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欣：古波斯寻踪：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如何统治中亚

　　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530-前330年），也称古波斯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该帝国以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Fars）为中心，疆域囊括了从印度河谷到地中海沿岸、从欧亚草原到尼罗河上游之间的广大地区（图1）。

　　古波斯帝国虽为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图2），但由于意识形态和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其历史长期被忽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阿契美尼德帝国才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帝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文即以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中亚为例，探讨古波斯帝国与中亚的关系。

图1　波斯波利斯浮雕，公元前6─前4世纪。图像展示的是波斯国王坐在王座上听政的场景。（图片来源：Schmidt1953， OIP68，pl.98）

图2　古波斯王室风格的酒器（金、银、水晶、玻璃）（图片来源：Curtis&Tallis，Forgotten Empire，p.105，fig.45）

　　公元前6世纪末，中亚被纳入阿契美尼德国王的统治下，成为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克特里亚（Bactria，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塔吉克斯坦南部）、索格底亚纳（Sogdiana，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中南部）、花剌子模（Chorasmia，今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土库曼斯坦北部）、帕提亚（Parthia，今土库曼斯坦西部和伊朗东北）、亚里亚（Aria，今阿富汗西部）、赫卡尼亚（Hyrcania，今伊朗东北部、里海东南部）、阿拉霍西亚（Arachosia，今阿富汗南部）等地区成为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行省，并且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图3）。古波斯帝国解体后，中亚迅速崛起，国家、城市、复杂的书写体系、官僚系统、货币制度、视觉艺术和纪念性建筑等纷纷出现。有些中亚王国随后还发展成为庞大的区域性帝国，如兴起于土库曼斯坦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n Kingdom，前247-224）以及印度-伊朗边界的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前324/2-前185）和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约公元1-3世纪中期）。中亚开始真正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途经中亚和伊朗的古代丝绸之路，亦在此时雏形方成。

图3　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地图（公元前6─前4世纪）（图片来源：©吴欣）

　　面对中亚所创造的历史奇迹，人们不禁发问，究竟哪些因素促成中亚在短时间内的“爆发”？是本土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还是受外来因素--诸如古波斯帝国甚或亚历山大帝国--的催生与促动？近年来，随着对亚历山大大帝研究的持续深入和新考古材料的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论在政治策略、国家管理还是个人行为方式上，亚历山大大帝都是以古波斯国王为典范来统治的。2012年发表的古巴克特里亚阿拉米语管理文献（Aramaic Documents from Ancient Bactria，简称ADAB），其中有一篇纪年为“亚历山大七年”的文书，该文书所反映的管理程序、公务人员称呼、日历和度量衡等，完全承袭阿契美尼德王朝。如果没有纪年，我们会误以为它是古波斯帝国时期的文书。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古波斯帝国的统治对中亚和周边地区后来的王国乃至帝国都有着巨大影响，但这种观点主要建立在对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整体认知基础之上，至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中亚到底是怎样的状态，我们并不清楚。另外，关于古波斯帝国的统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当时中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学术界依然存在激烈争论。

　　近年来，随着对波斯波利斯埃兰语（Elamite）管理文书的进一步释读，ADAB的发现和出版，以及中亚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我们有了更多关于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的材料，为重新考察这一时期中亚的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可能。

一、前阿契美尼德时代的中亚

　　理解古波斯帝国与中亚的关系，必须溯源至前阿契美尼德时代，分析中亚在古波斯人到来前后的发展路径及其变化。有关前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历史的文字记载，主要来源于古典史学著述，但是，这些文献材料不但支离破碎，涉及的地域范围很小，而且疑点重重、难以凭信。庆幸的是，近年来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为揭开古代中亚的神秘面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图4　木鹿绿洲（土库曼斯坦南部）中的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500─前1800年)城址（图片来源：©Margiana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考古学家在中亚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的遗存，首次认识到中亚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图4）。中亚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与印度河谷、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存在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环亚洲和地中海商业网络。考古材料显示，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该商业网络衰落，中亚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约前1500-前1100年）。但对此后1000年左右的中亚历史，从物质文化的角度上，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最近十多年，随着对中亚铁器时代重要遗址的发掘，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前中亚社会的信息。这些遗址包括土库曼斯坦南部的乌鲁格台培（Ulugdepe）、乌兹别克斯坦中部泽拉夫善河谷（Zarafshan Valley）的考克台培（Koktepa），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汉河谷（Surkhandarya Valley）的班迪汗绿洲（Bandikhan Oasis）和詹达乌拉台培（Jandavlattepa），其中，目前最重要且我们所知最多的当数乌鲁格台培遗址。

