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云：贝尔纳·葛内与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

【提要】20世纪70年代，法国传统政治史研究面对年鉴学派的挑战陷入巨大危机。在此关头，索邦大学中世纪史教授贝尔纳•葛内结合当时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新发展，提出研究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的新框架。他认为，新的政治史研究应当超越事件与人物，关注权力的演变和结构。政治史研究具有四个层次：社会基础、空间框架、政治行动和政治心态。其中，政治心态史又涵盖公共舆论、政治宣传、民族情感、政治观念等方面的研究。葛内在80年代以后转向中世纪晚期史学史研究，将其视为公共舆论和民族记忆研究的重要途径。在其影响下，戈瓦尔等人以各自出色的作品将葛内于六七十年代勾勒的蓝图付诸实践，在20世纪末推动了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的复兴。

【关键词】贝尔纳•葛内；政治史；法国史学；中世纪晚期

　　谈及20世纪法国史学，学界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年鉴学派。年鉴学派早期以经济社会史研究为中心，强调结构和长时段，反对以往以“事件史”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史。由此，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史研究在法国陷入困境，以至雅克•勒高夫断言政治史是“史学中最为脆弱、最易落于窠臼”的领域。而政治史当中，中世纪晚期政治史长期以来是“旧史学”的重镇，因而备受批评。

　　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的命运在法国出现转机。一方面，法国现当代政治史研究方兴未艾，推出了新视角和新方法；另一方面，法国的中世纪史研究者也在史学范式推陈出新的潮流下努力给出自己的答卷。而在当时中世纪史研究者中，最早提倡用新方法新视角书写政治史的，是1965—1995年担任索邦大学中世纪史教席的贝尔纳•葛内（1927—2010年）。在其漫长的教学研究生涯中，葛内在政治史和史学史领域均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培养出克劳德•戈瓦尔、科莱特•博纳、让•菲利普•热内等重量级中世纪史学者。其对法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影响力之大、带动性之强，以至于戈瓦尔在《历史学家辞典》中不吝使用“贝尔纳•葛内学派”的提法。

　　最近，黄艳红向国内学界引介了葛内在史学史方面的造诣，但对葛内最早开展的政治史研究尚未有系统的整理和阐述。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贝尔纳•葛内提出新的政治史研究框架？新的政治史研究有哪些具体路径？其在20世纪末至今的法国史学界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了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本文拟从葛内所处的学术背景、研究方法与视角和他的学术影响力三个方面，论述贝尔纳•葛内在20世纪末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复兴当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一、法国传统政治史写作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政治史研究在法国陷入空前危机。危机来源有二：一是传统研究范式本身走入了死胡同；二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改变了法国史学研究的整体风貌。政治史存在的正当性和意义因此受到了质疑。历史学还需不需要政治史？应该怎样书写政治史？这是贝尔纳•葛内从60年代起就在思考的问题。

　　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范式之所以陷于困境，需要从其历史中寻找根源。现代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的起源应该上溯到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制度史研究。在此之前，制度史研究在法国并不成体系，在史料的整理、校勘和利用上十分不足。但随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794年）、国立文献学校（1821年）、高等研究实践学院（1868年）等科研机构的相继设立，出现了一批重量级的历史学家，如谢鲁埃尔（A. Chéruel，1809—1891年）、布塔里克（E. Boutaric，1829—1877年）、弗斯特尔•德•库朗日（N. D.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年）等。与此前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不同，他们都是专业化的历史学家。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法国史学的“实证学派”应运而生。他们以国立文献学校和索邦大学为大本营，以《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1876年创刊）为主阵地，推动了法国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化。他们采取的方法颇为实证主义，强调语文学的基础作用，注重史料功底，并致力于推动史料的校勘出版。这场史学变革从古典学渐次向中世纪和近现代史铺开，奠定了中世纪史研究的身份意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学派”的方法论有了系统表述，其标志是夏尔-维克多•朗格鲁瓦（1863—1929年）与夏尔•瑟诺博司合著的《历史研究导论》。朗格鲁瓦毕业于国立文献学校，在索邦任教，是中世纪史专家。而瑟诺博司在高等师范学校接受训练，虽然日后转向法国现当代史，但博士论文的主题也是中世纪史。在他们看来，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档案研究。他们用大致四个阶段概括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学家需要有必备的知识（考据学，以及金石学、古文字学、语文学、古文书学等“辅助科学”）；能够对史料进行内部和外部批判并确定事实；形成事实之后，需对事实加以归类，通过建构性推理进行综合；将其研究发现进行陈述。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必须是专业的、科学的、客观的（即类似于自然科学）。他们主张与当时新兴的社会学及此前面向大众的历史叙述保持距离，认为“历史之事仅在利用史料”，且历史是人类生活之师的看法实为“陈旧之迷雾”。1914年，同为中世纪史专家的路易•阿尔方（1880—1950年）在回顾19世纪法国史学的发展后，宣告注重“科学方法”的专业化历史学研究已在“漫长而激烈的斗争”中胜出。

