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华：彼得•布朗对基督教化问题的新认识

内容提要：基督教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兴起，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裔美国史家彼得•布朗系统地提出解释罗马帝国和古典文明命运的“晚期古代”理论。在晚期古代视角下，布朗通过文本证据与考古证据相结合，并借助后现代的“解释学的怀疑”，以及“表象”理论，解构关于基督教化的传统叙事，并提出关于基督教化问题的新观点。他认为，基督教化是缓慢的不彻底的进程；是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的改变；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布朗的基督教化理论，更关注从多神教到基督教一神教转变过程的复杂性，注重两者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在对过程的把握中探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历史的连续与断裂。

关键词：彼得•布朗　晚期古代　罗马世界　基督教化

　　自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来，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吉本眼里，古典文明在罗马帝国晚期发生了断裂，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导致断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断裂认知模式的基础上，基督教史家更进一步，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目的论化。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胜利是必然的，它全面克服并消除了异教信仰和习俗的影响。19世纪末以来，随着民俗学、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转向，这种简单化的观点逐渐受到质疑，除了连续理论对中断模式提出挑战外，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问题也提了出来。基督教化理论认为，罗马帝国虽然最终接受了基督教，并将它定为国教，这个过程也甚为明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基督教彻底战胜了异教，更不意味着完全排除了异教的成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重新思考。在众多的学者中，爱尔兰裔美国著名史家彼得•布朗是杰出的代表。

　　20世纪70年代，彼得•布朗系统化提出解释罗马帝国和古典文明命运的“晚期古代”理论。与以爱德华•吉本为代表的史家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中世纪文明与古典文明断裂不同，布朗提出，罗马帝国并非衰亡，而是转型；中世纪文明与古典文明也并非断裂，而是连续中有变化。晚期古代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关注，成为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的一个研究范式，影响深远。不仅如此，他还对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为认识晚期古代罗马帝国的历史进程以及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21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对布朗的晚期古代理论阐释较多，相比之下，他对罗马帝国基督教化问题的研究则缺少专论。本文就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深化学界的认识。

一、布朗关于基督教化问题的论述

　　布朗关于基督教化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个时期。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后一个时期的研究既有发展变化，又有一以贯之的观点。一方面，他的研究受学术大环境的影响，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学术环境的变化使他的研究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他始终秉持一些观点，例如，他始终认为“基督教会的兴起是古代世界最后几个世纪中所发生的唯一最为重要的变化”；基督教化是“缓慢”变迁的过程。

