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

摘要：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主导建构了服膺西方利益的人类文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既从道义上宣判了西方定义的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又从历史主义维度承认了其进步性。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为人类文明的重建提供了一线希望。但是，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中，人类文明的重建在实践上是艰难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立一种与世界大变局相适应的人类新文明，是全世界的唯一选择。重构人类文明的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是当今世界重建发展理性、治理理性、交往理性、安全理性的基本遵循。新的终将突破旧的，人类新文明终将自觉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新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98─99页）。21世纪，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的贡献，更突出地表现为对于文明的贡献，即在世界大变局中自觉参与人类文明的重建，积极引领人类的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全球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维系共同体的秩序，有赖于形成普遍遵循的共同体规则，即人类文明。美好的全球共同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构各个国家普遍认可的人类文明。本文所讨论的人类文明，不是指某种单一的文明形态（如基督教文明），而是专指世界普遍交往中共同遵循的交往理性、文明规则，即“共同的公理”。在全球社会中，国家间要跨越对立，负责任地行动，前提是遵循国际交往理性，服从普遍认可的文明规则。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人类文明的出场?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世界历史的出场，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作为国际交往共识的人类文明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结果。

　　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各个国家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呈现为原子式的个体，无法结成现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即全球共同体。“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国家是松散的、静止的国家”（王沪宁主编，第579页），“国际社会也是隔绝的、静态的，国家之间不存在不可或缺的交往关系”（同上，第580页）。国家间的交往是有限的，不同文明的交汇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存在现代含义的国际关系，因而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这一时期，每个民族的活动构成其民族的历史，该历史只具有地域性的意义；每个民族的文明都表现为地域性文明，该文明只具有地域性的价值。所谓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论”都是不存在的。

　　天涯成比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打破狭隘的地域界限；单一国家的活动逐渐走出闭塞或半隔绝状态，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同上）；原子化的国家逐渐结成一个整体，超越地理边界的全球共同体正式走进历史舞台。封闭孤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任何国家和民族唯有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普遍交往关系中，全方位地参与世界竞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才有希望和未来。

　　一旦走进世界历史，走进普遍交往的“地球村”，人类达成某种交往共识即“村规民约”的需要就变得尤为迫切。也就是说，各国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基辛格，第489页），需要建构基于普遍共识的人类文明。这是一种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的文明观。人类文明就其理想价值来说，应该成为全球社会的共同信仰、全球治理的基本遵循、普遍交往的行为准则；缺了它，国际交往就没有章法，共同行动就难以存续，世界秩序就会陷入某种混乱状态。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接受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时，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作为全球共同信仰的人类文明，本质上说不应该是某种单一文明的世界化，而应该是不同国家文明的调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强大国家往往掌握着塑造人类文明的主要权力，将一己之文明提升为人类之文明，将地域之规则膨胀为“普世”之规则；而弱小国家的文明则在夹缝中生存，沦为边缘性的存在。

　　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人类文明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西方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基本底色。世界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西方文明超越地理边界而获得普遍性的历史。大航海把世界各国纳入一个单一“体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把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西方膨胀为“世界”的同时，其启蒙价值亦走向了世界，“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人类文明进入了西方主导的时代，“西欧从根本上重新改易了人类地理并在全球共同体上打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哈佛燕京学社主编，第78页）。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将剥削和压迫输出到世界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移植于世界。直至20世纪上半叶，全球化进程皆突出地表现为西方化。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寒指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具有双重性质：一是猎取、奴役和殖民的全球化；一是西方价值的全球化，“现今世界已拥有一个世界文明，它源于西方文明，是其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互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一些普遍价值”（同上，第127页）。可以说，西方与资本“合谋”构建了传统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理应如何发展”的设计者、主导者、推动者，把非西方国家纳入统一的历史进化路线图和文明谱系中，以己之文明解构非西方文明，试图参照己之模样建构一元的文明世界。

