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公众号,2021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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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宽:近代早期英国的土地银行

2021-08-25

摘要:17世纪90年代,英国曾经兴起创建土地银行的热潮,先后有3套创建方案得以实施,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制度设计缺陷、货币短缺状况恶化、少数辉格党大臣暗中阻挠等是导致金融革命时代土地银行创建失败的原因。辉格派史家一直以来将土地银行的设想塑造为托利党用来对付辉格党英格兰银行的阴谋,这种将土地银行创建和失败归结为党派政治原因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成立土地银行是为了解决货币短缺,扩大货币流通量的问题,用抵押土地的方式发行信用货币的思想出现很早,成立土地银行的倡导者并非土地拥有者或从事与土地相关的职业,这些都说明土地银行的失败与党派政治关系不大。

关键词:土地银行 近代早期 英国

  

  近代早期的英国,由于货币短缺以及战争引发的政府收入严重不足,不少人主张通过创立土地银行(land bank)来拓展信用货币。到17世纪90年代,成立土地银行的讨论进入高潮,至少有3套土地银行方案付诸实施。尽管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但近代早期英国土地银行的构想和实践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金融史家安托万•墨菲对土地银行探索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他指出,我们今天对“以土地为抵押来创造一种货币的技术问题兴趣有限”,但这些论及土地银行的作品“代表了对既有正统思想——硬币是能够使用的唯一种类的货币——的挑战,反映了从金属主义向现代货币理论转变的趋向。以土地和财产为抵押的信用能够构成银行体系资产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批驳了货币必须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或者至少由100%的金银资产背书这种正统共识”。土地银行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这种探索和创新也为我们理解近代早期英国金融革命和当今世界的金融创新提供了一个路径和参考视角。因此,不揣冒昧,做一个简单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土地银行的方案和实施

  1692年1月休•张伯伦(Hugh Chamberlain)博士向下议院提交了创建土地银行的建议,与此同时,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提交了创建英格兰银行的方案,土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作为两大竞争性方案,引发了当时人的广泛讨论。虽然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在报告中认为张伯伦“博士的建议切实可行”,休•张伯伦也在1693年请求下议院重新考虑他的建议,但他的方案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而英格兰银行方案在朝廷重臣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e)的支持下于1694年获得议会授权,批准成立。

  随后,在1695年,除了张伯伦重启他的土地银行方案外,约翰•阿斯吉尔(John Asgill)和尼古拉斯•巴本(Nicholas Barbon)以及约翰•布里斯科(John Briscoe)又提出了两套土地银行建设方案,至此有3 套土地银行方案在一年内启动。1696年2月,后两套方案的创始人同意合作,两套方案合并后的新公司在4月获得议会批准为法人“英国土地银行董事和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National Land Bank of England),其构想开始付诸实践,但最终在认购股份时流产。这些土地银行方案的实践都没有获得成功。

  那么这几套方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否切实可行呢?我们做一个简单介绍和分析。

  休•张伯伦早在1665年就打算创建一家伦巴底银行(Lumbard Bank),构想以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物品作抵押来贷款,类似于现代典当铺。他的土地银行灵感可以追溯到1682年他与伦敦当局达成的一份协议。1689年他在一份手稿中提出了土地银行的设想,一年后手稿出版。霍斯菲尔德把休•张伯伦的土地银行思想总结为一个三段论:“贸易的最佳基础是信用,信用的最佳基础是土地,因此贸易的最佳基础是土地信用。”而且,这样的信用和货币一样好,因为它拥有后者所有的优点——某些方面更优——那就是内在价值(因为它代表着土地),方便、耐用、轻便,一种票面就是显示其价值的证书。这样,由于货币明显非常匮乏,信用的增加则有大量的潜力,土地银行明显是针对这一全国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休•张伯伦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多次向议会提出他的主张,并不断完善他的方案。从1695年提出的方案来看,他为加入土地银行的人提供了三种选择:第一种,地产拥有者可以把土地抵押给土地信贷处(the office of land credit)150年,每年会收到150镑租金,还可分配到8000镑银行券,每年仅向信贷处支付0.25%利息,本金在100年里以每年1%的利息偿还;第二种,他可以借同样的数目,每年支付1.25%的利息,不用归还本金;第三种,他可以完全出售他的土地80年,收取土地银行券作为款项。这个方案的奥秘在于通过土地信贷处印制的银行券来支付,其成本包括印制费用、维持信贷处的日常费用,仅小额利息就可以实现可观的利润。休•张伯伦的方案版本众多,同一个版本也多次修改。史家威廉•罗伯特•斯科特认为休•张伯伦的银行设计方案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没有考虑银行券必然会贬值的问题。这样的话,发行它的机构也必须接收它,虚构出来的利润就会消失,连休•张伯伦也直言不讳地承认全盘生意就是一项赌博。

