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若泽：翻译的政治：冷战初期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文协翻译计划

内容提要：冷战初期，美国私人基金会以宣传美国价值观为目的，发起一系列跨国文学活动，试图影响对象国的文化。从1947年到195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移植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文合作经验，通过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双边合作关系，赞助中国文协翻译出版一批美国作品，隐蔽地影响战后中国文化走向。这项翻译计划带有鲜明的早期文化冷战意味，但中国文协希望借此机会，为中国文学的恢复与发展寻求资源，并尝试将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世界。这项计划并非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单方主导，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环境的变化、文化政策的转向和中方参与者的思想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项目的最终命运。冷战局势的变化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暂时退出中国大陆地区，重新规划其全球布局。

关键词：文化冷战　洛克菲勒基金会　中国文协　中国福利会　翻译计划

　　文学作品因其具有独特的心理刻画和美学价值，常常被美国政府用于文化外交项目，服务于政治宣传目的。冷战初期，美国私人基金会的跨国文学活动，以宣传美国价值观为目的，试图影响对象国的文学文化，被打上了文化冷战的烙印。随着文化冷战研究在人文艺术领域不断深入，冷战中的文学生产机制日益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冷战史学者对图书传播研究的焦点从欧洲图书市场向包括东亚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拓展。中外文学研究者致力于发掘现代经典作家不为人知的政治身份，以揭示文学与冷战政治的隐秘关系。然而，历史学者往往侧重于探讨冷战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度，较少关注从顶层设计经私人基金会到作家个体的层级差异，文学研究者则更为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作品分析和作家思想研究，无法呈现冷战文艺活动的复杂全貌。既有成果倾向于把研究对象视为宣传政策的接受者和推行者，忽略了在地作家与官方策略之间潜在的矛盾或冲突。在传播机制上，文艺图书的跨国流通涉及翻译问题，而翻译生产牵涉不同语种、国别、团体之间的合力与角力，这一特点进一步加剧了冷战文学活动的不稳定性。翻译之于文化冷战的特殊意义在于，在国家控制和政治宣传的笼罩下，翻译家“仍能发挥能动性(agency)，以追求自身的目标与利益”，由此揭开个体与政策之间的缝隙和距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除了通过官方渠道开展意识形态宣传之外，还借助私人基金会的力量在人文艺术领域倡导美国价值理念。这一点已经为国内文化冷战研究者所关注。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机构。1947-1952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意欲移植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文主义经验，通过资助中国文协的文学翻译活动，隐蔽地影响战后中国的文化走向。但中国文协试图借机为中国文学的战后恢复与发展寻求世界文学的源泉，并尝试将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世界。因此，双方在组织架构、书目选定、经费安排和出版发行等多个环节展开博弈。这反映出冷战宣传推动者与其实施对象之间的目标错位，成为考察早期冷战宣传及其实际效果的重要案例。不过，现有的文协研究主要限于抗战文艺史的梳理，极少关注文协返沪后的活动。大部分参与该计划的中国作家对此失记或语焉不详，后来的研究者又多将其与其他项目混为一谈或从个体角度进行分析。这些著述都不足以还原这个跨国项目的全貌。本文利用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卷宗和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中国福利会档案，以及当事人的日记和书信，梳理这项翻译计划的缘起、实施和最终失败的过程及原因，展现中国作家群体与美国私人基金会合作中的翻译政治和文学博弈，以加深理解美国冷战宣传在中国大陆的实施效果。

一、翻译计划的缘起

　　美国政府与私人基金会在全球事务中保持着密切联系。私人基金会表面上秉持中立态度，呈现出某种超国家利益的特征，实则在美国崛起为全球霸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渗透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有学者指出，“美国慈善基金会试图建立强有力的网络，明确招募和动员最有前途的学术界知识分子来开展全方位的大规模项目，包括在国内和外交事务中辅助美国的发展”，从而与主权国家一道“发展出一种人员、思维和金钱的流动机制，而这种机制适合维持现存全球权力的等级结构”。

