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凯：旧史新编：约尔达内斯、保罗与中世纪早期罗马历史书写的新起点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研究者将中世纪早期的罗马历史作品看成古代罗马史家作品的粗糙汇编，认为它们缺乏研究价值。然而，近年来对中世纪抄本数量的研究表明，罗马历史是中世纪史家及读者最感兴趣的题材之一，这一现象值得反思。哥特人约尔达内斯和伦巴德人保罗的民族史作品广受学界的关注，但与之密切相关的两部罗马史作品则受到忽视。作为中世纪最早的两部拉丁语罗马史著作，这两部作品存在着诸多基督教史学的共性，两位史家都有着相似的蛮族和基督教身份，然而他们各自的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立场，使他们笔下的罗马历史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他们对罗马历史的不同解读展现了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政治、宗教、地域身份认同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同时也表明，中世纪早期史料中对罗马历史的关注和解释往往是史家对其所处时代问题的回应，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中世纪早期　罗马史　多元化视角　约尔达内斯　执事保罗

　　在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曾经由罗马帝国所统一的地中海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过，“罗马帝国”在中世纪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罗马帝国丰富的历史遗产是中世纪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泉，罗马历史也是中世纪史家及其读者最感兴趣的题材之一。罗马历史是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共同的记忆，为中世纪早期史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论据和充分的解释空间，这些史家笔下的罗马历史书写不仅揭示了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各地对罗马历史不同的接受情况，也往往能够映射出作者本人在政治、文化、宗教上的立场或诉求。通过对这些历史文本的个别考察和横向比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各地在政治、文化、观念和史学编撰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近年来对中世纪抄本数量的研究表明，除了弗洛鲁斯、尤特洛比乌斯、奥罗修斯等罗马作家的著作以外，哥特人约尔达内斯和伦巴德人保罗（执事保罗）这两位中世纪早期史家撰写的两部《罗马史》留下了大量的抄本，是中世纪十分流行的罗马史著作，也是6世纪以后史家最早撰写的两部拉丁语罗马通史著作。

　　莫滕森选择的是他认为具有通史性质的罗马历史作品。凯撒、撒路斯特等中世纪十分流行的罗马“断代史”作品，优西比乌斯、索佐门、君士坦丁堡的苏格拉底等人涉及晚期罗马帝国历史的教会史作品，以及接续哲罗姆编年史的一些简短的编年史作品都没有纳入表格之内。此外据其统计，李维的原作以及塔西佗和阿米安的作品在13世纪前留存不多。由此表可见，除去6世纪的约尔达内斯、8世纪的保罗和9世纪加洛林时期的学者弗雷库福斯的作品以外，其余所有作品都来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前的作家。

　　在传统的中世纪史学评价体系中，约尔达内斯和保罗的地位往往和他们所撰写的民族历史联系在一起。按照19世纪以降实证主义史学的价值取向，约尔达内斯的《哥特史》和保罗的《伦巴德人史》作为“蛮族四史”中的两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这两位历史学家本人却被看成“天真、粗糙”的“蛮族历史学家”。他们的贡献仅在于摘录、汇编了中世纪早期西欧各民族祖先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下，这两位作家所撰写的两部《罗马史》被大多数学者视为对古代罗马历史著作的简要汇编，无论从史料价值上还是从修辞技巧上都无法和古代希腊罗马史家相提并论，不值得研究者过多的关注。

　　这一观点主要源于19世纪日耳曼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德国学者。公元5世纪到7世纪的西欧和公元12世纪到13世纪的北欧，被一些近现代形成的民族国家看成是自己民族的起源时期。19世纪德国学者认为，中世纪早期蛮族历史学家的作品是理想中日耳曼民族史学的滥觞，其中蕴含着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因此，虽然这些作品与古典史学作品相比显得粗糙、杂乱，但其中的内容却真实可信，展现出了原始质朴日耳曼史学特征。这样的观念长期主导了学术界对中世纪早期史学的看法，研究者往往热衷于辨析中世纪早期民族史学中的日耳曼文化传统，忽视了希腊罗马古典史学与中世纪史学之间的联系。

