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宸：19世纪罗马“帝国主义”问题在西方学术界的缘起与发展

内容提要：“帝国主义”一词虽然来自19世纪中期的现代帝国经验，却常被用来形容古代罗马的军事扩张与帝国统治。若不对该词在罗马史研究最初的用法予以澄清，便容易将现代帝国统治的视角代入对罗马统治的观察之中，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伴随着19世纪末欧洲殖民帝国达至鼎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及“罗马帝国主义”概念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主要变化及其在罗马史研究中造成的影响值得关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世界中至今仍极具影响力的罗马史话题和论点中，有哪些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又在罗马史学史的发展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关键词：帝国主义　罗马　大英帝国　19世纪　行省制

　　“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来自19世纪中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帝国经验。虽然“帝国”(empire)及“帝国主义”(imperialism)都源于其拉丁语词根imperium(治权)，但imperium Romanum(罗马统治)的用法最早见于撒路斯特(Sallust)，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帝国统治”的含义大相径庭。此外，罗马人也没有与我们所谓的“帝国主义”概念相类似的其他词汇。自19世纪以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对罗马“帝国”统治的兴趣日盛。“罗马帝国主义”这样的术语虽然并不鲜见，但试图对其用法予以澄清的尝试却寥寥无几，仿佛这个含义灵活的“万金油”(catch─all)就是不言自明的“史实”。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厘清，伴随着19世纪末欧洲殖民帝国达至鼎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及“罗马帝国主义”概念，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主要变化及其在罗马史研究中造成的影响。

　　“帝国主义”概念在19世纪兴起时，原本用于描述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法国统治，但对于罗马“帝国”问题的思考显然古已有之。近代以来，在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下，休谟将英帝国的视角代入了对罗马问题的处理。他认为罗马扩张所兼并的领土和过于臃肿的帝国体量最终摧毁了共和体制的优势，为彼时正处于贸易扩张、而尚未进入领土扩张阶段的英帝国予以了警示。他的这一立场在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得到了呼应，并通过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支持成为后来罗马研究中的主流观点之一。尽管有学者对于罗马追求荣誉的精神偶有赞赏，例如18世纪的法国史家马布利(Gabriel Mably)就在《罗马与法兰西的比较》中呼吁对罗马人的效仿，但罗马帝国的扩张直至灭亡为现代欧洲帝国带来的更多是焦虑而非向往。赫尔德(Johann Herder)将古罗马统治定义为一系列残忍的侵略、欺诈和毁灭行为，为19世纪之后的批判性论调奠定了基础。在拿破仑自比为罗马统治者的傲慢宣言面前，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也从这一立场出发表示过不满和反对。然而，随着史学在19世纪走向成熟和独立，对罗马统治的思考也开始趋于系统时，对罗马帝国问题的观察视角也开始发生变化。尼布尔(Barthold Niebur)在19世纪初写作《罗马史》时，普鲁士刚刚经历了被黑格尔称为“历史的终结”的耶拿战败。和马基雅维利一样，他对罗马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落抱有同情，并在其统治中看到了统一国家和建立帝国的可能。他对罗马的维护立场显得与赫尔德针锋相对。1848年德意志三月革命后，同样具有普鲁士学术背景的蒙森(Theodor Mommsen)进一步推进了罗马问题的研究。他更为坚定地认为，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曾经实现了意大利统一的罗马应该是普鲁士人所应效仿的唯一对象。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蒙森如何将民族国家代入对帝国问题的思考。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帝国主义”概念真正进入罗马史学是在19世纪晚期。随着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大量建立和大英帝国势力的崛起，这个概念也逐渐开始从法国流入英文世界。19世纪末以降，“帝国主义”概念方兴未艾。20世纪初，“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正式进入学界考察的视野，最早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论著作便成书于这个时期。本文所试图探讨的问题是，“罗马帝国主义”概念在这段时期出现的契机及其对罗马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一、问题的缘起

