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强：晚期拜占庭帝国雇佣兵控制权的丧失及其影响

内容提要：晚期拜占庭军事衰败的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2世纪，帝国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了对雇佣兵的控制权。最先失控的是雇佣兵的征募权，导致多渠道雇佣外籍士兵越来越频繁，随着雇佣兵人数越来越多，其作用越来越重要，原本作为辅助性武装力量的雇佣兵变为主力军；雇佣兵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剧拜占庭国家丧失了对雇佣兵作战的指挥权，战场结果的不确定性促使军事行动很难体现帝国战略的要求，也增加了雇佣兵对战争的主导权；对雇佣兵控制权的丧失促使雇佣兵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战后撤离拜占庭领土的惯例变为常驻帝国境内，从而为其追逐超出雇佣军饷之外的政治经济利益创造了机会，他们不再是按照拜占庭人意志作战的武装团体。拜占庭人丧失自主军队建设意识，过度依赖雇佣兵，甚至自废武功，解散军队，凿沉战舰，最终将保卫帝国的指挥权交给雇佣兵，是其灭亡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　雇佣兵　征募权　控制权　军事问题

　　目前学界普遍认可这样的观点，拜占庭帝国灭亡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军事较量的失败，特别是1453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保卫战的失败。而晚期拜占庭军事衰败、拜占庭帝国最终灭亡与雇佣兵有密切的关系。拜占庭帝国使用雇佣兵(Mισθοφόροι)的传统承袭自古代希腊罗马时代，12世纪以后拜占庭雇佣兵发展出现重大转折，并最终导致帝国败亡。这个过程早在杜卡斯王朝时就开始了，“自11世纪以后，帝国军队主要是由雇佣兵构成的”这一结论是有根据的，帝国军事衰败的明显证据就是1204年数千名西欧十字军骑士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由于研究晚期拜占庭帝国的史料较少，有关这个时期雇佣兵的研究因此也相对滞后。诚如以专门研究晚期拜占庭军事问题的权威巴尔图斯所说，包括希腊语史书、文件信函、圣徒传记、墓志碑刻、徽章铅封、政论文章和神学论文，“以及多种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西欧诸语和土耳其语编年史、古文献和立法文献”在内的史料都难以满足晚期拜占庭军事史研究的需求，更不用说雇佣兵研究了，以其代表作品为例，其中辟有专章讨论晚期拜占庭雇佣兵问题，涉及雇佣兵财政、征募、战事、价格等细节。但他的专著和相关论文专注于13世纪以后的晚期阶段，没有深入考察这一重大转折的关键细节，没有通过与此前拜占庭雇佣兵对比分析找到前后的区别，进而缺乏对晚期拜占庭雇佣兵重要影响的全面认识。欧美学者还是比较关注中世纪欧洲地中海世界雇佣兵的发展变化，如马雷特长于雇佣兵及其运作机制，贝勒伊专注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雇佣兵，盖雷尔聚焦于12-14世纪法国公国和伯国的军事力量，但是他们的成果都不涉及拜占庭雇佣兵问题，只能作为本文研究的参考材料。总体来看，国内外拜占庭灭亡的军事原因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大多触及拜占庭雇佣兵问题的外在因素，而缺乏对此问题的军事体制内的探讨，进而难以抓住破解难题的关键环节。本文试图就晚期拜占庭帝国丧失雇佣军控制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就雇佣兵征募、作战指挥和战后活动等细节问题进行分析，以利于全面认识拜占庭帝国灭亡问题，并就教于方家。

一、战前：丧失征募权

　　晚期拜占庭军事衰败的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2世纪，帝国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了对雇佣兵的控制权。以外国兵源为主的雇佣兵进入拜占庭帝国军事作战体系首先需要雇佣双方沟通协商、订立雇佣合同，因此帝国中央政府最先丧失的是雇佣兵的征募权。其中最突出的是雇佣外籍士兵的雇主不再仅限于朝廷，而是扩大到皇帝以外的大小贵族，这就使雇佣行为越来越频繁，雇佣兵人数越来越多，随之造成的结果是雇佣兵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原本作为辅助性武装力量的雇佣兵变为帝国军队的主力军。

