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威、于亦璇：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考察

内容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半岛脱离传统的中华天下秩序，融入西方世界的“条约体系”。在日本的殖民压力下，大韩帝国艰难地支撑着“独立”之名。朝鲜半岛人将救国的期待寄托于历史教育与书写，官方和民间先后主导编刊了十余部历史教科书，表达了建构民族认同的社会诉求。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受到国内开化改革势力、爱国史家及日本殖民势力的影响，其历史书写混杂了传统“东国”史观、民族主义史观、殖民主义史观等历史观念。历史教科书采取以民族为本位的述史模式，通过始祖建构加强民族起源书写，实现对民族历史的溯源，制造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在传统中华天下秩序中作为“东国”的区域史书写范式及历史观念仍有余响；加之日本殖民势力对朝鲜史书写的介入，导致历史教科书无法再书写独立与自主，大韩帝国覆亡后旋即遭到封禁。在东亚原有政治秩序解体的历史语境下，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是近代转型期朝鲜半岛史学的显性表达，展现了力图塑造民族认同的逻辑与理路。

关键词：大韩帝国　历史书写　历史教科书　民族认同　日本殖民势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东亚区域秩序解体，“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成为通行的世界“公理”。伴随着大韩帝国(1897—1910)建立，以及朝鲜半岛政权最高统治者由“国王”到“皇帝”的进阶，蕴含了以“独立自主”国家取代中国藩属国的政治寓意，寄托了朝鲜半岛统治阶层的政治诉求以及民众阶层的民族自觉。然而，彼时的东亚世界面临着重大的区域变局，传统的华夷之辨失序，日本强势推行的东亚政策与扩张，使得大韩帝国在脱离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之后，旋即陷入日本的掌控，面临更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朝鲜半岛人萌芽于13世纪的自我意识逐渐清晰并形成体系，其历史书写的重心是明确韩民族的个体化存在，并有意识地加强民族认同的建构，而历史教科书则成为重要的思想载体与教化工具。在13年的国祚中，大韩帝国学部和民间爱国团体承担了编刊历史教科书的重任，先后有17部历史教科书公开出版刊行，其历史书写彰显了朝鲜半岛人的民族认同理路。

　　围绕大韩帝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国外学界已开展了相关研究，韩国学者侧重从史学史与教育制度史的层面论述大韩帝国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近代性，强调其在朝鲜半岛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奠基作用。日本学者关注殖民统治对殖民地朝鲜历史编纂的影响。欧美学界的研究相对零散，浅尝辄止。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关注近代朝鲜半岛的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的建构问题，但鲜有论及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对共同体认同需求的回应与体现。本文尝试从民族认同的视角出发，阐释大韩帝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动机、书写范式及叙事体系，厘清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双向互动，以期全面评价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的史学价值，进而对东亚一体化以及自解体的相关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一、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刊

　　大韩帝国的历史教科书编刊事业承自朝鲜王朝末期施行的一系列近代化改革。1894年6月，朝鲜高宗国王改革官制，设立学务衙门“管理国内教育学务等政”。学务衙门内设编辑局，“掌国文缀字、各国文翻译及教课书编辑等事”，专司教科书的编刊事务。1895年2月，朝鲜高宗国王颁行诏书，强调教育是“国家保全之根本”，实现“国家中兴大功”需要依靠“臣民之学识”，因此应“广设学校，养成人才”。其中，国史教育尤其受到重视。1895年3月，朝鲜内务衙门训示于各道，令“向人民首先教授本国史、本国文”。嗣后，《汉城师范学校官制》《成均馆经学科规则》《小学校教则大纲》等各级学校制度陆续颁布，国史被普遍纳入必修科目，并由学部初步编纂刊行了3部历史教科书，朝鲜半岛的近代国史教育勃兴。

　　1897年10月，朝鲜王朝高宗国王称帝，创立大韩帝国。为了培养民众的国家意识与自主精神，大韩帝国政府大力推进国史教育与教科书编刊事业，社会层面对国史的关注度极大提升。在1897年至1905年间，大韩帝国学部主导修撰并刊行了6部历史教科书。这些历史教科书基本延续了朝鲜王朝末期的编修主旨，“教授国体之大要，培养国民之志操”，以王朝史和人物史为中心，叙述各层级的人物与事迹，梳理朝鲜半岛历史的基本脉络，尝试建构以“本邦”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体系。无论是从史体还是史笔，学部编刊的历史教科书都清晰可见中国传统述史模式的深刻影响，不仅采取编年体作为唯一的书写体例，还以汉字作为主要的书写文字。但是，学部编修历史教科书的动机，却展现了鲜明的爱国旨趣，并呈现出脱离中国的倾向。