　　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本质上是非正义的。这种以资本为原则的人类文明，其基本性质是贪婪的和“进步主义的”，是征服的和“权利主义的”，是开发性的和“扩张主义的”。这是一套具有进攻性的综合知识框架，总体上服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从资本扩张的逻辑，服务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这种人类文明的理念在运行过程中外化为全球性政治、经济、安全、法治体系，导致世界日益二分为对立的两极：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非西方，自我界定的西方与被他者界定的非西方，作为主体和中心的西方与作为客体和边缘的非西方，作为典范的西方与作为追随者的非西方。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到处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力图“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西方的地域性文明第一次披着“普世主义”的面纱，超越地理的边界，上升为世界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

　　西方定义的人类文明，初步确立了全球社会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为增进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主导建构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首先在它的诞生地遭遇合法性危机。即使在今天，这套文明规则依然构成诸多矛盾的深层次根源，西方主导的世界仍然是一个非正义的世界。西方订立了“高尚”的原则，却常常不在国际交往中无条件地实践这些原则。双重标准是西方的首要标准，霸道逻辑是西方掌控世界的重要逻辑，重构人类文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紧迫任务。

二、世界正义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解构非正义的人类文明，寄希望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既是进步的，又是非正义的，两者比较，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进步”高于“正义”。

　　西方建构人类文明的过程，也是西方文明殖民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不具有历史正义性和程序正当性，但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从进步论的角度看，殖民扩张启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开启了现代性文明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一方面控诉资本的肮脏；另一方面高度肯定其“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肯定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推动世界普遍交往的伟大意义。比如，就前者而言，英国的侵略扩张“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79页），“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同上）；就后者而言，不列颠对印度的征服为印度打开了世界市场，这个神话中的国度同西方文明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时说，“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683页）。黑格尔也认为，文明民族对野蛮民族的战争和争端，“是争取对一种特定价值的承认的斗争，这一特征给这些战争和争端以世界历史的意义”（黑格尔，1961年，第404页）。概言之，西方侵略对于印度而言虽然是其民族灾难，但也打破了其封建主义的禁锢，为其带来了近代文明，使其走进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依此来看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西方文明在全球凯旋之时，却正在经受其内部的危机，而它的完成揭示的却是它自身的贫乏”（哈佛燕京学社主编，第135页）。改造非正义的人类文明已经刻不容缓。

　　根本改造非正义的人类文明，从来都不是依靠真理和道义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归根到底取决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特别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实力格局相一致”（王沪宁主编，第599页），国际文明秩序也与国际实力格局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明规则制定的焦点不在于“谁的主张在理”，而在于“谁主张”。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世界中，颠覆代表西方资本利益的文明规则和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终结其统治地位，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指引了世界范围内的正义运动。社会主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类文明的重构迎来了历史性机遇。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一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总体弱小，难以实质性地重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西方阵营多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社会主义阵营多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国家，苏联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与作为西方阵营核心国家的美国相距甚远，其巅峰时期的经济体量也不过为美国的60%左右。冷战后期，苏联内忧外患，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已经无法跟上美国的发展节奏。美国则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迅速拉开与苏联的距离。国际规则的塑造、人类文明的建构，关键取决于实力。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构以来，西方凭借绝对实力掌握世界的文明塑造权，但这并不代表其掌握全球最多的真理权。比如，经济交往中的“丛林法则”、全球治理中的“几方共治逻辑”、东西方互动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交汇中的“文明优越论”、制度比较中的“历史终结论”等，明明是强词夺理，却大行其道--皆因实力所致。马克思早就指出，“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80页）。西方掌握了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也就掌握了建构人类文明的主动权。

