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绍祥：罗马共和政治中的恩庇关系——西方学界两百年来的研究与争论

内容提要：对罗马共和政治中恩庇关系地位的认识，是界定共和国政体和政治生活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19世纪的蒙森和库朗热等人较为关注恩庇关系在王政和共和国初期的作用，认为随着平民贵族斗争的结束，恩庇关系不再重要。格尔策和塞姆及其追随者强调显贵阶层通过恩庇关系操控罗马政治，并从不同方面挖掘恩庇关系在罗马内外政策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但过分注意显贵作用的结果，是精英阶级成为了罗马史的全部，进而引起了布隆特和米拉等人的挑战。他们重拾波利比乌斯的论述，试图重新强调民主因素在罗马共和政治中的作用，使相关研究转向更具体的制度和交流层面。虽然学界最近似乎不再特别关注恩庇关系，但罗马的制度安排、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都给恩庇关系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它的作用仍然需要我们充分重视。

关键词：罗马共和国　恩庇关系　学术史　蒙森　塞姆

　　在罗马共和政治研究中，恩主—门客关系及其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方面。所谓恩主，拉丁原文为patronus，按照《牛津拉丁语词典》的解释，包含三个重要含义：可以给他人提供保护的、有影响的人；给共同体提供保护的人；法庭中为客户陈述案情或辩护的人。与恩主相对的是门客，拉丁语原文是cliens，如果抛开人与神关系的义项不论，该词基本也是三层含义：依附于影响或政治权力更大的人；指望罗马人照顾自己利益的意大利人或共同体；依附者，外国首领或城市的封臣，含义上大体与恩主相对。恩主与门客的关系被称为恩庇关系(patronage或clientship，取决于从恩主还是门客的角度看)。根据现代社会学家的定义，“恩庇关系是基于恩主和门客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恩主，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帮助和保护某个其他人，后者就成为他的‘门客’，作为回报，后者给恩主提供某些服务。虽然所交换的服务的性质可能相当不同，但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因此，恩庇关系是两类人关系的集合：一方使用其影响、社会地位或某种其他特质去帮助和保护他人，另一方是得到他们帮助和保护的人。”如果细分，则恩庇关系本质上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它涉及商品和服务的相互交换；第二，这种关系与市场上的商业交换有别，它必须是某种持续性的人际关系；第三，它是不对称的。参与双方既不对等，在交换中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也不相同。这个特质把恩庇关系与平等者之间的友谊区别开来。”此外，恩主和门客的关系是相互的和相对长期的。门客(clientes)在拉丁语中可能来自动词cluere或clinare，前者的意思是服从，后者的意思是依靠，无论哪个义项，都暗示双方地位不对等。这对社会学概念被广泛用于罗马史研究，以概括罗马政治精英和大众的关系。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恩庇关系从近代罗马史学发端就受到注意，并成为判定罗马共和国政治是民主还是寡头政治最重要的指标。重视恩庇关系作用的学者，如格尔策和塞姆等，往往强调共和政治的寡头特征，否定恩庇关系作用的如米拉等，更突出罗马混合政体中民主的一面。遗憾的是，对于研究罗马共和国政治如此重要的路径和解释模式，在中国学界尚未得到学者们足够的注意，鲜有系统介绍。本文的目的，是对这种研究模式的缘起及其在罗马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作用做初步介绍。因学力所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祈师长和同行批评指正。

一、追寻恩庇关系的起源

　　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讨论恩庇关系的是尼布尔。他推测早期罗马人是外来征服者，只有罗马人的家长才拥有公民权，其他被征服者只能寻求罗马家长的保护，成为贵族的被保护民(aerian)或门客(clien)，他们自己则成为恩主。恩主赐予门客一小块土地，后者作为佃耕者，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都依赖于恩主。共和国早期，随着平民和贵族的冲突，恩庇关系日益松弛，部分门客加入了平民队伍。平民则自塞尔维乌斯改革以来逐步加入公民队伍，并选举自己的官员保民官，地位不断提升，终于获得充分的罗马公民权，成为罗马国家的一部分，恩庇关系因此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

　　尼布尔对贵族、门客和平民关系的构建，以及他对共和国时代恩庇关系作用的轻视，成为19世纪上半期罗马史学界的主流看法。然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学界开始偏离尼布尔的解释。蒙森从罗马制度和法律发展的角度阐述恩庇关系在早期罗马的地位和作用。他给予狄奥尼修斯某种程度的信任，将恩庇关系作为罗马王政以及共和国早期存在的一种辅助性法律制度。他赞同尼布尔的基本看法：早期罗马国家是贵族家族的联合，只有这些家族的成年男性家长是公民。但蒙森认为门客是那些暂居罗马、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公民的自由人。门客“有些是离开故土的逃亡者，在他乡寻求收容和保护；有些是奴隶，主人对他们暂时放弃权力的行使，给他们以实际上的自由……一家的门客与狭义的奴隶构成听命于‘恩主’(patronus，如同patricius)的‘仆从’”。恩主一方面不能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门客，因为门客是事实上的自由人，但仍对门客承担某种义务，“主人在道义上有责任赡养和保护自己的下属，由于门客的地位实际比奴隶更为自由，所以恩主对门客的道义责任意义重大。”门客作为外来人，不享有罗马公民权，被贬称为平民。所以，门客和平民是一个群体。随着罗马征服周围邻邦，迁居罗马的外人和平民日益增加，公民则因战争损失，人数逐渐减少，使平民逐步摆脱旧日主人的控制，形成与旧公民相对的另一集团——平民。塞尔维乌斯改革使平民加入军队并承担税收，他们从此成为军队主力，因参加森都利亚大会获得政治权利，以及部分战利品，“自从平民不再仅有被征从军的义务，而且在公民大会中，遇征询意见时他们也有表决权，最贫苦的客民的头颅和脊背现在也受上诉权的保护，与最高贵的旧公民无异，从此走向完全平等的最艰难的第一步就算已经迈出。”王政垮台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使平民获得一系列权利，恩庇制度在罗马共和国政治中不再具有直接作用。

　　伊奈部分接受了尼布尔的看法，认为早期罗马是一个征服者的国家，只有罗马人才享有公民权，被征服者成了平民和门客。二者唯一的区别，是门客臣服于某个具体的贵族，平民则臣服于罗马国家。早在王政时期，门客和恩主之间的关系已经松弛，塞尔维乌斯改革使门客获得某种权利，并与平民融合。平民保民官产生后，门客和平民都变成了罗马国家的保护对象，逐渐融合在罗马国家中，平民和门客的界限也随之消失，并被遗忘。在关于共和国时代的叙述中，恩主和门客等术语很少出现。

　　库朗热(又译古朗士)的论证中多少有些尼布尔和蒙森的痕迹。他认为，早期罗马的门客与平民是根本不同的两个群体。平民是非罗马人，没有任何权利。门客则是贵族家庭的依附者和奴仆，他们“永不离其家，世代依附于该家庭，父亲或保护人(patron)对其兼有主人、官员和祭司的三重权威。他们的名称各地不同，最常见的是被叫做‘门客’(clients)或‘塞特’”。门客不能拥有土地，也无法成为业主，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财产。参加库里亚大会时，门客只能跟随家长，以显示家长的权力。