　　学部编辑局局长李圭桓曾称修撰历史教科书是“成就尊君爱国之大事”，点明教科书以“尊君爱国”为核心立意。学部大臣李载克在为教科书《历史辑略》(1905)作序时感叹：“学者专讲中国之《乘》者，俗尚己狃。而至于本邦故实，则或置诸邈然，是骛于远而墙于近者也。”表达了彼时的述史任务有二：一是要改变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体系，以往学者过度重视“中国”史事，属于好高骛远、自我忽略，是不可取的；二是建构以“本邦”为中心的历史谱系，强调著史应专注于“本邦故实”，先“本邦”而后“中国”，明确国史的重要地位。在1895年至1905年间，学部大力推进历史教科书的编刊，回应了民众对于本国历史的关切，并在社会范围内为国史的推广与普及做出贡献。《帝国新闻》曾刊文评论：“过去民众无意于知晓我国历史，近来学部教授诸多本国历史，各学徒将学习本国历史视作理所应当之事。即便三尺童子，亦知檀君以后几千年之史。”足见国史教育与教科书在普及国史知识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1905年，日本胁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乙巳条约》，掌握了大韩帝国的外交权，并在朝鲜半岛设立统监府，进一步开展殖民统治。在“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思维主导下，日本干扰大韩帝国教科书的编纂。翌年，学部即被迫终止了教科书的编刊。在日本高压的殖民渗透下，大韩帝国已濒处亡国的前夜，这极大地刺激了朝鲜半岛有识之士，民间社会对国史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大韩每日申报》刊登社论疾呼“本社最期望者乃开发韩国人士之知识，知识之开发唯历史最紧要”，希望以教授历史向民众普及“兴亡得失之迹”，借历史上“失政亡国之事迹”使得国人“心中感触而有效力”。大韩自强会、新民会等民间爱国团体纷纷将发展教育视作强国的必由之路，宣扬“施教育”是当下之“急务”与“自强之道”，大力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轰轰烈烈的爱国浪潮中，朝鲜半岛的私立学校教育迅速发展。据统计，在1906年至1910年期间，私立学校数量已经达到了三千余所。以培才学堂、贞信学校、梨花学校为代表的私立学校，将国史列为必修科目，这期间编刊的历史教科书也达11部之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在国史教育方面的缺位。

　　与历史教科书编刊阵地同时发生转换的，还有其书写重点。自1906年起，大韩帝国学部陆续改订各级学校教育规则，普通学校的教育要旨为“事迹大要，国民的发达，文化的由来以及同邻邦的关系”；高等学校则注重“事实关系，文化的由来”。历史教科书的书写重点由王朝史与人物概介，转向对文化溯源、史实因果关联的阐释等，从文化血缘的层面启发民众的同族同胞意识。因此，书写民族文化成为民间编刊历史教科书的核心要义。玄采在《中等教科东国史略》(1906)的自序中，痛陈朝鲜文明“无复旧日面目，乃令人谓我狉野之邦”，明确撰史的目的是“复我旧日文化，俨然作独立国面目”。将对“旧日”文化的追索，视作实现独立的必要条件。可以看出，自《乙巳条约》之后，日本殖民的高压态势逐渐明朗，朝鲜半岛人将“救国”的期待寄寓于民族文化的溯源与复兴，试图以民族文化为线索串联起民族传承不息的文明血脉，唤起民众的历史自信与民族文化认同。

　　为了限制历史教科书对爱国启蒙思想的宣扬与传播，日本殖民势力操纵大韩帝国学部，陆续颁行一系列教科用图书检定及发售规定。1907年7月，学部颁布《学部编纂普通学校教科用图书发售规程》，要求公立及私立学校在购买教科书之前，需向学部进行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使用。1908年9月，学部制定公布了详细的教科书检定基准，对历史教科书的编修内容提出了更加具体且明确的要求，教科书不得出现“阻碍、非议我国与日本的关系及两国亲交”“鼓吹排日思想”“以过激文字说独立自主”“以大言状谈鼓吹爱国心”等内容。如此一来，一切传递爱国、自强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均被禁止发售，大韩帝国的历史教科书编刊遭到巨大冲击。据1910年5月学部的调查统计，自一系列检定规程实施以来，共有16部历史教科书申请出版，但最终获准出版的仅有6部。

　　1910年8月，《韩日合并条约》缔结，大韩帝国覆亡，日本设立朝鲜总督府，开始了对朝鲜半岛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同年11月，朝鲜总督府以妨害治安之名颁布了禁止出版刊行的图书名目，大韩帝国编刊的教科书均在其列。在其后的殖民时代，朝鲜半岛教科书的编刊工作掌握在日本学者手中。直至1945年9月，在美国军政厅的参与下，朝鲜半岛学术团体震檀学会重启历史教科书的编纂，相关工作才回归于朝鲜半岛学者手中。