　　1961年，布朗在《罗马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罗马贵族基督教化的几个方面》，探讨了基督教对罗马社会中元老贵族阶层的影响。该文深受他的老师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影响，在当时极具创新性。一方面，布朗践行了莫米利亚诺关于“在现实层面，对基督教之于异教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行评估”的主张。1959年，莫米利亚诺在一篇题为《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衰落》的文章中重申，基督教的胜利与罗马帝国的衰落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当然，他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吉本。与吉本把基督教仅仅视为破坏性的力量不同，他认为，基督教“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创立了新的忠诚，给予人们新的目标与满足”。在他看来，基督教的兴起是晚期罗马帝国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解释罗马帝国衰落的框架不能缺失对基督教胜利的解释。另一方面，布朗与当时学界倾向于关注4世纪皇帝的立法不同，他关注贵族家庭的文化、婚姻和生活方式，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创见。君士坦丁以来，许多基督徒相信，帝国的基督教化仰赖皇帝的权威。基督徒皇帝们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促成了帝国的基督教化。布朗认为这一传统论断并不足以解释罗马宗教的变迁。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影响基督教在元老家庭内传播的因素，即婚姻和文化的共同纽带的作用。他认为，“罗马官方宗教的变迁，不是采取由专制政权野蛮拒绝过去的形式，而是采取转型的方式，在转型中，罗马世俗传统的大部分内容被保存下来。”藉此，他重建了保守元素在晚期罗马贵族中的连贯性，并解释它们在基督教时代的缓慢变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社会史兴起与发展的影响，布朗继续探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他直言不讳地讲：“我对没有社会的宗教一点也不感兴趣。”把宗教置于社会之中来讨论，这是他始终坚持的一点。他的兴趣并不在于从神学或哲学层面讨论教义，而是在社会层面讨论宗教实践的历史。他的《奥古斯丁传》、《奥古斯丁时代的宗教与社会》都属此类著作。20世纪70年代后，布朗的研究转向“晚期古代”理论，以及“圣徒崇拜”，尤其是1971年，他出版了《晚期古代世界》一书，奠定了其“晚期古代”理论之父的地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受后现代的“解释学的怀疑”的影响，布朗又重新燃起对“基督教化”问题的兴趣。布朗是一个反“模式化观念暴政”的史学家，他开始向一系列关于罗马世界基督教化的传统论断提出挑战。1992年，他在“罗利史学讲座”(Raleigh Lectures on History)发表《基督教化问题》的演讲。1993年，他又以《基督教化：叙事和进程》为题目在剑桥大学作讲座。该文后来收录在1995年出版的《权威与神圣：罗马世界基督教化的几个方面》一书中。《基督教化》关注两种形成于四五世纪的基督教化叙事：一种是以基督教与异教的对立冲突为叙事主线，一种叙述教会与异教习俗持续不断的斗争，二者都对后世史家影响深远。此外，该书还收录了《不宽容的限度》以及《圣人仲裁者：晚期古代的基督教圣人》两篇文章。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晚期罗马世界整体上以宗教不宽容为特征，基督教皇帝的强制立法确保了基督教胜利。布朗在《不宽容的限度》中向这一传统论断提出挑战，他认为，宗教变革远不是由暴力决定的，而是由劝说机制决定的。在《圣人仲裁者》中，他认为“圣人”在从异教到基督教转变过程中扮演了“促进者”的角色。1996年，他出版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胜利与多样性(公元200-1000年)》。该书是对200-1000年间基督教传播的研究，是其基督教化理论的具体实践。布朗用“胜利”和“多样化”来描述基督教化进程的特征。1998年，他为《剑桥古代史》第13卷撰写了《基督教化与宗教冲突》，主要关注“宗教不宽容”问题。2004年，他撰写了《晚期古代的皈依与基督教化：以奥古斯丁为例》，以后现代的“表象”和“解释学的怀疑”来重估关于晚期古代和中世纪早期欧洲基督教化的悠久的史学传统。2010年，他为《古代世界的基督教化问题》一书写了结语，再次谈及基督教化是“一项长期的且只有部分成功的尝试”，妥协的力量使“世俗世界”(saeculum)长期存在。

　　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90年代以后，布朗的罗马世界基督教化问题关于研究有新的特点：

　　第一，在时间上，60年代时，布朗把目光聚焦于4世纪末5世纪初，即375-402年，大致相当于罗马元老贵族西马库斯(Symmachus)活跃的年代。90年代以来，他关注公元300-600年这一长时段内的基督教化问题。更准确的说，是从312年君士坦丁皈依，至603年罗马教宗格列高利一世去世。第二，在空间上，从西罗马帝国，扩展到罗马世界和中东。“罗马世界”，既包括传统上的罗马帝国，又涵盖了西部帝国灭亡前后诸蛮族政权的历史。对东部教会，以及中东地区基督教的关注给了他极大启发，促使他更加关注基督教的多样性。在他看来，基督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与遇到的文化互动，吸收它们的元素，逐渐生成的。布朗关于基督教化问题研究的时空拓展与其晚期古代理论不无关系。这时，“晚期古代”作为一种历史分期业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时间上，大致相当于从君士坦丁到默罕默德，即250-800年；在空间上从大西洋到中亚，包括地中海世界、萨珊波斯和伊斯兰世界。第三，在内容上，从罗马异教徒贵族的基督教化，到把“基督教化”看作“历史表象”。1961年时，他仅仅考察了基督教在西罗马帝国元老贵族家庭内的传播。而随着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影响，90年代后，布朗不再把目光聚焦于上层贵族，而是更加关注小人物。他也不再简单地把基督教化视为一个事件，抑或一个解释事件的范式；而是看作一个历史表象。他认为“文本本身就是基督教化进程的一部分”；“文学理论在晚期古代文本证据上的应用”，“具有消除现实生活中紧张关系和反常现象的力量”；晚期古代基督教作家作为修辞学家和表象生产者，需要运用“后现代‘解释学的怀疑’”对其文本进行批评。

