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蓝：20 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种宏观论述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in the 20th Century：A Macroscopic Discussion）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是影响20世纪国际格局演变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因素。这些事件无不集中反映了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这一历史时段的国际格局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变化的基本形态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发生严重动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冷战，促成了两极格局的形成，但两极格局中孕育着多极化趋势；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以“一超多强”的态势继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格局，欧洲中心，两极格局，一超多强

　　Abstract: Two world wars and the Cold War are major events and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affected the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se events all reflected the changes of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major blocs.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hasgone from quantitative to qualitative change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eriod. The Euro-center in theworld has been seriously shaken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resulted theend of the Euro-center position. The Cold War led to bipolar formation but multipolar trend bredin the bipolar pattern. The multipolar world trend continues to develop in the form of "onesuperpower and several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attern，Euro-center，Bipolar Multipolar，"One Superpower and SeveralPowers"

　　国际格局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然而，它的形成和演变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过程。鉴于国内学术界对国际格局的理论探讨较多而对其历史演变的论述不足，本文拟借鉴国际格局的理论框架，选取20 世纪历史时段，相对宏观地勾勒国际格局在这个刚刚逝去不久的世纪中的演变过程，以就教于方家。

　　一、对“国际格局”概念的界定

　　概括地说，国际格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国际关系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主要行为体，如国家或国家集团，所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和局面。[1]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力量对比是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核，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如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等等。然而，国际格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基础和推动力量，重大的具有全局性的国际事件，是推动国际格局从量变到质变的决定性因素。

　　构成国际格局的要素有三个：其一，行为主体。即存在于国际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或称为战略力量，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是构成国际格局的最基本要素，具有决定国际重大问题的能力和维持这种重大影响力的资源，[2]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极”。[3]其二，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战略关系。这些行为主体彼此之间发生相当程度的交往，并形成相互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三，行为主体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些行为主体之间的战略关系呈现相对稳定性。如“多极格局”“单极格局”“两极格局”“一超多强”，等等。

　　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力量主要有两个：其一，各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物质基础和推动力量；其二，各主要行为体对自己利益的认识和考虑，以及不同行为体之间由于各自所认识的利益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直接动因。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表现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重大的具有全局性的国际事件，是推动国际格局从量变到质变的决定性因素。20 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正是这样的重大的具有全局性的国际事件，它们在国际格局的演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格局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实际影响并制约着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秩序。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运行的机制，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特定的国际秩序总是与特定的国际格局相对应，并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与制约。当国际格局变化时，国际秩序也会发生变化，并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本文限于篇幅，对这个问题将另外撰文讨论。

　　二、20世纪初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

　　从16 世纪到19 世纪，西欧诸国先后发生了科学革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两次工业革命。这三大革命赋予欧洲资产阶级巨大的推动力和内聚力，为19 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几乎持续整个19 世纪的欧洲的相对和平状态，也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提供了国际环境。

　　19 世纪初，打败了拿破仑的战胜国通过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分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建立的欧洲新的政治军事及其领土的平衡，被称为维也纳体系。该体系是一个五极均势结构，它依靠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五个列强的实力均衡共同维持着欧洲的稳定。在这个结构中，英国以其在制海权、殖民地、工业、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优势，几乎达到了全球霸权的程度；俄国则依靠扩张所得的辽阔领土及其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势的增长，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意大利和德意志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这种状态，是上述五国形成均势的必要保证。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因任何一个大国再次称霸欧洲大陆而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些国家在其相互关系中开始用“会议外交”的方法，通过五大国定期举行国际会议，对列强各自的利益和矛盾进行仲裁与协商解决，从而保持欧洲的协调，维护大国的利益、和平与均势。这一体制也被称为“欧洲协调”，[4]亦称“共管均势体制”。[5]一位美国学者认为，这种“共管协调体制”要求欧洲大国遵守维持欧洲平衡和安宁的两项原则：一、各大国要克制自己在欧洲扩张领土的野心，固然不是完全克制，但起码要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二、当大陆内部的动乱或各国相互矛盾的要求即将引起战争时，所有大国就会共同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通常的办法是举行由各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各大国正是通过这种松散的共同管理方式，使均衡、克制和合作成为拿破仑战争后的40 年中欧洲政治的标志。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尽管到19 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系列局部战争，[6]但并未影响欧洲的整体和平与发展。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洲的世界优势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在经济上，欧洲对世界经济的支配与控制仍然清晰可见。它提供了世界上2/3 的工业产品和近3/4 的世界贸易，以及几乎所有的资本输出。到1914 年欧洲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场和世界的银行家。欧洲的产品、资本和技术的大量输出，使全球的经济生活空前统一，给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

