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政策的演变和调整

摘 要

　　本文依据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对古代海湾不同区域的记载，结合海湾考古发现，探讨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与海湾交往的历史、政策变化的表现及原因，指出获取资源是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与海湾关系最主要的内容。古代两河流域国家通过参与控制海湾贸易活动、军事掠夺和征服、设置统治机构、确立宗主国—附属国关系等不同方式达成获取海湾资源的目的。另外，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外战略的变化、古代两河流域的王权观念以及海湾地区自身政治演进的水平也是影响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政策的因素。

关键词

　　古代两河流域国家；海湾；对外关系

　　波斯湾是阿拉伯海西北方伸入亚洲大陆的一个海湾，介于伊朗高原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波斯湾又称阿拉伯湾，习称海湾。历史上，海湾地区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早在6 000余年前，海湾地区就已经参与到古代西亚地区的贸易和交流活动中，是连接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与伊朗高原南部以及南亚印度河流域的交通枢纽。在古代西亚，尤其两河流域文明发展历史中，海湾地区的贸易地位十分突出。

　　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海湾作为一个整体，一般被称作“下海”，与“上海”——即地中海相对应。大约在公元前25世纪，海湾北部地名迪尔蒙出现在拉伽什文献中；大约在公元前24—前22世纪，迪尔蒙、玛干、麦路哈三个涉及海湾及与其相连的印度河流域的地名开始在文献中频繁出现。

　　学界对古代海湾历史的研究始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探险考察。20世纪60年代以后，丹麦、波兰、苏联、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考古学者在海湾多地开展了深入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国际学界对古代海湾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湾考古和发掘，对考古资料研究、考古文化分期、海湾社会、海湾地区的贸易地位、海湾印章等多个专题进行了广泛探索。依靠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的有关记录，结合运用海湾地区考古资料，是亚述学界在古代海湾专题研究中采用的普遍方法。海湾研究大多被纳入贸易和商业交往史领域，注重对相关文献进行解读和分析，同时研究文献中的海湾名词及其位置、产品与贸易活动、贸易路线、海湾贸易中的商人等专题。中国学者对古代海湾历史的研究也以海湾的贸易作用和交流路线为主。

　　然而，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记录的海湾地区并不仅仅是贸易对象区域，海湾考古所展现的海湾地区也不仅仅是交通枢纽和原材料产地。古代海湾地区贸易地位的变迁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取决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也与海湾地区自身社会演进的进程有关。本文将聚焦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地区的政策，梳理历代国家与海湾的关系，分析政策演变的过程、特点及意图。

　　一

　　考古证据显示，海湾地区与古代两河流域平原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500年以前。公元前2400年以后，海湾始见于古代两河流域各类文献中。此后至公元前539年波斯阿契美尼王国灭亡新巴比伦王国止，古代两河流域文献基本不间断地记录着其与海湾地区的交往关系，具有十分丰富的样貌，体现出贸易往来、军事掠夺以及争夺、直接和间接的政治统治三个方面的关系。

　　贸易关系一直是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与海湾社会交往的主要内容。海湾地区是古代西亚社会所需一些重要原材料的产地。古代两河流域平原与海湾地区的联系在两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上所称欧贝德时期已经建立（约公元前4500年），具有欧贝德文化特征的陶器在阿拉伯半岛东部沿岸多地发现。

　　公元前2900年左右，古代两河流域平原出现最早的国家。这些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统治周边小城镇和农村的早期国家被称为“城邦”，这个时期也被称作“苏美尔城邦时代”或早王朝。最早记录与海湾关系的文献就出现在苏美尔城邦时代的晚期（又称早王朝三期，约前2500—前2350），主要出土于拉伽什城邦遗址。拉伽什遗址位于今伊拉克南部，距离海湾有一定距离。但是，公元前3千纪时，它应当靠近海湾古海岸线。拉伽什统治者乌尔南塞的多篇建筑铭文记录了迪尔蒙这个地方：“乌尔南塞，拉伽什王，令迪尔蒙的船只送来外来的木材。”铭文着重强调“迪尔蒙船只运送的木材”，这也是与海湾有关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表述方式。早王朝时期，两河流域城邦与海湾地区交往频繁，拉伽什城邦应该是与海湾关系的主导者，但它应该没有在政治上统治海湾地区。早王朝拉伽什的最后一位国王乌鲁卡基纳的文献中几次提到拉伽什与“海”的关系：