　　通过与政府部门之间频繁的人员交换，洛克菲勒基金会深入参与官方政策的策划和实施，积极融入美国的海外战略布局中。二战期间，为了遏制纳粹德国在拉美地区的文化渗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立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负责人就是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他利用电影、广播、新闻出版物等现代媒体开展宣传攻势，在拉美受众中成功塑造美国的正面形象。进入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把目光投向亚洲，前远东部副主任顾临(Roger S. Greene) 卸任后，随即改任美国国务院对华文化交流项目顾问。该基金会还重点资助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镇华盛顿大学，尤其关注中国历史文献英译和中国北方问题研究。1947年之前，基金会已为其提供13.415万美元用于远东研究，1947年又为一个七年研究项目追加10万美元经费。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中国发起富布莱特教育交流项目，遴选委员会成员中同样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远东代表沃森博士(Robert B. Watson)，此人还兼任美国新闻处文化官员。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分部主任助理法斯(Charles B. Fahs)在二战期间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远东部(Far East at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后曾短暂担任国务院远东研究部(Division of Research for Far East of Department of State)代理主任。1946年9月，法斯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分部主任助理，1948年转为副主任，1950年1月升为主任。1949年8月，法斯曾接受国务卿办公室(Office of Secretary of State)的咨询。他所撰写的美国远东政策报告强调资助教育交流活动，特别是向日本派送师资，对美国出台对日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6年通过人文分部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供140万美元创立俄罗斯研究院(The Russian Institute)。这所研究院继承了战时战略情报局的运作模式，成为冷战时期情报战和心理战的重要机构。同时，这也意味着以目标国语言、历史和文化为主要对象的区域研究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赞助项目的新重点。在该基金会1947年的规划中，所有人文项目获得的资金总额达到150万美元，与医学项目和洛克菲勒家族长期支持的教育总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经费持平，略低于自然科学的预算(170万美元)。

　　1947年，在冷战序幕拉开之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重返中国，重新赞助因战争停办多年的北平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随后，洛克菲勒家族第三次访华，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3rd)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4月8日，法斯开启了他的远东之行，考察中国战后恢复情况，同时寻求中美人文交流的可能性。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在其年度报告中提出，“正如人们需要食物和煤块才能生存，唯当美国提供必不可少的信仰价值，其所有出口品才不至于迟到，世界也才不至于消亡”；在人文研究领域，基金会不断通过多个层面、渠道和网络，增进人们对美国生活的了解，“这项事业的进展对于世界认可美国人的价值观至关重要”。

　　1947年5月1日，法斯在中国福利基金会(China Welfare Fund，下文简称“中福会”)主席宋庆龄府邸受到热情接待。宋庆龄介绍中福会主办的多个项目并指出若干问题，如高等学校的合作和北平协和医学院的运营历时已久，但精英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培养的人才数量只占总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而且还集中于城市”。相比之下，中福会下设的艺术家作家福利基金会管理委员会吸纳郭沫若、黄佐临夫妇、田汉、茅盾和洪深等文化名人，以资助文艺界人士并传播大众文化为目标，这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分部的期待最接近，所以受到法斯的特别关注。翌日，中福会总干事谭宁邦(Gerald Tannebaum)询问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无可能提供资助。法斯在回信中表达了他对儿童剧院、育才学校识字班、资助文艺家等文化教育项目的浓厚兴趣，尤其希望下次邀请郭沫若会面，以便了解资助文协作家的具体途径。5月22日，法斯与宋庆龄、谭宁邦相约午餐会，文协代表郭沫若、茅盾和洪深一同出席。

　　法斯最为关心的是文协的性质。中国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全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抗战救国”为旗号，广泛团结抗日力量，为此后成立新中国文联奠定了基础。法斯对于文协成立的背景十分清楚，但仍须了解背后的政党因素。三位中国作家都强调文协的独立地位。郭沫若还指出，文协成员囊括了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大学教授和左翼作家，是当前包容性最强的文学团体。只是法斯同样有所不知，文协在1945年5月4日七周年纪念大会时已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并完成抗战期间最后一次理事改选。正是在这次改选中，左翼作家赢得绝大多数理事席位，从而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并将文协的指导思想从战时统一战线调整为追求进步文艺。

