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到80年代的工会与政治

　　[法] 塔尔塔科斯基（Tartakowsky）

　　（巴黎第八大学校长、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1884年承认工会合法性的法律对工会的活动领域作了严格限定：仅限于“研讨和保卫工业、商业和农业等经济利益”[1]，完全禁止其涉足政治领域。革命工会运动曾将工会视为“今日的抵抗组织”，而在革命变迁到来的时刻，它将通过总罢工而成为积极的参与者，随后它又成为从胜利中诞生的非国家的社会细胞，这种革命工会运动是对工会及其机构的自由主义道路的一种逆向回应。这个被称为泛工会主义的变革计划撇开了政党、议会政治和国家。于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工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之处理被简化为这一带有双重目标的途径。实际上，工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在议会和市政层面上特别复杂，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至少，法国总工会(CGT)总书记莱昂•茹奥(Leon Jouhaux)在大战刚结束时坚持的“涉足国家事务的政策”，与20年代非常鲜明的自由主义的复兴是相抵触的。工会运动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新界定，需要30年代的危机、随之而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危机以及法国式的社会国家的构建。这种重新界定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严峻形势到来之前一直占支配地位，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种关系。

　　在30年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之前，法国的工会动员呈现出碎化的特征。几乎总带有部门特征的运动只能以特别的方式形成整体运动，如为争取或反对某项法律而质询政治当局、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英式星期制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反对将兵役期限延长至三年的斗争。在30年代危机岁月里，国家的权限领域在扩张，接着又是社会国家的确立，这些情况对工会运动及其与政治关系的影响尤其大。它们赋予工会的特征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特征还确保了工会作为政治中的一个主要的非制度性参与者的角色，工会在包括政治动员在内的各种动员中就承担了这种角色。

　　一、重塑政治(1934—1947)

　　20世纪20年代，法国共产党和统一劳动联合会(CGTU，接近于法共)信奉这样一种理论：资本主义的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带入一场总危机，届时“大生产资料的合理化”必然到来，这正是他们深信已近在眼前的革命的序曲。但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让这种分析陷入尴尬。罢工运动在20年代陷入低潮，此时更加组织不起来，反危机的运动及其效果到1934年初几乎毫无成效。除了极为稀少的罢工和个别的失业者行动，1932年之后的社会动员大多来自非工人的群众组织，并且牢牢站在政治棋盘的右翼(如老兵、农民和纳税人)。动员的规模和性质的转变，要等到1934年2月6日巴黎极右翼团体的游行，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反法西斯行动的展开。从此时到1946年，工人政党和工会联盟的一线社会活动者将涉足反法西斯运动，其中包括反极右翼团体的斗争、从西班牙内战到解放运动之间的反纳粹斗争，以及1940年之后反维希政权的斗争。在1934年到1946年之间，这场运动的基础和轮廓都经历了重组，由此产生了对政治领域及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它一开始就是一场社会运动的文化和规范调节文化的双重革命，二者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关系[2]。

　　2月6日之后不久，正是莱昂•茹奥领导的改革派法国总工会(CGT)发起了反击行动。法国总工会号召举行24小时总罢工，罢工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这还是第一次。法国总工会在声明中说：“现在不是争论目前的体制是否合适、是否符合我们情感上的应然的时候。我们这些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愿意将民主与民主的偷窃者及其帮凶混为一谈。我们希望维护基本的自由，这些自由曾与我们的英雄祖先联系在一起，没有这种自由便不值得生活。正是为了表明这一不可撼动的意志，所有劳动者都应于2月12日停止工作。应该表明，面对以独裁取代民主的企图，人民的力量绝不会缄口不语、无动于衷。”这样一来，法国总工会就把民主定义为民众运动的成果，应该将民主保持下去。对于现存制度受到的攻击，率先发起政治反击的竟然是工会，这本身就是政治制度危机的一个征象。至少法国总工会几乎是立刻与社会党联合了起来，这是基于对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不同分析，此后它又基于另外的理由而与共产党和统一劳工联合会(CGTU)联合。

