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安光：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于艾滋病溯源问题的认知战

内容提要：1980年艾滋病在美国出现后，艾滋病溯源问题在冷战氛围中迅速被政治化，美苏两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认知战。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部门采取“积极措施”，以“艾滋病是美国军方制造的生物武器”为核心信息发动对美宣传和政治攻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国际上的反美和恐美情绪，影响了美国及其盟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里根总统上台后，美国不断强化对苏冷战态势，专门成立了“积极措施工作组”，以应对苏联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舆论攻击。最终，苏联“新思维”政策的实施和美苏关系的改善使这场认知战走向终结。艾滋病溯源问题的政治化反映了冷战后期美苏情报战、信息战与冷战进程的互动关系，妨碍了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它的终结也表明，只有摒弃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思维，跳出意识形态的樊篱，加强国际合作才能遏止病毒蔓延的势头，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

关键词：美苏冷战　艾滋病溯源　里根政府　生物武器　认知战　西格尔报告

　　1980年10月，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医院里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满身紫斑的年轻男性患者，病人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全崩溃，医生无法查明病因也无法治疗，这些人很快便凄惨地死去。1981年6月，美国疾控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发布了其中5个洛杉矶病人的病例报告，这是世界上首次关于艾滋病的正式报道。美国出现了一种可怕怪病的新闻迅速传播开来。1981年7月3日《纽约时报》以《41名同性恋者出现罕见癌症》为题报道了出现在纽约和旧金山的更多病例。此后，越来越多的病例被媒体披露出来。由于最早发现的病例都是男同性恋，这种疾病一开始被称作“男同性恋癌症”(Gay Cancer)。1982年9月，美国疾控中心正式将其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中文音译为“艾滋病”。之后艾滋病致病病毒被分离出来，1986年国际微生物学会将其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

　　艾滋病毒被确认后，溯源问题随之出现。这本是一项严谨的科学工作，应该由科学家和医疗工作者以科学的方式进行，但在冷战进入第二个高潮的20世纪80年代却很快被政治化，成为美苏冷战的一个“新战场”，两大阵营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认知战。

　　目前，学术界大多是把艾滋病起源问题作为冷战期间美苏宣传战的案例进行分析。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绍恩和莱姆研究了里根政府建立的反制苏联的“积极措施工作组”(Active Measures Working Group)，认为遏止和反击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信息攻势是其成功案例之一。有的学者从情报史的角度，梳理艾滋病起源问题政治化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前克格勃特工米特罗欣认为，艾滋病起源问题的相关宣传攻势是克格勃最成功的反美“积极措施”(Active Measures)行动。本文拟利用近期解密的相关档案材料，梳理和分析艾滋病溯源问题政治化的过程，探究其起源、发展及其对冷战演变的影响，进而思考类似艾滋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都是美国实施其以总体战为特征的大战略的关键措施。美国应对艾滋病起源问题挑战的政府、情报、外交和战略沟通策略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艾滋病起源“美国说”的缘起和流变

　　艾滋病毒被发现后不久，关于病毒起源的阴谋论开始流传，并很快和冷战因素结合在一起。由于艾滋病毒最早只在美国男同性恋者群体中传播，再加上里根政府抗击疫情行动迟缓，1983年7月，有些美国同性恋权利活动人士宣称，艾滋病毒是美国政府故意制造的，目的是用来打击同性恋等社会边缘群体。这种阴谋论很快便成为美苏冷战对抗的工具。

　　1983年7月17日，印度报纸《爱国者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点燃了艾滋病起源问题“认知战”的导火索。这篇文章题为《艾滋病可能入侵印度：神秘疾病可能是由美国的实验引起》，是一个“知名的美国科学家和人类学家”给报纸编辑写的一封匿名信。信中称，艾滋病毒是由基因工程学家在美国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制造的，“这种致命神秘病毒是五角大楼新发展的危险生物武器”。文章还暗示，美国曾派疾控中心科学家前往非洲和拉美寻找欧洲和亚洲没出现过的病毒，并在亚特兰大和德特里克堡研究和改造这些病毒，最终制造出了艾滋病毒。这封信还说，由于现在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已经失控，美国将把实验移往外国，尤其是依附于美国的发展中国家，五角大楼将在巴基斯坦继续做类似实验，因此艾滋病毒很可能会传播到印度。

　　这篇文章出台的具体背景和过程目前仍不十分清楚，但据前克格勃特工、原塔斯社记者伊利亚·德日克韦洛夫(Ilya Dzhirkvelov)称，《爱国者报》是克格勃1962年建立的宣传工具。因此，该文可能是克格勃的反美“积极措施”行动。所谓“积极措施”，指的是各种支持苏联对外政策的隐蔽行动。它既不同于窃密和反情报活动，也不同于传统的外交和宣传活动，其目标是为了达成某个具体目的而影响外国政府和/或公众的观点和认知，是针对对手信誉的“影响行动”(Influence Activities)。克格勃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采取“积极措施”，其外国情报局政治情报处官员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占其全部工作时间的25%。

