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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惠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为例

2020-08-04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111-122,160共13页 

    

【提要】 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构建作用。利用民族史学挖掘和整理民族记忆,界定和阐释民族历史,是巴勒斯坦人构建民族认同、开展民族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移民学者及难民等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他们着重从民族起源、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次中东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等方面入手,论证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鼓舞群众,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认同主导的历史书写,带动了巴勒斯坦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但也存在着局限性。 

【关键词】 历史记忆 历史书写 民族认同 巴勒斯坦 族主义史学 

    

    

  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构建作用。服务于民族利益的历史书写,是巴勒斯坦人开展民族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为建立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围绕巴勒斯坦土地进行了上百年的争夺。在巴以冲突的环境下,历史书写不仅代表着过去,也塑造着过去。除了激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外,双方学者竞相加入重新发现巴勒斯坦历史的队伍。他们以民族主义为指导书写当地历史,试图通过挖掘、整理民族记忆来构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论证建国的合法性鼓舞群众,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并作为相互斗争的武器。因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许多历史都不是作为纯粹的学术去研究和撰写的,而是与各自的民族叙事相一致”。“巴勒斯坦史是最极端化和政治化的史学之一,受到派系、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及他们各自支持者的影响”。研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而且也能深化学界对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的认识。 

  对巴勒斯坦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学家,国外学术界都有介绍和研究,并有相关工具书出版。巴勒斯坦人关于第一次中东战争与创伤记忆、村庄、土地等专题的历史书写及其与民族构建的关系、妇女的历史叙事、口述史的作用等问题,都受到不同程度关注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研究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建构问题。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的视角,探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动机,分析它的作用,并进行学术评价。 

    

  一、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与民族主义 

    

  与欧洲和犹太学者相比,巴勒斯坦学者较晚以民族主义为指导撰写当地历史。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相关的历史著作才问世。这一方面是因为,巴勒斯坦地区的边界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才最后划定;另一方面,相较于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等地,巴勒斯坦缺乏本土高等教育。当地知识分子数量较少,民族主义史学发展较慢,民族主义史观形成较晚。 

  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刺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获得长足发展。犹太人认为巴勒斯坦是自己的故土,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巴勒斯坦。犹太人将巴勒斯坦视为一块空地,强调他们返回巴勒斯坦不是占据其他人的土地,而是“没有土地的民族回到没有民族的土地”(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 a land without a people)。为了反抗犹太人对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叙事霸权,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将历史书写作为武器。特别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失败,给巴勒斯坦人造成巨大灾难。这种深重的民族挫败感,转化为巴勒斯坦人书写民族历史的强大动力。民族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反抗以色列占领的重要手段。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民族史学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用民族历史书写促进民族认同。英国委任统治时期(19221948),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的矛盾激化,迅速反应在史学当中。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积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民族主义文章,提醒民众警惕犹太人的侵略,希望激发民族情感,凝聚社会力量。记者、律师、政治家和教师等群体最先感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早期作品的主要书写者。他们没有受过专业史学训练,其作品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历史记忆视为“民族遗产”,将其与民族认同紧密联系起来,以史为证,论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问题。他们改变传统伊斯兰史学的研究和书写方式,把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作为历史书写单位,将巴勒斯坦人的起源追溯到伊斯兰教兴起以前,构建具有连续性的民族历史叙事。明确巴勒斯坦认同、号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斗争,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的两大目标。为此,巴勒斯坦学者出版了丰富多样的著述,例如通史、人物传记、多卷本工具书、历史地理学作品等。他们用书写城市和村庄历史形式,保存巴勒斯坦人的地方记忆,挖掘巴勒斯坦的独特性,激发民族自豪感。艾斯阿德·曼苏尔(As'ad Mansur)对拿撒勒的研究,阿里夫·阿里夫(Arif al-'Arif)对耶路撒冷、加沙和比尔谢巴的研究,伊赫桑·尼米尔(Ihsan al-Nimr)对纳布卢斯的研究,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史著作。他们用历史论证巴勒斯坦自古以来连续不断的“阿拉伯属性”。这既是反驳犹太人的主张,也是泛阿拉伯主义观念在巴勒斯坦史学中的反映。 