　　法斯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白话新文学的社会影响。法斯解释洛克菲勒基金会缺乏赞助文教项目的经验，故需要评估文学活动在现代中国的社会作用。郭沫若介绍道，中国现代文学用白话口语写成，面向广大群众传播；在内容和思想上，现代文学倡导同情心和进取心等现代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正是得益于现代文学的启蒙。然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绝非没有相关经验，仅1947年人文分部就赞助英、法、西等多个语种的著作翻译或研究项目。最著名的案例当属其在英国设立的大西洋文学奖(Atlantic Awards in Literature， 1946-1950)，通过与利维斯(F. R. Leavis)、艾略特(T. S. Eliot)等英国学者合作，选拔资助58位在二战中停止创作的成名作家或初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为国际新秩序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础”。该基金会甚至还将赞助范围拓展到苏联的文艺作品，通过美国本土的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推出俄文翻译计划(The Russian Translation Project)。因此，法斯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是在不同区域的比较视野中展开的，以期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学的社会作用和中国文协的发展理念，为双方今后的合作打下基础。

　　法斯表面上不谈政治，但他此行是在美苏文化竞争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而翻译计划的跨文化特性使其必然成为双方文化竞争的主要方式。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争相邀请中国文化界人士访问交流。美国国务院在1946年邀请文协作家老舍、曹禺和漫画家叶浅予访美，曹禺还在纽约与法斯有过会谈。而当法斯在上海与文协代表会面时，茅盾刚刚结束他的苏联之行，并为上海的友人和出版商代购大批俄文书籍。在5月22日的那次会面中，三位中国作家都向法斯提到，中国最畅销的翻译文学当属俄国文学作品，而美国诗歌名著《草叶集》(Leaves of Grass)译出后却无出版商问津。茅盾和郭沫若认为，个中缘由除了政治认同外，还在于俄国革命前夕的知识分子与今日中国的文化界在处境和心态方面都高度相似，这让法斯倍感竞争压力。郭沫若和茅盾可跻身鲁迅之后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列，洪深也堪称最好的戏剧家之一，法斯的日记对此记载得相当清楚。但中国文协对中美文学交流初生兴趣，使法斯看到了美国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在会谈结束后的1947年下半年，法斯和中福会都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1948年3月23日，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分部主任史蒂文斯(David H. Stevens)呈交内部报告，正式表明对翻译计划的支持。这份报告称：“我们当然可以不向当前的中国文学提供任何资助，但无异于把这片领域毫无保留地让给大有兴趣的苏联人。我们也可以试着满足他们的愿望，至少在表面上为中国文学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基础，并通过这个翻译计划给予少量资助。”3月24日，法斯与多位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列举了基金会在英国设立的大西洋文学奖、在中国资助的瑞恰慈(I. A. Richards)英语教学法改革，以及老舍和曹禺受邀访美的经验，为新的项目寻求成功范例，得到了美国官方的肯定和鼓励。

二、翻译计划的双边架构

　　1947年年底，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文协陆续着手制定预算、开列书单、讨论方案等筹备工作，不久便初见眉目。1948年1月26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午刻至冠生园，应中国福利会美国人邓君[谭宁邦]及廖梦醒之招，同坐有振铎、白尘、冯亦代三位。洛克番罗基金会款美金七千五百元，拟以援助我国文人，令翻译欧美人文主义之著作，托福利会代办，福利会因之邀友人共商。商谈之后，决定先挑选著作若干种，胜任翻译而亟须工作之友人熟人，写定一计划，交与福利会转去。此款甚少，至多只能译书十种而已。”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译者会谈记录。此次会谈由中福会发起，邀请中美双方磋商，涉及赞助经费、商定书目、遴选译者等事项。可以看出，中福会总干事谭宁邦和办公室干事廖梦醒没有贸然直接联系译者，而是向四位作家代表征求意见，再由后者完成具体安排，奠定翻译计划的运作雏形。此后，上述各方在2月间频繁会面。2月7日，叶圣陶和郑振铎“为了罗氏基金事，挤公共汽车到五马路福利会。谈得很高兴”。14日再谈，“到者寥寥数人，未谈什么而散。”直到2月18日会面后，郑振铎写道：“秋斯、靳以、谭宁邦、梦醒、广平、图南、稷南、亦代、仲足等陆续来。商罗氏基金翻译事。即在此晚餐，酒喝得不少，谈颇畅。”

　　虽然会谈人员频繁变动，但一个以文协核心成员为主体的翻译委员会初步确定：叶圣陶在老舍赴美后出任文协总会理事兼代理总务主任，郑振铎和许广平则受文协总会委托筹建上海分会并当选为分会理事。在此前后，美国新闻处处长费正清刚刚发起美国文学丛书翻译计划，郑振铎担任中方主持人，冯亦代也参与其中，可以说积累了相似的跨国项目经验。其他参与者也多为文协成员或合作者。