　　雇佣兵在拜占庭帝国多指外国士兵，他们投入拜占庭战场首先需通过征募环节。拜占庭帝国作为古代罗马帝国的传承者在军事体制上也继承了后者使用雇佣兵的惯例，即在由朝廷绝对控制和财政支持的本土军队之外，根据作战需要适当雇佣外族短期作战人员。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帝国将士来源主要是本土居民，所以雇佣兵的使用并不普遍，雇佣数量也非常少。本国士兵以为帝国作战而自豪，不耻于与为金钱而战的雇佣兵为伍，甚至到14世纪，皇帝约翰六世(John VI，1347 - 1354 年在位)还公开指责为金钱而战“是可耻、卑鄙和极大的羞耻”。4、5世纪的拜占庭军队在罗马军制基础上为强化中央集权控制，减少军队地方化和私人化特征，进而消除军阀割据，将罗马军团建制转变为边防军、野战军、城防卫戍部队和御林军(禁卫军)等。在驻扎于首都郊区、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边境地区的帝国主力部队外，还增加了由外族人构成的同盟者军队，如哥特兵团，属于辅助性部队，统一由帝国将领指挥。如果说他们是变种雇佣兵的话，那么其数量相对较少、战斗力相对强悍。查士丁尼时代内外战争频繁，加大了对雇佣兵的需要，拜占庭将领指挥下的伊苏里亚人、亚美尼亚人成为贝利撒留远征军的补充力量，而他返京时身边的那些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摩尔人雇佣兵显然是效忠于他的彪悍卫队。中期拜占庭军事变革主要是军区制改革，很好地适应了当时东地中海和西亚战争环境的变化，小股机动骑兵在应对来自西亚、东欧地区草原民族频繁入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拜占庭前线将领注意“学习”和吸收草原骑兵的经验，及时招募了为数不少的骑兵雇佣兵，其中很多都是来自草原民族的雇佣兵，同时也相应地调整了战略战术。无论是莫里斯的《战略》、还是利奥的《战术》，都详细反映了拜占庭军事变革的细节。围绕军区制问题的争论虽然还在持续，但对于其长期存在的事实并无争议，因为军区制改革彻底扭转了帝国总兵力从60万下降到6世纪查士丁尼时代末期15万的颓势，随着本土士兵的大量增加，雇佣兵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军区制改革使拜占庭帝国很好地适应了西亚、东欧地区族群迁徙导致的战事频发的新形势，有效地调动了各军区抵抗外族入侵的积极性，为帝国边境带来了四五百年的相对安定局面。然而，12世纪的帝国军事制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便是雇佣兵势力的极大发展。拜占庭帝国军区制的瓦解极大降低了帝国武装力量的实力，同时应对内外战争的需求却不断提高，这就为雇佣兵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12世纪成书的《阿莱克修斯传》完整地记述了晚期拜占庭雇佣兵的这一变化。当拜占庭军区被分划为更小的军区、且被剥夺了行政权和司法权时，其设立之初的价值便消失了，也意味着帝国军事指挥权重新收归中央政府控制，君士坦丁堡再度成为拜占庭各地军队的总司令部。但是拜占庭朝廷在长期依赖地方军事指挥后，还没有准备好发挥集中军事指挥权的体制，收拢地方军权似乎是科穆宁王朝强化中央集权的成果，但是其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即加剧了中央财政的军事支出，以至于国库迅即亏空，它“是如此的空空如也，甚至国库的大门都不用上锁，任何想从这里穿越的人都不会被阻止”。阿莱克修斯皇帝不得已推广“普罗尼亚”土地制度，很快便见到了成效，“普洛尼亚”土地制度、税收私人承包制、发行新货币等财政治理措施暂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岁入。但这些负有军役义务的地主得到的土地大多是国有土地，包括土地上的农户。与雇佣兵相比，履行军事服役义务的拜占庭本土士兵既缺少职业军人的军饷收入，更缺乏武士们长期训练具有的战斗技巧和雇佣兵职业素质，战斗力明显不足。