　　南塞和宁吉尔苏均是拉伽什城邦所属城市西拉拉和吉尔苏的保护神，因此文献中记载的“海”显然是“下海”，即海湾。文献中强调拉伽什官员行使职责的边界在大海，显然是指海湾的北岸。其后，乌鲁克王卢伽尔扎泽西征服拉伽什，他在铭文中也仍然把“下海”作为其统辖的起点：“从下海，（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至上海，他（恩利尔神）为之铺平道路。”据此判定，早王朝国家并没有在政治上控制海湾地区——确切地说，控制海湾北部的迪尔蒙地区。

　　萨尔贡（约前2296—约前2240）统一两河流域平原南部，建立新型阿卡德国家（约前2296—约前2112）后，迪尔蒙、玛干、麦路哈路线开通。苏美尔神话《建立世界秩序的恩基》中描述神祇恩基“欣羡绿色的雪松，愿迪尔蒙、玛干的土地瞩目于我，瞩目于恩基。让迪尔蒙的船只满载雪松，让玛干的船只货高至天际，让麦路哈的船只运来黄金和白银至尼普尔，献给率土之王恩利尔”，生动地描绘了海湾贸易的繁荣景象。这个时期，海湾贸易的范围已经从北方向南延伸至阿曼半岛，进而东延至印度河流域。萨尔贡建立了新都阿卡德城，宣布（来自）麦路哈、玛干和迪尔蒙的船只停泊在阿卡德港”，使之成为海湾贸易的新港口。这意味着国家已经控制海湾贸易产品和贸易路线。

　　有关海湾贸易的性质，学界并没有过多关注。从早期贸易产品的种类看，国家控制贸易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早王朝和阿卡德时期的产品主要用于神庙建设、神像装饰、国王塑像等。这类活动主要由国王控制，是苏美尔王权观念的具体体现，与神授王权、国王为神祇在人间产业代理人的观念密切相关。

　　尽管阿卡德国家的几位国王都号称向海湾用兵，但似乎并未对海湾地区行使有效的政治统治。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前2112—前2004），海湾地区应该仍然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舒辛（约前2037—前2027）时期的文献中记载国家的边界北起上海，南至安珊（伊朗高原西部偏南）；另外一篇文献中说国家控制的区域从“上海”到另一端的“下海”。据此推断“下海”北端应是乌尔第三王朝边界，两河流域国家与海湾地区之间仍然是以贸易关系为主。贸易活动的范围仍然包含迪尔蒙、玛干和麦路哈。文献中记载拉伽什附近有一个麦路哈村，有可能是来自印度河流域（即麦路哈）的商人聚居的地方。另外，宗教中心城市尼普尔出土的两尊陶俑与印度河文明主要遗址昌胡达罗、摩亨佐达罗、洛塔尔等地出土的陶俑相似，海湾应该仍然发挥着古代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中转区的作用。

　　此时，神庙应该是海湾贸易活动的主要管理部门，来自海湾的产品主要用于神庙，比如乌尔南塞文献记载“予宁吉尔苏神”，苏美尔神话中描述“献给率土之王恩利尔”。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设立了专门的赋税收缴和分拨机构，其中的大部分资源用于神庙活动，来自海湾的产品也是由神庙支配。

　　古巴比伦时期包含两个时期，前期称伊新拉尔萨时期（约前2017—约前1763），后期称“巴比伦第一王朝”（约前1894—约前1595），

　　此时期多个城市国家的统治者都曾经尝试控制海湾贸易通道，这个时期乌尔取代拉伽什成为迪尔蒙航线北端重要的陆地基地。伊新和拉尔萨为控制主要的海湾港口乌尔展开争夺。海湾贸易的管理部门也从神庙转变为王宫。拉尔萨出土迪尔蒙商人埃阿纳西尔往来信件中记录了商人向王宫缴纳税款的额度，其中两人各缴纳540公斤铜；还有一组商人一次性缴纳了4 123.3公斤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此前另外一位迪尔蒙商人乌尔南纳的文献中则记载迪尔蒙商人向宁伽尔神庙纳税；另一位铜商卢恩利拉则代表南纳神庙购买来自玛干的铜。这证实了王宫很可能取代神庙成为收缴贸易税的机构，也与古巴比伦国家限制宗教机构规模和权力的政策转向相符。