　　在政治上，欧洲的政治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大大加强，这不仅表现在大片的地区，诸如美国、拉丁美洲和英国的各自治领已经欧化，俄国和日本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表现在亚洲和非洲陆续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到20 世纪初，欧洲的少数国家通过它们的殖民体系支配着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合理现象。

　　在思想文化上，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领土扩张同步发展的是其19 世纪的思想文化———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的广泛传播。到19 世纪末，这三大主义已经成为西欧和北美事务中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它们也正在对东方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这三大主义也随着列强的炮舰向亚洲各国广泛传播。

　　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欧诸国仍然以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不断扩大的殖民地而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正如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说，20 世纪国际事务的历史，“是从后来被证明是欧洲霸权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的”，[7]20 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基本格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也正由于此，欧洲列强之间的联合与分裂，矛盾与冲突，战争与和平，就必将带有世界全局的性质。

　　但是，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美国、日本等非欧国家正在崛起，开始挑战欧洲对世界的支配地位；社会主义思想已在俄国生根发芽，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亚洲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成为否定欧洲霸权统治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西欧诸国内部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在创建欧洲各民族国家中起到过非常积极作用的民族主义，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生质变，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权益的进步性，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致使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随着意大利与德国的统一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向垄断的过渡，西欧列强的实力对比终于发生了巨大变化。后起而强大贪婪的德国与已经拥有巨大既得利益的英法等国竞相争夺欧洲乃至世界的霸权，矛盾不断尖锐。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强国都在寻求同盟者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到20 世纪初，欧洲便形成了以德奥意为一方的“三国同盟”和以英法俄为另一方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于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便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这两大集团的对立与对抗，而每一次危机与冲突，又都给双方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猜忌与仇恨，从而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终于把一个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暗杀皇族的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大战。[8]

　　三、第一个世界大战与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的动摇

　　这场首先开始于欧洲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战争，深植于帝国主义的土壤之中，发生在世界已经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的时代，以争夺世界霸权为交战双方的目标，因此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和牵动全球的世界性，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这场世界性战争的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恰恰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实际结束了欧洲的全球霸权时代，并预示了未来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

　　1914 年秋，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大战的厮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就曾沮丧地说道：“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9]他的话的确很有道理，因为它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而且其正确程度比格雷当时所能预见的还要大得多。

　　从表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突显的变化好像不大。除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取代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而出现在世界政治的版图上之外，这个世界似乎仍然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是战后和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它们因获得了更多的殖民地和对所谓落后地区的委任统治权而使其殖民帝国甚至比战前更大更完整；另外，由于它们实际操纵了20 世纪的第一个全球性的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组织——国际联盟，而使欧洲对世界的控制力似乎比战前更加强大。但是，在这些表象之下的形势却完全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危机，没有一个发动战争的国家是真正的胜利者，反而加速了欧洲的实际衰落过程。

　　大战使参战各国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 亿美元。欧洲失去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英国失去1/4，法国失去1/3，德国失去全部；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到1929 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是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10]它的海外市场也由于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美洲和亚洲的工业竞争而不断萎缩。

　　大战导致欧洲的财政金融地位下降，1919 年仅各协约国对美国欠下的债务就高达100 亿美元，使美国从战前持有30 亿美元外债的债务国一举变成了战后的债权国，并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以上。

