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纪念碑与李维的视觉化叙事策略

内容提要：辨析李维文本中“monumentum”的具体含义有助于拓宽对纪念碑含义的传统解读，从罗马的社会文化、历史信息来源、作者的撰史主旨等方面分析李维关于纪念碑的描写，说明李维的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和谐统一的关系。李维善于将相关的城市地理坐标和建筑景观穿插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中，结合对这些纪念碑的探源来营造历史场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地一物与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相辅相成，真切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达到了视觉化叙事的效果。李维参考的各种纪念碑既为罗马历史的保存提供了视觉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李维记述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他笔下的这些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让人们回望过去，回想历史，联系当下，体现出唤醒罗马人民族精神的道德规诫用意。

关键词：罗马共和国　历史记忆　视觉化叙事　纪念碑　李维　建城以来史

　　对李维的研究长久以来侧重史料考证和叙事形式两方面。以考证史料真实性为核心的研究范式肇始于19世纪，尼布尔探寻罗马早期历史，甄别李维的史料可信与否，尼森撰写了《李维第四、第五个十卷文献考证》，维特著有《论李维史书的叙事形式》，均对李维的史料追根溯源，同时探讨李维叙事形式的特点所在。德国学者以史料考证为主、叙事分析为辅的研究手段，对李维研究带来深远影响。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的代表作《李维的历史目的与方法》，以前人史料与叙事两条研究路径为指引，展开对李维作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分析。他提出李维不仅在战争纪实、对话场景和其他专门叙事中使用了类型多样的修辞技巧，而且充分施展了心理观察的出色能力。

　　史料和叙事两个研究重点的选择，反映出学者们对李维作为历史学家和作为文学家的二元式界定方式。他们一方面对史料出处及史料的加工运用进行实证性考辨，另一方面聚焦于李维的演说词撰写、心理学描写、戏剧化场景构建等修辞学技巧，把历史叙事的表现形式作为区别于历史实证的独立单元。面对这一传统的研究范式，美国学者菲尔德明确指出：“我反对在李维作品的历史内容及其文学形式之间施加一种两分法，把前者看成原材料，限制对李维赋予历史传统以外形的文学考察范围。”

　　李维的叙事形式与叙述内容本是和谐统一的一体，只有把形式与内容以通达的态度结合在一起考量，才能深入把握李维的写作意旨。对史料来源和文学表现手法做以两分式切割，阻碍了对李维作品的深入考察，两者之间可以是彼此融合、相互促进的。能否以一种崭新的研究路径更新原有的分析范式，是摆在学者面前的方法论难题。

　　本文以李维笔下的纪念碑（monumentum）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处管窥李维叙事形式与内容的深刻统一。李维生动描绘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离不开对纪念碑的如实再现，作为罗马人记忆载体和有形可见的历史遗存，纪念碑为李维历史叙事的感染力增添了艺术效果，也为文本记载的真实性提供了物质依据。

一、《建城以来史》前言中的“monumentum”辨析

　　《建城以来史》的前言部分通常被视为解读李维本人治史态度和撰史手法的重要依据，对于理解这位史家的政治倾向和治史理念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也是他在全书中最长一段以第一人称撰写的导言，讲述了自己为何拾起罗马历史这一“陈旧又寻常”的主题，坦诚自己对早期建城历史既怀疑又尊重的态度，表达出在历史的当下应过怎样一种生活的伦理建议。

　　翻检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与奥古斯都皇帝的个人关系、对奥古斯都政治和宗教改革的看法、对史学传统的遵循借鉴、对力图实现的治史愿景等李维研究中的经典话题，西方学者大体上依据前言中的记述进行阐发，即使难以得出一致结论，至少能够得知对前言中隐含寓意的阐述已经相当充分了。然而，对前言中视觉元素的考察极少见于专家学者的论述，这一点恰好说明，李维文本中的视觉元素长久以来排除在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之外。

　　作为一段经常被后人援引，借以阐述李维治史目标的文本，前言第10节有言：“在认识往事时，尤其有利而有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仿效的东西，从中吸取你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这一句提纲挈领，申明主旨，表达出作者想以罗马道德兴衰的事例启迪人心，以撰写历史进行道德规诫的写作用意，李维历史的范例性功用在这段阐述中显而易见。

