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的历史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评裔昭印等著《西方妇女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 俞金尧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裔昭印等所著《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一书的评论。文章认为，该书是我国第一本有关西方妇女历史的通史性著作。裔昭印教授通过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汇集了国内一批年轻的社会史研究人员，通力合作历七年之久，最终形成这一成果，代表了我国在西方妇女历史研究方面的“综合国力”。该书运用了不少一手资料，也采用了西方妇女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展现了西方妇女史基本的发展脉络，为妇女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西方妇女史的总体框架，也为妇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要用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来研究西方妇女的历史，这就为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妇女史提供了保证，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比如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历史的分析和评介，充分说明了这些研究的中国视角。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发展很快，但仍是一个比较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在充分认识西方妇女历史的进程和及时了解西方这方面研究的新动向的基础上，进行中西方妇女史的比较研究，应当成为我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追求。

　　一

　　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经常去哈佛大学出版社门市部转悠，门市部有几个书架，那是专门用来摆放哈佛出版社出版的但稍稍有一点缺损的降价书的。书的折扣打得很低，折算下来，很多降价书的价格几乎与国内出版的学术著作的价格差不多。我在那里以每卷(册)8美元的价格陆续购得由菲利普•阿里耶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生活史》和以每卷(册)6美元的低价逐渐配齐了由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罗德担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西方妇女史》。我记得当时的北图和北大图书馆里也收藏了这两种图书，但每一种都没有收全。所以，在配齐这两套书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好，以为这两套书带回国内就是“孤本”，再找几个人把这两套书译出来，咱就算为学术界做一点好事。那时，我国的世界史学者对西方的社会史、文化史已经有所了解，但不够深入。妇女史和私人生活史研究是欧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中最有活力的史学新领域，但我们对这些领域的认识也不全面。所以，我想，把这两套书译出来，对大家是会有帮助的。

　　当时的想法是不错，只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行动。结果，实事和好事都是别人来做成的。《私生活史》已有了中译本，这是洪庆明等更年轻的历史学者们共同翻译的，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文介绍上称其为“独一无二的私生活图文微观史”和“世界史专业必读书”。杜比等主编的五卷本《西方妇女史》尚未见中译本。不过，这已不再是那么迫切了，因为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本西方妇女史专著已经面世。2009年底，由裔昭印教授牵头、汇聚了国内十多名世界史研究者集体智慧的《西方妇女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本书的规模虽不及杜比的五卷本《西方妇女史》，但也有70多万字的内容，将近600页大开本的篇幅，给人沉甸甸的感觉。

　　看过了裔昭印教授寄来的《西方妇女史》，我颇有感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之快，超乎当初的想象。我以为，拿一本好书翻译一下，给有兴趣的历史学者做一个参考就可以了。哪里能想到，没几年的功夫，研究外国妇女史已然成为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方向。近几年，由我国学者撰写的国别、断代 、甚至很专门化的外国妇女史专著 都已有不少问世。而裔昭印等十多名学者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为基础、花了七年心血汇成的《西方妇女史》，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地阐述西方妇女史的学术著作，代表了我国的外国妇女史综合性研究的新水平。如果可以借用“综合国力”这种说法，大体上也可以这样说：这本书体现了目前我国在西方妇女史研究方面的“综合国力”。《西方妇女史》的出版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当前的世界史研究的确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较高的境界。

　　二

　　妇女史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的欧美主要国家兴起，70、80年代以后，妇女历史研究作为妇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其影响也超越欧美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苏联和东欧、印度、巴西，以及一些非洲国家)都开始研究妇女史 。我国对西方妇女史的关注则稍晚，大体上在80、90年代起步。但发展很快,本世纪初，妇女史研究已相当兴盛,由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妇女史专著大多数是在过去的十年里问世的 。