二、书写范式中的民族认同建构

　　大韩帝国之前，朝鲜半岛历代政权均处于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之中，政治上的宗藩、经济上的朝贡、文化上的华夷，使得朝鲜半岛人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强烈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天下”中心来进行自我定位的“东国”意识。“东国”一词，在周朝曾用以指代成周以东的侯国。随着中原王朝政权的发展，“东国”的概念逐渐东移，并最终固定成为朝鲜等半岛政权的代名词。朝鲜半岛人也对“东国”身份产生了认同，在历史书写上逐渐形成了以古代中国为时空坐标架构历史认识体系的“东国”史观。自13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人开始独立书写历史以来，朝鲜半岛史学受到古代中国史学的深刻影响，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历史正统的区域史书写范式。

　　逮至19世纪末，以清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宗藩体系解体，以日本为首的外来势力强势入侵朝鲜半岛。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独立国家”大韩帝国的建立，成为朝鲜半岛人民族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催化剂，知识阶层开始有意识地在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上改变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书写范式，将更多的本土性、民族性因素糅入历史书写，集中体现在书名、书写文字、纪年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为民族认同的凝聚做出铺垫。

　　其一，历史教科书书名中的去“东国”化书写。大韩帝国以前，朝鲜半岛人从“东国”的立场出发书写历史：高丽王朝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记表》中有“海东三国”的表述，李承休撰《<帝王韵纪>进呈引表》称“自檀君而洎我本朝”为“东国”。朝鲜王朝立国后，“凡礼乐文物，民风士习，悉仿皇朝”，历史类著述多冠以“东国”之名，《东国通鉴》《东国史略》《东史纲目》等相继问世，标志着以古代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述史模式已经成熟。值得注意的是，朝鲜王朝后期以丁若镛(1762—1836)为代表的士人曾尝试转变历史书写立场，丁氏编纂《我邦疆域考》，以“我邦”代替“东国”，但是在丁若镛同时代乃至稍后的历史书写中，“东国”意识依旧居于主流。

　　至大韩帝国时期，朝鲜半岛人的自我意识出现了从上至下“全员”性觉醒，开始改变“东国”史观支配下的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史书写范式，在教科书的书名中采用“大韩”“朝鲜”“本国”等词汇。在大韩帝国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沿袭“东国”命名的历史教科书有8部，以“大韩”“本国”为名的历史教科书共计9部，可见朝鲜半岛人史观中的去“东国”化倾向明显。金泽荣在《历史辑略》(1905)中称：“今之天下，非古之天下也，环匝大块其国百数，各夸其雄，各尊其名。”金氏以“古”“今”之别，区分传统区域史书写与民族国家史书写的反差，进而提出：“为今之史，则其将纯用古例耶，抑将别思一例耶。”为了废止“东国”的属国地位，试图从古例寻找依据。《大韩历史》(上)(1908)的著者吴圣根从民族立场出发，强调历史教育的重点在于教授“大韩”的历史，如此则能激起民众的爱国之情与同族感念，点明了历史教科书凝聚民族认同的社会责任。历史教科书书名中的去“东国”化倾向，是大韩帝国时期朝鲜半岛人国族意识强化的表现，历史书写的立场将中国从宗主国易位为“他者”集团，从而转向立足半岛“自我”集团，韩民族取代古代中国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如此一来，民族认同的聚合也具备了合理的语境。

　　其二，书写文字的民族化转换。文字作为文化的根基和载体，推广民族文字的使用是构建民族认同必要的心理策略。在发扬本土因素的社会心理之下，历史教科书的文字展现出从汉文书写体系向国文书写体系转换的过渡期样态。在朝鲜半岛文明发展史上，汉字曾长期是唯一的书写文字，即便是15世纪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字谚文创制后，历史书写仍然固守汉字书写的传统。直至朝鲜王朝末期，在自我意识的生发下，汉字在朝鲜半岛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1894年11月，朝鲜王朝高宗国王颁布敕令：“法律、勅令，总以国文为本，汉文附译，或混用国汉文。”申明国文是“本”，汉文则是用以注解和附译。大韩帝国建立后，继续将国文作为彰显民族特征的方式而加以推广，历史教科书也开始将国文纳入书写文字的范畴。1899年，大韩帝国学部出版《普通教科东国历史》，即混用国汉文撰写。学部编辑局局长李圭桓在此书的序文中感叹：“天下大事，非止汉文而已！奈之何欲驱天下之人才，而锢之于此乎？”他将朝鲜半岛长期的文化不振归结于汉文的禁锢，认为汉文阻碍了学问的传播与人才的养成，使用国文著书则能“使人人易读，油然理顺，发其神识”，极力推动谚文在教科书编修中的普及与应用。1906年以后编刊的历史教科书，均放弃纯汉文的书写范式，大多混用谚文和汉文进行书写。《新订东国历史》(1906)采用谚文“译其句读”，目的是“便易蒙学，以资教科之用”。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出版的教科书《初等大韩历史》与《大韩历史》(上)，采取纯国文的书写方式，没有使用汉文进行注解和标记，这在民族文字的普及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宏观来看，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的书写文字存在明显的由“汉”至“韩”的过渡。教科书作为在社会层面实施教化的工具，以国文编撰能将不识汉文的妇女、儿童、贫民等普通民众阶层都纳入读者范围，改变民众不知民族历史的窘境，使历史不再是居于庙堂的大雅之学，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间打造共同的历史记忆。