　　英国学者奥吉尔维在《建城以来史》前五卷的注疏中对这段话做出过经典诠释，详细解读了“载于昭昭史册”（in inlustri posita monumento）这一短语。他首先指出，这句话的大意清楚明了，指的是历史提供了各种行为的范例，具体到这些用词的准确含义却仍存有争论，有学者认为指的是“历史人物身上被铭记的范例”，认为各种道德范例集中体现在历史人物的行动之中，通过历史人物的个人事迹展现出来，因此“monumentum”（文中monumento的原型）指代历史人物。奥吉尔维本人不赞成上述观点，他综观上下文提出，“历史人物”的解释不符合原文语境，原文更多关注宏观历史而非历史人物，鉴于李维着眼于壮丽宏阔的罗马通史，“monumentum”应指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是罗马国家的历史，而非历史人物的个人事迹。

　　奥吉尔维的诠释得到了莫里斯的赞同，赞成把“monumentum”作为罗马国家的历史来理解，各种道德范例集中体现在罗马国家的历史之中。不过莫里斯没有止步于此，他通过对前言的详尽解读，把该词进一步区别为两层含义：一是罗马国家的历史，二是李维的历史书写。他的依据来源于李维对历史书写抱持着崇高的使命感，对历史书写的价值功用抱有深切的认同感，曾言：“书写是纪念过去行为的唯一值得信赖的保护者”，前言中还多处提及他本人的历史书写，“所承担的撰史工作是置身于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业绩的记述”，“对所承担工作的热爱蒙蔽了我”，“赐予承担如此伟大工作的人们所期望的成功”，这些表述无不体现出李维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编纂，对繁重的撰史工作饱含深情，愿意毫无保留地奉献于撰史事业，这项事业能够将罗马人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彪炳千秋。因此有理由认为“monumentum”也指代李维的历史书写，李维在史书中记载下祖先的嘉言懿行，用以指导读者的个人言行，实现历史的垂训功能。他在评价早期神话传说的历史价值时称：“那些建城前或即将建城时所流传下来的，与其说适合于纯粹的史记，还不如说适合于富有诗意的故事。”“纯粹的史记”即“对事迹的可靠记载”（incoruptis rerum gestarum monumentis），这里的“monumentum”便做“历史记载、史记”解。莫里斯据此宣称，前言第10节的“monumentum”不仅指宏观意义上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也指李维撰写的《建城以来史》本身，这两层意思综合为一体传达出李维通过撰述历史垂训后世的治史理念。

　　除此之外，有学者在关于李维重建早期罗马历史的论述中探讨了“monumentum”，迈尔斯将罗马早期历史的证据来源区分为口述证据（fabula）和视觉证据（monumenta），并列举了视觉证据的三层含义。首先，“monumentum”经常指专门的、实在的物体，有目的建造、充当纪念标识的纪念碑，如坟墓、神庙，极少数情况下不指代有形物体，而作为隐喻的手法使用；其次，指可能并非有目的建造、却发挥实际纪念功能的事物和地点；最后，“monumentum”指代文献和历史。迈尔斯对该词的解读在历史与文本之外带给我们新的线索，强调了“monumentum”指代纪念性物质实体的含义。根据刘易斯、肖特编《拉英大词典》，“monumentum”是指“保存对所有事的记忆的事物、回忆录、纪念碑，尤其指为了长久保存对某人某事的记忆而建起的建筑、雕塑、绘画、坟墓。”由此可见，纪念碑最主要的含义是有形的纪念性事物，坟墓、神庙、铭文、建筑、雕塑、钱币等物质实体，也包括载于纸张及其他书写媒介上的记录。纪念碑（monumentum）一词的涵义极为宽泛，历史记录是纪念碑的类型之一，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兴建的有形纪念性事物尤其体现出纪念碑一词的主要内涵。

　　为保存历史记忆确立纪念碑的传统深深扎根于罗马社会的政治文化，是与罗马社会的展示型文化密不可分的。在公众场合展示个人及家族的不俗事迹是罗马贵族生活的重要宣传手段，他们利用仪式、修辞、建筑等不同的展示形式，提醒罗马人其家族拥有的显赫政治地位及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社会影响。这些形式多样的宣传成果在拉丁语中都可以缩合为一个词“monumentum”，但凡能够唤起对某人某事回忆的均属于纪念碑。一个内涵宽泛的词语若仅以褊狭的词义来解读必然限制了读者对李维作品本身的理解。