　　古巴比伦王朝末期，一个被称为海国的政权在两河流域平原南部兴起。海国控制了平原南部的沼泽及沿海地区，曾经控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入海口区域，领土界限一度接近巴比伦城，海湾贸易通道因此受到影响。但是，两河流域文献证据表明，伊新拉尔萨时期十分活跃的铜商仍然在两地往来；出口海湾的产品，如芝麻油、麻布等仍然在销售。海湾地区的考古证据也证实贸易活动并未终止，考古学家近年在阿曼半岛泰勒阿布拉克等遗址发现了这个时期来自两河流域、伊朗埃兰和迪尔蒙的遗存和文化交流的证据。

　　中巴比伦时期以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与海湾地区的关系转向直接统治和属国统治，贸易关系在两河流域国家与海湾社会关系中不再是一枝独秀。物资交流仍然存在，考古学家在巴林部分遗址发现了加喜特风格的陶器；亚述国家统治巴比伦尼亚时期的文献中也有部分海湾产品的记录，但很难界定这些是否贸易活动的表现。在新亚述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统治时期，海湾地区，至少是海湾北部和西岸大部分地区被纳入属国统治，贸易活动的线索并不十分清晰，但是物资交流活动仍然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

　　公元前539年，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吞并新巴比伦王国，建立了一个跨越亚非的庞大帝国。波斯帝国致力于建立覆盖全国的道路交通网络，包括著名的连接安纳托利亚萨尔迪斯和伊朗高原苏萨的“御道”，也包括连接红海和尼罗河东岸的运河。海湾地区的贸易路线则被纳入一个包含了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在内的大的海运网络中。

　　二

　　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地区行使政治统治的明确时间在中巴比伦时期。但是，政治统治大多从军事征服开始。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地区最早的、明确的军事行动可以追溯至阿卡德王国时期。萨尔贡、玛尼什图苏（约前2229—前2214年在位）和纳拉姆辛（约前2213—前2176）祖孙三代统治者都有对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的记载。萨尔贡记载他“征服拉伽什城市，直至大海；在海中清洗武器”；玛尼什图苏号称他继续深入海湾地区，“乘船越过‘下海’。海那边的城市，共32座，集体投入战斗，他（指玛尼什图苏）获得胜利”；他的继任者纳拉姆辛再接再厉“征服玛干，捕获玛干的统治者玛尼乌姆”。

　　对阿卡德王是否真正征服了海湾地区，学界存在争论。部分学者认同文献记载的真实性，认为阿卡德历代统治者确实占领并统治了海湾地区，至少是其北部地区。部分学者则认为文献记载有宣传和夸大成分，认为赞同占领者对于文献的注释和理解有误。笔者认为，文献记载的针对海湾的战争应该确有其事，毕竟阿卡德王铭中记载的其他多数战争已经得到证实。但是，需要考虑的是，由于阿卡德国家的征服政策以掠夺资源为主，并没有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行政组织的传统。因此，海湾地区应该没有并入阿卡德国家统治范围。另外，阿卡德王朝灭亡后，控制海湾通道的拉伽什第二王朝统治者古迪亚在文献中再次提及迪尔蒙、玛干和麦路哈，但如早王朝文献一样只强调海湾产品，强调 “开通连接上海和下海的道路”，并未涉及领土征服与控制；而且，铭文中也提及“（那些）遥远至天际之地，玛干和麦路哈所来之地”，说明在古迪亚时期，海湾地区，尤其是玛干以外的区域仍然只是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交往对象，而非政治统治对象。再往后，乌尔第三王朝早期文献《乌尔纳玛之死》中说乌尔纳玛陨落于迪尔蒙那样的遥远地方，说明在当时人心目中，海湾地区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地方。据此基本可以断定，阿卡德王国时期对海湾地区发动的战争是掠夺战争，以掠夺海湾产品为主要目标，而非领土征服。

　　古巴比伦时期至中巴比伦时期，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海湾北岸，以打通和维护海湾贸易通道为主要目标。其中既包含伊新和拉尔萨国家为争夺海湾重要港口乌尔而展开的战争，也包含中巴比伦王对阻断海湾通道的海国王朝发动的征服战争。后世年代记记载，中巴比伦（约前1595—前1155）王阿古姆在位第4年（阿古姆三世，约公元前1450年在位）“集合军队，出征海国”。20世纪60年代，丹麦考古学者在巴林堡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地层毁于火燹。文献与考古证据相互印证，说明中巴比伦王阿古姆三世打败海国后，应该继续深入，将巴林以北的海湾地区纳入了两河流域国家直接统治之下。