　　不过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彼得·布朗等学者通过对公元4世纪到8世纪期间地中海世界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揭示了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文明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与此同时，随着文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和对史料批判的重视，在以沃尔特·高法特、沃尔特·波尔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中世纪早期研究者的推动下，学术界对中世纪早期史学作品的认识也开始改变。如今的研究者认识到，中世纪早期史学作品往往继承了罗马帝国晚期的史学传统，遵循着优西比乌斯和哲罗姆所建立的基督教编年史框架，另一方面也借鉴了弗洛鲁斯、尤特洛比乌斯、弗斯图斯等罗马帝国中后期历史汇编著作的形式。不过，中世纪早期史学作品并非简单地汇集过去的传说，作品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解读、摘录古代著作时所做的添加与删减往往隐含着史家本人的意图，其背后体现的是史家及其所针对的受众的观念和立场。

　　约尔达内斯和保罗的两部《罗马史》存在着诸多的共性：他们都将罗马历史纳入基督教的历史框架中；都以公元550年查士丁尼收复意大利的战争作为结尾；都以罗马帝国晚期历史学家奥罗修斯、尤特洛比乌斯等人的著作为主要参考资料。虽然在世界观、历史时段和编写方式上有着这些共性，但是这两位作者不同的时代环境和个人背景使他们笔下的罗马历史呈现出了全然不同的面貌：6世纪的哥特人约尔达内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军队中任职，当查士丁尼收复意大利、征服东哥特王国之际，他在君士坦丁堡写下了他的罗马史。8世纪的伦巴德人保罗是罗马教会的一位执事，他与加洛林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伦巴德王国灭亡前夕、查理曼帝国即将兴起之际，他在罗马城远郊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中完成了他的《罗马史》。这两位历史学家虽然间隔两个世纪，但他们的多重身份背景涵盖了“意大利、君士坦丁堡、蛮族、基督教”这几个中世纪早期地中海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视角。通过考察他们对罗马历史的不同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东部与西部在政治、宗教、地域和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约尔达内斯的《罗马史》与哥特历史学家的“罗马爱国主义”

　　约尔达内斯的《罗马史》写于公元551年左右。近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将约尔达内斯的《罗马史》视为其《哥特史》的附属品，认为这部作品是对此前罗马历史作家著作的剪辑和拼凑，并没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然而，在约尔达内斯的写作计划中，这两部作品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将目光转向了《罗马史》，将《罗马史》和《哥特史》的序言和写作结构进行比对，以此来解读约尔达内斯的撰史意图，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毫无原创性的史料编辑。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对《罗马史》展开进一步的考察。约尔达内斯在《罗马史》的开篇中展现了基督教编年史特征，他首先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罗列了古代的四大帝国，即亚述、米底、波斯和马其顿的历代统治者在位期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这正是优西比乌斯和哲罗姆开创的基督教史学传统。四大帝国相继取得了世界的霸权，而罗马人终结了这一循环，他们在奥古斯都时期建立起了最终统治世界的帝国，耶稣基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降临，向全世界彰显了神迹。

　　《罗马史》的第一部分通过这份以罗马统治者为终点的“大事年表”，展现了罗马帝国在基督教世界史框架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部分结束之后，约尔达内斯才正式开始讲述罗马建城以后的历史。在撰写罗马王政时代和共和时代的历史时，约尔达内斯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2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弗洛鲁斯的《罗马简史》。至于奥古斯都时代以后的历史，他主要参考了奥罗修斯的《反异教历史七卷》。不过，约尔达内斯的《罗马史》并不是此前罗马历史著作的简单汇编，他作品中所试图展现的主题与他所参考的作品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论述共和时代晚期的历史时，弗洛鲁斯记载了罗马共和国对外战争的业绩，但也同时记录了国家内部的激烈斗争。约尔达内斯只保留了马略、苏拉、凯撒、庞培、克拉苏等人为罗马人民开疆拓土的功绩，几乎完全略去了这些人所挑起的激烈内战。读者所看到的是罗马人不断征服地中海各民族的历程，以及征服战争中罗马人的英勇事迹。