  约翰•阿斯吉尔和尼古拉斯•巴本的方案是一种土地抵押银行的原型,它的章程规定提供抵押地产实际货币价值3/4的贷款,其运作机制由三本账(a treble series of books)构成,一本包含市场价值(审计价值“the value of the auditor”),另一本包含总数3/4的价值(登记价值“the value of the register”),第三本包含剩余1/4的价值(赎回权“the equity of redemption”),出借的数额不能超过登记价值,以账票(“the bill of charge”)的形式付给借款人,面额分为1000镑、500镑、100镑、50镑,利息季付3.5%,半年付4%。为了让这些账票能够流通,进行公开认购,认购额度是到1695年8月30日须达到10万镑。在10月19日当天或之前交付认购款的20%,建立账票保险基金(fund for insurance of “the bill of charge”),基金由已收资本金里留出的1万镑,和收取的贷款利息的0.5%构成。

  约翰•布里斯科的方案不同之处在于,它被称为“全国土地银行”(the National Land Bank),直接购买地产,农业土地购买20年,地租购买22年,房屋财产购买17年,贷款数也是总价的3/4,给贷款人支付钞票,利息是每日2便士或者每年3镑10便士。除了土地担保运作,还以现金的形式认购100万镑,在1695年9月29日交付10%,根据方案,1500镑现金等于2000镑土地金,从一开始认购时就打折,认购者会收到3%的利息,认购名单从6月11日开放。

  约翰•布里斯科的银行方案和约翰•阿斯吉尔与尼古拉斯•巴本的方案在市场上认购情况并不理想。由于现金认购的困难和政府财政的急迫需求,这两大方案在提交下院后合并,新公司在1696年4月获得议会批准为法人“英国土地银行董事和公司”,合并法案向投资者保证每年7%的收益,贷款给政府2564000镑,其中一半必须在8月1日之前认购。但仅有3名认购者现身,认购总数2100镑。再加上国王的5000镑,认购总数只有7100镑,认购最终失败。张伯伦的土地信贷处虽然仍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二、土地银行失败原因简析

  17世纪90年代的3套土地银行的方案,没有一个在英国获得成功,是不是说明土地银行根本不可行呢?肯定不是,因为在英属美洲殖民地成立的几家土地银行,一直持续营业到18世纪60年代。那么,英国的土地银行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英国土地银行方案本身的制度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土地银行倡导者本身对银行业务并不是太熟悉,方案构想中错漏百出,从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也没有取得市场的信任。

  “英国土地银行”虽然获得了议会的支持,但其创建方案中仍有致命缺陷,不符合当时英国经济的情势和发展趋势。金融史家安妮•墨菲看到了症结所在,她认为土地银行有两个缺陷促使其迅速走向失败,一是它寻求以硬币筹集认购款,而其时由于货币重铸等原因硬币严重短缺;二是土地银行方案规定,任何与英格兰银行有联系的人都被阻止投资土地银行,这显然减少了土地银行能够吸纳的认购资本金,最终这一规划仅认购了7100英镑,这些款项也只有1/4实际缴纳。第一项缺陷与同年英国货币市场紧绷的经济情势相叠加,自然会导致认购者寥寥,第二项缺陷等于是在一开始就把潜在的投资者拒之门外。

  此外,由于知识结构等原因,方案中对投资与收益的估算存在着计算错误,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所以不能取信于金融市场。休•张伯伦多次向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兜售自己的土地银行设计方案,这些方案也多次出版,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投资收益估算有的相同,有的则完全不同,但估算明显犯了比较低级的数字计算错误,导致漏洞百出,1695年底一本匿名小册子专门指出了他的计算错误。面对这种强烈质疑,张伯伦不得不予以回应和辩护,但他在答辩中数字计算仍然存在错谬。此外,张伯伦在起草土地银行章程时也总把现在手头拥有100镑的作用和100年内每年拥有1镑的作用混为一谈。显见他对经济事务并不在行,对银行和金融业务并不是成竹在胸。