　　虽然这篇报道提出了“艾滋病毒是在美国军事基地人为制造”的惊人之论，但一开始影响非常有限，几乎没有多少重要的媒体转载该观点。部分原因是当时艾滋病刚刚出现，其扩散范围也主要限于西方发达国家，尚未成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但在两年之后，这一观点却因苏联媒体的介入而迅速传播开来。1985年10月，苏联报纸《文学报》(Literaturnaya Gazeta)发表了扎佩瓦洛夫一篇题为《西方的恐慌，或艾滋病事件背后隐藏着什么》的文章。它引用《爱国者报》上的文章，并给出了美国制造艾滋病毒的细节：美国疾控中心派人到扎伊尔、尼日利亚和拉丁美洲采集在亚洲和欧洲原本不存在的病毒样本，用于制造艾滋病毒。文章称，五角大楼在海地进行关于艾滋病毒的秘密实验，同时还指控美国针对吸毒者、同性恋和无家可归者等特定社会边缘群体进行人体病毒实验。此后，包括塔斯社和《真理报》在内的苏联中央媒体大量刊发类似文章，关于“艾滋病毒源自美国五角大楼生物武器实验”的宣传报道在苏联国内新闻界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并迅速向国外媒体蔓延。

　　从时间的前后顺序来看，克格勃应该与第二波宣传攻势密切相关。1985年9月7日，即《文学报》文章发表一个月之前，克格勃在给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за държавна сигурност， Komitet zadržavna sigurnost， KDS)的电报中写道：“我们正在实施一系列有关一种新的危险疾病——艾滋病的(积极)措施，艾滋病近年在美国出现并向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大规模传播。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对我们有利的舆论，即认为这种疾病是五角大楼新型生物武器实验失控造成的。”克格勃还利用电报指导保加利亚进行有关艾滋病问题的宣传活动。电报还间接提到了《爱国者报》上的文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媒体披露的事实证明，美国情报部门和五角大楼与艾滋病的出现及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迅速传播紧密相关。”克格勃给保加利亚安全部门的指导意见和扎佩瓦洛夫文章的内容高度一致，均指控是美国军方制造了艾滋病毒。第二波宣传攻势的影响和效果大大超过了第一波。文章被11个国家的媒体转载。

　　对于苏联的宣传攻势，美国进行了一定的回击。1985年10月18日，美国政治团体“拉鲁什运动”(La Rouche Movement)出版的刊物《行政情报评论》(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苏联正在把艾滋病毒当作进攻性生物武器在西方进行传播。虽然苏联曾指控拉鲁什运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通过这篇文章故意诋毁苏联，但目前尚找不到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拉鲁什运动也予以否认。

　　1986年9月1日至7日，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国家峰会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峰会上出现了一本名为《艾滋病：美国国内制造的罪恶，并不是源自非洲》的小册子，其中一部分内容题为《艾滋病：本质和起源》，由东德生物学家、洪堡大学教授雅各布·西格尔(Jacob Segal)等撰写，故又被称为“西格尔报告”。这份报告为艾滋病起源提供了“科学”证据，它宣称艾滋病毒是通过组合两种病毒制造的。报告指出：“很容易通过基因技术将完全不同的病毒片段结合起来。1977年五角大楼建立了一个最高安全等级的特别实验室……用作美国军方的中心生物实验室。一年以后，美国纽约出现了第一个艾滋病病例。……它如何从这个秘密实验室流出很容易理解。美国在国内用囚犯做实验，实验结束时如果(囚犯)还活着就会被释放。”

　　“西格尔报告”很快被大量转载和引用，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开来，把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政治攻势推向高潮，成为其政治化和冷战化的关键一环。苏联媒体多次引用这篇报告。1986年11月2日，苏联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Sovyetskaya Rossiya)援引西格尔的观点，称美国制造新型细菌生物武器的行为破坏了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据美国方面统计，仅1987年这个指控就在苏联媒体上出现了约40次。1987年1月，苏联外交周刊《新时代》(New Times)对苏联尼古拉·瓦维洛夫基因研究所(Nikolai Vavilov General Genetics Institute)人类基因实验室主任雷奇科夫(Yurity Rychkov)教授进行采访。他宣称，不排除艾滋病毒是美军方基因工程改造的结果。3月30日，塔斯社转发了一篇题为《艾滋病：危险的创造》的文章，称美军在德特里克堡制造病毒并进行人体试验，破坏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该报道出现的时机颇为微妙，在日内瓦召开的公约缔约国科技专家代表会议前一天，也在美国发布一份关于苏联不遵守军控协定的总统报告三周之后，政治意味明显。4月10日，苏联国防部日报《红星报》(Krasnaya Zvezda)刊文把美国制造艾滋病毒和不遵守国际军控条约联系起来。