　　把“monumentum”理解为罗马国家的历史或李维的历史书写无可厚非，说明它们都隐含着纪念碑的抽象寓意。李维把所撰写的罗马历史形象地比喻为坚不可摧的纪念碑，这样的纪念碑构成了支撑罗马强大的道德基石，凝聚着挽救罗马国家倾颓之势的坚固力量。在文本隐喻的意义上，李维的历史记载本身也成为纪念碑，文本的纪念碑，文本中重建的人物和历史象征着罗马人永远不应遗忘的道德丰碑。追踪纪念碑的广泛涵义，我们不应仅从隐喻的修辞手法上来理解李维笔下的罗马史，纪念碑也是李维实实在在记述的对象，他在文本中有意识地插入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兴建的有形纪念碑的描写，在历史叙事中再现具象意义上的纪念碑，把具有纪念和规诫双重意义的纪念碑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二、李维的视觉化叙事

　　李维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曾得到古代作家的高度评价，历史学家塔西陀称他“以雄辩和坦率享有盛名”，修辞学家昆体良盛赞他“叙事魅力非凡、清晰明了”，塔西佗所用的“著名的”（praeclarus）和昆体良所说的“清晰的”（clarus）都带有清楚明亮的意思，他们以具有视觉感受力的措辞彰显李维杰出的文学造诣。西塞罗曾以视觉化措辞来评价恺撒的作品，称他“恢复使用了纯洁无瑕的用词，加入了精心挑选的拉丁词语；修辞上的润饰，则为读者呈现出如同将一幅精心绘制的画卷置于光明之下的效果”，把恺撒以精妙文笔创造出的艺术效果比喻为明丽的画卷，以视觉化的表达方式体现出对其叙事水准的崇高赞美。这样的视觉化语言风格在李维的作品中并不罕见，他在前言第3节中称：“即使我的声名在这么大的史家群体中默默无闻，我也会以湮没我名声的那些人的卓越和伟大慰藉自己”，既表达出作者书写宏大主题的雄心壮志，也暗含着对这部浩繁巨著可能反响平平的隐忧。“默默无闻”（obscurus）本意为“模糊不清”，以视觉意义上的晦暗不明说明名望上也许无法显赫腾达。拉丁语是一种具有浓厚视觉化色彩的语言，古代作家在语言的视觉化运用上得心应手，展露出高超的文学才华，视觉化语言风格和叙事效果也成为评价古代作家文学造诣高下的重要标准。

　　从视觉化的角度分析文本是符合拉丁语经典语言风格的合理视角，我们可以在李维的文本中寻找到视觉化表述的踪迹。仍以前言第10节为例，李维称读者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可以注意到提供行为规范的教训，中译文中的“注意到”亦可译为“看”（文中intueri，即intueor的不定式形式），“昭昭”（inlustris）可译为“明朗的、闻名的”。动词“看、注视”和修饰语“明朗的、闻名的”均可指示一个视觉形象，说明李维倾向于把历史当作可见之物，把它“想象成为置于读者眼前的可见的人工制品”。“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一句，进一步引申为“你可以看到铭记在澄明纪念碑上各种例子的教训”，不仅印证了李维把整部史书视为具有纪念意义的丰碑，而且流露出把整部作品视为具有可见形象的纪念碑的意味。

　　视觉化的措辞再次出现在第6卷的简短序言中，这段新序言是李维结束对高卢战争的记载、开启下一个五卷的过渡，“罗马人从罗马城建立到被攫取，其对外战争及内部争端，我在前五卷中讲述过了……事情因年深日久而模糊，如同从远处遥望难以辨明”，接下来将记述这座城市“更清晰和确实（clariora certioraque）的民事和军事史，城市再次从根基处重生，更有益，更富饶”。由远及近距离上的变化隐喻叙述年代由古及今的改变，由模糊到清晰视觉呈现上的变化象征着可咨利用的史料的日益丰富，视觉化的措辞与历史记载的客观程度直接联系起来，表达出作者试图把所书写的历史清楚确实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意愿，再次印证了李维将自己的作品比拟为有形可见的纪念碑。