　　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贵族家族内部的联系逐渐松弛，古老的印欧式家庭解体；此后城市发展起来，门客在更广大的联系中相互熟悉，开始与昔日的恩主产生冲突，从恩主那里争取到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或离开恩主加入平民队伍。到塞尔维乌斯时代，门客已成为公民，主人和门客的联系，因为新的森都利亚组织和会议模式，进一步被削弱。公元前494年平民保民官制度的设立，加快了门客制度的瓦解。王政垮台后，平民与贵族爆发冲突。贵族同意“平民可以组成类似于正式社会的团体，应从他们中间选举自己的首领。这就是保民官制度的起源”。随后平民有了自己的议事会，在会议上创立“平民会议决议”(plebiscita)。此后，平民逐渐赢得了与贵族平等的权利。“一旦低等级拥有了这些，他们中间也出现了富人、士兵和祭司，他们也有了自身价值和力量的意识，最终他们迫使贵族认识到其力量，也就不可能再将他们排除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了，城市的大门也就为他们敞开了。”至此，平民和门客都融入新的罗马国家之中。公元前372年以后，“在罗马史中再也不见这些过去世袭于氏族的古代门客了……在罗马，原先的三个阶级：贵族、门客和平民已不存在，现在只剩下两个，门客与平民融合在一起了。”旧日恩主与门客之间的恩庇关系，随着门客的消失也失去了效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门客制，“门客与主人之间是一种自愿的、几乎是不存在的关系，它不再是一种强加的义务。”在政治和社会中，恩庇关系都失去了重要性，只有一点残余以尊敬富人的形式存在。

　　19世纪的学者们虽然观点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的兴趣都在说明门客制度的起源以及门客在共和国时代消失的原因：门客与平民融合成了新的罗马公民，因而到共和国中后期，门客以及恩庇制度都不再具有曾经的作用。20世纪的罗马史学界对恩庇关系的起源仍抱着浓厚的兴趣，诸多学者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变化，是从罗马国家发展的历程来解释门客、恩主和平民在王政及共和国早期的变化。不过，由于恩庇关系起源于资料非常有限的王政时期，共和国早期的可靠资料又严重不足，这类问题的讨论难有定论，大多数学者采取了一种简要阐述自己立场的做法，而对起源问题不再多费笔墨。人们逐渐转向资料更加丰富的共和国中后期，重点也从恩庇关系的起源转向它在罗马共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恩庇关系：理解共和国政治的钥匙

　　1912年，年仅26岁的格尔策出版了《罗马共和国的显贵》。在这部后来被视为开启了20世纪罗马史研究大门的著作中，格尔策希望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罗马共和国的政权掌握在一小撮显贵(nobility)手中。他们是前高级官员的后代，而且自己也担任过执政官等高级官职。在一个特定时期，能够在共和国政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不过十余个家族而已。第二，如此之少的显贵能一直把持共和国权力，是因为他们敛财有术，长于利用恩庇关系。恩庇关系可以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他通过公元前64年的执政官选举、公元前63年穆莱纳被控告案和公元前54年的普兰奇乌斯案，证明在共和国末年的政治中，对投票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种各样的私人关系和相互之间的义务，而非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和纲领，“官职的候选人不可能仰赖有组织政党的支持，他必须以各种类型的个人关系体系为基础，既仰望上层，也顾及社会下层。”

　　个人关系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主要仰赖于恩庇关系。虽然恩主与门客的关系在罗马法律中无具体规定，也不具有强制性，但它是共和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它表现为多种不同形态，首先是基于忠诚的个人联系，涉及的对象主要是自己的亲属以及地位大致类似的朋友，他们在竞选和司法审判时会提供帮助。接着是法庭中的行动。显贵通过为他人辩护或操纵审判而赢得朋友，恩庇地位较低的人，以维持自己的影响。行省居民或其他国家和共同体与罗马打交道时，需要恩主把他们自己或其代表介绍给元老院。最后一类是地位较低的其他显贵家族的年轻人，他们作为财务官或随员跟随显贵去行省，在总督或高级官员身边历练后再返回罗马，寻求政治生涯。他们视雇主为恩主，恩主也会通过自己的关系或其他途径，将年轻人推荐给其他显贵。因此，年轻人初入政坛时，需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恩主，以便于自己未来的升迁。

　　在分析了恩庇关系的普遍性后，格尔策对它在罗马政治中的作用做了总结：

　　全体罗马人民，包括统治集团和他们统治的普通选民，作为一个社会，浸没在以忠诚和个人关系为基础的多重关系之中，恩庇关系的主要形式，是法庭中的恩庇和对共同体的恩庇，以及政治友谊和经济义务。这些关系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公民和臣民都必须寻求强权人物的保护，初入政治圈的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以获得升迁。政治权力以元老院成员资格为基础，元老院由人民选举的官员组成，因此最强大的人，是能够通过门客和朋友动员最大数量选民的人。

　　格尔策的主要材料来自共和国后期，但他的叙述指向整个共和国时期。他具体确定了共和国后期显贵圈子的范围，描述了他们垄断政治的手段：上层阶级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与自己的门客的关系。这样，被19世纪古史学家几乎抛弃的恩庇关系，在格尔策这里变成了理解共和国中后期政治的关键。他对执政官任职者和显贵名单的梳理，将恩庇关系左右政治的结论建立在具体资料基础上，开辟了理解共和国政治的新路径，“这本不过100页的小书，让我们对罗马的政治如何运作的理解发生了革命。它预示着现代关于罗马显贵的概念的发端，以及与蒙森支配的19世纪观点鲜明的决裂。”决裂可能有所夸张，但他的著作的确是第一部从经济和社会视角观察罗马共和国政治运行的著述，一个新流派由此发端。1962年，当格尔策的文集出版时，评论者称《罗马共和国的显贵》是

　　“最近40年来在罗马共和国史领域几乎所有最优秀作品的……工作基础”，“在罗马共和国史研究中，(它是)打开19世纪通向20世纪大门的钥匙”。在他的基础上或大约同时，闵采尔和普里莫斯坦等详尽描绘了从公元前4世纪以降罗马显贵家族如何通过个人结盟、联姻等手段，建立自己家族的帮派并把持政权的情况，勾勒出共和国末年恺撒、奥古斯都等如何改造恩庇关系，建立独裁制度的进程。他们的著述启发了英国学者塞姆，并被用来说明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变。

　　塞姆作品《罗马革命》的目标似乎比较谦逊，“研究恺撒党的起源与发展，以及长时段内罗马统治阶级的变迁兴衰，以期将这些看似繁琐、令人生厌的主题整理、融合到对历史事件的连贯叙述中去。”该书的重心，是奥古斯都的崛起及其统治的建立。如格尔策一样，他用恩庇关系的变化解释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现象，在具体资料的使用上，他较多地受益于闵采尔和普里莫斯坦等人。他首先追述了苏拉重建的寡头集团，接着叙述了庞培、恺撒和奥古斯都等人如何利用恩庇制度，吸收旧显贵，创造新显贵，构建起自己权力圈子的进程。为说明问题，塞姆调动了共和国末期几乎所有的资料，生动再现了恩庇关系在共和国末年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使得该书成为人物志研究(prosopography)在罗马史中的经典之作。

　　在评论《罗马革命》之前，需简要提及塞姆本人和当时欧洲的背景。塞姆本是新西兰人，以一个殖民地人士的身份来到宗主国最顶尖的大学，并且成为顶尖学者，使他能够以一个外人锐利的眼光观察宗主国以及欧洲的政治。在他准备和写作《罗马革命》期间，正值欧洲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风光之时。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阅读《罗马革命》的人，在看到奥古斯都夺取政权的历程时，不能不感受到德国和意大利局势的印记。甚至《罗马革命》的某些章节名称，如领袖、元首等，都是当时的流行语。所有这些让他对政治生活和所谓的政治家们抱着深深的怀疑乃至鄙弃态度，进而严重影响了他对恺撒、西塞罗、奥古斯都等的评价，也大体奠定了《罗马革命》压抑和阴郁的叙事风格。

