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英、朱文旭：大变局之际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轨迹

摘要：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大变局”中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聚焦世界史学术生态，可以发现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主力军，科研名家引领着学术发展动向；世界史专业刊物数量偏少、评级不高，综合刊物对其支持力度有待提升；科研院所依据人员构成、研究特色展开学科布局。研究动向方面，本年度医疗防疫史大热，学者们在资料选取上取得长足的进展，世界史和中国史交融互动，数字技术改变了学术研究路径和学术交流的途径。中国世界史研究面临亟需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时代命题，这提醒学者们在埋头实干的同时也要志存高远，学以致用。

关键词：中国世界史研究；《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医疗防疫史；世界史和中国史交融互动；数字人文

　　当下，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和变革，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的流行更使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作为一门以“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2020年度既涌现出一批“回应现实命题”之作，又有聚焦学科内生性特色、求索发展前景的宏观思考，可谓异彩纷呈。本文拟以《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年度转载论文和索引为基础，辅以世界史学科全年其他研究成果，一方面，忠实地记录世界史研究、研究者及其所属的科研单位、相关学术期刊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通过总结不同领域和方向的研究成果，揭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现状、趋势与不足。

一、世界史学术生态现状

　　研究者、科研单位和学术期刊是传统学术生态的金三角，它们共生共荣、协同发展，其中学术期刊是促进学界交流互动，构建合理有序、良性发展的学术生态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对中国世界史年度发文量、不同领域发展趋势、科研院所世界史学科建设以及相关刊物载文与转载目次等相关数据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分析。数年追踪表明，中国世界史学科年均发文1200篇，年际略微浮动；《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每年转载论文90余篇，双方互动良好。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地区国别的布局上不断优化，世界史学科“双一流”院校发展势头良好。但是，这种路径对作者群、期刊特色和科研单位的把握有待提升；鉴于此，这里将着重对上述内容进行考察，管窥当前国内世界史生态。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主力军包括在职或离退的专业学者和数量众多的硕博研究生，其构成反映了当前中国世界史科研队伍的建设。通过对近年来《世界史》转载论文作者(涵盖第一、第二作者)群体的分析，可以发现45周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所占比重不断攀升，世界史研究队伍颇具活力。以2020年为例，转载论文涉及作者共计112人次(多次转载重复计算)；按照职称水平来看，涉及硕博研究生(包括博士后)21人次、青年讲师(含讲师、助理研究员)16人次、副高级职称(副教授、副研究员)20人次、正高级职称(教授、研究员)50人次，另有5人为外国学者；从年龄分布上来看，45周岁(1975年及以后出生)的学者占据了转载论文作者群约60%。但是，作为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人数最多的青年学者群体，尤其是青年教师、博士研究生(含博士后)，他们的发文数量，特别是在高水平刊物上的发文量和连续产出能力明显弱于业已成名的专家教授。由此可见，中国世界史研究队伍中占比不大的专家教授群体潜心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持续精耕细作，进而引领世界史发展方向；人数众多的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队伍，正在成长为世界史学科厘革的新生力量。这种年龄分布结构既凸显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活力和潜力，又确保了学术旨趣的代际传承和研究队伍的平稳更迭。

　　同时，科研人员的构成还映射出科研院所的世界史学科布局和发展趋势。这里以世界史传统优势院校北京大学和新晋高校上海师范大学为例，作简要说明(详见图1)。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共分为世界古代史(7人)、亚非拉近现代史(8人)和欧美近现代史(11人)三个教研室，研究覆盖时段和区域较为广泛；26名专职教研人员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6人，50—60岁的12人，50岁以下的6人，另有2名外籍教授。即使考虑到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队伍平均年龄也偏高，少见40岁以下的研究者。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现有教授21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共42人。其中，讲师年龄集中在35周岁左右，副教授年龄集中分布在45周岁前后，这是一支年轻、颇有潜力的科研队伍。2020年，《世界史》转载论文作者所属单位为上海师范大学的共8篇，较前几年(2018年为2篇、2019年为4篇)进步显著。这是其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的科研团队持续产出的必然结果。当然，还有单位综合实力、号召力、人才激励机制和科研经费投入等诸多因素左右着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以，建立健全以人才选拔培养为中心、合理优化激励机制、重点投入特色研究领域，仍是中国世界史各科研院所未来工作的重心。