　　视觉化叙事主要指的是把历史真切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叙事方法，它涵盖多种实现途径，譬如在记述历史事件中插入对个体或群体心理细致传神的刻画，对历史事件场景身临其境般的描绘，对历史人物的演说词极为逼真的撰写。希腊罗马的修辞学理论中以如何让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事件栩栩如生、如何让读者身临其境为目标。公元1世纪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认为，成为好的历史学家的一项要素是要能够善于逼真再现人物和情感，让自己的作品好似一幅实景绘画。他就此奉修昔底德为圭臬，称修昔底德在作品中经常致力于生动的描写，力图把读者变成所述事件的现场观众，让读者经历事件亲历者所经历过的震惊、迷惑等感受，进而形成共情。希腊语将这一修辞技巧称为enargeia，拉丁语称为demonstratio、ilustratio、evidentia或sub oculos subiectio。公元前1世纪的修辞学作品中，demonstratio被定义为以生动的语言描述事件，给人以仿佛发生在眼前之感。由此可见，视觉化叙事的关键在于栩栩如生地再现历史事件，令读者如在场观众一般置身于画面感十足的历史场景中。李维接受希腊修辞技巧的影响，融入悲剧性的文学手法，重视历史场景的营造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他还以“同情和恐惧”感染读者，借助个体或少数人的强烈反应，制造出感人的冲突效果，烘托出悲怆的场面，以人物情感反应的虚构性重建创造出作品的画面感，充分展现出他的视觉化叙事技巧。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视觉化叙事不仅有赖于所描述的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所传递的情感的震撼人心，还与读者和文本之间的视觉交流密切联系。李维把读者等同为观众，赋予读者注目历史的能力，如前言所言：“你能够看到明朗的纪念碑上树立的范例”，不仅提示了可注目的对象，而且注目的过程也将给读者带来有益的影响：凝望过去而获得的力量才能使从前的历史变得“有利”（salubre，健康的）和“有益”（frugiferum，有成果的），注视的过程直接关系到观众主观能动性的激发。这一积极影响从罗马历史学家萨鲁斯特的记述中可见一斑，“我常听说昆图斯•马克西姆斯（Q. Maximus）、普布利乌斯•西庇阿（P. Scipio）和我们国家的其他要人习惯宣称，无论何时当他们凝视祖先的雕像时，他们的内心便被对美德的强烈追求点燃了。显然，既非蜡像也非雕像具有如此重要的力量。它来自对功业的回忆，这把火在显要人士的胸中膨胀，无法疏解，直到他们自己的英勇等同于那些楷模的声名和光荣”。注视祖先的形象与追忆祖先的事迹紧密联系在一起，祖先的功业化为榜样的力量，引导后人遵循效仿，凝望历史的过程本身便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李维希望笔下的历史有如祖先的雕像一般，能够激起读者追忆过去、媲美祖先声名的热情。

　　李维研究学者往往从语言和心理两方面入手，探讨李维如何呈现富有感染力的历史画面。从语言组织来看，李维明显使用了连词省略、短从句、词语堆叠，运用了现在式和不定式，用简洁间断的从句快速列举出一系列事件，突出敏捷的行动或澎湃的情感。从心理烘托来看，在记载一次会议、一座受围的城市或一支行动的军队时，李维善于描绘人的情感反应，达到了富有感染力的再现。然而，这些分析却忽略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视觉交流。如纪念碑一般的历史记载以视觉交流的方式向所有读者传递出德行方面的期待，读者凝视着罗马城的历史发展，回忆逝者的生平事迹，自觉仿效他们的崇高德行，与李维告诫读者从范例中择选适于效法的行为、规避理应抵制的恶行的著史目的相一致。

三、李维对纪念碑（monumentum）的描写

　　李维笔下的历史如同纪念碑具有可见的形象，这不仅是一种风格化叙事手段，也是李维叙述的内容。如前文所述，历史记载仅是纪念碑的类型之一，坟墓、建筑、雕塑等凡是能够保存人物与事件记忆的事物均归类为纪念碑。李维对有形纪念碑的记述便利了读者与文本的视觉交流，架设了读者与历史之间的认知桥梁。

　　对有形纪念碑的描绘是视觉化叙事的重要手段，李维记述罗马早期历史时经常提及纪念碑的来历，在增强作品画面感的同时，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定位清晰且不断扩容的罗马城市地图。老塔克文的儿子高傲者塔克文公然篡夺国王塞尔维乌斯的权力，把他摔下元老院会堂的台阶，国王在回家途中遇刺。王的女儿图里娅拥立丈夫塔克文为王，乘车归家途中经过希普里乌斯街区，丧心病狂地从父亲的尸体上轧过，事发之地作为纪念地被称为“罪恶之街”。李维特别以希普里乌斯街区和晚近修建的狄安娜祭坛作为位置参照，既追溯了“罪恶之街”地名的由来，又以空间位置丰富了历史叙事的展开。李维在标记地点时，在读者眼前描摹出带有地理坐标的历史画面，借助如此形成的空间画面将读者带入到历史现场，罗马历史上罪恶的一幕在读者眼前上演。