　　亚述国王奉行广泛的对外征服和扩张政策，两河流域平原南部是其主要征服目标。古亚述王沙姆什阿达德一世（约前1825—前1775）、中亚述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约前1243—前1207年在位）、新亚述王埃萨尔哈东先后拥有海湾王衔，即“迪尔蒙、玛干、麦路哈之王”。没有明确证据说明亚述人曾经占领海湾地区，极有可能上述亚述王只是接受了巴比伦王的众多王衔。但是，丹麦考古学者在费来凯岛和巴林岛发现了中亚述时期具有加喜特风格的陶器，证明往来确实存在，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可能在攻克巴比伦的同时，宣示了对该地区的主权。埃萨尔哈东文献也记载，他曾出兵海国，干预其国王更替，并令新王臣服纳贡。由于海湾地区并非亚述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而且由于迦勒底人、阿拉米人部落的阻断，亚述国家并未在海湾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军事行动。

　　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表现出不同的战略意图：阿卡德王国主要奉行武装掠夺政策，以掠夺战利品为主要目标；古巴比伦时期的军事行动以争夺和保持贸易通道为主；中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对海湾地区的军事征服行动是其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是行使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统治的前奏。

　　三

　　从中巴比伦王国统治时期开始，新亚述王国、新巴比伦王国先后对海湾地区或其部分地区行使政治统治权。

　　考古证据显示，公元前21世纪末或前20世纪初，海湾北部的迪尔蒙出现社会复杂化现象，出现了社会组织，出现了城墙和神庙。在两河流域地区，幼发拉底河中游泰勒哈里里遗址(Tell Hariri)（古名马瑞）也发现了两河流域国家与可能存在的迪尔蒙国之间往来的证据，即古亚述王国（约前1939—约前1836）国王沙姆什阿达德一世与其子、马瑞王雅斯马赫阿杜的6封通信，其中记载了沙姆什阿达德与迪尔蒙国的使者经马瑞往返交换信件，讨论相关事项。马瑞信件可能证明两河流域平原与海湾地区建立了国家间的外交联系，呈现出使者往来、礼品交换等古代国家间交往的基本模式。

　　有关中巴比伦王国统治海湾北部的证据相对比较丰富。尼普尔发现的一封中巴比伦王布尔那布瑞亚什二世（前1359—前1333）信函中记载：一位中巴比伦派驻迪尔蒙官员之女在尼普尔神庙中的宫廷子女学校住校学习，其父则前往迪尔蒙赴任。另外，考古学家在巴林发现一枚圆筒印章，印主是阿拉德埃阿之子乌巴里苏马杜克，他的身份是“迪尔蒙长官/总督”。这两条证据确认了中巴比伦王国在迪尔蒙派驻官员、建立行政机构的事实。

　　考古学者共在巴林堡发现了9块泥板残片以及一枚印章的印文。这部分泥板文献大多保存情况较差，能够辨别的文献内容不多。但是，泥板的外形十分特殊，应该是学校泥板；残存的内容也表明该文献是词汇表，意味着以培养基层官员为主要目标的学校在迪尔蒙可能已经存在。设置阿卡德语教学机构是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国家控制意识形态的手段之一，说明中巴比伦王朝对该地区已经进行直辖统治。

　　尼普尔出土的另外一封信件能够确定迪尔蒙官员在中巴比伦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收信人伊里里亚是布尔纳布瑞亚什二世和库里噶尔祖二世（约前1332—前1308）时期就职于尼普尔的官员，写信人伊里伊帕什拉可以被认定是迪尔蒙的管理者。信中，伊里伊帕什拉与伊里里亚兄弟相称，表明二人地位相同。根据信中所讨论的人员派遣、外族劫掠、神庙或宫殿修缮等内容判断，二人应是两地的主要行政官员。在古代两河流域城市中，尼普尔是重要的宗教中心城市，拥有众多政治、经济和宗教特权，尼普尔官员在国家官僚体系中地位较高，据此，这位迪尔蒙官员的官阶在中巴比伦官僚体系中应该也位列上层。