  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教学受到民族主义史学影响。学校教科书成为民族主义史学传播的最大渠道。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认为,历史教育是培养民族认同最重要的途径,新一代巴勒斯坦人必须加强历史学习。在新型世俗阿拉伯学校,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历史教师编撰教材,向学生传播民族观念。宣扬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史学教育威胁到英国人的利益。在整个委任统治期间,历史教学都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与英国当局不断发生摩擦的根源。 

  这个时期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随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而出现的民族历史书写尚缺乏专业性,受到泛阿拉伯主义思潮影响。在面临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情况下,巴勒斯坦的民族历史书写确立了服务民族利益的目标,反过来促进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当前巴勒斯坦史学的所有重要趋势都可以追溯到这一阶段。然而,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传统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衰落,知识分子四处流散,生活动荡,缺乏自己的学术机构和研究经费。民族斗争失败打击和抑制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 

  (二)发展民族史学,支持民族斗争。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为代表的现代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兴起,特别是1968年巴解组织文化部成立,促进了独立的、专业化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发展。而阿拉伯世界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泛阿拉伯主义思潮陷入低谷,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式微。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开始摆脱泛阿拉伯主义影响,更加关注巴勒斯坦的独特性。支持民族斗争、论证巴勒斯坦认同及其在阿拉伯民族内的地位,成为学者的主要目标。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各种研究机构的设立。1963年,瓦立德·哈立迪Walid Khalidi)等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创建巴勒斯坦研究所(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IPS)。在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自助思想方面,这个研究所起着重要作用。巴解组织1965年在贝鲁特成立巴勒斯坦研究中心Palestine Research Center),作为官方研究机构。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得益于本土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专业研究机构和专职学者。比尔宰特大学的巴勒斯坦社会研究和文献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of Palestinian Society)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机构。这些巴勒斯坦人自己的研究机构致力于保存巴勒斯坦的历史、政治和文化遗产,研究巴勒斯坦问题,培养青年学者,支持学术出版,促进了民族主义史学的专业化发展。具体表现为:1)重视民族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保存,出版档案汇编,丰富了巴勒斯坦历史研究的资料;2)编撰出版民族史学工具书,如巴勒斯坦百科全书、巴勒斯坦各城市和乡村的历史等;3)出版与巴勒斯坦研究有关的著作和期刊。巴勒斯坦研究所就致力于巴勒斯坦事务和阿以冲突问题的历史记录、档案保存和学术研究,以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出版学术著作。他们在华盛顿出版的《巴勒斯坦研究学刊》(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和在拉姆安拉出版的《耶路撒冷季刊》(Jerusalem Quarterly)是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学术期刊。 

  (三)在国家构建进程中,发挥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的作用。1994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把历史记忆作为塑造国民精神、促进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从国家层面支持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首先,挖掘和整理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修复和保护历史遗迹。这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旅游与文物部(Ministry of Tourism and Antiquities)的重要职责。大学和非政府组织等团体,也积极参与民族历史资料的搜集和保护。第二,推进民族历史教育,在基础教育中讲述具有连续性的民族历史,培养巴勒斯坦认同。第三,重视公共历史,兴建历史博物、纪念碑,在国家层面纪念“灾难日”珍藏巴勒斯坦人的创伤记忆,展示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和成就。然而,巴以和平进程的停滞及双方关系恶化,导致巴勒斯坦局势动荡不安。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经费不足,历史资料和档案遭到破坏、查阅困难,学者行动受到以色列限制等不利条件,制约着史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巴勒斯坦移民学者对民族历史的研究进入爆发期。这既是受到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发展阶段的影响,也与这些学者参与民族运动或中东和平进程密切相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和曾担任伦敦国王学院教授的耶齐德•萨伊格(Yezid Sayigh)就是典型代表。哈立迪作为巴勒斯坦代表团的顾问之一,参加了马德里和会及在华盛顿举行的巴以双边谈判。萨伊格是中东军事问题专家,在巴以和谈时率领巴勒斯坦代表团参加军备控制和地区安全多边工作组(19921994年),并作为巴解组织代表参加了1994年《加沙—杰里科协定》的谈判工作。政治活动一时分散了学者们的精力,但为研究提供了最鲜活的实践经验,深化了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二、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的关键叙事 

    