　　法国总工会或更普遍意义上的各大工会的决定性作用，还表现在2月12日游行的基础和规模与游行之坚定性的紧密关联中[3]。虽然政党不久重新掌握主动(1934年7月共产党与社会党的联合行动条约)，但这并不否认如下事实：工会组织仍是持续的反议会极右派运动中的主要角色，此后的反通货紧缩政策后果的运动同样如此，这场运动于1935年7月14日达到高潮。此刻实现的“共和国与劳动的和解”认可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阶级文化与共和文化的共生状态，这是人民阵线文化的构成部分，后者与社会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文化在1936年1月通过的人民联合纲领中得到确认。“不惜一切代价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现实需要，首先意味着这一纲领是与政治举措相配合的，尽管“面包、和平、自由”的口号表明还有其他的优先考虑。这一需要同样与“经济诉求”相呼应(这几年是社会要求被纳入考量的时候)。经济诉求被仔细限定在可以立刻实现的范围之内，而且这明显表现为法国总工会和统一劳工联合会的经济要求。为选举而缔结的纲领自然应得到相关政党的批准，包括共产党、社会党，还有激进党。但还需得到法国总工会、统一劳工联合会和上百个团体的批准，其中就有人权联盟和新涌现出来的各种反法西斯战斗委员会，这种情况表明，社会运动当时与议会政治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关系。

　　人民阵线在执掌政府之前还只是一场社会运动，这一点对它后来的政治经历并非没有影响。这场运动在选举获胜之后还延续了好几周，但性质改变了。工会对经济危机后果的反应，到此时为止仍几乎完全是国家公务员和职员的行动(这些人受通货紧缩之苦)，但此时的反应扩展到私营部门的工薪阶层。罢工和占领车间的行动开始于5月底，6月全面展开。在国家的仲裁下，法国总工会和法国雇主联合会签订的马提尼翁协定终于让这些行动告停，该协定许诺提高工资，设立车间代表，确立了有关集体协定的新法律原则：40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和集体协定等原则，不久这些谈判在各个层次展开。

　　1936年9月，已担任政府首脑的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宣称，“如果我们完全掌握局势，也许相同的措施会以另外的程序……另外的节奏展开”，这样的说法指出，罢工突出了一些优先问题。但罢工的效应还不仅限于此。6月，莱昂•茹奥在与美国电台的一次谈话中声称，罢工不是反叛，罢工者的要求就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要求，罗斯福总统刚刚满足了这些要求。不过，这一并不缺乏根据的论点至少忽视了一个重大差异。在法国，这场空前的运动是1936年各项成就的源头，但这些成就在某些方面与“新政”框架内采纳的措施并不相同；这场运动是把“改革”视作“争取来的成就”，这适合于长期植根于集体意识中的“靠斗争取得成就”的意识。全国层次和车间内部力量关系的改变，有助于理解雇主对于新政的反击更加集中在政治方面，而且采用另外的方式[4]。

　　30年代危机的政治方面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它影响着针对日益复杂的对象目标的运动。从1938年起，重新界定过的政治优先以及和平主义一开始并不利于运动的展开。11月30日罢工的失败、奇怪的战争及随后的溃败和维希政权的建立，都在无情地鞭笞着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苏德条约签订后，共产党及与之亲近的组织被解散，其活跃分子受到追究。接着，维希政权禁止罢工和示威，随后解散了所有工会组织。为反对维希和占领者，人们组建了一个秘密的跨党派联盟，它的活动不同于抵抗运动，而工人组织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就使得社会运动分子可以重新考量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应在解放后的法国占有一席之地。1944年3月起草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纲领将建立“真正的经济社会民主”设定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应首先进行结构改革，首当其冲的是重启1936年被摈弃的国有化，建立企业委员会、设立社会保险。像1936年一样(但方式不同)，这些内容深受重新界定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以及运动所认可的力量关系的影响。这种关系隐约体现在签字者的属性中：各党派的政治光谱图在扩大，从人民民主党(MRP)到民主联盟和共和联盟，从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到各抵抗运动[5]。新关系还一度以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式延续下去：生产战役(bataille de produciton)就是如此。