　　其三，纪年方式的正统易位。在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之中，藩国奉中原王朝年号作为臣属关系的象征，朝鲜半岛的历史书写也以中原王朝纪年作为正统。高丽人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论及“偏邦小国，臣属天子之邦者，故不可以私名年”，表明册封朝贡体制下朝鲜半岛“不可以私名年”的书写传统。朝鲜半岛人对中原王朝纪年的正统认知，随着清朝宗藩体系的崩溃而改变。1894年6月，朝鲜王朝军国机务处进议案：“自今以后，国内外公私文牒书开国纪年事。”明确以朝鲜王朝开国纪年作为官方纪年方式。大韩帝国建立后，历史教科书中的传统纪年转变为使用朝鲜半岛人自主建立的政权年号，中原王朝年号先是用以标注时间、辅助记时，最终彻底退出教科书的时间体系。

　　1899年，大韩帝国学部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东国历代史略》《大韩历代史略》《普通教科东国历史》，均以朝鲜半岛历代王朝纪年为正统，同时添加小字辅助纪年，包括中原王朝年号、日本年号以及公元纪年。例如《东国历代史略》中以大字书写“新罗文武王八年”，下以小字标注“唐高宗总章二年，日皇天智二年，西历纪元后六百六十九年”。朝鲜半岛王朝纪年以大字出现于正文中，凸显了其正统纪年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纪年和公元纪年首次出现在历史教科书的纪年体系中，成为同中国纪年并列的辅助纪年方式。这可以看成是朝鲜半岛人“天下观”的改变：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仅仅只是作为诸国之一的存在。“天下”的范畴突破了“东国”史观下传统宗藩体系的视野局限，将日本与更遥远的西欧世界涵盖在内，述史者从世界史的宏大视野下，将朝鲜半岛历史作为普遍而独立的个体加以理解与记叙。至《乙巳条约》签订后，朝鲜半岛人的自我意识更加鲜明，纪年的政治意蕴被刻意凸显，在采取朝鲜半岛政治势力作为纪年衡尺的同时，革除使用中原王朝年号标识时间坐标的传统，纪年体系实现了从中国历史时间架构中完全抽离。虽然历史教科书编修体例的改变对纪年方式的影响不可忽视，以政权更迭为主线的编年体不再占据主流，历史教科书偏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阐释以及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较少借助纪年标注时间，这使得纪年方式本身所具备的参考意义减弱。但是，即便是1906年刊行的编年体教科书《新订东国历史》与《大东历史略》，也并未标注中原王朝年号，说明无论教科书的书写体例是否变化，中原王朝年号已经丧失了正统地位。朝鲜半岛人使用本土政权纪年作为时间衡尺，在中国的纪年之外，确立起朝鲜半岛独立的时间坐标体系，以第一视角丈量民族历史的悠久与渊深。

三、民族起源书写与民族始祖建构

　　英国史学家安东尼•D. 史密斯曾在阐述民族认同的特征时提到，一块历史性的领地或祖地，共同的神话与历史记忆等是民族认同的关键。民族起源是聚合民族认同的必要环节，上古史关于民族始祖的神话或记载，“见证”了民族的缘起，成为触发与维系共同体记忆的媒介。这种对“我们从哪里来”的感知，对定义“我们是谁”而言非常重要。大韩帝国的历史教科书在民族起源上着墨颇多，将箕子政权书写为檀君的继任势力，通过确立始祖檀君的正统性，强化箕子的“独立”属性，在制造民族始祖的过程中塑造民族缘起的“集体记忆”，成为朝鲜半岛人“寻根”历程中的重要探索。

　　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注重历史源起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朝鲜王朝后期的历史书写。17世纪后期，明清鼎革及清朝以“夷狄”属性一统中原的事实，突破了传统中华的地域设定，给朝鲜人的华夷观带来巨大冲击，部分朝鲜士人开始对本国历史的独立性展开思考。李瀷(1681—1763)曾提出“三韩正统论”，以“檀君—箕子—马韩”作为朝鲜半岛的正统。其弟子安鼎福(1712—1791)师承此说，在《东史纲目》中有“今正统始于箕子，而檀君附见于箕子东来之下”的表述。可知，在朝鲜王朝后期，朝鲜士人已经对朝鲜半岛上古史的正统谱系进行了初步建构：一则，具有中原王朝侯国性质的箕氏朝鲜是朝鲜半岛正统政权的开端，诠释了时人“东国”的自我定位；二则，檀君虽被标榜为正统政权之一，但檀君纪事仍被置于外纪或附于箕氏朝鲜记事之下，在历史书写层面尚未确认其正统性。