　　中福会向美方引介并邀请文协负责翻译计划，显示出两家机构深厚的交往基础。中福会的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宗旨是“向国际国内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募集医药与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同时进行国际宣传”，文协正是其主要资助对象之一。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开展救济作家的工作。实际上，中福会非常重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1946年3月，中福会自设艺术家作家福利基金会，把多个从内地返沪的文艺组织纳入旗下，其中就包括文协。两家机构都认为，中国文艺界与世界文坛的交流十分有限，应借翻译增进了解，但仅凭一家之力太过困难，因为主要物资和经费须用于保障生活，故须借助外国机构的资助开展翻译活动。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动联系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不久，中福会授权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下文简称“美援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直接交涉，由在美代表卡特夫人(Mrs. Carter)和普赖斯小姐(Miss Price)于1947年年底造访法斯，确认美援会的代表资格。1948年2月25日，谭宁邦致信法斯，正式说明翻译计划的架构。

　　为了实施这项翻译计划，中福会正式设立翻译委员会，负责翻译事务的独立决策。委员会由文协作家组成，包括已经前往香港的郭沫若、茅盾、叶以群，以及暂时留在上海的叶圣陶、许广平、陈白尘、郑振铎、杜守素、冯亦代、章靳以和洪深。中福会作为协调方，负责招募译者；谭宁邦担任名义主席，组织召开会议，并定期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汇报翻译进度和开销账目，由美援会作为在美代理机构转达和沟通。1948年4月19日，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分部正式批复，同意划拨7500美元经费，由美援会转中福会接收，自1948年5月1日起生效，分三年完成。

　　1948年春，法斯再次访问远东。5月5日，他在香港半岛酒店会见郭沫若和茅盾，随后北上。5月17日，他在上海锦江餐馆见到翻译委员会全体成员。此时委员会名单调整为以下七人：叶圣陶、郑振铎、许广平、杜守素、章靳以、陈白尘、冯亦代。7月31日，双方再次开会，取得实质进展。叶圣陶写道：“此事谈之已数月，尚未决定妥当。今后将由翻译者与福利会个别订约，可以告一段落矣。”从8月下旬至10月初，何家槐、董秋斯、楼适夷、杨起森、孙用、彭慧、楚图南、陈原、陈翰伯、冯宾符、蒋天佑、郑森禹等知名译者先后在中福会签订合约，翻译计划正式启动。

　　这项翻译计划的组织架构体现了美国文化冷战策略中的“国家-私人网络”(state-private network)机制。在动员全球扩张主义的过程中，国家-私人精英网络的优势在于“可有意识地借助非官方和非政府手段，达到(或者至少是推动)官方的政策目标”。学者王梅香进一步指出这种网络的混杂性特征，所谓“国家”不限于单一政府权力来源，也允许异己的参与者存在，而“私人”不仅包括本国私人组织，还包括在地国家相关人士所支持的机构，亦即“私营中又包含在地国家的力量”。然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翻译计划的跨国架构暗含着双边制衡的不确定性：此次文学合作的契机源自美方在文化交流名义下的试探，而中美双方的动机、意图、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乃至战略利益迥然有别，导致这种合作机制也充满博弈和竞争。

三、关于翻译书目的分歧与博弈

　　在翻译计划筹备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文协的分歧集中体现在翻译书目的选择上。合约规定，入选的12本书均为英译汉作品，但这完全偏离了中方对于中英互译的最初设想。事实上，文协的目标始终都是中美文化的双向交流。在1946年春老舍和曹禺赴美之际，郑振铎曾寄语：“新作品译到外国去的还不够。我们要把新文艺大批介绍到外国去。”曹禺本人提出，此行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在于“如何把现代化的中国告诉美国民众”；“我们要让美国人知道我国人民的生活，怎样选择真能代表中国的作品。外国人读中国作品不大方便，我们该自己选择，介绍出去，这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文协总会十分看重这次交流，畅想“把我们中国的新文艺，介绍给美国的作家，这在中美文化沟通上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作为翻译计划的组织者，中福会同样有意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1946年12月16日，中福会首次举办募捐推广会，大力宣传艺术家作家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是“组织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文，同时也把中国文学戏剧作品翻译成外国文字，既为贫困作家提供救济，也促进文化交流”。宣传单上列出23部有待翻译成英文的文学作品，包括茅盾的《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和《清明前后》、郭沫若的《屈原》和《高渐离》、曹禺的《蜕变》、夏衍的《心房》，这些均为抗战以来中国文学界的最新成果。随后，这份目录被送至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纽约办公室。