二、布朗关于基督教化问题的新观点

　　布朗主要是从宗教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基督教化问题的，他更加关注基督教化的“过程”，而非“结果”。他认为，基督教化的过程是复杂的、缓慢且不彻底的；是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的改变；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晚期古代罗马世界宗教景观的传统印象。

　　第一，基督教化是缓慢的、不彻底的过程。“基督教化，如果真的发生了，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且注定不彻底。”布朗如是总结他对基督教化进程的总体判断。布朗的观点是建立在对传统叙事的批判之上的。在4、5世纪，基督教作家先后建构了两种关于晚期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进程的叙事。一是借鉴了罗马史学传统的“胜利叙事”；一是“奥古斯丁叙事”。这两种叙事形成的政治环境不同，基调不同，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布朗认为“一个研究基督教在罗马世界兴起的现代史家，不必重复那些与该进程同时代的人所作的有利的简化”。

　　布朗首先分析了“胜利叙事”模式。“胜利叙事”倾向于把基督教化的进程描述为基督教的上帝对于异教神祇的胜利，进步的基督教会对于停滞的异教的胜利，并且以4世纪皇帝立法废除献祭，关闭神庙作为基督教胜利的标志性事件。布朗指出，“胜利叙事”具有三大要素。第一，从312年君士坦丁皈依到450年狄奥多西二世去世，相当短的时期内，基督教胜利，异教消亡；第二，异教消亡是在罗马世界酝酿已久的“一神教胜利”的自然结果；第三，倾向于把公元4世纪描绘成一个被基督教和异教的冲突蒙上阴影的时期。该叙事是由5世纪初的基督教作家建构的。但其源头可以追溯至4世纪尤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在其《教会史》中创立的史学传统。布朗称，他们此举是把“一个确定的叙事模式”强加给了“一个犹豫不决的世纪”。在“胜利叙事”中往往很难看到基督教化的“过程”，它只是把基督教胜利的“结果”呈现出来：

　　与基督徒皇帝的法案有关的令人惊叹的事件，诸如禁止献祭，摧毁重要的神庙，往往被描绘成引起整个地区的立即“皈依”。以一种骤然的完全可见的方式，使得上帝之于众神的胜利在地上显而易见。情况就是这样。关于异教终结的此类“表象”有暂停时间的作用。它们从公众意识中删除了险象环生的漫长的行程。

　　“胜利叙事”总是给人一种基督教的胜利是预定的、即时的感觉，过程几不可见。而“胜利叙事”中所缺失的从罗马多神教到基督教一神教转变过程的复杂性，恰恰是布朗要着力展现的内容。

　　布朗接着分析了“奥古斯丁叙事”模式。

　　奥古斯丁时代，因为“社会环境和心态的缓慢变化”，形成了新的关于基督教化进程的叙事。该叙事由奥古斯丁那代基督教作家，尤其是拉丁基督教作家建构，概括起来就是基督教与过去的异教习俗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他们创立和利用“教会衰落”的神话，认为当针对基督徒的迫害结束后，很多人想加入基督教，但是又不想放弃以前的习俗，所以教会就做了妥协。新近皈依的异教徒把异教的习俗带进了教会，导致信徒的无知和迷信。奥古斯丁不赞同一经洗礼而皈依就放弃了传统习俗的说法。他提醒人们警惕公教会内部的无知、迷信和恶习。他认为自己也被“习惯的力量”所束缚，需要通过意志来摆脱。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苦恼于自己为“习惯的力量”所束缚。“我被积习所缠绕。我被束缚着。我痛哭流泪，可是我紧紧地被束缚着。习惯的包袱是多么沉重啊！”与“胜利叙事”相比，奥古斯丁叙事的基调要沮丧得多，少了大获全胜的沾沾自喜，而更加超自然。布朗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的历史学家继承了该叙事的基调，把基督教的胜利表现为“缓慢坚决地与未皈依的古代世界的影响作斗争”。