　　民主国家与重大危机时刻为保卫和拯救民主而展开的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起源于一场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群众运动和政府——或曰民族主权之合法表现——之间的内在关联，对各种表达方式产生了反作用。在人民阵线的旗帜下，国家纪念活动借鉴了民众示威的方式，而五一节游行的某些特征，此前仅为主权宣示活动所专有。在解放后不久，三党制中的各派势力的游行，同样试图融入主权庆祝活动中。社会活动者在政治领域内活动的方式同样发生了变化。1934—1938年之间，与政治庆典结合在一起的左翼示威和罢工以及1936年后的右翼运动，都在呈指数增加的趋势，这有助于重新界定政治模式。妇女、青年(13岁就可以工作，但到21岁才有投票权)、外国人，所有这些排除在普选权之外的人，都得益于这些进入政治领域的新途径，尽管西班牙内战和抵抗运动使得这些途径变得错综复杂、枝蔓丛生。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形式与非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在解放之后开始倒转。由于工会领导人在抵抗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们作为各省或地方解放委员会的领袖，在各省联合会的支持下，于1945年之后的市政选举中纷纷当选为市长。另一些人则在社会保险储金会、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和经济社会理事会中担任重要职务。1950年2月有关集体协定的法律将“占领期间的爱国立场”与一些工会代表权标准挂钩，于是便认可了危机之后出现的动员文化、政治重组以及诞生于复杂重组之中的社会国家之间的新关系。

　　二、作为对象目标的政治(1947—1958)

　　直到1946年，社会运动都有助于修正现实运作的政治。冷战开始之后的十余年，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重构了社会运动，并使其发生变形。1934—1946年为捍卫和改造民主而进行斗争的政治本质，可以使得受不同策略激发、性质各异的组织融入一些可使它们采取统一步调的运动之中。随着冷战的开始和发展，重建社会与政治之关系以及表达这些关系的各种组织之关系的尝试，涂上了更为严格意义上的意志主义策略。莱昂•布鲁姆呼吁一种法国式的工党运动，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召唤“民族的活跃力量”，重返政坛的戴高乐将军则希望在他的参与政策中看到工会运动的身影。但都没有令人信服的成果。这些尝试的失败使得第三力量中的各派势力及后来的戴高乐将军无法将工会转化为适合其需要的接力棒。不过，反对进行此类尝试的人甚至更好地巩固或曰重构了社会运动与政治领域之间的某些关系。不过，由于冷战的逻辑，或由于其派别性质，这类反对者注定陷于孤立[6]。 “共产主义大同盟”(Jacques Ion)的存在表明，共产党、法国总工会及其“群众组织”之间有牢固的联系，动员起来反对某些立法法案的社会活动者也试图赋予自己某种特别的行业代表性质(如独立的农民派别、布热德派)。

　　1947年，工会运动由于分裂而加剧分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运动就此消失。例如，1947—1950年之间主要波及采矿业的大罢工，1953年8月的公职部门罢工、葡萄农抗议和布热德运动。但这些现象发生后，通常都局限于当地。各省和巴黎出现的各种斗争的异质性，是当时的社会运动正在失去全国性特征的一个反映。但在1950—1962年之间，罢工、罢工参与者及罢工天数的整体数字是下行的。