　　乌鲁格台培遗址位于今伊朗与土库曼斯坦交界处，坐落于科佩特-达格（Kopet-Dagh）山脉东侧靠近山脚的冲积平原上，即古代马尔吉阿纳（Margiana，今土库曼斯坦南部的木鹿地区）和帕提亚的交界处。

　　乌鲁格台培的纪念性建筑包括一个被称为“卫城”的建筑，伫立在由夯土块建成的两层平台之上，占据着整个遗址的制高点。此外，仓库、宫殿和一座大宅，均坐落在由泥砖和大块夯土建成的平台上。卫城平面为方形，边长约40米，整个外墙立面由马面和壁龛交互装饰，墙面上还有细长的箭孔型结构，穿透墙体，兼备防御、装饰和采光功能。相对于中亚铁器时代其他遗址而言，乌鲁格台培规模宏大，内部建筑分布密集、大小各异，且分区明确，显示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这些特征表明，乌鲁格台培已经具备城市特征，其卫城除了实用功能外，很可能还扮演着权力象征的角色，宣示乌鲁格台培的首领对周围土地的控制权。

　　考克台培遗址从早期铁器时代延续至希腊化时期，即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从该遗址向南约35千米，即后来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撒马尔罕。该遗址的发掘者拉宾（Claude Rapin）和伊萨米季诺夫（Muhammadjon Isamiddinov）认为，在公元前13世纪至前8世纪，该遗址已经具备“原始城市”的特征，到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考克台培的社会生活再次发生巨大改变。人们在遗址中部修建很大的平台，在上面建起两个带有防御功能的大庭院，院内分别驻有早期经济政治机构和宗教机构。这些建筑暗示，当地可能已经存在强大的管理机构和政治实体。

　　总体来看，在波斯人到来之前，中亚局部地区似乎已经处于国家雏形阶段，一些地区性中心如乌鲁格台培、考克台培和班迪汗已经存在，但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凿证据显示国家结构在前阿契美尼德时期确已存在。虽然乌鲁格台培已经具备明显的城市特征，其对周边地区的控制也表明国家雏形业已初显，但是，它在波斯人到来之际已经衰败。另外，考古资料并未显示，在阿契美尼德统治之前巴克特里亚特别强大和富庶。也就是说，在前阿契美尼德时代，虽然中亚地区可能开始出现城市，但只局限在个别地区，国家尚未真正形成，更无证据显示该地区已经出现书写体系、官僚系统、货币制度等国家治理工具。那么，进入阿契美尼德时代，中亚是否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若是，这些变化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这些因素是否与阿契美尼德帝国在当地的统治有关？

二、阿契美尼德时代的中亚

　　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首先要考察阿契美尼德帝国在中亚留下了何种历史印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亚地区发现的阿契美尼德时期文献材料仅限于两块埃兰语管理文书的泥板残片，上面保存的只言片语也不能提供太多信息。除了阿拉米语文书ADAB外，中亚地区几乎没有任何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文献材料。而考古材料显示，在物质文化层面，该地区未显示任何视觉上可以捕捉到的变化。那么，我们就需要退一步追问，阿契美尼德帝国与中亚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互动？对于这个问题，中亚本土材料显然不能提供太多证据，但是，来自中亚以外尤其是帝国中心的材料则明确显示，中亚与古波斯帝国存在频繁互动。以下将首先利用伊朗的文献和图像材料，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行政管理体系等方面，缕析帝国与中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解释中亚材料缺失的原因，重新评估现有材料，并据此探讨阿契美尼德帝国与中亚行省的关系。

　　（一）政治关系

图5　贝希斯敦摩崖石刻，公元前6世纪后期。箭头所指为马尔吉阿纳的首领弗拉达和塞人首领斯昆哈。（图片来源：©孙志军）

　　最早提及中亚诸省的文献是著名的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图5）。该铭文暗示，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期间，中亚大部分地区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古波斯帝国的统治区域。