　　19世纪后半叶的“实证史学”和制度史研究对于中世纪史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的贡献不容否定，但也存在弊端，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当时的研究依然受到现实政治的左右。虽然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历史学家注重历史写作的客观性，主张通过专业化的档案研究将历史从宗教和政治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的选题并非完全脱离时政，而是融入强烈的民族情感，例如，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研究主要关注中世纪君主制的行政史和制度史、关注君主统治对于国家统一发挥的作用。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人民及代议制的历史受到关注，体现在一系列有关全国和地方三级会议的研究上。政治取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世纪史研究本应具有的多样性，也让政治史研究丧失了部分吸引力。

　　第二，当时的制度史研究以重史料、轻思辨为特点，过于拘泥细节，逐步走向碎片化，从而缺乏整体视野。对此，葛内以卡迪耶（L. Cadier，1862—1889年）为典型，指出：“他最早的研究集中于法国君主在纳瓦尔的治理，以及贝亚恩（Béarn）的省级三级会议的历史，代表的是19世纪末法国历史学家最经典的中世纪晚期法国国家史研究路径。”那个时代的研究普遍针对某个地方政府或者地方政治制度，书写的是狭义的制度史，对于更广意义上的权力史、政治观念史基本没有触及。另外，这种类型的研究往往枯燥乏味，易于让人对政治史望而却步。

　　19世纪末，法国中世纪政治史领域出现了一些综合性著作，同时也有了政治观念和心态史的早期开拓。这原本是政治史更新换代、再度繁荣的机会，但这一发展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新兴的经济社会史更是将政治史视为无足轻重的领域。葛内认为，这与19、20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氛围有关。以亨利•皮朗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史学家对国家及其制度有一种“巨大的蔑视”,倾向于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看待。此外，社会学的发展也对传统史学构成了挑战。1903年，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 1873—1935年）向“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瑟诺博司发起挑战，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破除三大“偶像”，即“政治偶像、个人偶像和年代学偶像”,进而关注事件和现象背后固定的关系与真实的因果联系。

　　年鉴学派在吸收经济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基础上，对19世纪确立的“传统政治史”有了更深刻的批判。首先，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上，年鉴学派主张破除以政治法律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写作，更关注社会、信仰、习俗和经济等领域。其次，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年鉴学派较“实证学派”更注重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推崇自下而上的视角，敢于打破传统的历史分期。最后，年鉴学派还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实证学派”所引以为傲的“科学性”。“实证学派”过分强调档案研究和堆陈事实的重要性，缺乏对于历史结构的考察。他们的研究因此仅仅涉及“事件的历史”，对于“结构的历史”未有关注。年鉴学派与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差异，在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家马克•布洛赫（1886—1944年）的《国王神迹》中有充分体现。《国王神迹》是一部政治史研究，但没有落入传统政治史的窠臼。布洛赫借鉴了心理学，使用了社会学中“集体表征”“社会事实”（faits sociaux）等术语，采取长时段的视野，并作了比较研究。他对于史料的解读和呈现预示着日后年鉴学派所推崇的“历史人类学”。