　　新亚述国家奉行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政策，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开展对外战争，大力推行帝国统治。两河流域平原南部被新亚述国家纳入直接统治范围，海湾地区则成为帝国的属国。多位国王记载了迪尔蒙王向亚述王称臣纳贡的事实：萨尔贡二世（前721—前705年在位）战胜巴比伦王马杜克阿普拉伊迪纳之后，迪尔蒙王乌佩里派遣使者与亚述接触，迫切希望与胜利者达成妥协，保证海湾贸易畅通。“迪尔蒙王乌佩里像鱼一样地生活，居住在太阳升起（东方）的大海之中，行程可达70小时，他耳闻我的威名，送上礼物。”迪尔蒙的属国地位在辛那赫里布（前704—前681年在位）、埃萨尔哈东（前680—前669年）和阿舒尔巴尼拔（前668—前627年在位）时期被不断重申。除迪尔蒙外，其他海湾政权也被纳入新亚述国家的属国统治，其中包含阿拉伯半岛东部沿海国家、阿曼半岛政权和海湾北部沼泽地区的海国。

　　新亚述王国文献中所体现的对海湾地区的统治方式与中巴比伦时期不同，是比较松散的属国统治。辛那赫里布文献记载“迪尔蒙人慑于阿舒尔神的威严送上贡品”。这是新亚述国家对海湾地区进行属国统治的开始。之后的亚述国王不断重申其对海湾的属国统治政策：埃萨尔哈东“稳定了对迪尔蒙王卡纳的宗主地位”，并重新确认阿拉伯半岛地方政权巴祖是亚述的属国。阿舒尔巴尼拔文献中也说迪尔蒙王“年年纳贡，从无停止”。在新亚述国家与海湾地区的宗主国与属国关系中，海湾国家向宗主国纳贡是最主要的义务。作为宗主的亚述王与属国签订属国条约，拥有收取贡品的权利，也承担稳定属国政治统治的义务。比如埃萨尔哈东王发动海国战争，干预海国的王位继承事务，立海国新君纳伊德马杜克，令其称臣纳贡，确认其属国地位。阿舒尔巴尼拔时期的纳贡者名单中，还出现了来自阿曼半岛的地方政权，说明尽管“玛干”这个地名不再指示阿曼半岛，但这个曾经的“玛干”仍然在两河流域国王的视野中。

　　根据新亚述国家文献中关于海湾地区的零星记载，可以明确海湾地区存在多个政权，它们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东部、海湾北部岛屿和阿曼半岛，分别与亚述国王签署宗主国—属国协定，承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仔细探究王铭用词会发现，许多国家渴望建立相互之间的互利互惠关系，并且渴望与亚述分享日盛的荣耀与权力，通过赠送贵重礼品、军事援助，可能还有联姻等手段与亚述王保持联系。海湾属国与新亚述国家的关系与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这类关系的描述十分相似，即“以小事大，慕德向化，梯山航海，克修职贡”。

　　新亚述国家对海湾地区进行的属国统治面临着两河流域平原南部新兴“民族”和国家的威胁。公元前8世纪以后，以迦勒底人为主体，融合了两河流域平原南部原有居民和阿拉米人成分的新巴比伦人集团形成。公元前626年，新巴比伦人摆脱新亚述国家的统治，新巴比伦王朝（前626—前539）确立。海湾地区尤其是迪尔蒙应该被并入了王国统治版图。而且，新巴比伦王国应该是直接将海湾地区至少是北部地区纳入了直接统治，这与中巴比伦时期的海湾政策相似。直接统治的文献证据来自纳布尼德（前555—前539）文献中关于国王辖“迪尔蒙长官”的记载。间接证据则来自新巴比伦王国与海国关系的推断：尼布甲尼撒二世（前604—前562年在位）时期一篇建筑文献中记载了一系列官员名，其中阿卡德名人栏中的第一位是“海国长官”埃阿达延，说明海国区域属于新巴比伦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阿卡德区。有学者认为，新巴比伦王的创建者纳布珀拉沙尔本人应该在海湾北岸附近的乌鲁克起家，新巴比伦王国应该自海国地区发展而来。所谓的“海国地区”就是两河流域平原最南端的沼泽地带，是历史上“海国第一王朝”和“海国第二王朝”控制的主要区域。在亚述人统治两河流域平原南部地区的时期，这个区域主要由迦勒底人的亚金部落控制，与海湾地区的贸易权大多仍然掌握在这个迦勒底人部落手中。因此，新巴比伦王国直接统治海湾地区是极有可能的。