　　其他王室铭文和浮雕图像也显示，中亚各地区和各民族从公元前6世纪末已经是波斯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们提供的中亚信息非常有限，只能说明该地区隶属波斯，至于这种关系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其实并不清楚。

图6　薛西斯一世的陵墓，公元前5世纪左右。墓道上方的图像展示的是来自帝国不同行省的人抬着王座的场景。（图片来源：Schmidt1970，OIP70，pl.41）

　　非官方的图像资料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示了古波斯帝国对中亚的统治，而且显示这种统治不只是名义上的，而很可能是实质上的。在波斯的官方艺术中，中亚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臣民一样，被描绘成波斯国王和平而忠诚的支持者，他们给国王带来礼物或贡品，共同抬起王座，或双臂高举，支撑起王座或“伟大之王”所站立的高台（图6）。但非官方艺术（主要是表现战争或格斗场景），却显示古波斯人在中亚的统治其实并不顺畅，军事冲突时有发生。这类图像主要刻画在印章上，也有少量反映在石棺、个人装饰或生活用品（如项圈、梳子）等上。不难想象，为了应对持续不断的边境问题，帝国中央很可能采取了措施，如派遣人员驻扎中亚、设置军事堡垒等。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在中亚找到这种堡垒性建筑。

　　此外，古波斯人对阵中亚人的图像在整个帝国内都很流行，除伊朗本土外，从安纳托利亚到两河流域、埃及乃至哈萨克斯坦都发现了这样的图像。这一现象一方面表明，中亚和帝国中央很可能存在激烈的或是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显示，古波斯贵族很可能视中亚人尤其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为强大而令人畏惧的战士，因而将其与帝国其他属民区别对待。

　　回看古典历史学家的作品，会发现“中亚难以统治”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在希腊人的概念中，中亚特别是巴克特里亚，是“帝国的尽头”之一，是流放犯人、“让人消失”的地方。古典文献也数次提及阿契美尼德国王与巴克特里亚总督之间的对抗。对于这些政治事件的记载，笔者认为，这些文字记载与上述战争图像一样，应被视为波斯国王试图平复帝国东北边区的冲突而发生的事件。

　　（二）经济关系

　　在经济管理层面上，中亚以外的文献材料显示，中亚已经完全融入阿契美尼德帝国体制。伊朗西南部苏萨的一篇王室铭文（通常被称为Susa Foundation Chart，即苏萨奠基铭文）以叙事的方式，记录了大流士一世在苏萨修建宫殿一事（图7）。铭文宣称，修建王宫的材料和工匠来自帝国各地，巴克特里亚提供黄金，索格底亚纳提供青金石（lapislazuli）和红玉髓（carnelian），花剌子模提供绿松石（turquoise），阿拉霍西亚提供象牙。至于这些王室铭文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但这些铭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亚已被纳入帝国的经济考量之中。

图7　修复后的苏萨奠基铭文（SB2789），公元前6─前5世纪（图片来源：©2017RMN-Grand alais(musée du Louvre)/Matthieu Rabaeu）

　　古希腊文献也反映了中亚对帝国的财政义务。根据希罗多德列出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纳税清单，中亚各省有义务向波斯纳税。

　　如果说王室铭文和古典文献提供的信息还存有争议的话，那么波斯波利斯卫城档案（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Archive，简称PFA）的埃兰语管理文书，以及来自上埃及埃勒凡泰尼（Elephantine）和古代巴克特里亚的阿拉米语文本，则明确无误地显示，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中亚绝大部分地区--最晚从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开始直至波斯帝国灭亡--都在极大程度上融入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管理体系；中亚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族群的帝国中，并受制于“大一统”的管理体制。据埃勒凡泰尼的文献记载，来自巴克特里亚、花剌子模和里海地区的中亚人，与巴比伦人、米底人、波斯人、犹太人等在埃及共处，生活屯田，共同遵守波斯帝国的律令。通过文书所记录的差旅人员的路线，可以复原古波斯帝国的道路系统，也就是希腊历史学家笔下著名的古波斯帝国的“王道”（Royal Road）。

图8　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道路系统（图片来源：Arshama Conferenceat Oxford）