　　布朗认同奥古斯丁关于“习惯的力量”的论述。但他认为奥古斯丁在北非开展的公教虔敬改革并没有如他所愿清除异教习俗，“异教遗存”仍然长期存在。首先，罗马世界内部因时因地差异明显，决定了基督教化进程不可能整齐划一，齐头并进。布朗把异教文化比作“沙堡”，面对“基督教”潮水的侵袭时，有的部分迅速坍塌，如384年，胜利祭坛被移出罗马元老院；有的部分慢一些，如529年关闭雅典学院；有的部分则得以幸免于难，例如卡洛•金兹伯格在《心醉神迷》中描述的1457年时的“异教遗存”。其次，关于罗马帝国晚期文化变迁，与其说基督教文化兴起，古典文化消亡，毋宁说是古典文化对基督教信仰和习俗的整合。布朗认为，“宣称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的变化反映了‘基督教化’的进程将是极具误导性的。事实上，正好相反。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种公共文化充满活力的繁荣时期，这一文化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以共享的。”后君士坦丁时代的新贵族以基督教信仰来重构古典文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识，表达统治阶级的团结一致，充当其权威的象征。这可以从罗马帝国晚期的文化中窥见一斑。以354年瓦伦廷日历手抄本为例，既有献辞页上的“在上帝统治之下繁荣”(Floreas in Deo)、罗马教会节日、教宗忌日等反映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又有与每个月份有关的罗马公共崇拜仪式的插图，这些插图反映了罗马传统宗教的内容。布朗巧妙地借用了研究该手抄本的学者米歇尔•萨尔兹曼(Michele Salzman)的书名，认为瓦伦廷，这个基督教贵族仍然是一个生活在罗马时代的人。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宣称基督教胜利，异教消亡还为时过早。

　　第二，基督教化是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的改变。布朗以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的改变作为衡量基督教化的指标。他的这一观点同样建立在对传统叙事的批判之上。“胜利叙事”以废除献祭，关闭神庙作为基督教化实现的指标。“奥古斯丁叙事”以清除公教会内部的异教习俗作为衡量基督教化的标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也深受传统叙事的影响。他把“基督教成长和确立的过程”描述为“在那个巨大的机体或外遭强敌入侵，或内部缓慢腐败的情况下，一种纯洁、低级的宗教却于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在沉静和隐蔽中逐渐成长，因遭到反对而精力倍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竖起了胜利的十字架的旗帜。”然而，这只是标志着异教在法律意义上的消亡，是从政治史和制度史角度出发作出的历史论断。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与罗马传统宗教有关的习俗和文化的消亡则要缓慢得多。

　　因此，布朗认为在探讨晚期古代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化进程时，必须关注晚期古代人“衡量成功的标准”，并尊重其“想象的视野”。这也是受英国史家罗伯特•马库斯的影响。后者在《古代基督教的终结》一书中提出，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化的历史，必须首先密切关注“基督徒自己认为何为‘基督教化’”。

　　布朗认为，对于晚期古代的神学家和传教士而言，基督教化的首要任务就是，缓慢改变人们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传统上，罗马人是多神信仰。受基督教关于创世和末日的教义影响，罗马人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逐渐发生变化。后君士坦丁时代，人们认为宇宙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居住着至高无上的神力或唯一的上帝，下层居住着人类以及许多底层精灵或上帝之仆。4世纪末，随着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并下令禁止献祭，摧毁神庙，奥古斯丁等教父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又对宗教现状极为不满，因而开始在北非进行公教会改革，力图清除教会内部的异教习俗。他们尝试改变人们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声称宇宙是统一的，受排他性的一神力量的支配，通过耶稣基督向世界显示。但是这一在奥古斯丁文本中所呈现的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可能只是他的理想，而非现实。因为同一时期的巴勒斯坦呈现的是不同的宗教状况。布朗认为，奥古斯丁任主教的希波城不是特例，跟巴勒斯坦相比，没有与众不同。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民间基督教中“异教遗存”的大量存在可能表明，奥古斯丁等人的努力收效甚微。