　　1869年，因在英国外交事务上做出卓越贡献而荣膺圣米迦勒及圣乔治荣誉勋章的约翰•罗伯特•西利爵士(Sir John Robert Seeley)，在英国科学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题为《罗马帝国主义》的演讲。这篇讲稿在罗马帝国的行省制度管理框架内对该论题进行了探讨，是最早涉及“罗马帝国主义”主题的论述之一。西利认为，通过建立体制与统一，“帝国主义才第一次为罗马世界带来了内部的和平”。这种体制被认为始于凯撒而成熟于奥古斯都时期，核心在于系统性的行省管理制度和以常驻兵团为特点的军事管理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西利将奥古斯都时期之后具有统一行政管理体制的帝国形态称为“帝国体制”，从而将其与共和国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零散的军事扩张予以区分。如果以“是否在领土意义上实施以行省制度为范式的直接统治”为考察“帝国主义”特征的标准，那么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扩张显然算不上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该时期的扩张尽管在结果上推动了帝国体制的建立，但由于缺乏完善的行省管理体制，因此不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而是被视为“穷凶极恶的虐政”。在西利看来，只有在行省制的帝国统治下，那些被罗马征服的国家才能“享受到比独立时期更好的治理”。因此，西利所探讨的“罗马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基于行省和集权制度下的帝国管理问题。

　　就在发表“罗马帝国主义”演讲后不久，西利荣膺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席位。他在就职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政治的教诲》的演讲。在这篇面向剑桥师生的演讲中，西利提出，在数学、古典学、物理和哲学教育之外，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研习历史”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历史不仅有助于培养出一种“公共情绪和爱国精神”，而且更要紧的在于，历史是“政治技艺的学院”，对于自由国度的每一位公民都同等重要，“对立法者和统治者尤其重要”。对于以培养国家治理者为目标的大学而言，“实用性”历史教育的意义不言自明。这番演讲显然并非无的放矢。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关于“大学教育目的”、尤其是古典历史教育目的问题的讨论在英国尤为激烈。随着1851年皇家调查委员会在大学的设立，英国的大学教育也纷纷转向对实用性的追求，以使大学能够培养出服务于帝国公共事务的管理阶层。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院长乔伊特(Benjamin Jowett)被誉为“19世纪不列颠最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导师”。此人就曾鼓励通过实用性大学教育，来招募和培养帝国的行政管理者，其中不仅限于贵族阶层，也要包括中间阶层。

　　尽管西利在这里指的是现代史的教育作用，但接受过大学古典教育的听众自然不会把“实用的历史”视为当下时兴的新鲜词汇。事实上，这一概念(πραγματική ιστορία)已见于修昔底德与波利比乌斯的史书之中。如果说希罗多德的研究(ιστορία)致力于对希腊及异邦文明传统的收集与保存，而将搜集新事实的重要性置于评判已知事实之上，“实用性历史”则试图尽量排除这类带有新奇逸闻色彩的传说与神话。后者以确知的政治和军事题材为研究对象，并依此为政客和军人提供经验与教训。事实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打上“谎言之父”的标签，正是由于修昔底德曾对其作品的“严肃性”表示质疑，因为他认为“严肃的历史关心的并非过去，而是现在”。修昔底德将历史研究的范围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事实范围之内，“让历史主要变成了政治史，并局限于当代事件”，“让人们接受了当代政治史是唯一的严肃历史的观念”。西利虽然继承了修昔底德以来重视政治史的“实用史学”传统，但时代的远近并没有成为其评判历史事件“严肃性”和实用性的标准。相反，他声称对“历史”一词的使用“将不会区分过去与现在”。在他看来，许多过去的事件不能算作历史，而当下的不少现象却能进入历史的范畴。这是因为“在科学中，现象是以其相似性、而非时间(的先后)来分门别类的”。因此任何人要学习“政治制度，无论他学习的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政制)，都相当于历史学习”。以科布登为首的现代史学派对古典学和古代史研究不屑一顾，西利对此进行了讽刺，因为他们“仅仅以历史现象离我们当下的时间距离为衡量其重要性的标准”，而对前现代历史熟视无睹。古典学和古代史教育却“以历史现象中固有的伟大”为研究对象，因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伟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西利虽然承认现代史在历史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在于理解其自身所处的时代”)，但他同时也认为，古代史中的古典正史(classical history)由于“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性”而对历史研究者同等重要(“比起投石党暴乱时期的巴黎，我对西塞罗时期的罗马更深感亲切”)。那么，西利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中看到了哪些“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性”？

