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金尧：大变局时代的世界史研究

（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03期） 

　　更好地观察和认识世界，从来都是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从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起，世界历史这个领域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体现出世界史这门学问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历史专业的发展、壮大，与时代的进程关系更加密切。“世界历史”发展成为“一级学科”，就是在中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大国的背景下实现的。可以说，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造就了世界史专业。而世界史专业的发展，也与时代同步。 

　　当今世界处在“大变局”的时代。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发表讲话，首次公开、明确地提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来有之大变局”的判断。他要求使节们“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贽不可逆转”。 

　　如今，这个关于世界格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判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广泛共识。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发表的公报两次讲到“大变局”，不仅重申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指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事实上，并非只是中国人认识到世界处在巨变之中，国际社会也普遍认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大变迁。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年一度的外交使节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国际秩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破坏，这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种动荡中最重要的是—种转变，地缘政治和战略的重组。他说，西方可能正在经历对世界霸权的终结，此外还有新势力的出现，而我们或许长期低估了其影响，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当然还有俄罗斯，还有正在崛起的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经济和政治大国。他还说，随着西方时代的结束，欧洲也将消失。世界将围绕着两个主要焦点：美国和中国。如果欧洲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那么，欧洲就只能在这两大力量之问进行选择。 

　　尽管马克龙没有使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个确切的说法，但是，他对世界格局发生大变迁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他是站在法国和欧洲的角度看到了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的大变迁：可能正在经历西方对世界霸权的终结。世界局面已经发生了改变，新势力已经出现。马克兜所讲的这些新势力，正是我们所说的新兴的市场经济共同体中的主要国家。  

　　除了马克龙的讲话，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最明显的事实，就是近几年美国陆陆续续地退出许多国际组织：如2017年6月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2017年10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5月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这些组织是联合国的重要组织，这些协议则是在联合国主导下达成的全球性协议。美国频频“退群”行为说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世界格局，以及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可见，当今世界进入大变局时代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而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变迁。尤其是中国率先控制新冠疫情，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2020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2.3%的增长率，经济总量超过了100万亿元。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进一步挺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和比重，加速了变迁的均势。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世界格局快速变化所包含的风险，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西方国家对于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围堵和打压，使得世界所面临的风险急剧增长。世界大变局究竟会走向何方？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上经历过的变局，是否可以为今天经历着变局的人类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大变局是否能够向正在迈向第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提供有力的条件和机会？这些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尽管大变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但“百年来有”这个前缀，决定了“大变局”也是一个历史问题。这就给世界史研究这个具有高度时代特征的专业推出了新的任务：世界历史研究究竟如何满足时代的要求，何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不易回答，因为大变局不仅仅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更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变迁过程。不过，世界史研究如何回答时代的问题，以及在大变局时代如何敢世界史研究，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在此有几点想法：首先是要转变观念，把所史研究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带着现实关怀去研究所史。 

　　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做单纯的历史研究，尽量与现实无关；另一种是结合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所谓“古为今用”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事实上，前一种取向压倒后一种取向，并且或多或少存在着对后一种取向的“鄙视链”。结果，历史学者大多不够关注现实，而把那些需要从历史的视角进行理解和阐释的现实问题，留给了现状研究。倒如，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集中在国际问题研究方向上。在出版方面，以“大变局”为主题的文集已不在少散，从有关文论来看，国际问题专家偶尔也追溯一下世界大变局的历史．但他们所做的工作终究不是世界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学者对如此重大的题材投人不足，“古为今用”的意识显然还不够敏锐。 

　　当然，历史学者最近也开始介人这个问题的研究，例如，在2019年12月，《光明日报》编辑部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举办了“多学科视域下的百年来有之大变局”论坛。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些历史学者对于当前的世界变局提出了历史学的认识；202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势学科“欧美近现代史学科”的历史学者与上海世界史学界的同仁们，在上悔师范大学光启中心举行了“大变局之际的世界史研究”学术会议，就大变局与世界历史研究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世界历史》编辑都在2020年第6期就“世界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表了一组“笔谈”文章；现在，《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又专门组织这次以大变局为主题的“笔谈”，等等。这些活动表明．“大变局”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正在进入世界历史学者的视野，世界历史研究的时代性在“大变局”这个同题上开始得到显现，我们期待从世界历史视角更加深刻认识“百年来有之大变局”的思想和观点将会逐步呈现出来。     