　　“西格尔报告”在非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峰会期间，东道国津巴布韦出版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篇对“西格尔报告”的评论。这篇评论之后又出现在乌干达《每周标题》(Weekly Topic)等其他非洲媒体上。1987年2月7日，印度刊物《闪击》(Blitz)驻东德记者就艾滋病起源问题采访了西格尔，以《艾滋病——美国的军事怪物：是美国人的事，不是猴子的事》为题发表了采访内容。之后，肯尼亚的《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和塞内加尔的月刊《职责》(Le Devoir)转载了这篇专访。

　　“西格尔报告”也在全球其他地方迅速传播，并且经历了一个被反复引用转载、不断发酵的过程。例如，1986年10月26日，伦敦《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采访了西格尔，他指称艾滋病毒是在德特里克堡被“创造”的。11月14日，西班牙杂志《采访》(Interview)发表的一篇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中引用该采访。1987年2月1日阿根廷日报《大众日报》(Diario Popular)同样引述了采访内容。2月7日，塔斯社转载了《大众日报》的文章。紧接着，尼日利亚的《和谐报》(Concord)和苏丹新闻社(Sudan News Agency)又转发了塔斯社的报道。仅1985年10月到1986年12月，该新闻就出现在五十多个国家二十多种语言的媒体上。再如，1987年2月1日的英国和平会议《通讯》(Newsletter)把艾滋病毒的扩散和美国生物战活动，以及1972年公约没有加入禁止“进攻性生物战研究”联系起来。该文由印度《爱国者报》驻伦敦通讯员沙弗尔(Gordon Schaffer)撰写，同时发表于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月刊《和平信使》(Peace Courier)。世界和平理事会被美国情报界认为是苏联的外围组织。后来类似文章在玻利维亚、格林纳达、巴基斯坦、新西兰、马耳他、印度和尼日利亚的左翼媒体上出现。

　　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除了指控其是在美国军事基地制造的生物武器之外，苏联媒体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宣传，以实现不同的目标和效果。有些新闻指控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为艾滋病在全球传播的源头。1987年1月23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称，在西欧“大多数艾滋病例出现在美军驻扎的地方”。1987年2月12日，塔斯社报道：“在日本出现了(艾滋病)恐慌，当地商家都对美国军事人员关上了大门。”苏联媒体还称美军在韩国、菲律宾传播艾滋病，菲律宾媒体刊文要求关闭在菲美军基地以防止艾滋病毒的传播。拉美、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媒体也转载了这些报道，谴责美军传播艾滋病。1987年5月一份出现在西柏林的传单宣称，该地美军的艾滋病例已经泛滥。

　　有些媒体将艾滋病起源问题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1985年12月，“艾滋病在非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会上几个西方科学家抛出艾滋病“自然起源于非洲”的观点。与会非洲学者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论调，称“没有具体证据可以证明艾滋病起源于非洲”。许多非洲国家政府也指责这种论点是种族主义论调。不过，回溯性研究发现，艾滋病毒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非洲多地同时出现。为了解释这一情况，莫斯科世界广播宣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个在扎伊尔的由五角大楼控制的西德实验室把不致命的非洲绿猴病毒修改成艾滋病毒，是美国科学家故意在非洲传播病毒。

　　克格勃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机构史塔西(Stasi)与“西格尔报告”的出炉紧密相关。史塔西对外情报部门侦查总局(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 HVA)直接介入其形成和传播。1987年前后，它一度主导了艾滋病溯源政治攻势。不过，冷战结束时史塔西对外情报部门侦查总局档案被破坏或失踪，所以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但根据目前解密的保加利亚秘密警察档案、史塔西侦查总局档案卡片目录和史塔西其他部门与侦查总局有关的零散档案文件，大致可以重现某些重要环节。

　　1986年9月，史塔西对外情报部门侦查总局负责“积极措施”活动的第10局在发给保加利亚同行的合作草案中提到：“为揭露生物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危险、强化全世界的反美情绪、在美国国内挑起政治纷争，东德应该发布证明艾滋病源于美国而不是非洲以及艾滋病是美国生物武器研究产物的科学研究资料。”史塔西对外情报部门侦查总局科技部(Sektor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SWT)下属的一个负责收集关于艾滋病和基因工程情报的办公室在“西格尔报告”撰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7年克格勃给保加利亚安全部门的一份电报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史塔西的作用。电报称：自1985年以来，大量关于该问题的“积极措施”活动是和德国同事、部分与捷克同事合作进行的。开始阶段的任务是在大众媒体上传播艾滋病毒的人工起源论和五角大楼通过德特里克堡的军事生物实验室卷入其中。电报赞扬“西格尔报告”“解决了将积极措施运用到更实际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宣传暗示美国士兵是最危险的病毒携带者，在有美国驻军的国家激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情绪，通过抨击(关于艾滋病起源的)‘非洲版本’激起非洲国家的反美情绪”。