　　在西方，妇女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学术取向上看，新社会史潮流推动了妇女史研究。60年代，新社会史兴起，人们主张做“来自下层”的历史研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大众社会。于是,有关历史上的家庭、婚姻、性等为传统历史学所忽视的题目都成了重要的研究对象。在这些主题里，女性当然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妇女的历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受人关注，主要反映了现实的需要。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妇女史研究受到当时西方社会蓬勃高涨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而变成热门。6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女权主义运动，人们一般称其为“第二次女权运动”。在这场影响十分广泛的运动中，女性提出了明确的诉求和主张，“要求摆脱作为‘第二性’、‘他者’的屈从和被动地位，要求改变主流文化价值中的两性二元对立状态，要求实现充分的、全面的公民权，要求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 。女性在现实中争取自己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女性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不平等对待来说事的。这样，作为对现实的女权运动的呼应，一些历史学者，尤其是女性历史学者就致力于挖掘在传统史学中被隐没的妇女的形象，在肯定妇女在历史上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揭示妇女所遭受的屈从和不平等地位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所以，妇女史受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权主义运动在历史研究中的回应 。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西方妇女史研究的成果，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上述两种力量所留下的烙印，一方面，作为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历史，与老人、儿童等社会群体一样，在历史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新的历史图像展示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下层社会的生动场景。社会史意义上的妇女史与传统历史学中重视上层精英和英雄人物相对应，但这一研究并不谋求历史学总体框架的改变，人们努力在自己所熟悉的历史进程中充实妇女的历史内容。另一方面，深受女权主义影响的妇女史研究则把矛头直接指向历史上妇女受压迫的地位，其目的不仅要恢复妇女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来说明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及产生不平等的根源。这种妇女史紧紧地围绕权力关系来展开，政治取向十分明显。激进的女权主义史学家甚至对传统的历史阐释提出挑战，想用她们自己的语言来研究妇女，她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把妇女的历史添加到已有的历史框架中，而且也想重写全部历史 。

　　在裔昭印等所著的《西方妇女史》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该书的作者们致力于还原丰富多彩的历史本来面目，使妇女史成为人类历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摆脱以男性精英为中心的政治史，把关注的目光从帝王将相的沉浮转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从男性转向男女两性，从政治、军事、外交转向物质、社会、文化，从而使传统史学中被忽视的女性和性别制度得以显现” 。社会史和经济史意义上的妇女史内容在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至20世纪欧美社会的各个章节中都已有所体现。与此同时，“权力”这一思想几乎渗透全书。关于男女“不平等”、“权力”(男人对女人的权力和女性的无权)的表述贯穿始终，《西方妇女史》揭示了妇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妇女一直屈从于男性的权力，不仅在公共领域，甚至在家庭和婚姻这类私人生活中，妇女同样处在不平等或无权的地位。的确，《西方妇女史》几乎所有章节都在揭示这一事实，而妇女争取自身的解放似乎很自然地成为该书的一个主旋律。该书最后一章的作者还专门列出一节提出和阐述了“妇女解放，路在何方”的问题，并指出，即使西方妇女运动在当代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要赢得完全意义上的解放，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

　　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读《西方妇女史》，我的心情是比较沉重的。这首先是因为二千多年来西方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和苦难，也因为追求妇女解放的艰辛。只要读者的心一直跟随着作者们所描述的妇女争取解放的曲折进程，他(她)几乎不可能获得轻松愉快的心情。这样，我在称赞《西方妇女史》的作者们成功地揭示西方妇女史的核心问题的时候，也在想，为什么《西方妇女史》的作者们总是围绕“权力”、“地位”等话题来组织历史内容？难道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西方妇女不曾享受过愉悦、快乐、幸福的环境和时光？除了受压迫、受不平等对待和争取权利的妇女史，还能不能留出一定的篇幅写一写幸福的或具有幸福感的妇女史?