　　学术刊物是发布和展示世界史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目前，中国的学术期刊界存在着世界史专业刊物数量少、评级不高，综合类刊物对世界史专业重视程度不够等诸多问题。2020年，《世界史》转载论文来源期刊为48种，十年前(2011年)为45种；本年度转载篇目较多的期刊有《历史研究》(12篇)、《世界历史》(7篇)、《史学集刊》(5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篇)和《史学理论研究》(4篇)，前5名共占转载总量的34.7%，来源期刊多样化和转载比重均较10年前有所优化。通过比对表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集刊》《史林》和《史学月刊》等专业类历史刊物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专业性；同时也有综合性刊物刊发了一些学术质量上乘的世界史研究成果(详见表1)。此外，近年来，一些科研院所致力于推进学术交流和传播，创办了如《世界历史评论》《古典学评论》等专业集刊。不能忽视的是，世界史期刊依旧总体数量偏少，评级偏低，同其一级学科的学术定位和我国走向世界的大国学术定位不匹配。以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目录(即CSSCI，2021-2022)为例，历史学门类下收录期刊42种(含历史学、冷门绝学和考古学，其中台湾地区2种)，只有《世界历史》一种世界史专业期刊，《古代文明》和《经济社会史评论》侧重于此。即使在综合类的历史刊物上，世界史所占的版面也是偏少的。以《历史研究》为例，2020年该刊共发文75篇，世界史论文18篇，占比24%，2019年数据为28.8%(发文80篇，世界史论文23篇)，世界史的发文数量呈现减少趋势。学术刊物，尤其是高质量、高评级的学术刊物是展示学科研究成果和风向的重要窗口，中国的世界史发展亟需学术期刊的支持和助力。

图1 中国部分高校世界史教职人员职称分布图

资料来源：图1选取“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世界史专业排名前14名；依据职称分布讲师/助教、副高级职称和高级职称进行区分；数据来自于各院校公开信息；其中，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和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等相关特色机构的研究人员也纳入统计之中。制表时间为2021年4月12日，各大院校信息更新时间不同，如有遗漏，尚祈方家指正。

　　当然，也有一些有利于世界史发展的变化值得注意。国家、各级省市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越来越重视人文社科研究，世界史转载论文获得各级各类立项资金支持的比率不断攀升(见表1)：

表1 2020年《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全文转载数(率)统计

　　从2020年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切入，可见世界史的青年一代学者正在茁壮成长，传统世界史强校和新晋高校在研究队伍建设上各有考量，世界史专业刊物持续发展的同时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生态的良性运转有待三方通力合作。这样，我国世界史学科才能在“大变局”之际谋求更好的发展，满足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

二、世界史研究新趋势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回应现实命题的同时，整体研究也在平稳有序地推进。总体说来，主要有以下数方面：

