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群、黄丰富：区域重塑与话语建构：近代以来西方学术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

　　自晚清时期起，西方在“殖民主义”驱动下开启了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专题研究，制造了所谓“云南神话”，形塑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的空间范围与族群关系。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东南亚本位”的跨国区域建构，西方学者开始从政治、学术等层面重塑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次区域的地理空间与互动关系。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汉学研究的转向与“新清史”研究的兴起，西方学者更声称要打破“中国中心主义”与跨境民族研究的“国界壁垒”，进一步揭示西南边疆的所谓“本土历史”，发掘所谓“本土声音”，创造出不少有关跨区域、跨国家、全球化研究的新话题和新角度，建构出“东南亚高地”“曼陀罗体系”“赞米亚”“中间地带”等理论体系和话语表达，试图以此重构全球史视野下的东南亚—中国西南边疆国际秩序，体现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策略。

　　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均有值得借鉴的“西方经验”，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他们以在地理、族群、文化等层面的“同质化”区域重塑，强调“去汉化”“弱国家化”视野下中国西南边疆的“东南亚性”，“弱化这些区域在中国的‘边疆身份’，模糊边疆主权，从而割裂了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淡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一

　　自19世纪上半叶起，伴随西方对中南半岛国家军事行动“无非欲去中国之外藩，而渐入中国之内地耳”的侵略及其深入，西方开始关注中国西南边疆，制造了所谓的“云南神话”(The Yunnan Myth)叙事话语，认为“云南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在财富的省份，可以通过向欧洲商业开放来实现这一点”。在所谓“云南神话”的驱动下，西方军官、记者、探险家、传教士等源源不断涌入中国西南边疆，出版了一系列游记、调查报告等，这些著作大多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色彩，其中尤以对“南诏”的研究为代表。

　　1876年法国学者戴•哈威•圣丹尼斯最早提出了“南诏泰族王国说”。1885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T. D. 拉古伯利进而提出，“泰掸语系的民族起源于中国，在夏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因受汉人政权的欺压而迁往中南半岛定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诏泰族王国说”话语建构获得了广泛流传与认可，开始重塑东南亚—中国西南边疆族群关系与空间范围，将汉族视为云南—中南半岛广大非汉族群的压迫者，成为“泛泰主义”的理论渊源。对此，法国政论家齐拉尔指出，“泛泰主义”“表面虽为一种思想运动，但按之实际，仅属泰国一种帝国主义”。国人同样认为，“泛泰主义”“含绝大政治野心，而对华关系尤切”，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种幼稚的翻版”，与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相似。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过去基于西方材料的东南亚—中国西南边疆研究。1942年，约翰•克里斯蒂安(John L. Christian)在《最近关于东南亚的文献》一文中，将东南亚划分为一个“平行四边形”，其范围“从缅甸—阿萨姆—西康(Burma-Assam-Sikang)边界向东南延伸，穿过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包括云南的一部分和整个马来半岛及其邻近岛屿”，强调对东南亚“本土”研究的关注及“本土”语言材料的运用，成为东南亚区域重塑的学术发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西南边疆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西方学者开始更加重视云南联结中国与东南亚的枢纽地位。1943年，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云南：东南亚枢纽》一文中，不仅分析了云南的战略地位及对中国的影响，更以超越中国的“内亚”范式和历史叙述审视中国西南边疆，将云南视为“中国、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之间的地理边疆”，并称云南人中超过一半不是“中国人”(Chinese)，这些人“在种族、文化和语言上介于中国人和印度支那、泰国、缅甸人之间”。拉铁摩尔的论断着眼于揭示云南在族群、文化等层面的东南亚同质性，模糊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地理与族群界限，并建构出一个类似介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中间地带”理论与话语体系。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军于1943年设立东南亚战区(Southeast Asia Command)，“这样一种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为东南亚地区提供了富有凝聚力的框架”。战后东南亚战区被撤销，东南亚作为一个统一的地理、政治单元，虽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承认，但“通过在文化方面任意赋予东南亚某些‘独特’的特征，将东南亚‘确定’为一个地区……这样做没有充分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期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该地区最显著的进程之一是文化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打破“东南亚”区域壁垒，重塑“东南亚”空间范围，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东南亚研究的重要一环。其中，对于是否应将中国西南边疆纳入“东南亚”的范围，西方学界在学术层面展开了长期的争论。理查德•皮尔森(Richard J. Pearson)明确反对将中国南部纳入“东南亚”的范围。他指出：“大陆东南亚(Mainland Southeast Asia)和中国南部是两个相邻且独立的生物地理区域(biogeographic zones)，具有重要的联系，而不是太平洋科学协会曾经试图立法的单一区域。”张光直(Kwang-chih Chang)则明确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东南亚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南部以及南部的半岛和岛屿地区”。