　　格尔策一般性地揭示了恩庇关系在共和国后期的作用，塞姆则详细描述了统治阶级的政治运作和构建朋党的进程。他发现，“在任何时代，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的，无论它属于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都需要有一个寡头集团在幕后进行统筹。”“罗马人民的政策和活动由一个寡头集体引导着，它的编年史也在以一种支持寡头政体的精神书写着。”“罗马共和国——‘罗马人民的公共财产’(res publica populi Romani)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空洞的名号。社会的等级制度仍旧存在于罗马城内，并支配着一个庞大帝国。贵族家族主宰着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为其中的各个时代来命名。这里有西庇阿家族(Scipiones)的时代，同样也有麦特鲁斯(Metelli)家族的时代。”所以，“罗马政治最重大的一些变化是几个家族或几个人共同完成的。”寡头们统治罗马的主要武器有三件：家族、金钱和政治联盟。

　　但是，少数显贵家族的统治，在苏拉之后遇到了严重挑战。旧的显贵家族已严重衰落，新崛起的家族不足以应付共和国末年复杂的局势。庞培第一次试图挑战显贵的统治。他的父亲已通过恩庇关系在皮凯鲁姆牢固确立了权力，庞培又通过战场上的成功发掘了一批新人，“行省和军队为庇护关系和政治结盟中的相互义务关系的建立提供了资源。人们纷纷在庞培手下担任财务官(quaestors)和副将(legates)，随后返回罗马担任高级官职，如保民官、副执政官，甚至执政官。”庞培还借助对行省共同体、依附国等的庇护壮大自己的实力。但他的实力不足以挑战传统显贵的势力，在遭遇挫败后，转而与恺撒和克拉苏结盟，以联盟形式左右罗马帝国。“此时罗马政局中的权力基础已非常明晰：执政官头衔、军队和保民官头衔；而在幕后操纵这些资源的则是某位资深政治家无所不在的权威。”

　　恺撒成为唯一独裁者后，也通过恩庇关系网罗支持者。由于“恺撒在行贿和庇护被保护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慷慨是没有节制的”，他为自己建立了庞大的个人关系网。他将共和国过去的显贵、庞培的支持者、意大利城市的上层、军队中的军官——他们大多出身罗马骑士，还有罗马的银行家和财阀，都集合在自己麾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罗马和全意大利”。掌握权力后，恺撒又将行省人、解放自由人和百夫长等塞进元老院。这些人“与被宣告的公敌及罗马政治审判的受害者的后代一起，各色恺撒党徒通过担任财务官、保民官或通过独裁官的特别指派而进入元老院。这样一来，统治集团和官职等级结构便得到了强化和调整”。“恺撒不仅建立了元老与骑士各司其职的等级和谐(concordia ordinum)，并且组织了一个建立在全民族团结基础上的新型政府。”

　　上述做法表明，恺撒深谙罗马政治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自己的党派的话，一个政治家就一无是处。”恺撒的确建立了自己的党派，但是“他将超越党派纷争作为自己的使命，这种做法招致了自身的毁灭”。他的后继者屋大维在努力建立与旧的显贵家族关系的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旧日罗马公民中有能力的新人、新近加入公民队伍的意大利人上层、行省人、军官、解放自由人等，都纳入自己的帐下，建立了一个遍及帝国的、强大的奥古斯都党。到公元前23年，他基本完成了对帝国各种力量的整合，正式建立了奥古斯都派。通过对元老院、行省高级官员、军队将领、自治市领袖等帝国统治集团具体成分的分析，奥古斯都帝制的帝国特性得以凸显出来：

　　新秩序下来源更加广泛、实力更强大的寡头集团是罗马和意大利的代表；这种代表是间接的，但并不影响其说服力。从形式上看，该政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共和制或“民主制”；因为担任官职的资格已不复向全体公民开放，而是以拥有“望族资格”为准入门槛；但它的运作模式是自由的和“进步的”。此外，社会中上起元老、下至解放自由人的每个阶级现在都在一个复杂的、传统的和保守的奥古斯都党中找到了自己的地位和职能，这个党派取代了由显贵集团把持的那个徒有其名的共和国。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仅仅是稳定，还有持续不断的吐故纳新。

　　这些来自元老、骑士、平民、意大利自治市、行省的五花八门的人物，是奥古斯都通过什么手段聚

　　集到一起的？塞姆的回答是恩庇关系。由于元首及其朋友们掌握了所有官职的任命，控制了人们可以获得的所有报酬，他能够将共和时代寡头们把持的所有权力和恩庇关系集于一身，“轻松地重建了共和国的框架，并按照跟前人一样的方式去利用这架国家机器。”首先是那些在内战中追随他的人得到了官职和荣誉，他们中不少人被提升为贵族；接着他通过婚姻等关系，把克劳狄等旧贵族拉入自己的队伍；骑士因奥古斯都的偏爱取得了与贵族平等的地位，甚至可以利用权势，把贵族变成自己的门客。这张以元首为中心的庞大关系网，既有效支持了元首政治，也成为帝国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与共和国时代相比，新的恩庇关系不仅表现为元首成为最大的恩主，还在于被庇护的对象，通过元首以下不同层次的恩庇关系，从原来的罗马公民和行省共同体，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和帝国。

　　用莫米利亚诺的话说，塞姆《罗马革命》的成功之处，在于对罗马史料几乎无所不包的掌握，他“一个一个地描绘了奥古斯都主要的门客。这些门客并不只是个人，而是共同体的成员，大多来自意大利自治市，他们大多数是出身良好的地主，此前一直因他们家乡的无闻受限，如今搭上了奥古斯都的列车，因光荣和新财富崛起”。“贺拉斯、维吉尔和李维成为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对新制度越来越感到满意。但塞姆并未在这个时刻终止他的叙述，而是接着谈到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各种阶段性调整及其所引起的不满，直至提比略党被创造出来。”在冷峻的行文中，塞姆清晰地勾勒出从前三头到奥古斯都时代政治领袖们通过恩庇关系走上权力巅峰的进程，和他们维持权力的手段，深刻地揭示了罗马共和国政治的寡头特征，并把罗马从显贵的共和国转变成帝国各地区统治阶级国家的过程，清晰地且符合逻辑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罗马革命》在出版后引起了广泛注意，二战后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塞姆最有名的著作。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虽然处理的主题不同，但方法上仍有《罗马革命》的痕迹，注重挖掘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及其对相关事件的影响。由于在罗马史研究中的巨大贡献，他被视为蒙森以来最伟大的罗马史学家。他用恩庇关系解释罗马历史的路径，影响了整整一代罗马史学者。

　　20世纪中期约40年的时间里，塞姆的观点在学界占据统治地位。在他的影响下，学者们研究共和国中后期的诸多侧面，虽然在具体的看法上多有不同，但基本都认为，显贵们通过恩庇关系，不仅控制着罗马平民，操控罗马政策，而且左右着行省治理及依附国。这里选择几部较为重要的著述略作介绍。