　　至大韩帝国时期，朝鲜半岛人的主体意识迅速发展，在历史教科书中建构起独立于古代中国历史谱系之外的朝鲜半岛历史谱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檀君纪事置于历史谱系之首，从历史书写上确认檀君的正统性。檀君叙事始见于13世纪高丽王朝僧人一然所撰写的著述《三国遗事》，其称：“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檀君“御国一千五百年……寿一千九百八岁。”然而检索各种记载“魏”史事的文献，皆无“王俭”，也无“檀君”或“坛君”，且一然笔下的檀君寿数绵长，御国千余年，显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物。檀君形象的诞生可以视作高丽人自我意识最初觉醒的表达。13世纪蒙古族迅速崛起并建立起横贯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元朝对高丽实施统治管理，尤其是将高丽作为征伐日本转运场的现实，促使高丽成为一个期待“本土英雄”救世的时代。一然假托“魏书”，制造出了上古时期本土神君檀君的形象，他对檀君身份的最初定位，既是朝鲜半岛的土著，也是传说时代的君长，并非信史人物。而檀君形象中原初具有的神秘色彩与强大力量，恰好契合了大韩帝国时期民众对民族不凡出自的想象，这成为檀君在历史教科书中正式进入历史正统谱系的契机。

　　大韩帝国期间所有公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将檀君列于历史谱系之首，对檀君的历史正统地位做出了明确表达。不过细究来看，在历史教科书的檀君书写中，檀君形象仍旧存在“神话性”逐渐减弱、“历史性”渐次增强的趋势。在1905年《乙巳条约》缔结之前，历史教科书对檀君的描述较为简略，且并不讳言檀君纪事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玄采在《普通教科东国历史》(1899)中书写檀君朝鲜的篇幅不过百字，且在文末标注有“历世文献无徵，故不可考”之语，写明檀君文献阙载的事实。金泽荣在《历史辑略》(1905)中亦阐明：“檀君事，荒远难信，而亦不可尽删。故篇末以一云字结之，亦春秋以疑传疑之法也。”明确表达出檀君纪事非信史的性质。另外，金泽荣对檀君的指称是“主”而并非“王”，且称檀君亡故为“没”，这与称箕子或马韩之王亡故时使用的“升暇”形成对比。可见，此时檀君朝鲜与箕氏朝鲜、马韩等朝鲜王朝时期普遍认可的正统政权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乙巳条约》签订后，朝鲜半岛人的民族情感更为激进，在民族情绪的催动下，历史教科书的檀君书写转变为信史的笔法，是为进一步凸显檀君的正统地位。1906年，玄采在转译日本人林泰辅所著的《朝鲜史》时，删去了原作中对檀君“太古之事，载籍阙亡，莫知其详”的介绍，隐去了林氏“其说荒唐”的评价，盛赞檀君是“东方第一位建立国家的神王”。嗣后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在檀君纪事上均与玄采一致，不再强调其文献不足征，而是直接以信史的口吻铺陈檀君朝鲜的“史实”。

　　与此同时，为了增强檀君的信史属性，朝鲜半岛史家对檀君形象进行了一系列的丰满与构建，突出体现在对檀君朝鲜疆域的书写上。13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人对檀君朝鲜疆域的认知，在一然《三国遗事》、李承休《帝王韵记》中表达明确，即檀君降于太白山(即今妙香山)神坛树下，定都平壤(今朝鲜平壤市)，后迁都藏唐京(今九月山)。此说被朝鲜王朝以来的历史书写所继承。直至1905年，崔景焕和郑乔编修教科书《大东历史》，对原限定于大同江流域的檀君朝鲜疆域进行大范围的拓展：“东限大海(今太平洋)，西连辽河(今属支那盛京省)，南至乌岭(在闻庆郡西二十七里)，北接黑龙江(在今支那黑龙江省北)。”这一观点在1906年以后出版的教科书《中等教科东国史略》、《大韩历史》(上)以及《初等大韩历史》中得到延续。对某一块具体疆土及疆土内的地点所具有的依恋之情，会催生出土著神话和主观因素浓郁的“故事”。历史教科书对檀君朝鲜疆域的构建，将檀君的治内之地由“国家”属性升华为民族出自之地，檀君所“统治”的区域便具有了“祖地”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满足了民众对于英雄祖先和强大民族的期盼。

　　在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对民族缘起阶段的书写中，箕子同样是重点建构的对象之一。史家在延续箕氏朝鲜是朝鲜半岛正统政权的书写基调之上，强调箕子建立政权过程中的独立因素，淡化箕子同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试图说明韩民族从上古时代开始就是具有独立性的民族。