　　世界历史研究者的这种转变很有必要，因为“大变局”不仅仅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世界面临”与“百年来有”并提，表明了这场“大变局”不仅仅是—个现实课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极为重耍的位置。事实上，在明确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前，习近平在有关讲话和文件中，曾经提到过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大变迁是“近代以来”、“数百年以来”未有的变局，这洋的时间限定表明，我们要深刻理解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大变局，必定要它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认识。如果缺乏历史学专业所提供的足够的时间深度，我们很难认识大变局的真正意义。  

　　第二是世界史工作者有责任为社会提供认识现实世界所需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的整体性联系空前紧密，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分离，可以说，现实世界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历史的逻辑和必然性。世界、历史和现实这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使得世界历史专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能够为社会提供深刻理解当今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习近平多次讲到过“历史思维”的重要性，他把历史思维当作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其实，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历史思维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倒如，对于历史大趋势的认识，把全球化放在15、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我们很容易看清．全球化是在—个长期的、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这个趋势不会因为当前出现一点波折而被打断，更不用说会出现倒退。现在，媒体和社会上的一些人往往把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波折，说成是“逆全球化”，这可能是因为缺乏历史深度，不能把握历史趋势而得出的看法。从长期的历史趋势来看，全球化不可阻挡。所谓“逆全球化”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全球化的路径选择。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在全球化的历史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对待全球化在当前面临的困境，有助于我们以淡定的心态等待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另—方面，历史的思维也需要我们以变迁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例如对概念的认识，大体上，抽象的概念或观念具有稳定性和同一性，在历史上出现的一个概念可以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仍被人们广泛引用，不过，它的内涵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平等”“民主”“资本主义”等概念就是这拌。这些概念我们—直在广泛使用，但是，自从它们山现以来，内涵多有变化，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意涵。准确理解它们的内涵，需要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厘清它们的变迁，是世界历史从业人员的责任，我们应该为社会捉供现实所需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思维。 

　　第三是要继续进行宏观历史研究，构建新的宏大叙事。 

　　“世界历史”就其本义而言就是关于“普遍的”历史，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史，也是在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历史知识体系。对于人类的历史进行总体的概括和叙述，就是这个学科的存在依据和价值所在。“世界历史“就是一种宏大的历史。 

　　人类对于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是一种内在的需要。“世界历史”，或以任何其他名义出现的关于人类发展总体进程的历史，是从来就有的，只不过这种历史编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罢了。《圣经》和历史上的基督教理论家为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提供了具有基督教性质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到近代，在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又构建了具有启蒙特点的宏大历史，这种历史给予身处现代的人们认识自己的时代和预见未来的信心，是一种直线式发展、不断进步的大叙事。最近几十年，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泛滥，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它被结构，或者正在被解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琉远宏大叙事，转而关注微观研究，微观史研究一时成为史学的风尚。以至一些人认为，历史研究现在处在“碎片化”状态。 

　　历史研究中有没有“碎片化”，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因为微观的历史研究与研究“碎片”不是一回事。有—些“碎片”的研究与研究中出现“碎片化“的趋势，又是一回事。微观史研究的兴起是史学发展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所构建的宏大叙事的修正，甚至反动。在这里，对于具有“现代性”的宏大历史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宏大历史的否定。事实上．充分的微观史研究也具有重构新的宏大历史的价值，而好的微观史研究总是与宏观历史进程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因此，微观与宏观的历史研究本来就不是互相否定和对立的关系。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当中，双方因为互相误解而使微观史研究与宏大叙事割裂开来，的确是一个事实，这大体上就是历史研究当前面临的困境之一。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宏大历史叙事是人类的—种内在的需要。我们可以解构或修正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宏大历史，甚至重新构建一个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世界历史体系，而不是在解构了过去的宏大叙事以后，就不再需要新的世界历史大叙事丁。以为微观的历史研究可以取代大历史，这种想法与那些—讲微观史研究就想到“碎片化”的人．犯了同样的毛病。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高举的显“多样性”的旗帜，宏大叙事应当包括在“多样性”之中，而且应当是众多样式的历史研究中最有魅力，最能满足人们内心需求的一种。所以．历史学在经历了整不多半个世纪的新文化史的洗礼以后，应谈呼唤新的宏大叙事。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关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如何进行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这个主题本身鼓包含了对历史进行宏大叙事的要求。“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就是对人类历史进行宏观建构，揭示宏大趋势，叙述大进程是这个专业的使命。倘若不是这样，“世界历史”的意义在哪里？世界史工作者又能如何解答大变革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