  为塑造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巴勒斯坦学者梳理本民族的独立发展脉络,再现祖辈的历史生活与成就,强调本地区的独特传统,以此强化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他们总结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经验教训,整合民族创伤记忆,鼓励巴勒斯坦人寻求新生,承担建立祖国的重任。这些历史研究和书写不可避免地与一些犹太学者的观点冲突。双方关于历史和历史权利的辩论成为塑造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主要因素。巴勒斯坦人对民族历史的研究和书写,以及他们对犹太学者观点的反驳,主要体现在下面四点。 

  (一)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起源 

  美国布朗大学巴勒斯坦裔教授贝沙拉·杜马尼(Beshara Doumani)认为,对根源的确认和对认同的肯定是20世纪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两个关键因素。对民族起源的认识关系到民族认同形成,是民族构建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就通过否定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塑造当地原始落后、缺乏原住民的形象,以此证明他们主张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合法性,并鼓励犹太移民去“拯救”巴勒斯坦。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完全否认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进而否认巴勒斯坦人建立国家的权力。大卫•本-古里安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和最主要的政治家。他和同时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认为,不存在名副其实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仅仅是阿拉伯人,他们的民族目标应该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许多欧洲人也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犹太人定居者到来之前,巴勒斯坦无人居住,是“空白的”,这与欧洲学者探索巴勒斯坦而忽视当地居民的书写密不可分。欧洲学者从19世纪开始关注作为“圣地”的巴勒斯坦,他们的作品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与欧洲历史直接相关的《圣经》时期和十字军时期;在地域上主要集中于耶路撒冷,忽视巴勒斯坦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内容上对当地人的历史缺乏兴趣,主要集中于旅行指南和历史地理。 

  巴勒斯坦祖先追溯到当地已知的最早定居文明迦南人,证明在犹太移民到达之前,阿拉伯人就在这里长期生活。他们认为,公元前2500年左右从阿拉伯半岛迁来的迦南人,与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希腊群岛迁来的腓力斯人,共同构成现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核心祖先。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学者都有着相似的观点。亨利卡坦(Henry Cattan)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地区原有的居民,他们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便居住在当地和中东其他地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腓力斯人、迦南人和其他各早期部落居民的后裔。巴勒斯坦人的血统中也注入了一些其他的种族成分,主要是希腊人、罗马人、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到1948年被以色列人驱逐为止,他们一直是巴勒斯坦人口的主要成分。巴勒斯坦研究所的标志,就来自腓力斯人的神鸟图案。他们以此作为巴勒斯坦古代艺术和文化的象征,证明巴勒斯坦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也有学者把巴勒斯坦人的起源追溯到远古时期。 

  巴勒斯坦人把村庄历史书写作为论证他们在当地长期生活的重要举措。大量被连根拔起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对故土乡村的怀念眷恋,成为他们灾难记忆的一部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些村庄虽然遭到破坏,但仍然是他们个人和民族身份的象征。比尔宰特大学的谢里夫·卡纳阿纳(Sharif Cana'ana),领导巴勒斯坦社会研究和文献中心,收集1948巴勒斯坦村庄的历史、地理人口数据,详细记载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瓦立德·哈立迪主编的《在流亡以前:图说巴勒斯坦历史》用将近500幅精心挑选的照片展示巴勒斯坦的历史面貌。在《剩下的一切:1948年以色列占领和缩减人口的巴勒斯坦村庄》中,记载了四百多个遭到以色列破坏的巴勒斯坦村庄。一些村民协会及村民个人也编写了自己村庄的纪念书(village memorial book)。巴勒斯坦学者努尔•马萨勒哈(Nur Masalha)认为,这些村庄史书写,保存着巴勒斯坦人的创伤记忆,也成为一种“文件证据”,证明他们在祖先的土地上生活,拥有对这块土地的合法权利。 

  (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 

  认同问题是巴勒斯坦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巴勒斯坦学者与犹太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和一些犹太裔学者都认为,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前,不存在任何巴勒斯坦认同,巴勒斯坦人的认同是受犹太复国主义刺激而产生。美国犹太裔中东学者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就认为,巴勒斯坦认同在1920年才形成,在此之前,不存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9世纪末以前,生活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居民,认同的主要因素是宗教。 