　　在年鉴学派的推动下，传统的“实证学派”退居二线，政治史的首要地位遭到否定。1934年，布洛赫在《年鉴》杂志中评论说：“想要描述一个国家而不首先分析其所依托的社会是有失妥当的。”然而，从理性的批判当中亦衍生出了片面的嘲讽。“实证主义史学”和政治史逐渐成了旧史学的代名词。20世纪70年代，年鉴学派步入新的阶段。此时，年鉴学派已经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其在方法论上更为成熟，以至杜比在为《历史学家的技艺》撰写序言时，感到布洛赫也有“实证主义”之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勒高夫于1971年发问：“政治是否依旧是史学的脊梁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葛内出版了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的综论：《14—15世纪的西方：国家》。而早在1964年，葛内就已经感到政治史研究应当革新，开始思考政治史研究之前途，摸索新的政治史研究框架。那么，在这样一个年鉴学派占主导，且可能日益走向教条化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何挽救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贝尔纳•葛内是怎样重新为政治史研究正名的？

　　葛内指出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政治史研究的是“统治形式的演变和被统治群体的命运”，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说研究国家却不研究具体的人是徒劳的，那么想要不通过国家去了解人也是徒劳的，因为人总是处于某种被统治的状态下。”政治史研究理应与经济社会史研究齐头并进。同时，葛内以马克•布洛赫为例，说明年鉴学派从来没有否认政治史的价值，只是认为它的重要性亚于经济和社会史。葛内又以布洛赫和科维尔（Alfred Coville，1860—1942年）的开创性研究为例，说明他们已为政治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天地。布洛赫的名作《国王神迹》自不用说，而原本属于“实证学派”的科维尔生前本打算撰写一部“法国中世纪晚期观念史和文学及政治著作史”。因此，两个学派的对立只是表面上的，它们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

二、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的新范式

　　基于对两个学派的认识，贝尔纳•葛内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呼吁法国历史学家重新关注政治史。但是，如何书写新的政治史？为此，他更新了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撷取了年鉴学派的主要贡献，结合政治史研究的独特性，提出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政治史研究理论方法。这种方法与传统的研究进路有显著不同，在论述的时间上又与同期美国、英国以及法国当代政治史领域的“新政治史”接近，堪称是法国中世纪晚期史研究中的“新政治史”。

　　葛内提倡的方法革新可谓是20世纪60年代起全球性的“新政治史”运动在中世纪晚期政治史领域的反映。在美国，“新政治史”以本森（Lee Benson）为代表，以统计学方法研究选举；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史研究还发生了第一次“文化转向”。在英国，追求总体性的政治社会史日益升温。而在法国，当代史领域以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为代表的“新政治史”强调“政治史研究的自治性和独立性，甚至认为政治是社会其他发展因素的聚焦点”；法国的“新政治史”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研究范围不仅有传统的政治研究课题，也拓展到政治文化史和政治社会史。而葛内建构的政治史研究方法论在诸多方面与政治史在法国及全球的进展不谋而合，“社会”“文化”乃至定量研究都会是其研究中的关键词。

　　对于这种新的研究进路，葛内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指称的问题。究竟用什么术语来指称这个新的研究模式？显然，“行政史”和“制度史”的称呼落入传统的窠臼，而且只是代表了政治史整体的两个部分；而“政治史”这个词语又通常被人们在狭义上加以理解，饱受嘲讽，似乎也不妥当。为此，葛内最初主张使用“国家史”：“国家史”虽然看似宽泛，但语义明确直接。不过，这个想法也仅限于20世纪60年代政治史最为萎靡不振的时候。葛内日后著作中更常用的指称还是“政治史”。

　　研究中世纪“政治史”或者“国家史”，首先必然要面临这样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国家”（拉丁语status，法语état）这个术语在中世纪语境下有怎样的面貌？中世纪晚期是否有“国家”？为此，葛内梳理了12—15世纪“国家”一词的用法，发现现代意义上单独使用的“国家”一词出现在15世纪末，在此之前，人们常使用“国王地位”（status regis）来表示国王的职权，随后才衍生出国王统治的这层含义。所以，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候，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并不存在。既然如此，中世纪晚期的“国家史”研究，其正当性何在？对此，葛内的回应是，中世纪虽然没有“国家”概念，但存在事实上的国家，存在带有政治共同体意味的术语，如“国家”（respublica），“王国”（regnum）等。所以，虽然没有对应的术语，但已经有了对应的事物，中世纪晚期“国家史”的研究因此不会是无的放矢。