二、大英帝国的罗马想象

　　事实上，“帝国主义”话题下罗马与大英帝国之间的联系原本并非只有“相似性”。对于19世纪中期信仰自由贸易的英国人而言，适用于罗马的“帝国主义”不见得是个褒义词，遑论“相似性”。由于与“统帅”(imperator)一词的联系，“帝国主义”在当时尤其与独裁统治、专制政府和独断管理相关，例如法兰西拿破仑三世的专制政府(Bonapartism)。与基于自由贸易和人道主义原则发展而来的大英帝国不同，以“压迫和剥削”为统治基础的罗马帝国常常被视为反面教材。与奥古斯都之后元首制下的罗马“帝国”相比，反而是共和制下的罗马更经常拿来与大英帝国做类比。另外，两个帝国不同的领土分布与构成也导致了早期英帝国主义者对罗马帝国统治的疏离态度。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帝国逐渐形成具有连续性的领土统治，而大不列颠的海外帝国则显然是分散和破碎的，实际上被分割为“两个帝国”：一个是由自由和公民精神为纽带的英人统治和不列颠本岛，另一个则是以印度为中心的从属性殖民帝国。只有在前一种帝国意义上，“帝国”与“自由”理想(imperium et libertas)才能统一起来。这使得大英帝国在保持民族国家(nation)完整性的同时兼有帝国(empire)之功，在道德意义上亦不妨自称超越罗马。相比之下，印度帝国在形式上更加远离英国社会的行为准则，而在部署与管理上却更接近于罗马行省统治。因此也有人认为只有“印度才是大英帝国中唯一一个可以称之为帝国的部分”(寇松勋爵(Lord Curzon))，尽管其“本质上的专制性”无可否认，却是顺应印度本土专制传统的需要(白赉士勋爵(Lord James Bryce))。

　　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国内市场不再能容纳产品的供应，另一方面对工业原料的需求不断上升，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工业国家开始对其他欠发达地区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进行抢占和掠夺。自70年代开始，以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发布《1876年王家头衔法案》(Royal Titles Act)为标志性事件之一，欧洲历史进入了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帝国的年代”，史上又称“新帝国主义”时代。自由贸易的理想被掠夺殖民地原料和市场的现实需求以及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取代。在迪斯累利的提议下，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女皇”(Regina et Imperatrix)，罗马式“帝国主义”统治开始为更多英国人所接受，逐渐成为“骄傲的荣誉勋章而非耻辱(的象征)”。“帝国”称谓从此见诸官方文件，通过首字母大写，“帝国主义”几乎为英帝国所专有。

　　就在迪斯累利购入苏伊士运河股份、成功攫取埃及领土的次年(1883年)，西利整理出版了其本科生课程讲稿，取名为《英格兰的扩张》。西利承认，自己逐渐意识到“政治中除了自由还有许多其他的伟大因素”。尽管罗马帝国曾由于其专制和某段时期的野蛮统治而在现代学界遭受冷遇，但它仍然值得研究，因为，以行省体制为统治形态的罗马帝国可以被视为“现代联盟或文明体的松散联邦”(the modern brotherhood or loose federation of civilized nations) 之雏形。当米字旗从美洲到亚非大地蔓延开来时，也许正是这样的“相似性”将遥远时代的罗马帝国连接到“我们这个时代”。

　　西利对于以行省制为框架的帝国主义理解显然有迹可循。《英格兰的扩张》出版次年，西利就参与到伦敦的帝国联盟组建工作，致力于以“联邦”形式将分散在各地的殖民地统一在大英政权之下。他所倡导的“实用性”历史开始愈加深入帝国的建构工作。仅十年后(1892年)，帝国文官选拔年龄从19岁延至23岁。这意味着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参与到殖民帝国的行政管理中来，而其中尤以接受牛津和剑桥古典教育的人才最为符合其严格的考察要求。正如史学家莫尼佩尼(William F. Monypenny)在20世纪初所观察的那样，“‘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字眼如今充斥于日常的演讲之中……比起自由与独立的理想，权力与统治才更符合大众想象的诉求”。罗马史学的权威杂志《罗马研究》(Journal of Roman Studies)创刊于1911年。首任主编哈佛菲尔德(Francis J. Haverfield)是一名英国考古学家，也曾是蒙森的前同事。在该杂志的发刊演讲中，哈佛菲尔德宣称，“对我来说，如今罗马的历史对于所有历史(的研究)最具指导意义”。因为“其共和宪制为我们英国宪制表面上的不稳定性提供了唯一真实的类比。而其帝国体制，尽管存在些差异和相似性，却时刻照亮着我们这个帝国，比如(我们在)印度的帝国”。因此“罗马将其治下半数以上的(臣民)加以融合、解除国籍并予以同化的方法，以及罗马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却成功地把希腊罗马文明传播到欧洲三分之一及非洲的部分地区，在各个层面上都关系到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帝国”。这不仅是大英帝国大肆扩张海外殖民地的年代，而且如哈佛菲尔德所言，也是“罗马历史重生的年代”。