  努尔•马萨勒哈认为,巴勒斯坦的概念自古以来就有,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也不是在与以色列对抗中构建的。《圣经》传说和巴以冲突扭曲了巴勒斯坦的多元文化。他所著的《巴勒斯坦:四千年的历史》借助最新的考古学资料,从古埃及和亚述文本的记录开始,探索青铜时代以来的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认同数千年的演变。 

  拉希德哈立迪认为,所有的认同都是由多重元素构建而成。在现代巴勒斯坦认同形成过程中,《圣经》时代、罗马、拜占庭、倭玛亚、法蒂玛、十字军、阿尤布、马穆鲁克和奥斯曼时期的历史记忆,都构成了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阿拉伯主义、宗教和地方忠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巴勒斯坦认同:现代民族意识的构建》,通过深入研究1911年以后巴勒斯坦地区的新闻媒体,探讨巴勒斯坦认同的形成。他认为,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在19世纪末,就已经意识到自身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Palestinianness)。这是巴勒斯坦人现代民族认同的起源。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巴勒斯坦人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民族认同感 

  贝沙拉·杜马尼反对用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简单地划分巴勒斯坦的历史。他认为,当地的社会经济转型不是由外界引入,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与过去的急剧决裂。他所著《重新发现巴勒斯坦:17001900年纳布卢斯山地的商人和农民》改变把本地人口排除在外的巴勒斯坦历史叙事,将目光放在巴勒斯坦腹地的主要贸易和制造业中心纳布卢斯地区,着眼于商人、农民等土著群体,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揭示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生活在转型时期的弹性和适应能力。他对巴勒斯坦土著居民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是理解当代的巴勒斯坦认同政治的重要贡献。因为,“促成巴勒斯坦团结和认同的经济力量、社会特征或更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支撑成千上万流亡的难民,并促成了巴解组织领导下的民族运动的出现”。 

  罗斯玛丽•萨伊格(Rosemary Sayigh)通过采访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搜集口述史资料,研究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前、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流亡在外等阶段,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变迁,以此为基础写成《巴勒斯坦人:从农民到革命者》一书。她的研究表明,家族、部落、村庄团结以及集体记忆,成为巴勒斯坦流亡难民的社会组织基础和自我认同来源,这些因素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研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绕不开犹太复国主义。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和部分犹太裔学者强调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认同形成中的作用,认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仅仅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回应。著名的英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产生,完全是由于犹太复国运动在此屯垦占领”。以色列学者梅厄利特瓦克(Meir Litvak)认为,20世纪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就是巴勒斯坦人构建民族历史的过程。委任统治期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存在的唯一原因。即便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学者,也在某些方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以色列学者约书亚•波拉特(Yehoshua Porath)的《1918192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出现》,被誉为研究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人历史的最好作品。全面分析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早期发展,赞誉并支持黎巴嫩裔学者乔治安东尼斯(George Antonius)对《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研究,认为巴勒斯坦地区属于麦克马洪在通信中承诺的阿拉伯独立国家的领土范围,这突破了传统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固有观点。但波拉特认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形成是犹太复国主义这个外部压力的结果,抵抗犹太复国主义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行动的首要动力,促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形成统一纲领。 

  针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对犹太复国主义挑战的回应这种观点,拉希德哈立迪认为,这体现了一个古老的事实:被十字军征服的沉重历史,使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高度警惕圣地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可能面临的外部威胁;巴勒斯坦现代民族主义就植根于这个传统,欧洲列强入侵和犹太复国主义只是这种威胁的最新例子。 

  穆罕默德•穆斯利(Muhammad Y. Muslih)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中寻找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巴勒斯坦人的“爱乡思想”发展成为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的成熟民族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个重要形势发展的结果:“在内部,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分裂;在外部,与英国和法国分割叙利亚有关”。的著作《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起源》,研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分析了从1856年到1920年巴勒斯坦的政治制度框架,详细介绍了奥斯曼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首次分析了它们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关系。 