　　那么，葛内提出的研究范式有怎样的特点？其体系又是怎样的？葛内认为，它是一种总体史视角下的国家史。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制度史，其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受到年鉴学派尤其是心态史的影响，他主张超越历史现象和历史细节的表层。以此为思路，葛内论述了新式政治史研究的内在逻辑和层次：社会基础、空间框架、政治行动、政治心态。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且必然处在一个空间框架之下；在这个框架之下，存在多种多样（而非仅仅是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在影响国家的运作；最后，这些行动背后是不同人群所抱有的心态。在葛内看来，新的政治史研究必然具有整体性，任何一个层次皆不可偏废。以下，我们对他提出的四个层次作更进一步的阐释。

　　社会基础。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态度，葛内认为经济社会史是国家史的框架。用他本人的话来说，“社会和经济结构、社会和经济危机对国家史而言都十分重要。”不过，国家史主要是吸收这些领域的成果，并在这些框架搭好之后，努力阐释一些“能够准确定义中世纪晚期法国政治生活的大主题”。而对于政治史中的社会基础，葛内借助1968年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刘易斯的专著《中世纪晚期的法国：政治组织》（1977年译为法语），提出“政治社会”的概念。“政治社会”的语源是中世纪晚期女作家克里斯汀•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1364—1430年）笔下的“政治体”（le corps de policie）。其所涵摄的是不同范畴、不同形式、不同行业的社会团体，它们介入政治，并与国家形成复杂多样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不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政治社会”是国家行动的推动者，政治史研究务必关注构成政治社会的社会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张力，以及每个群体对权力施加的压力和限制。反过来，考察中世纪晚期法国政治团体的组织形式，也是考察当时法国社会的重要渠道。政治史与社会史必然是无法割裂的。

　　空间框架。在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外，空间也构成了政治史的框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世纪史学者，如皮埃尔•图贝尔（Pierre Toubert）和罗贝尔•福西耶（Robert Fossier）分别提出了“城堡化”（incastellamento）和“框架化”（encellulement）的空间概念。相比之下，葛内所关注的政治空间是传统意义上的。葛内强调历史地理学对于政治史的重要性，指出：“事实上，政治地理学界定了政治生活运转的框架，它是最先需要厘清的。”对于具体描绘中世纪法国政治与行政区划这一漫长而艰巨的研究，地理学是其第一步。葛内研究政治空间的初衷，是为反思法国中世纪史学中的两大争议。第一个争议是地方行政区划的边界问题。19世纪末的学者曾尝试绘制中世纪晚期法国的行政区划图。但是，以杜邦-费里埃（G.Dupont-Ferrier，1863—1956年）为代表的反对观点认为，中世纪晚期地方行政边界存在多变性和不确定性，无法用地图呈现。杜邦-费里埃的观点一度成为通说。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法国历史学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如乔治•杜比认为在马贡，从12世纪起，城堡主领地就趋于固定，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葛内则以桑利斯邑督辖区为例，认为无论是财政区、城堡主领，还是邑督辖区，其构成和边界都是较为稳定的。当时没有绘制行政区划图更多是技术所限，而通过地方行政所保存的下属教区清单或是效忠清单，可以复原相对稳定的地方行政边界。这样的发现可以纠正以往研究模糊不清之处，能够“更好地理解王国行政（中央和外省）的手段和边界”，也是进一步进行人口学研究的前提。葛内呼吁历史学家集体协作，将各自熟悉的地区的情况汇总，从而形成宏观的认识。第二个争议是中世纪晚期的法国究竟是否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葛内认为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区分“制度集权”和“地理集权”。他认为，15世纪的法国有“制度集权”，但没有“地理集权”，这与两者兼具的英国不同。究其原因，并非是王权的弱小或是策略，更多的还是在民族意识的支持下，王权“信赖于其自身和它的臣民”。可见，无论是研究法国中世纪的中央集权还是民族意识，政治空间研究都至关重要。