　　基于研究者的学科差异，西方人种学(ethnological)学者大多倾向于重新建构一个横跨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的族群地理空间。赫尔穆特•洛夫(Helmut Loofs)将印度东部的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阿萨姆邦，以及中国的云南、海南、台湾省纳入了“东南亚”的范围，并强调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与其相邻的东南亚国家“仅通过国家之间的界线区分开来”。弗兰克•勒巴(Frank. M. Lebar)等在《大陆东南亚的族群》一书中强调一个横跨中南半岛与中国南部的“泛大陆东南亚”(Greater Mainland Southeast Asia)区域概念，“从人种学上讲，东南亚北部并不止于中国边境；几个世纪的移民、贸易和政治关系将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的人民与中国南方省份——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联系在一起。整个地区，可以称为泛东南亚大陆，形成一个整体，用于研究种族和语言历史、族群分布和文化演变。”而吉亨•维基耶沃顿(Gehan Wijeyewardene)在《跨越国界的大陆东南亚族群》一书中，同样以“族群”(ethnic groups)为标准，将“大陆东南亚”(Mainland Southeast Asia)的区域范围定义为中南半岛五国与中国的云南、广东(Guandong)两省。

　　在人类学领域，中南半岛的边缘族群日益受到西方学者关注，他们认为这些族群往往生活在远离“国家”的“高地”，希望通过展现其“本土声音”，实现跨越中国与东南亚国界的研究区域重塑。1954年，著名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Leach. E. R)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采用了一种‘动态平衡’模型，帮助社会人类学摆脱了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部落社会‘稳定平衡’模型沉闷的主导地位。拉德克利夫•布朗模型将部落群体视为孤立、封闭的社会，在整个时间内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利奇的研究打破了人类学研究的传统框架，“为缅甸和邻国部落地区的人类学数据的呈现和解释设定新的标准”，为此后的“东南亚高地”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而利奇更将中国西南边疆(尤其是云南)视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或“交叠地带”，这也为此后西方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同质化”区域重塑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表达。

　　在历史学领域，西方学者对以往东南亚研究中的“印度化”与“朝贡体系”框架进行反思，提出要重视发掘东南亚“本土历史”。自19世纪60年代起，奥利弗•沃尔特斯(Oliver Wolters)就开始突破仅仅将东南亚视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地理空间”的研究范式，将“曼陀罗(Mandala)体系”作为东南亚本土权力体系、政治结构与国际关系的分析工具。在《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一书中，沃尔特斯指出，“曼陀罗”“代表了一个模糊的地理区域中特殊的、往往是不稳定的政治状况，这个地理区域没有固定的边界，较小的中心往往四处寻找安全”。此后，在对“曼陀罗体系”进行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了“银河政治”(Galactic Politics)等概念，推动了“曼陀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曼陀罗体系”将古代东南亚从传统“印度化”或“朝贡体系”的单一叙事话语中抽离出来，目的在于揭示古代东南亚独立的权力结构与互动体系，以便发现东南亚的“本土历史”。而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曼陀罗体系”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虽然被视为“共生关系”，但“曼陀罗体系”实质上弱化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国内地与西南边疆的互动关系，将南诏、大理国等西南边疆民族政权纳入“曼陀罗体系”，与此后西方学者对古代云南“东南亚化”的研究相呼应，均试图超越中国疆域与中国话语，制造出中国边疆与内地社会迥异的非均质性，探讨边疆与内地的“二元对立”模式，分析并解构中国西南边疆自西汉以来便纳入中原王朝统治这一事实与过程，从而消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使区域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