　　1953年7月14日，共产主义大同盟的成员组织了一次游行，这是解放以来的传统，这次游行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MNA)在巴黎也举行了一次游行，招致警察的干涉，结果导致7名游行者死亡，其中有6名阿尔及利亚人。1936年到1946年之间，民族主权的宣示和人民主权的宣示被混为一谈。1953年7月14日事件成为巴黎禁止一切群众游行的借口，该禁令一直维持到1968年(只有1966—1967年的跨工会游行例外)，这表明群众运动和国家行动已经脱钩，而这一脱钩在1947年就已开始。政治领域已经成为群众运动的对象目标，它与后者的关系受到损害，因局势而定的色彩更重了。共产主义大同盟(法国总工会是其成员之一)介入了“保卫和平”、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政治斗争，1958年之前，它还反对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军事动员，并参与时而由法国总工会(或其下属的某个工会：如与印度支那事务有关的码头工人)发起的、可能诉诸政治性罢工的行动，时而参与由和平运动倡导的活动。政治舞台上的工会运动，并不缺少从1947年分裂中产生的工人力量总工会(CGT-FO)的身影。这一工会将工会独立(于政治)作为一个组织原则，并率先号召举行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的示威，而苏联的行动当时得到众多政治组织的支持。

　　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爆发，非共产党左翼发生危机，危机于1956年开始加剧；在此期间，各大工会找回了从前的首要地位，尤其是在反击戴高乐将军重新掌权的斗争中，这些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如果不是完全同步的话。法国总工会试图以新的“2月12日”来回击新的“1934年2月6日”。1958年5月和9月，法国总工会、法国基督教劳工联合会和工人力量号召举行罢工，但由于缺少统一，罢工时间不完全一致；有的时候，罢工是为了支持示威活动。工会的优先地位并不排斥其他组织的创举，如和平运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长期坚持，尤其是在发起反对秘密军组织(OAS)的运动中(如1961年4月反对将军们政变的一小时罢工)。在这些年中，1947年分裂之后选择自治的全国教育联盟扮演了某种枢纽作用(对它而言，有时这是默认或公开的)，这种角色得益于它在职业和思想领域内的中间立场。

　　1947—1962年之间的阶层或政治运动，至少既没有发展成一场全面的社会运动，也没有导致当时政策的明显调整。

　　三、无论有无策略都在从事政治活动(1963—1973)？

　　1958年的宪法赋予了这个国家强有力的行政权，这就使得法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自解放以来确立的调节工具，以适应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后的贸易自由化要求。国家职能领域的扩大、经济社会变革的幅度，都影响了社会运动及其基础、它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今后应该理解为经济社会政策；这一局面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1963年的矿工罢工是新政权必须面对的第一场重大社会冲突，这次罢工是在回应对老工业基地产生深刻影响的能源和工业政策。这次罢工揭示出当局威权主义倾向的增长，它对罢工者进行司法调查，随后又规定，公共部门若要罢工须先行通知。随后的社会运动集中于就业不景气的地区，以及受正在进行的结构重组的直接打击最严重的农业部门。这些运动有时局限于某些企业，但经常和商人、教育群体、竞选中的当选者，甚至宗教代表联合起来。第五个计划的方针旨在加速权力的集中和个人化，与此不同的是，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CFTC)于1964年实行了去宗教化，1966年2月，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从去宗教化中诞生[7]与法国总工会缔结的协定则认可了各种拥有共同目标的运动之间日益增强的同质性][8]。1966年3月到1967年5月，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与国民教育联合会(FEN)联合，有时也与工人力量(FO)联合，组织了好几次跨行业罢工和示威日活动，目标是与资方政策斗争，但也反对经济计划的方针以及1967年首次削减社会保险的法令。这些在新词义中被理解为政治活动的行动日具有一种独特性质，它与任何政治组织行为都没有联系，这是应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明确要求。后者与法国总工会的联合协定实际上并不排除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分歧，这个问题就是社会运动应与政治维持何种关系。法国总工会坚持一种“名副其实的民主”，包括个人权力的废除、经济封建制的解体，然后批准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它继承自人民阵线的战略，以变革为己任。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对政党持普遍的怀疑态度，但它自身因为政治领域内的策略实施问题而发生分裂。1968年之前，主张采取“共同战略”的人占多数，他们呼吁考虑现代经济的要求，并将优先斗争目标层级化为一个“反计划”，后者被提交给当时的政治左派(起初不包括共产党人)。这项计划主要规划了一些结构改革，计划在选举胜利后扩大工会权利，作为交换，届时亦应签署一项保证工资自律的契约。坚持自主战略的一派指出，与共同战略的内在融合会招致风险，他们反驳说，强大群众运动能导致“经济强制”的削弱。还有一小部分人主张工人自主管理[9]。从1967年第二季度开始，与各政党的关系成为各大工会之间发生分歧的一个催化剂(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正在此时，发生了1968年5—6月的事件。