  巴勒斯坦学者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巴勒斯坦学者A.W.·A.W.Kayyali)所著《巴勒斯坦现代历史》,没有探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根源。他的分析框架假设,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只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巴勒斯坦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应的混合体。这个分析受到很多巴勒斯坦学者的质疑。穆罕默德•穆斯利承认,“如果不了解巴勒斯坦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况,就不可能分析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演变”;但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导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因素,只是它发展的催化剂。穆斯利的观点代表了当代巴勒斯坦学者的普遍看法。拉希德哈立迪同样认为,虽然犹太复国主义在塑造巴勒斯坦认同中起了作用,但“把巴勒斯坦认同视为主要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回应,是一个严重错误”。 

  耶齐德•萨伊格强调武装斗争在巴勒斯坦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他认为,武装斗争巩固和强化了巴勒斯坦民族认同,为建立准国家机构、培养新一代民族精英提供了政治、组织基础。萨伊格与巴解组织关系密切。他在撰写《武装斗争和寻求建国:19491993年巴勒斯坦民族运动》时,除了参考巴解组织档案、官方出版物和各游击队组织的内部文件外,还对巴解组织官员进行了四百多次访谈。这本书深入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发展演变,认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体现了族群民族主义和领土民族主义的共存与转化。 

  (四)巴勒斯坦人与第一次中东战争 

  第一次中东战争是当代中东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巴以双方都产生了超越时间和地域的深远影响。对这场战争的历史书写也成为巴以两种历史叙事的斗争。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惨遭失败。探求巴勒斯坦人失败的原因,不仅影响到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斗争,还关系着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民族权利。在以色列传统史学的主流话语中,巴勒斯坦社会迅速崩溃,源于自身固有的功能缺陷,即社会原始,经济落后,政治发展水平低下,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巴勒斯坦人失败。 

  拉希德哈立迪认为,查找巴勒斯坦人惨败的原因必须综合考察英国委任统治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特殊困境,以及巴勒斯坦社会和领导层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他们无法更好地应对这些困境。在《铁笼: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斗争》中指出,就实际社会指数而言,巴勒斯坦当时比其他阿拉伯社会更先进。但在英国当局的制度设计下,巴勒斯坦人无法建立起真正代议制政府。英国人新建的宗教结构,赋予巴勒斯坦精英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优惠和特权,从而牵制了他们相当大的精力。巴勒斯坦人未能建立国家结构,政治力量缺乏组织、凝聚力和一致性。这导致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惨遭镇压,巴勒斯坦社会在1948年前后迅速解体。必须同时与英国和犹太人这两大强敌作战,更增加了巴勒斯坦人应对挑战的难度。伊萨·哈拉夫(Issa Khalaf)所著《巴勒斯坦的政治:19391948阿拉伯派系斗争与社会解体》则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建立主权国家时,主要面临组织上的困难。在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政治领导阶层受到冲击,地位削弱,无法充分动员并领导民众打败敌人。激烈的派系斗争从整体上削弱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而社会分裂加剧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困境。 

  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规模逃亡。在约瑟•谢克特曼(Joseph Schectman)、利奥•科恩(Leo Kohn)、乔恩金奇(Jon Kimche)和玛丽亚瑟尔金(Maria Syrkin)等犹太学者的叙述中,除了那些“自愿”离开的人以外,大量巴勒斯坦人逃离家乡,是遵从阿拉伯领导人的撤离命令。犹太人并没有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相反还要求他们留下来,作为犹太国家的公民。巴勒斯坦人选择离开,就丧失了返回家园的权利。 

  巴勒斯坦学者通过大量史料证明,巴勒斯坦人是被犹太人驱逐出境,并非自愿离开,他们应当拥有返回家园的权利。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档案,瓦立德·哈立迪指出,阿拉伯电台和报纸不仅没有命令巴勒斯坦人撤离,还要求他们坚守家园。犹太人的广播电台则不断对阿拉伯平民进行激烈的心理战他认为,巴勒斯坦人外逃和流散的责任在犹太人。作为以色列建国计划的一部分,犹太人早就考虑将巴勒斯坦人“迁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在1948年四五月执行的军事行动计划,目的就是破坏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社区,驱逐巴勒斯坦人。 

    

  三、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 

    

  专业化的民族历史书写,无论是对西方、阿拉伯世界还是巴勒斯坦人自己来说,都是界定和阐释巴勒斯坦民族叙事的重要因素。民族起源、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次中东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等,是巴勒斯坦民族叙事的关键问题,也是犹太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在两个民族争夺同一块土地的政治局势下,与犹太人争夺解释民族历史的主导权,成为巴勒斯坦民族史学的重要任务。 