三、“防御性”帝国主义的研究范式

　　不难看到，罗马研究中“帝国主义”问题的缘起，与其说是相关传统讨论的自然延续，不如说是现代殖民帝国兴起过程中为了反观自身帝国统治本质而制造的另一种“他者”镜像。事实上，也正是从对当下“帝国”的理解出发，才衍生出关于“罗马帝国主义”性质问题的讨论。例如，行省的建立虽然始于共和国时期，但现存的铭文证据表明，共和国时期的元老对于土地扩张和行省建立非但不执着，反而常持保守甚至回避的态度。他们有时甚至表现出对于罗马领土扩张消极影响的焦虑。前文已经提到，正是依据大英帝国自身的统治模式，西利才将元首制下的罗马行省制统治视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唯一范式。相形之下，共和国时期罗马既无统一的领土管理体制，又缺乏对领土扩张的热情。这也就可以被用来论证罗马霸权建立之初缺乏“帝国主义”动机。因此，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虽则建立“帝国”有功，却“并非有意为之”(哈佛菲尔德语)。这无疑与生活于共和国时期记述罗马扩张的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的观点截然相反。

　　对于波利比乌斯而言，罗马的战争行为是以建立世界霸权为目的的有意识行为：“通过在如此宏大而令人钦佩的事业中训练自己，罗马人肯定积聚了不少勇气以向世界霸权的目标迈进，并最终实现了这个目标。”这一看法直至19世纪中期仍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立场。19世纪中期时，蒙森提出了“防御性”帝国主义的概念。在他写作《罗马史》前三卷时，正值德意志联邦国会召开于法兰克福期间(1851-1859年)，这次国会以将德意志民族整合为同一民族国家为主要议题。蒙森自己曾明确表示，自己的“罗马史”实际上是意大利史，而非仅仅是罗马城邦的历史。作为罗马帝国的基础，将意大利具有异质性的各民族结合起来的某种“精神”正是准备建立统一国家的德意志民族所亟需的因素。比起罗马人对意大利的“征服”，蒙森更为看重的是“把意大利所有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历史。从这一立场出发，蒙森提出“罗马化”(Romanisierung)概念。他认为“罗马化”现象并非出现于帝国时期，而是发源于共和国早期、罗马人在意大利进行扩张的阶段。这一扩张过程由于有益于统一“民族”的形成，因此蒙森眼中的“罗马化”也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无论是罗马人早期对意大利民族的同化，还是后期对征服地区的行省化，皆是如此。但是，蒙森并不认为这是元老院的刻意“策划”，因为其内部分歧使其往往难以达成统一意见，遑论制定长远的帝国扩张战略目标。通过对李维和西塞罗的解读，蒙森认为罗马最初的战争是属于自卫性的“正义战争”，是迫于外部世界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意外事件才发动的。换言之，“罗马的攻击性行为是出于防御的目的”。“防御性”帝国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林德斯基(J. Linderski)所说，蒙森“防御性征服的观点来自其民族国家的概念，它唤起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天体力学视角……将这一抚慰性的曲调提供给那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想要听到它的人。因此它长久以来都受到欢迎”。

