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催生了全球史的兴起，推动了含有全球史意蕴的人类文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在西方，除威尔·杜兰特的11卷《世界文明史》（1935—1968年）外，皮特·N.斯特恩斯、威廉·H.麦克尼尔、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也都有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性著作问世。在中国，同样有多种文明史研究成果出版，其中马克垚主编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影响较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加强人类文明史研究尤有必要，有论者提出文明史是“当代史学的首要课题”，不无道理。

　　一

　　“文明”这一概念的歧义性，决定了人们对“文明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认识同样也会歧义纷呈，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不过，这并不妨碍笔者对何谓文明和文明史研究给出一个基本的说明，否则，所谓“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便无从谈起。

　　首先，“文明史”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的历史；而非仅仅是启蒙运动时期出现“文明”概念之后才有的一种历史。“文明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用于克服生存问题的社会工具总和，包括经济方式、有影响力的社会关系、政治上的社交举止、移民体系结构、教育体系，同时也包括宗教、价值体系和美学。总之，文明史是涵盖社会实践的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西欧国家多以“文明国家”自居，认为欧洲文明才是人类真正的文明，欧洲标准就是世界标准。这是以欧洲为中心剪裁人类历史的偏见，不过这一认识即使在西欧，现今也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或摒弃。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米拉波、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较早使用“文明”概念，主要是指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状态。18世纪末19世纪初，“文明”概念的广泛流行，不仅推动了“文明史”研究，而且使其成为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概念。萨缪尔·亨廷顿说：“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亨廷顿的观点在英语和非英语国家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代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文明是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基本标志”；是人类摆脱愚昧，走向自身全面解放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的表达。有论者基于此提出：“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过去的世界通史强调的是短时段的东西，政治事件、伟大人物，后来又加上了经济形势、文化情况等比较稳定的东西。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就是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把文明作为研究单位，我们就要区别不同的文明，要划分文明的不同类型。”尽管如此，文明史和通史还是很难分开的，对文明史的研究，要采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文明”与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相联系，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是标示社会开化、社会进步的概念，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的全部成果。他们在《神圣家族》（1844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反杜林论》（1878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哥达纲领批判》（1891年）等著作，以及一些书信中，对文明和文明时代、文明社会等都有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科学阐述文明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以及二者在文明生成和发展中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一观点在当代国际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更多的人关注到“文明是人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有一定目的的活动”，文明是“历史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首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也如是。社会实践是文明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明”自生成之时起，就有实际的社会内容，只有具体的有社会内容的文明，而没有抽象的超社会之外的文明；文明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对文明的历史研究，直接关涉人类文明的现实和未来。这些对科学认识文明和文明史，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近年，“大历史”在西方史坛盛行一时，西方史学家的大历史，是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结合为一种单一且宏大的历史叙述。威廉·H.麦克尼尔等西方史学家认为，这是一项可与牛顿的运动规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相媲美的伟大成就，是“世界史许多目标的自然延伸”。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史学家的各种大历史著作竞相问世，在传统的人类文明史研究中独树一帜，一些重要作品已有中文译本。大卫·克里斯蒂安等西方史学家的大历史（big history），与美籍华人黄仁宇笔下的大历史（macro-history）不同，黄氏认为其“大历史”是相对于“micro- history”（小历史）而言，更多地是强调用“中前左后右”的综合方法去观察历史，而对“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的真实面目”。

　　2014年，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为大历史撰写了第一本高校使用的教材《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明确提出“大历史考察的目的，不仅仅是人类甚或地球的过去，而是整个宇宙的过去。阅读本书，教师和学生都会回溯一段旅程，它始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和宇宙出现。大历史吸收了宇宙学、地球和生命科学、人类史的成果，并且把它们组合成关于宇宙以及我们在其中之位置的普遍性历史叙事。”这本教材提出历史叙述的新框架，即从宇宙大爆炸到互联网时代的138亿年的历史框架，强调“大历史的八大门槛”。“门槛”（threshold），是“复杂性渐强”的门槛，即大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八大突破”，依次是：大爆炸，宇宙的起源；星系和恒星的起源；新化学元素的创造；太阳和太阳系的出现；地球上生命的出现；智人的出现；农业和农业革命；通向现代性的突破，现代世界。

　　在一些西方史学家看来，20世纪中期以后，“大历史”理论的提出和多种著作的问世，表明这是“历史研究的革命性时刻”的到来。当人们思考这一“革命性时刻”何以到来时，自然会重温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新世界需要新史学”这一命题。他说：“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如今科技不仅仅“渗透”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正在加快重塑世界。“今天人类还处于旧日文明崩解之时，新的价值体系亟待构建。科技文明代替了过去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一个新的文明，以人为本，以知识为用。”科技文明是“正在开展的文明”，将极大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重叠”，是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中国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中国、关怀人类；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探究历史规律的“大历史观”应运而生。

　　这样的“大历史观”，与大卫·克里斯蒂安、黄仁宇等人的“大历史”截然不同。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大历史观”则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无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还是从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都赋予其时代的、民族的和学科发展的新内容，而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领域时空的扩大或延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历史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时俱进的新的增长点。它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统领下，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外国史学（包括“大历史”等在内的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使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成长为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核心内容。

　　三

　　“大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具体内容之一，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不是从直观反映论出发，认为它是所谓“客观历史”的直观反映。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大历史观把客体“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而不是超然于主体之外的“纯粹”的客体，这将充分实现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历史认识的过程，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关系。历史认识不是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机械地重构历史，而是主体对客体辩证的能动的反映。”这在文明史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20、21世纪之交，美国史学家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在编撰自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的《全球文明史》时，提出其任务是“力求完成一部真正的，讨论这个世界主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的世界史”，使人们懂得“为现实而研究过去”，以“帮助他们为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这大体反映了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对文明史研究提出新的诉求。这个过程与全球史的兴起大体同步。然而，由于历史观、人生观，以及历史认识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全球文明史研究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

　　世界上从来没有统一的文明史书写标准。中国学者在“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这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文明是平等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文明是包容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这些对于“大历史观”视域下文明史的书写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首先，人类文明丰富多彩、平等包容，其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表明它的“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大”的有机整体；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的内容之一，这一有机体同样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运动。“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是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毋庸讳言，我们的文明史研究要从“现在”出发，不脱离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思考；对现实思考的深度，决定了历史认识可以达到的深度，没有现实因素的历史认识，是不完整的历史认识。坚持“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是实现文明史研究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必然途径。其次，基于“大历史观”的文明史书写，要自觉坚持历史认识主体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这直接决定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实现程度。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结合得愈加完美，历史认识的主体意识也将实现得愈加充分。这对彻底摒弃文明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客观主义”等错误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中书写文明史，创造人类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命运与共的新历史！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