  犹太复国主义者否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他们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注解。这种理论强调民族(nation)的现代性,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巴勒斯坦学者则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从远古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在巴勒斯坦人民族起源问题上,他们的很多观点与“永存主义”或“原生主义”民族理论契合。“原生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产生于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远古人类的血缘家族和小型部落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具有原始的血缘性,并且在悠远的过去就与语言、习俗、宗教、地域等密切相关。“永存主义”民族理论认为,即使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近代的,民族却始终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很多民族甚至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即使是那些承认本民族的现代性的巴勒斯坦学者,也强调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性、族群基础及文化特征。这种观点具有“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的特点。对巴勒斯坦人民族问题的争论反映了西方学术界民族理论研究的现状。虽然民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现代世界具有重要影响,但民族的概念是相关领域中最成问题和争议最大的术语。在这种情况下,向世界证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属性,尤其需要民族史学发挥作用。 

  这种需要承担的任务,以及全球史学的发展趋势,共同决定了巴勒斯坦民族史学的鲜明特点:学者和大众共同参与历史书写;既重视精英群体的作用,也研究普通民众的文化心态;除政治问题外,还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研究方法和成果形式多样。传统的巴勒斯坦民族史学,主要由学者书写,着力于政治史、事件史及人物传记等,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精英群体,研究方法以档案文献研究为主。除专著外,人物传记辞典、百科全书等形式的史学工具书,成为巴勒斯坦民族史学的一种重要成果形式。 

  20世纪以来,新史学逐渐取代传统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受新史学的影响,巴勒斯坦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城市贫民、妇女、难民、贝都因人等边缘群体,口述史是他们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口述史具有“生动性、广泛性、民主性的特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一种普通民众而非精英人物的史学在巴勒斯坦传统社会,普通民众的识字率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口述史为他们提供了发声的途径。特别是在对巴勒斯坦难民的研究中,通过口述史,广大难民直接参与创伤记忆书写,将亲身经历融入集体记忆,成为巴勒斯坦认同的重要内容。口述史将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改变了巴勒斯坦传统史学的面貌。 

  地方史尤其是村庄史,是巴勒斯坦民族史学中极富特色的内容。遭到以色列破坏的巴勒斯坦村庄,人口流失,失去了巴勒斯坦特性。研究人员、村民协会或村民个人,收集流散难民的口述史资料,以“村庄纪念书”的形式,保存他们的村庄记忆。这些村庄史记载了村民的谱系、村庄的政治状况、经济结构、教育文化及社会习俗等生活细节,展示了普通人眼中的巴勒斯坦历史。与传统地方史只关注精英人物不同,村庄史由巴勒斯坦难民直接参与书写,保存着在故乡生活过的第一代难民的乡村体验。这些村庄史是巴勒斯坦人保存民族记忆、维系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 

  尽管大众对历史书写的参与日益增多,在巴勒斯坦历史研究中,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仍具有独特优势。由于部落和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早期的巴勒斯坦学者多出身于享有权力、地位和财富的传统精英家族,如大土地所有者、显贵、商业或宗教世家。他们不仅受到当地学术传统训练,还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家族背景使他们能够详细、深刻地认识当地的物质和社会文化环境。他们的家族文件,如族人的任命书、财产登记清单、销售票据、房地产记录等,是研究奥斯曼时期巴勒斯坦行政、社会、宗教和文化制度不可或缺的本土档案资料。家族地位也使他们容易获得奥斯曼法院记录等官方文献。这些都是受到新史学研究范式重视的原始材料。例如,出身于纳布卢斯的著名家族,为伊赫桑·尼米尔书写当地历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据口述史资料、家族文件及伊斯兰法庭记录,他构建了纳布卢斯的历史,记述了当地遭受贝都因人袭击、内战、部落分化以及反抗中央政府的经历。 