　　在奥古斯都时代以后，约尔达内斯不再以征服战争作为其历史叙述的主线，而是聚焦于历代罗马皇帝在位期间的统治状况。他参考了不少奥罗修斯《反异教历史七卷》的内容。不过，虽然同为基督教历史学家，他对罗马历史的看法却与奥罗修斯全然不同。奥罗修斯从基督教教义出发，歌颂和平，怜悯战争带来的灾难和不幸。约尔达内斯几乎没有体现出这一宗教层面上的关怀，他更多地是站在罗马人的立场上，专注于描写罗马帝国对外的军事征服。军事功绩成了他评价历代罗马皇帝统治优劣的主要标准。他往往用“对国家有贡献”（profuit Rei Publicae）来评论对外征服取得成功的皇帝，而那些对外征服失败的皇帝则被他看成是“对国家没有贡献”（non profuit Rei Publicae）的统治者。在他看来，尼禄之所以“对国家毫无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残暴统治，更重要的是“他让亚美尼亚行省屈从于帕提亚人的统治，同时损失了两个军团，这些事情使罗马人蒙受了严重的耻辱。”除了选择图拉真作为继任者以外，涅尔瓦对国家毫无贡献。图拉真是“所有皇帝中最强大的”，因为他为国家征服了诸多的民族。哈德良和安东尼努斯·庇护因为没有发动对外战争，所以也“几乎对国家没有贡献”。在约尔达内斯看来，即便是信仰上的错误也无法掩盖皇帝对国家的贡献：

　　“背教者”尤利安统治了1年零8个月，他抛弃了基督教，转而崇拜偶像，他威逼利诱让许多人向偶像献祭。然而，他本人事实上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是国家所需要的，因为他投入了大量的军队与帕提亚人交战。

　　他对“背教者”尤利安的评价与当时基督教历史学家对他的主流评价颇为不同。而在全书最后，约尔达内斯提及了当前罗马帝国饱受蛮族入侵困扰的境况：

　　以上便是罗马帝国的衰落（的历史），此外还有保加尔人、安特人和斯拉夫人时常的骚扰。如果任何人还想了解这些，请他不厌其烦地去看其他的编年史和执政官年表，他将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罗马帝国内充满了沉痛的悲剧。他将会了解罗马帝国如何诞生，如何扩大，如何将整个世界纳入到它的统治下，以及如何在无能的统治者手中又失去了这些领地。

　　这段话和序言中约尔达内斯规劝友人的言论一样，流露出了他对尘世无常的感慨。然而，如果将这一段话还原到作者本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便可以发现约尔达内斯隐含的现实关怀：罗马人曾经是世界的统治者。但此前罗马统治者的无能和疏忽致使国家开始衰落，也让罗马帝国的领土受到了蛮族的蹂躏。这样的话语多次出现在同时代查士丁尼皇帝颁布的法令中。在公元534年收复北非后颁布的法令中，查士丁尼皇帝感谢上帝引导他帮助罗马帝国夺回了阿非利加行省，但也提到了“上帝的恩典并未给予朕的前任，他们不仅未能解放阿非利加，反而让罗马城也遭到了汪达尔人的洗劫，所有皇家的仪仗全被运往了阿非利加”。在两年后征服意大利的哥特战争爆发初期，查士丁尼在法令中重复了同样的话语：上帝允许查士丁尼恢复了古代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的统治，而不久之前，由于罗马统治者的怠惰，罗马人曾经一度失去了这种统治。