　　由于有了上述准备，三位文协成员在1947年5月22日与法斯会谈时曾提出，翻译计划应兼顾外国文学的汉译和中国作品的英译，文协也具备相应的翻译人手。随后，谭宁邦在与法斯的通信中反复提到中英互译的愿望。可是，法斯9月12日的回信否决了中国文学英译的想法。法斯称，做出这个决定并非美方对中国文学不感兴趣，而是受限于当前的时间和条件，如果中方坚持提出亟须英译的书目，他本人愿意认真考虑。但最终，中方在此问题上未能有所突破，确认此次计划只涉及西方文学汉译，放弃了中国文学英译的提案。

　　关于汉译书目的筛选，法斯起初表示完全尊重中方决定，甚至建议选材不必限于美国文学的范围。后续进展似乎也确实如此。在1948年2月7日的讨论会上，“书目由冯亦代与振铎开出，计八十余种，将于此中择数种译之。遂选定需要辅助而又能翻译者十人，拟于下次会时邀集共谈”。翻译委员会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往往借文协例会之便同日召开翻译讨论会，参会者也多有重合。3月10日和16日，谭宁邦分两次把初定的12位译者简历寄给法斯时，书目尚未确定。在目前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单中，翻译委员会曾请20位中国作家推荐60部作品并自选拟译书目，另有36部作品译者待定，合计96部，数量相当丰富，很可能是在上述郑、冯目录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

　　不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在3月22日的回信却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声明：“或许是因为中国缺少收藏西方文学和批评著作的图书馆，所以目前的选目看起来有缺陷(handicapped)。本会认为，你们没必要过早确定翻译书单。”表面上看，中方目录确有“落伍”之嫌。大部分候选作品出自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作家之手，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艾略特(George Eliot)、哈代(Thomas Hardy)等。尽管目录中的当代作家不多，但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刘易斯(Sinclair Lewis)等美国作家同样以现实主义描写和提倡社会变革著称，与文协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追求颇为吻合。叶圣陶在老舍、曹禺赴美的欢送会上就曾重申文协的立场：“文协自然是讲文，但新文艺从开头就不曾与政治分离过，它是五四运动时开始的，以后的道路也不会与政治分开。”然而，这些候选者却多被战后美国批评家认为是立场先行、缺乏独立性的典型，不符合人文主义的美学目标。

　　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推荐清华大学的温特(Robert Winter)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n)，以及美国加州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的华人比较文学学者陈受颐为顾问，以供翻译委员会联络咨询并修订书目。这三人均可归为广义的人文主义学者，反映了洛氏方面试图以人文主义对抗现实主义的冷战诗学策略，并在日后名噪一时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文学思潮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更复杂的情况是，在翻译委员会的推荐书目中，俄国文学的数量远超英美名著，托尔斯泰(Leo Tolstoy)、果戈理(Nikolai Gogol)、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等名家甚至有多部作品入选。不仅如此，书目中还包括苏联作家爱伦堡(Ilya Ehrenburg)和东欧作家参卡尔(Ivan Cankar)、卡拉斯(Aino Kallas)、科茨宾斯基(Mykhailo Kotsiubynsky)、瓦佐夫(Ivan Vazov)的作品，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世界史》(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和《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等作品也赫然在列。更何况，候选书单中无人认领的36部作品恰恰多为英美名著。如此看来，翻译委员会的选择展现了文协作家对苏联、东欧乃至第三世界人文书写的普遍关注，由此形成一种有别于英美文学界的世界人文视野。事实上，尽管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存在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力量，但左翼进步作家回迁上海，一方面传播了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精神，确立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策略和社会政治效用；另一方面则系统回顾并清理了抗战以来的文学问题，通过对国内外文学派别“类型”和“等级”的划分，更加紧密地与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文学体系联系起来。以文协换届后的左翼进步作家为核心的翻译委员会反映出这种广泛的影响，而翻译书目的提案也表明，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文合作并不是战后中国文学发展的唯一选择。