　　第二个原因是，冷战将世界分割为政治对立、经济独立、交往孤立的两大阵营，这不仅无法形成普遍的世界交往和融通的国际规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文明间的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经济上形成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沿着意识形态的边界，横亘着一幅贯穿欧洲大陆的“铁幕”，阻隔了国际交往的普遍化，也切断了两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亨廷顿认为，冷战期间，一个是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这两个集团展开了一场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参见亨廷顿，第6页）美苏两大集团的对立，从根本上说，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国际秩序观、制度观、文明观、价值观的对立。冷战期间，世界交往以集团划界，全球社会在经验事实上是极为有限的存在或者说不存在，重构全球文明共识是不可能的。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基本价值，奉行大党大国沙文主义思维、国强必霸逻辑以及大国主导的治理观，与西方建构的人类文明殊途同归，难以从本质的高度开掘出新的人类文明和国际交往规则。因此，作为与美国并立的另一个霸权，苏联（晚期）与其说是过往人类文明的解构者，不如说是“继承者”。

　　第三个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世界重回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人类文明重建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它标志着冷战以美国完胜而告终，西方建构的人类文明大获全胜，再次主导了人类的交往活动。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世界主流舆论均将苏联的解体与西式自由民主制的普遍胜利划等号，“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20世纪，尽管西方近代先贤所界定的人类文明不断地遭遇挑战，但并未从根本上被颠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倡导的文明理念，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倡导民族平等、不干涉内政、不结盟、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诉诸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等，难以从整体上彻底颠覆西方建构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

　　第四个原因是，20世纪，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长期未能靠近世界舞台中央，难以实质性地参与到人类文明重构这一历史性事业之中并担当重要角色。人类文明建构有其独特的衍生逻辑和运行机理，其核心是三原则：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者正相匹配是理想，二律背反往往是现实。此处所说的二律背反，乃是指占据实力最高处的国家，不一定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反之亦然。当三者出现“背反”时，实力原则高于真理原则、道义原则；谁拥有了压倒性的硬实力，谁就拥有了压倒性的规则制定权，这是由过往历史证实的人类文明建构的逻辑。过去几个世纪，强权国家主导塑造了人类文明规则，但并不代表这套规则就是正义的。因此，寄希望于边缘国家来改写西方主导的人类文明，重构符合全球正义原则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是不现实的。

　　当然，尽管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20世纪末，西方主导建构的文明格局从未真正松动过，但马克思主义还是以其鲜明的劳动人民立场、人类解放立场、人类正义立场，为人类文明的重构指明了方向。这些原则立场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势，其在21世纪依然具有现实性，毕竟“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比既成的历史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吴晓明，第5页）。

三、世界大变局：人类文明重构的历史契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重构的契机。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已经由世界历史的推动力沦为全球化转型升级、国际合作共赢的文化阻滞力，沦为迟滞世界大变局的极端保守因素。

　　世界大变局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动向，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世界大变局，就其表面来说，表现为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迎来“东升西降”的重要拐点；全球治理由西方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国际权力在西方大国间来回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产业革命深入推进。就其本质维度来说，标志着西方中心论正在走向破产。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主导了全球性议题的解释权、话语权，人类文明不过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格局调整的主要牵动因素。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仅仅意味着其经济的成功，在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崛起，西方中心论横行世界数百年后第一次面临真正的挑战。中国的成功，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是正确的，证明“历史终结论”“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是错误的，证明“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西方化”“现代社会=西方社会”是彻底的虚妄。特别是在大疫情时代，中国的发展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优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充分释放，西方书写世界历史的能力、传播启蒙思想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世界的能力受到了挤压，西方知识体系、话语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解释危机和话语权危机。

　　世界大变局根源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东升西降”是21世纪不可遏止的大趋势。随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整个上层建筑和国际体系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这是世界历史演化的基本规律。全球经济秩序、治理体系、安全秩序、文明格局的变革，科技制高点的争夺，归根结底是力量的博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习近平，第259页）然而，既有全球治理格局不能顺应这种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中坚力量。在金砖国家的推动下，人类文明中的非西方元素在增加，西方文明的权重在减弱，“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亨廷顿，第71页），新兴市场国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同上，第110页）。整个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的盲从畏惧时期已经结束，自立反驳时期已经开启。它们在伸张自己文化价值的同时，拒绝西方价值观的霸凌。