　　大战还给欧洲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生命损失。由于西欧战场的搏杀最为惨烈，因此参战双方的兵员死亡人数巨大，接近1000 万人：德国180 万，奥匈帝国130 万，俄国170 万，法国140 万，英国及英帝国100 万，意大利61.5 万；罗马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美国分别损失33.5 万人、32.5 万人、9 万人、5.5 万人和48909 人；俄、奥、德、法、英等国共有1860 多万人受伤。[11]西欧各国几乎失去了一代最有才华和最具创造力的青年。

　　上述这一切，几乎从根本上损害了欧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前景，并导致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像19 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工场和世界的银行家，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在向大西洋彼岸转移。欧洲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能力不断减弱。

　　大战对欧洲的政治打击同样沉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备受战争浩劫之苦的欧洲各国人民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极度的怀疑与不满，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进一步传播，使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极为担忧和惊恐。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密友和顾问豪斯上校在1919 年3 月22 日写道：“每天都有不满的呼声。人民需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的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就能把它点燃……”[12]当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在进行了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时候，欧洲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便被一分为二了。欧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自19 世纪以来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和对世界的支配地位受到了真正的挑战和动摇。

　　大战还给欧洲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创伤。它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关于他们自己和西方文明的观念，使他们深深怀疑西方文明的基本走向，从而引发了世界史上几乎是无与伦比的精神危机，以致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书，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则在自己的著作《历史研究》中，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

　　与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逐步衰落而同步发展的，是它所代表的殖民主义势力遭到冲击而连连后退，从而开始了世界殖民体系的解体过程，这实际上也是欧洲衰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个欧洲列强集团为重分世界而战的时候，欧洲宗主国在其殖民地的威信却一落千丈，白人不再被认为是天命所注定的应当统治有色人种的种族，这是那些殖民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对此深有感触，他在1926 年写道：“这场用鲜血覆盖整个欧洲的战争……在距我们遥远的国度里唤起了一种独立的意识。”[13]

　　“民族自决”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流行的革命术语和政治口号，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欧洲的殖民体系在似乎扩大到极限的同时也开始了它的解体进程。

　　与欧洲的逐渐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与苏联的不断崛起。美国的崛起是在欧洲衰落的背景中出现的，而苏联则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最严重的危机时诞生的。

　　美国作为一个“参战国”而不是作为一个协约国的成员，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站在协约国一边作战，不仅使这场战争进入了真正的全球阶段，而且完全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在保证协约国集团取得最后胜利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美国参战的重要性绝不仅仅表现在军事方面，也不仅仅是在现有的国际政治棋盘上增加了一颗决定性的棋子，它实际意味着当欧洲列强交战双方力量耗尽之时一个强国的出场，从而使国际力量的中心开始从欧洲向大西洋彼岸转移。[14]不仅如此，美国还将把自己对战后世界的看法，即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强加给欧洲，并与欧洲分享战后世界秩序规划者的角色，从根本上结束“欧洲协调”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于1917 年参战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了欧洲政治时代向全球政治时代转变中的决定性阶段。”[15]

　　1917 年爆发的十月革命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苏俄的诞生，第一次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并从欧洲内部对它的世界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关于这一点，西方的政治家是非常清楚的。例如，在构建战后和平的时候，尽管苏俄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但是正如威尔逊的传记作者、曾参加巴黎和会的新闻秘书R. S. 贝克尔所说：“俄国问题对巴黎会议的影响是深刻的，没有莫斯科就不能理解巴黎。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在巴黎不曾有代表，但经常都是强有力的因素。……俄国在巴黎起了比普鲁士更重要的作用。”[16]苏俄的作用还可以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上反对法国削弱德国的要求表现出来，他担心一个过分苛刻的对德和约将促使德国倒向布尔什维主义。[17]