　　在《恺撒时代的党派政治》中，泰勒比较详细地说明了恩庇关系，特别是罗马显贵恩庇社会下层，以及显贵扩大恩庇对象的具体途径。根据她的描述，精英阶级扩大恩庇圈子、争取门客的途径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在罗马城，主要通过在法庭中的活动，恩庇各种不同性质的社团；在意大利乡村，如庞培那样，是通过祖辈的积累；在某些共同体和行省，是提议授予行省居民罗马公民权；将军如恺撒等，是从士兵那里得到服从宣誓。她还留意到主持建立殖民地在发展恩庇关系中的作用，从精英与普通大众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恩庇关系在当时罗马社会中的普遍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本应细致讨论恩庇关系如何发挥作用的《罗马公民大会的投票》中，泰勒竟忽略了它，但在有关罗马公民选区划分的研究中，她就公民登记方式与恩庇关系间的联系做了详尽说明。自共和国早期起，罗马人就有通过官方途径解放自己部分奴隶的传统。根据罗马人法律的规定，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尽管无权加入军队，也不得竞选官职，但他们有权被登记为罗马公民，并且在部落公民大会或平民会议中投票，进而可能对政治施加影响。由于罗马乡村部落数量远超城区四个部落，且解放自由人因缺乏土地，多从事手工业或商业，因而多居住在罗马城，享有出席在罗马召集的公民大会的便利，如果将解放自由人登记在乡村部落，则他们可以利用在罗马的方便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甚至左右某些乡村部落的投票，所以在罗马历史上，将解放自由人登记在哪些部落，一直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公元前311年，监察官阿皮乌斯曾将解放自由人登记在乡村部落中。在泰勒看来，阿皮乌斯家族以拥有大量门客知名，这样的做法，使该家族赢得了大量解放自由人的支持，“我们可以想象，底层人士，包括解放自由人和他们的儿子，由于新的道路，如今可以轻松进入罗马城，为他们在部落中赢得的新权力而支持他们的恩主。”她还猜测，“在新登记的公民中，他赢得了大群门客。”而法比乌斯和戴奇乌斯于公元前304年取消阿皮乌斯立法、并将解放自由人重新登记在城区四部落的做法，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解放自由人的支持。此后有关解放自由人登记方式的斗争持续约半个世纪，但最终法比乌斯的意见取得了胜利。不过，公元前2世纪30年代秘密投票制度的引入，使恩主对门客的控制有所松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那些依靠演说争取支持的政客们，如斯考鲁斯和克罗狄乌斯等，有可能在过去的解放自由人的支持下，获得重要的政治影响。

　　斯卡拉德的《公元前220—前150年的罗马政治》将塞姆等的方法应用到古典罗马共和国时期，用贵族朋党和恩庇关系解释共和国的政治。在该书第1版的序言中，他告诉我们：

　　尽管经济和地理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历史发展，但政策和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在罗马扩张时期，它的政策归根结底是由人数有限的几家元老的一个小圈子决定的。元老院作为一个整体管理着国家，会受到舆论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一小撮显贵支配着元老院。本书的目的，是考察这个居于内圈的元老们的经历，尝试评估个人和个人组成的群体在塑造公共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斯卡拉德承认，随着平民与贵族取得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贵族滥用权力的行为受到限制，但恩庇关系成长的环境仍然存在。首先是解放自由人仍需要承认前主人相对于自己的恩主地位；一般公民需要从元老贵族那里获得经济上的帮助；由于法律仍掌握在贵族手中，普通人需要寻求贵族法律上的援助，演说术的流行强化了贵族的优势；新人需要显贵的引荐和保举；自治市、殖民地或行省也需要显贵帮助它们与罗马当局交涉。所有这一切，使少数显赫的罗马贵族能够利用他们的经济、政治、法律优势和恩庇关系，长期垄断共和国政治。因此该书章节的标题，均以著名的家族名，如埃米利乌斯—西庇阿集团、克劳狄集团、弗尔维家族等命名。罗马政治的变动，也被用不同家族的兴衰、家族之间的结盟和恩庇关系的变动来解释。在该书第2版序言中，作者“仍然觉得，罗马政治生活是如此运作的，即政治生活的基础，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显贵个人之间很大程度上基于家庭和‘友谊’的结盟，以及统治阶级和其余选民基于恩主和门客关系的结盟”。从精神上说，该书可谓塞姆观念在古典共和国领域的延伸。

　　布雷肯同样从恩庇关系出发理解罗马共和国政治及其发展。在他看来，起源于早期罗马的恩庇关系并未因平民和贵族的冲突解体。相反，平民的胜利，不过是使少数显赫的平民家族进入了统治圈子，他们的胜利，本就是利用了自己对平民恩庇的结果。平民上层和原有的贵族结合，形成新的封闭群体，继续利用恩庇关系操纵罗马政治。共和国的灭亡，则是因为显贵内部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加上统治帝国的需要，军队长期征战和职业化，士兵成为将领的门客，严重冲击了显贵传统的恩庇圈子。那些掌握行省和门客的政客利用军队消灭对手，直到奥古斯都把军队和人民都变成他个人的门客，他也成为显贵争夺权力最后的胜利者。

　　可以归属于塞姆学派的，还有格律恩、范德布鲁克和贝狄安等。格律恩的《公元前149—前78年罗马的政治与刑事法庭》初步亮出了他的态度：在该书涉及的70年间，罗马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但显贵通过恩庇关系掌控罗马政治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代》重在从苏拉退位到恺撒和庞培的内战爆发之间的30年，否认公元前70年以降的罗马政治是苏拉党和平民派之间的冲突，强调罗马统治阶级在制度问题上仍然一致，并通过恩庇关系控制选举、审判和帝国。所谓的政治，无非是统治家族内部的分合，“显贵的伟大家族，不管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仍是新政府的核心力量。”直到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才基本摧毁了显贵们的游戏。

　　范德布鲁克借用政治社会学的集体行为概念，不仅关注那些所谓的顶级领袖，如庞培和恺撒等，也注意领袖之下的助手，即那些协助顶级领袖的元老们，并给予那些类似政治掮客，活动于部落、街区和不同群体的政治活跃分子以适当注意，通过这些人揭示恩庇关系在罗马部落即基层的运作机制。他认为共和国末年恩庇关系的松弛，恩主数量的众多和争夺的激烈，使得平民转向显贵中的平民派领袖，成为所谓的公共门客。屋大维夺取权力后，以元首的慷慨满足了这些公共门客的要求。

　　贝狄安将恩庇关系模式推广到罗马对外关系研究。他首先强调了恩主—门客关系在罗马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恩主和门客的关系是罗马生活中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它以某种形式从该城起源一直延续到它的陷落及其以后。”他的目标是探讨罗马人如何利用恩主—门客关系处理对外事务，并通过罗马与意大利、行省以及国王的关系等案例，具体展示罗马如何把在国内不同等级公民间存在的恩庇关系扩展到罗马与他国的关系中，并有效维持对帝国的控制：罗马作为恩主，如同国内显贵对一般公民那样对待与罗马发生关系的各个国家或共同体。虽然这些政治单位被称为“盟友”或“朋友”，但两者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平等，符合罗马人恩主—门客关系的基本性质：罗马作为恩主提供保护，盟友作为弱者表达感激和忠诚。他同时指出，庇护外国共同体的能力，反映并增强了罗马显贵的政治、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力。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学者陆续开展了罗马与近东王室、罗马与友好国王关系的研究，并且大多搬用了恩庇关系模式。

　　1989年出版的《古代社会的恩庇关系》可谓罗马恩庇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总结。该书原是莱斯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组织的古代史研讨班的报告集，涉及恩庇关系在早期罗马、罗马对外关系和从共和国到帝国演变中的作用。以下对相关论文略作介绍。

　　华莱士—哈德利尔强调了恩庇关系在罗马社会的普遍性：罗马贵族的房屋布局，便于接待门客的访问；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门客以及他们的效忠，并把恩庇穷人视为美德；贵族外出时必须有门客陪同，否则他们会感觉自己犹如裸体；在罗马政治中，恩庇关系是获得权力的重要途径；在社会整合中，精英阶级凭借他们对权力的垄断，把持着接近资源的通道，通过赐予或拒绝，使自己控制着整个社会，“精英阶级成员对稀缺政府资源的操弄，使边缘依赖整个统治阶级精英”。

　　德鲁蒙关注早期罗马的门客。他从社会分化来解释恩庇关系的建立：罗马从建城开始就有了社会分化，到共和国时代，贵族虽未能完全垄断生产资料，但已是一个独占政治、军事、司法和宗教职位的集团。在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小生产者因无法直接获得国家帮助，需要贵族施以援手。贵族也需要依靠公民小生产者的支持与其他贵族竞争，或者防范外来权力人物的挑战。两者的相互需要，成为恩主—门客关系诞生的社会基础：“对贵族来说，这些安排使他们的权力扎根于社会网络之中，使权力的行使更容易被接受，并提供了控制臣服于权力者和反击外来者要求的手段。因此，作为社会和政治控制工具，恩庇关系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并未摧毁恩庇关系，只是使平民中的少数精英挤进了原本封闭的贵族圈子。