　　蒙森的法国同行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声称，为了保持其对古代材料的忠实，他的研究绝不参考现代权威学者的观点，尤其是蒙森的观点。然而在罗马建立帝国的基本立场上，两人的观点却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在蒙森写作《罗马史》的同时，1858年，他在巴黎高师完成学业，法文博士论文以《波利比乌斯，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为题。这篇文章的论点后来被吸纳进其1864年著作《古代城邦》的结论之中。古朗士提出，在波利比乌斯生活的年代，“城邦式的爱国主义逐渐在人心中衰弱而至消灭”，人们开始追求“制度更好的异邦”统治。由于罗马最具“贵族性”，因此在所有(地中海世界的)城邦中，“贵族都对罗马拭目以待”。最后“贵族取得了最终胜利，而罗马成为了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希腊通过自愿臣服于罗马统治而将自身从毁灭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和蒙森一样，古朗士显然也不认为罗马帝国的建立是其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城邦走向末路的时代里，意大利和希腊地区众望所归的结果。古朗士的观点无疑对后来同样在巴黎高师就读的奥洛(Maurice Holleaux)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洛认为，“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谈论罗马元老院想要统治的虎狼之心以及他们的‘帝国主义’和‘军事主义’精神……但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奥洛看来，罗马人原本并不以建立帝国为目标。至少到公元前200年，罗马人都对希腊东方世界兴趣寥寥，也没有任何系统性的东方征服战略。罗马人依靠伊利里亚战争和马其顿战争成功崛起，完全是个“偶然”的意外事件。在对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爆发原因进行总结时，奥洛认为，“正如三十年前一样……仅仅是一个意外将罗马从意大利半岛拉了出来，并开启了后续事件。是意外和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元老院投身于这项(帝国)事业”。对他而言，用“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来形容罗马战争是不合适的。奥洛在《剑桥古代史》中再次论述了两次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的爆发原因。他的观点很快得到了英法学术界的认同和支持。直至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波利比乌斯及罗马共和国研究史家沃尔班克(Frank W. Walbank)在讨论罗马的东方政策时，依然认为奥洛关于罗马在亚得里亚海扩张的论述是“最令人满意的”。

　　防御帝国主义理论的“抚慰曲调”在19世纪末刚刚崭露头角、参与到全球贸易市场竞争的美国尤其受到欢迎。尽管其发展背景更多与世界市场和殖民扩张的竞争相关。对于该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而言，“帝国主义”尚且是个陌生的词汇，而且因为与专制和军国主义的关联而带有负面含义。然而随着1898年杜威将军在马尼拉湾俘获西班牙太平洋舰队，战争的论调突然转变了风向。人们发现，“我们在战争时期不如在和平时期效率高”的论断或许值得重新考量。《美国投资者》周刊的波斯顿主编在当年五月刊中以“战争对于商业和财政利益的好处”为标题撰文承认，“帝国主义是我们政治词汇中的一个新鲜词”。该周刊随后在5月28日的文章中比较了“帝国主义的利与弊”，认为美国应该“正式放弃门罗主义的不干涉政策”。六月刊以“生存斗争”为标题再次强调美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性。但他们强调，这并非出于帝国主义者的“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已臣服于严峻的现实，为了生存而参与世界斗争”，也就是对世界市场的抢夺。“生存斗争”的紧迫性一旦提上议程，帝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性”便得以正名。

　　“防御性帝国主义”论调不仅适用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帝国主义宣传，而且仅十多年后就在美国史学家弗兰克(Tenny Frank)对“罗马帝国主义”的定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抱怨欧洲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战争背后都是出于占领的欲望和动机，无论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还是罗马对迦太基的战争。在1914年的著作《罗马帝国主义》中，弗兰克将“帝国主义”表述为“个人的‘生存愿望’在国家层面上的表达”。在他看来，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土地扩张行为“不一定出自(扩张的)欲望”。“自由的罗马人民不经意间蹒跚步入不断扩张的统治，直到过度膨胀的帝国将统治的负担加诸征服者身上，使整个国家无异于奴役的状态”，这都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采取的必要政治手段。和蒙森与奥洛的观点相似，他们都认为罗马并非有意识地采取了具有侵略性的帝国政策，而是要么出于偶然因素、要么受迫于外界威胁的生存压力，才“不得不”进行了帝国扩张。