　　于是，美国与苏俄这两个几乎同时崛起但又主张不同制度的力量不断发展，并将追随它们的力量集合在各自的旗帜之下，使19 世纪争雄世界的欧洲列强相形见绌，使以美、苏为两大力量中心的两极格局初露端倪，尽管它在当时还很不清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国构建的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第一个涵盖全球主要大国的多极体系。它呈现的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美国、日本、苏联等国际行为体为代表的多极结构，并留有欧洲大国均势的痕迹。在这个多极结构中，英、法代表的西欧还是具有比较决定性的力量，他们是凡尔赛体系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支配着世界上第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组织——国际联盟，对全球事务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美国是华盛顿体系的主要规划者和潜在保证者，在亚太地区拥有较大影响；日本虽然在华盛顿体系下受到一定限制，但其扩张野心不变，也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有影响的力量；苏俄/苏联虽然长期被排除于国际事务之外，但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际力量，并以独特的方式对该体系的形成和实际运作产生着巨大影响；中国及其他亚非拉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在发展。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自身存在的弊端与矛盾不断激化，与此同时，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也不断发展，并通过一系列局部战争最终导致了该体系的崩溃。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彻底崩溃之日，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时。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直接最深刻的结果，是它大大加速了欧洲作为传统力量中心的衰落和美国与苏联这两个欧洲侧翼大国的真正崛起，从而最终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完成了自20世纪初便开始进行的在国际格局方面的巨大变革：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完全被战火所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

　　欧洲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源地，曾在几个世纪中处于主宰世界的中心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这一地位受到严重动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整个欧洲遭受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又一代青年人被战火吞噬，欧洲各国的基本国力几乎也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殆尽，从而导致了欧洲的整体衰落。当战争结束时，欧洲的大片土地已变成废墟。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其国民收入只及战前的30%~50%。[18]而且，就是这样的经济状况，也是在美国的援助下才取得的。

　　更大的打击是欧洲本身正在被外来的两个大国苏联与美国划分成东、西两大势力范围，在地理上、政治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被一分为二，“被战火摧毁的幻灭的欧洲，匍匐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19]这种形势与人们所熟悉的19 世纪和20 世纪初欧洲全球霸权的格局实在是惊人的相反。当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已习惯于欧洲列强对整块整块的大陆进行瓜分，甚至认为这就是国际事务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是二战之后，无论欧洲的大国还是小国愿意与否，在决定其外交政策的时候，都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也必须考虑东西方对峙这一重要因素，而且其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都要分别依靠与苏联和美国的结盟才能办到。与此同时，伴随着欧洲世界霸权的消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对西方造反”，从而使争取主权平等，政治独立，种族平等，经济公正和文化解放这五大主题为基本内容的非殖民化进程，终于以始料不及且无法控制的速度席卷了所有殖民帝国，[20]并进而引发了“全球大分裂”。二战后仅仅20 年，昔日欧洲列强所构建的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世界殖民体系，终于土崩瓦解，这是对旧欧洲的致命打击。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创伤使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感叹“西方的没落”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在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创伤之后，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二战后的欧洲已经死亡。因此，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在19 世纪建立的世界霸权地位终于发生质变，如落花流水，一去不复返了。

　　与欧洲的整体衰落形成极大反差和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和苏联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空前强大。二战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它拥有占全球财富50%的巨大经济实力，足以使西欧复兴；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控制着制海权和制空权，1946 年美国军队在56 个国家驻扎，1947 年它已在海外建立了484 个军事基地，还一度垄断着原子武器，[21]并将整个西欧、美洲和日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美国所具有的这种巨大优势，不仅使它有了一种“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而且认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22]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总统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 年10 月21 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

　　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23]

　　战后的苏联虽然经济逊于美国，但军事上和政治上十分强大。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整个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它收复了战争中的失地，还兼并了一些其他国家的领土，不仅使其西部战略环境得到了重要改善，也使其东部战略环境得到了有利的调整；它进一步使整个东欧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与西方相对而立；再加上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显示出的巨大能量，使它在全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当二战结束时，只有苏联的国际权势和影响能够与美国相比。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成为国际格局的真正转折点，以欧洲为中心并支配世界的时代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时代。这个新的两极格局的基石，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由反法西斯大同盟“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确立的雅尔塔体系；而两极格局的外在表现，则是美苏之间在战后逐渐形成的“冷战”态势。