　　在这一时期的官方宣传中，查士丁尼皇帝指出，此前罗马统治者的无能和疏忽导致了罗马帝国如今的衰落。约尔达内斯的作品表达了对查士丁尼时代罗马帝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关切。从他对同时代历史事件的评论中能够更明显地看到他所秉持的立场：约尔达内斯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公元5世纪以后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的政治动荡和蛮族入侵的情况，罗马帝国衰亡的趋势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初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在位时期。这位皇帝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被四面八方的蛮族所包围，“皇帝根本没有能力去惩罚这些外敌，因为他甚至都无法维持国内的宗教秩序。”

　　在阿纳斯塔修斯去世后，查士丁尼的舅舅查士丁继承了皇位。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终于迎来了些许的转机，“当查士丁继位后，饱经磨难的国家勉强能够获得一丝喘息。”查士丁皇帝在统治了九年之后，“考虑到自己的年迈以及国家的利益，提拔了他的外甥查士丁尼成为共治皇帝和他的继位者”。在上帝的庇护下，查士丁尼皇帝很快阻止了帕提亚人的侵袭，平定了国内篡位者发起的叛乱，在很短的时间内征服了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将这两个王国的统治者和王室的财富全部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对于此后哥特人和罗马人在意大利重新爆发的战争，约尔达内斯把抵抗罗马军队的哥特人首领托提拉视作一个肆意破坏城市的暴徒。

　　因此，《罗马史》最后的结语并不只是约尔达内斯个人对当前罗马帝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评价，也是对查士丁尼皇帝官方宣传的回应。实际上，查士丁尼皇帝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反映在了约尔达内斯的历史叙述中。《罗马史》的序言中提到：

　　正如扬布利柯所说，罗马人用武力和法律（armis et legibus）塑造了世界：事实上，他们用武力统一了世界，用法律来维持对世界的统治。当我计划写一些关于时代进程的东西时，我认为有必要跟随一位最有学问的人……

　　在公元529年宣布《查士丁尼法典》正式完成的诏书中有着十分类似的表述：

　　国家最高安全的保障有两个来源，即武力和法律，正是通过它们的滋养，幸运的罗马人在过去超越了所有其他的民族，并且如果上帝允许的话，这种情况将会永远持续。

　　约尔达内斯在《罗马史》中所流露出的“罗马爱国主义”同样是我们理解《罗马史》的后续作品《哥特史》的重要线索。约尔达内斯对哥特人历史的记录并非仅仅是为了保存祖先的事迹，也同样抱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在《哥特史》中试图勾勒出一幅哥特人不断参与罗马历史，并且最终融入罗马历史的图景：哥特人的勇猛善战早在埃涅阿斯时代就已经声名远扬。他们在历史上与罗马人偶有冲突，但也经常与罗马人结盟共同对抗其他敌人，并且和罗马人一样留下了诸多光辉的事迹。对约尔达内斯来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这些古代哥特人传说的真实性，而在于这些古代历史对现实的意义。

　　在约尔达内斯撰写《罗马史》和《哥特史》之际，罗马人与哥特人正在意大利激烈地交战。如何消解他自己身上“哥特人”和“罗马人”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对立，如何在歌颂哥特人历史的同时为即将战败的哥特人同胞辩护，这是他试图通过历史写作回答的问题。在约尔达内斯看来，虽然哥特民族最终臣服于查士丁尼皇帝，但这无损于哥特人的荣耀：

　　这一值得称颂的族群臣服于一位更加值得称颂的统治者，投降于一位更加英勇的将军。他们的名字在各个时代都不会湮没无闻，胜利者和凯旋者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执政官贝里撒留将会被称为汪达尔人的征服者、阿非利加的征服者和哥特人的征服者。

　　在约尔达内斯看来，哥特民族并没有在战争中灭亡，《哥特史》中最后记述的事件，是公元540年查士丁尼皇帝安排了他的堂弟日耳曼努斯和哥特王族的公主玛塔宗塔联姻，这象征着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融合。罗马人本身就是一个混合民族。哥特人和历史上被罗马人征服的许多民族一样，成为了罗马人的一分子。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身份对立也由此消解。从约尔达内斯对古代罗马历史的书写中，能够看到他对其本人所处时代问题的现实关怀，罗马历史书写成了他回应时代问题的一种方式。