　　对此，尽管法斯对中方翻译委员会的翻译书目保留意见，强调不必采取任何审查制度，应尊重中方的决定，但他同时又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坦利•帕格利斯(Stanley Pargellis)征求意见。帕格利斯主持芝加哥纽贝尔独立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他重新开列50本书目寄给法斯，随后转寄给谭宁邦。帕格利斯不仅大幅增加美国文学的比重，还加入大量展现美国现代社会特征和思想潮流的作品，如美国文学史家帕灵顿(Vernon Parrington)的《美国思想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历史学家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的《牛津美国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也包括一批政治色彩浓厚的读物，如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林肯传》(Abraham Lincol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创始人克罗利(Herbert Croly)的“自由主义”名著《美国生活的希望》(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以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The New Freedom)、西奥多•罗斯福的《文选》( Selected Writings)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演讲集》(Speeches)。

　　最终，双方在磋商和妥协下，确定了12本著作。虽然中方尽力保留最初提案，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替换为宣传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文本，甚至包括费正清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United States and China)，实则与“文学”的目标相去甚远。可以说，法斯对翻译委员会的书目做出一种软性干预，显示出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怀柔策略”，即以隐蔽的非政治手段力图实现人文理念的传播及其意识形态意图。

四、翻译计划的失败及原因

　　翻译计划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场商业与政治因素混杂的出版博弈。按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设想，赞助总额7500美元应平均分成三年付清，头款2500美元于1948年6月3日转至美援会账上，其余5000美元将在1949年5月1日和1950年5月1日分两次支付。但谭宁邦希望将头款增至5000美元，余下2500美元在1949年一次性交付。谭宁邦的建议是针对战后中国的动荡局面而发，纸币贬值、外汇汇率波动、出版业纸张匮乏、费用高昂，这些不利因素都是翻译计划的隐患。法斯对此十分清楚，但始终没有表态，也并未对原定安排进行调整。关于经费的用途，洛克菲勒基金会方面起初规定仅用于支付译者的酬劳，不含出版费用，待前几部译著问世后，就可以形成收支平衡的商业模式。洪深建议由基金会进口纸张供文协使用或转售，宋庆龄则敦促向出版社寻求资助。最后，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但仅向译者支付版税，不再提供其他出版补贴。

　　翻译委员会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在于找不到原著，这是战后中国文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中方委托美援会在美国代购原著，为节省开支，“版本应尽可能廉价轻便”。其实，中方的用意不完全在经济考量，而是希望借购书之名拓展翻译计划的社会影响。在法斯的第二次上海之行中，章靳以曾提出亟须西方现代文学名著，因为中国作家半数以上都能熟读至少一门外语，而上海缺少一座完备的图书馆，若洛克菲勒基金会愿意赠书，可存于上海美新处图书馆，当然，文协更愿意建立一座独立的图书馆。对此，法斯没有表态。1948年8月12日，谭宁邦致信法斯，希望深入讨论图书馆的筹建。随后，翻译委员会推举郑振铎为主席，职责除统筹翻译工作外，还包括筹建一所西文图书馆。不过，美方仍然没有回应。

　　为了进一步争取中方译者的主动权，许广平在1948年8月14日连发两封信给谭宁邦，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尊重译者自愿参与的选择权；第二，删去“洛克菲勒基金会委办”字样，这样既符合法斯本人功成不居的美意，也可以避免造成中国读者对中美关系的误会；第三，把合同文稿中的“稿费每千字(英文)美金四元”改为按照中文计算，以获得更大的权益。起森身体抱恙进度较慢，大多数译者的进展都比较顺利。

　　实际上，许广平的信件暗含了国际变局所带来的政治压力。美国国内反共声浪已日渐高涨，美援会所属的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的对华态度出现明显的党派化倾向。1948年，美援会协助宋庆龄的《孙夫人的报告》(Madame Sun Reports)在美出版，遭到大量攻击。同年，联合援华服务会停止汇款给美国政府不承认的地区，背离了“其救济对象，纯为中国人民，绝无党派和宗教之分”的宗旨。11月23日，美援会董事会表决关闭本会，虽然这项决议在次年1月取消，但最终导致中福会退出联合援华服务会。这一事件随即影响了美援会对洛克菲勒翻译计划的代理资格。1949年2月14日，中福会主动取消与美援会的合作。