　　五、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美英苏三大国经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与会晤，达成了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书面的或口头的协议，史称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内容是：打败法西斯并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建立联合国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对殖民地和国联委任统治地实现托管计划，提倡和平、民主、独立原则。

　　雅尔塔体系是大同盟内部相互妥协（或者说“合作”）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性，也带有大国强权政治的深深烙印。它建立在美、苏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是美英苏三大国出于对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和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长远打算，在进行了长期的讨价还价之后达成的政治交易。因此，雅尔塔体系实际成为美英苏三大国谋求势力范围的产物。三大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所划定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英苏之间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在西方，它从卢卑克到的里亚斯特；在南方，到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在东方，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半岛的38°线，直到中国的旅大港。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划定的势力范围，恰恰成为以后美苏形成的以冷战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但是，雅尔塔体系并不是冷战。大同盟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其本意是希望在战后保持大同盟之间的继续合作。但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由于美苏双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的不同，双方在具体实施雅尔塔体系各项协定的过程中，必然会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产生重大的分歧与对抗，并导致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政策与行动的对立互动中爆发了。[24]

　　随着冷战的发展，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两极格局也逐渐定型。两极格局形成的一些标志性事件和基本过程如下。

　　在政治上，美苏分别形成了对立的两极思维模式。1947 年3 月12 日，杜鲁门主义出台。杜鲁门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不指名地将苏联称为“极权政体”，宣布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不仅使其意识形态味道十分浓烈，而且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25]苏联认为，杜鲁门主义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26]1947 年9 月，苏联主持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同时提出世界已经分裂为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的“两大阵营”理论，并以此作为各国共产党行动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于是，苏联对世界政治的两极看法也正式确立。[27]

　　在经济上，美苏分别形成了两大集团。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只是一项政策声明，1947 年6 月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在两极格局的形成中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该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乔治•凯南等人的打算是，如果苏联拒绝美国的提议，美国“正好就把分裂欧洲的责任推到苏联头上”，如果苏联接受，那么美国就以援助为手段迫使东欧国家“放弃其经济生活中的几乎是排他性的苏联取向”，[28]并可能倒向西方。苏联则对马歇尔计划充满疑虑。诺维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马歇尔计划就等于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并认为在美国宣布马歇尔计划之前就事先预料到苏联不会参加这个计划，因此该计划显然是直接反对苏联。[29]最后苏联以一项联合计划和共同事业对主权是一种侵犯为理由，拒绝接受援助，[30]而马歇尔计划也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不仅如此，为防止东欧国家倒向西方，苏联还针对马歇尔计划，迅速与东欧国家签订了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的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初步筑起了东欧的经济壁垒。1949 年1 月经济互助会的成立，东欧的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马歇尔计划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经互会的对立，标志着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经济集团的对立。

　　在地缘政治上，划定了东西方地理界线。美国不仅把马歇尔计划用于美英法占领的德国，而且在苏联退出后，正式启动了建立西德国家的工作，并采取了从合并美英法占领区到在西占区实行单方面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分裂德国的行动。这些行动，使苏联认为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将西部三个占领区分裂出去以建立依靠并忠实于美国的西德国家的判断得到了证实，于是，以西占区的币制改革为导火索，终于导致日益不安的苏联在1948 年6 月对进出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实行封锁，从而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尽管这次危机在历时近一年后以苏联的退却得以结束，但是德国的分裂过程已完全不可逆转。以1949 年9 月和10 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界线基本落定。