三

　　冷战结束后，多重因素推动了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区域重塑与话语建构。其一，“地区政治稳定和网络化鼓励了人们努力创建一种‘无边界’的史学，这种史学忽视了有边界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其二，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了跨国区域合作的发展。如1992年，中国云南省与老挝、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机制。西方学者指出，这一新兴跨区域经济框架如果得以实现，“将挑战有意识地将中国排除在二战后东南亚区域概念之外的局面”。其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西方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将视线从海疆和费正清的通商口岸研究投射到清代的内陆边疆研究，西南边疆因其具有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意义成为“内亚”区域和话语外西方的又一研究取向和关注重点。

　　部分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冷战时期的东南亚研究，他们追随利奇的脚步，将研究视野从“曼陀罗体系”所关注的“东南亚低地”逐渐转移至被视为“边缘群体”聚集地的“东南亚高地”。2002年，荷兰历史学家威廉•冯•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首次提出被称为“赞米亚”(zomia)的“东南亚高地”区域。在申德尔的论述中，“赞米亚”源于“zomi”，在缅甸、印度和孟加拉国的一些钦─米佐─库基(Chin-Mizo-Kuki)语中，“zomi”是高地人的称呼，其范围主要包括南亚的印度北部与东北部、克什米尔、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吉大港山区；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中国的西藏、云南、四川。申德尔指出：“尽管赞米亚没有令人愉快的(亚)大陆形状，但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区域、一个研究对象、一个世界区域。”

　　2006年，让•米寿(Jean Michaud)在《东南亚民族历史词典》一书中，将海拔500米以上的“东南亚高地”(Southeast Asian Massif)范围明确为包括中国的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和云南全境、广西西部和北部、广东西部，以及印度东部邻近地区、缅甸北部大部分地区、泰国北部和西部、湄公河流域以上的几乎所有老挝地区、沿安南山脉(Annam Cordillera) 的越南北部和中部，以及柬埔寨北部和东部边缘，并创造出了一个鲜为人知但重要的“ 亚洲社会集群”( cluster of societies of Asia)概念。“东南亚高地”族群共享着“一种地理位置偏远的感觉，以及一种与地区权力所在地的政治和经济距离有关的边缘化状态。地理偏远成为政治孤立的隐喻，也成为历史上最有可能被当权者归类为‘野蛮人’的人的从属地位的隐喻”。作者虽然意识到了中国西南高地在东南亚高地政治、语言和生物物理中的特殊性，“有着特定的逻辑和极其复杂、鲜为人知的历史”，但这一特殊性并不能割裂东南亚高地历史的整体性，“如果不挖掘中国历史的根源，显然不可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半岛的高地社会问题，因为其中许多人的祖先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层面的“边缘性”实则成为“东南亚高地”建构的主要依据，而历史层面的“整体性”，更使“东南亚高地”覆盖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广大区域。

　　与让•米寿建构的“东南亚高地”(Southeast Asian Massif)不同，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则直接借用了申德尔的“赞米亚”概念。他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将1945年以前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海拔300米以上，包括中国云南、广西、贵州及四川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视为“反抗国家控制的地域(非国家空间)”，并指出，“赞米亚不仅绝对有资格成为地区，而且要说明，如果不能理解赞米亚在谷地国家的形成和消亡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地解释谷地国家”。《逃避统治的艺术》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Harold Brookfield)称赞其“ 很可能与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相媲美，成为东南亚高地历史和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长田纪之则称“赞米亚”理论的出现将对东南亚的区域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可能动摇‘东南亚’这一认识框架”。