  第二个原因与当时的经济情势密切相关,1695年下半年至1696年上半年,正是英国货币数量紧缺和酝酿货币大重铸的时间,正常的利息根本借不到钱,更别说股票认购。

  威廉•罗伯特•斯科特认为,土地银行认购失败的原因不难寻找,它出现在一个最糟糕的时候,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已经吸收了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战争费用使得货币短缺状况极度恶化,现金在当时奇货可居,没有人会为了7%的利息而去认购股票。此外,由于窖藏、切削等行为,导致流通中的货币急剧减少。1693-1696年间,共召回铸造了3709437镑14先令5便士的货币,但这些铸币投入市场后几乎立刻被熔化成银块,或者被用于出口或窖藏,很少流通。如一位商人当时收到35镑的款项,只有一枚半克朗的银币是铸币。1695年5月3日出台的禁止伪造和切削货币法案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在货币大重铸之前,金银的市场价格剧烈波动,1695年一年之内汇率变动了39次,银价变动了21次,几尼价格变动了24次。“到1695年末,金银贵金属和几尼的价格上涨到惊人的程度,汇率急剧下跌”,这一年,货币紧缺,英国政府甚至试图截留外国货币,通过提升其价值,以阻止其输出。

  休•张伯伦1695年底感受到了货币市场的凌冽寒风,他在约翰•霍顿主办的周报上刊登广告,加大了筹建中的土地银行认购回馈力度,承诺每投资100英镑,4年内每年会有35镑的收益,相当于每年15%的收益,这样就2倍于法定利息,这一广告从1695年12月20日开始,在接下来的19周重复刊登了17次。在1696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中,张伯伦除了重复以前广告中的优惠条件,进一步加大了收益力度,以吸引投资者。这样盲目地不断抬高收益率的行为更会加大市场的疑虑。

  第三个原因是少数辉格党大臣为了不影响自己在朝局中的影响力和权势,暗中阻挠,这也是辉格史学要把土地银行塑造成托利党搞垮辉格党英格兰银行的阴谋的原因所在。

  土地银行产生于英国两党政治形成的关键时期,土地银行本身的设计理念肯定会受到拥有土地者的青睐。亨利•罗斯维尔指出,土地银行的想法由来已久,其抵押担保品由登记的土地构成,本质上它设想的是一种大规模按揭,但现代房屋购买者是利用他们未来的收入来获得财产,土地银行的认购者是用他们的财产获得未来的收入,这种收入多数是可转让的计息纸币的形式。这就具有诸多吸引力,土地是持久耐用、明显可见的,这些属性极大地吸引了英国的乡绅。但是,所有的土地银行设计方案并不是只针对拥有土地的人,也不是两党对决的工具。

  如果说土地银行跟政治有关,也绝不是辉格党长期以来宣扬和塑造的托利党阴谋,相反,丹尼斯•鲁比尼指出,土地银行的失败是出任政府大臣的辉格党小团体希望看到的。土地银行触犯了这个小团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如果土地银行成功,只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他们通过英格兰银行间接扩大了对国王的影响力,为他们在未来国王驾崩后提供了某种政治保障。在下议院的土地银行授权法案中,有一条规定对土地银行的成败关系莫大,那就是把与英格兰银行有联系的人排除在参与新的冒险之外。丹尼斯•鲁比尼指出,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谁应该为这一极端条款负责,根据辉格大臣小团体随后的行为来看,有人怀疑他们可能与这项决定有关。由此,丹尼斯•鲁比尼认为,辉格大臣小团体对土地银行的失败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因此,这绝不是党派之争,而是一小伙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以党派之争为借口牺牲了英国金融业发展的一大机遇。

三、关于土地银行的学术争议

  学术界关于土地银行最大的争议是其与党派政治的关系,这实际也牵涉到土地银行的性质和动机问题。

  到目前为止,对土地银行的性质或者说为什么在17世纪90年代会出现创立土地银行的建议和实践,存在着四种解释模式:

  一是党派斗争模式,认为建立土地银行的倡议完全是托利党针对辉格党建立的英格兰银行的政治斗争。在汉诺威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叙事中,土地银行就被紧紧地与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辉格党人在各种报纸和小册子中严厉谴责土地银行是“光荣革命敌人”的构想,谴责这些提出构想的人愚昧地宣称英格兰银行“仅对少数商人有利”,其目的是毁灭“古老的乡绅”,因此辉格党人认为,土地银行是一场政治骗局,“这个计划是如此之坏”,其“规划者”的“信用和权威是如此低下”,以致规划“完全失败”,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种辉格党的叙事模式影响一直至今。史家史蒂夫•平克斯和爱丽丝•沃尔弗拉姆认为,围绕土地银行的创立和谁投资了全国土地银行的讨论,揭示了土地银行的捍卫者和英格兰银行的倡导者及投资者之间深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分歧,揭示了光荣革命浪潮中的政党政治偏好,围绕土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这两个“竞争性的银行计划”展开的痛苦的党派政治斗争“已经成为重新定义党派政治的关键时刻”。保罗•斯莱克同样认为,在1694-1695年,英格兰银行的拥护者和土地银行的拥护者之间的小册子大战,使得辉格党和托利党势不两立,加剧了贸易和土地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双方都同样假托国家利益。

  二是宪政促进公共信用模式。道格拉斯•C. 诺斯和巴里•R. 温格斯特认为,光荣革命后的宪政安排为公共信用提供了保障,因为这一安排限制了君主的专断权力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国家权力向议会的转移让投资者相信他们的资本是安全的,国家债务及利息偿还和支付是得到了保证的,由英格兰银行处理大部分政府债务意味着银行成为政府承诺的监管者和执行者。但正如安妮•墨菲所批评的那样,议会虽然获得了国家的财政大权,但议会还没有学会负起责任或做到自律,也没有管理大规模财政的经验,结果是错漏百出,先是不愿意在短时间增加新税,不得不在战争初期靠大量的短期借贷来维持,导致这笔没有还清,那笔又到期;引入长期债券后,执行方案所费不赀,复杂且难以管理;同时,当时的规划家和政治算术家用过于乐观的估算误导议会接受他们的建议。土地银行方案之所以能够在议会闯关成功,是由于当时战争急需金钱的情况下,议员们只看到了方案中提到贷给政府的256.4万镑,却根本没有考虑方案是否可行。

  三是外部强加模式。一些学者认为金融革命是荷兰因素强加给英国的结果,大多数英国人缺乏创立英格兰银行和土地银行这种经济革新背后的理念。邀请威廉来国的那些人并没有完全预料到也并不完全愿意看到光荣革命的这一真正革命性后果,英国人认为威廉来英国当国王,把英国拖入了与法国的多年战争,为解决战争费用,不得不引入长期国债,所以是金融革命是外来因素导致的。他们使用隐喻和转义等修辞手法来反对现代金融制度,波考克就曾指出,金融革命的捍卫者和批评者不管有多大的分歧,“所有英国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经济分析家接受了土地、贸易和信用的相互依赖”,辉格党和托利党“共享的不仅是同样的经济事实,而且是同样的深层价值体系,其中市民美德和道德个性的唯一物质基础被认为是(财产)自主和不动产”,英国所有的社会群体还共享着同样的经济假设:财产是有限的,且由土地地产界定,贸易仅仅是土地上产品的交换,因此,地产是政治权力的基础。这种修辞的背后含义是,土地才是英国本身财富和权力的基础,金融是外来影响的产物。