　　在军事上，成立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伴随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和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1949 年8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跨大西洋的西方军事战略界线也基本划定，1955 年5 月5 日西德加入北约。苏联对西德加入北约的即时而公开的反应，是1955 年5 月14 日以苏联为首建立了包括东德和东欧国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华沙条约组织。于是，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个武装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综上所述，美苏双方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敌对政策和具体措施，到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地缘政治版图和军事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冷战对峙，使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两极格局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首先，美国和它的伙伴国实际上要比苏联集团强大，例如，在1950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3 倍，北约联盟加上日本的财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的4~5 倍。[31]苏联虽然只在军事能力上与美国基本相当，但是在整个冷战期间却有能力摧毁美国的西欧盟国。因此，尽管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整体军事能力上优于苏联，但是这种优势从没有大到使美国领导人觉得足以直接向苏联挑战的程度，于是便导致了双方的军事威慑和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的持续攀升进行。[32]鉴于苏联的经济实力始终远逊于美国，因此在两国对立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冷战对苏联的伤害程度远远甚于苏联对美国的伤害程度。

　　其次，即使在冷战最高潮的年代里，两极格局也未能完全囊括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一些独立的国家或没有加入两个竞争的集团，或被开除出其中的某一集团，还有主要处于亚非地区的尚未获得独立的广大旧殖民地区。[33]这些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对立的两个联盟集团之外，使两极格局多多少少受到了牵制与限制。随着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进行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苏之间最初的对抗，而且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多极的力量。

　　六、两极格局孕育的多极化趋势

　　随着冷战的发展，整个世界也正在发生着一些极为深刻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逐渐分化，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的分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以及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成长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这一切导致了美苏两极格局的动摇，欧洲、日本、中国等世界其他力量中心不断成长，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

　　西欧各国随着经济上的迅速复苏和政治自信心不断增强，越来越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可以单独承担复兴西欧的重任，只有走联合之路。于是，以法、德两个宿敌的和解为基础，从经济上的欧洲煤钢联营入手，启动了西欧的联合进程。这种通过成员国将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机构的方法，不仅将欧洲联合的理念逐步转为具体的现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使历史上战乱迭起的欧洲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较长时期的稳定与和平发展局面。另一方面，以打破美国的西方霸主地位为其特色的法国的“戴高乐主义”，以及以突破美国战略限制为其特点的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则是西欧国家谋求独立发展和推行具有本国特色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西欧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正在发展。随着西欧在经济上不断摆脱对美国的全面依赖，欧洲的政治联合步伐也将逐渐加快，欧洲正在成为另一个世界力量的中心。

　　美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由于其经济的“起飞”而导致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同时要求建立日美对等关系的呼声高涨。1960 年，美日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恢复了日本的部分主权。日本将继续在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实行“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路线。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来说，“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34]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恩惠的问题，两国关系友好。但在苏共20 大召开之后，两党两国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日益发展。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西方的持续压力，成为推动中国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终于拥有了“两弹一星”，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

　　1971 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已经看到了这种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尼克松在1971 年的对外政策报告中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极外交的新时代；同年夏天，他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是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五大权力中心。[3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采取主动行动与中国改善关系。[36]当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内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时候，全世界也看到了一个潜在大国的崛起。

　　新中国的崛起与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发展同步进行。1955 年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举行的万隆会议，是第三世界形成的起点。从此，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崭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随后产生的不结盟运动，以及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益，反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77 国集团”的应运而生，是第三世界力量的发展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而鲜明的标志，他们将以联合国作为讲坛和斗争的场所，对两极格局造成冲击。

　　20 世纪70 年代后，美苏继续冷战，但多个力量中心仍在发展。西欧联合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欧共体通过的有关建立欧洲联盟和“统一大市场”的宣言与法令，表明西欧的联合所追求的是要实现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与此同时，随着日本于70 年代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继续在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逐步将过去的“对美一边倒”的“被动外交”转变为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自主外交”。中国则在“文革”结束后，以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自20 世纪60 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出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它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七、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多极化趋势

　　1991 年，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以自行坍塌的方式最后消失，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两极格局彻底崩溃。它在带来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世界局势出现新的动荡的同时，也带来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