　　与神话色彩浓重的檀君不同，箕子记事散见于自先秦诸子直至《史记》《汉书》等中国正史之中，清晰地记述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氏及其后代恪守臣职的史事，勾勒出箕氏政权是朝鲜半岛第一个政权实体的事实。在20世纪以前，朝鲜半岛人的箕子叙事依据古代中国史料进行书写，对箕子朝鲜的历史定位十分明确，即为周朝的侯国。大韩帝国时期，传统箕子叙事中带有的“事大”因素与臣属色彩，难以契合彼时社会对于独立强大民族祖先的期待，因此强调箕子的独立性成为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的书写重点。在《东国历代史略》(1899)中，著者金泽荣首次删去周武王册封箕子、箕子朝周等表明箕子与中原王朝臣属关系的记述，仅记作“箕子率男女五千人避入朝鲜”。同时，金氏对箕子受封与朝周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箕子既誓罔仆，则武王安得而封之？既不受封，则又安有朝周之事？”他由此推测上述史事的主人公“疑微子而非箕子”，是后人将微子的事迹嫁接至箕子身上。同年，学部出版的教科书《普通教科东国历史》与《大韩历代史略》，对箕子受封及朝周等史事也略而不语，双方的君臣、主属关系在教科书之中没有任何述及。

　　即便如此，历史教科书中的箕子叙事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固定的观点。金泽荣的态度就曾在嗣后的几年中反复改易。1902年，金泽荣在《东史辑略》中重新添加了周武王册封箕子与箕子朝周的叙述：“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而不臣也……箕子以素车白马如周。”对箕氏朝鲜的定位回归了传统的侯国认识。但在1905年成书的《历史辑略》中，金氏却再次质疑箕子朝周事迹的真实性，“史迁所记，箕子朝周事误欤”。金氏对箕子的犹疑、反复态度，恰展现出彼时朝鲜半岛人自民族中心意识确立的心路，他们在直书历史与回应现实之间摇摆徘徊，相关工作既受政治环境影响，也为现实国情需要服务。

　　1905年，崔景焕和郑乔编撰的《大东历史》是历史教科书箕子认知成熟的标志。该书明确否认箕子同周朝的臣属关系，认为箕子是不满周武王灭殷商“决意而渡此东浿”，“与夷齐之登彼西山同一义也”，箕子东走朝鲜被解读为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是同一性质。箕子建立政权类似于“夏之旧臣奉少康于有鬲，汉之义士尊昭烈于西蜀”，“武王亦不敢指以议之”。著者崔景焕将箕氏朝鲜建构为不满周朝统治、割据一方的政权，否定箕子与周天子之间具有臣属关系。同时，该书强化檀君朝鲜与箕氏朝鲜之间的正统性传承，记载“檀圣后孙逊位于箕子，迁居扶余”，明确箕子政权是衔接自檀君后人“让国位于仁贤”，凸显箕子建立政权过程中的“本土”动因。嗣后编刊的历史教科书均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迹隐去，转而采用“国人慕箕子圣德尊为王”、“国人推尊箕子为王”等表述。如此一来，模糊了箕氏朝鲜的侯国属性，箕子的立国归因于檀君后人的禅让以及百姓的拥立，箕氏朝鲜遂成为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上古政权。

　　大韩帝国时期历史教科书围绕民族起源与民族始祖的构建，是历史书写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一种无声互动。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始祖所具有的血缘及情感上的纽带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规范祖源神话是强化民族认同的心理策略。在韩民族面临外来侵略的危亡关头，民众格外渴望英雄的始祖与强大的故国作为精神皈依，因而历史教科书中的檀君始祖形象清晰而且鲜明。同时，檀君朝鲜到箕氏朝鲜的“自主”嬗替，弱化并最终消除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从上古史阶段论证了民族历史发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通过这种建构，朝鲜半岛历史谱系不再附属于古代中国的历史谱系之中，而是具有了独立自主的发展轨迹。

四、“自主”的对外关系书写与民族认同的“徘徊”

　　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关于朝鲜半岛对外关系的叙述，尤其是近代史书写中对清朝及日本形象的塑造，展现了朝鲜半岛人明确区分自我集团与异民族集团的共同体意识，在同异民族集团进行对抗的过程中，激发起民众的敌忾心和对本民族集团的认同意识。