　　罗马国王老塔克文打算增加骑兵百人队，但对飞鸟占卜的宗教仪式不屑一顾，占卜师施展神奇力量，让这位国王心服口服，遵仪守序。李维称就在事发地公民大会会场的石阶上立起占卜师安图斯的蒙头雕像，这尊雕像成为罗马人宗教崇拜的虔诚象征，它背后的故事也成为铭刻在纪念碑上的可敬范例。第二卷里，面对家族统治被推翻，末主高傲者塔克文不肯善罢甘休，向埃特鲁里亚城市克鲁西乌姆的国王波尔谢那求援，希图复辟王政。罗马人从乡间撤到城市严阵以待，罗马城四周有城墙和台伯河为屏障安全无虞，唯独木板搭建的桥梁成为敌人有机可乘的入口。霍拉提乌斯•考克勒斯（Horatius Cocles）在最后关头拯救了罗马，他警告同伴立刻拆毁木桥，本人则在桥头据守，牵制敌人。罗马为了感谢他的英勇无敌，在公民大会会场为他树立起一座雕像，表彰他的英勇行为。李维在历史叙事中提及纪念性雕像的建造经过，让读者眼前浮现出闪耀德行光辉的纪念景观。另有一位罗马人穆奇乌斯（C. Mucius）也以胆量过人著称。波尔谢那派军围困罗马，希望坐享其成夺取这座城市。此时，罗马贵族青年穆奇乌斯为遭到曾是手下败将的敌人包围而感到羞耻，潜入波尔谢那的军帐行刺，举事不成被捕。波尔谢那威胁把他投入大火，穆奇乌斯面无惧色，把手伸进为献祭点燃的火中，好像毫无知觉。波尔谢那被他的勇气惊呆，将他无罪释放。元老们为表彰穆奇乌斯的勇敢，授予他台伯河西岸的一块土地，此地后来得名“穆奇乌斯牧野”。女人们也受到他勇气的鼓舞做出爱国之举，一个名叫克洛利娅（Cloelia）的人质，躲过埃特鲁里亚的哨兵，带领一帮女孩泅渡台伯河回到亲人身边。波尔谢那得知消息，先是震怒，随后不禁叹服这名女子的果敢，但要求罗马方面将她送回，否则视为违约。这位王赞美克洛利娅的过人胆识，准她带走半数的人质。罗马人在圣路的制高点立起一尊克洛利娅的骑马雕像，以示嘉奖。在李维的笔下，波尔谢那国王数次因为惊叹于罗马人的勇敢而置自身利益于不顾，或撤除包围，或释放行刺者，甚或释放大批人质，李维的描写存在爱国主义的想象和歪曲，这究竟源自他本人抑或罗马编年史传统，我们暂且不论。但他对罗马人美德的彰显、对英勇事迹的纪念是显而易见的。罗马人重视纪念碑铭记历史、教化德行的特殊意义，李维的用意亦是如此，他将对纪念碑的描写编织进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之中，借助耳熟能详的地名、坟墓、纪念性雕像，帮助读者想象出曾经发生的历史场景，再以逼真还原的历史场景激发读者遵循效仿的动力。通过重建读者与文本的视觉交流，李维达成了教化人心的撰史目标，读者能够从认识罗马城的历史发展中发现并重新演绎可供效仿的范例。

　　李维经常探究人文和地理上的纪念碑的来历。譬如，他在著名的霍拉提乌斯的故事中标记出罗马城各处值得纪念的地点，也通过纪念碑的描写佐证自己的历史记载。罗马传说中第三位国王图鲁斯•霍斯提里乌斯尚武好战，寻衅与阿尔巴•隆伽开战。双方约定以两个孪生三兄弟的输赢决出胜负，罗马一方为霍拉提乌斯兄弟（Horati），阿尔巴一方为库里亚提乌斯兄弟（Curiati）。战斗开始，两名霍拉提乌斯兄弟不幸阵亡，最后一位霍拉提乌斯力挽狂澜，反败为胜。李维把笔触进一步延伸到家庭关系、民事权利及宗教仪式。霍拉提乌斯凯旋回家后刺死了为未婚夫库里亚提乌斯哀悼的姊妹。经过审判和上诉的司法程序，霍拉提乌斯被宣判无罪。他从木梁下钻过，完成了赎罪祭。