  四是非政治解释模式,认为土地银行是为了解决光荣革命后严重的战争金融危机而提出的,金融革命是长期以来私人活动的产物,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金融史家安妮•墨菲就认为创立土地银行和政党政治没有多少关系,土地银行“获得了跨越政治光谱的支持”。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是党派政治形成的关键时期,土地银行的倡议和成立虽然被裹挟进两党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党派之争的影响,但把土地银行的性质完全放在党派之争的解释框架内是不恰当的,诸多史家也反对这种把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都党派政治化的解释模式,如布鲁斯•卡鲁瑟斯就认为“辉格ˉ托利分裂的核心在于对教会、宽容和非国教问题上的争论,这些争议与经济无关”。威廉•罗伯特•斯科特也指出,所有对休•张伯伦土地银行方案的关注都放在了土地利益集团和金钱利益集团的争斗上,而忽略了方案的根本缺陷。丹尼斯•鲁比尼指出:“全国土地银行完全不像毕晓普•伯内特、麦考利和W. A. 肖这类优秀的辉格史学家相信的那样,是托利党推翻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土地银行是议会中大多数倾向于战争的议员的提议,得到了勇士王威廉三世的批准,甚至使用传统辉格ˉ托利术语都让人质疑其明智性。”因此,把土地银行与党派政治联系起来的看法确实值得质疑。

四、成立土地银行的动机剖析

  拨开土地银行争议中的话语策略和作为借口的国家利益叙事模式,去考察成立土地银行的性质和动机,我们就会发现,土地银行其实与党争关系不大。

  首先,要理解当时人为什么会急切地创建银行。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实际原因在于英国货币短缺严重。在更早的时候就不断有人倡议建立银行拓展纸币信用,扩大货币流通量,这是建立土地银行的主要诉求。

  通过建立土地银行发行信用货币来矫正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弊端,解决英国经济发展中货币短缺的现实问题,这种思想和建议在近代早期的英国逐渐发展,17世纪90年代到达高潮,并付诸实践。虽然实践没有成功,建立土地银行的思想在18世纪仍不断产生回响。

  当时人看到了日常生活和交易中货币短缺的现状,并认为这种短缺推动了对货币的需求,约翰•阿斯吉尔指出,“过去王国内依赖硬币支付的交易额现在远远超过王国内所有货币的总量。”面对货币短缺的现状,发展信用货币就成为一种选择。当时英国民间已经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私人信用网络,但由于当时的信用工具如票据、债券、抵押等不能流通和转让,并不能完全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如何借鉴欧洲大陆银行业的经验,在英国创立一家充足信用保障的银行成为英国人需要考虑的问题。1650年,威廉•波特建议由少数知名的和具有足够信用的大商人联合创造一种新的信用货币或者设立土地银行,因为通过抵押土地,土地银行能够创造一种信用货币,具有“像金银一样的真正内在价值”,可以用于全国范围内的交易。从17世纪50年代威廉•波特开启土地银行方案的讨论之后,通过土地银行创立流通信用货币的讨论从未消失过。商人弗朗西斯•克雷多克在1661年认为土地是最理想的担保,是“一种确定无疑的担保和抵押”。爱德华•福德爵士在伦敦大瘟疫和伦敦大火之后倡议创立不同类型的信用货币,以供不同类型的对应人群使用,首先就是创立土地银行,因为“很明显,土地担保是所有担保中最安全和最令人满意的……没有作假的危险”。

  史家J. K. 霍斯菲尔德指出,大多数关于休•张伯伦土地银行的争议点是他坚持“信用票据”必须是法定货币。张伯伦之所以坚持土地银行争取由议会批准成为“新的货币”,使其“绝不比货币差”,针对的就是当时社会面临的货币短缺问题。休•张伯伦在1695年出版的土地银行建议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货币的大匮乏,收到劣币的危险,再加上几尼兑换率的不确定,使得人们更愿意以银行票据或金匠钞票而不是以货币硬币来接收债务,通过这些手段,信用得以牢固确立,可以很容易就投入使用。”他列举了设立土地银行的诸多好处,并对各种反对意见进行了驳斥。约翰•阿斯吉尔在提出设立土地银行的建议时,也是开门见山提出,“看来必须创立另一种不同于金银的货币”,因为现有货币满足不了交易的需求。他还认为货币本质上就是一种记账单位,“货币的唯一用处是用来给其他东西记账,它是依人为规则找出来的一种贸易工具”,“货币没有其他价值,只是数字或账目,以此人们互相记账。但是因为货币现在成为一种共同的抵押品,它必须由本身有其他用途的实际价值的某种东西构成,借此无论谁拥有这些支付标记,都可以用它们购买任何商品”。这些分析深化了当时人对货币的认识,为创立土地银行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次,成立土地银行的倡议有一个漫长的思想谱系,早在17世纪50年代威廉•波特就开始倡议建立土地银行,在这个时间点,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党派历史还没有拉开帷幕。