　　(一)医疗防疫史异军突起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医疗防疫的历史经验。按照时间逻辑来看，学者们探究的疫情上迄公元前的雅典大瘟疫，下至19世纪末美国的霍乱。陈志强聚焦公元6世纪地中海大瘟疫，通过普罗柯比等人的传世文献再现瘟疫伊始人们的慌乱无助和恐惧，揭示了教会和医疗系统的愚昧和仓促及拜占庭帝国当局的几乎不作为，以至最终自食苦果。黑死病是世界历史上对西欧冲击最大的一次疫情，14世纪曾三次爆发，造成西欧人口锐减三分之一。李化成别出心裁地从医学知识、应对机制和社会发展变迁三个层面探究了当时的疫情防控，指出高效有序的防控体系有赖于知识、机制与社会的持续更新互动。邹翔通过探讨伦敦地区人口死亡统计表的编制和上报，反映了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应对鼠疫公共卫生行动。童德琴和沃夫冈(Michel-Zaitsu Wolfgang)合作，发掘外籍医师在日本从严密监控到许可出入，再到允许外出、教育办学的漫长过程，展示江户时代西方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过程，剖析明治维新后日本医学近代化的历史动因。近现代的疫病更具有国际性特征，往往波及多国。19世纪上半叶，一场全球性的霍乱疾疫悄然入侵巴黎。有学者将视域下移，透过环卫改革、谣言和骚乱，呈现出当时政府主导的卫生运动和底层拾荒者谋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张勇安和王光伟的研究着眼于疫情冲击下的本民族与他者、国际关系，披露了19世纪末欧美霍乱疫情之际，美国汹涌的排外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也突出了建立跨国的全球卫生防疫体系和协同打造“全球抗疫”的必要性。

　　本年度医疗防疫史、医疗社会史的大热，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现实的异动往往为历史研究提供最鲜活的论题。对照十余年前“SARS”肆虐之际的研究，彼时历史学界对医疗社会史学的关注稀少，世界史领域的相关讨论尚显单一、片面。当新冠病毒再次袭来，中国世界史学界不仅已拥有《医疗社会史研究》这样的专题辑刊持续聚焦耕耘，而且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兼具广度和深度，践行了历史学科启迪今天、昭示明天的功用。

　　(二)史料愈见丰富，研究主题不断深入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我国的世界史研究长期以来在原始史料、非英语史料收集、辨读和阐释方面存在短板，非文本史料相对匮乏。随着年轻一代的不断成长，受制于史料欠缺的研究局面逐渐改观。这突出表现为对古典语言材料的运用日益丰富、非英语文献不断被发掘和实物材料得到注重等。具体说来，蒋家瑜对赫梯王国“帝后之争”的考辨，依据赫梯语书写的楔形文字泥板的不同版本、抄本展开，并参考了大量德语、英语学界的成果。胡玉娟讨论了罗马共和国早期“天命”从贵族向平民转移(即auspicia patrum到auspicia plebeii)，其论文引注共57处，40余处直接源于拉丁文版李维的《罗马史》。正文对“平民没有天命”(nen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等问题的讨论多基于拉丁文原文展开，还对诸如“auspicia”等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史料功底可见一斑。王忠孝从铭文和古典文献出发，认识罗马帝国早期的疆域观念变迁；张子翔细致梳理了奥维德《恋歌》在西欧的流布史；许明杰基于大英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THA)馆藏手稿和议会档案(PROME)，诠释了1381年剑桥骚乱所折射的英格兰王权。这些成果表明，依据古希腊语、拉丁语和中古英语等非现代语言的史料立论，愈发成为古代和中世纪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同时非英语史料的运用也愈发丰富。还有学者创造性地发掘钱币、图像等材料的价值。原始史料的占有和运用不再是束缚世界史学者的关键因素，其中一些佼佼者与国际同行相比亦不遑多让。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原始史料的收集、占有、选取和解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过往学人长久积淀和青年一代茁壮成长共筑的结晶。