　　霍拉提乌斯的故事中不仅记载了早期罗马人与阿尔巴人针锋相对、跌宕起伏的战斗细节，而且提及了留存后世的物质遗迹，壕沟、墓葬、木梁及其名称的由来。李维首先记载了罗马城附近一座消失无存的壕沟，阿尔巴人大军曾经在此驻扎，这里以他们国王的名字命名。五名战士在倒地身亡的地方埋葬，李维提及了他们坟墓的位置。霍拉提乌斯委身钻过的木梁得名“姊妹梁”，李维称这根横梁在他生活的年代仍有人维护。故事里包含对四处地点、两项法律和一项规定的探源：霍拉提乌斯兄弟和库里亚提乌斯兄弟的坟墓、霍拉提乌斯矛、霍拉提娅在卡培那门外的坟墓、姊妹梁、罗马公民向公民大会起诉的上诉权（provocatio）、审理叛国罪的两人团制度（duumviri perduelionis）以及禁止对国家敌人哀悼的规定。与他的史料来源之一克劳狄乌斯•夸德利伽里乌斯（Claudius Quadrigarius）的残篇比较，李维的这段记述有许多精心设计的细节改编。他把传统故事嵌入戏剧化场景之中，强化了戏剧冲突，使霍拉提乌斯的故事更加扣人心弦。李维对历史遗迹的描绘一方面增进了视觉化叙事效果，另一方面这些探源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里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早期罗马的历史信息主要通过三种媒介获得，一是纪念碑，二是罗马法，三是文献作品，我们无法直接断定李维这里运用的文献资料出自何处，但可以确定的是，故事建构所依据的基本要素——纪念碑——是李维历史记载的证据和信息来源之一。福克斯称：“整个第一卷充满着对起源的探究，吸引着人们把起源看成某种微观的罗马历史，他所描写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及其动机，以及他们身后留下的有形纪念碑，都使得早期罗马成为日后发展的温床。”这些纪念碑在罗马城里建立起来，也在李维的文本中铺陈开来，贯穿对罗马历史变迁的整个记载，搭建起罗马历史的叙事框架。

　　李维的视觉化叙事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栩栩如生、逼真生动，且与历史的真实性密切相关，视觉上的清晰再现直接关系到历史记载的可信与否。正如莫里斯所说：“真实是一件可以被李维和他同时代人看见的事，真实在过去也是通过可靠的见证人看见，并在历史传统中传递的事。为了向读者传递这一真实，李维必须把它放在光明之下来突显它，读者才会看到真相，有时能更为清晰地感受到真相。”纪念碑的清晰呈现传达出的是历史的真实可信。

　　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指出：“许多诗歌主题与本地的传统、纪念碑和祭仪地点紧密联系。霍拉提乌斯的故事和姊妹梁、坟墓联系在一起，克洛利娅的故事和骑马雕像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这些故事的保存与可见的纪念性事物有联系。”传说故事的流传得益于纪念碑，一处处纪念碑保存着对历史的见证，李维再现的纪念碑保存着对历史的记忆。菲尔德说：“李维把罗马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描写为景观，将读者对其文本的体验与对实际景观的体验融为一体。将专门的历史插叙和景观与罗马文化中的社会功能联系在一起考量，可以看出，李维以吸引读者目光的叙事策略再现文本中描述的事件，再生产这些事件的政治影响，进而对时代发挥作用。”文本中与现实中的纪念碑共同发挥出行之有效的政治影响和时代意义，纪念碑在罗马社会文化中的功能深深刻写在李维的文本之中。