　　中美战略博弈是世界大变局的主角。“东升西降”的核心是“中升美降”，中国是增量，美国是存量，中美相交是左右变局的主要变量。中美战略博弈，从表层来看，表现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国家实力之争，如贸易赤字之争、科技主导地位之争，未来还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从深层来看，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早已断言，中美之间“是一场有关文明的较量”。数十年来，美国的假设是，随着进一步开放，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西方道路，但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超出了西方“政治雷达”的探测范围，中国没有如韩国、日本那样，走上西方期待的道路。从终极来看，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之争。人类世界终将走向多极化，国际关系终将实现民主化，大国唯有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一条路。然而，美国选择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谋求霸权永续和单极世界。基辛格承认，美国“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基辛格，第297页）。奥巴马在任时公开宣示，“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作为霸权型国家，美国无法接受一个实力不断靠近甚至有望反超的社会主义中国。

　　世界大变局呼唤人类文明的重建。今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交往日益普遍，一个更加活跃的全球社会初现端倪。世界大舞台迎来了不同民族、种族、宗教、语言、肤色的新成员，基于西方利益的游戏规则已经不合时宜，人类文明迫切需要进行革命性改造、颠覆性重构，建构一种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游戏新规则和基于全球普遍共识的人类新文明。这种人类新文明，商戈令称之为“全球文明新理念”。他认为，如果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那么，五大洲的成员共聚一堂，“避免文化冲突和危机的唯一前提，就是确立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文明新理念”（哈佛燕京学社主编，第276页）。也许今天我们尚且无法确定这种新理念的全部内容，但可以断定，它只能是人类性的，遵循共同性、共识性原则。各民族的文明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或交叉地带，这是人类新文明可能出场的地带。尽管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紧张、不和谐的音符，但超越这种不和谐、建立普遍认可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一直是不可低估的大趋势。全球化蕴涵着跨越文明隔膜的解构潜力，新兴市场国家积蓄了巨大的建构动能，各国人民携带着本民族的文明基因聚合到世界大舞台，在世界地图上重新绘制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和文明观念，在国际交往中重新建构普遍接受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人类文明有望摆脱单一的西方性，迎来以全球共识为基础的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的重构，其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传统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都是由西方大国主持制定、颁布和实施的，人类文明是西方主导建构的，本质上是“西方”的。但正如全球经验事实所呈现出来的，“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同上，第134页），它的民族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丛林法则”拉大了南北的发展距离，它的现代化策略未能开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前景，它的安全哲学给世界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它的齐一化思路导致各国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日益强化的“西方/非西方”的文明边界意识将人类引向深层次的危机与恐惧之中。因此，世界大变局，最根本的是推动规则的变革、文明的重构。新型全球化、世界大变局都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的牵引而独自完成，能达成什么样的文明共识，将会深刻影响我们时代的生存品质、深刻改变未来世界的整体面貌。

四、“世界之问”：人类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

　　进入21世纪，以西方文明为底色的人类文明正面临危机，重建人类文明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事业。主导了几个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21世纪遭遇极大挑战，美国及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亨廷顿，第199页），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今天，单一的西方文明不可能继续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和希望的本源”，也不可能是新型全球化时代面临问题的“解决办法”。人类需要共同努力，遵循“美美与共”的原则，敞开“美人之美”的胸襟，贡献普遍认可的文化资源，重构与世界大变局相匹配的人类新文明。

　　人类新文明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而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重构人类文明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当今世界的共同难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的问题，概括起来无外乎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世界赤字是表象，赤字的背后是文明理念，赤字的本源在哲学。非正义的世界根源于非正义的文明。世界赤字的产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密切相关。