　　首先，历史教科书对清朝的书写较为固定与单一，将清朝塑造成腐败落后的形象，是朝鲜半岛独立自主的阻碍。自从《马关条约》签订后，朝鲜半岛人压抑的民族情绪得到释放，迫切地意欲摆脱宗藩体制下“事大”的思维和行为范式，在历史教科书的编修上，不再执属国之礼而是“自主”地书写与清朝的往来交涉。在彼时朝鲜半岛人的史观中，普遍将“事大”思维视作与民族性和独立性相对立的存在，因此清朝以完全消极负面的形象出现在历史教科书的对外关系书写中。玄采在《中等教科东国史略》(1906)中，直白地指出宗藩关系是对朝鲜的压迫，“朝鲜久受清国之压制，执属国礼”，批判清朝是为了防止朝鲜王朝成为“自主国”才介入朝鲜内政：“先是清国注目朝鲜事，乱兴后见政权复归大院君，遂遣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率兵至朝鲜，护送大院君安置于直隶保定府，愈加干涉内治外交，压制朝鲜，此举悔向日称朝鲜为自主国，欲恢复旧权。”1909年兴士团编刊的教科书《初等本国略史》，称朝鲜朝廷中亲近清朝的势力是“戚臣之流”，在面对东学党起义时“茫然无知”，选择向清朝求援以至于引狼入室，“请求清兵撤还未果，遂不得已与日本同盟”。可见，彼时朝鲜半岛人对清朝的情感已经没有东亚共同体的意识，而是将清朝设定为与韩民族集团完全对立的异民族集团，同时也是民族外部矛盾的首要指向对象，因此披露清朝对朝鲜的“压迫”本质上是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唤起民族认同的方式之一。

　　与清朝的负面形象相反，日本在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形象则更加复杂，且受到日本殖民威势的影响与左右。以1908年日本殖民当局实施严格的教科书检定章程为界，在此之前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形象的塑造是多元的，既将日本视作帮助朝鲜“独立”的“友邦”，也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披露。例如，玄采在《中等教科东国史略》(1906)中称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是“为朝鲜之独立向世界公言”，盛赞《马关条约》帮助朝鲜王朝脱离了清朝的“压制”。由于清朝被朝鲜半岛人视作与朝鲜半岛集团利益对立的典型代表，宗藩关系被当作阻碍朝鲜王朝实现独立自主的桎梏。因此，与清朝产生利益冲突的国家，诸如日本反倒与朝鲜具有了相同的立场。也就是说，当有清朝这一传统“他者”存在时，日本普遍以积极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教科书的相关记述中。但是，玄采也并非对日本的侵略本质懵然无知，他在此书中详细记述了日本恃兵力强盛逼迫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的经过：

　　“博文开御前会议，从诸大臣入阙内，日兵从入，又请条约。参政韩圭卨不许，博文请陛见。上曰：朕有病，令与政府议论。博文复招诸臣诘责……是日光武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各大臣归家，日兵数三十名拥护，于其私第戒严。”可见，当清朝势力从朝鲜半岛退出，日本展露出侵略野心时，与韩民族对立的异民族集团代表变成了日本，因此，朝鲜半岛人开始更加关注日本的威胁与侵略，进一步生发出必须依靠自己才能实现独立和复兴的民族意识。

　　但是在日本逐渐加码的殖民压力之下，自1908年以后，历史教科书无法传递任何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情绪，反而转向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这导致历史教科书在启迪民族性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角色缺失。郑寅琥在《初等大韩历史》(1908)中称甲午战争是“日清两国为我国独立事争辩”，日本的胜利得以“认明朝鲜确然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兴士团出版的《初等本国略史》(1909)明言“以《马关条约》完成我国之独立”。1910年柳瑾修撰《新撰初等本国历史》对日本的亲近赞美之意更加明显，该书宣称《乙巳条约》是“日本以协助我国富强之意”，“协定两国亲密交谊”，而日本在朝鲜半岛设立统监府则是“行政治之指导”，是两国“亲密愈厚”的表现。由以上可以看出，在1908年以后殖民危机严峻的历史语境下，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没能继续发挥凝聚民族认同的社会功用，而是被政局裹挟陷入了美化日本殖民侵略的论调之中，展现出朝鲜半岛人在史学救国与顺应时局之间的犹豫与徘徊，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形象的美化与亲日倾向，为嗣后日本殖民主义史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埋下了隐患，也由此引发了学界的诸多批判与争议。

结语

　　由于国祚短促，大韩帝国时期编刊的历史教科书未能从学校教育层面持续发挥社会功用，加之其存在美化日本侵略行为的书写倾向，因此学界对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的史学价值及历史意义关注度不高。大韩帝国政权上承朝鲜王朝，下启殖民地朝鲜，是朝鲜半岛脱离传统中国天下秩序后，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融入的过渡时期政权，其间编刊的历史教科书也展现出传统“东国”史观向近代民族主义史观转换的过渡期样态：一方面，朝鲜半岛人在殖民危机中迅速成长的民族情感、自我意识、独立精神等成为历史教科书传达出的重要价值导向，历史教科书积极扮演了凝聚民族认同的工具角色；另一方面，“东国”史观的影响依旧深刻，正统观念、儒教价值观及传统书写范式仍在历史教科书中有所体现；加之日本殖民主义史学思想的侵蚀，极大地制约了历史教科书对民族历史认知的深度与广度。可以说，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集中体现彼时朝鲜半岛知识阶层历史认知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和不完全性，成为探究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史学发展历程的重要参考。