　　阿契美尼德的“王道”是由帝国中央投资新建，以波斯波利斯为中心，扩展到整个帝国的道路系统，是中央对其辖区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设施。从大流士一世时期开始，中亚诸省包括帕提亚、亚里亚、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帕里卡纳等，都是公差旅行的起点或目的地。在阿契美尼德统治初期，中亚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被纳入阿契美尼德的道路网络。这个道路网络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系统，它的建立使得中亚与帝国中心密切相连，并通过后者与其他行省贯通。古波斯帝国中央为“王道”上的旅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员支持。借助这个道路系统，中亚地区历史上首次得以与地中海地区贯通，为日后大规模、有组织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后来的丝绸之路基本沿用这个道路系统。

　　在覆盖整个波斯帝国的庞大网络中，中亚地区几乎所有的行省都曾派遣人员，前往帝国中心地带执行各类任务。

　　这些因公出差的人员并非只从中亚流向伊朗，也有人从伊朗甚至更遥远的帝国西部边陲进入中亚。

图9　出土自苏萨的波斯风格黄金纽扣，其上镶嵌有青金石和绿松石（图片来源：©2010 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Franck Raux）

　　在人员流动的同时，物资也在中亚与帝国中心之间流通。上文所说的“苏萨奠基铭文”就提到，中亚为大流士一世在苏萨的王宫提供了黄金、青金石、绿松石和象牙（图9）。波斯波利斯的一份文书记录了一个从阿富汗西部的亚里亚前往苏萨的旅行团的口粮分配情况，这支队伍由588人、18匹马和100头骡子组成，其庞大的规模特别是数量可观的驮运牲畜，表明他们的任务可能是运输物资。因为他们沿途所需的粮食由波斯波利斯的行政机构统一发放，所以很可能是为帝国中央运送物资，而不应该是私人商队。

图10　波斯波利斯泥板档案（NN1858），公元前498─前497年。这块泥板上记载了国库向一批离开波斯波利斯、前往塔姆干（Tamukkan）的巴克特里亚人发放口粮。（图片来源：Henkelman 2018， Bactrians in Persepolis，p.227，fig.1）

　　PFA的2万-3万片泥板（图10），是至今在古代西亚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古代档案，而这些泥板只是当时波斯波利斯行政管理文件中很小的一部分，旅行文书更少。可以想象，为了帝国内部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物资交流，帝国中央一定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在差旅上，帝国中央的花费除为出差人员提供食物外，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造并维护庞大的帝国交通干线网络，以及在途中设置驿站、亭障、仓库、手工作坊、农场、动物养殖场乃至新的城市等。同时，帝国行政当局还必须为差旅人员提供后勤支持，如由专业向导提供指导和保护，确保军事人员迅速集结，为各级官僚机构提供行政管理人员、书记官和会计等。考虑到PFA所显示的行政体系的复杂性，不难想象，前往中亚地区的差旅者中，相当数量的人是驻扎在东方的行政人员，或者是到那里出差的官员。

　　（三）行政管理体系

　　波斯波利斯的文献材料显示，中亚很可能采用了帝国中央的行政管理体制。例如，波斯波利斯的府库（Persepolis Treasury）中，有200多件由绿色燧石制成的石臼、石杵和石盘（图11）。其中大多数器物都有用墨笔书写的阿拉米语题记，显示它们来自阿拉霍西亚；而对这些器物的石质的初步考察也显示，它们很可能来自阿富汗。题记提到当地仓库中的几类工作人员，包括“司库”（Treasurer）、“副司库”（Sub Treasurer）、工匠等，这类人员都配有书记官和会计。器皿上的题记应该是由驻扎在当地的书记官书写的，其书写方式、用词、格式等，与巴克特里亚和埃勒凡泰尼的阿拉米文如出一辙。这些相似性表明，阿拉霍西亚存在与帝国中央高度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中亚地区的一些书记官和行政人员，很可能在帝国中心接受了训练，然后前往东部就职。当然，有些人可能在当地学校学习，而这些学校采用了帝国统一的训练规范。还有一些人可能是被国王短期派往东方，从事税收审计等工作。