　　布朗认为，对于晚期古代的神学家和传教士而言，基督教化的首要任务就是，缓慢改变人们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传统上，罗马人是多神信仰。受基督教关于创世和末日的教义影响，罗马人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逐渐发生变化。后君士坦丁时代，人们认为宇宙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居住着至高无上的神力或唯一的上帝，下层居住着人类以及许多底层精灵或上帝之仆。4世纪末，随着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并下令禁止献祭，摧毁神庙，奥古斯丁等教父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又对宗教现状极为不满，因而开始在北非进行公教会改革，力图清除教会内部的异教习俗。他们尝试改变人们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声称宇宙是统一的，受排他性的一神力量的支配，通过耶稣基督向世界显示。但是这一在奥古斯丁文本中所呈现的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可能只是他的理想，而非现实。因为同一时期的巴勒斯坦呈现的是不同的宗教状况。布朗认为，奥古斯丁任主教的希波城不是特例，跟巴勒斯坦相比，没有与众不同。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民间基督教中“异教遗存”的大量存在可能表明，奥古斯丁等人的努力收效甚微。

　　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给予晚期古代人思考和想象的工具，使他们得以认识所处时代基督徒与异教徒和平共存的宗教状况。布朗认为，证据表明，在4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基督徒与异教徒与其说是尖锐对立，不如说是和平共存。313年《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虽然取得合法地位，但并没有一家独大。这时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信仰和哲学派别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均势。

　　大多数基督徒处在一种人们想称之为“古代多元主义”的精神状态之中。他们愿意将自己视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甚至是耀武扬威的少数派。他们的教会繁荣昌盛，并享有基督教皇帝的支持，这充分显示了他们的神对其他诸神的优越性。他们只想维持这种状态。即便他们不支持其他神，但依然容许其存在。虔诚的基督徒也许会鄙视异教，并尽力避免为任何一种异教仪式所“污染”。但他们并不指望生活在一个异教业已被完全吞并的社会之中。相反，他们与旧宗教保持一定距离，以示尊敬，“不敬奉，但不嘲讽”是他们的座右铭。“不敬奉，但不嘲讽。”这是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基督徒对异教崇拜的普遍态度。异教仍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基督徒对所谓的“魔鬼”采取了两种处理方式：一些魔鬼已经被“驯化”了，因为它们在咒语、护身符和占卜中的作用为基督徒所用；与血祭和焚香有关的魔鬼是邪恶的，应避免受其污染。然而，奥古斯丁关于异教的概念要比同时代的人更为严苛。其他大多数基督徒反对的只是与血祭和焚香有关的异教神祇和仪式，对其它信仰和习俗则持缄默态度。奥古斯丁却是要与异教习俗宣战，在非洲的公教会进行改革。布朗认为奥古斯丁关于异教的观点和态度，“超出大多数非洲基督徒想象的视野”。

　　第三，基督教的多样性特征。基督教化问题涉及何为基督教？传统上，人们认为存在一个理想型的基督教，一个基督教世界的信仰标尺罗马教会，因而认为基督教中混入了异教信仰和习俗的内容。早期教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统与异端不断斗争的历史。布朗在晚期古代世界这一广阔的区域内看基督教的历史，他认为基督教是逐渐生成的、发展的，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他对基督教多样性的关注，既与学术大环境息息相关，又源自他对东部帝国和近东基督教的研究。

　　首先，欧美学术环境的影响。1934年，德国学者沃尔特•鲍尔(Walter Bauer)对4世纪著名的教会史家尤西比乌创立的“正统与异端”范式提出质疑。他通过考察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史，提出

　　罗马教会的正统地位不是基督教一出现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期基督教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罗马教会只是其中一个，甚至不是最早的一个，其正统地位是一系列内外复杂斗争的结果。鲍尔的观点在“二战”后为欧美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成为教会史研究的新范式。