　　政治行动。葛内所说的政治行动是以考察政治社会中的群体为基础的。政治史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制度在表面上的变迁，还要具体分析所有这些政治群体的政治行动，揭示“引导权力运动”的一切因素，深入研究那些“让国家及其运作起来的人”。而且，对于政治行动背后的群体的研究，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职业框架下，还应该“将他们放入家庭框架（说清楚他们的妻子、儿女、财富、巴黎和外省的亲戚等），脱离笼统和抽象”，而如果某些变迁最终无法通过人口学或者家庭的具体条件来解释，那就需要考察某个制度是否“吸引或者隔绝了某类人或者家庭”。因此，政治史充满了变化和流动性，是“活的”“运动的”。当然，这样的研究对于中世纪史而言是一个挑战：“研究者不得不诉诸于极为分散的史料文献，需要用上万分的耐心，而且常常要靠运气。”

　　不过，葛内讨论最详细的当属第四个层次，也就是政治心态和文化史研究。政治心态史研究可谓是其最重要的创见，也最能够反映他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及其与年鉴学派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末，心态史学走入勃兴阶段，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集体或一般心理状态在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与历史行为的关系”。对于当时法国史学的这一新动向，葛内采取了开放的欢迎态度，并很快让心态史的理论适应于中世纪政治史研究的实际。1971年出版的《14—15世纪的西方：国家》将政治心态史放在第一部分。对于心态史的重要性，葛内这样写道：“用心态史研究作为国家史的开篇，也就是承认，政治是人的造物，且人并不是被动地经受各种现实，而是面对现实，根据他们精神的形态和需要作出反应。”尔后，葛内于1977年展望中世纪政治史的未来发展时指出，新一代政治史研究者相信，“所有社会群体都以某种心态，某种类型的文化为特征。”而在不否认经济和制度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今天的历史学家强调国家的活动取决于人们所思所想。”所以，葛内列举了政治心态史研究的相关研究方向，而这些研究方向是此前三个层次的自然推论。相比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葛内的研究构想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心态的形成和互动机制，而非结构性的集体心理。以下作简要归纳。

　　政治心态史最显而易见的研究主题，是反映大众心态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的表达有多种形式，制度化的形式有集会、诉讼、请愿等。在制度框架之外，中世纪晚期还有众多与公共舆论相关的表述，如“名声”、“流言”、“抱怨”和“叫喊”等，这些都是民众进行社会评价，表达自身诉求，与统治者进行交流的方式。而最后，在矛盾不可调和之际，公共舆论的表现形式也可以是暴力的，如中世纪晚期此起彼伏的民众叛乱。

　　公众表达其观点和信念是一方面，而统治者试图说服公众服从其统治的政治宣传，又是政治心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对于中世纪晚期的政治宣传，葛内认为需要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即宣传的“技术、主题与效果”。而政治仪式是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加冕礼、葬礼、入城礼、宫廷生活和集会都是王权可以展示其自身形象的场合。政治仪式当然较为戏剧性，也是较为特别的情况。日常统治实践中，各种王室公文和书信也自然是政治宣传的媒介。由于这些文书通常由国王中书省（Chancellerie）起草，所以对于这个机构的研究也十分重要。

　　还有政治观念。以往，中世纪晚期政治思想史研究仅关注鸿篇大论，而在中世纪晚期的法国，这样的作品很少，但这并不能说当时的法国不存在政治观念。葛内认为，政治观念史研究应该更关注“不同性质、长短不一”的文本。这些文本即便可能很短，但可能表达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且更有影响力。

　　法兰西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形态亦是重要的母题。葛内认为，法兰西民族情感何时形成的问题是荒谬的，不值得回答也无法回答。历史学家应该探讨的是“法兰西民族情感首先是如何构成的，如何逐步丰富，如何展现和扎根，又如何与特别主义相协调”。民族情感和民族形态因此是层累的、不断发展的。对于法兰西民族的形成，葛内有一个十分经典的判断：“在法国，国家创造了民族。”他尤其强调，13世纪这个法兰西国家建构的重要时期催生了法兰西民族情感。而在1300年左右，已经有了法兰西民族的观念，且从此开始为法兰西国家提供支撑。民族情感研究需要考察那些深入人心的信念和图像，以及在中世纪晚期法国政治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民族神话。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葛内认为，政治心态史领域最为欠缺的是对于中世纪晚期史学著作的研究。这里，葛内所说的史学著作特指民族历史（histoire nationale）。这种历史写作不属于宗教和大学世界，而更多的是宣示和巩固统治者权力的宣传工具。由于中世纪是一个尊崇传统的时代，王室或者诸侯所支持的历史写作兴旺发达是务必考察的现象。具体而言，葛内认为要对这些史籍的作者背景、背后的支持者以及其有意传达的论点进行研究，要将它们的作者在“政治社会”中定位，“展现他们的方法，分析他们的主题”。葛内指出，正因为相信史学史和史学文化的地理学会为政治心态史研究提供不可估量的贡献，所以，他在未来将转向这两个领域的研究。