二、美国对苏联舆论攻势的反击

　　面对苏联的舆论攻势，1981年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采取系统措施进行反制，“认知战”呈现出苏美互有攻守的特征。里根竞选时就宣称：“美国、它的盟友及全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遏制苏联全球称霸的野心。”苏联是美国建国200年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为此，里根决定在美苏关系上进行“大转弯”(volte face)。他对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直言：“我的对苏政策很简单，或许有的人会认为过于简单化，那就是：我们赢，他们输。”艾伦后来成为里根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基于这一思路，美苏缓和时期合作与对抗的微妙平衡逐渐被打破，双方再度滑向对抗。里根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国内施政方针的重大转变甚至被称作“里根革命”。对苏联“积极措施”的反制是“里根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艾滋病问题的出现几乎和里根当政同步，面对苏联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日益凌厉的宣传攻势，里根政府展开大规模反制行动。艾滋病起源问题也成为美苏“认知战”的“新前线”。

　　里根上任之前就明确提出要“立即采取措施重建情报部门”，以“提高美国情报部门在技术和人力情报收集、可信情报分析、协同反情报和隐蔽行动等方面的能力”。其竞选搭档乔治·布什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根政府还承诺要重建公共外交组织，“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宣传两种制度的差异”，“清楚地说明美国的价值观和政策”。里根政府认为，美国不应再为了维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而进行自我审查。相反，它要大胆地“以真相对抗谎言”，把打“认知战”视为与军事和经济竞争同等重要的事情。

　　里根上台后首先在情报和公共外交领域发起改革。他任命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为中情局局长，查尔斯·维克(Charles Wick)为美国新闻署署长。凯西上任后发现，中情局既不收集与苏联“积极措施”有关的情报，也不愿意分析研究这个问题。对此，他专门建立了一个全球问题办公室。该办公室不仅关注毒品、恐怖主义等跨国问题，还关注包括苏联隐蔽行动在内的“桌面之下”(underside)的活动。凯西要求中情局收集更多关于苏联“积极措施”的信息。到1981年末，所有中情局情报站每月都要提交一份苏联在各自国家隐蔽行动(积极措施)的报告，以便美国采取更有效的反制措施。同时，中央情报局开始进行一项名为“苏联积极措施”的绝密研究。研究报告于1981年7月发布，迅速对“认知战”产生重要影响。里根在8月的演讲中使用了报告中的材料斥责苏联散布虚假信息。

　　里根要求维克在美国新闻署采取更加主动的公共外交行动，以应对苏联的舆论宣传。维克任职后立刻以“战时紧急状态”，采取公共外交的方法对付苏联。他发起“真相计划”(project truth)，通过各种手段反击苏联反美宣传活动，每月发布一份名为“苏联宣传警报”(Soviet Propaganda Alert)的分析报告。

　　随着苏联“积极措施”攻势不断推进，美国政府意识到需要整合多个部门的力量共同应对这一挑战，系统反击苏联反美宣传。最主要的方法是建立一个跨部门小组，成员由情报、外交、新闻宣传等部门组成，统一收集、评估、分析和研究苏联的“积极措施”，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反制措施。这也是里根政府在情报和公共外交领域改革的一大成果，使美国情报界打破了为维持冷战缓和进程而尽量不正面对抗苏联的“约束”。

　　美国国务院熟悉苏联“积极措施”的中层官员特别是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克·帕尔默(Mark Palmer)和分管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派克(Robert Peck)对此尤为积极，因为苏联“积极措施”行动在这两个区域最为活跃。1981年夏天，两人共同推动国务卿黑格建立了对抗苏联信息宣传的跨部门机构——“积极措施工作组”(下文简称“工作组”)。由领导国务院情报研究司(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INR)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斯·库克斯(Dennis Kux)任组长，成员来自国务院、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和美新署，后来又有国防情报局、军控和裁军署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加入。工作组每周开会，分析调查报告。小组逐渐梳理出了苏联“积极措施”的模式和策略。工作组请中情局、美驻外外交官和美新署搜集可用于对苏联散布的信息进行实际评估的资料。最初，美国政府对苏联散布信息的监控主要靠中情局，工作组的建立发起了一场跨部门“反虚假信息活动”。随着对苏联散布信息策略和方法日益了解，工作组决定定期公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工作组还通过被策反的苏联“内部人士”来了解其“积极措施”。苏联克格勃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Stanislav Levchenko)对其提供了重要帮助。他经常和工作组成员见面，向他们透露苏联“积极措施”的目标和手段，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为反击苏联的“积极措施”，工作组创造了“报告-分析-公开”的方法。工作组首先要求美新署海外办公室和其他美国驻外机构报告他们收集的虚假信息媒体报道和文件造假。这些信息报送到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国务院和中情局的虚假信息专家对它们进行分析。中情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有不少长期研究“积极措施”的专家，还建有苏联“伪造”文件电子数据库，并可随时和苏联、东欧叛逃者会面交流。