　　事实上，偶然或防御性的罗马“帝国主义”理论影响相当深远。艾灵顿(Robert M. Errington)在1971年写作《帝国的黄昏：罗马世界霸权的崛起》时，他在全书的开篇依然宣称，罗马夺取世界霸权是“欧洲史上最重要的意外之一”。罗马人的“帝国并非由于统治或奴役他人的原初愿望所缔造的”，而“自由的罗马人民在无意中蹒跚走上了不断扩张的霸权道路”。《面包与竞技场》的作者韦恩(Paul Veyne)在1975年的文章《是否存在一种罗马帝国主义？》中对此表示认同，因为“除非有追求意外胜利的喜好”，否则就不能算是帝国主义。罗马的帝国功业并非出于对胜利的追求，而只是由时势和环境造就的。由此可见，时隔百年，19世纪末的殖民帝国自我辩解的话语仍然余音绕梁——毕竟，早在1884年《卫报》上就有这样的评论：“着手致力于征服和土地兼并的事业并不是英国人的习惯。我们所实现的征服完全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负担)。”

四、二战后的发展

　　随着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爆发，南非战场上的消耗很快对大英帝国的统治造成反噬，“帝国主义”的辩护立场在20世纪初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动摇。约翰•罗伯森(John M. Robertson)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一书出版于布尔战争爆发之年(1899年)。作者将罗马和英国帝国主义从社会-经济层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主要是富人阶级对经济利益的渴望与掠夺构成了帝国扩张的主要动机。战争结束的同年(1902年)，霍布森(John A. Hobson)正好写成《帝国主义》。和罗伯森一样，霍布森认为“尽管有许多因素都能成为帝国扩张的原因，包括骄傲、特权和嗜战这些真实而强有力的动机，以及文明教化这种更具利他主义性质的目的。但最重要的决定性原因在于对市场和有利可图的投资的需求”。直到列宁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经济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的主流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敌视、反思和批判也逐步加深。不少学者对罗马“帝国主义”的态度不久后再次回落至前蒙森时代的赫尔德式批判立场。就在霍布森《帝国主义》出版后不久，德•桑蒂斯(Gaetano De Sanctis)着手开始《罗马史》的写作(1907-1957年)。他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运用于罗马研究中，把罗马统治视为一种充满暴力并终于灾难的过程。他认为正是由于其对征服战争利益的贪婪激情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1923年《罗马史》第四卷第一部分面世之时，德•桑蒂斯宣称，这将是献给那些“极少数厌恶被压迫、也不愿成为压迫者的人”。他的友人兼同事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也持有类似的立场。他将包括“工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农业”等在内的现代帝国主义批判术语运用于对古代罗马的分析中，认为罗马是一部具有破坏性的机器，从一开始就几乎处于失控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对“帝国主义”专制政府的不满和对自由立场的捍卫使二者不仅在学术观点上产生了契合，二人的命运也因此产生了相似的轨迹。但是，蒙森以来对罗马帝国主义“防御性”特征的定义真正受到挑战，还要等到二战之后。

　　1947年6月，印度总督路易斯•蒙巴顿子爵正式宣布英属印度分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次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不久后印度成为独立国家。翌年6月，英王乔治六世放弃“印度皇帝”头衔，成为首任英联邦君主。接下来的数年之间，从斯里兰卡到巴勒斯坦，从希腊到直布罗陀，“日不落帝国”的殖民统治走向土崩瓦解。这一政治现实直接导致了对“帝国主义”概念予以重新审视的需求。继西利《英格兰的扩张》之后，“帝国主义”在1953年加兰格(John Gallagher)和罗宾孙(Ronald Robinson)《自由贸易时代的帝国主义》一文中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成为帝国史书写上的重要转折。该文通过对前殖民时代英帝国维多利亚时期早期统治史的分析，提出了“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的概念。和西利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统治的理解不同，这种观点认为，除了以领土占领、经济剥削和行省管理为特点的“正式帝国”之外，还存在一种“无形帝国”。这种“帝国”统治更多基于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上的抽象扩张，而不局限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领土的实际控制。