　　对于政治心态史研究可能遇到的困难，葛内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对于中世纪晚期而言，史料定然是零散的；另外，少数精英的想法，如何能代表大的观念潮流？政治心态史研究大幅拓宽了史料的范围，文学、历史著作、赦免令等都可以研究。但这些材料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应该如何解释都是难题。葛内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书写新的政治史的同时突出法国的多样性？如何在史料选择上避免巴黎中心而兼顾法国整体？这将是中世纪晚期法国政治史研究者必然要面对的挑战。

三、“葛内学派”的史学实践

　　葛内倡导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吸收了传统政治史和年鉴学派的长处，为之后的政治史研究，尤其是政治心态史研究指明了方向。葛内本人将其付诸历史写作的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后转向法国中世纪史学史研究。在其思路的引导下，他的学生将其“新政治史”的宏大蓝图转化成出色的研究著作，实现了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在20世纪末的复兴。在这一时期，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向葛内所预想的方向迅速延伸，葛内号召之下的青年学者在政治行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公共舆论和政治观念领域都有出色的作品，让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的景观焕然一新。那么，葛内本人和他带领的团队如何实践他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其在法国史学新旧交替的背景下，又有着怎样的定位？

　　葛内带动的史学实践与传统政治史既有一定的连续性，又在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就连续性而言，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注重传统政治史的史料功底，尤其是参考文献的齐与全，凸显索邦史学厚重的学风。葛内和戈瓦尔都习惯于将参考文献放在正文之前，动辄近千条。其二，注重集体的史料库建设。如前所述，葛内呼吁历史学家集体协作，探明中世纪晚期法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他的学生，如奥特朗（Françoise Autrand）、戈瓦尔、热内等人则大力推进群像学研究，乃至史料数据库的建设。这两方面的特点也许最能体现“葛内学派”对传统政治史的继承和发扬。

　　连续性当然是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更引人入胜的，还是“葛内学派”的史学实践与年鉴学派的联系。葛内虽然不属于年鉴学派，但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国家博士论文《中世纪晚期桑利斯邑督辖区的法庭与司法官员（约1330—约1550年）》以司法制度史为主题，但关注其背后“活生生的现实”，强调社会对于司法制度的运作及演进的推动作用。甫一付梓，便受到杜比的赞赏。马克•布洛赫对政治史背后的社会和心态因素的关注及其比较史方法对葛内均有较深的影响，且葛内本人也一直为《年鉴》杂志撰写论文和书评。可以说，葛内与年鉴学派史学家一直保持着良性的互动。