　　其一，线性进化的发展理性与共同发展的普遍期待相背离，这是当今世界发展赤字产生、扩大的哲学根源。现代化的方向无法绕开，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可以选择。发展不应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丛林法则”不应是国际的通行规则，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才是全球的首要价值。然而，西方的“发展”概念“构建的却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神话。它是一架疯狂的西化发动机，一个北半球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南半球）的殖民工具”（哈佛燕京学社主编，第132页）。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的“发展”逻辑，忽视了西方自身正深陷于发展危机中。线性进化的发展理性，其实质在于西方大国垄断发展优势，不仅无法指引欠发达国家走出发展困境，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发达/发展”的二分结构提供合理性辩护；不仅无法引领世界共同发展，反而成为全球发展赤字的哲学根源。因而，要解决全球发展难题，首要的是重估西方的发展理性、重构全球的发展理念。正如赛尔日·拉杜什所说：“正是应当对这些西方的（发展）价值重新进行评价，才能找出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答案。”（同上）

　　其二，大国共治的治理理性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相背离，这是当今世界治理赤字产生、扩大的哲学根源。在西方“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逻辑中，治理主体永远是少数西方大国，西方大国奉行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罔顾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没有边界的权力往往导致自我放纵，即一种以牺牲世界和谐为代价的自我中心主义。西方在西亚、中亚、北非制造的事端，已经体现了这一点。进入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战略重组。少数西方大国治理世界完全背离全球正义原则，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改变全球治理观念势在必行。

　　其三，利己主义的经济理性与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相背离，这是当今世界信任赤字产生、扩大的哲学根源。经济全球化客观上产生了作为整体的公共空间，形成了关乎全人类的公共利益。各个国家要保全这个整体的公共空间，维护其正常秩序，就必须让渡一部分自身利益，以服从整体利益。然而，悖论在于，“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但是世界主义却越来越淡化”（同上，第173页）。应当说，自黑格尔主义以来，世界主义通常是主流传统。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化二重效应显现特别是负效应被放大，西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高涨--压制世界主义，强调本国利益至上。霍布斯鲍姆指出，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是“生存竞争”的世界，“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中，唯有‘适者’能够生存。适者不仅有权生存，而且有权统治。……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其余部分，便成了他们的盘中餐”（霍布斯鲍姆，第136页）。近年来，个别西方大国发动贸易战，肆意退群、毁约，罔顾全球公义，奉行单边主义，挑战外交共识，维系世界普遍交往的全球信任体系濒临崩塌。长此以往，整个世界或将退回至康德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这是全人类难以承受之重。

　　其四，自我至上的安全理性与普遍安全的世界梦想相背离，这是当今世界和平赤字产生、扩大的哲学根源。西方逻辑假定国强必霸，强国的使命就是建立地区霸权乃至全球霸权，霸权国家领导世界有利于世界和平，多极化只会导致纷扰不堪。基辛格说，“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全世界提供了安全盾牌”（基辛格，第475页），但他显然忽略了美国给全世界带来了多少战乱。美西方奉行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亨廷顿，第15页）；奉行自我至上的排他性安全观，以牺牲别国的安全为代价维护自身及盟友的绝对安全。然而，在全球共同体中，安全问题早已超越国界，相互依存早已成为事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习近平，第484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罗尔斯的《万民法》，都试图为寻求世界永久和平制定若干原则。然而，构筑太平世界这个任务迄今尚未完成。西方一贯奉行的“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结盟安全论”绝非构筑太平世界之良策。

　　人类文明重构的根本目的在于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控制，为化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文明指引、价值遵循和行为规范。人类新文明不是只有一方认可，而是东西方普遍认可，体现最大公约数；不是只代表少数国家的利益，而是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体现共赢共享原则；不是只有一种文明色彩，而是多种文明色彩的和合，体现美美与共原则。在人类新文明的重构中，大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大文明传统是建设未来的最宝贵的资源”（哈佛燕京学社主编，第404页）。人类新文明的建构，归根结底依靠各国的“合力”。假以时日，人类新文明不仅会改变全球的经济政治话语，还将重新定义全球化、现代化，改变全世界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