  威廉•波特在17世纪50年代认为,货币只是一种“代价券或票券”,金银已经证明有能力扮演好这一角色,信用货币也能够扮演同样的角色,关键在于信用货币要有坚实的抵押保证,使得信用货币“在所有方面与货币一样好”,这样,信用就能够向社会打开“富裕仓库”的大门,也使得信用成为“富裕的真正种子”,因此货币之外,除了信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赖以经常方便地出售他们(指商人,笔者注)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既然情形如此,既能接纳又能倍增这块土地上衰败的贸易的唯一合理手段便是增加商人间坚挺的已知信用”。威廉•波特的作品被金融史家安托万•墨菲评价为“在英国引进土地银行的首次严肃尝试”。休•张伯伦的父亲彼得•张伯伦早在1649年就建议成立一家公共银行来促进贸易发展,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吸引外来投资。虽然彼得•张伯伦未具体明言这一公共银行是土地银行,但他认为“这将是欧洲基础最牢固并能看得见的一家银行”,据此将其视为以土地为抵押或保障的银行也是合理的。因为在当时人思想中,只有土地是最安全和最牢固的财产。

  从波特开始,许多经济思想者提倡设立土地银行或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来拓展信用货币,除了威廉•波特,还有切尼•卡尔佩珀爵士(Sir Cheney Culpeper)、休•张伯伦博士、约翰•布里斯科、约翰•阿斯吉尔、尼古拉斯•巴本、约翰•劳等人。到18世纪初,詹姆斯•阿穆尔(James Armour)曾向苏格兰议会、约翰•劳(John Law)曾向英国当局推销自己的土地银行方案,张伯伦也在坚持不懈地向苏格兰议会和安妮女王推销自己重新设计的土地银行方案,安妮女王甚至给苏格兰议会写信,推荐张伯伦的新方案,苏格兰议会一并讨论了张伯伦和约翰•劳的土地银行方案,最后的结论是:“经过论证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由议会法案强力推行纸币信用不适合本国。”一直到18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有人主张通过建立公共土地银行来管理信用货币的发行。

  最后,当时最积极倡导成立土地银行的著名人士基本上都没有拥有土地或从事与土地相关的职业的背景,而且支持土地银行创建并发展的人并不全是土地拥有者。

  在土地银行的积极倡导和实践者中,休•张伯伦博士曾是国王查理二世的随身医生;约翰•布里斯科可能是一位冒险商人;尼古拉斯•巴本虽然曾在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从事过房地产建筑,但与真正靠乡村土地生活的乡绅有很大不同,此外,他还是伦敦首家火险公司创始人;约翰•阿斯吉尔虽然兴趣广泛,比如曾任孤儿基金受托人,但与乡村土地利益也没有关系。在创立全国土地银行的9位主要领导人中,只有约瑟夫•赫恩爵士和托马斯•梅尔斯爵士两位可算作温和的托利党人,也没有证据表明托利党控制了土地银行。

  至于土地银行的认购者中拥有土地的乡绅数远高于英格兰银行,则是和土地银行以土地为抵押发行信用货币的制度设计有关,而不是伦敦城的商人和金融家不喜欢投资土地银行。相反,土地银行是当时金融资本市场初兴阶段试图抓住经济繁荣机会赚钱的一次尝试。借助议会批准和承诺借款给国家来获取议会的批准,只是当时情势下银行的一种最优投资选择和策略,与英格兰银行并无二致,因为国债在当时是回报率高且安全的投资项目。围绕土地银行的舆论大战更多地诉诸党派之争话语体系,实际上只是为了掩盖背后的利益之争,是为了分得金融大蛋糕的利益之争。

  土地银行创建失败,给当时的金融市场造成了直接冲击。威廉•罗伯特•斯科特指出,土地银行筹款的失败让随后几年的英国金融界大惑不解,后果是让人们对所有的土地银行倡议产生了不信任。土地银行虽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未能一举成功,但土地银行的创新构想突破了只有依靠金银储备或背书才能创立银行的传统思想,为英属北美殖民地土地银行创建提供了灵感和经验,这一尝试也成为英国金融思想和金融市场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一页。

  (注释略)

(作者:李新宽,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原文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