　　学术史是把握学科动向、盘整反思的不二法门。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帝国史复兴势头明显，中国史学界对此有所关注和讨论，《史学理论研究》专门组稿对“新帝国史”进行回顾与反思。刘文明认为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具有整体视角、历史比较、网格视角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特征；李友东通过考察“历史中国”在西方学术范式中内涵变迁，强调本土内生性历史解释逻辑的重要性；魏孝稷概述了英帝国史研究的“后殖民转向”。1990年代以来日本内亚史学者改用“中央欧亚”(Centural Eurasia)来指代他们言说的地域，杉山正明等日本“中央欧亚学派”学者观点有进入汉语世界之势；鉴于此，钟焓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40年代后日本内亚史的流变，指出这种忽视汉文史料“重写以内陆亚洲(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进而将中华文明边缘化的取向，其立论标准严重偏颇、主观臆断色彩浓厚，其结论绝非中正、客观。李鹏涛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后非洲史学界运用“黑色大西洋”解构大西洋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视角，进而突出非洲对跨大西洋联系的形塑。李剑鸣认为美国史学家引入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改造政治史研究，拓宽了传统政治史的空间和理路，发掘出诸如政治精英文化、大众政治文化和政治亚文化等全新的研究课题，这或可为本土政治史研究提供灵感和范例。还有不同领域的学者检视了百年来(1878/1933-2018)中国的俄国史研究、2000年以来法国学界的抗战史研究、美国的跨国劳工史等学术史。

　　各种形式的书评在本年度受到关注。概因专业刊物种类少、版面稀缺，为了防止书评沦为专家学者间互相“抬轿子”的工具，故专业刊物上的书评不甚多见。但诸如《经济社会史评论》《全球史评论》《医疗社会史研究》和《新史学》等辑刊依然为该文体留下了一定空间，其引介新观点和评论反思的功用得以彰显。朱孝远注意到“意大利为近代欧洲第一个产儿”的说法，他综合考察布克哈特的其他著作后，指出前者是布克哈特“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命题的一部分，将布氏的文本纳入“人的发现”的语境之中，认为布克哈特旨在为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培育有个性的创新型人才。李剑鸣运用时空视野考察奥特斯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提出其所建构的19世纪世界图景虽仍强调欧洲的中心地位，或以欧洲为中心考察19世纪的演变，但这没有导向、也不等于“欧洲中心论”。王希围绕着“方纳与他的时代”，为后者的著作《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作序，竭力传达“时代造就学者，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学者”这一观点。还有学人就英国宪政史、法国历史人类学、新资本主义史和殖民史研究的前沿或经典作品展开讨论。上述研究大都超越了传统书评“作者简介、内容梳理和点评”的写作范式，对多个文本、具体命题或文本背后的学术理念变迁进行剖析，谋求新知的同时也为书评写作的与时俱进作出切实的努力。

　　议题的深入集中表现为研究主题在学术框架内细化、重大议题推向纵深和发掘新论题等数个层面。其一，论题常常于细微处见真章。胡传胜深入考察古希腊法庭修辞术的范本——安提丰的《四联辞》，指出该书标志着雅典法庭修辞术走向成熟。还有一些研究生动地诠释了“小题大做”。晏绍祥通过阿吉纽西审判披露城邦的痼疾；学者们基于对国王圣化礼的考察，发掘盎格鲁─撒克逊原始王权到基督教神权的让渡等。其二，主动回应重大问题。利用多学科互动的研究方法，对本学科基本问题、经典命题和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讨论，往往能带来整个学科或某一细分领域的变化。刘德斌着眼于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这两个有所区别而又紧密联系的学科，指出历史学界对“国际关系”、族群部落等共有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助力构建国际关系学科群。西方政治学如何兴起是希腊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和伦理学开创了西方政治学。黄洋挑战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从公元前470年代开始，希腊知识群体便广泛地参与政体讨论，他们对不同类型的政体进行区分、提出何谓最好政体的问题；这一传统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接续，并在苏格拉底影响下引入政治伦理，最终开创了西方政治学。欧洲文明有没有根本性、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内核，它形成于何时？侯建新对此作出回应，他认为欧洲文明成形于中世纪中期的标志是“元规则”建构完成；后者包括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和生命权利，这些始基性的规则使西方成为西方。另有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同盟政治的关系、东哥特王国罗马化、中古早期欧洲政治发展道路等问题讨论也颇具特色，此处不再一一展开。其三，尝试开辟新的议题。陈志强将城市史研究推向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千年首府——君士坦丁堡，发掘其多元功能。周保巍用思想史的视角对现代早期的商业社会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高屋建瓴地构建了“善变”的商业资本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史宏飞另辟蹊径，对美国1946年原子能立法进行多角度剖析。在冷战史和苏联研究方面，前者同性别史互动，研究视角多元化；学界对后者的讨论在地域和主题上也有所推进。除此之外，传统经济史、政治史和外交史也在持续推陈出新。