二、伦巴德人保罗与意大利“罗马民族”的历史

　　保罗的《罗马史》写于公元770年左右。这是他的第一部历史作品。作为活跃于意大利伦巴德王国宫廷中的神职人员，保罗应伦巴德国王德西德利乌斯之女阿德佩尔佳的要求，编写了这部作品。保罗在《罗马史》的致辞中提到了他撰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因为阿德佩尔佳在阅读尤特洛比乌斯的《罗马简史》时发现，这部作品过于简短，并且缺乏基督教的内容。

　　保罗作品的前10卷是以4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尤特洛比乌斯的《罗马简史》为基础所进行的改编，并且还续写了6卷，将时代一直扩展到了公元552年查士丁尼皇帝结束哥特战争、收复意大利为止。虽然他的作品以尤特洛比乌斯的《罗马简史》为基础，但这两部罗马历史作品却呈现出了相当不同的面貌。尤特洛比乌斯是公元4世纪中期罗马帝国西部宫廷中的高级官员，他应瓦伦斯皇帝的要求，从罗马城的建立开始，撰写了一部简要概述罗马人历史事迹的著作，该书的主要读者是瓦伦斯皇帝及其所属的军事精英阶层。8世纪西欧蛮族王国的宫廷贵族和4世纪罗马军事精英对罗马历史的需求并不相同。作为一位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保罗也没有按照4世纪罗马官员的笔法来阐述罗马历史。他对尤特洛比乌斯的著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增补和删改，其中较为显著的改动之一便是在尤特洛比乌斯的开篇之前增加了一段罗马建城前的历史。在保罗及其赞助人眼中，罗马历史属于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保罗在《罗马史》的开篇中遵循优西比乌斯和哲罗姆所确立的基督教编年史传统，将罗马历史纳入宏大的基督教世界历史框架中，从而展现了与尤特洛比乌斯全然不同的世界观。保罗在叙述意大利和罗马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时，会列出《圣经》中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主要事件，并且将罗马建城纪年、奥林匹亚纪年以及同时代埃及、波斯、两河流域一些重要统治者在位的年份一并列出，以便读者更加清晰地定位时代，这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幅广阔的世界历史图景。

　　保罗的开篇与传统罗马史学作品的开篇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虽然特洛伊起源是罗马文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在李维、塔西佗、尤特洛比乌斯等作家笔下，罗马历史往往始于罗马城的建立。古代罗马作家一般都倾向于将“罗马人民”视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罗马城的建立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开端。比如，瓦罗认为，罗马宗教虽然有着古老的源头，但它真正的历史开始于罗马政治共同体形成之后：

　　因为先有城邦（civitates），随后再出现由城邦确立的宗教习俗……就像先有画家，再有绘画，先有建筑师，再有建筑一样，城邦也先于那些由城邦所确立的事物。

　　而在李维笔下，“罗马人民”是在罗马城建立以后，因为遵从共同的法律而形成的：

　　在举行恰当的仪式敬拜诸神后，罗慕路斯召集民众，向他们颁布了法律，因为民众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凝聚成一个民族的整体。

　　盖尤斯在追溯古代罗马法律的发展历程时同样以罗马城的建立为起点：

　　我的目的是对古代的法律进行解释，我认为必须从罗马城建立开始追溯，这不是因为我要做冗长的文字评论，而是因为我可以从各个方面看到，这个完美的体系中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而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开始部分。

　　古代罗马作家对罗马城建立前意大利的历史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并不特别关心将罗马历史与此前意大利的历史联系起来。保罗作品的开篇中则强调了罗马人的意大利起源。意大利最初是由雅努斯神统治的，随后宙斯的儿子萨吞从希腊来到意大利，教导意大利的居民如何建造房屋、种植葡萄、耕种土地、铸造钱币，让他们脱离了野蛮的状态。萨吞的后代法努斯是拉丁人的直系祖先，而法努斯的母亲尼科斯特拉塔发明了拉丁人使用的文字，后来拉丁国王拉丁努斯对拉丁语进行了改革。在保罗笔下，这些意大利统治者都是罗马民族的祖先，其中包含着文化习俗和血脉上的传承，此后埃涅阿斯家族的到来仅仅是延续了这种传承。保罗借用了约尔达内斯的段落，用族群的融合来解释罗马民族的形成：