　　1981年10月9日，工作组打响美国反制苏联宣传信息的第一枪，发布了第88号国务院特别报告——《苏联积极措施：伪造文件、虚假信息、政治行动》。虽然这只是一个关于苏联“积极措施”的4页纸综述，附有苏联宣传信息活动的案例，但国务院在全球范围内向媒体和其他部门散发了14000多份该报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报告的发布情况都进行了报道。

　　工作组的另一个反制方法是向美国驻外机构和外国发布关于特定主题的“外交事务说明”(Foreign Affair Note)。1981年秋，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分析师大卫·赫茨伯格(David Hertzberg)撰写了题为《外国对苏联人员的驱逐，1970-1981》的报告，于1982年2月公开发布。情报研究司把它命名为“外交事务说明”。此后，发布《外交事务说明》成为工作组的常规工作之一。虽然工作组的建立比苏联实施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积极措施”要早，但揭露和反制该信息攻势却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里根政府对反击苏联“积极措施”和“认知战”攻势越来越重视。1983年1月，里根总统发布“第77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 77 )，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保密的“苏联政治行动工作组”(Soviet Political Action Working Group)，以“遏制和反击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政治攻势”，“促进苏联内部的变革进程”。该文件特别强调，要强化美国在国内外的宣传活动，以反制苏联的反美“积极措施”。该工作组的目标虽然更为广泛，但其第一个目标与“积极措施工作组”是重叠的，人员方面也有很多交叉。

　　揭露苏联的反美信息活动是里根政府对苏联施压的一种方式。1987年7月，工作组发布了名为《苏联艾滋病虚假信息进攻》的《外交事务说明》，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揭露了“艾滋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的“虚假信息”。报告把信息源头追溯到1983年印度《爱国者报》文章，分析了该信息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媒体的传播，重点揭露了“西格尔报告”对于推动该信息扩散的重大影响。梳理了苏联和全球媒体对该观点的传播。报告引用了大量科学家和医生的观点，认为艾滋病是自然起源的，这是对“西格尔报告”进行反驳。报告还引用了许多苏联科学家和医生的类似观点。比如，报告引用苏联科学院院士、伊万诺夫斯基病毒研究所(Ivanovskiy Institute of Virology)所长、著名病毒学家维克多·日丹诺夫(Viktor M. Zhdanov)的观点来反驳苏联媒体的报道，他接受采访时称“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是人工合成的”。

　　工作组的活动还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1982年7月，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专门组织了听证会。1985年秋，工作组成员在参议院欧洲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有些国会议员对该问题抱有浓厚兴趣，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认为，对抗苏联的影响和“积极措施”至关重要，因为“苏联人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如何操纵美国媒体”。在他的推动下，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关于苏联实施“积极措施”的报告，这成为工作组的重要任务之一。1986年8月，工作组提交了第一份国会报告——《关于反美虚假信息和宣传的内容和过程报告》。该报告发布后引起媒体轰动，国会对此也赞誉有加。里根总统指令国务院将反“积极措施”进一步制度化。

　　1987年8月，工作组发布了第2份报告《苏联的影响活动：关于积极措施和宣传的报告，1986-1987》。这份长达87页的报告全面梳理了苏联的“积极措施”活动，包括苏联从事“积极措施”的掩护组织、近期制造的假文件、关于生化战争的虚假信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宣传，以及在拉美、非洲和美国的“积极措施”活动。报告重点关注了苏联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信息攻势。这部分内容与前述一个月之前发布的《苏联艾滋病虚假信息进攻》的《外交事务说明》大致相同，但特别强调了两部分内容，一是从科学的角度说明西格尔的“理论”缺乏事实根据，如强调西格尔所说的重组构成艾滋病毒的两种病毒，一种只感染绵羊，另一种只感染人，而且对这两种病毒的克隆和基因测序工作在1983年之前根本没有完成。此外，对1956年采集的某些居住在非洲的人血样进行检测，艾滋病毒也呈阳性。这些材料旨在说明西格尔“艾滋病毒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军方在德特里克堡制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二是这份报告详细梳理了该信息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媒体上传播流转的详细过程，进而指出是苏联制造和传播了这个信息。