　　雇佣兵战斗力更强和帝国本土军队建设财政压力过大导致拜占庭政府加大雇佣兵的使用。皇帝阿莱克修斯开始大肆征募雇佣兵，他采用欺骗方法将摩尼教移民编入军队，还扩大征募雇佣军的范围。他指派高级将领“凯撒”尼基弗鲁斯?迈里西努斯前往游牧民族中招募骑兵和步兵，还在占领卡斯托里亚地区后，立即征募诺曼人士兵加入帝国军队。西欧十字军也是阿莱克修斯计划中征募的雇佣兵，只不过他并未预见到他开启了近二百年的十字军运动狂潮。根据安娜公主的记载，阿莱克修斯一世原本打算重新强化本国军队和舰队，但遭到朝内反对，理由是此举耗费巨额费用。正是由于使用雇佣兵得心应手，拜占庭人越来越倾向以此来加强军事建设。与后来不同的是，皇帝阿莱克修斯尚未完全失去对雇佣兵的控制，一是将雇佣兵纳入帝国主力部队，归属帝国将领指挥；二是严格控制雇佣兵群体活动，千方百计防止他们脱离帝国政府掌控；三是严密把握雇佣兵征募权，是否征募雇佣兵和雇佣多少外国士兵都由皇帝决定。他利用伪造的信件挑起雇佣兵首领博希蒙德(Bohemond)与其下属官兵的不和，分裂凯尔特雇佣军，达到控制的目的。他要求库曼人雇佣兵首领宣誓效忠，也是为了控制这支武装力量。他软硬兼施强迫十字军领袖对他举行庄重的效忠仪式，同样是为了控制他们，为此还邀请雇佣兵队长拜访皇宫促进谈判。最突出的举措是他收养外族雇佣兵为义子，以至于后世学者确认他是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将外国雇佣兵收养为义子的皇帝，其中，他最信任的撒克逊人塔提西乌斯(Taticius)甚至执掌紧急军情处置大权，被指派参与了当时所有重大战役和政治危机事件。

　　雇佣兵征募权说到底是从事战争的决定权，而决定是否进行战争则需要具有若干前提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掌握雇佣兵来源和足以支付雇佣兵军费的金钱。当时的欧洲地中海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军事变革，雇佣兵以其军事专业化技能和突出的战斗力取代各地本土士兵。“11世纪开始的西欧经济复兴逐渐改变了这一切，以至于到13世纪，雇佣兵……在西欧军队中占有优势地位。”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外国雇佣兵成为主力部队，1266年时，西西里国王曼特雷德(Mantred，1256-1266年在位)的骑兵、步兵几乎都是由德意志、意大利和萨拉森雇佣兵构成的，而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r，1266-1282年在位)所部骑兵都是法兰西雇佣兵，战场上相互对射的也是对阵双方雇佣的热那亚和比萨弓弩箭手。这些雇佣兵弓弩手和拜占庭帝国征募的雇佣兵一样都来自在意大利各个沿海城市共和国，其作战技巧和兵器水平在地中海世界堪称一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拜占庭政府更倾向于使用战斗力超强的雇佣兵就可以理解了。对于拜占庭皇帝来说剩下的问题就是通过税收聚敛足够的金钱雇佣他们了。如果按照安德洛尼库斯二世(Andronikos II，1282-1328年在位)于1301年一次征募8000名阿兰人雇佣兵的情况看，雇佣兵每人每月军饷为三个拜占庭金币的话，征募这支雇佣军则至少需要一次性支付24000金币，随着雇佣期限的延长，这笔钱要成倍增长。显然，除了皇帝外的其他贵族很少或者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这样的征募。

　　但是，末代王朝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经济控制力和财力越来越弱，大贵族经济实力逐渐超过中央政府，进而侵夺皇帝的雇佣兵征募权。除了在中央财政资助下的帝国军队可以征募雇佣兵外，地方豪强贵族也能凭借富可敌国的财富雇佣外国雇佣兵。晚期拜占庭征募雇佣兵的权力不仅在中央政府，而且还流散于地方权贵势力手中。大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便凭借其雄厚的家资征募保加利亚雇佣兵支持皇家内战的一方小安德罗尼库斯，最终帮助后者取胜登上皇位。后来在与外戚集团作战中，他又雇佣了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雇佣兵，取得胜利并成为共治皇帝。为此他自我赞誉说是“他发布了精练而严厉的命令，要求”心存不满的属下“宣誓效忠他的女婿小皇帝”，从而消弭了纷争和战乱。被废太子安德罗尼库斯和约翰也是靠热那亚人和土耳其人雇佣兵重获皇位三年之久，作为雇佣军舰队的热那亚人当然也实现了其借助被废太子之名实现其争夺海上霸权的目的。雇佣职业军人作战的权力从中央政府逐步转移到地方权贵手中的原因复杂，其中政治分裂是最主要的因素。仅仅1320年的伯罗奔尼撒地区就存在着12个男爵领地，如何重新建立帝国军事集权的问题难以解决。