　　当苏联解体时，世界呈现出这样一幅历史发展的宏观画面：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认为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单极时刻”终于到来了，[37]于是依靠美国的权势和价值观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频频出现在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中。[38]但是，环视全球就可以看到，继承了原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仍然是唯一拥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核武器的国家，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欧共体向欧盟的成功发展有力地表明了西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重要力量；以中国、韩国、印度、东盟等为代表的亚洲的崛起，同样显示出该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确立和发挥它们在世界事务中重要作用；占有联合国多数席位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经历了90 年代的巨大动荡和不断调整之后，到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国际格局更加明显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发展特点与态势。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综合国力方面，还没有另一个大国或地区可以和美国匹敌。但是美国并不能单独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与此同时，“多强”的力量也在发展：以欧盟为核心的大欧洲的出现，使欧盟长期以来力图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目标在形式上已实现；俄罗斯得益于21 世纪以来石油价格上涨，经济出现快速发展，其积极推行的“多极化外交”也显示出明显的强势特点；日本继续推行“大国外交”，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并于1991年9 月的联大第46 届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今仍在为此努力；[39]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2003 年中国的“神州五号”首次实现了载人航天飞行，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航天大国，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世界第二位，在国际社会，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认真履行有关职责，大力推向多边外交，积极参加维和行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印度、巴西等国也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2004 年印度、巴西和德国、日本联合提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

　　与冷战的结束几乎同步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如前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所说：

　　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正在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为依托的经济外交正在拆除各种围墙藩篱，跨越各国国界，编织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无国界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40]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冷战后的国际经济格局也发生一些重要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并使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适应全球化的因素不断暴露出来，从而进一步迫使人们反思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与改革，为建立一个在权利与义务平衡基础上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一方面，冷战中和冷战后形成的“七国集团”（G7）和“八国集团”（G8）[41]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继续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的机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1999 年9 月，八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二十国集团（G20）。其成员包括阿根廷、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这是一个非正式对话的国际论坛，宗旨是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二十国集团的成立，使发展中国家有了在国际经济中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地位和作用上升的表现。另外，自2001 年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称为“金砖四国”的说法，[42]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新兴国际力量的发展以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话语权的增加。

　　当然，目前国际格局所呈现的“一超多强”态势，是向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过渡，还不是真正的多极世界。尽管世界多极化的实现还需要长期与复杂的过程，但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这是毋庸置疑的。

　　（转载自《历史教学》2013年20期）

　　注释：

　　[1] 有关国际格局的论述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五章；[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政治》，林茂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23 页；[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85 页。

　　[2] 这些行为主体在国家层面，如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在国家集团层面，如冷战时期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冷战后的欧盟、东盟等。

　　[3] 一般而言，“极”主要是就人口、面积、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而言的。邓小平曾在1990 年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4] R. W. Seton-Watson，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A Survey of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p.48;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L.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90, pp.43~51.

　　[5] [美]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6] 维也纳体系维持了欧洲大约100年的和平。但是它既没有消除各国的扩张野心，也没有停止它们之间的争斗。1854—1856年以英法为一方，以俄国为另一方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而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此后接连爆发的法、意对奥地利的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是列强用武力改变欧洲政治版图和实力分布的重要表现，并使维也纳体系严重动摇。

　　[7] [美]理查德•W•布利特等著：《20世纪史》，陈祖洲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值得注意的是，译者把该书第10章的作者入江昭的英文姓名Akira Iriye错译为“阿基拉•艾里伊”了。

　　[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914—1918 年的战争一直被称为“大战”（Great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这场大战才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9] [美]芭芭拉•W.塔奇曼：《八月炮火》，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46~147页。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来看，19世纪末美国和日本等国在欧洲两侧的兴起，以及20世纪初亚洲的第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便是欧洲衰落的开始。

　　[10]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614页。

　　[11] 伤亡的统计数字并不相同。参见John Terraine, The Great War, 1914-1918: a pictorial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65, p.183.[美]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下册，李庆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418 页；[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一卷下册，周启朋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587 页；[美]R. R. 帕尔默等著：《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没落？》，陈少衡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7页。据统计，1914年20~32岁的法国男子，一半死于战争；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第一天的进攻就损失了6万人。

　　[12] Charles Seymour 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Vol.4,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8, p.389.