结语

　　由于李维的《建城以来史》被看作有关早期罗马和罗马共和国史最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罗马史学发展脉络和主要特征的重要材料，因此长期以来，以考证史料真实性和叙事手法艺术性为侧重点的研究范式成为李维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美中不足的一点在于，这种视角缺少了对历史内容和叙事形式二者之间紧密关系综合融通的分析，历史内容及文学形式之间严格运用了两分法分析范式。因此，本文着力探讨了李维书中纪念碑的准确含义及其对纪念碑的再现，力图从细微处考察叙事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纪念碑（monumentum）一词内涵丰富，在宏观意义上，前言中的纪念碑指的是写入李维《建城以来史》的罗马历史，李维的作品也因为记录了罗马历史上的丰功伟绩而被视为不朽的丰碑，纪念碑一词兼有罗马国家的历史和李维的历史书写双重含义。李维以隐喻的手法使用该词，把所撰写的历史比喻为坚不可摧的纪念碑，文本中重建的人物和历史象征着罗马人永远不应遗忘的道德丰碑。在微观意义上，纪念碑原意为具有纪念价值的物体、器物、地点等物质遗存，历史书写仅是纪念碑概念的引申含义。李维经常介绍罗马城市的地理坐标和建筑景观的由来，结合对这些纪念碑要素的探源和参照来营造历史场景，对纪念碑的如实描绘与插叙故事的生动再现交织在一起，确保读者能够在头脑中及时联想到现实中的纪念碑，一地一物与历史故事紧密交织、相辅相成，在读者眼前呈现出一幅幅历史画卷。

　　怀斯曼曾分析历史学家和演说家的相似之处，“历史学家宛如演说家，如果历史学家必须提供善恶的范例以便影响读者的态度和行为，那么说服便是他的任务，不亚于演说家。”罗马的演说家特别善于利用观众熟悉的场景和纪念性建筑展开演讲，完美地利用这些场景是说服性艺术取胜的关键一环。实现修辞学目的，成功说服读者，必然要以读者的已有认知水平和惯常认知方式为前提。在古罗马的半文字社会中，实体的景观和纪念性建筑构成了罗马人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民众沟通交流的背景下，演说家将场景和记忆与演说主题有机结合，依托发表演说的环境、借助对外部世界的重新展现来说服观众，不失时机地调整对现实的展现，更新观众已有的认知，实现演说家的说服目标，这样的演说策略也融入李维的作品之中。李维将历史叙事与读者熟悉的实在场景紧密衔接，在读者脑海中勾画出更加逼真的历史画卷，这种想象因为现实中的纪念碑和文本中的纪念碑重合而显得格外真实，仿佛历史从未过去，历史就在眼前。

　　对罗马人而言，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文本的视觉表现力，视觉呈现的清晰程度与历史记载的可信程度紧密联系，罗马人的视觉性认知方式影响到他们对历史事实的捕捉。李维按照罗马历史的发展线索描写了与罗马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古风古物，这些纪念碑是李维历史记载的对象，也是其信息来源之一，加强了文本的权威性。

　　文本中呈现的纪念碑，丰富了读者见证历史的途径，拓宽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为实现与历史文本的互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体验。视觉交流方式的介入使读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对文本的理解中来，增强了对文本的体验度和认知度，对罗马城地理和历史的认识也因而变得丰富立体。美国学者玛丽•杰格指出，“《建城以来史》包含了抽象的理想和专门的记录，以这样的方式，纪念碑，连同纪念碑所带来的专门记录、往往是情感上的联想，使读者重新考虑塑造共同体及塑造景观之间抽象性的对立，同时这些扼要提及的景观重组了纪念碑，以便从混杂的事件中推导出有组织的范式。”李维在文本中重建了罗马城内的纪念碑，搭建起历史书写的叙事框架，同时通过对纪念碑的描绘，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他让读者站在远处观瞧，也让读者近处凝望，真切地感受历史，有导向性地激励读者产生回应罗马伟大历史的冲动，激发读者对罗马国家的拳拳之心。

　　综上所述，“monumentum”一词不局限于历史和历史记载，凡是能够唤起对某人某事回忆的均属于纪念碑。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发挥铭记历史、垂训后世的价值功用。李维力图在读者的眼前重现一个充满生机的罗马世界，那个展现着数不清的历史人物、演绎着无数历史故事的罗马世界。他不仅通过技巧娴熟的修辞手法展现这些人物个性鲜明的性格，淋漓尽致地描绘历史事件，还通过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地一物的描绘穿插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之中，凸显罗马人恪守的道德操守，一定程度上佐证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纪念碑的功能特性是由古罗马的社会文化决定的，它在民众认知上的重要性决定了李维对纪念碑描写的独到设计。李维记述了罗马城历史变迁中的文化遗迹和城市景观，增强了罗马公民与这座城市紧密的精神纽带，为实现唤醒罗马人民族精神的治史目标，李维在视觉化叙事策略上可谓别有一番巧思。

　　（注释略）

（作者：王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