　　在80、90年代的西德，新文化史学者(包括日常生活史和妇女史学者)曾经猛烈地批评社会史学者追求以结构和进程史为特点的社会史，批评这种社会史忽视了小人物的主观能动性，好像人们在客观的社会结构和进程中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他们提出了关注历史上小人物的感觉、体验、经历的主张。他们还运用“策略”这一概念，用以说明普通人面对客观的、一时难以改变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争取对自己或对家庭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史学家接受了这一批评，在后来的研究中比较注意民众的经历，从而使社会史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西德社会史经历过的这场辩论，很适合用来观察妇女史研究。我察觉到，中西方对妇女史的研究都存在着一种过于强调政治体制、制度法规、经济环境、社会条件、生活习惯等等外在于人本身的制约性因素，历史学者很自然地从这几个方面推导出妇女受到不平等、不公正对待的结论。于是，大多数妇女史作品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总是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或者是摆出一种要挣脱苦难的架子。当然，我承认妇女受到不平等、不公正对待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但我想指出的是，妇女在总体上对己不利的大格局下运用某些策略在日常生活中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如追求两情相悦的爱情，甚至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生活而“私奔” 。再比如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家庭生活中，尽管法律规定和习俗不利于妇女掌控财产，但是，有些丈夫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将财产直接转让给妻子，从而使妻子获得一定的财产权利。在这里，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夫妻恩爱完全可以突破法律条规的约束，使得不利于女性的规定成为纯粹的纸面上的文字。因此，妇女的历史并不只有一副苦难和抗争的面孔，还应该有一张幸福的笑脸，对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来说，后者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前者。因此，今后撰写妇女历史，可以考虑发掘更多的让读者心情愉悦，至少读起来令人心情放松的历史内容。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妇女史研究者自身与女权主义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十分必要的。

　　三

　　西方的妇女史研究在80年代有一个新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是提倡运用“性别”概念。

　　妇女史兴起时就存在着两种关于妇女史的写法，一是在传统的、由男性话语支配下的历史框架内添加有关女性的内容。这种写法当然为女权主义者所不满，她(他)们主张另一种写法，要写与“他的”历史相分离的、甚至相对立的“她的”历史。激进的女权主义史学家甚至举办只有女史学家参加的妇女史研讨会 。妇女史的两种写法都牵涉到与传统的历史研究及写作方法的关系问题，在妇女史学者当中引起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过度强调‘整合’与‘分离’，都容易产生偏见” ，并造成非女权主义史学家对女权主义的妇女史的疏离 。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性别史”作为妇女史的新形态逐渐发展起来。

　　对一些人来说，“性别史”只不过是“妇女史”的另一种说法。但实际上，“性别”概念在历史学中的使用，使原先的妇女史摆脱了狭隘的和可能被孤立的局面，因为性别的内涵比“妇女”更广泛，性别包括了妇女，但又不是特指妇女，听起来也更加中立、客观一些 。性别是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规定了男女在社会中承担的不同角色，性别与男人的关系一如它与妇女的关系。因此，性别的历史是与男人和女人都有关的历史，在“性别”这个范畴内，不仅女性的历史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意味着男性也有专门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认为：性别理论所引起的主要变化就在于它使对男人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使得男人与妇女一样成为性别化了的历史主题 。

　　性别史开辟了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同时，也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引起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似乎已有定论的历史内容和观点。比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曾反思了自己对英国平等派的研究：英国的平等派发表过响亮的宣言，提出“在英格兰，最贫穷的他有权像最富有的他享受一样的生活”，“在政府统治下生活的每一个人(man)首先应当根据他自己的意愿将自身置于该政府的统治之下”。几十年来，希尔一直因为引用了平等派的宣言、揭示了17世纪英格兰民主观念的传播而引以自豪。但本来值得自豪的事情最终却成了“我最感羞魁的事情之一”。因为希尔对平等派宣言的理解缺乏性别的视角，他反问自己：“每一个他?每一个男人?占当时英格兰人口半数的另一些人怎样?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我注意到了在这些宣言中缺乏妇女的声音。但是，不知怎样，我认为在17世纪的英格兰这一定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如果我们要理解当时的英国社会，我们得问一下为什么这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不仅是男人们，而且还有平等派妇女也都认为理所当然，她们为了选举她们家的男人去游说、鼓动、请愿、散发传单、收买议员，而且也从未想过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一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也就揭示出来了。”

　　果然，用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一些从来都给予很高的正面评价的历史主题马上就黯然失色。在裔昭印等撰写的《西方妇女史》中，我们看到作者们经常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比如作者指出，“雅典民主政治有其局限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它的发展是以牺牲妇女的利益为代价的。”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的发现主要是对男人价值的肯定，“女性的价值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与中世纪盛期相比，女性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降低。” 一些宣传“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家依然歧视女性，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对于女公民而言似乎只是一种悲哀”。 类似于这样的新颖观点在书中还有很多，这得益于性别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人们突然发现了很多历史死角。