　　四

　　梳理2 000年间两河流域国家的海湾政策，可以发现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与海湾地区的关系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有和平的贸易关系，也有国家主导的贸易活动；有武力掠夺，也有武力保护，还有军事征服；有直接的机构设置，也有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政策变化的原因有哪些？其意图如何？

　　首先，无论采取哪种政策，两河流域国家获取海湾资源是不变的目标。

　　两河流域平原是世界农业较早起源的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相对发达。但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缺乏矿产资源和建筑材料。因此，广泛的对外产品交换活动很早就已经开始。海湾地区是古代两河流域对外贸易交流网络中一个重要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中转区域。最早的用于神庙和王宫建筑的木材来自海湾，此后，各种金属、石材、珍稀宝石等逐渐加入海湾贸易网络。在古巴比伦时期，铜成为海湾贸易的主要商品，来自阿曼半岛和印度河流域的铜材极有可能在迪尔蒙或玛干被加工为铜锭，迪尔蒙铜锭一度成为两河流域地区铜交易中的标准度量衡，其影响可达幼发拉底河中游。

　　古代两河流域历代君主发动的针对海湾的军事行动也大多以获得海湾资源为目标。阿卡德诸王的军事行动是直接的财富掠夺行为。伊新拉尔萨国王的军事目标则是控制海湾贸易通道，争夺海湾贸易的主要港口乌尔曾经是两国战争的焦点；伊新王伊什比埃拉（约前2017—约前1985）说他努力获取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河流域资源；拉尔萨王衮古努姆（约前1932—前1906）则自豪地宣布“与海湾贸易通道恢复”。

　　新亚述国家对海湾国家的属国统治政策中，海湾地区向亚述国家供献资源仍然是主要内容。公元前710—前707年间，萨尔贡二世获得巴比伦王位，周边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到巴比伦朝贺萨尔贡，其中包括来自海湾地区迪尔蒙王的使者。与此同时，海上贸易恢复，两河流域地区与阿拉伯-波斯湾的联系通道重新开通。阿拉伯香料资源是这条商道上的主要商品，曾经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比如大马士革、撒马利亚和哈马什发挥着交通咽喉作用。埃萨尔哈东曾经说过他重建巴比伦的计划之一是：“打开通道让（再安置）居民能够与整个领土的人民贸易、交流思想。”这个时期，亚述商人活跃在各条商业道路上，《圣经·那鸿书》中描写亚述商人的数量“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新巴比伦王国也是大力发展海湾贸易，宫廷中“水手长/官”“王室大商人”的地位较高，证明海上贸易活动在新巴比伦国家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海湾贸易必然在其中占据较大份额。可以说，无论采取何种联系方式，海湾地区对于两河流域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身份是贸易对象，是获取资源的对象。

　　其次，打通和控制海湾地区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王权观念有关。

　　早在早王朝时期，两河流域国家就把打通海湾通道、获取海湾资源作为显示国家实力的标志。从拉伽什王乌尔南塞到阿卡德诸王，诸如“直达大海”“在下海清洗武器”的表述无一不在宣示统治者政治和军事统治的成就。海湾地区是距离两河流域平原最近的海域，也是连接两河流域平原与伊朗高原南部和印度河流域的重要通道。因此，在阿卡德王纳拉姆辛创造的王衔“天下四方之王”中，海湾地区应该是“四方”之中的极南之地。后世多位国王接受“天下四方之王”的称号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宣示对海湾的权力，比如古亚述王沙马什阿达德接待来自海湾的使者的活动。根据其他文献记载，这位古亚述王在三个地方设立了宣示主权的石碑，他极有可能在海湾某地也立碑宣示。中亚述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和新亚述王埃萨尔哈东都拥有“迪尔蒙、玛干、麦路哈之王”的称号，应非实际占领海湾地区，只是荣誉称号，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海湾作为一个标志性区域是两河流域王权观念宣传的一个重要指标。

　　再次，海湾政策的变化是古代两河流域国家政治统治策略的体现。

　　从早王朝时期至古巴比伦时期，贸易关系应该是两河流域国家海湾政策的主流，其间阿卡德王国的军事行动也以掠夺战利品为主要目标。从古巴比伦时期开始，海湾贸易活动由神庙主导转向王宫主导，国家对海湾贸易的控制更加直接、严格。