　　拉丁地区和托斯卡纳地区的牧人，甚至埃涅阿斯率领的弗里吉亚人，和埃万德率领的阿卡迪亚人，都涌入了这座城市，就好比各种各样的元素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造就了罗马民族。

　　保罗的罗马历史书写体现了中世纪早期史学较为关注的民族视角和地域视角。然而，保罗《罗马史》开篇中看似独特的“罗马史前史”实际上并非他所原创，而是来自公元4世纪的一部名为《罗马人起源》（Origo Gentis Romanae）的作品。保罗将这部作品中的故事以编年史的样貌呈现出来，他强调早期意大利统治者传承谱系中的血缘关系，用基督教世界史的纪年方式标注了这些统治者在位的时间，并且将意大利的各个族群与罗马民族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他叙述罗马民族的兴衰定下了基调，也与他之后所记载的伦巴德人的兴衰遥相呼应。

　　以特定的民族作为叙事对象、描述该民族的兴衰历程，实际上也是《旧约》中犹太史学影响下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史学的特征之一。因此，除了以民族和地域视角来解读罗马人的起源外，基督教史观始终是保罗最核心的视角。但是，保罗没有像优西比乌斯、哲罗姆、奥罗修斯等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历史学家那样，将罗马看成上帝计划中最后的帝国。在保罗所生活的时代，西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已然消失了3个世纪之久。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在他看来，罗马民族也同样会像此前的许多其他民族那样面临着逐渐衰落的境遇，而其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虔诚的统治者让罗马帝国脱离了上帝的引导。

　　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明显地体现在《罗马史》全书的最后一卷，即第16卷的开篇中：“由于罗马帝国对罗马城的统治终结了，对我来说，用‘我主纪年’来计算时间似乎要比之前所使用的纪年方法更加地明确和便利。”在这一卷中，不仅纪年方式从“罗马建成以来”变成了“我主纪年”，罗马历史的叙述开始围绕着正统信仰和异端信仰的斗争展开。罗马教宗们占据了一定的篇幅，他们的事迹往往是和异端的斗争，这些异端中也包括罗马皇帝。比如信奉异端的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不尊敬教宗荷尔米斯达的使节团，之后遭到了上帝的惩罚而死。查士丁尼皇帝也曾经陷入了异端，但之后在教宗阿加皮图斯的劝导下回归了正统信仰。有两位教宗因为坚持拒绝与信奉异端的君士坦丁堡主教安提慕斯妥协，遭到了皇帝的放逐。

　　保罗的《罗马史》记载到查士丁尼时代为止，然而在全书的最后，保罗特意说明，他会在此后的作品中继续书写罗马人的历史。这部作品就是《伦巴德人史》。《伦巴德人史》中保罗的叙述更加明显地展现出了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罗马人”身份认同在中世纪早期发生的转变。地中海东部的罗马帝国在此后日益陷入了异端信仰中，保罗开始频繁地使用“希腊人的国家”“希腊人”来称呼东部的罗马帝国及其统治者。在中世纪早期的拉丁文献中，“希腊人”这一称呼往往包含着地中海西部作家对东部希腊世界文化身份和宗教身份的贬低。保罗称莫里斯皇帝是第一位“来自希腊人中间的皇帝”。公元663年皇帝康斯坦斯二世率领军队来到意大利，保罗将皇帝的军队称为“希腊人的军队”。康斯坦斯二世在这一年的七月访问了罗马城，受到了教宗维塔里安和“罗马人民”的欢迎。但皇帝的军队此后在意大利南部压迫人民，洗劫教堂，保罗认为这体现了“希腊人的贪婪”。