　　5月初在拉丁区发生的事件，并不在通常的运动范围之内，它是大学生的运动。法国大学生全国联盟(UNEF)呼吁在5月13日举行罢工，各工会组织对此积极响应:包括高等学校联盟(UGE)、全国高校教师工会(SNESUP)、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和国民教育联合会，此后它们便采取了主动。工人力量则响应另外的号召。这次示威是政治性的，它针对的是国家首脑，因为它谴责的是警察国家种种行径，要求“由人民进行有利于人民的经济制度改革”。“十年已经够了”[10]、“纪念日好，我的将军”等口号响彻全法国，它们的指控更具个人色彩。但是，一个共同目标的存在还不足以保证一场联合运动的出现，因为，即使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各派与政治的关系都是互相矛盾的。法国总工会认为，这是“一场反对个人权威的运动”，它呼吁“以人民政府来取代当前的政权，前者应以当前政治的所有受害者的联合与共同行动为依靠”。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则认为，这是一场“表达由人民进行经济制度改革之意愿的游行”，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一份极具自由主义和个人化色彩的文件，它主张“以工人自治为基础构建民主结构，取代工业和行政君主制”。罢工的广泛展开是推进各种战略的最好机会。法国总工会认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尽管不一样，但应该相互促进，它估计当时的运动会有助于各左翼政党批准组建政府的共同纲领，因此它在组织大罢工时，是将罢工理解为一种政治战略的基础，但究竟采取何种战略，它还没有下定决心。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估计有所不同，它认为这次罢工会开启工人自治的新境界，它一直在要求这个并已经参与实施。不同的理解使得罢工在政治维度上出现了目标共存的现象，一些少数派(工人力量)认为这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提出诉求的罢工，或起义性质的罢工(一些极左派别)[11]。

　　随着运动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运动的性质也变得日趋复杂，不过政治方面的叛乱者在逐渐淡出。无论是对当局还是对反对派的政治组织而言都是如此。左派政党支持5月13日的罢工，但没有以罢工组织者的面目出现，而它们的介入也仅限于议会质询。从目标而言，运动是政治性的，它的负责人几乎完全是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社会活动者，但主要是工会组织，此时各左派政党反复表达它们的支持立场。

　　1936年和1944年，危机曾导致政治模式、政治活动者及其面貌的重构。但1968年有所不同，这次危机揭示了60年代初以来政治领域和社会运动之间前所未有的新关系，危机中诞生了新的行动模式，但行动归根结底仍受30年代危机期间形成的组织和政党—工会关系的引导，这些组织和这种关系，后来又在解放运动期间得到暂时的巩固，除了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建立，其间没有任何大的变动。政治行动被缩减至议会领域，领导集体运动被归结为工会、委员会或各种联合会的政治目标：所有这些都表明现状中产生的不足之处。作为新政权和正在发生的新关系的同代人，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比其他组织更具开放性。它认为，现存体制的危机不能在传统的议会力量中找到解决方案，并认为法国共产党—民主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PC-FGDS)的组合无法接纳危机中出现的“新力量”也无力回应它们的追求，当政治接力者的问题提出来时，这个组合就仍然受制于这一矛盾。

　　从5月24日开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开始回归，当天戴高乐将军宣布将举行全民公决。这一尝试的失败加速了各种替代性方案的出台，从5月25日到30日，先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接着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然后是共产党和戴高乐将军纷纷提出自己的方案。在巴黎，统一社会党(PSU)联合法国大学生全国联盟(UNEF)和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的一派召开了一次会议，5月29日的游行复活了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PCF-CGT)轴心，这个轴心自1966年后就消失了，为的是促进排除政党与工会大联盟的形成，这些现象都表明，某些政治回应方案试图植根于社会运动之中。