　　李奇和布劳德都关注恩庇关系在对外关系中的运用。李奇承认，罗马人在对外关系中通常不使用恩主—门客话语，但事实上，不管是那些战败后投降罗马的，还是那些主动与罗马结盟的，都承认自己作为被保护国的地位，并且在与罗马的关系中，需要表现出感激和忠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恩主—门客模式解释罗马与盟国的关系。布劳德关注罗马对外扩张进程中贵族行使对外族共同体的恩庇权时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在缺少确定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时代，罗马显贵对行省或行省内共同体的庇护，有助于维持被征服地区与罗马的关系。但是，罗马显贵的贪婪和放肆，以及显贵之间的争夺，也可能造成行省与依附国的混乱，或者使行省陷入债务奴役之中，导致私人恩主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只有在皇帝成为最大且唯一的恩主、恩主与国家融为一体时，恩主与国家的冲突才会消失。

三、挑战恩庇关系模式

　　当一种理论和方法成为正统时，对它的批评也就同时开始。恩庇关系模式固然揭示了罗马共和国寡头政治的一面，拓宽了研究领域，在揭示精英内部的关系以及他们操纵罗马政治的手段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它明显的弱点在于，第一，塞姆等人忽视了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罗马人相当重视制度安排。在对奥古斯都统治的分析中，塞姆严重低估了首位罗马皇帝政制改革的意义。抛开共和国的制度而讨论政治，不免消灭了政治。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罗马每年都会多次召开不同类型的公民大会，投票是罗马公民每年的重要事项之一。统治阶级不能不寻求人民的支持，并在制定政策时程度不等地考虑普通公民利益。如果没有制度要求，这些政治人物的活动显然无法解释。迈耶指出，要理解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恩庇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恩庇关系的背景是罗马国家的结构和基本制度：罗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民主运动，也从无民主政治。制度的安排，使拥有大量门客和悠久政治传统的少数家族能够左右罗马政治。只有显贵拥有参与政治必须的财富，也只有显贵可以凭借财富获得门客，进而赢得选举和官职，把持公民大会和法庭，进入元老院，成为掌握罗马绝对权力的一小撮核心家族，并继续赢得新的门客和势力。所以，恩庇关系的重要性，正源于罗马的制度安排。

　　第二，恩庇关系研究把罗马共和国政治史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历史，普通民众完全被抛开。“罗马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罗马共和国研究——相当程度上罗马帝国研究——本质上不是它的经济发展，也非它的大众，甚至都不是那些伟大的个人，而主要是统治阶级研究。”然而，政治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操纵，尤其是在城邦体制下，民众的投票是必须的，政策纷争及其代表的群体利益，有时会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德圣克鲁瓦如此批评人物志派的研究：“对他们而言，在罗马史上重要的只有那些领袖们的活动。”“在这些人手里，人物志——原则上是对个人的研究——在实践中已经成为对杰出个人、他们的经历和家庭关系的研究。”这不免严重歪曲了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实际。如莫米利亚诺指出的，“每次革命都有一个起领导作用或受到偏爱的小集团，但很少有革命是能从它们的领袖那里得到解释的，对领袖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只研究领袖是不够的。”无论如何，共和国是以公民集体为核心，最高权力至少在名义上属于全体公民。然而，塞姆等人把罗马共和国政治变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合，个人动机决定一切，政治活动背后代表的阶层利益被完全忽视。因为资料不足，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区分某个具体人物到底属于哪个家族或集团。恩庇关系能够清晰地描绘某个领袖的崛起和支持者，却无法说明军队和罗马人民何以追随某个领袖的问题。

　　第三，恩庇关系模式忽视了共和国时代罗马的社会流动性和精英阶级同盟的易变性，以及因此造成的对统治集团划分的不确定性。布雷肯证明，罗马的显贵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至少不是一个有明确法律界定的团体。他们是一个官员群体，指那些曾在罗马担任高级职务的人。一个人是否能进入那个圈子，与职务而非出身有关。在他们内部，合作并非常态。霍尔克斯坎普宣称所谓的显贵集团类似优秀者的统治。属于这个集团的人必须以实际的政治、军事贡献证明自己，否则即使他祖上有高官，也会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迈耶以大量事实证明，统治阶级之间的结盟，很多时候并不能控制选举，也容易改变。他注意到精英阶级个人联系的多样性和重叠问题，并且认为自古典共和国时代以来就是如此。如斯卡拉德注意到的，仅仅根据某人出自同一氏族而判定他属于哪个集团，如西庇阿集团或费边集团，不免过于随意。精英阶级同盟的流动和易变，使门客处在多重竞争压力下，导致精英集团对门客的动员遭遇这样那样的阻碍。到共和国末年，所有人都发现，共和国制度的运行不像过去那样有序，但似乎谁也没有力量改变，或者说他们没有能力且愿意对共和国进行改变。这些研究冲击了格尔策关于显贵集团乃一个封闭的权力贵族集团的假设，打破了闵采尔等关于显贵相互结盟以操纵政治的理论，使塞姆等设想的精英阶级以长期稳定的结盟控制选举和政权的假设，变得难以成立。

　　第四，如林托特指出的，当现代学者把恩主—门客关系应用于罗马对外事务研究时，可能忽视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罗马人似乎认为，所有外国共同体都是罗马的依附者和门客，而历史事实显然不是如此；二是它可能混淆了外国人与罗马元老个人及罗马人民之间的关系。两者有时重合，但很多时候有明显区别。事实上，在罗马与盟友的关系中，友谊(amicitia)和忠诚(fides)更加重要。在希腊化世界与罗马的关系中，罗马利用了希腊化世界固有的、同时也适应罗马需要的国家间关系模式，“事实上，希腊人的制度、传统和实践为理解共和国与希腊化国家的关系提供了真正的框架。在缔结条约、建立‘友谊’、进行仲裁、扩大宣传时，罗马人利用了希腊人的制度，采用了希腊人的术语，并把它们嵌入恩主—门客关系中。希腊人并未屈从于罗马的体系，他们提供了框架，罗马人可以为了他们自己的意图利用这个框架。”因此，恩庇关系模式在深化和扩大我们对罗马政治理解的同时，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偏见，使罗马政治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被掩盖，或者被错误地做出了解释。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者们陆续向恩庇关系模式发起挑战。迈耶暗示，罗马平民未被充分整合进罗马国家，从而无法充分参与政治，是共和国无可挽救地走向垮台的重要原因。马尔蒂诺承认罗马的制度不够民主，那里存在着统治阶级的特权；公民大会法律上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却在具体行使上受到多重限制。但他拒绝用恩庇关系界定共和国政制，而从大土地所有者与小农的关系出发，讨论公元前3—前2世纪政治的稳定和变动。尼科莱指出，在直接参与体制下，罗马所有政治活动，包括公民登记、征兵、纳税、通过立法、宣战与媾和等，都必须由人民亲自参与和决定。而在当时的条件下，罗马城内及其附近的居民出席会议相对容易，所以离罗马城越远，公民参与的程度越低。罗马的精英阶级既不能强制公民出席公民大会，也不能强迫他们投票。即使显贵动用恩庇关系，也因罗马公民居住的分散和秘密投票制度，难以完全保证选举或立法按照他们的意愿表决。因此，他呼吁要重视精英阶级与下层阶级的互动及其在罗马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保罗•韦纳从“私人为公益而慷慨”即公益捐助的角度，也指出罗马市政官和副执政官及其以上的官员需要通过节日和赛会，冒着腐蚀罗马人民的骂名，年复一年地举行各种有时会让主持人破产的赛会，为民众提供免费的膳食和表演。在韦纳看来，一方面，通过私人的慷慨行动，政治领袖们表明，国家和政治是属于他们的；另一方面，为了国家能够运转，他们必须大方，哪怕这个大方要以自己经济上的损失为代价。他们需要通过节日等的花费，表明他们是公众人物，是国家的领袖，并通过节日网罗支持者，建立恩庇关系网，以帮助自己政治上的晋升和获取更多的可供利用的资源。韦纳和尼科莱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结论：必须关注精英阶级与下层阶级的交流互动。