　　(三)世界史与中国史的交融互动

　　环境史研究出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融互动。这是整个历史学界的研究趋向，也是未来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侯深的研究发展了由亚当•罗姆提出、保罗•萨特丰富的“环治国家”(environ-mental-management state)概念，将美国环境治理的历史划分作自由放任、建立“公地”和国家立法加强对公民行为管理三个阶段，进步主义和1960年代正是其分水岭。还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传统讨论较少的北美西北草原，透过毛皮贸易的兴衰，再现这片土地之上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程晶认为，1964-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巴西城市环境治理的历史演变历经了从“欢迎污染”到“控制污染”再到“改善环境”的转变。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沟通在其他时段、主题的研究中也有所表现。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李恭忠从东亚史乃至20世纪前期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浪潮出发，考察1919年韩国“三一运动”在中国反响和回音，指出“三一运动”对中国民族主义提供的激励与借鉴，以及“弱小民族”反帝国主义的联系和互动。徐冠勉用全球史的视角解答“近代早期海外华人间流通货币”的问题，系统地重现了15-19世纪华人钱币在南洋的变迁，由此揭示这段尚不为人熟知的全球史。另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作为朝鲜半岛南部族群共称的“韩”，是西汉真番郡撤置遗民同辰国族群融合的产物，“韩”号的建构与解构均发生于汉魏王朝在半岛的统治下；早期(1819年以前)新加坡港口的兴衰同海上丝绸之路的变迁息息相关。由此可见，一些跨区域、全球史的议题天然地衔接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两者的分野在历史学联系发展、综合化趋势愈发显著的今天开始淡化。

　　世界史的研究也在积极地借鉴吸收本土史学成就。许明杰的研究多处吸收本土中国史学者的成果，诸如运用王汎森的“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阐释中世纪英格兰君主的“软权力”；借阎步克描绘中国古代皇权的“集权君主制”解释中古英格兰王权实际运作时体现出的克制与妥协并存，进而提出“妥协式集权君主制”的概念。这并不是个例。刘寅在考察加洛林政治文化时，曾引入邓小南论宋代“祖宗之法”时发挥的“说法”一词，用之指代替换“政治语言”。同时，本年度《历史研究》组织笔谈“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旗帜鲜明地凸显了两者交融实为学术进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变化极大扩宽了中国史研究的视野和场域，减轻了此前“中国-世界”截然两分的割裂感。此外，成果丰硕且历史悠久的中国史学研究是中国世界史学者具有的独特优势，积极汲取中国史学给养，运用中国视角研究、讨论世界史无疑是中国世界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数字技术助推世界史研究

　　数字技术对世界史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促进研究方法多样化和探索学界交流路径两个层面。一方面，以数字人文为代表的多种研究方法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世界史学术界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跨时空的学术界交流，视频会议讲座大行其道，改变了学术研究的传统形态。

　　数字人文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世界史领域业已有不少学者运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本年度，有学者以“苏维埃时期档案”数据库为中心，对该数据库成立的动因和构成进行简介，明确其对苏联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意义。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姚百慧分享了查找美国外交档案的三种思路，即时间、机构和主题。受研究主题、数据库和分析工具的限制，数字人文在世界史领域并不多见，如今亦有学者批判这种研究路径“抛弃人性”；但这不能抹杀“大数据”之于世界史研究的意义，我们应当对此持开放态度，鼓励学者依托海量资源解答诸如“群像”“人口统计”“死亡数据”等特定问题。