　　其次，布朗自身学术实践的影响。布朗的晚期古代研究偏重地中海东部。他在对东部的希腊、科普特、叙利亚和亚美尼亚教会的历史进行考察时发现，这些地方的基督教“既保持是普世的不变，同时又仍然是高度地方的”。布朗认为，这同样也是中世纪早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现状。西罗马帝国政权灭亡后，地中海西部成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在9世纪之前，罗马教会并不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绝对中心，罗马教宗和教廷也不是绝对权威。东西方教会都面临如何协调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地方性的问题。他认为“基督教的地方化”并不损害基督教的一致性。他提出“微观基督教世界”的范式来解释7世纪爱尔兰和撒克逊不列颠教会的特征，即“地方自治与忠于一个更广阔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相结合”。爱尔兰人和撒克逊人是通过“圣人遗物”，“艺术和建筑风格”，

　　“遵从特别的教会习俗”等方式与罗马保持一致的，但并非照搬，而是因地制宜，他们在不列颠建立的是一个完整反映基督教“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

　　基督教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决定了基督教化是多样的。基督教化的表象“在不同地区、不同代际之间变化巨大。为了使叙事序列可信且令人满意，每一种表象都广泛利用了当时的文化。所采取的叙事序列具有吸引确立已久的普遍的传统的有利条件。”例如，“胜利叙事”为罗马人普遍所接受，是因为罗马人有“镇压篡位者和征服蛮族的战争一胜利，就迎来和平”的观念。当然，并非所有的基督教文本都采用了关于基督教化的胜利表象。亚美尼亚的基督教作家在生产关于基督教化的表象时感兴趣的是“国家背教”的主题。

三、布朗基督教化研究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长期以来，人们即使对关于4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进程的叙事存有疑虑，也苦于没有证据，只能暂时搁置。吉本不得不承认“教会历史资料的贫乏和众多疑点使我们几乎很难驱散笼罩着基督教开创时期的迷雾”。布朗也曾感叹：“唉！这似乎就是证据所表明的。”20世纪60年代后，史学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一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快速登记、甄别和确认各种中世纪文本成为可能。“迪弗雅克信件”(Divjak letters)的发现就得益于，1969年起奥地利科学院对西欧各地图书馆所藏奥古斯丁著作进行登记的项目。二是史学方法论的突破，例如，后现代“解释学的怀疑”在文本批评中的应用。正是这些新变化，使布朗可以重新开启尘封的往事，去发现在历史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其它关于晚期古代罗马世界基督教化的叙事。布朗对“基督教化”问题的再检讨是建立在以下几类史料的基础之上的。

　　一是新发现的文本，例如“迪弗雅克信件”和“多尔博布道辞”(Dolbeau Sermons)。1975年，约翰内斯•迪弗雅克(Johannes Divjak)在法国马赛市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手抄本，该抄本完成于1455-1465年间，其中有29封其他书信集中从未纳入的信件。在这29封信件中，有27封是未曾见过的。通过这些信件，人们可以了解奥古斯丁晚年，尤其是418-428年生活的情景。这些信件大部分涉及一些生活在北非小城镇中的小人物们的日常事务，极少数涉及基督教教义问题。1990年，弗朗索瓦•多尔博(François Dolbeau)在德国美因茨城市图书馆(the Stadtbibliothek of Mainz)一本手抄本中发现了26篇奥古斯丁的布道辞。这些布道辞此前或完全不为人知，或只是以摘录的形式为少数人所了解。它们由十几个人抄写，大约完成于1470-1475年间。这些布道辞可分为两组，一组作于397年的迦太基，主要涉及忏悔、恩典和圣经权威等问题。一组作于403-404年之间的迦太基和上迈杰尔达山谷，主要是就异教徒和多纳徒派皈依所作的布道。当时，“非洲的罗马公教会开始改革自身，并通过向多纳图派教会和顽固不化的异教发起正面挑战，明确表明主导行省宗教生活的决心。”