　　除撰写和发布上述说明和报告等文件之外，工作组还通过向全球派出政策说明团队揭露苏联传播信息的政治目的，这些团队被美方称作“真相小分队”(truth squads)，团队成员来自美国政府不同部门。1983年春，工作组派出首批“真相小分队”，目的地包括摩洛哥、意大利、埃及、沙特和肯尼亚及拉美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他们一般周末开始工作，周一在美国大使馆介绍情况，周二上午向所在国情报部门通报苏联实施“积极措施”的情况，下午向当地媒体介绍情况并接受采访，努力推动公共外交活动；周三去下一个国家，周四到周五重复这一过程，周末再次启程。5到6个旅程之后，工作组基本覆盖了欧洲、中东、非洲及亚洲的美国盟国和许多中间地带国家。其间，“真相小分队”还会听取美国驻外机构反馈的苏联在当地实施的“积极措施”活动，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撰写报告并提出反制措施。1985年之后，“真相小分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露和反击“艾滋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的信息。“真相小分队”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及时回击了包括艾滋病起源问题的大量苏联反美“积极措施”，提高了美国驻外官员的警惕性，同时也让目的地国家的情报界、新闻界和一般民众对苏联“积极措施”更加敏感，从而可以获取更多信息。

　　美国应对艾滋病信息攻势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外交途径直接向苏联抗议，并通过驻第三世界国家的使领馆进行反击。1985年《文学报》“艾滋病起源于美国生物武器试验”的报道一出来，美国政府就意识到该指控可能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立刻做出强烈反应。一面向新闻媒体和外国政府传递尽量多的“正面信息”，同时由美国驻苏联大使亚瑟·哈特曼(Arthur Hartman)给《文学报》总编恰克夫斯基(Aleksandr Borisovich Chakovskiy)直接写信抗议。哈特曼在信中指出，该文引用的文献来源不准确，不符合新闻标准，并从科学角度说明艾滋病流行史十分复杂，在地理分布上遍及全球，批评文章完全是欺骗读者。他甚至在信中引用苏共党章中“与别国合作解决全球问题”“扑灭危险疾病”的表述进行反击，称扎佩瓦洛夫的文章会让全世界质疑苏联做出的通过国际合作根除危险疾病这一承诺的严肃性。他还要求《文学报》公开发表他的这封信。不过，这封信并没有得到回应，也没有发表。半年后，哈特曼再次给恰克夫斯基写信表达不满和抗议。这封信引用了前述日丹诺夫等苏联科学家关于艾滋病毒是自然起源的观点，来反驳《文学报》文章对美国的指控。他指出，《文学报》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实现在苏联散布对美国仇恨和恐惧的宣传目的。他还强调，《文学报》对美国的不实指控只能让苏联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更加负面。这两封信虽然不长，却是美国政府精心准备的反击手段。

　　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认真评估艾滋病起源问题引发的舆论旋涡，并采取系统的反制措施。1985年12月，美国政府“艾滋病工作组”召开会议，要求国务院在一个月之内厘清艾滋病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影响。1986年4月，国务院强调“要防止和反制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化”。“西格尔报告”的出台正式将美国外交系统拖入这场“认知战”。1986年8月5日，国务院向美国驻非洲外交机构发电报，称苏联正在非洲制造一波浩大的“积极措施”攻势，制造的信息包含三个要点：艾滋病是美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美国和西欧供应的血液被艾滋病毒污染，把非洲当作艾滋病的发源地是西方的阴谋。美国国务院对如何应对这种指控提出了详细的指导意见：这种观点是荒唐的，没有科学依据的，是刻意破坏美国形象的恶毒的虚假信息行动；所有美国献血者都筛查过艾滋病毒抗体；美国政府和国际科学界都认为尚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艾滋病毒起源何处，艾滋病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报告还特别提到，考虑到非洲国家对此敏感，美国国务院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应避免确认艾滋病源自非洲。此外，电报还特别指示驻拉各斯、达喀尔和内罗毕使馆核实与上述信息有关的细节。12月6日，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向所有美国外交领事机构致电，称国务院建立了监控苏联“积极措施”的跨部门机构，提出了反击苏联“积极措施”的政府指导意见，并将与美国卫生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发布关于艾滋病毒的报告来反击苏联指控，并要求各使领馆就此提出意见和措施。根据国务院指示，美国大使馆给众多其他国家的报纸编辑和记者写了几十封信，并举行会议和新闻发布会澄清这个问题。

　　艾滋病起源问题日益成为美苏双边关系的重要议题。1987年7月初美国助理国务卿克洛科(Chester Arthur Crocker)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阿达米辛(Anatoly Adamishin)会谈时，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方面对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反美宣传攻势做出解释。8月28日，在美国驻德国法兰克福领事馆，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西蒙斯(Thomas W. Simons Jr.)和苏联外交部美加司代理司长苏霍德列夫(Viktor M. Sukhodrev)举行会谈。西蒙斯提出，苏联散布的信息导致艾滋病问题政治化，阻碍了美苏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他建议苏联官方否认这一谣言。美国还通过限制卫生和科技合作来向苏联施加压力。1987年1月，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秘古罗夫(Sergei Gurov)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谈时，暗示苏联有意与美国合作进行艾滋病研究。但美方提出，合作的前提是苏联停止宣传关于艾滋病起源于美国的信息。1987年4月美苏联合健康委员会(US─USSR Joint Health Committee)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作为美国代表团领导的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温多姆( Robert Windom)和卫生总署署长库普(C. Everett Koop)向参会的苏联代表提出抗议，对苏联政府支持关于艾滋病起源于美国的立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不应把如此严重的人类公共健康问题用于政治宣传，呼吁参会的苏联科学家让苏联政府支持“艾滋病是自然起源”这一国际科学界的普遍观点，并且称如果苏联不停止该信息攻势，美国就不会和苏联展开关于艾滋病的合作研究。