　　的确，从性别史的角度重新检视人类历史，我们不仅能发现一些新的历史课题，而且还能在传统的历史主题中形成新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需要重写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

　　四

　　“西方妇女”是一个包涵了文化、种族、阶级、个人生活周期等各种差异的大概念，在阐述统一的西方妇女历史的同时，照顾到客观存在的女性历史的差异，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西方妇女史》的作者们注意到了这种差别，并且努力在整体的历史进程中讨论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领域中的妇女地位的差异，比如作者们对围绕雅典男性的不同类型的女性、对中世纪的贵族妇女、修女、寡妇和工业革命时期的中产阶级妇女与女工等不同群体与阶层的妇女分别进行了研究。还考察了诸如女奴、妓女、女佣、女巫等西方社会历史上的下层和边缘女性的状况。此外，“西方”也不是只属于白人的世界，西方的妇女包括了生活在欧美地区的各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的妇女。《西方妇女史》的作者注意这个事实，并指出她们“遭受着‘种族’和‘性别’双重歧视”。

　　与西方妇女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关，《西方妇女史》所用的历史资料也有多种来源。该书的作者们既注重对原始资料的发掘和解读，也注意对现代西方作者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利用。其中，原始资料包括各个时代作家的原著、法律文献、纸草文书、史料集、考古和铭文资料等。比如在运用古典史料时，除了引用古典作家的文学、史学、政治、哲学、医学、道德等著作外，也翻译并援引了一些演说家在法庭上的演说辞。在研究英美、法国和德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妇女状况时，作者们尽量利用英文、法文和德文等文献资料，把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前沿性结合起来，通过对丰富翔实的史料的梳理和研究，得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在对西方妇女自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作系统的阐述的同时，也对其中若干问题，如古希腊罗马女性的宗教角色、中世纪的典雅之爱、猎杀女巫、启蒙运动与女性等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探讨，这种娴熟地把纵向的叙述与横向的专题研究结合起来的做法是该书重要的特色之一，值得撰写通史的史家借鉴。

　　《西方妇女史》在理论阐述、方法和资料的运用等方面确实做得相当出色。但是，作者中西比较的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尽管该书的作者在“序言”中已经提到了要“以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来研究西方妇女史”，但读者在书本中并没有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我在读《西方妇女史》的过程中由衷地敬佩西方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斗争。同时，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有几千年父权制历史的中国社会里缺乏像西方社会中一再发生的、自觉的、影响广泛的女权运动?如果说性别是由社会文化所造成，那么，女权主义或缺乏女权主义意识这样的事实也只能从社会文化中去寻找根源。中西方妇女在争取平等地位和政治权利上的差别当然是由这两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差别所造成，但是，到底是哪些具体的社会文化因素造成了这个差别，或者说，为什么西方的女权运动总是那么激进，这是研究西方妇女史的中国学者值得深究的问题。除了这类宏观的比较，对很多具体历史现象进行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中国社会，无论是历史和现实，几乎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而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多有独身女子，并且在总人口中形成一定比例的老处女。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女子在历史的婚姻市场上走俏，或许因为这个市场上女性供不应求。有材料表明，中国历史上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至少从清代中后期以来就已经出现。在20世纪的上半期，更有多份社会调查材料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性别比例失调与溺婴有关，中国社会中溺婴的现象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但是，自元代以后，溺婴主要就是指溺女婴了。这样，从溺婴，到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再到女子在婚姻市场上走俏，似乎形成了环环相联的因果链，从中也可见历史上中国女性的命运之悲惨。如果以此为背景再去观察西方历史上的弑婴、独身、性别比例等现象，我们或会有一些新的思考。由此可见，对中西方的历史进行比较，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妇女史的一个优势，比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妇女史多了一个观察的视角。当然，裔昭印教授等所著的这本书是关于西方妇女的历史，要在行文中对中西方差别进行专门的比较是不合适的，不过，作者们的确可以带着一种比较的意识去观察和分析西方女性主义的历史进程。如此一来，中国人的独特视角不用说便在其中了。

　　总的说来，《西方妇女史》是国内世界史和妇女史研究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它的出版为中西妇女史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由于其开拓性，它也给西方妇女和性别史研究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