　　“迪弗雅克信件”和“多尔博布道辞”的发现更新了布朗对北非基督教化问题的认识。2003年，在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讲座中谈及自己的学术经历时，他说道：

　　在这些新证据的引导下，我修正了原来对公教会主教在北非的作用的印象。因为新的书信和布道辞揭示了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奥古斯丁的权威比我想象的更加脆弱……喧闹的会众大叫大嚷，盖过了他讲话的声音；被无赖同事欺骗；面对压迫的、坚决渎神的官僚体制束手无策。

　　新见信件和布道辞所呈现的奥古斯丁的主教权威、罗马帝国晚期北非的宗教景观都与以往的认知不太相同。关于奥古斯丁的主教权威。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作品中，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专制且严厉的公教会主教，逐渐在罗马社会行使新的权力。而“多尔博布道辞”是他作为一名主教，与公教会会众面对面讲话时所发出的声音，更多展现了他主教生涯中“单调的、不太顺利的、更为温和而辛劳的方面”。他在布道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未被说服的、冷漠的和完全不顺服的人”。布道辞中那些“急迫、尖锐的语调暴露出，对于自己的听众，奥古斯丁所能行使的权力是很小的”。例如，404年1月22日，在迦太基的奥勒里乌的主教座堂，奥古斯丁遭到听众起哄，出于愤怒而拒绝布道。422年，奥古斯丁给一位名叫法比奥拉的女元老院议员去信，其中谈到一位名叫福萨拉的安东尼努的乡村主教的种种劣迹。信中流露出奥古斯丁面对安东尼努无赖行径的无能为力。420-423年之间奥古斯丁写给阿里庇乌的信件表明，尽管罗马帝国处在信奉公教的皇帝领导之下，帝国的管理机构却仍然是采取压迫政策，一意孤行亵渎上帝。例如，因教会为欠债的人提供庇护，而起诉他们妨碍征税；地方官员与奴隶贩子勾结，在非洲沿海地区四处绑架人。布道辞和信件表明，不管奥古斯丁对西欧以公教为基础的基督教帝国的形成作用有多大，他在自己那个时代的主教权威是有限的。奥古斯丁的主教权威有限，也意味着，北非的宗教景观并不是以往认为的单一的基督教文化景观，而是基督教与异教并存的多元文化景观。正如布道辞所显示得，奥古斯丁时代，北非的基督徒继续求诸于占星家、占卜者，以及治疗护身符。

　　新史料的出现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常规的途径还是重新解读旧史料，布朗称之为“庞大而凌乱的文本‘发掘现场’”。例如，他在关于奥古斯丁研究的旧史料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布道辞。“有人说：‘上帝是善，他伟大、至上、永恒和不可侵犯。正是他将给予我们永生，并承诺在复活时的纯洁。但是这些客观世界的、现世的事物属于众神，属于无形的力量……’他们把上帝搁置一边，仿佛这些事物不属于他一样；而通过献祭、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以及其同伴的专业建议……他们寻找方法去处理与现世生活有关的事情。”布朗认为这则材料透露的是，4世纪末迦太基人关于宇宙的集体表象仍未被动摇。他们依然认为宇宙分为上下两层，分属不同的力量管辖。

　　二是考古出土资料，例如巴斯苏利斯•密涅瓦神庙诅咒碑。在《基督教化：叙事与进程》开篇，布朗就使用了诅咒碑这一考古证据，以证明晚期古代的真实宗教景观。在4世纪的不列颠，有一个叫安尼亚努斯(Annianus)的人，把一块铅灰色的铭刻着诅咒文字的碑投进了位于巴斯的苏利斯•密涅瓦圣泉，希望女神能注意到偷他钱包的贼。在碑上，他竭尽全力给出了嫌疑人的范围，无论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奴隶或自由人，异教徒或基督徒，等等。布朗认为，后君士坦丁时代，女神苏利斯•密涅瓦并没有被基督教的一神所取代，相反，新出现的基督徒也在她的庇护之下。这就是当时人眼中的基督教化。这依然是一个众神喧嚣的时代，传统神祇与基督教的一神共处一个世界，似乎与以前罗马人在扩张过程中将其它民族的神纳入自己的万神殿中没有什么不同。

