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华：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与时偕行

　　中世纪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特别地位，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多诞生于中古时代。世界各大文化圈也在中古时代最终定型。中古时代，东方先进、西欧落后。16-17世纪，双方却开始对换位置。这一变化的根源须追溯至此前几百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尚未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世纪史研究开始起步，探讨的多是历史基本问题。改革开放后，中世纪史领域真正进入研究阶段，逐渐凝练出学术特色。

整体世界史观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1949-1978），我国史学界基本采用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的学科体系，以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为红线，将世界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时代。这一分期法的误区之一是将欧洲史作为世界史的分期标准。当时编撰的世界史教材，因教学分工而将中国史剥离出去，仅仅包括外国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世界史研究迎来了春天。世界史学界在时代精神激励下，对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深刻反思。20世纪80年代，国内世界史学界最急切的呼声就是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体系。众多学者指出，世界史不应是不包含中国史的域外史，也不应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相加，更要破除“欧洲中心论”。作为这一讨论水到渠成的结果，我国最终形成了整体世界史观，六卷本《世界史》教材是这一史观的系统呈现。

　　在整体世界史观看来，世界史应是一个整体世界的历史；这个整体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15-16世纪是世界走向整体发展的关键时期。由此对这两个世纪东西方的社会经济进行综合比较，便成为整体世界史观的研究主题。在这个从中古向近代过渡的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欧，都出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的变化。而就促使世界走向整体发展来说，以欧洲发生的变化最为关键。这一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成为我国学界普遍赞同和秉持的学术思想，可与美国历史学家倡导的全球史观相媲美。

从中西比较到专题探索

　　从80年代起，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西欧封建社会较短且较快实现资本主义过渡等问题的基础上，世界中世纪史学者逐步聚焦于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有的系统比较了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和中国明朝的政治制度。有的组织国内研究中国史、日本史、英国史和俄国史的学者，对土地国有、土地所有制、地产经营、农民身份、农民经济、封建城市、工商业、城市居民等方面进行比较；全方位探讨亚欧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等如何走向近代文明，展开亚欧国家如意大利、尼德兰、英国、法国、德国、土耳其、日本、中国走向近代的不同道路的比较。有的对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英国封建社会、东西封建经济政治等予以精深研究，并展开了极有深度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指出西欧中世纪封建性因素并不亚于东方，其崛起更应从长时段来考察。有的特别关注农民个人力量成长对西欧社会转型的作用。关于哥伦布作用和地位的争论、对西欧中世纪农民生产量估算的讨论，在国内世界史坛传为佳话，活跃了中世纪史领域的学术气氛。

　　外语精湛、学贯中西，是老一辈学者擅长中西比较的底气。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世纪史学者则主攻欧洲史，专题性探索日见增多，90年代起，这代学人的思想成果开始喷发。在探讨欧洲为何能积蓄能量率先崛起时，多数人将目光聚焦于经济史、社会史。在对西欧中世纪农民、农业和土地问题的思索中，或认为富裕农民成了农村现代化的领头羊，或发现西欧有容许农民个人力量发展的政治空间，或认为西欧农村以敞地制为表征的共同体观念有助于消弭农村绝对贫困，或认为中世纪的地产经营成为资本主义农业的源头。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经营的乡绅，逐渐结成一股力量，进入国家政治领域。作为欧洲中世纪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自治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受到特别关注。中世纪城市孕育了欧洲文明许多要素，在工商业基础上形成的商品货币关系，瓦解了农本自然经济，推动了乡村工业发展，促使城乡全面启动商品经济和近代化进程。有的强调制度的刺激和保障作用，或认为私人财产权利的确立是西欧走向资本主义的制度前提，或指出西欧存在融合经济社会诸要素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社会财产和财富的积累机制、生产性活动的保障机制。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还显现了融合为经济社会史的趋向。

研究热潮方兴未艾

　　乘着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春风，从9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进入繁荣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自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2003年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05年设立以来，入选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专题就达十几项，涉及中世纪史的也有十几项。不少研究专著被纳入国家社科成果文库。这个时期，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代学人继续深化已有研究，学术思想臻于成熟，逐步担纲本领域的学术重任。新培养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在欧美攻读学位的留学人员陆续回国，带来了清新之风，丰富了中世纪史研究的主题和方法。经济发展使研究条件大大改善，国际交流增多，网络技术兴起，研究者能够尽快瞄准学术前沿，获取最新信息，接触和占有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中世纪史研究的走向十分鲜明，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趋势。

　　第一，对宏大论题进行系统的总结性研究。譬如，“欧洲文艺复兴史”丛书包含了政治、经济、史学、法学、文学、哲学、艺术、宗教、教育、科学技术、城市与社会生活等卷册。欧洲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探索政府、财政赋税、民族、观念、宗教、法治、农民和土地、生活水平、教育、文化、福利、工业、贸易、城市化等方面。

　　第二，传统领域研究精细化，由宏观、中观思考走向微观实证考察，如涌现了大量经济史、社会史个案研究，并向妇女史、家庭史、犯罪史、儿童史、社会治理等新社会史领域挺进。

　　第三，许多重要领域的研究异军突起。例如，基督教会和教义的研究、拜占庭帝国研究、中世纪早期西欧研究、西欧财政赋税研究，以及阿拉伯、中东和中亚研究等，都形成了较强的研究队伍，取得了众多重大成果。

　　第四，返归经典的史学研究法，重视中世纪语言，强调史料考订。整理、译介和研究国外原始档案文献蔚然成风，如对法兰克王国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对英国经济社会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五，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医疗社会史、环境史和城市史等，均为当下青年学者颇为钟爱的领域。这既是直面当前社会现实的回响，也反映出新生代的学术追求目标更为高远。这正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希望之所在。

（作者：刘景华，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