　　国外学者以区域文化元素共性对中国—东南亚进行跨区域重塑的尝试与话语不仅限于上述研究，在“赞米亚”概念诞生之前，日本学者就曾尝试以“泰族”文化共性构建跨越中国—东南亚的“文化圈”。如新谷忠彦提出了“掸文化圈”(シャン文化圏)概念，其范围主要为泰国、缅甸、老挝和中国云南省接壤的、被称为“黄金四角地带”中心的主要傣族分布区。唐立(Christian Daniels)则提出了“泰文化圈”(タイ文化圏)概念，其范围主要包括印度阿萨姆邦、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部分地区。部分西方学者沿用了冷战时期的“大陆东南亚”“泛大陆东南亚”等概念和话语表达，以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为依据，对中南半岛—中国的区域进行重塑。如保罗•西德维尔(Paul Sidwell)和马蒂亚斯•珍妮(Mathias Jenny)在《大陆东南亚的语言与语言学》中，将“泛大陆东南亚”(Greater Mainland Southeast Asia)定义为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六国，以及印度东北和中国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恩菲尔德(N. J. Enfield)和伯纳德•科姆里(Bernard Comrie)在《大陆东南亚语言》中，从语言学与人类学的角度构建了一个“泛大陆东南亚”，其范围同样包括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六国，但作者对印度及中国的范围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界定，包括东经90度以东的印度与长江以南的中国。2000年，孙来臣(Sun， Laichen)在其博士论文中明确对“东南亚”的边界提出了质疑，指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东南亚’的定义一直基于其现代政治边界，当学者们寻找影响东南亚历史的外部因素时，海洋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进而界定了一个“大陆东南亚北部”(Norther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区域，其范围主要包括中国云南省南部、印度东北部和东南亚大陆北部。

　　2006年，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在《亚洲边疆：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转型》一书中，借鉴“边界”和“中间地带”的概念与话语，对中国—东南亚边界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打破“中国中心主义”，提出“新月”(Crescent)地带，其范围沿着现代中缅边界，从西北的中国腾越和缅甸八莫，到南部的中国思茅和缅甸景栋。作者指出，“新月地带”由两个重要标准来定义：“它们是‘边界地带’，即没有明确定义的政治边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多个扩张势力争夺资源和土著盟友。它们也是‘中间地带’，是流动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地方，在这里，文化适应和混合政治机构的创建取决于当地条件。”“中间地带”理论与话语体系从更复杂的谈判与和解的视角呈现了边境地区的历史，而不是线性和绝对的同化与对抗过程，认为云南边境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知识空间包含着协商及构建身份和历史叙事的中间地带。

　　2008年，杨斌在《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中“首次把土著化在边疆形成以及中国形成的过程中提到了与华化一样的高度，同时力图加以理论上的诠释”。作者将元代以来云南汉人与非汉族群之间的“华化”与“土著化”视为云南历史进程的一体两面，透过这种交互作用的进程，得以调和出一个所谓“中间地带”。声称“云南的形成，也就是一个非中国的区域转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缘省份的过程”，“固然云南是夹在东南亚、中国西藏之间，但它确曾一度与中南半岛内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云南在13世纪中叶被蒙古征服之前，不管在文化上、族群上、经济上或政治上，其实都是更加‘东南亚’化”。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继续沿用20世纪60年代的“曼陀罗”理论审视中国西南边疆史。龙戴维(David G. Atwill)批判性地吸纳了“曼陀罗体系”理论，指出虽然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的“银河政治”概念更接近云南“当地的现实”(local reality)，却几乎没有承认来自外围和居住在那里的人的视角。只有采用区域知情的视角(regionally informed perspective)，才能发现云南的主要关切与遥远的帝国中心的利益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相反，它们与具有区域和地方意义的事务相平衡。戴安娜•段(Zhidan Duan)在博士论文中首次将“曼陀罗体系”作为清代云南边疆的分析工具，视云南边境地区为“曼陀罗的边缘”(At the Edge of Mandalas)，指出：“曼陀罗概念在本文中的应用表明，云南是如何被描绘成一个远离中国、更直接地受到其他东南亚政治影响的地区的。”此后，在关于晚清云南的研究中，戴安娜•段(Duan， Diana)更是借鉴了“曼陀罗体系”“银河政治”等理论，建构了其关于云南边界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指出“曼陀罗体系”和“银河政治”为国家和边境地区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它们具有不断变化、可转换的空间和领土关系。