　　同时，还有诸多研究取向值得关注。历史记忆、历史书写、观念、思想等议题愈发丰富多样。金寿福依据文献指出古埃及各个时期关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叙述模式惊人一致，其叙事模式随书写者立场而变。诺曼征服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学者们着眼于此事的历史书写，发掘出不同于片面强调“诺曼合法性”或创伤之外的“中间路径”。罗冠群运用拉丁史料揭示受害方对“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书写。李腾基于对《皇帝编年史》中帝国理念和政教关系的考察，指出该书反映了12世纪方言历史书写的世俗化和教化的实用性特征。不同历史时期的观念、概念、思潮和形象受到关注。美国学者科齐奥尔注意到当前学界对中世纪“和平”的解读陷入误区，撰文予以辨析。黄艳红接连考察了塞尔维亚民族记忆中的科索沃传奇和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有学者将司空见惯的“爱国主义”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以明治天皇为中心剖析日本立宪君主制下虚实之间的天皇权力；讨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开国”和“攘夷”并存的矛盾性格等问题。

　　数字技术对世界史学术交流的影响尤为深刻。新冠疫情在2020年初袭来，“网课”“在线会议”成为日常教学、同行交流的主要途径。2020年1月23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在网络上发声“关于全球疫情史，问吧！”。一周后，面向公众的通识性访谈《世界历史上的疫情与应对》登录网络，这是世界史专业学者对新冠疫情最早的回应。此后，随着网络复课的推进，世界史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纷纷在线上进行。“云端”丰富了世界史知识传播的路径，受众数量显著增长；同行之间的交流更加直接、频繁。

三、反思与展望

　　伴随着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持续推进，一些问题随之暴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一些论文不时出现翻译腔，人名和专有名词翻译不严谨。史学论文的写作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抗日战争研究》已邀名家专论。对于世界史学者来说，如何对外文材料进行妥帖的翻译处理值得反复推敲。历史人物和专有名词的翻译当遵循学界共识。其次，少见争鸣。当下学界多见学者据旨趣、专长选定某一主题或领域深耕，进而拓展升华。这本是常见的治学之法，但世界史天地广阔，不少时段、地区和主题的研究参差不齐，具体到细分领域和议题则难以形成有效的讨论和争鸣。复次，议题多重实证，升华不多。实证性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这种传统在世界史领域亦颇为深厚。在西方史学界理论范式层出不穷、各种命题论断令人眼花缭乱的今天，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略显平淡。最后，中国世界史研究尚未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可以预见，中国世界史阐释路径或阐释学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朱孝远曾呼吁“中国的世界史阐释学要发展，一定要有提出命题的意识。……一是不在国际学术分工链的中低端做学问；二是需要提出原创性的重大理论，解决瓶颈问题；三是建立世界领先的新学科，扬长避短……做我们擅长的学问等”。

　　一些学者也曾撰文思考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进路。董欣洁认为中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构建有赖于世界史研究、编撰和教学的共同推进。她认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陈恒立足学术全球化的当下，要求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构建中国世界史的三大体系；加强对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分期与主线等重点领域的研究。李隆国为世界史研究找到书目、年代、地理和人名四把钥匙。毋庸置疑，学者们展望的学术前景广阔，是中国世界史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

　　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中，志存高远的同时切忌好高骛远。面对当下诸多学科层出不穷的“中国学派”，已有学者作出冷静的思考。作为世界史从业者，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强化自身的语言能力、检索能力和写作实力；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密切追踪学术前沿动向，扩大学术影响力；踏实地走在学术的大路上，选取富有学术价值的议题和领域持续深耕。最后，积极吸收中国史学的给养，通过坚实可靠的研究提出真命题，采用中外融通的办法回答时代之问，缔造富于原创性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

　　（注释略）

（作者：柴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学科执行主编；朱文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