三、美苏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认知战的终结

　　美国通过“积极措施工作组”的全球宣传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舆论，“艾滋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的负面影响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消解。一些媒体撤回了之前的报道并道歉。如1987年3月23日，刚果报纸《穆维蒂》(Mweti)在报道中引用“西格尔报告”指控艾滋病毒是美国在德特里克堡制造的生物武器。随后，美国驻刚果大使给报纸去信进行抗议，指出是苏联在制造信息。《穆维蒂》发表了信件并撤回报道。巴西《圣保罗时报》(Estado do Sao Paulo)同样撤回了类似报道。

　　对于美国的回击，苏联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一些苏联外交官甚至在私下对该信息攻势提出批评。如前所述，当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阿达米辛面对美国方面的批评时，只好委婉地说美苏应该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称苏联关于艾滋病的宣传很“愚蠢”。他还说类似的报道在苏联媒体上越来越少。阿达米辛的表态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并加以利用，国务院指示美国外交官在和驻在国官员及媒体记者谈到这个问题时，虽然不能公开阿达米辛的评论，但可用“愚蠢”来描述苏联的有关宣传。面对美国的质疑和批评，苏霍德列夫一面否认苏联政府在组织散布这个信息活动，一面宣称在“公开性”时代苏联政府控制不了媒体，刚开放的媒体喜欢报导“艾滋病起源于美国”这样耸人听闻的内容。同时，由于艾滋病毒迅速传播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很多国家，而美国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苏联不得不缓和该“积极措施”行动以换取与美方的科研合作。由此，美苏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抗击艾滋病行动中进行合作，对疫情的全球治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创立了第一个应对艾滋病问题的特别项目(Special Programme on AIDS)，特别关注艾滋病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影响。东西方阵营的科学家开始合作研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1987年捷克布拉格科学院(Academy in Prague)甚至还向美国百时美(Bristol-Myers)制药公司转让了抗病毒新药生产技术。

　　事实上，导致这场“认知战”最终平息的最直接原因是苏联内部的政治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动改革，在政治领域积极倡导“公开性”政策，对反美“积极措施”的兴趣大大降低了，致使美苏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舆论对抗走向终结。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今后党和国家工作要“更加公开”。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他进一步强调“公开性原则”，把它作为推进改革的根本问题。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全面阐述其政治理念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大谈“公开性”问题。“公开性”成为苏联党的原则立场。虽然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初衷主要是针对苏联国内政治，把国家和社会事务对人民最大限度地公开，对人民讲真话，让人民讲真话，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由人民参与管理和决策过程。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戈尔巴乔夫还认识到，“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十分明显的现实是：产生了所谓全球性问题”，包括“可怕的新老疾病”。人类应该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些问题。苏联在国际关系中“不想采取会加剧对抗的行动”。苏联政府尤其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政治理念的转变，对于美苏间艾滋病起源“认知战”的终结起到了关键作用。

　　戈尔巴乔夫的新外交指导思想直接反映在苏美关系的缓和上。1985年3月24日，他在给里根总统的信中说：“两国必须降低宣传调门，以免敌意升级。”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认知战”自然是题中之义。此举令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印象深刻，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其前任们大不相同。1985年11月，美苏领导人峰会在日内瓦举行。虽然会议主要议题是军控问题，但戈尔巴乔夫特别提到苏美两国应该合作共同应对疾病、饥荒等全球性问题。里根对这种合作态度颇为赞赏，认为他是可以共事解决问题的人。两人的个人关系起了“化学反应”。虽然1986年雷克雅未克峰会主要谈的也是军控问题，但里根向苏联提出要避免加剧两国公众舆论的不信任感，为解决军控问题创造条件。雷克雅未克峰会虽没能达成军控协议，但戈尔巴乔夫展现出和美国在各领域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意愿。此次峰会甚至被称作冷战终结的心理转折点。这种和解氛围有利于缓和美苏在艾滋病溯源问题上的政治对抗。

