依然遭到王权的漠视与破坏，即便在“模范议会”建立后，爱德华国王也常常无视地方代表的知情权，1297年的政治危机生动诠释了这一点。该原则正是在议会同王权的对抗中日渐深入人心。在1297年危机中，王国代表们重申以往的习俗惯例和传统，最终不仅臣民的财产权利再次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知情”“公意”也成为王室不得不面对和承认的一种“规则和权利”。当然，这时的公意主要限于“王国共同体的认可”“议会的同意”和“男爵的同意”，而骑士和市民代表的“同意”权利尚处于初级阶段。不过，“众意”或“公议许可”原则或规则确立，使得各郡骑士和市民代表成为会议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规则显然有助于议会代表制成长，推动封建议事会（council）向真正的议会（parliament）转型。危机的解决表明，代议制取得了同封建王权初次较量的第一次胜利，这种“伟大的政治发展”使得英国政治沿着大宪章确定的轨道继续前进。

　　其次，危机的出现凸显了13世纪英国社会新的关注点，即除重申已有原则之外，贵族及民众更为关注王室森林区特权的侵害。林区宪章既是大宪章内容的一部分，更强调了英格兰民众的森林、草场及林地的权利（权益）。在畜牧业占重要比例的中古英国，确认“林区宪章”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大宪章”之于贵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早在亨利三世时期，王室就先后两次确认了“林区宪章”（1217年和1225年）。爱德华一世此次确认的正是1225年版“林区宪章”，并在社会各界推动下重新进行王室森林勘界，削减王室林区、草地。如果说重申大宪章及公议许可原则是政治上的让步，那么森林勘界、削减林地范围则是经济上的让步，这不仅反映出“王在法下”原则在13世纪末叶的政治实践中进一步深入，也体现出畜牧业、冶铁业及煤炭采掘等与林区密切相关的经济部门之地位日渐提高，林地、草场方面的经济权利已成为臣民重点关注的一个新方向。

　　复次，危机虽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色彩，但也在经济社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13、14世纪之交是英国封建政治经济发展达到顶峰时刻，盛之极，衰之始。这一时期英国人口增长、城市扩张逐渐放缓。经济史家坎贝尔教授正是以1290年代作为衡量不列颠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基准点，认为“13世纪90年代构成了中世纪晚期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1297年危机既是英国社会矛盾在政治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封建经济扩张停止和开始衰退的一个前兆。作为“政治附属物”，封建的土地保有制正在冲破政治束缚。著名史学家比恩（Bean）研究发现，1294年之后，尤其是1297年王室同男爵贵族们对抗危机后，土地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直属封臣的土地交易行为“获得王室许可”，封建土地制度日益受到市场法则的支配，由此比恩视其为“英国封建主义衰落的重要表现”。连年战事不仅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因为疏于国内政治及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诺丁汉、德比、约克、林肯及诺福克、萨福克等郡“和平受到破坏”，王室连续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歹徒违法活动调查”（Trailbaston inquiry, 1304-1305），发给各郡郡长的密封卷宗也表明“公共秩序”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些无疑都是政治危机及相关军事活动的消极产物。

　　再次，危机促使爱德华一世调整收复领地方案，放弃武力转而采用外交、联姻手段解决同法国卡佩王朝之间的纠纷。作为爱德华一世的第二任王后，法国玛格丽特公主在英国国内公共生活及对外交往中扮演了积极角色，“法国之花”和“完美无缺”（good without lack）是英国人给她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这场联姻带给英国社会的正面效果。1308年爱德华二世同法国伊莎贝拉公主的婚姻，继续为英国保有加斯科尼领地、保持两国良好关系提供了重要保障。联姻作为封建时代的传统外交联盟手段，对维护两国近40年的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百年战争爆发。

　　最后，危机的解决有赖于罗马教廷的斡旋，使得教宗在不列颠岛内部政治博弈中进一步提高了地位。教宗卜尼法斯八世通过调停英法关于加斯科尼领地冲突，获取了英国人的信任，从而得以进一步介入不列颠岛内部事务。苏格兰人起义后，教宗特使多次在英国人和苏格兰人之间充当说客，劝阻爱德华国王的武力征伐，尊重“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王国”；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大卫•休谟就提及卜尼法斯对爱德华一世的“告诫”。继卜尼法斯八世之后的约翰二十二世继续秉持这一立场。罗马教廷的同情与教宗的支持，无疑鼓舞了苏格兰人的抵抗运动，他们积极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坚持反英斗争，直至后来获得民族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危机的参与者不仅仅是站在历史前台的教俗贵族，还有英国市民以及广大农民。伦敦市民给予了反对派坚定的支持，而贵族们之所以反对王室“征税”“强买”，既是维护切身利益之需要，同时也是因为担心“农民佃户无法承担领主地租”，“恐惧农民起义”。所以，普通民众并不是消极的舞台台柱，他们也对上层制度演变起到间接推动作用。

　　综上，关于1297年危机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第一，爱德华一世时期确实爆发了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危机是英国国内外多因素促使矛盾激化的产物，既延续了贵族同王权斗争的传统模式，也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确切地讲，危机是模范议会登上英国政治舞台后同封建王权的首场对抗，尽管议会本身还不完善，但已开始成为双方政治斗争和博弈的重要平台；第二，围绕1297年危机，爱德华国王与贵族、议会之间多次交锋，被迫三次确认“大宪章”和“林区宪章”，承诺定期公示于众，违者予以严惩，这无疑有助于宪章承载的政治理念由上流贵族社会向民众阶层扩散，也有助于社会全体成员遵守宪章的社会共识形成；第三，危机还使议会首次打破王权对于“紧急需要”和“王国福祉”认定的单方垄断特权，明确和扩大“公议许可”内涵，提高“众意”“公议”的法律效力，从而提高郡骑士和市民代表参政地位，对推动地方代表参会制度化及中世纪议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亦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1297年危机”打破了关于爱德华一世同议会合作无间的那种平面化认知，不仅是对13世纪90年代英国王室处理内政外交能力的检验，也是对“王在法下”原则在1295年“模范议会”建立后的第一次实践。当然，化解1297年危机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英国王室同议会之间的矛盾，百年战争期间此类危机再次爆发，甚至在爱德华一世去世之前王室就变相蚕食曾经让渡的林区权益，可见宪政制度的成长是一个漫长过程。此外，解决危机还影响了同法国、罗马教廷的关系，对经济、人口演变态势也具有一定预示性。

（作者：谷延方，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