　　那么，葛内带动的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新”在何处？有哪些具体体现和影响？下面笔者将从史料运用、研究视角、跨学科方法和跨学科影响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葛内倡导的研究范式打破了传统政治史的史料学约束，拓展了史料范围，并从政治心态史和文化史角度提供了新的解读路径。贝尔纳•葛内本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史学史转向，以史学史考察政治史。在《中世纪西方的史学与历史文化》中，葛内在最后一章“历史的分量”中考察了中世纪晚期历史写作与政治宣传之间的关系。在葛内的构想中，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写作应当是公共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比如，他用圣丹尼僧侣米歇尔•潘图安（Michel Pintoin，约1350—约1421年）的《查理六世编年史》（Chronique du règne de Charles VI）解读公共舆论。葛内将文本分为两个层次来分析。第一个层次是情感，葛内捕捉了编年史作家笔下各个政治人物之间的“爱”与“恨”，从这些情感出发理解重大政治事件如何发酵，这是其对“政治行动”的解读。第二个层次是“政治社会”，是《查理六世编年史》所体现的各个社会阶层和行业的心态，反映出精英与民众之间对权威的不同看法，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再比如，他以查理五世的大元帅贝特朗•迪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约1320—1380年）和编年史家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约1337—约1405年）为例，考察两人如何借助历史写作和政治宣传为自己营造名声、提升社会阶级。通过他们的案例可知，公共舆论在14世纪后半叶已经对政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有了深刻的变革。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葛内学派”关注普通民众和大众心态，关注政治或民族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传统政治史考察的是制度，但“葛内学派”关注的中心是人和人组成的政治团体。无论是奥特朗还是戈瓦尔，她们都是在扎实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上，从司法档案出发考察社会文化、民众心态和社会结构。其中，克劳德•戈瓦尔针对中世纪晚期犯罪的研究早已成为经典。此前我们提及，葛内认为高等法院档案中数量众多的赦免令应该是政治心态史研究可以利用的史料。戈瓦尔的国家博士论文即大量运用了此类史料，考察了犯罪治理过程与国家形成的关系，将司法看作是公共舆论与统治者之间进行交互的媒介。除此之外，戈瓦尔还组织了有关“小民百姓”的集体研究。

　　另外，中世纪晚期法国民族意识形态和民族记忆建构的研究也在葛内和科莱特•博纳的推动下成为热点。葛内关注中世纪法国史学中心的历次转移，关注圣丹尼这一12世纪以后的法国史学中心。他发现，圣丹尼无疑是塑造法兰西民族和政治认同的“核心和枢纽”，但王朝的记忆策略是随着政治需要在不断改变的。葛内的学生博纳研究的则是法兰西民族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戈瓦尔注重档案史料中具体的政治行动者的活动不同，博纳的关注点在于中世纪晚期法国王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态。她所做的是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外，从史学史、宗教仪式、民族神话和象征物出发考察法兰西民族信念在中世纪晚期的建构。因此，法国民族意识的形成与传播，不是几场战争和几个英雄造就的，而是长时段的产物。博纳对贞德的研究也是将这位“民族英雄”放到其所处的生活和时代语境之下，考察中世纪末期法国的观念世界如何塑造了贞德的形象和神话。这样的研究可谓撼动了政治史和民族史的传统认知，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极大改变了中世纪晚期政治史史料学的风貌，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性地反思了19世纪传统政治史所建构的民族叙事。

　　与此同时，中世纪晚期的公共舆论史研究也逐渐形成气候。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政治互动（communications politiques），考察舆论的形成、传播和变化机制。请愿、调查、立法等活动都是公众与权力对话的渠道；有选择地传播信息也暗示了某种政治心态。目前而言，这个领域不仅有欧洲范围的宏观研究，还包括图卢兹等地的地方史研究。

　　第三，在中世纪政治史研究领域引入跨学科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后，葛内带动的政治史研究无论在方法论和选题上都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葛内不仅吸收了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还受加布里埃尔•勒布拉（Gabriel le Bras）的宗教社会学影响。他的学生则与年鉴学派和后结构主义走得更近。戈瓦尔将历史人类学与葛内所推崇的量化研究作了很好的结合。葛内的学生，主持“近代国家起源”研究的让-菲利普•热内将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概念运用于研究中世纪晚期的国家形成和政治观念。其组织研究的权力表征和一些最核心最基础的政治观念（如正当性、真相、价值观等）无不具有跨学科的视野。戈瓦尔的学生更进一步在中世纪史领域发掘跨学科研究的潜力，如奥芬斯塔特在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框架下考察“叫喊”行为与权力的关系：“叫喊”是权力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对话，而叫喊者之任命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政治动机或冲突。塞尔则关注中世纪晚期的政治情感史，尤其是有关“爱”（amor）与“友谊”（amicitia）的政治话语。