  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继承了家族精英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作为民族精英群体,很多学者直接参加了民族运动,或参与了与以色列的和谈工作,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和直接经验。这为他们深入巴勒斯坦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细节,争取阐释民族历史的主动权奠定基础。耶路撒冷著名的宗教学者世家哈立迪家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早在1911年,作为耶路撒冷地区代表,鲁希·哈立迪Ruhi al-Khalidi)就在奥斯曼帝国议会呼吁,警惕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瓦立德·哈立迪、拉希德·哈立迪等人,也都积极参与民族工作。罗斯玛丽和耶齐德母子所属的萨伊格家族,就有不少学者参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例如,法耶兹(Fayez Sayigh)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和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建立了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他的弟弟阿尼斯(Anis Sayigh)曾担任这个研究机构的领导人(19661974年),并主编了阿拉伯文版的《巴勒斯坦百科全书》。 

  移民学者是巴勒斯坦民族史学的重要研究者和书写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更大。巴勒斯坦一些精英份子得到机会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接受专业学术训练,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虽然任职于西方国家或阿拉伯世界,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他们仍具有强烈的巴勒斯坦认同,并积极参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或中东和平进程。移民学者利用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概念从民族角度诠释巴勒斯坦历史,向世界解释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反驳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方的主张。他们用西方的语言写作,享有突出的学术平台优势,研究成果更易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移民学者积极推动国际学术界对巴勒斯坦的研究。美国巴勒斯坦研究的关键性基础就是由享有极高声誉的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奠定的。他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开创了“殖民话语”分析方法。萨义德发表大量文章分析巴勒斯坦、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形势,强调“需要一种关于在中东所发生事件的巴勒斯坦式叙事,以抗衡那种对这些事件的亲以色列叙事”。由于萨义德积极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而著述,学术界和美国媒体改变了理解和表述中东形势的方式。为了纪念他,他生前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现代阿拉伯研究爱德华·萨义德讲席教授”( Edward Said Professor of Modern Arab Studies)职位。首位就任此职的学者是著名的巴勒斯坦裔历史学家拉希德·哈立迪教授,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主任、北美中东学会(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MESA)主席。他的著作《巴勒斯坦认同:现代民族意识的构建》,被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威廉·匡特(William B. Quandt)誉为“对历史地理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具有重大贡献”,荣获北美中东学会的最高荣誉阿尔伯特•胡拉尼图书奖(Albert Hourani Book Award)。依靠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拉希德·哈立迪推动哥伦比亚大学在2010年成立巴勒斯坦研究中心,这是美国学术界设立的首个此类机构。 

    

    

    

  在抵制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成为伊斯兰世界主要任务的20世纪,民族主义史学是穆斯林史学的主导趋势。巴勒斯坦史学具有20世纪穆斯林史学的共同特点。在巴勒斯坦人现代民族意识萌发伊始,当地知识分子就积极以民族主义史观书写历史,用民族主义史学教育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在民族运动的推动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不断走向专业化,成为界定和阐释巴勒斯坦民族叙事的重要工具。在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叙事中,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并建立以色列国家的整个过程,是殖民主义进入并征服奴役巴勒斯坦的过程,而对以色列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反抗,是巴勒斯坦人反抗殖民统治的一部分。这种殖民主义话语,深刻地影响了巴勒斯坦的历史书写。 

  民族认同是20世纪阿拉伯知识阶层话语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著名阿拉伯历史学家的主要关注点。在巴勒斯坦,各个社会群体共同参与了对民族认同的构建与书写。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在民族历史书写中具有独特优势,移民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更大,而难民等普通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将个体经历融入集体记忆。通过挖掘和呈现历史记忆,历史书写塑造了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记忆,成为构建和维系巴勒斯坦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民族认同主导的历史书写,带动了巴勒斯坦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例如后殖民史学、口述史、乡村史、妇女史等分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然而,以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历史书写存在褊狭之处。巴勒斯坦的民族史学也有着类似的问题,例如刻意追溯民族的独立发展脉络和辉煌过去,在历史书写中剪裁史料等,这都影响到史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史学在塑造民族认同的同时,对民族国家构建也存在消极影响。巴以双方过分政治化的史学认识对青少年一代的历史教育有不小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促进两个民族的和平共处。巴勒斯坦部分学者也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史学存在的弊端。虽然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追求学术的客观性。这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巴勒斯坦人,并为巴以两个民族的学术沟通打下基础。 

    

(姚惠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