　　进入21世纪，人类正走向一个崭新的全球世界。这个世界缺少的不单是行动规划，更重要的是能够指引行动方向的原则。这个原则应当是总体性的，具有哲学高度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这个原则，确立这个原则，实践这个原则。

　　中国走向复兴是21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资本文明统治的世界中，创生更高水准的新型文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是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应有之义。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黑格尔，2011年，第58页）伴随着走向复兴，中国“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吴晓明，第9页）。今天，世界在思考，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发展模式、价值观念上日益自信的中国，将为人类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为重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作出什么样的文明贡献。

　　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人类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元哲学层面的人类文明新理念，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是指引未来道路的最高理念，是为中国所把握的世界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是对传统依附格局的“破”，是对优化全球治理的新思维新理念的“立”，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其一，在治理主体上，从同质共同体转向有机共同体。传统国际体系不是一个统一融合的整体，国家之间基于某种共同性结成同质共同体，遵守某种共同的边界，共同体成员要么以共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为选择标准，要么以共同的经济、政治、军事目的为依归，“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比如，以价值观为边界，组建国际民主联盟，搞价值观围堵、C型包围圈；以意识形态为边界，结成北约等彼此对抗的势力集团。这种“同质性”思维是诸多国际纷争的罪魁祸首，是少数大国“党同伐异”的重要武器。

　　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文化同质性的实体，而是一个全新概念的共同体，它不以建立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或制度模式为旨归；它覆盖各个国家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属于全球共同体；它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当今世界，人类正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普遍交往中和平共处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61页）在这里，没有“文化中心主义”，没有文明优越，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教排除，没有“党同伐异”，没有意识形态隔阂。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团结，一种在尊重差异和个性基础上的团结，即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而不是那种异化了的团结，不是那种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以普遍性对抗特殊性的“机械团结”。

　　其二，在治理思维上，从线性思维转向复杂思维。传统国际体系呈现的是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状态，线性思维主导国际秩序的运作机制，全球治理从中心向边缘展开。共同体成员间的权力分配呈现“金字塔”结构，共同体内部事务遵循从中心到边缘的垂直传导机制，核心国家控制着全球治理体系、安全体系和法治体系。这种基于大国掌控世界而设计的线性治理模式自16世纪以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直到不久前，我们的制度和安排，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和安排，都只有一个单向的模式”（麦克卢汉，第51页），即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及西方通过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北约和结盟机制、国际公约、国际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掌控了主要的世界权力。显然，这种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的线性思维本身蕴涵着巨大的不平等，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相背离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全球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从线性治理模式转向“全球共治”模式，从中心─边缘二分的线性思维转向多中心、网格化的复杂性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理解国际体系，这是对线性思维的超越。当今世界，“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496页）。从复杂性的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存在唯一的中心，也不存在固化的中心─边缘结构，各成员间构成一种复杂的、多中心的网格秩序，每个成员都是网格上的一个节点，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体内部事务遵循平等原则和民主机制，遵循多中心自主自治、协商共治原则。中国向来主张，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治理原则。

　　其三，在国际关系上，从自我中心意识转向交往关系意识。在传统共同体中，核心国家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即习惯于使用“我与他”“我们与他们”的方式来思考和运作国际事务。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这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以“原子个人”为前提的“市民社会”，在资本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际组织、跨国机构常常沦为核心国家的工具，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形成一种外在的假象的和谐，“小我”湮没于“大我”之中，“大我”凌驾于“小我”之上。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交往主体，主体间性思维取代主客二分思维，共同体成员第一次使用“我们”的方式思考和运作国际事务，这是治理思维的重大变化。不同国家皆将对方“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罗蒂，导论，第7页）。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在这里，“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黑格尔，1979年，第122页），这是对主客二分、主从依附格局的否定；在这里，“小我”支撑“大我”，每个国家的自由发展构成共同体发展的条件；在这里，“大我”成就“小我”，共同体的发展为各国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在这里，共同体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与“小我”相对立的抽象物，民族国家也不是自绝于共同体之外，与“大我”相对立的“唯一者”。“小我”与“大我”之间、秩序与自主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实现了和解，人类社会有望迎来和谐共生的新时代。