　　第四，“新政治史”的影响突破了历史学，带动了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界的互动。这里仅以对法律史的影响为例。法国的法律史学科从建立之初就深受19世纪晚期主流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革命”鼎盛时期，法律史研究整体上还保持着过去的风格。雅克•勒高夫于1985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将历史学与法律史形容为“一场艰难的对话”。但是，两者的距离从80年代起不断缩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学院出身的历史学者，在葛内的启发下，从事法律史主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以雅克•克里内讷为代表的法律史学者，也为中世纪政治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克里内讷与葛内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在葛内的感召下完成其博士论文。在导论中，克里内讷不忘用葛内的话描述此前中世纪晚期法国政治观念史研究的状况：反对观念史的学者认为政治观念著作是智力游戏，没有实际价值；而以往的政治观念史研究往往只关注大的建构、大的体系。“所以在两边的蔑视之下，法国中世纪晚期观念史自科维尔以后就未有任何发展。”此后，克里内讷运用此前制度史所忽视的“君主之鉴”和政治论著文本，从王权意识形态的建构、传播和所受抵制三个层面完成了《国王的统治》一书，至今仍被奉为领域内的经典。

结语

　　综上可见，通过贝尔纳•葛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倡导，政治史在法国中世纪史研究领域重现生机。其经典著作《14—15世纪的西方：国家》至今已是第六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直到最近几年，这部著作的价值依然得到肯定：帕特里克•布琼评价其为“有关近代国家起源的拓荒研究”。葛内的贡献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本人多次受邀在牛津、耶鲁等知名院校讲座与访问。2012年，法国历史学者莫格兰在纪念葛内的文章中认为，葛内对于法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影响仍在持续，要对其贡献盖棺论定也许还太早。但是，可以确定地说，“在法国，他深刻地改变了中世纪史研究的面貌”。

　　不过，在贝尔纳•葛内去世十多年以后，我们也许能更为清晰地判断其学术特点与贡献。就其特点而言，葛内所倡导的政治史综合研究范式，无疑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的“新政治史”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葛内的“新政治史”结合了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的自身实际，是根据这一研究领域的史料状况和既有研究水平而提出的。与此相仿，葛内与年鉴学派只是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受到马克•布洛赫治学进路及心态史的影响，但始终认为历史人类学或者心态史只是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而非全部。相比关注政治心态对历史行动的影响，葛内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心态在历史行动中如何形成，强调心态史研究中人的维度和历史性的维度。葛内重视传统意义上的史料基础，但在“新史学”的时代，主张政治史应该超越狭隘的制度视野。可以说，通过葛内，索邦大学深厚的中世纪政治史研究传统得以以新的形式延续。

　　葛内的贡献不限于政治史研究的承前启后。在经济社会史占主导的20世纪60年代，葛内提醒他的历史学同行，不要忽略政治这一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要将其与社会割裂。政治社会和政治空间为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政治行动的舞台，而共同体的维系离不开政治文化、政治宣传和政治对话的纽带。在法国史学变革的背景下，葛内为政治史研究赋予了背后的逻辑，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通过体系建构，葛内梳理了若干亟需开拓的领域，并身体力行精耕法国中世纪史学史。葛内还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年轻学者，让“新政治史”在法国中世纪晚期这个研究领域薪火相传。他所勾勒的研究蓝图将法国的中世纪史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中世纪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机制得到阐明，而未来的中世纪史学家都无法绕过这些作品。他的这些贡献让法国中世纪政治史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了一个繁荣期。鉴于其影响的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连续性之强，“贝尔纳•葛内学派”可谓不虚。

　　自然，在肯定贝尔纳•葛内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其存在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葛内精心构建的研究方法与框架带有一定的时代印记，可以明显看出年鉴学派、社会科学乃至计量史学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他强调运用信息技术，强调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等概念。这些现代概念本身是否适用于中世纪晚期依旧可以争论；数字人文在近年来的兴起也意味着其史料信息化手段需要更新换代。第二，葛内的研究受研究对象和史料的局限（以巴黎为中心的编年史作品），难以充分展现他反复强调的多样性，其研究范围在今天的全球史视角看来，是过分狭隘的。因此，在回顾和借鉴贝尔纳•葛内及其带动的众多研究的同时，今日中国的历史学家如果要有所突破，是否可以结合各自学科实际，结合“国家之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现实理论资源，重新审视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政治史？

　　（注释略）

（作者：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