图11　波斯波利斯府库中的绿色燧石器物（图片来源：Schmidt 1957，OIP69，pl.23）

　　在此语境里重新考量上文提到的来自中亚的两块埃兰语泥板残片，就会得出结论：中亚的确存在与波斯波利斯类似的行政管理体系。

图12　ADAB文书，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图片来源：Naveh&Shaked 2012，pp.175-76）

　　古巴克特里亚阿拉米语文献ADAB，直接验证了东方行省确实存在“官府档案”（图12）。该档案原本应该属于巴克特里亚总督阿赫瓦马兹达（Akhvamazda），它包括30份写在牛皮纸上的阿拉米语文本和18根用于记录交易余额的计数棒，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前353-前324），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第7年。ADAB使用的阿拉米语文书与埃勒凡泰尼的阿拉米语文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使用的技术词汇也与PFA中的相关词汇相似。ADAB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已有猜测，即帝国内部可能存在中央誊抄学校，而一些中亚行政人员可能就受到过帝国统一的誊抄训练。对ADAB的研究揭示了巴克特里亚的官僚制度、权力结构和经济制度等，都与波斯波利斯如出一辙。在具体的管理程序上，ADAB中的一些文书也呼应了波斯波利斯的档案文书。

　　总之，阿契美尼德帝国中心的文献和图像均显示，从大流士一世时期开始，在政治、经济、行政管理等方面，中亚都已经被纳入古波斯帝国体系之中；而帝国（包括中亚地区）的管理文书则显示，中亚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并复制了帝国的管理体系。如果这个推断属实，那么在中亚就应该可以找到帝国印记。

三、中亚景观的帝国印记

　　“制度景观”（Institutional Landscape）原本是经济学概念，用于描述某一特定社会环境中，各种制度如何保持独立或实现共存，并通过何种方式与其他制度进行互动，错综复杂的制度网络如何建立、维持或蜕变及其对民生的影响等。基于对古波斯帝国管理文献的研究，亨克尔曼推测，阿契美尼德帝国制度应该具有相应的物化表现，包括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一系列的沿途站点，以及各类作坊、粮仓、府库、集市、牧场、桥梁、堡垒、中心城市、卫星城镇，甚至供王室或高级官员使用的宫殿和庄园等。这些设施共同形成一个与帝国制度相对应的分布模式，即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制度景观”；亨克尔曼将其视为帝国制度在地理景观上的“签名”或“指纹”。在这一模式下，重要经济机构所在的城镇和其他较大的行政中心如波斯波利斯，通常会被一系列附属的居住点包围。亨克尔曼通过考察波斯腹地考古遗址的分布特征，验证了这种“签名”确实有其物化表现。

　　亨克尔曼指出，坎大哈埃兰语文书和ADAB阿拉米文书，都显示出与PFA文书的高度相似性，反映了中亚的阿拉霍西亚和巴克特里亚行省，都移植了波斯腹地沿袭百年的帝国制度。我们应该能够在中亚发现帝国“签名”或“指纹”，但未必表现在日常用具（包括陶器）上，而是反映在更大的景观层面：与波斯统治之前相比，如果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景观发生了变化，并与波斯腹地的“制度景观”逐渐趋同，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中亚进行实质性统治的考古学证据。

　　（一）中亚考古景观

图13　柴史美•沙发遗址所在位置（图片来源：©PhilippeMarquis）

　　近年在中亚的考古研究显示，相比前阿契美尼德时期，该地区景观在古波斯帝国统治时期发生了剧烈变化。遗址分布上的最大改变就是新建了众多聚落，这些聚落大小不一，功能各异，与早期已有聚落共同形成新的考古景观。许多新聚落位于山口或河流的交叉点附近，有些还配备了城墙、堡垒等防卫系统，显然是为了控制道路交通和水资源。例如，在阿富汗北部，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处考古学家于2007年发现一处名为柴史美•沙发（Cheshm-eShafā，意为“治愈之泉”）的城址（图13）。该城址位于巴克特里亚都城巴尔赫以南约20千米处，坐落在巴尔赫河畔一个狭窄的山口上，由河边一个低平的下城和山顶的防御系统组成。该城址初建于古波斯帝国时期，规划十分完善：四周有坚固的城墙环绕，城内分布着若干大型纪念性建筑，山口两侧向山顶上蔓延分布着一系列防御工事，控制着从巴尔赫通向阿富汗中部的水陆交通。无疑，柴史美•沙发曾是一个地区性行政中心。遗址旁边山顶的山崖上，还发现一个用于祭祀的巨大石灰岩质火坛，从那里可以俯瞰下城和远处山谷，显示该遗址可能是祭祀或宗教中心。