六、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元哲学高度的文明理念，唯有外化为具体的方案，才是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立场，坚持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人类新文明，为解决人类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为重建全球发展理性、治理理性、交往理性、安全理性注入了中国元素，为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一，发展理性的重建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发展是硬道理，适用于各国。客观地说，“进步强制”已经成为现时代的总特征，成为衡量各国政府治理效能的首要标准，问题仅仅在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发展道路千万条，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在发展理念方面，中国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倡导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从而破除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陈旧观念，超越了梯度发展、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固化思维，成功改写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观念。在发展动力方面，中方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动力。在发展平台方面，“一带一路”是中国为筹划人类未来而推出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为引领世界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二，治理理性的重建与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地域性的问题也转变为世界性的共同难题，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共同治理。在治理体系方面，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维护者，不会将其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47页）。在治理理念方面，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改写了“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同上，第540页）今天，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同镜同框，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对全球地缘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转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联手共治的新局面。

　　第三，交往理性的重建与增进全球信任的中国方案。信任是交往的基础，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交。“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没有信任，不同文明的国家不可能在同一个舞台上展开合作、共同行动。然而，不同国家的道不同，何以相交？确实，与非西方社会相比，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西方的显著标志，这套价值观延伸到国际交往领域表现为本国优先、本国第一、只有私利、不顾公义的政策取向，肆意“退群”“废约”“筑墙”就是典型。一位西方学者在调研多个国家后得出结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这一“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转引自亨廷顿，第63页）。如何化解全球信任赤字？中国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正确义利观和信任观是对西方利益观和“丛林法则”的超越，为世界各国增进相互信任、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价值遵循。

　　第四，安全理性的重建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战争意味着灭亡，和平才有未来。中国历史是以和平主义为主轴的，中华文化是和平主义传统的，中国道路是和平主义方向的，中国外交是和平主义性质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对五百年来“大国必战”“国强必霸”“霸极必衰”的历史逻辑的超越，开创了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新方向。中国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超越政治霸权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反对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基辛格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重蹈昔日历史悲剧覆辙的唯一出路”（基辛格，第481页）。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已经“建立起与人类之整体发展、世界历史之未来的本质联系”。正是这种本质联系，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意味着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华民族，“在突出地占据世界历史之发展高点的同时，获得并开展出由之代表的普遍性”（吴晓明，第9页）。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上述中国方案，已经构成了塑造未来世界的文化隐喻，上升为引领世界历史走向的“普遍性”原则。

　　建构人类新文明，是全世界的共同事业。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的完成和实现，并不是一个民族自己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由许多个民族共同实现的”（黑格尔，2011年，第64页）。人类文明的新陈代谢、升级换代会有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期间新旧二者相互纠缠，但新的终将突破旧的。中国作为走向复兴的大国，在人类文明重建中既要有担当精神，也要有边界意识；既不能“置身事外”，也不能“包打天下”。人类文明重建的中国方案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中华文明的世界化。人类新文明，既不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也不能是东方中心主义的。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不可能接受单一文明膨胀为人类文明的结局。正如“地球祖国”出现在地平线上，不是为了取代各自的祖国，人类新文明出现在地平线上，也不是为了取代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各种改头换面的“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寻求共同性，建构新文明。

参考文献

[1]哈佛燕京学社主编，2004年：《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江苏教育出版社。

[2]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79年：《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2011年：《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译，九州出版社。

[3]亨廷顿，2002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4]霍布斯鲍姆，2014年：《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中信出版社。

[5]基辛格，2015年：《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

[6]罗蒂，2003年：《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10]麦克卢汉，2011年：《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

[1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12]王沪宁主编，2016年：《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13]吴晓明，201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载《哲学研究》第7期。

[14]习近平，2018年：《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7年、2018年，外文出版社。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2021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