　　真正对恩庇关系模式提出全面挑战的是布隆特。在《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中，布隆特表达了他不同于人物志派的基本理路。他承认罗马共和国政制是寡头制的，罗马政治制度的不合理，经济的不平等，富人拥有的法律和政制知识，以及罗马法律对自助的强调，都让“大多数人必须依靠恩主，没有他的帮助，他们在坏人面前可能少有伸冤机会，如果那个坏人更加强大而且毫无原则的话”。但他总体上关注的是阶级冲突，是罗马和意大利的农民因扩张而破产，以及他们为重获土地和成为独立生产者进行的斗争。他肯定提比略•格拉古改革背后是意大利农民破产，指出所谓的平民派领袖并不全是为个人野心，而只是提供了下层阶级争取土地斗争中需要的领袖。与领袖们代表的社会不满比较，他们的个人动机没有那么重要。就对罗马共和国历史的解释来说，该书标志着罗马共和国史研究重要的转向。

　　布隆特的一系列论文清理了共和国时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概念，如显贵、新人、自由、权威、门客、友人、忠诚等。他意识到财富和家世具有重要地位，罗马的扩张，也使公民大会经常性地介入帝国管理变得不现实。但在罗马政治中，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地位，个人之间的结盟和忠诚，以及因此形成的朋党，规模不大，且随时会瓦解；显贵阶层建立的恩庇关系网有助于他们的政治生涯，但不能控制所有公民；恩主数量众多，且相互冲突，门客可以借此摆脱恩主的影响；罗马公民群体过大，恩主能够荫庇的范围有限；罗马的史料中，也没有任何政治人物依靠动员自己的门客取得成功；共和国历史上，公民大会多次通过了与统治阶级期待相反的决议。与之相应，所谓的友谊、忠诚等对罗马政治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罗马政治家总是求之于公共利益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恩庇关系在政治中地位相对次要。他的结论是：

　　晚期罗马共和国大规模的冲突源自利益和情感上的分歧，它的一方是全体元老显贵，另一方(在不同时代)是意大利同盟者、骑士、城市平民和农民；冲突也是因为元老院未能赢得大多数乡村人口的心，以至于士兵——他们主要征自乡村人口——对政府少有忠诚，并且愿意服从将军们叛国的命令，他们不是门客追随恩主的关系，而是雇佣兵和统帅的关系；他们指望将军们会把他们作为农民重新安置，抱有他们由之被征调来的那个阶级习惯的愿望。

　　此后，芬利也对恩庇关系在罗马政治中起作用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解释。他首先指出，古代罗马主要的阶级是掌握权力的贵族和缺乏生活资料且需要帮助的农民。贵族是古代那个口传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唯一能够“阅读、研究和思考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文书”的人，“社会其他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听任他们对法律、神明意志、对与错、行为规则的解释，包括对何为正确的政治行为的解释”，这种倾向“强化了人们对精英阶层及其统治权的接受”。同样重要的是，贵族大多是大土地所有者，绝大多数农民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精英阶级通过提供宗教节日以及私人赛会等方式，向穷人提供某种形式的救助，借此创造统治阶级对贫穷阶级集体的恩庇关系。不过，芬利基本否认罗马因贵族恩庇关系造成统治阶级碎片化和相互争斗，明确指出统治阶级是作为一个群体而非个体，实现对穷人的集体统治的。后者难以通过正常的公民大会等途径影响国家决策，只能“通过上街、骚动、游行和暴乱来发挥影响……在内战那个世纪的黑帮与私兵之前很久，罗马政治就已经如此”。当罗马统治阶级完全忽视民众对土地的呼声，使普通人无法从国家获得必要回报时，共和国就不免灭亡了。

　　芬利的论断基本消解了塞姆等人对古代政治的否定态度，重新赋予政治阶级和物质的内容。但对恩庇关系否定最为彻底的是米拉。从1984年开始，他陆续发表文章，分别论及共和国早期、古典时期和后期政治生活的特点，对共和国的制度及其框架下的政治实践提出了全面修正。他主张重回波利比乌斯的论断，尤其是后者关于罗马共和国乃混合政体，其中保民官和人民代表着政体中民主因素的论述。他提出的问题是，在公元前220年以降罗马帝国主义的关键时期，在罗马政治体系中，谁实际上决定宣战与媾和、每年征兵的规模以及不同战场的分配，回应意大利人和外国使团以及殖民地的建立？是战场上的执政官和续任执政官、元老院还是集会上的罗马人民？

　　他认为，要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转换角度：

　　本文的主要意图是论证波利比乌斯是正确的，他的现代批评者错了。我们的确需要将人民的权力视为罗马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称波利比乌斯未能看到确保显贵统治的社会结构，后者必然意味着庇护和依附关系，据认为，这种关系支配着罗马的政治决策，使人民的参与被动和限于名义。但这些结构本身就是现代的假设，在我们的证据中极少得到证实。是转向一个不同的假设的时候了，那就是：波利比乌斯没有看到它们，因为它们本就不存在。

　　米拉认为，转向的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罗马公民团体的规模太大，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将如此众多的公民纳入自己的关系网中，以确保操纵选举。第二，罗马精英阶级一直在为官职激烈竞争，以争取人民的支持。在这种相互竞争、冲突和矛盾的影响中，“人民行使着对各种要求或建议——它们是上层向他们提出的——做出决定的权力。这就带给了我们关于传统图景何以误导的第三个理由：这类要求或建议送达他们的方式是演说。这是支配着半个多世纪中大量现代著述关于罗马共和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假设中最大的弱点，至少在英语和德语著述中如此：它们让我们无视演说家的声音，以及聚集在公民大会会场(古风时代的会场)、广场、卡皮托林或马尔斯校场上的人民的反应。”

　　米拉通过细致分析该时期罗马国家有关重大事项的决定，包括对外关系、内部立法、公职选举等方面，发现共和国所有事务都需要人民参与。对公职选举，米拉在分析相关案例后指出，“他的祖上曾担任官职被反复在人民面前强调，在选举中，与他同辈的男性亲属——兄弟或堂兄弟——显然也会给予公开、积极的支持。”但这种支持不是决定性的。总体上看，“如果一个人出自著名的家庭，则世系、亲属的支持、在法庭中过去的门客方面的感激、作为演说家的名声、在战场上赢得的声誉，都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在选举之前公开的竞争过程中再次强调。没有任何史料明确证明，门客有义务给恩主投票，更不用说是恩主的政治盟友了。”他还从规范选举行为的立法中发现，当时罗马人最关心的不是门客和恩主关系的影响，而是如何赢得人民支持，从反面证明垂直的恩庇关系在当时的罗马政治中并不重要。他引用波利比乌斯的言论，证明“授予公共荣誉、做出刑事判决的，正是罗马人民。他们就法律、殖民、授予公民权、战争与和平进行投票。根据最近的研究，是放弃一度确立的世袭的‘显贵’、贵族朋党、以及无所不包的依附和门客网络的时候了”。他呼吁从罗马人民的立场观察共和国政治：候选人为赢得人民的支持竞争，以演说为公民辩护；向人民报告他们在战争中的荣耀；在法庭中解决他们的争斗；在广场上以公开的演说说服人民通过立法等重大决定。象征罗马人民主权的，是这些在广场上的罗马人。