　　布朗大量使用此类史料，使建构另一个晚期古代罗马世界基督教化进程叙事成为可能。

　　除了新证据的出现，新方法也是开启旧案调查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布朗所说的，“史学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方法论突破的叙事”。“解释学的怀疑”和“表象”理论是布朗解构，以及建构关于4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进程叙事的方法论工具。

　　布朗认为，晚期古代的基督教作家是“修辞学家”和“‘表象’生产者”。他通过比较爱尔兰、冰岛、亚美尼亚和中亚这些相距甚远的社会发现，每个地区都在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生产其关于基督教化进程的“表象”。基督教文本本身就是基督教化进程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是中立的证据。文本，与口头、视觉证据一起创造了一种关于基督教化的表象：在几代人之间基督教化的势头增强。布朗提醒人们不应低估表象对基督教化进程的影响。奥古斯丁等人想通过文本影响人们对基督教化进程的认识，并在现实世界塑造想象的基督教世界。

　　布朗借鉴后现代的“解释学的怀疑”重新解读晚期古代的基督教文本，解构现有关于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化的叙事。他认为：

　　我们阅读晚期古代关于基督教化的叙事不再仅仅是为了评估其作为证据的价值，判断有多少叙述可以被采纳，有多少因为存在偏见或修辞夸张而不应尽信。诚然，此种昔日的阅读方式仍有存在的空间。但是现在，可以说，正是文本本身的“结构”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现在，我们阅读文本是为了(发现)关于内部张力的蛛丝马迹。在文本中，我们倾听，以捕捉被排斥在外的对话者的声音。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增强了对现实生活的模棱两可的感知。而在文本中，现实生活的模棱两可为欺骗性的尖锐对立所解决。现实生活往往不是非此即彼的，模棱两可的状态经常存在。布朗认为，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尖锐对立，是教父们建构的表象，其下掩盖的可能是两者的共生、对话，甚至可能是互相同情。利用后现代的文学理论分析晚期古代的基督教文本，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文本背后可能隐藏的内容。传统上，对4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认识来自基督教作家，一旦把他们的著作当成文本，而非信史来理解，那么，宗教景观就可能大为不同。布朗通过“解释学的怀疑”破除奥古斯丁等人的文本所制造出来的幻相，拨开笼罩在4世纪罗马宗教景观之上的迷雾，呈现晚期古代真实的宗教景观。

　　现代关于“表象”在历史叙事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使布朗意识到，关于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化成与败的叙事，是文本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以持续不断的“解释学的怀疑”来处理这一叙事。他通过“多尔博布道辞”回到397-404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布道的现场，回溯奥古斯丁叙事形成的过程，来阐明对于这一叙事的怀疑。他认为我们现在仍在透过奥古斯丁叙事看待西方基督教化的进程，解构了这一叙事，整个进程可能看起来会截然不同。

四、结语

　　布朗关于基督教化问题的看法，批判继承了奥古斯丁、吉本以及莫米利亚诺的观点。他赞同奥古斯丁关于“习惯的力量”的论述，同样认为基督教化是基督教与异教习俗的斗争，但他认为这是一个缓慢的不彻底的进程。布朗与莫米利亚诺一样反对吉本，不认为基督教是破坏性的力量，但与后者探讨基督教与“罗马帝国衰落”的关系不同，他探讨的是基督教与“罗马世界转型”的关系。

　　在传统的基督教研究中，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及欧洲的胜利被认为是必然的，目的论上的胜利叙事模式，不需要对过程加以研究。它想当然地认为基督教全面克服并消除了传统异教信仰的方方面面。这个范式是古代教父及中世纪早期的史家们构建的，在20世纪前一直是主导。基督教发展的过程并不受重视。布朗的基督教化理论则相反，虽然它不否认结果，但更关注从罗马多神教到基督教一神教转变过程的复杂性，注重两者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在对过程的把握中探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历史的连续与断裂。

　　（注释略）

（作者：孙中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