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用精品力作加快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是《（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重要阶段性成果，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并在社会形态演变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科学阐释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华文明特质。

　　这两部著作的编纂，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凸显了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努力，用新的研究成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史学智慧。这些对于加快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一，旗帜鲜明地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自觉地巩固、捍卫和发展中国史学主体性。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需要有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优秀科学成果的支撑。例如，关于“中华文明基因的出现”和“中华文明形成”的研究，两书即鲜明地体现出基础理论研究求真求精，同时要关注现实、服务大局的特点和优点。作者汲取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广泛占有翔实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艰苦的理论探索，明确提出“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相继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相互交融，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形式与内涵”。

　　当今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使之理论框架更加完善、逻辑结构更加清晰，成为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两书“最鲜明的底色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秉承大历史观，立足全局性、长时段、发展的眼光，全面考察历史之‘变’，深入探究历史之‘理’，努力攀登当代中国史学新高峰”。两书中一以贯之的“大历史观”，与大卫·克里斯蒂安所主张的将历史认识时空延伸的大历史观不同，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性与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尽管是“简明读本”或“纲要”，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自史前“文明肇基”直至今天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整体性、规律性的历史叙述。

　　其二，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不仅第一次记载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而且还“写了《大宛列传》，记述中亚各国的历史，留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从而赋予《史记》以世界史的内容”，至今仍受到英、法、德、日、俄等各国史家的赞赏。当代中国史家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立足中国、融通中外、关怀人类的优秀成果不断走向世界。

　　两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例如，秦汉“人类文明交通进入新纪元”，隋唐“文明的包容与汇聚”，元朝“文化的中外交流与多元气象”，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明交流互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中国化的开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华文明在创新发展和交流互鉴中提升软实力”，“拓展人类文明发展空间”，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这些内容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史”，以及中外文明的交流互动，使人们通过具体的史实，进一步认识到人类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是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历史；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三，守正创新、及时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为中国史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发展道路。两书旗帜鲜明地秉承“大历史观”，通过实证研究使人们深入理解这里的“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增长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两书丰富的内容、理论、方法及研究结论，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大历史观”强调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探究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内容，这一切使唯物史观真理性的内容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得到生动体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不迷失方向；不断“创新”，“守正”才能持续获得活力，把握时代。两书在逻辑结构、历史思维、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历史阐释中，都体现出“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两书是历史著作，但其历史认识却是建立在对当代提出的新课题的思考之上，其研究成果自然能使人们感受到时代的脉动。

　　两书使人们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何谓“中国史学主体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笔者以为，两书用精益求精的研究成果具体阐释的“中国史学主体性”，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重要意义，是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建构体系”不能脱离研究实践，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持续不断地有传世之作问世。我们不仅要扎扎实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建设，更要牢记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科学，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于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