　　米拉还提请我们注意罗马人正式表决前举行的预备会(contio)。在那里，政治家需要反复阐述自己立法的意图和主张，不同意见直接交锋。面对精英阶级相互竞争的主张，人民根据他们独立的意志就立法等重大事务做出决定，选举和审判官员。在讨论共和国末期的政治时，他根本没有谈到恩主和门客，也否认精英阶级可能存在的操纵。“在他的模式中，政治机关的正式权力发挥着本质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属于首要的由蒙森《公法》所代表的法学—史学传统。”

　　布隆特和米拉等的论断在西方学者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布克哈特和诺斯等人仍坚持，罗马共和政治的实践，如果勉强与古希腊城邦比较，也只有斯巴达差可比拟，罗马根本不是雅典。但米拉把人们对罗马政治的关注点从元老院和显贵圈子转到罗马广场和公民大会上，罗马的政治活动，也不再是显贵阶级利用恩庇关系在内部操纵，而是需要不断与人民互动，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相当部分学者据此重评恩庇关系在罗马共和政治中的作用，影响较大者有霍普金斯、林托特和雅各布森等。

　　霍普金斯并不完全赞同布隆特和米拉等的观点，更倾向于运用社会学理论建构模型，但他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米拉的论证。在一项关于罗马执政官的计量研究中，他与伯顿提醒说，在认识罗马政治时，人们不仅要关注那些成功的显贵，也要留意那些不曾担任过高级官职的显贵后代。他们统计了从公元前249—前50年间罗马执政官的出身，发现其中62%的人是某个执政官的直系男性后嗣，在大约200年的时间里，新人至少在30%以上。执政官家族那些活到40岁以上的后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曾出任副执政官和执政官。也就是说，显贵家族并不能通过恩庇关系，实现对政治的彻底操纵。

　　林托特一定程度上承认恩庇关系网络在共和国时代的重要地位。他们通过展示蜡制面具、主持选举、建立友谊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选举结果。当共和国范围不大、人口不多、恩主与门客关系密切时，恩庇关系可能发挥较大作用。但他同时指出，所谓的友谊和恩庇关系网范围相当狭小，而且延续时间不长。到共和国中后期，“虽然恩主和门客的联系到公元前2世纪并非变得不重要了，但却更加复杂和混乱。更重要的是，它们日益为其他政治影响渠道诸如特里布斯和社团组织所超越，在某些特定场合，它们为现金贿赂和娱乐等金钱策略击败。”此外，秘密投票制的引入，进一步解放了选民。加上显贵之间竞争激烈，以及他们之间关系复杂，导致选民承受的压力多样化。所以，左右共和国后期罗马政治的，不是一个或两个强大的派别，也不是友谊或义务关系，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维斯尼亚不否认恩主—门客关系在罗马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但她对政治稳定的解释，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恩庇关系。对她来说，罗马人民年复一年地顺从精英阶级，是因为罗马人民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罗马作为一个农民共同体，军队主要由农民组成，人民如果愿意，可以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并迫使统治阶级改变政策。统治罗马的寡头集体形成于平民与贵族冲突中，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规则维护着内部团结，小心规范内部竞争，努力维持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统治。但当罗马地中海霸主的地位牢固确立后，他们觉得自己足够安全，加上希腊文化的影响，世界观的改变，制约寡头们的规则自公元前2世纪中期起渐被突破，随着马略多次当选执政官，以及执政官与保民官结盟，共和国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雅各布森承认在秘密投票制度引入前，罗马统治阶级通过恩庇和军队中的上下级关系，日常生活中地主和佃农的关系等，可能对门客的投票产生一定影响。但自公元前2世纪末秘密投票制度引入后，投票行为已无法被统治阶级控制。多个恩主之间的相互竞争，也增强了公民投票的独立性。因此，精英阶级被迫发明一系列新办法，例如扩大赛会规模、现金贿赂、演说中讨好等，以取悦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城市平民。他注意到第一等级财产资格不断降低，候选人之间竞争激烈，第一等级的投票常陷入分裂，低等级的选票因此变得格外重要。他细心梳理了公民大会在立法和选举问题上的投票，认为单靠恩庇关系无法左右选举结果。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共和国稳定时期，也已多次发生显贵操纵立法和选举失败的情况。至此，恩庇关系基本被他踢出了共和国后期的政治。

四、最近的趋势

　　布隆特和米拉及其后继者的研究，改变了学界对罗马共和国政治的认识，并成为新世纪以来学者们研究的出发点。最近20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地转向共和国时代性质不同的公民大会，重点分析公民大会的组成、议事和决策方式、上层和下层之间互动的形态，即罗马公民作为一个群体如何共处并达成一致。

　　弗莱格详细分析了共和国时代罗马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证明绝大多数罗马官员和元老院提交的建议都被公民大会接受。少量没有被接受的，也在主持人提出必要的理由后获得了同意。在400多年中，罗马公民大会只有8次拒绝了官员们的建议。它们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在提出之时，贵族内部意见就不统一。所以，罗马公民大会并非真正讨论国事或表达民意的场所，而是一个贵族和人民在广场上宣布他们同意做某个事情的仪式。莫里森详细考察了共和国末期罗马公民大会的会场，指出最大的公民大会会场能容纳的人数也不到全体公民人数的10%，很多时候出席会议的人连3%都达不到。在所谓的预备会(contio)上，也不是两种不同意见的真实对抗和让民众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是要排除真正有价值的替代方案，更像是一个支持者而非人民的集会。罗马之所以不断召开公民大会，也不断有人在公民大会或预备会上发表演讲，进行表决和投票，是为了把精英阶级的意见传达给公民，让后者确认精英意见的合法性。作为一种仪式，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多少无关痛痒，重要的是提案或者选举经过了罗马人民的“同意”。莫斯坦因—马科斯发现，共和国末年公民大会上的演说缺少民主制度最为根本的要素：领袖与大众之间对等的交流，有的只是领袖们向听众阐述自己的主张，是意见的单向流动。

　　在这样的语境中，恩庇关系即使重要，也不必要占据中心地位。弗莱格指出，自公元前3世纪末以来，随着《秦奇亚法》禁止门客给恩主送礼，罗马疆土的扩大和公民权的扩散，以及恩主之间的竞争，恩庇关系已经遭到冲击。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大量贵族阵亡，传统的门客关系进一步松弛或消失。公元前2世纪显贵之间竞争的加剧，开支的增大，使恩主无暇顾及门客。公元前2世纪后期有关秘密投票的法律公布，平民越来越多地被整合进罗马公民群体中，恩主基本丧失了对门客的掌控。莫里森大体顺着弗莱格的路径，用政治文化解释罗马人民的顺从，并否认恩庇关系具有的重要性：

　　在基本逻辑层面，一个无所不包的、连接社会顶层和底层的门客制度难以与共和时代，尤其是共和国后期罗马的规模协调。此外，绝大多数平民政治上从不活跃的事实，排除了政治上精英阶级维持广泛的社会网络以保持权力的必要性。考虑到城市人口的流动性，那也是极其难以实现的。门客制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类型——它围绕着恩宠与义务的相互交换运转，既是相互的，又是不平等的——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它不大可能转变为一种牢固的社会和政治控制结构，从而构成精英阶级爬升的基础。门客受到重视，并且获得培养，但不是普遍如此，穷人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富人和强人的门客体系中，仍然可疑。毕竟我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西塞罗知道任何一个穷人的名字。