　　帝国中央集权丧失雇佣兵征募权的影响非常恶劣，导致晚期帝国使用雇佣兵的无序状态，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多元化，促使中央集权形同虚设，帝国整体资源加速消耗，而雇佣兵的不可靠性进一步加剧政治乱局。拜占庭武装力量的控制权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建立本国军队，强化军事建设是帝国中央集权存在的应有之义。征募雇佣兵属于加强帝国军队战斗力的措施，特别是弥补军队不足和扭转战场劣势的重要手段。因此招募雇佣兵属于重要的国家权力，这一重要权力的任何下移都意味着中央集权制的破坏，并进入恶性循环。

二、战中：丧失指挥权

　　雇佣兵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剧了拜占庭国家丧失雇佣兵作战的指挥权，战场结果的不确定性促使军事行动很难体现帝国战略规划，也增加了雇佣兵对战争的主导权，雇佣兵任务的多样化促使帝国军队应对战场对手的目标复杂化，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帝国军队的指挥能力，加速帝国政府放弃雇佣兵指挥权。

　　12世纪前，雇佣兵在帝国中央政府控制下从事特定的战事、完成专项作战任务，因此雇佣的活动时间和空间都不能脱离帝国军事将领的指挥，或者只能按照帝国军事计划行动。战前和战后的帝国军事指挥都确保雇佣兵只在以战场为核心区的范围活动，而脱离帝国军事指挥意味着雇佣兵脱离帝国控制，其中政治经济的因素非常复杂。拜占庭人使用雇佣兵具有长期的历史，早在拜占庭帝国第一位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就存在，只不过那时的雇佣兵与庞大的帝国军队相比人数少得多，处于帝国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下。由于雇佣兵属于为金钱而战的职业军人，有效控制这一高效武装力量的前提就是控制其人数，需要保持帝国军队对雇佣兵压倒性的优势。除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外，帝国中央政府还必须具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因为及时提供充足的军饷是维持雇佣兵不脱离雇主指挥的保障。例如瓦西里二世皇帝统治时期，为了镇压大贵族的反叛，征募6000人罗斯雇佣兵参与他亲自指挥的作战。又如皇帝阿莱克修斯虽然征募了大量库曼人、斯基泰人雇佣军，但他们作为辅助部队编入拜占庭主力军，由拜占庭将领统一指挥，即便是雇佣兵较多的骑兵部队也由皇帝的近亲米哈伊尔?杜卡斯为总指挥。由此可见，帝国政府对雇佣兵的指挥权具体表现在指挥雇佣兵完成具体作战任务，安排他们担负骑兵等具有特殊军事职能的雇佣职责两个方面。换言之，雇佣军在作战中或完成某一作战任务如前锋冲击、侧翼包抄，或作为特殊兵种发挥如骑兵、弓弩兵、卫队亲兵的特殊作用，他们都由拜占庭将领统一指挥。

　　晚期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对雇佣兵的指挥权，致使雇佣兵的特种作战优势转变为独立作战特权，其担负的参与单一作战或者特种作战的责任就转变为全面作战职能，最终在战争或战役中独当一面。由于晚期帝国政治经济的衰落，帝国政府指挥雇佣兵的先决条件逐步消失，而频繁的战事要求招募更多雇佣兵，进而导致雇佣兵失控状态持续加剧。从雇佣兵的角度看，帝国将国家长期或短期的军事职责“外包”给专门作战的武装集团，而晚期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对这一武装集团势力的掌控，其表面现象便是雇佣兵征募的数量激增，其在帝国军事活动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并取代帝国本土军队成为决定战场形势和交战结果的主力军。战场指挥权的丧失意味着帝国对雇佣兵总体控制力的降低。1304年，大批外国雇佣兵和拜占庭本土士兵并肩投入阿纳托利亚战场，其中“意大利人有6000人，还有阿兰人雇佣兵1000人。其他的罗马人(即拜占庭)士兵都在司令官马卢利斯(Maroules)将军指挥下。大伯爵罗吉尔(Roger de Flor)则指挥其他所有安排好和批准领取军饷的人”，这里提到的罗吉尔就是雇佣兵团首领，他独立指挥所有雇佣兵。甚至军饷都不再由帝国皇帝或者皇帝指派的军官发放，而是“直接由军队指挥官负责……由其心腹下属亲手发放军饷”。