　　其一，历史教科书对朝鲜半岛历史书写产生了“破旧”与“立新”的双重影响。大韩帝国成立之初，即以学部为主导推进历史教科书的编刊工作，其初衷在于脱离传统中国述史模式的影响，进而确立起以本我为核心的历史书写体系。因此，历史教科书以“破旧”作为“立新”的前提条件，通过减少使用汉字、排斥“东国”代称、革除中国纪年等书写范式的革新，尝试改变传统的以“事大”为政治核心、以慕华为精神内核的述史模式，以民族因素取代“东国”因素。随着日本对大韩帝国殖民侵略的加深，尤其是《乙巳条约》后学部被迫停止教科书的编刊，大韩帝国风雨飘摇，此时亟须借助英雄祖先的制造、民族记忆的澄清以及文化基因的整肃，以维系民族认同、激发起民众维护集体身份的热情。因此，历史教科书侧重民族史书写的“立新”，通过加强檀君的始祖构建，并将箕氏朝鲜书写为延续历史正统的“本土”政权，用韩民族为本位的历史代替旧有的“东国”历史，同时借助神话与祖地等民族因素，塑造家族式、血缘式联结的纽带，以此来唤醒韩民族成员同根同族的共同体认同，汲取抵抗外来侵略的力量与斗志。

　　其二，历史教科书带动了民众意识由政权组织层面的国家认同向更深维度的民族认同的嬗变。如果说大韩帝国以前，朝鲜半岛的民族意识尚处于混沌之中，共同体认同更多的是对王朝国家和政权组织等政治层面的认同。那么，大韩帝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刊，则着力澄清民族记忆、强化民族认同，从意识形态层面对民族形象进行了生动、立体的塑造。细究来看，大韩帝国学部主导编刊的历史教科书，更多地强调“尊君”“爱国”，其中王朝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杂糅，界线并不明晰。随着民族意识的发展，历史教科书的叙事重点逐步转移至对民族始祖、历史体系，再到文化范式的认同建构，在历史教科书构筑的历史体系中，以“韩”为核心的民族概念逐渐清晰，唤起民众的同族感念、凝聚抵御外来侵略的众志成为教科书书写的明确指向。这说明了历史教科书对共同体概念的理解与诠释，存在由“国族”到单一“民族”的转变历程，民族认同最终成为历史书写的核心立意。

　　其三，历史教科书展现了朝鲜半岛近代史学发展的阶段性，“东国”史观、民族主义史观、殖民主义史观交织发展。虽然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以凸显民族性、独立性为核心要旨，是民族主义史学在朝鲜半岛蓬勃发展的奠基，但其对历史书写范式与内容的诠释仍充满张力。一方面，历史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并延续了“东国”史观下的述史模式与历史观念。汉字依然作为书写文字之一存在于太半的历史教科书之中，传统中国史学的编年体体例也仍被部分教科书沿用。同时，历史教科书对韩民族历史谱系的构建也表现出对中华天下秩序的认同意识，尤其是其对历史正统的强调、对祖地与故国的构建、对朝鲜半岛成为天下中心的想象，都没有脱离传统中国“天下观”的思想范畴和儒家的道德伦理，甚至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历史时空与发展轨迹的模仿与重建。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在日本殖民势力步步紧逼的背景下，迫于时局压力，开始将日本塑造成帮助朝鲜“独立”的“盟友”，日本设置朝鲜统监府实施殖民统治的行为也被塑造为协助朝鲜实现国家富强。历史教科书不再将日本视作威胁韩民族集团利益的他者集团，反而极力鼓吹日本与韩民族集团之间的同质性与亲好性，无可避免地落入了日本为殖民朝鲜半岛而宣扬的诸如“日鲜同祖论”“朝鲜历史停滞性论”等殖民主义史学的逻辑之中。正因如此，在当时就有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者对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展开了强烈批判。申采浩曾指出教科书中对日本的美化是“崇拜日本之奴性又长，诬蔑我神圣历史”，不利于独立精神的培养与民族认同的凝聚，“此等语编入教科书，其迷乱青年脑曷极”。这是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在历史认识上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言：“历史学家的作用，是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如果说客观再现过去史实是历史书写的学术意义，那么在历史语境下对历史进行符合当代价值观的想象性建构，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与回应，这是历史书写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对大韩帝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的评价，也应将其回置于历史生成语境内。作为朝鲜半岛史学发展的转折性阶段，大韩帝国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书写范式的全新探索以及对民族历史谱系的构建，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增强的体现，不仅助力了东亚原有政治秩序解体的趋势，也引导了民众追寻民族出自和历史缘起的热情，在该时代产生了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同时，历史教科书将民族共同体的辉煌历史植入民族成员的集体记忆，其对历史谱系的独立性、完整性以及血缘纽带的强调，从彰显朝鲜半岛本土文化与历史的连贯性与传承性，建构民族认同等角度来说，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略）

　　（作者：苗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亚学院教授；本文作者于亦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