四

　　自晚清时期中国西南边疆进入西方的研究视野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区域重塑与话语建构从未中断。这些研究在不同阶段的重心与范式虽有所差异，但其“弱国家化”“去中国化”“去汉化”下的“东南亚本位”内核与话语体系均一脉相承。

　　西方学者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区域重塑，首先建立在重塑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之上，这些学者质疑汉文史料的实际价值，批判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叙事，在批判特纳“边疆假说”中的“国家主义”与“文明—野蛮”叙事时，同样将“大一统”叙事视为线性的“文明—野蛮”叙事，将“大一统”视野下的边疆开发与经营视为“殖民”与“扩张”。如杨斌就称：“全球互动以及中华殖民主义(Chinese colonialism)，才是中国成功兼并云南的原因。”又如乔迪•韦恩斯坦(Jodi L. Weinstein)称清朝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既是一种帝国现象，也是一种殖民现象”。基于此，“大一统”叙事被西方学者视为为“殖民”辩护的史学范式。如纪若诚将“大一统”叙事称为“帝国主义的修辞手法”(imperial rhetoric)，并称：“尽管清朝对中国近代史的轨迹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不可逆转的统一历史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注定会产生中国现在声称的‘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nation)；这种趋势只存在于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工作中。”乔荷曼(John E. Herman)则将中国“大一统”叙事中的“中国视角”视为“帝国主义视角”，批判在这一叙事中“中国在西南边疆殖民的动机被认为是高尚和正当的，其学者、官员为将文明带到西南而进行了巨大的斗争”。戴安娜•段更明确指出“大一统”叙事中存在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中国传统史学将云南视为野蛮人、流亡知识分子和逃亡者的地方，中国当代文学把云南这个被动、落后、被压迫的民族描绘成需要启蒙和解放的民族……在中国光荣统一和非汉族人口同化的历史建构背后，是持续的群体间冲突和反抗。”

　　西方学者在质疑汉文史料的同时，极为重视中国西南边疆非汉文史料的使用。如纪若诚在著作中指出：“傣(Tai)族也是西南边疆少数能书写的民族之一，这使他们能够将历史与清廷官员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的霸权著作(hegemonic writings)分开保存，在这项研究中，傣族编年史为中国史料提供了另一种声音。”乔荷曼在著作中则采用了“中华帝国”与“慕俄格王国”的二元叙事，其中对于“慕俄格王国”历史的重建，“利用了最近出版的彝族历史文献”，“彝族历史资料的可用性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以中国为中心的范式，这些范式不仅声称描述了彝族(以及中国所有非汉族)的历史，还声称描述了中国向西南边疆的扩张”。西方学者对非汉文史料的强调，并不能否定汉文史料的实际价值，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不重视非汉文史料。事实上，西方学者所使用的部分中国少数民族史料，均为中国学者整理出版，如杨斌著作中的核心史料便主要来源于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只有以汉文史料为基础，结合各类非汉文史料，才能从历史实证主义的角度真正呈现中国西南边疆的“本土历史”，发掘“本土声音”。