　　中亚述时期开始至新亚述时期，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成为亚述国家的基本国策。中亚述国家主要征战目标是亚述地区的北方和西方。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前1244—前1208）曾将视线转向南方，占领了南方富庶、发达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并通过傀儡王统治该区域达32年。但亚述随即陷入内战。再次复兴的亚述王国重新将扩张的目标转向北方和西方，提格拉特皮莱赛尔一世（前1114—前1076）的军事功绩被镌刻在凡湖和地中海沿岸，地中海这片水域更加广阔的对外联系潜力可能更加吸引野心勃勃的亚述君主。另外还有一个应当注意的因素，那就是阿拉米人开始成为亚述国王的心腹之患。亚述国王征战的主要目标从对外征服转向与阿拉米人的领土争夺和保卫战，在中亚述晚期，亚述国家的领土甚至龟缩至亚述地区核心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发展已经不存在可能性。

　　新亚述国家对海湾地区采取了属国统治的形式。这个时期有关迪尔蒙国家称臣纳贡的记载说明，海湾地区曾经脱离两河流域国家的统治。当再次建立统治关系时，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取代了中巴比伦国家的直接统治形式。这并不能说明新亚述国家无力直接统治海湾地区，应该与新亚述国家的国家战略有关。首先，海湾地区不是新亚述国家对外征战的重点区域。新亚述国家在公元前9—前7世纪展开大规模扩张战争，先后占领了巴比伦尼亚、伊朗高原西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以东以南、黎凡特等主要区域，控制了古代西亚地区主要的交通要道。向北延伸至高加索地区，向东扩展至伊朗高原腹地，向南伸至阿拉伯半岛，甚至北非的埃及。其次，不断迁移涌入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袭扰新亚述国家，是新亚述国家在两河流域南方征战的主要对象。生活在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极有可能控制着海湾入海口区域，成为海湾贸易的主要支配者和受益者。这个时期，数个迦勒底人部落生活在巴比伦尼亚，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部落——亚金部落的控制范围曾经到达今巴林北方。在这种情况下，新亚述王的征战方向转向海湾的西岸，在阿拉伯半岛建立属国统治，也能起到牵制迦勒底人部落的作用。

　　结  语

　　从两河流域文献中反映出来的历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地区的态度和统治政策看，两河流域国家与海湾地区的联系在不断深化和加强，从早期单纯的交换和贸易活动逐渐演变为政治接触、军事征服、建立政权、称臣纳贡等具有政治意义的区域和国家间交往关系。

　　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与海湾地区关系主要体现为物质交换，确切地说，以满足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物质需求为主要内容。海湾地区既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所需原材料的产地，也是两河流域地区与伊朗高原东部、南亚西部沿海区域联系的中转区域。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与海湾地区的关系是庞大的古代西亚贸易交流体系中的一环。在这个体系中，两河流域地区是核心区，而海湾地区则是比较典型的边缘区，仅仅是提供原材料的区域。在与两河流域地区和南亚印度河流域文明交往的过程中，海湾地区社会演进过程也表现出日益复杂化的特点，但是一直没有进入到成熟国家和文明发展阶段，这也进一步确证了海湾地区的边缘区特征。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与海湾地区的物质交换关系因两河流域国家的对外政策调整而发生变化。几乎在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形成时期，海湾贸易活动就已经掌控在国家手中。贸易活动的管理者也经历了从神庙向王宫的转变，表现出国家对长途贸易活动日益严格的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统治。海湾地区的贸易地位也因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外政策的不断调整而发生变化。

　　最后，文学作品中描绘的海湾地区具有神秘和玄幻色彩，被古代两河流域人视为世外桃源和永恒之地。这个观念可能与古代两河流域王权观念中的天下观有所关联。

　　根据古代两河流域文献记录，结合海湾考古发现，比较系统地梳理古代两河流域历代国家对海湾地区政策的变迁脉络，是古代两河流域对外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文化交流研究的基础。明确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政策的变化和原因为深入研究古代海湾地区的社会演进过程和特点、海湾地区在古代区域性物质和文化交流网络中地位的变迁、海湾形象与古代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关系等问题提供研究依据。

（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