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占军：世界史视域下的国别区域研究

　　近十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肇始于世界史学科建言的国别区域研究异军突起：国内高校纷纷设立研究基地，成立国别区域研究院，其他类似研究中心更是如雨后春笋，发展势头令人瞩目。由于国别区域研究属于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目前学界正在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其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建构和解读。那么，与其关联密切的世界史学科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国别区域研究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国别区域研究是如何形成和演进的？世界史学科参与国别区域研究的优势和路径何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关注和认真思考的。

一

　　放眼世界历史进程，欧美的国别区域研究发端于近代早期欧洲列强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成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期间的全球争霸与区域争夺，是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帝国之学或大国之学，其内生动力来自了解外部世界的现实需求。

　　当今学术界普遍把国别区域研究视为一国对域外知识体系的建构，但对其内涵与外延尚无公认的精准定论。笔者认为，国别区域研究的定义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国别区域研究泛指以国家或区域为单位，针对国情和域情展开的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文化等领域，核心是针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知识体系的获取与建构；狭义的国别区域研究则是指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特殊国情或域情开展的应用性研究，包括国家和区域治理方面的战略性研究、针对突发事件的对策性研究、围绕热点进行的信息类研究以及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基础性研究，其重心在于对域外信息的获取与利用。

　　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国别区域研究都是围绕从本国发展需要而开展的对域外知识的探究。由于域外知识体系的复杂性，相关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协同才能取得成效。事实上，无论是早期英法等殖民国家开创的“东方学”“埃及学”“斯拉夫学”之类的研究，还是冷战期间美国倡导和推动的国别区域研究，都彰显出“跨学科”是国别区域研究的显著特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先生曾撰文指出，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别区域研究”，“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别区域研究机构，如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平台，其成果涉及许多学科和领域。从这个角度看，国别区域研究开拓了知识创新的新天地。

　　从本质上讲，国别区域研究源自世界整体化进程中各国顺应对外交往中的现实需求而对域外知识的一种常识性探究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这种知识探究涉及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等人类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互动交流的产物。针对这种互动产生的知识创新研究，是一个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局部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二

　　反观新中国的学科发展，世界史是最早涉及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之一，其时代背景是中国对了解外部世界发展进程的渴望。新中国探究域外知识的起点可以前推至20世纪60年代，迄今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我国出于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需要，曾在多所高校设立过一批专门研究外国问题的研究机构，比如美国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等，其主要工作是翻译外国资料，如20世纪70年代翻译出版了皮书系列，30多个单位的学者先后译介了210余种国别区域史的著作。不过总体来说还谈不上“研究”，而且这些机构在“文革”开始后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前十年。这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断增设专门研究国别和地区的研究所，如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等；各高校也培养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从国别区域研究的角度看，该阶段的研究还主要局限在基础研究，对策应用类研究并不突出，涉及各国和区域历史的世界史学科仅仅是历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难以对接国别区域研究的需要。

　　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至今。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国际交往也日趋广泛，此时的中国比以往更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2011年世界史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此举催生了世界史研究要覆盖全球国别和地区的动议，旋即揭开了第三轮国别区域研究的序幕。2011年底，教育部正式启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鼓励和支持国内高校开展国别区域研究。截至2021年，教育部共批准设立了42家培育基地和400多家备案研究中心，基本实现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基本区域的研究覆盖。至此，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必须指出的是，第三轮国别区域研究基地建设十年来，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研基础薄弱，缺乏强有力的学科支撑。如上所述，国别区域研究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前沿问题研究，在突破学科壁垒、推进交叉学科创新、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受到现有学科体制限制，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从理论上讲，目前国别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使得几乎各学科都有介入的空间，但实际上由于缺少学科定位，相关的研究者只能依托各自学科进行研究，因此很难完成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全方位的了解和全面的研究。事实上，国别区域研究要健康发展，必须夯实其学科基础。从学科建构的角度看，“国别区域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使其可以归属于新兴的交叉学科。值得庆幸的是，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明确提出要建设新的交叉学科门类，这为国别区域研究获得独立的学科支撑带来了希望。

　　第二，研究力量分散，学科水平参差不齐。目前高校参与国别区域研究的师资主要分布在世界历史、外国语言文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学科和方向，大家习惯从本学科的角度去解析研究对象，不擅长多学科协同合作开展研究。另外，科研成果的质量往往取决于各学科原有的基础，彼此之间的水平有所差异，客观上限制了国别区域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第三，跨学科协同研究缺乏机制保障。跨学科协同需要研究者跨越院系单位、学科专业等各种体制机制的界限，这对于大多数缺少协同经验的国别区域研究团队来说难度非同一般：一方面是高校基于学科划分的考核机制难以逾越，另一方面是协同研究的范式和评判标准等尚未统一。因此，未来国别区域研究要想取得更大的进展，必须在跨学科协同研究的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取得突破。

三

　　世界史学科在探究域外知识方面的前期积累，为其率先深度参与国别区域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国别区域研究则为切实发挥世界史的资政功能、拓展社会服务提供了路径。

　　概括地讲，世界史助力国别区域研究的自身优势有三：第一，历史学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和洞察现实问题的本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线索。每个现实问题都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因此从历史中追根溯源可以帮助我们认清问题的本质。第二，史学训练可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奠定能力基础。现实问题研究需要广泛收集材料和信息，史学研究用材料说话以及言必有据的专业训练，可以为国别区域研究打下坚实的资料收集以及分析论证基础。第三，史识积淀可以为研判现实问题走向提供长时段的历史洞见。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预测需要材料依据，更需要见识和智慧。丰富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历史发展脉络和走向的长时段把握，有助于帮助我们研判形势，提升对策建议的准确性，这是史学资政的重要功能。

　　总之，国别区域研究作为世界整体化进程催生的一门应用性强的学问，既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性探索，也是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体系建构。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转变，现代意义上的国别区域研究在中国也刚刚起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别区域研究既是世界历史发展自身逻辑的产物，也应该是世界史学科大有可为的用武之地。

（作者：梁占军，系教育部国别区域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