　　“无形帝国”的提出挑战了经济帝国主义视角的统治地位，也使古代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罗马征服和统治，为罗马“帝国主义”性质问题的讨论开启了新的可能。哈里斯(William Harris)1979年的《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常常被视为这一新纪元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其观点正好是对“无形帝国”的发挥。哈里斯在书中特别强调，罗马史学家惯于依循对帝国的传统定义，认为后者应该是对“被征服领土的正式兼并，在地图上以红色、蓝色和黄色标识出来”。但是，罗马人对自身帝国统治的理解，通常都“不是以兼并的行省所覆盖的范围”为依据的。元老院长期以来没有扩张帝国领土的计划，并不代表罗马没有扩张帝国势力范围的意愿。在时隔一个世纪的冷落之后，波利比乌斯以来的批判传统终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罗马帝国的侵略性特征因此得以被重新审查。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防御帝国主义阵营也发展出新的理论。贝迪恩(Ernst Badian)在1967年的《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帝国主义》中提出，至少直至公元前148年罗马的对外政策的确是排斥和避免领土兼并和行政管理的。尽管他承认“不兼并”不代表“不干涉”，但他倾向于将这种不兼并的倾向归结为自我约束的结果。此后，格鲁恩(Erich S. Gruen)在1984年《希腊化世界与罗马的到来》中试图绕过战争“动机”的问题，从罗马与希腊世界的“文化交互”出发，探讨这两个民族在相遇之初如何在文化上相互适应、并最终导致了罗马在希腊东方世界的霸权局面。尽管这一尝试看似跳出了罗马帝国主义问题的传统讨论框架，但实质上通过对外部环境不可控因素的强调，间接弱化了罗马“扩张主义者”的形象，强调其战争行为本质上是被动“回应”。在此基础上，埃克斯坦(Arthur M. Eckstein)进一步强化“外部环境”的影响，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Realism)运用于罗马与地中海其他地区关系的研究。他在2006年《地中海的无秩序、国际战争与罗马的崛起》中提出，尽管从现代观点出发，罗马扩张和统治的确具有嗜战和侵略特点。不过，“罗马所有的竞争者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都同等地处于一种“特别残酷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秩序之中：霍布斯式的生存法则为处于暴力环境下的罗马战争行为再次提供了正名。这两种立场的相继发展都标志着罗马“帝国主义”研究自此进入“新”的阶段。

　　由此可见，西方学界对“罗马帝国主义”问题的探讨始终与时代的发展与需求密切相关。该问题的提出原本以19世纪末欧洲现代帝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崛起为背景。在追求“实用”教育风气日盛的年代，对古代罗马帝国的理解成为检验英帝国自身处境及其未来发展的镜鉴。对于19世纪末怀揣联邦殖民统治之梦的大英帝国学者而言，元首制下的罗马行省统治成为现代帝国主义者最值得研究和效仿的对象。就此而言，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统治由于缺乏统治上的连贯性和系统性，而被认为或不具有“帝国主义”动机。当时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军事扩张只是出于“偶然”或者“防御性”的正当行为。最初提出“防御性”帝国主义概念的蒙森是从普鲁士建国的背景出发，但这种论调很快在其他欧洲殖民帝国的发展和民族国家运动的风潮之下扎下根来。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防御性”帝国主义论依然在罗马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二战之后，现代殖民帝国走向衰落，西方学者开始被迫反思“帝国主义”问题，对罗马“帝国”问题的探讨才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在大英帝国面临解体的情况下，政治学界出现了“无形帝国”概念。被引介进入古代史领域后，它开始挑战19世纪以来对罗马统治、尤其是共和时期统治的看法。这意味着，对经济利益和领土兼并的追求不再是衡量“帝国主义”特征的唯一标准。因此，共和国时期罗马统治者在土地兼并和管理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不能作为其不具有“帝国主义”特点的证据。罗马帝国统治的“侵略性”因此应该得到重新定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末以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相关概念不断进入罗马史学界，在看似强调均质与平等的话题下，成为塑造罗马帝国统治形态并为其辩护的新型武器。在有形帝国走向消弭的今天，如何在“无形帝国”的语境下安置新的帝国理论与帝国身份，或许依然是活跃在这些辩护背后的内在动力。这意味着，要将那些宣称已经摆脱或修正了传统研究范式、从而更具中立性与科学性的理论框架运用于古代史研究，我们还应对其合理性予以仔细甄别。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学界的理论研究在不断更新，但其问题意识的本质与西利时代存在多大差别，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注释略）

（作者：熊宸，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