　　[1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616页。

　　[14] 早在大战爆发前的1914 年7 月29 日，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H•佩奇就致函威尔逊总统说：“如果真的发生一场大战，欧洲的进步将遭受重大挫折，而美国领导世界的时代会提前到来。”[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一卷上册，第357页。

　　[15]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13 页。

　　[16] Ray S.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and Co., 1922 ( Reprinted by Kessinger publishing,2007 ), Vol.2, p. 64; Vol.3, p.454.

　　[17]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期间撰写的《草拟和约条款最后文本前对和平会议的几点意见》（即《枫丹白露备忘录》）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一点，并以此说服法国，督促协约国与德国尽快签订和约。原文见David Lloyd George, The Truth about thePeace Treaties, Vol. 1,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38, pp.404~416.

　　[18] [美]H.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 年》，陈少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499 页，第518 页；[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447~452页。

　　[19] Cyril E. Black, Robert D. English, Jonathan E. Helmreich, Rebir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Colorado:Westview Press, 1992, p.48.

　　[20] 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20~223.

　　[2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39 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 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1 页；[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64页；乔治•马立昂：《美帝国主义的扩张》，邝平章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第16~17页。

　　[22]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39~440页。

　　[23] 法学教材编辑部审定：《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1945—1980），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7~68页。

　　[24]有关冷战的发生过程，可参见拙文：《试论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 期。

　　[25]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120~121页。

　　[26] Mikhail Narinsky,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Gobriel Gorodetsky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 A Retrospective, London: Frank Cass, 1994, pp.105~110.

　　[27] 西尔维奥•庞斯认为，这是苏联外交在战后转向以两极观点看世界的第二步，第一步是1946 年9 月27 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所写的“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Silvio Pons, A Challenge Let Drop: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 Cominform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1947-8，in Francesca Gorl and Silvio 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1953,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p.246~263；关于诺维科夫报告的英译文，见Diplomatic History, Vol.15，No.4,（Fall, 1991）, pp.527~537。该报告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精神所写，并有后者在阅读时所划的重点和所写的眉批。关于该报告形成的详细情况，以及对它的内容的介绍与分析，参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186~192页，以及第206页注释[170]-[175]。

　　[28] John Lem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2, p.66.

　　[29] Mikhail Narinsky,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Gobriel Gorodetsky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 A Retrospective, p.109.

　　[30] А•С•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上册，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307~308页。

　　[31][美]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1996年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92 页。

　　[32] 关于美、苏在1955年和1987—1988年的军事开支比较，参见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1996 年第5 版），第93页表5.1。

　　[33] 1949年1月美国提出的“第四点计划”的目的之一，也是要与苏联争夺这些不发达地区。

　　[34]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35]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1，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 p.220, pp.803~806.

　　[35] 1966年3月8日—30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主持举行的12 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尤其表达了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与会者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大陆中国，允许北京加入联合国并与之建立和保持关系。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NewYouk：Chelsea House, 1973, pp.305~308.

　　[36] 1966年3月8日—30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主持举行的12 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尤其表达了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与会者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大陆中国，允许北京加入联合国并与之建立和保持关系。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NewYouk：Chelsea House, 1973, pp.305~308.

　　[37] 美国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在1990/1991年第1 期《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上撰文，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的时期称为“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1991,pp.23~33.

　　[38] 根据白宫自己的统计，1990—1991年期间，美国领导人在各种讲话中有42处提到“世界新秩序”。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302 页。

　　[39] 日本是否能够通过深刻的反省彻底摆脱其历史问题的束缚，从而在真正取信于周边国家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是否能够坚持和平发展路线，是日本在21 世纪必须解决的外交课题，也是日本能否成为被国际社会承认和尊重的政治大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