　　其次，在全球史视野下的近代以来西方中国西南边疆的研究与叙事中，“中国”不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国家空间范围和历史叙述单位，而仅指代西方所谓的“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围绕“去中国中心主义”“去中国化”“去汉化”等西方话语，强调中国西南边疆在历史上的“东南亚性”“东南亚化”，对中国边疆进行跨越国家的区域重塑已成为西方中国边疆研究的热点。兴起于20世纪末的美国“新清史”，同样将区域重塑的所谓“内亚”(Inner Asia)地区作为研究重点，并将“内亚”与“中国本部”相分离，由此建构出分割清朝历史整体发展的“中国—内亚”二元对立模式与话语，同时强调“清帝国”的内亚属性。中国西南边疆在行政区划上虽然属于“中国本部”，但西方学者依然从族群、历史等层面对“中国本部”进行了进一步分割，建构出中国“西南边疆—内地”二元对立模式与话语，并强调“中国西南边疆—东南亚”的历史整体性与“清帝国”的东南亚属性。正如杨斌所言：“与内亚的族群和宗教关系使得清帝国具有内亚属性，那么，与东南亚大陆毗邻和交融使得清帝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东南亚’帝国。”无论在研究视野还是研究方法上，“新清史”研究与西方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均有异曲同工之处。东南亚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东南亚本位”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历史上，由内地与边疆所形成的“中心—边缘”下的“开放—封闭”结构实则体现了在边疆与内地的长期互动中，以交往为起点、以交流为过程、以交融为结果形成的“差序格局”。西方研究更强调因地域重塑和参照对象不同而呈现的“边缘—中心”下的“封闭—开放”阐释，并由此突出中国西南边疆的门户作用与开放性，目的在于强调其与南亚、东南亚共同区域内的均质化与同质性，塑造出一个联通中国南部边疆与东南亚、南亚世界的自成一体的区域共同体。揭示西南边疆的“本土历史”，发掘“本土声音”，并不意味着要否认西南作为中国边疆“中心—边缘”的存在。在西方研究中，中国西南边疆被视为中原王朝历史的“边缘”，而在西方“东南亚本位”的中国西南边疆区域重塑中，中国西南边疆又何尝不是东南亚历史的“边缘”。中国西南边疆虽然在地理上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其范围也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伸缩变动，但边疆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却从未中断过，最终形成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内地—边疆”差序对应，具有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

　　中国云南虽然长期受到中原、东南亚，甚至南亚的多边影响，但真正对云南历史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中原。无论是文献史料还是出土文物，均印证了云南早在两汉时期就与中原王朝进行了深度的互动。如在昆明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显示：“益州郡建置之后，汉朝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系统地扩展到当地，同时传播儒家典籍及其代表的主流思想，有效地进行治理，为开发西南地区、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甚至部分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几个世纪以来，云南受北方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南部或东部邻国。南诏模仿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一事实是这种以北方为主的取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其整体优势，汉文明在云南无疑发挥了主导作用，不仅在南诏时期，而且很可能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最后，将西方理论生硬地套用在中国的边疆史研究中，虽然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归根结底只能是西方学者的一厢情愿。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或方法可以现成地套在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上面”，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立足点永远是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中所呈现的脉络，而不是任何外来的‘理论架构’”。中国历史上边疆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形塑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本格局，是我们理解中国西南边疆的一条基本线索。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方国瑜等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探索，并形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体系。“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认为：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中国各族之间虽有差别性，也有一致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以差别性而分离，乃以一致性的共同要求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边境地区有时在中原王朝统治之下，有时为中原王朝统治势力所不及，但不论政治情况如何，边境与内地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共同发展的历史，并没有改变。在此基础上，木芹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论断，强调中华各民族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既矛盾又统一的消长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在整体发展，但并不排除各少数民族个性的存在和发展；整体性是研究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核心。

　　摆脱西方学者的理论预设与逻辑陷阱，就需要跳出西方研究的理论框架，建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自主的话语体系。这不是单纯为了反制西方的话语体系，而是为了开拓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新局面。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立足于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在中国前辈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并结合西方值得借鉴的研究视野、方法，推陈出新，探索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在具体实践中，我们需要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为指导，以汉文史料为基础，以非汉文史料为重要补充，采用全球史的研究视野，结合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充分发掘西南边疆真正的“本土声音”，探讨西南边疆与中原王朝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轨迹和“供需机制”，客观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内(中原王朝)外(东南亚)因素，从而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奠定更为夯实的理论基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添砖加瓦。

　　（注释略）

　　（作者：罗群，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黄丰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