　　有鉴于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分部主任史蒂文斯在1949年3月1日同时致信中福会和美援会，考虑暂停翻译计划。谭宁邦有所让步，同意由美援会继续完成翻译计划，并催促尽快付清余款，但未来将改由另一家在美机构中国福利呼吁会(China Welfare Appeal)代理。不过，谭宁邦在当年夏天受宋庆龄派遣前往北平，与周恩来讨论中福会改组事宜。周恩来要求保留中福会，并在一年后将其改组为中国福利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新的工作任务除了加强国内活动，还包括面向世界“拓展国际宣传工作”，“但要特别集中于资本主义国家”。洛克菲勒基金会翻译计划的中方参与者在1949年前后逐渐放弃这项美方发起的文化项目，反而把它改变成一个新中国的文化外交和外宣项目。

　　面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洛克菲勒基金会并没有立即停止翻译计划。1949年5月中旬，法斯向多位美国政界友人征求意见，希望在次年再次前往中国，拜访各大教育机构，继续寻求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这一想法得到美国官方的肯定，华盛顿方面认为重建中美文化关系对美国外交政策仍然至关重要。5月31日，法斯与美国联合援华服务会高级代表艾德敷(Dwight Edwards)会谈，两人都认为有必要与未来的中共新政权保持文化联系，但这种交流仍是基于美方战略考虑。

　　不过，随着中美关系恶化，洛克菲勒基金会同年撤除中国办事处，召回所有在华人员。在与美援会完成核算后，1952年1月10日，已经升任人文分部主任的法斯宣布结束这项翻译计划，关闭银行账户。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将活动重心转回美国国内，并在香港等地区展开反共宣传活动。

　　从结果来看，翻译计划中的12部书稿几乎全部流产，唯一的例外是彭慧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哈其•莫那特》(Hadji Murat)。这是整个计划中最早开始翻译的作品之一，1949年3月12日已完成一半，预计4月全部译出。彭慧在5月31日写信给中福会干事王安娜，询问译稿去向，说明此前已经交稿，同时敦促中福会推进出版事务并付清半数稿费。对中福会来说，发放稿费恐怕勉为其难，因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收到的实际资助只有头款2500美元，而译稿更是查找无果。由于国内政局动荡，翻译委员会成员散居各地，审稿不便，中福会先请苏联塔斯社远东副社长罗果夫审读，后交由上海文协成员、上海译协执委冯雪峰校阅，随后下落不明。最后，中福会在上海时代出版社找到译稿，此时已是1950年11月。1952年4月，该书由彭慧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更名为

　　《爱自由的山人》。在落款时间为“1949年5月9日完稿”的译后记中，彭慧表达了她的解读，虽然托尔斯泰晚年陷入宗教思想矛盾，但主人公莫那特“对妨害他的自由的人们的反抗行为”，反映出“托尔斯泰对那些反抗压迫而争取自由的人们以多大的鼓舞和赞扬”。

　　由于美方从未真正建立起一套实际可控的管理机制，而是高度依赖中方合作者来执行这一计划，故而这个项目的实际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环境的变化、文化政策的转向和中方参与者的思想发展。在外交上，毛泽东在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提出“一边倒”的方针，随后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的爆发则进一步加深中美两国的对立。在国内，文学翻译的性质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个人审美活动和商业出版行为转变为以政治为导向的“国家翻译实践”。通过一系列机构重组、政策制定和人事任命，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与传播被迅速纳入社会主义新政权的文化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计划的中方核心参与者纷纷出任新中国文学团体、出版机构或文化部门的要职，成为国家翻译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践者，也最终决定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翻译计划的走向和结局。以翻译计划成员董秋斯为例，他在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并于1949年9月1日创办《翻译》会刊。该刊发刊词便响应“一边倒”方针，提出外国文学的翻译也要“倒向苏联与新民主主义一边，向他们学习”，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国际交换的工作”，“无疑地落在翻译工作者的双肩”。1950年，董秋斯调任出版总署翻译局。在1951年11月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者会议上，翻译局局长沈志远宣布“计划化”“制度化”的工作路线，实则指向对世界社会主义作品的系统引介，即“首先是介绍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伟大友邦苏联的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经验和优秀科学技术著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则全面参与了全国出版系统调整和政策制定。1951年1月，叶圣陶参与签署出版总署与苏联国际出版局的合作计划，由苏联提供书籍给中国翻译。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文化政策之下，美国作家及其作品往往成为被排斥和批判的对象。在董秋斯先后主持的《翻译》月刊、《翻译通报》和《译文》杂志上，美国文学甚至出现在苏联文论的译文之中。仅有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德莱塞、海明威、法斯特(Howard Fast)等少数被认为是美国左翼或进步作家的作品被译为中文，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学人和作者的自我披露、自我颠覆的批评话语”。