　　在《伦巴德人史》中，“罗马人”和“罗马帝国”这两个概念开始分离。保罗笔下的“罗马帝国”逐渐变成了“希腊人的国家”，“罗马人”则被他用来形容生活在意大利的居民。这些“罗马人”名义上仍然是皇帝的臣民，但他们并不希望东部的希腊人前来干涉意大利的事务。在哥特战争结束后，意大利的“罗马人”曾经要求皇帝解除将军纳尔泽斯在意大利的职务，因为“为哥特人效力也要好过为希腊人效力”。在保罗的叙述中，随着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意大利的“罗马人”与希腊人皇帝的关系也愈发疏远。意大利的“罗马人”能够独立自主地向伦巴德人宣战或媾和。当信奉异端的皇帝菲利皮科斯写信要求罗马教宗否认第六次普世大公会议的效力时，这位皇帝遭到了罗马城内“罗马人民”的反对：“罗马人民决定他们不会在文件上写下这位异端皇帝的名字，也不会在钱币上铸造他的头像。”在保罗笔下，“罗马人”这一身份的内涵实际上变成了在罗马教会领导下的意大利人。

　　作为一位8世纪意大利的史学家，保罗的作品也展现了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域视角，在叙述罗马历史时也偏重于记录意大利的情况。这种“意大利中心论”的倾向尤其体现在叙述公元476年以后的历史中。保罗花费了相当长的篇幅，描述了查士丁尼在意大利发动的哥特战争，也称赞了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在文化上的辉煌成就。保罗提到了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兴建，但是他没有提到查士丁尼时代的任何希腊作家的成就。保罗列出了4位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者：卡西奥多路斯、小狄奥尼修斯、普利斯奇安和阿拉托。这些人全部是拉丁作家，除了君士坦丁堡的语法学家普利斯奇安以外，其他人全部都生活在东哥特王国统治下的意大利。

　　保罗的《罗马史》虽然是4世纪罗马史家著作的改编，但8世纪意大利的宗教、民族与地域的身份立场始终影响着他对罗马历史的阐释。他将罗马人看成一个起源于意大利的民族，并且站在罗马教会和意大利人的立场上解读罗马历史。和约尔达内斯一样，他的罗马历史书写也是对他本人所处时代的回应，展现了中世纪早期地中海地区身份认同多元化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

三、罗马历史书写的新起点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认为：“与其探究罗马帝国为什么衰亡，我们更应该惊讶于其为什么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在罗马帝国漫长的统治时期，地中海地区多元化的宗教、地域、民族等身份是一股潜在的“离心力”。在罗马帝国西部政权衰亡后，到了中世纪早期，西欧各地政治上的分裂往往使上述这些始终存在的身份认同得到了强化。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中世纪早期史学家及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地中海世界身份认同的重新构建的过程中。虽然中世纪早期的史学家充分借鉴了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史学和世俗史学的形式和方法，但是他们身处的时代环境与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史学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教史学家和传统的多神教史学家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立场，但他们共同拥有罗马人的身份认同，他们所针对的读者也是和他们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罗马人。而中世纪早期的史学家需要面对的则是地中海世界分裂后的新格局，曾经主导地中海世界的罗马认同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地中海西部的蛮族王国中，蛮族统治者与原先罗马帝国的居民在政治、宗教和族群认同上仍然存在着潜在的张力。这些地区的人们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后才会互相融合。而在地中海东部，传统的罗马认同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地域和文化发展也正在转型。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重新塑造身份认同的过程在中世纪早期的史学作品中也有丰富的体现。不同地区的史学家对于罗马历史的不同态度，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身份认同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约尔达内斯和保罗的两部《罗马史》便是这一时代进程中的产物。与大多数古代罗马史家不同，他们都将罗马历史嵌入基督教的世界历史框架中，都习惯于给出同时代罗马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的重大事件记载。虽然都采用了基督教史观，但两位作家在处理基督教和罗马历史相关题材的内容时则各有侧重。约尔达内斯侧重于记载罗马人的征服战争与罗马统治者在军事方面的功过得失，他没有像奥罗修斯那样谴责战争带来的灾难，强调上帝和基督教信仰对罗马历史的影响，而只是在叙述中简短地插入了早期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他甚至还认为“背教者”尤利安是“罗马帝国所需要的人”。对他来说，基督教信仰固然重要，但皇帝的军事能力同样是罗马帝国兴盛的关键。保罗作品中基督教的存在感则更为突出。保罗在论述君士坦丁时代以后的罗马皇帝时，侧重于关注这位皇帝的信仰。罗马帝国的命运往往与罗马统治者信仰的正统与否联系在一起。而随着时代的推进，不少皇帝信奉了异端，罗马教宗在随后的罗马历史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统信仰与异端统治者之间斗争的内容也越来越多。相比之下，约尔达内斯则没有提到与任何罗马教宗相关的内容。