　　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考古景观的最大特点是遗址呈组合式分布，通常由一个大遗址和周边紧邻的若干小遗址组成，或是若干个大小相近且相互关联的遗址形成遗址群，有的为团状，有的为线形（图14）。总体来讲，线性分布的遗址可能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的，如控制道路、开发农田或水资源等。

图14　木鹿绿洲的线性聚落体系（图片来源：Cerasetti2014，p.40，fig.4）

　　（二）中亚遗址分布

　　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汗河谷的考古遗址分布状况显示，该地区的景观与阿契美尼德帝国可能存在很强的关联。从前阿契美尼德时代到阿契美尼德时代，这一地区的聚落分布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人们星星点点地居住在该地区，每个时期的遗址仅有几个。而在阿契美尼德时期，该地区突然增加了很多新建聚落，遗址数量呈爆发之势，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至少50多个该时期遗址。这些遗址多呈团状分布，形成一个个遗址群，每个遗址群由一个大的中心遗址和周围多个小的卫星遗址构成，到目前为止，仅苏尔汗河谷就发现七个这样的遗址群。其中最大的位于河谷上游的米尔沙地绿洲（Mirshade Oasis），它由一个中心遗址克泽尔台培（Kyzyltepa）和附近十多个小型遗址组成。沿着苏尔汗河谷下行，在克泽尔台培西南约40千米处的班迪汗绿洲，坐落着另一个遗址群，由三个遗址即嘎兹木拉台培（Gazimullatepa）、别克台培和肯迪克台培（Kindyktepa）构成。沿着这条路线向西南方向继续前进，在谢拉巴德绿洲，前阿契美尼德时期的遗址詹达乌拉台培，在阿契美尼德时期仍然是重要的居住点，周围环绕至少四个这一时期的小遗址。遗址群的内部结构为一系列小遗址围绕一个大的中心遗址，与波斯腹地的遗址分布状况非常相似。这种景观很可能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管理制度在中亚的物化表现。

　　ADAB文献证实，中亚行省长官有责任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ADAB中有两封信件，都提到巴克特里亚总督阿赫瓦马兹达曾派遣军队分别前往索格底亚纳南部的尼沙帕亚（Nikhshapaya）和基什（Kish）修筑城墙和护城河。他还命令部下即驻扎在呼米（Khumi，今阿富汗北部塔什库尔干）的巴嘎旺忒（Bagavant）负责监督执行。但军队在前往指定施工地点的途中遇到蝗灾，当地下级官吏和驻屯人员请求巴嘎旺忒调遣军队先扑杀蝗虫，支援收割庄稼，然后再去修城挖壕。信件中，巴嘎旺忒请求总督阿赫瓦马兹达答应这一请求，率先保证庄稼的收获。这表明，巴克特里亚存在一个集权化的、有严格层级划分的管理系统，而且当地政府有责任参与农业生产。

　　在构建与阿契美尼德管理体制相呼应的“制度景观”过程中，旧聚落要么被更新而纳入新组建的聚落群，要么被废弃。前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最重要的城市乌鲁格台培，在古波斯帝国时期就遭到废弃。但在谢拉巴德绿洲，人们继续生活在詹达乌拉台培这个前阿契美尼德时期就已存在的聚落中，并在周边1千米左右的区域内新建了一系列小聚落，其中一处可能用于宗教目的。在班迪汗绿洲，早期铁器时代的聚落马吉达台培，在阿契美尼德时期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坐落在河对岸的新聚落--嘎兹木拉台培。而该绿洲内的另外一处前阿契美尼德时代遗址别克台培，经历短暂的废弃之后，在阿契美尼德晚期又得到重建。人们在原来遗址的基础上新建了一个带有卫城的城市聚落。该遗址以北约300米处发现另一处小型遗址肯迪克台培，它很可能是一座早期琐罗亚斯德教（Zorostrianism，即“祆教”）神庙遗址。这种废弃旧聚落并在遗址附近建立新居住地的做法，很可能是为了创造遗址之间的直线排列，进而形成一条新道路。