　　左派各种战略的中和产生的最佳效应是促使各大工会走上谈判道路，谈判是在劳工部举行的，但结果却是失败。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强有力的集体运动与政治领域的相互作用，竟然第一次向右转，并与国家首脑达成一致，这有利于走出危机。第五共和国的体制让国家首脑易于显露自我，以至于成为社会运动的众矢之的，但这一体制也赋予其制服这场运动的手段，如果是在第四共和国，这一运动很可能会占据上风。5月30日，巴黎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游行有点重演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重返首都盛大场景的味道，借助于这场游行，戴高乐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按法定条件举行选举。1934—1946年的结局是使得社会运动将阶级文化与共和文化融入自身，但1968年则是一场导致解体的运动。五月风暴的参与者援引1871年(“学生公社”)或1936年6月的罢工，而将抵抗运动，因此也将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文化交给了戴高乐将军。这种断裂和要求的相异性体现在罢工和选举的时间选择上(有利于选举)，结果是有利于多数派在6月选举中的胜利，这一经历对很多人来说都难以理解[12 ]。

　　在1968年到1981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大选的十余年间，出现了各种重构社会运动与政治之关系以及重新定义政治的努力。1972年通过的共同执政纲领，共产党和弗朗索瓦•密特朗采用的不同做法[13 ]，以及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倡导的自治战略，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新社会运动”崭露头角并不意味着工会运动不再具有强有力的位置、罢工运动不再有较高的水准。它们的衰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84年的转折则加速了这一衰落，这一转折也意味着法国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

　　注 释：

　　[1] Francine Soubiran-Paillet，L’invention du syndicat 1791-1884.Itinéraire une catégorie juridique, Paris，LGDJ-EJA，1999.

　　[2] Michel Margairaz，Danielle Tartakowsky，Le Front populaire，Paris，Larousse，2010.

　[3] Antoine Prost，Autour du Front populaire.Aspect du mouvement social au XXe siècle，Paris，Seuil，2006.

　　[4] Maurizio Vaudagna:“Social Rights and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Liberty，America，Europe and the Dictators”，in Alice Kessler-Harris and Maurizio Vaudagna (ed.)，Democracy and Social Rights in the Two Wests，Torino，Otto，2009.

　　[5] Claire Andrieu，Le programme de la Résistance:des idées dans la guerre，Paris，Editions de l’Erudits，1984.

　　[6] Elyane Bressol，Michel Dreyfus，Joel Hedde et Michel Pigenet(dir.)，La CGT dans les années 1950，Rennes，PUR，2005.

　　[7] Frank Georgi，L’Invention de la CFDT 1957-1970.Syndicalisme，catholicisme et politique dans la France de l’expansion，Paris，L’Atelier/CNRS，1995.

　　[8] Michel Pigenet，Patrick Pasture et Jean-Louis Robert(dir.)，L’Apogée des syndicalismes en Europe occidentale，1960-1985，Paris，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2005.

　　[9] Frank Georgi(dir.)，L’autogestion，la dernière utopia? Paris，Publication de la Sorbonne，2003.

　　[10]戴高乐将军刚好在10年前(1958年5月13日危机之后)重掌权柄。

　　[11] René Mouriaux，Annick Percheron，Antoine Prost，Danielle Tartakowsky(dir.)，1968，Exploration du mais francais,Paris，L’Harmattan，1992，2 volumes.

　　[12] Michel Margairaz et Danielle Tartakowsky(dir.)，Mai 68，entre libération et libéralisation.La grande bifurcation，Rennes，PUR，2010.

　　[13] Alain Bergounioux et Danielle Tartakowsky(dir.),L’Union sans unite.Le programme commun de la gauche，1963-1978.Rennes，PUR，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