　　虽然两位作家的作品都从罗马历史的起源一直记载到查士丁尼时代为止，覆盖的时间段相同，但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地域视角，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在两部作品对公元5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历史的描述中尤为明显。约尔达内斯更加关心帝国东部的历史事件，主要内容仍然围绕着帝国东部历代皇帝的军事活动，在瓦伦提尼安三世死后，他再也没有提到过西部的皇帝，而保罗则提到了455年以后的所有西部皇帝。但是，在记述公元5世纪以后的罗马历史时，保罗《罗马史》的主要角色并非皇帝，而是阿拉里克、阿提拉、盖瑟里克、奥多阿克和狄奥多里克等入侵意大利的蛮族领袖。从这两位中世纪早期史家的罗马历史书写中可以看到，随着地中海世界政治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转型，中世纪早期史家的作品以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新的宗教、民族和地域身份立场来解释过去，他们的解释背后包含着他们的现实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东部和西部对罗马历史的不同解读并不仅仅留存于文本上，也同样反映在此后的政治和文化交往中。公元865年，教宗尼古拉斯一世写给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的书信中利用罗马历史传统谴责了皇帝对拉丁语的贬低：

　　你如此疯狂，以至于侮辱拉丁语，在你的信中称它为野蛮和斯基泰式的语言……如果你因为不懂拉丁语而说拉丁语野蛮，你应该小心：当你不懂罗马人的语言时，自称罗马皇帝是不是很荒谬？事实上，在你的信的开头，你称自己为“罗马皇帝”，但你竟敢称罗马语言为野蛮！所以，放弃“罗马皇帝”的称号吧，因为根据你自己的看法，他们是野蛮人，你声称是他们的皇帝！

　　在867年写给兰斯主教兴克马尔的书信中，尼古拉斯一世也提及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双方对罗马历史的不同理解：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希腊人甚至夸耀地宣称：当皇帝从罗马城移驾到君士坦丁堡后，罗马宗座的首席权也由此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所以罗马教会的尊贵领导地位和特权也由此转移了过去。

　　皇帝对“蛮族拉丁语”的鄙视，教宗对不谙拉丁语的“希腊人皇帝”的谴责，以及双方对迁都君士坦丁堡这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都揭示了罗马历史在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中的作用。罗马教宗与君士坦丁堡皇帝都试图将自身的权威建立在罗马历史所塑造的传统之上，他们对罗马历史的解释往往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大约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看到，该文献中对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时代罗马历史（传说）的叙述和解释形成了“君士坦丁赠礼”故事的最初版本，而这一故事在此后成为罗马教会在拉丁基督教世界构建自身权威的重要依据。虽然在这些中世纪早期史料中，对罗马历史的关注往往充斥着对罗马历史的歪曲或误读，对于研究者了解古代罗马历史或许助益不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何书写罗马历史，如何解释罗马历史在中世纪早期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了解这一时代的重要窗口。

　　（注释略）

（作者：康凯，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