图15　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古波斯时期的遗址和道路系统（图片来源：©吴欣）

　　苏尔汗河谷遗址分布的间距特征进一步支持了关于道路系统的推测。河谷内中心遗址之间的间隔非常有规律，相邻的两个遗址群中，中心遗址之间的直线距离通常是18-20千米或两倍于这个距离，这一现象与管理文献中描述的阿契美尼德“制度景观”相契合（图15）。因此，相邻两处遗址之间的这种统一间隔表明，这些地点很可能是阿契美尼德道路网络上的驿站或中转站。

　　（三）从克泽尔台培到波斯波利斯

图16　克泽尔台培及周边遗址（图片来源：©吴欣）

　　遗址的地区分布特征显示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统治对中亚景观的宏观影响；而从单个遗址群乃至单个遗址出发，了解其局部结构和发展演变，则可以从更细微层面捕捉帝国统治在地方上的物化表现。在苏尔汗河谷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时代遗址中，克泽尔台培是目前我们了解最多的遗址（图16）。该遗址有城墙，城内面积约13-14公顷，是铁器时代巴克特里亚北部大型遗址之一。遗址与周围十几个小型卫星聚落，共同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聚落群。苏联考古学家萨格杜拉耶夫（A.S.Sagdullaev）和哈基莫夫（Z.A.Khakimov），在20世纪70年代对该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发掘。从2010年开始，由笔者和列奥尼德•斯韦尔奇科夫（Leonid Sverchkov）带领的乌兹别克斯坦-美国联合考古队（现为中乌联合考古队），对克泽尔台培展开了进一步发掘。最新研究表明，克泽尔台培最早建于阿契美尼德时期，而不是以苏联学者所认为的前阿契美尼德时期。因而，在古波斯帝国时期，克泽尔台培所在的米尔沙德绿洲遗址模式，并不是苏联考古学家所认为的“中心城市+外围小聚落”，而是“核心建筑（卫城，包括琐罗亚斯德圣火庙）+外围小聚落”，但作为核心建筑的卫城占地不足1公顷。

　　如果将米尔沙德绿洲与波斯波利斯所在的默夫•达什特平原（Merv Dasht Plain）上的遗址分布模式进行对照，会发现二者非常相似。我们推测，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米尔沙德绿洲的景观可能与波斯波利斯相似：大约有几个甚或十几个大型建筑，散布在一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中心地区与周围建筑之间有市场、庄园、道路、灌溉渠道等。

　　米尔沙德绿洲遗址在古波斯时期呈井喷式增多，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发生了突然而快速的增长；这种增长很可能是因为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米尔沙德绿洲得到资金支持。考察克泽尔台培的兴衰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假设提供支持。

图17　达罕尼•古拉曼遗址（图片来源：Scerrato1966，fig.8）

　　值得注意的是，与克泽尔台培的情况相似，许多被废弃的遗址都是在阿契美尼德时期新建的。例如，在巴克特里亚南部的柴史美•沙发，其山顶上的堡垒和河边的下城都遭到废弃。在古波斯帝国末期或其后不久，阿富汗北部沙漠中带有灌溉渠道的聚落系统，以及土库曼斯坦木鹿绿洲内呈线性分布的堡垒群也被废弃。这种遗址被废弃的现象不只发生在中亚，在原帝国境内的许多其他地区也常有发生。另一处遭到废弃的是位于伊朗东部塞斯坦（Seistan）沙漠中的著名遗址达罕尼•古拉曼（Dahan-eGulaman）（图17）。该遗址位于沙漠边缘的台地上，是一个城址，初建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经过精心规划，配备了像波斯波利斯和古波斯帝国最早首都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那样庞大的公共建筑、开阔的居住区、宽大的水渠和宽阔的街道。该遗址可能在阿契美尼德末期甚至之前就遭到废弃，主要原因是其所处环境十分不稳定。考察类似的阿契美尼德时期新建但很快遭到废弃的遗址，可以发现，很多遗址都建立在环境恶劣或不适合人类定居的地方。兴建这些聚落很可能是为了满足帝国的特定战略需求，而它们存在和繁荣的前提，则是阿契美尼德帝国中央的持续支持。一旦没有帝国的支持，这些遗址就会迅速衰败并最终被遗弃。