　　1987年8月，苏联告诉美国官员，苏联媒体将停止传播艾滋病起源“美国说”的信息。此后，苏联媒体类似报道大幅减少。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时，突然向他出示了一份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苏联情报行动：积极措施和宣传活动报告》。戈尔巴乔夫称，这份报告的内容“令人震惊”。他说，苏联领导层已经决定全方位改善美苏关系，莫斯科不再助长憎恶美国的情绪，难道美国非要把苏联描绘成敌人吗？戈尔巴乔夫请舒尔茨认真考虑这件事，因为莫斯科真的想改善关系。舒尔茨回应称，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苏联长期采取反美的“积极措施”令美深受其害，他特别指出苏联制造了“美国发明了艾滋病毒并且试图传播它”的信息。他还称：“如果苏方将停止这个攻势，我们会很高兴。”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正面回应，反复说苏联不再把美国视为敌人，十分愿意改善美苏关系，也希望美国这样做。

　　1987年12月，美苏华盛顿首脑会晤期间，美国新闻署署长维克在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雅克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共进午餐时，正式要求苏联停止宣传“美国军方制造了艾滋病毒”的虚假指控。雅克夫列夫同意艾滋病起源问题要通过专家共同研究。不久，苏联称要派“16个人到华盛顿就该问题进行两周的讨论”。这表明，苏联领导层就停止艾滋病起源问题“积极措施”已达成共识，至少“改革派”决定放弃这个苏联“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反美宣传攻势。

　　1987年之后，苏联媒体上关于“艾滋病起源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的报道迅速消失。1989年冷战的终结更是从国际政治大环境上给这场短暂而激烈的认知战画上了句号。然而，这场认知战的影响并未消散。2005年，兰德公司和俄勒冈州立大学联合调查发现，50%的非洲裔美国人认为艾滋病是人造的，超过25%认为它是政府实验室产物，12%认为它是中情局制造和传播的，15%认为它是针对黑人的种族屠杀工具。

结语

　　艾滋病溯源问题的政治化是冷战时期美苏全面对抗的一个案例和缩影，鲜明地揭示出两国在情报战、宣传战、心理战领域隐秘复杂又高度组织化的斗争态势。这一攻防战的进程与外交关系和政治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彼此渗透，相互影响。

　　苏联及其盟国的情报部门利用艾滋病起源问题发起政治和宣传攻势，打击了美国所谓的道德权威，破坏了其在第三世界的形象。从《爱国者报》文章到《文学报》文章再到“西格尔报告”，“美国通过制造病毒打冷战”的负面形象越传越广。尤其是“西格尔报告”引发的反美、恐美情绪在全球迅速蔓延，严重影响了美国及其盟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例如，巴基斯坦民众因害怕美国人传播艾滋病而反对与美国进行医学合作研究，致使一个创立于1962年的美巴合作医学研究中心被迫关闭。甚至美国也认为，苏联的政治攻势在第三世界取得了巨大成功。

　　里根政府积极应对苏联的“积极措施”，把防止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化视为美国对外宣传领域的重要目标。里根政府建立“积极措施工作组”对苏联进行反制宣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推动这场认知战终结的主要因素是苏联内部政治的变化。“新思维”转换了苏联看待外部世界和美苏关系的基本范式和内在逻辑，使得这场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认知战最终走向终结。

　　在冷战背景下，艾滋病毒带来的社会恐慌被塑造成美苏对抗的工具。“艾滋病毒是实验室制造的生物武器”论调的出现和冷战进程紧密相关。1985年，在艾滋病起源问题上苏联对美国的攻势陡然升级，这与将在1986年召开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二次审议会有直接关系。美苏都是公约的缔约国，围绕公约审议，双方在建立信任措施、在和平生物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美国还指控苏联违反公约，在东南亚和阿富汗发动生物战。苏联对美国“制造艾滋病毒用作生物武器”的指控带有明显的反制色彩。两国关于艾滋病起源的相互指责严重阻碍了公约的审议过程。

　　艾滋病起源问题的政治化和冷战化严重阻碍了人类应对疫情时应有的国际合作，尤其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导致艾滋病毒迅速向全球蔓延，给全人类的健康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威胁。一方面，美国为了回击苏联在艾滋病起源问题上的政治攻势，拒绝在对艾滋病的研究和防治方面与苏联合作，这大大削弱了全球共同应对艾滋病疫情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艾滋病起源阴谋论的负面社会效应被冷战放大，使人们不能科学认知和防治艾滋病。本应是全球抗疫中枢的世界卫生组织成了攻击对象。阴谋论者宣称其被苏联操控，帮助苏联在美国和西欧传播艾滋病毒。艾滋病溯源的政治化不仅阻碍艾滋病疫情的防治，还对其他流行病防控产生消极影响。1988年，尼日利亚一家报纸称，美国通过在非洲为贫困黑人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将艾滋病毒传播到非洲。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民众对疫苗接种的恐惧，阻碍了疫苗接种进程。这场认知战走向终结的历史也表明，只有摒弃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思维，跳出意识形态的樊篱，加强国际合作，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病毒溯源和疫情防控，才能遏止艾滋病毒蔓延的势头，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这也是实现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

　　（注释略）

（作者：郑安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