　　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而言，在中国大陆地区扶持文学翻译活动的确只是一次新颖而有限的尝试。从资金规模上说，截至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累计资助金额已高达4500万美元，相比之下，翻译计划所需的7500美元显然微不足道。在支持力度上，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久就对翻译工作的整体效果改变态度。如在1949年10月，当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向基金会申请赞助自己英译的冯友兰巨著《中国哲学史》时，尽管法斯自己颇有兴趣，但基金会无法立即做出承诺，只能研究后决定。同年11月，当华盛顿方面试图发起新的俄语和汉语翻译项目时，法斯表示基金会已开展多项翻译活动，不会再对个别国家的文学活动做出单独的赞助。相比之下，基金会更愿意将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远东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范畴展开整体性的比较研究。这一态度决定了当翻译计划陷入困境时，基金会方面并不会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或财力解决这些困难。不仅如此，世界局势的剧变也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快速调整其全球布局。对于退出中国大陆的决定，基金会年报宣称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冷战的铁幕已将全球分为两个阵营，另一方面则是要以更大的投资重新规划未来的所有活动。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各类科研机构开展广泛的人文合作，范围遍布世界各国，涵盖不同项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文协翻译计划始末，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性质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受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驱动，冷战中的文学翻译不再只是个人行为或商业考量，而转变为一种“由人际交往、组织机构、国家政权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多维活动。自二战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资助学术组织或设立宣传机构，直接或间接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不仅帮助美国外交政策由孤立主义走向全球霸权，也让自己一跃成为文化冷战中的重要角色。正是在目标一致、利益趋同的“冷战共识”下，私人基金会最终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一部分。若以翻译学研究中的文化学派理论审视，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的翻译计划堪称政治“赞助”(patronage)影响下的产物，即主导者身处文学系统之外，试图从意识形态而非诗学传统内部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然而，跨国翻译项目的运作牵涉人员架构、书目选定、经费划分乃至文本生产和传播的全过程，美方不得不依赖在地知识分子和各类文化机构的密切合作，也增加了项目结果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中国文协作家与中福会基于本国社会进程而做出的文学考虑，逆转了一般翻译赞助结构中的单向决定关系。面对美方的每一次通知、提议和决定，中方总是在会谈或回信中予以补充、修正或提出替代方案，试图扭转此次合作的现实意图和文化目标，从而将原有的垂直权力秩序扭转为拉锯中的社会交换关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项翻译计划最终在东西方阵营的进一步对峙中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构成全球冷战文化格局中的“神经末梢”或“毛细血管”，双重脉络之间的互证有助于更加审慎地评估美国意识形态宣传的在地实践和实施效果。

　　洛克菲勒基金会翻译计划的流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协翻译家对新政权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选择。如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后向友人坦言，今后的出版事业“必须面对人民的需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取‘自由主义’也”。茅盾则把苏联文学视为最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学典范，“不仅是中国作家们最珍贵的学习榜样，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是鼓舞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伟大力量。”虽然中国文协作家大多主张加强与美国文化界的联系，但对美国文化活动的政治意图亦有所警惕。郑振铎和叶圣陶曾在1946年5月27日接待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专家文公直，商议中国学者赴美访学的可能。叶圣陶事后便写道：“美国重视我国，自一方面言，固不可诬，然自另一方面言，实堪警惕。目前现象，已觉我国衣食住行全将仰赖美国，将来更益发展，殆将如菲律宾之与美国然。此大可痛心矣。”这说明对美国文化冷战活动的考察既要关注其顶层设计机制，也不能忽略具体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主动选择。

　　（注释略）

（作者：黄若泽，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