　　正是由于拜占庭帝国指挥雇佣兵权力的丧失，拜占庭雇佣兵在战场上自行其是，稍有不满便擅自行动，常常导致意料之外的败局。米哈伊尔八世于1262-1263年间为收复拉丁人占领的莫利亚地区，重金招募土耳其雇佣兵作战，但是后者因为皇帝拖欠其军饷半年之久而大为不满，在战场上私自放跑了敌人，使拜占庭人的胜利大打折扣。同样，1275年前后，受雇于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雇佣兵也是因为合同约定的军饷未能到位，在战事胶着阶段，私自撤离其正在进行的小亚细亚高地作战战场，使拜占庭人陷入被动。拜占庭人放弃战场指挥权之恶果最典型的案例是1453年最后的守城战役，作为总指挥的热那亚雇佣兵首领乔万尼因伤提前撤退导致整个防线松动，守军阵脚大乱，最终城破战败。

　　事实上，拜占庭皇帝丧失指挥权并非是被迫的，而是主动放弃的，因为他们对雇佣兵的信任超过了对本土将士的信任。我们从晚期拜占庭皇帝贴身亲兵大多为雇佣兵这一现象就可窥端倪。“到了晚期，雇佣兵就成为帝国军队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了……1341年约翰六世成为共治皇帝……典礼仪式上，陪伴足登深红色皇家靴子的新皇帝的是他至亲亲属和其最显眼的拉丁人雇佣亲兵。”甚至一些极端重要的军事据点也被交给雇佣兵驻守，“根据坎塔库震努斯的说法，宫廷卫队包括了大量雇佣兵。城防要塞金门多少类似于君士坦丁堡卫戍部队通常使用雇佣兵一样，于1354年驻扎了拉丁人雇佣兵”。雇佣兵超强的战斗力也促使拜占庭皇帝越来越倚重雇佣兵，特别是在战场处于僵持阶段时，皇帝确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坎塔库震努斯于1350年围攻塞尔维亚人占据的沃得纳城时，“宣布奖励给第一个冲上去拔掉城头敌人旗帜者四镑黄金”，拜占庭将士反应冷淡，而雇佣兵则跃跃欲试，因为，四镑黄金即288个拜占庭金币，大体相当于当时雇佣步兵每月军饷的25倍。

　　拜占庭人丧失的不仅是战场指挥权，而且进一步失去了尚武精神和作战意志，使雇佣兵的作用越来越重要。12世纪下半叶的犹太旅行家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敏锐地观察到，“拜占庭人不再投身战场了，他们已经把作战的事情都交给雇佣兵了”。雇佣兵主导战局走势，使拜占庭军事衰败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拜占庭军事的灾难性衰败不仅表现在战场上，而且重文轻武观念深入其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深处，他们认为作战这种暴力行为似乎不应是文明的拜占庭人应该有的行为，杀戮只能由野蛮彪悍且不讲信仰和道德的雇佣兵去从事。当拜占庭人把作战任务都转移给雇佣兵时，他们也逐渐形成了只有“野蛮人”才诉诸武力的观念，这有些类似于我国宋朝以后古代社会形成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间思潮。进而造成了晚期拜占庭社会的“非军事化”和“无兵文化”的形成，整个社会不重视军队建设，仇视军事贵族、厌恶军人的社会意识直接促使反对从军作战、讨厌武力习俗、嘲笑尚武精神的形成。末代拜占庭国家无兵的结果是其文化的尚武倾向和阳刚之气逐渐消失，健康的文化价值倾向迅速转向崇尚奢靡的消费型文化，与之相应的所有尚武精神和习俗都消失了。可以说，晚期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就是雇佣兵占据其武装力量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以至于1453年保卫首都战役中，末代皇帝率领的拜占庭守军不会打仗。战役幸存者莱奥纳多写到，守军“人数确实非常少，大部分希腊人都是使用盾牌和长矛的平民，他们操用自己的弓箭刀剑，完全凭着本能而没有任何”战斗力，显然，失去了尚武精神的拜占庭人只能接受战败灭亡的结局。

　　拜占庭人丧失雇佣兵指挥权意味着无法在战场上掌控雇佣兵，其结果不仅使得战事结果更加难以把握，失败率大大增加，而且促使雇佣兵在战后也脱离控制，肆虐于帝国境内，这是比战场败局更为严重的后果。