　　（四）中亚宗教景观

　　最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表明，阿契美尼德帝国中央还通过对各地宗教机构的渗透来统治地方。传统观点认为，古波斯国王大多对帝国内的各种宗教持宽容态度，最近对PFA文书中与祭祀相关的条目，以及ADAB中人名的研究也显示，无论是帝国腹地还是巴克特里亚，其宗教信仰都表现出强烈的多元性特征。在巴克特里亚，琐罗亚斯德教开始传播，但当地最重要的神灵却是阿姆河（Amu Darya）的河神奥克索斯（Oxus）。此外，巴比伦地区主神之一拜尔（Bēl）、中亚当地神玛尔吉亚纳（Margiana），以及古伊朗神祇密特拉（Mithra）和提尔（Tīr）等，在巴克特里亚也拥有信众。近年，在中亚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系列阿契美尼德时期的祭祀或宗教性建筑。这些建筑形态各异，包括人工修建的露天祭祀高台、神庙和居于高处的祭坛，构成了当地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同形态暗示它们可能具有不尽相同的功能。同时，在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尔加德，考古学家发现了人工祭祀台、独立的基台（plinth）、露天圣殿（open sanctuary）等宗教建筑，用于日常供奉、献祭动物、葬礼等祭祀和宗教活动。从风格上看，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的宗教建筑呈现出明显的地区特色，与波斯腹地不存在太多共性。但是，从这些宗教建筑的分布情况来看，中亚的宗教机构及其宗教生活，并没有完全独立于阿契美尼德帝国。巴克特里亚北部的宗教建筑通常坐落在主要的行政中心附近，呈现出较高的密度。高密度分布的宗教建筑显示宗教生活在当地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巴克特里亚，阿契美尼德时期新建的重要聚落，如在克泽尔台培和柴史美•沙发，宗教设施都占据重要位置；前阿契美尼德时期就已存在并被持续使用的遗址，如班迪汗绿洲、詹达乌拉台培，在古波斯时期都增加了新的神庙建筑。新建或加建可能并非出于偶然，很可能是由阿契美尼德帝国精心策划并投资修建的。上文提到，巴克特里亚行省长官有责任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那么，他也很可能对宗教建筑提供资助。对此，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但来自埃及的文献显示，大流士一世曾下令埃及某个神庙的祭司负责修复他所管理的神庙，其资金很可能来自行省的府库。

结论

　　综上所述，对阿契美尼德时期行政管理文书和中亚考古材料的梳理显示，虽然古波斯帝国时期的中亚在陶器等物质文化方面未明显显现出波斯痕迹，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管理制度无疑渗透到中亚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并以“制度景观”的形式在中亚留下印记。中亚聚落和宗教建筑分布、遗址内部结构和居住史等，都体现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在中亚进行了实质上的统治，对中亚历史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加快了中亚地区的社会演进。

　　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中亚的统治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加快了当地建立国家的步伐。阿契美尼德帝国在文字使用、区域管理制度、中央集权行政结构等方面对中亚的输出，为该地区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做好了准备。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亚景观。作为帝国规划的一部分，新的道路、驿站、运河、定居点、城堡和农场等形成了统一的制度景观。宗教建筑与其他景观啮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阿契美尼德体制规划下不可分割的齿轮。由阿契美尼德帝国修建和维护的新的道路体系，保证了帝国边境与心脏地带之间快速稳定的沟通，也为中亚改善和扩大区域性贸易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强了中亚与邻近地区的经济文化互动，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东西方之间大规模有组织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

　　如上所述，新材料和新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勾画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中亚统治的基本图景，但是，想要更深入地理解古波斯帝国与中亚的关系以及帝国的运行机制，还须将中亚与帝国其他行省并置，分析它们在帝国内部是否以及如何被区别对待。重要的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同时看到帝国内部不同地区材料的显现和缺失，并阐释它们背后所暗含的意义。而且，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探讨中亚当地贵族与古波斯统治阶层的关系，这是未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原题为《帝国印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中亚的统治》，发表于《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文章经《历史研究》授权、作者删节改写后由澎湃新闻发布。）

（作者：吴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编辑：彭珊珊；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