　　否认恩庇关系可以控制平民的另一途径，是缩小恩庇关系作用的范围。范德布鲁姆承认恩庇关系对政治生涯的重要性，但将其限于有政治野心的上层人士。“在一个由个人主动性而非制度性活动驱动的相对较小的精英共同体中，任何希望发挥作用的人都必须建立网络并在其中活动。通过资深恩主，较年轻的人可以获得大把机会和资源，恩主则从支持者那里获得好处，因为他们给他提供了‘象征性资本’，使他表现得受欢迎和强大。”具体地说，拥有资深政治家作为恩主“可以方便他获得资金，在政治集会上获得与公众交流的机会；在强大的将军那里获得职位，并与其他有影响的政治家以及与政治有关的领域的专家例如演说家、法学家和历史家建立联系”。而那些政治大鳄们也需要年轻人帮助处理具体事务。两者的相互需要为恩庇关系提供了空间。“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不与政治同僚交流而运作，甚至以孤独形象示人的小加图，也要与其他杰出的元老如卡尔普尔尼乌斯•比布鲁斯(公元前59年执政官)和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公元前54年执政官)密切合作。因此，建立网络是政治活动的必要元素，也是给政治生涯加分的重要因素。”至于显贵对大众的恩庇关系，范德布鲁姆选择了忽视。

　　不过，上述否定恩庇关系地位的学者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从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来说，恩庇关系的存在，根源于前近代社会中氏族血缘关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体，但国家的整合和分配职能尚不够完善之时。那些经济上穷困，政治上权利不足，或者难以接近权力和资源中心的社会下层，往往会寻求强有力的、拥有或接近权力及资源中心的人的保护，为此地位较低者需要给地位较高的人提供某种形式的服务。两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以及义务的相互性，是恩庇关系最本质的特征。而在古代罗马，不仅国家权力严重不足，公民很多情况下需要自助，而且有限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也极不公正。农民的土地和债务问题从未得到完全解决；国家官职从无薪水，竞选时还需要大把花钱，根本不是穷人可以问津的；罗马法律极其复杂且形式化，普通公民很难掌握；共和国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包括司法审判，都在罗马城进行。任何罗马人遭遇各种变故，无论是求助还是申诉，都必须前往罗马。因此，对普通罗马人来说，罗马国家和法律固然给他们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但这种保护需要他自己前往罗马，并且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实现。而政治程序、法律知识、接触国家权力人物或机关的途径，都掌握在那些曾经或者正在掌握权力的显贵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普通公民希望行使自己的权利，或者得到必要的法律、政治保护，除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人都必须寻求某个显要人物的帮助。那些意大利人共同体或行省居民也必须寻求罗马显赫人物的帮助，才可能对那些为非作歹的总督以及其他官员进行控告。普通公民、意大利人和行省共同体能够给恩主提供的帮助，或者是经济上的——在恩主有需要时提供某种财政援助，或者是政治上的——普通公民陪伴恩主，或在投票时支持恩主，从而使部分选民的投票受到私人关系左右。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恩庇关系在罗马的存在有着深厚的土壤。

　　因此，对于恩庇关系在罗马政治中的作用，当下的多数学者仍给予某种程度的肯定。摩尔勒的看法是：“罗马社会总体上就是围绕依附和支配原则构造的，奴隶制是最为极端的表现，但前主人和解放自由人、恩主与门客、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孩子，甚至罗马和它的同盟者及臣民的关系，也都以上述原则为基础。”这种无所不在的关系，不可能不影响政治行为。尽管罗马人避免使用恩主—门客的术语，“但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影响和地位的不对等显而易见，人们很可能认为这类‘友谊’是恩庇关系的另一种形式。”“将整个罗马社会连接起来的，正是这种贵族和大众之间垂直的恩庇关系，也是它确保了政治精英的统治地位。”罗森斯坦和斯提尔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恩庇关系在罗马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前者宣称“恩庇关系将各个贵族和家庭与罗马人和非罗马人联系起来，后者在财富、权力和尊贵程度上(如果社会地位平等或近乎相等，称为‘朋友’(amici)，否则就是‘门客’)弱于前者。作为他们得到恩宠和帮助的回报，人们期待他们对做出帮助的恩主表现出忠诚。”

　　德尼奥引用狄奥尼修斯等的证据，证明从罗马历史最初起，恩庇关系就一直存在。“在罗马，恩庇制度(patrocinium)以多种形式出现，包括不同类型的关系。有些与已经长期是公民的人有关，有些与新公民有关。门客关系世代相传，但也可能因法律规定成为某人的门客，或因某种个人契约自愿成为门客。”平民个人会因为接受过贵族的法律服务或经济援助成为门客；当罗马人征服某个共同体时，战败者就成了胜利者的门客；在建立殖民地时，创建者经常成为他参与创建的那个殖民地的恩主。在罗马的政治决策中，恩主帮助门客接近掌权者，并影响门客的政治行动。反过来，门客也可以通过各种行动，为恩主在选举中造势，影响选举结果，所以，“事业的成功首要的是选举的结果，但在一个人追求第一个政治职位之前，他也需要一个复杂的恩庇关系网络。‘门客’是一支选举大军，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专注于提升恩主的事业”，“门客网络有助于按照对恩主有利的方式，动员各种不同类型的选民。”所以“恩庇制度是作为一种必须的沟通形式兴起的。在一个垂直关系极其重要的社会中，恩庇制度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干预的成功和赐予恩宠的重要性，证实了那些最古老家族拥有的关系网的威力，接近共和国末期时，尤其证实了那些伟大将军们的权力”。

　　德尼奥的论述，似乎让人想起格尔策和塞姆。但是，罗马史研究毕竟已经到了21世纪。她虽然强调恩庇关系的重要性，但并不将之视为罗马显贵掌控政治的唯一手段。她也留意到狄奥尼修斯等人记载的理想化成分，以及恩庇制度在共和国到帝国转变过程中的发展。准此而论，在塞姆等的立场和米拉等的观点之间，她采取了中间路线。

　　同时，德尼奥的著作再次暴露了恩庇关系作为解释路径的缺陷：她不再认为罗马平民都被纳入精英阶级的恩庇关系网络，但仍从精英集团内部争夺的角度解读共和政治，因而忽视了政治生活和斗争中阶级、阶层、集团利益及其分野的重要性。如芬利等已注意到的，共和国时代的政治，在一个普遍由农民组成的世界中，如果不考虑罗马农民的处境以及罗马政治制度的非民主性，单纯从显贵内部、显贵与大众、显贵与依附国的恩庇关系出发，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结语

　　本文回顾了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恩庇关系的认识历程。尼布尔和蒙森等人通过揭示共和国早期恩庇关系的作用，凸显了早期罗马的贵族国家性质。他们大体承认平民和贵族冲突结束后，农民享有某种权利，至少共和国的制度安排大体是民主的，恩庇关系到那时不再具有意义。格尔策和塞姆等人证明精英阶级一直操控着罗马的政治生活，把罗马共和政治变成了少数显贵玩弄恩庇手段的游戏。布隆特和米拉等人力图表明，贵族并无能力完全操纵罗马人民，恩庇关系甚至本就不存在。相反，普通民众是罗马政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公民大会是主要政治舞台。他们的研究，使学界的兴趣再度转移到罗马具体的制度安排和精英、大众的相互作用等方面，恩庇关系的作用逐渐从共和国政治研究中退隐。但正如布隆特指出的，罗马共和国制度上的相互遏制、下层阶级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都给恩庇关系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恩庇关系只能起源于一个经济和政治权力分布极不平衡的社会，它一旦产生，就倾向于把自己永久化，在绝对必要情况下被接受的关系获得了道德力量。每代都有人因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升逃离门客地位，但其他人又沦落为门客，因为权力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小人物仍需要得到保护，尤其是司法总是由上层阶级执行，法庭可能容易受到地位甚至贿赂的影响；法律的延迟不利于穷人；原告必须亲自把被告带到法庭，即使他赢得了诉讼，在执行判决时，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得到国家强制权力的帮助。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大多数人被迫依靠恩主。没有他们的帮助，面对作恶者——他们既强大又不讲道义，小人物伸冤的概率相当小。因而我们很容易想象，由于贵族门客众多，他们得以如此长期地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贵族垄断所有权力的说法值得商榷。但恩庇关系在罗马政治中的作用，仍有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释略）

　　（作者：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