三、战后：丧失控制权

　　雇佣兵数量大幅度增加使得其来源成分更为复杂多样，拜占庭帝国之外几乎周边所有族群都加入到雇佣兵的行列。这些雇佣兵纷纷建立独立团体，不再编入帝国将领指挥下的部队，其控制权自然也随之脱离帝国将领。当外国雇佣兵尚未成气候时，一些拜占庭皇帝有感于贵族子弟组成的御林军和亲兵的威胁，一度更加信任和依赖雇佣兵组成贴身护卫和保镖，这些受到皇帝信任和优厚待遇的雇佣兵也确实恪守其忠于雇主的“职业道德”，拜占庭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瓦兰吉亚亲兵就是如此。但是晚期拜占庭的雇佣兵大多不满足于从皇帝那里得到的好处，他们在势力足够强大时便不失时机地脱离皇帝控制，以武力摄取更大利益。

　　通常而言，雇佣兵为金钱而战，战后会立即返回故乡，而不会主动定居在帝国境内，其不通希腊语和当地生活习俗的文化反差都加强了其战后回国的欲望。1381年前后的文件就记载了一个法兰西雇佣兵的遭遇，他因皇帝曼努埃尔二世拖延军饷而生活无着，“现在他卖掉了他的马匹，正在寻找贷款人帮他卖掉武器……拖欠军饷没完没了，人们永远都要等到明天。这个人被剥夺了慰藉……人生地不熟，既不懂得他们相互间的语言……也没有其他能力，只有通过乞讨来满足需求，但他又不懂穷人的语言。”为了维持生计，滞留的雇佣兵大多采取抢劫的方式解决日常开销，从而开启了雇佣兵随心所欲自由行动的祸端。靠劫掠为生的雇佣兵与盗匪无异，其危害远超本国土匪，是帝国正常社会生活的毒瘤。他们很快便发展成为追逐雇佣兵自身利益的武装团体，且对帝国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特别是那些卷入帝国中央和地方冲突的雇佣兵团，最终在夺取金钱以外的利益后，演变为拜占庭帝国内部的一种分裂势力。这种雇佣兵势力一般难以长期抗衡拜占庭权贵势力的打击，因此追求短期利益造成其破坏力极强的特点，而以暴力冲突为职业也使他们显得更为残暴。

　　来自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团是最为典型的例证。皇帝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在小亚细亚地区推行经济改革以增强边防实力的尝试失败后，开始大量使用外国雇佣兵，但是，1301年他雇佣的8000名阿兰人雇佣兵和次年派遣其子米哈伊尔九世率领的拜占庭军队，都在1302年7月的巴夫斯战役中遭到惨败。为了遏制土耳其军队进一步扩张，安德洛尼库斯二世不得不雇佣了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团，而此时在罗吉尔?德?弗洛(Roger de Flor)统领下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团刚刚结束前一个雇佣合同，双方一拍即合。虽然这支该地区战斗力最强的雇佣兵要价不菲，但皇帝还是接受了条件，允许他们于1303年1月携七艘战船和近万名将士抵达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将扭转小亚细亚战争颓势的重任都委托给雇佣兵团，也失去了战场指挥权和对他们的控制权，罗吉尔被任命为“海军司令”(megas doux)，统领其雇佣兵团独立活动。雇佣军团不仅获得最高的军饷待遇，而且还与皇帝的外甥女结亲，其肆意妄为更是变本加利，以至于彪悍凶猛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在打败了土耳其人之余，还大肆抢劫当地拜占庭居民。有鉴于民怨沸腾，皇帝于1304年8月将他们召回帝国京都，希图加强管束，但是却为之提供了机会，他们在途经海峡时占领了扼守海峡的加里波利半岛。此时，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未能按照合同在战事结束后遣散他们，而是继续雇佣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团对抗保加利亚人和东方前线的土耳其人，并以高官职位笼络罗吉尔，任命他为凯撒。这一任命进一步激化了共治皇帝米哈伊尔九世和罗吉尔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和热那亚雇佣兵的利益冲突。1305年4月，米哈伊尔九世指使属下阿兰雇佣兵乘宴请罗吉尔之机，突袭杀掉了后者。愤怒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兵此后展开了疯狂的复仇活动，大肆洗劫色雷斯、马其顿等帝国腹地，蹂躏雅典以南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攻占了雅典和底比斯公爵领地，建立起加泰罗尼亚人的雅典公国，直到14世纪末。

　　纵观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团的恶劣表现不难看出，失去了拜占庭国家管束的雇佣兵对晚期帝国造成了巨大破坏。首先，他们在小亚细亚独立作战时就在战事之余对附近地区的拜占庭民众进行洗劫。且不说他们并没有彻底驱逐或击溃土耳其人，就是雇佣兵造成的破坏便超过了土耳其入侵造成的破坏，以至于饱受蹂躏的拜占庭民众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也不欢迎残暴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其次，更为严重的是雇佣兵在战事结束后，并未如约离开拜占庭帝国，而是深度卷入了帝国政治与军事斗争，在帝国京畿腹地的加里波利半岛、色雷斯、色萨利等地区长期为患，他们以抢劫为生，成为晚期拜占庭帝国难以根除的祸害。

　　与此前帝国雇佣兵相比，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团不再需要帝国中央政府为他们安排的营地，帝国长期施行的雇佣兵临时住宿“米塔盾”(Mitaton，客栈)制度也被废弃。更由于其吃穿住用的开销自负、粮草军需和武器装备自给自足，雇佣兵因此获得了就地取材、抢劫当地居民的借口。这样一来，他们原本与皇帝之间单纯的雇佣兵军饷经济关系便发生重要变化，他们转而成为晚期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利益群体，参与争夺军饷以外其他利益的武装冲突。由于雇佣兵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皇帝在雇佣兵定价方面也不得不屈从他们的要求，不仅授予罗吉尔凯撒头衔，而且将皇家公主下嫁给他。很显然，罗吉尔在小亚细亚战事取胜后，进一步提高了价码，凯撒的头衔就是在他从前线返回京都以后获得的。这种不按照合同随意提高军饷要求的风气越来越盛行，1403年驻守克里特的雇佣军水兵就强迫曼努埃尔二世将军饷提高了近一成，而1425年驻守塞萨洛尼基城的70名雇佣兵也迫使约翰八世提高了军饷。除了考虑作为雇主一方的皇帝对雇佣兵另有所求的因素外，雇佣兵破坏帝国军事制度和双方雇佣合同是主要原因，这种置帝国控制权于不顾的现象真实反映出晚期拜占庭人的软弱无能。

　　晚期拜占庭中央政府对雇佣兵控制权的丧失严重瓦解了帝国军事体系，其中首先失控的雇佣兵征募权从入口环节打破了雇佣兵进入帝国的限制，雇佣外籍士兵来源的多样性和雇佣兵规模迅速扩大不断提升了他们的重要性，改变其在拜占庭军队中的辅助作用，使他们变为主力军。晚期拜占庭雇佣兵作用的变化促使帝国政府加速丧失了对雇佣兵的指挥权，这表明帝国对雇佣兵作战行为控制力的减弱，其结果是战事走势和结局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雇佣兵对战争的主导权也成倍放大，拜占庭国家军事职能遭到彻底损害。拜占庭帝国政府战场指挥权的丧失在战场之外和战事之后则表现为对雇佣兵行为控制权的丧失，雇佣兵打破战后撤离拜占庭领土的惯例、随心所欲地抢劫拜占庭居民，加大了帝国资源的消耗，特别是雇佣兵演变为追逐军饷之外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武装团体，其危害更为严重。在中古晚期欧洲地中海世界雇佣兵迅猛崛起的大背景下，拜占庭人抛弃尚武精神和本国军队建设意识，过度甚至完全依赖雇佣兵，不仅解散军队，凿沉战舰，而且最终将保卫帝国的指挥权和责任托付给雇佣兵，直接导致其军事败亡和帝国灭亡。

　　晚期拜占庭帝国中央政府丧失对雇佣兵的控制权之所以是其军事衰败的重要环节，原因在于拜占庭人有意无意地削弱并最终失去了统一帝国的一个重要的国家职能。拜占庭(也称东罗马)帝国继承并发展了晚期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传统，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本来就是统一帝国强盛的基本要素，而维持强大的军队需要完善的军事体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历史一再证明，唯有中央政府高效指挥下的强大军队才能保证拜占庭人成功抵抗持续不断的外族入侵，保证帝国有效维护其内外利益。晚期拜占庭帝国政府放弃对雇佣兵的控制权原因很多，但其促成拜占庭整个军事体系的崩坏却是不争的事实，最终直接造成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注释略）

（作者：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